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工伤受害者的维权经历

引自《协作者之友通讯》2005年第4期(总第23期)

邮件:cccfchina@sohu.com, 电话:84043576,86219405

序言:打工者眼中的“维权”----来自一个民间机构的调查

协作者 王海英

伴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大批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涌进都市,他们用辛勤的劳动为城市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由于“外来人口”、农村户籍”的身份限制以及其它各个方面的原因,他们的许多合法权益却受到侵害,得不到法律的保障。在这种形势下,为农民工维权成为当前一个迫切的社会问题。

在北京市协作者文化传播中心举办过的一次维权骨干小型培训活动中,组织者对打工者的维权做了现场的需求评估。围绕着组织者提出的“‘维权’,我们联想到了什么?”这一问题,来自社会各界的参与者与大家一起分享了自己的看法。

学界代表的回答多是“加强监管监督”、“增强执法力度”、“完善司法程序”、等一些研究层面的问题。而相比之下,打工者代表的回答却更加具体和现实。提到维权,他们首先联想到的是“被老板辞退”、“政府部门相互推诿”、“遭遇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的粗暴对待”、“收集证据困难重重”等等。

作为一家服务于农民工的民间非营利组织,北京市协作者文化传播中心(以下简称协作者)专门设立了农民工法律咨询服务电话,为外来农民工提供法律维权服务。

在协作者的200多个热线咨询个案中,有关维权的咨询电话主要包括以下方面的内容:(1)在黑中介找工作上了当,既要不回介绍费,也领不到所干工作的工钱;(2)在法定的休假时间内加班而得不到应有的加班费;(3)试工期间扣押身份证,乱收培训费和押金;(4)打工女性受到性侵犯(5)老板拖欠工资,打工者受老板无端责骂;(6)没有社会保险,打工者患了职业病和受了工伤得不到及时的医疗;(7)没有劳动合同,打工者也不知道保留相关证据。

其中,拖欠工资的案例占到40%;患职业病和受工伤得不到经济治疗的案例占30%;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案例占80%,有的合同还属无效合同。

通过长期的法律服务实践,协作者积累了自己的一套维权服务的手段和方法。一方面他们通过个案咨询和教育,告诉打工者该怎样去做,告诉打工者自己应该享有哪些合法的权益,该如何通过法律的去讨回自己应有的权益保障,以增强打工者的法律知识,提升他们自身的维权意识;另一方面协作者通过自己的律师志愿者网络,为打工者提供直接的法律援助。

河南来京的打工青年王根,在一家台资面包房做西点。因为工资太少(管吃管住,一月300元),没有休息日,一连3个月不发工资,他向老板提出辞职。但老板的态度是要走人可以,钱是一分都拿不到,并且当天就把他轰了出来。面对王根的咨询,组织者告诉他准备好相关资料去市劳动局申请劳动仲裁。结果立案了,通知到了老板手里,老板怕影响到店里声誉,只好答应和王根庭外调解,王根最后拿到了自己的工资。

面对当事人情况比较困难,而又特别紧急的个案,协作者会协调专家和律师志愿者前去援助,参与维权的调查、诉讼以及出庭辩护,争取为打工者当事人讨回自己合法的权益。像河北张家口王玉林和曹玉清告张家口铅锌集团有限公司的案子便是如此:

曹玉清和王玉林曾合股在矿口开采,他们是从另一个人杨树春手中转包的一个洞,由曹玉清出面和张家口铅锌集团有限公司签了合同。在开采过程中,王玉林被河北省职业病防治院确诊为一期矽肺,后被张家口市劳动鉴定委员会鉴定为“职业病内科陆级”伤残,王玉林向张家口赤城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但得到的是《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后王玉林又向赤城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张家口铅锌集团有限公司赔偿医疗费、误工费、营养费、抚恤金、伤残补助金、工伤护理费,但赤城县人民法院认为王玉林和他人承包矿口自己经营,是由于自己不注意劳动保护而患上了矽肺病,由王玉林负主要责任。而对张家口铅锌集团有限公司,赤城县人民法院认为双方没有任何劳动关系,仅是一种承包经营,负次要责任。按照工伤保险法规要求赔偿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按人身伤害的有关规定处理。

