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经 济 与 社 会 观 察

第三期,2003年6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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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非典”影响与中国发展观的缺陷

----走出单纯追求GDP的误区!

正确认识社会发展、人格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

2003年6月4日

    [ 提示:这次非典首先暴露的是中国发展观的缺陷,一个国家的发展包括三个内容,第一是人的发展,第二是社会的发展,第三是经济发展。但是这些年来,中国把发展的位置颠倒了,经济发展放在首位,忽视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重物不重人,以经济发展替代全面发展。这种状况是对文革时代“政治第一”做法的矫正,但这种矫正也是有时间性的。随着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中国应该强调全面发展。评价一个国家的文明和发达程度,最主要的还是以人的文明素质为标准。如果仅以物质水平即人均GDP来衡量,中国可能永远也达不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但这样的国家是否就意味着在发展水平上落后于人均GDP高的国家?真正的发展和发达标准,是这一地区的经济活动和生活方式与它的自然环境和资源条件相协调,如果离开一国的国情,一味在物质上搞攀比,那就可能落入歧途。

   中国下一阶段如不矫正这种“ GDP 至上”的发展观,不仅会出现 SARS 一类的自然祸害,还会出现各种各样社会问题。发展有多种形式,避免灾害本身也是一种发展。人这种生产力具有正负两方面的作用,即人既有建设力也有破坏力和危害力,如果不能正确地引导人的发展,人的不正当行为便可以抵消和破坏掉经济发展带来的结果。由此可见,缺少人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经济发展也会大打折扣。]

      非典发生以来,中国社会对非典的影响做了不少研究和报道,但迄今为止,舆论也仅仅停留在 GDP 影响以及生活习惯影响的层面上,而没有从国民财富的角度去看问题,更没有从发展观方面去进行检讨。实际上非典流行真正影响的是国民财富而不是 GDP ,真正暴露的不仅是中国应急机制的薄弱,新闻制度的僵化,更深层的是发展观的落后和缺陷。所以,仅以 GDP 升降了几个点来评价这场疫情对中国带来的灾害程度是远远不够的。

一、非典影响国民财富而不是 GDP

     非典疫情的发生,消耗的是国民财富,在一定程度上倒不影响经济产出。譬如 2 月的广东和 4 月的北京,都出现了抢购现象,居民见了东西就买,超市倒是火了一把。即使是一些行业如旅游和餐饮,暂时生意清淡,但另一些行业却生意火暴,药业和电信业的业务量便大增。这一减一增,使国内生产总值没有发生多大变化。

      但从国民财富的角度看,消耗就大得多了。非典的发生使居民家庭和国家财政在本来不需要开支的领域增大了投入,结果造成了额外的开销。实际上这是一种国民财富的浪费。从最近的数字看,政府各级财政用于治非典的经费少说也要 100 亿元,整个社会花到预防非典上的资金估计也在上百亿元。估计今年一年下来,全国投入到抗非典战役中的资金至少在 300--400 亿元之间。

     300 亿元这是个什么概念?那就是至少使中国一半的农民免交一年的税赋,至少使几千万农民脱贫,至少使中国退耕还林的面积达到一亿亩,至少建 10 万个希望小学,几万个中学,几十所大学,至少修建几千公里的公路,至少建造几千万平方米的经济住宅房。但这些宝贵的财富没有花到对社会发展有益的地方,反而白白地浪费到治病上。

     在这里我们要明白这样一个道理,产值不一定等于财富。生产出来的东西,如果用到有益的地方去,那么这种产出是有意义的,如果用到治爱滋和治非典这些方面,这种产出便是资源浪费。只有用在正道上的产出才是真正的财富,而用在邪道上的产出如鸦片、白粉、戒毒药、鸡尾酒疗法,这些东西的产出越少越好。譬如,现在红外线体温测量仪遍布机场、商场等公共场合,如果没有非典我们还有必要生产这种东西吗?

     从这一意义上讲,国民生产总值并非越多越好,关键是生产出来的东西用在什么地方。如用在对人民生活和社会发展有益的地方, GDP 越多越好;如用在军备竞赛、战争、吸毒、贩毒、嫖娼、搞宗教迷信、烧香拜佛等方面,这种产出和消费便是一种资源浪费性的产出和消费。今天,中国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对抗 SARS 病毒的入侵,其实质便是后一种产出与消费。这种耗费性的产出和消费导致和拉动的 GDP 应该是越少越好。

二、国民财富的多种用途----正确认识生产与消费的关系

     中国近些年里,认识上有个很大误区,那就是以为凡是物质生产就是好事,因而把 GDP 当成了唯一追求的目标,而没有想到生产出来的财富应当用到什么地方。如果用途不当,那么这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就是一种浪费,就是无效生产,你的经济活动便是无用功。除了消耗资源和破坏生态环境,再就是留下一堆与人民生活无关的东西。

     从历史上看,并不是 GDP 增长越高越是好事。举例来讲,秦始皇时代可能是中国历史上 GDP 增长最高的时期。在短短的十几年的时间里,修造一系列巨大的建筑工程,其动员程度是全国性的,倾举国之民力为其造陵寝、修阿房宫、修长城。如果说修长城还抵御了北方民族的入侵,还其到了一点安全作用,那么建造秦始皇陵墓便是对当时国民财富的巨大消费,对老百姓没有一点好处,只是造福了两千多年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收入。这种 GDP 高增长最后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大泽乡农民起义,秦王朝的灭亡。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凡是 GDP 追求不当或国民财富用途不当,都会遭到“亡党亡国”的危险。隋炀帝也是一个例子,修大运河是对中国经济千秋万代的好事,但过多地动用了民力,加重了民众的负担,加上穷兵黩武,征伐高丽,最后也导致天下大乱。

      从历史上看,那些好大喜功、多有作为的君主,其朝代寿命往往都短。那些尊奉无为而治的朝代,其统治时间往往延续较长。汉景帝年间的“黄老政策”,休养生息,轻徭薄赋,人民颐养天年,反倒相安无事。凡是那些急功近利的朝代,大多伴随着动荡和风险。

     GDP 用途不当还表现在另外的一些地方,那就是宗教迷信和不良生活习惯。实际上,人类历史上的许多物质产出都用到了精神消费领域。如有些朝代大修庙宇,烧香拜佛;大凿山崖,雕刻佛像。在古代社会,精神消费往往要比物质消费要大得多,许多家庭要把积累下来的积蓄用到宗教信仰上去。

     至于说不良的生活习惯,如清末中国人吸食鸦片,就是一种浪费钱财、消耗资源的恶习。为此还导致了东西方的战争和割地赔款。所以, GDP 既可用到正经地方,也可刺激出人类的恶习。的确,许多人类的恶习与 GDP 的多寡有关。鲁迅说过,人一阔脸就变。在今天的中国,人一阔,不仅脸变,连行为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都发生了变化。早年吃不到的野生动物今天也可以吃了,早年进不起的赌场今天也可以进了,早年嫖不起“二奶”也可以包一个了。于是, GDP 的增加和财富的增加不仅没有起到好作用,反而滋长了坏毛病,甚至带来 SARS 病毒这样的灾难。这样看来,如其将 GDP 用到人类的恶习上,不如不要这些 GDP

      之所以出现这些现象,主要是中国的发展出现了不平衡,那就是物质生产发展上去了,但人的知识文化水平和道德修养没发展上去。仅有物质的发展,没有人的发展,就出现了浪费和消耗式的发展现象。这种表现在2002年的中国特别突出,有人一举买下888万元的宾利牌豪华轿车,还不透露姓名。上海某房地产商极力打造世界级豪华别墅,一栋别墅卖到1.2亿元。在中国还有那么多贫困人口的情况下,少数先富起来的人就如此奢侈地消费,这种经济发展便是畸形的。发展经济主要是为人类的正常生活和合理生活服务,如果用到邪门歪道和奢侈上去,便是一种失败的经济发展,是一种资源浪费和生态破坏形的经济发展。

     从今天这个科学时代看,历史上许多人类的生产和消费从科学角度看是没有用的。直到今天,我们社会的许多生产和消费也是浪费性的。譬如今年 4 月份我去武当山,只见山巅之上金殿之前火光冲天,人们一捆捆往香炉中扔着香和纸,凡是去武当山的游客都要烧香拜佛,香和纸的生产也成了拉动当地 GDP 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今天的中国人把大量的资金投入到宗教迷信中去,对我们这个国家有何益处?这些香和纸要消耗多少树木,污染多少环境?因此,GDP 不能代表一切,不能说明一切,中国今天必须走出“ GDP 至上”的认识误区。

三、历史上各朝各代的消费重点

      历史上,每个时期有每个时期的消费重点,或说发展重点。例如,埃及法老时代主要的国家财富即人力物力可能都用来建造金字塔了,被遗弃在丛林中的吴哥寺那一大片辉煌的建筑,也可能是倾高棉全国数百年之力建造的。在中国,秦始皇时代的消费重点是战争与工程建筑,唐朝中期是热衷佛教,建庙造佛。而朱元璋时代主要就是战争,据说在他与张士诚争夺统治地盘的时期,朱元璋辖区的赋税是张士诚统治地区的三倍。就是靠着老百姓的这种贡献和付出,朱元璋最后才打败了张士诚,统一了天下。

     消费的需要,决定着生产的需要,而消费又由精神、政治、文化等多种因素决定。由此看, GDP 并不是一切,决定一切的是消费,是 GDP 的用途。每个历史时期和每个朝代的国民财富的消费方式是不同的。譬如中国的 20 世纪,有一大半的时间是将 GDP 投入了战争和政治运动。最早是抵抗八国联军,继之是抗击日本的侵略,接着是国内战争,再接着是文化大革命和阶级斗争和冷战对抗,这样大的战争支出消耗了整个国家的财富和国力。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怎么能富强和发达!生产出再多的 GDP 又有何用!

      举例来说,1950 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我国国防费用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达到 41% ,次年增至 43% 。在一个政治对峙的年代,任何国家都不会顺利地发展。冷战时期,东西方美苏两大阵营在军事竞赛上投入的财力和物力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20% 左右,苏联更高达 30% 以上。受冷战的影响,我国的国防开支占 GDP 的比例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降至 10% 以下,今天保持在 1-2% 之间。如此看来,只要不发生战争,只要不进行军事对抗,就是经济发展,你那 8 个的百分点就出来了。

       除了战争开支,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一笔最大的国民财富开支便是抽鸦片烟花掉的钱。自 18 世纪下半期,中国人又有了一种新的消费方式和生活爱好,那就是沾染上了抽大烟的恶习。 19 世纪和 20 世纪上半期,中国消耗在鸦片上的国民财富约占 GDP 5% 左右[ 估计,准确数字有待于专家补充 ] ,这是一种慢性自杀式的财富消耗方式。在这种不良嗜好的消费之下,再多的 GDP 也要消耗殆尽。如果不检讨消费方式,只知道抓 GDP ,那么,再多的 GDP ,再高的经济增长,可能也发挥不了好的作用。

      现在来分析中国今天的消费重点。冷战消失了,军费开支减少了,政治运动减少了,红宝书和毛主席像章也用不着了,更多的国民财富用于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在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和生存条件的同时,中国还要加大生态环境治理的投入,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减少社会贫富差距,特别是减少计划经济下形成的巨大的城乡差别,加大贫困人口的发展和落后地区的发展。不能仅让一小部分人口高速发展,还要让更多的城乡居民均衡的发展。这是中国今天和未来资源和财富配置的基本目标。在未来10年间,中国至少要投入1万亿元来治理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至少要拿出几万亿元来投向贫困人口和落后地区。这都是中国发展的战略目标。

但是,我们也要注意消费重点转移后带来的社会问题。近些年里,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人们主要的生存内容就是讲吃、讲穿、讲住、讲肉体刺激和享受。在这一场历史性的对禁欲主义矫正过程中,中国人似乎完全掉进了物欲主义的泥坑。艰苦朴素、勤俭节约这些早年的口号和倡导全被抛到了脑后。整个社会商业主义、物质主义横行,金钱至上、享乐第一已成了许多人唯一的精神支柱。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危险的苗头和倾向不可能不在向我们临近。非典的发生仅仅是向中国敲响的第一声警钟!按照这种逻辑推理,继自然灾祸之后,中国还可能会有社会灾祸!一个只抓经济,只讲究经济发展而忽视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国家,最终都会出现这些问题。这种趋势和可能性今天已经不能不映入社会大众和中国高层领导人的眼帘。

四、中国要准备打“第二次鸦片战争”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到,各个时代的消费都是由人的需求主导着的,有什么样的人,便有什么样的消费需求和生产方式。而人又是由这一时代的精神文化主宰着的,有什么样的精神文化,便有什么样的生产和经济活动。当一种不良的精神文化流行时,往往会对社会造成很大的经济破坏作用。

    因此,人这种生产力具有正负两方面的作用,即他们既有建设力也有破坏力和危害力。当人受一种不良意识主宰时,破坏力是惊人的。譬如,前些年北京市一些高大的输变电塔倒塌,就是一些人偷电缆造成的。为了几千元钱的蝇头小利,造成国家几百万元的损失。人的这种负面的破坏性现在每时每刻都在我国发生。

    如果不能正确地引导人的发展,人的不正当行为和恶习陋习也可以抵消和破坏掉经济发展带来的结果。这次非典流行,就是吃野生动物的恶习导致的。由此可见,缺少人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经济发展也会大打折扣。

      今天的中国正面临着人的破坏力的威胁和富贵病的威胁,正面临着不良支出和消费的威胁,非典爆发就是明显的一例。这种疾病今后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中国的国民财富,还很难预测。以爱滋病为例,自上世纪 80 年代出现以来,不仅没有减少对人类的危害,而且在不断的扩展蔓延。中国今天爱滋病患者已达几十万人,据报道,未来几年间,中国花在治疗爱滋病上的经费要高达 7000 亿元 [ 见《社会导刊》上的一篇文章 ] 。如果一个国家将它的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大部分用于治病,那将是极大的浪费与不幸。

       非洲的博茨瓦纳便是生动的一例。据社科院社会学所唐钧先生的文章透露,博茨瓦纳本来是个穷国,但60年代后期发现了钻石和铜镍矿,很快就富了起来,90年代后期人均国民收入已经达到3250 美元。但在1985年博茨瓦纳发现了艾滋病,并且传播很快。到90年代,受感染的人口竟达全国总人口的36% ,是全世界发病率最高的国家,人均预期寿命也迅速从60岁降到40岁以下。虽然90年代中后期博茨瓦纳经济增长率连续保持在7% 左右,创造了非洲持续增长的最高记录,但治疗艾滋病的费用消耗了钻石和铜镍矿带来的大部分收入,政府把钱都花在盖医院、买药品上,老百姓也把钱都花在办葬礼上了,不几年,这个国家就出现了劳动力短缺和经济滑坡,使一个原本生气勃勃的发展中国家变得一蹶不振。  

      中国今后如果不能顺利地、迅速地剿灭 SARS,如果出现象爱滋病一样的发展状况,那么国民经济、国民财富和人民生活便要受到较大的影响。爱滋病至今未找到疫苗抗体,抵抗 SARS 的疫苗是否会顺利诞生,也不可得知。因此,根据历史经验,人类对 SARS  的治理还不能盲目乐观,中国今天要象警惕鸦片入侵一样警惕 SARS 对未来中国社会的影响。中国人要有心理准备再打一场“鸦片战争”。鉴于此,中国必须关注人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

五、人的发展所存在的问题

    人是生产力,是国民财富。这一点可以从教育时间的长短统计出来。通常所说的人力资源都是以教育尺度来衡量的。但道德思想品质这种人格发展是无法用教育时间长短来统计。美国大公司的假帐作弊,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总经理们干的,这种不诚实的人、品质恶劣的人是否也算做国民财富?

    因此,人的发展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人力发展,二是人格和人品发展。人力是指这个人通过教育学习或技能训练获得的生产和工作能力。人格和人品是这个人受社会伦理道德的熏陶所形成的品质行为。当前世界上,人力的发展比较好统计,但人格和人品的发展水平和程度是一块最模糊的领域。在这种情况下,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也具有了很大的模糊性。这是因为,人力发展受人格和人品发展的很大影响。人的战斗力、生产力有时都很难以教育时间和武器装备来衡量。解放战争和朝鲜战争就是一例,小米加步枪打败了美式装备。

    人是受国家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意识影响的。在这里我们要研究一下:什么样的意识形态能使人具有更大的创造力和建设力,什么样的意识形态能使人具有最少的破坏力和消耗力?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思考一下日本,这个国家的人民便具有高生产力、低物质消耗力的特点。

    但意识形态和道德品质这些东西无法量化,在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字里完全显示不出来。能统计的只是一个受教育人数和受教育时间长短,即人力的发展。其他的人格与人品的发展便无法反映了。这是当前整个世界的缺憾----GDP中不包含人格生产力的产出,GDP更多地是只反映了物,而见不到人格和人品这一项最重要的生产力。

当中国政府各级官员把GDP当作政绩目标时,问题便出现了,官员们只抓物质产出数字,完全不管人的素质发展,见物不见人,成了中国近20多年来的典型现象。官员们只管生产出了多少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而不管人的演变和成长。如此下来,中国社会人口的素质一方面在进步,一方面在下降。人格和人力发展的滞后,最终导致了许多负面影响。 

六、中国发展观的严重缺陷----避免灾害本身也是发展

      最后,我们该总结发展观的问题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人忽视经济建设,过分强调精神的力量,整天靠斗私批修来战天斗地,结果经济和人民群众的生活大受影响。 80 年代以来,中国又走了另一个极端,将人的发展完全抛弃,放任自流,社会的发展搁置一边,一心一意只搞一件事:经济建设。

       应当说这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是对国家发展的一种合理矫正。但从 1978 年开始到现在, 25 年过去了,中国如果还继续延续在这样一种模式中,经济发展就未免显得单兵独进了。物质的力量要追求,精神的和文化的力量也要追求,而政治的力量更为首要。如果仅单纯地追求经济发展,放弃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就会使发展失衡。

       因此,我们把一个国家的发展内容分为三个方面,第一是人的发展,这一内容包括人的知识文化教育,道德素质修养,人格人品的塑造。第二是社会发展,其内容有社会正义、政治民主、市场公平、司法公正等。第三是经济的发展,这一内容主要是提高人民大众的物质生活水平,改善城乡居民的生活条件,增强国防能力和科研能力等。

      这就是全面的发展观,失去任何一项,这个社会的发展都不是完整的,这个国家的发展也不均衡。特别是应当注意到,任何一项发展内容的薄弱,都可能影响到其他的发展内容,并且抵消掉其他发展的成果。譬如人的发展落后,生活恶习带来流行病泛滥,可以抵消经济发展带来的收益。社会发展落后,可能会导致一部分社会群体不满,罢工、示威、游行,甚至引发社会动乱,14年前的“6·4”事件就是典型的一例,这也会抵消经济建设带来的成果。

      因此,避免灾祸和减少损失本身也是一种经济发展。我们切不可一味埋头经济建设,只抓一件事。有人说过,一根火柴虽小,但它可以烧毁一座大厦。因此,逃避灾害是最重要的发展方式。如果不注意防灾,这个国家多少年辛辛苦苦的建设可能会毁于一旦。

       论述到此,我们还看不到人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吗?还看不到政治文化与经济的关系吗!人和社会是软件,物质基础是硬件,没有软件的硬件是发挥不了作用的。在中国已经有了雄厚的物质基础的今天,中国人应该把注意力转到软件建设上来。

        至于说怎样抓人的发展,人是最重要的生产力,发展人比发展物要重要得多。在新的历史时期里,既不能象文革时期搞禁欲主义,又不能一任自由主义泛滥。除了加强科学知识的教育,提高中国人民的教育水平和文化程度,还要恢复中国古代修身养性的文化传统和“食无求饱、居无求安”的养生哲学。另外还要注意人格和尊严的培养,这一点要从宣传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入手,建议中国政府要把《世界人权宣言》的学习落实到中小学教育,使中国人从小就懂得自尊自重。

    中国正在进入后现代化的时期,中国要好好反思科技主义带来的一切反自然的弊端,恢复自然,尊重自然,反对伪科学。

      至于说社会发展,那就是下一步的政治体制改革,建立一个更科学的政治制度和司法制度,建立一个平等、自由、民主、正义的社会主义共和国。但是,由于多少年来放松政治改革和政府治理科学,中国的政坛已经积弊甚深,歪风邪气滋生蔓延,吏治腐败已经达到相当的程度。福建一个市最近发生一万多人联名驱逐市长的事情。社会发展严重地落后于物质发展,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总之,人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是经济发展的保障。历史经验已经告诉我们:战争、政治对抗、瘟疫流行是对经济建设影响最大的破坏因素。中国必须用人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来保障几十年来的经济发展。发展有很多种形式,其中避免破坏就是一种发展方式。

       我们最后的政策建议是:中国今后必须走出唯生产力论的轨迹,走出单纯的唯物论崇拜,纠正唯科技至上的发展观,要旗帜鲜明地提出政治、文化、制度才是最大的生产力,要旗帜鲜明地提出“三个发展”的口号 [ 人的发展、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的发展 ] 。中国社会要扭转过度地物质消费追求倾向。中国要确定当代的消费重点,即发展目标,发展不是光发展 GDP ,更要发展人文和社会制度。在今后的一个历史阶段里,减少浪费就是增长,中国要减少抵消性的经济发展。

   随着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中国应该强调全面发展。评价一个国家的文明和发达程度,最主要的还是以人的文明素质为标准。如果仅以物质水平即人均GDP来衡量,中国可能永远也达不到一些发达国家的水平,但这样的国家是否就意味着在发展水平上落后于人均GDP高的国家?真正的发展和发达标准,是这一地区的经济活动和生活方式与它的自然环境和资源条件相协调,如果离开一国的国情,一味在物质上搞攀比,那就可能落入歧途。

      在正确的发展观确立之后,中国要开两个研讨会,一个是人的发展研讨会,一个是社会发展研讨会。中央政府应认真考虑我们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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