王玉林不服,委托代理人曹玉清也不服。当他们通过各种渠道找到协作者时,协作者的志愿者律师立即回馈给他们此案件的要点:(1)铅锌集团有限公司应承担全部责任,铅锌集团有限公司有采矿许可证,铅锌集团有限公司与王玉林是劳动法律关系,不是承包关系。(2)铅锌集团有限公司应承担主要责任,不是次要责任,因为此案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除非王玉林故意违章,否则铅锌集团有限公司应依法承担全部责任。(3)此案应适应职业病防治法,工伤保险等,赔偿数额应大力提高。(4)王玉林可申请减、缓、免案件受理费,医疗单据可从医院电脑中提取,并由医院出据证明,交通费等应提交单据。同时建议王玉林他们立即上诉。

过了5天,曹玉清和王玉林来电话说已经上诉,也找了法律援助机构,但张家口没有律师帮助他们做法律援助,他们希望协作者能从北京帮忙找律师,还想参加当时协作者正在筹备的全国农民工职业安全与健康权益研讨会。考虑到他们的特殊情况,协作者安排他们前来参加了职业安全与健康权益研讨会,并进一步了解了他们的案子详情。因为他们是协作者的关注对象,又处于非常困难的时期,协作者协调了律师前去参加出庭辩护。

然而,在帮助打工者维权的过程中,协作者也碰到了自己的困难。因为法律维权需要收集各种证据,而打工者在收集证据方面的能力是很弱的,许多侵权事件迫于证据不足而困难重重;一些人将农民工权益遭受侵害的原因往往归结为该群体“自身素质太低“、“愚昧”,这种偏见也对维权造成阻力;此外,受商业化服务影响,能够志愿加入协作者为该群体提供服务的法律工作者也凤毛麟角。对此,协作者在此提醒打工者朋友们,外出打工务必注意保存好所有和自己工作有关的各种证据,以便能够维护自己的权利。同时,作为一家NGO组织,协作者也十分希望能够通过政府,学界,公益组织等社会各界力量共同努力,加强合作,把农民工的维权工作更好地推进。

杨志豪案例简介

协作者之友 孙振亮

杨志豪:男,35岁,农民,湖南省桑植县沙塔坪乡冷水塔村中岭组人。2004年外出打工,受雇于浙江省永康市象珠镇官英塘村应XX(金属餐具加工厂业主)。2004329日下午2时许,杨志豪在正常工作时被冲床扎伤,“右手食、中、环指挫灭毁损,小指末节挫灭毁损”,经两级法院司法鉴定,其伤残等级为六级(属大部分丧失劳动能力)。

事故发生后,雇主应XX将杨志豪送进永康市第六人民医院,在病人病历中使用了应XX自己的名字。期间,应XX多次拖欠医疗费,逼迫杨志豪出院,出院时,又将杨志豪的病历强行抢走。住院43天后,又将杨志豪转入永康市芝英中心卫生院,住入卫生院的第8天,应XX主动提出最终的解决,要给杨志豪2000元了事,杨志豪恳求要2.5万元,应XX立即变脸,在杨志豪不知情的情况下,同医院结算了医疗费,甩下杨志豪走人了。当天下午,杨志豪被医院赶出。

为了索赔伤残待遇,杨志豪不得不租住在永康,拖着伤残的手脚(用一脚趾移植到手上)、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和经济压力,多次找应XX协商讨要伤残赔偿,但都没有结果。之后,杨志豪又多次向当地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投诉,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以当事人属于非法经营为由拒绝受理,并建议杨志豪到工商部门投诉。无奈之下,杨志豪不得不向在当地打工的亲戚、老乡借钱聘请律师,于200473日将应忠献诉至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支付残疾赔偿金、误工费等60000元、精神抚慰金4000元。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后,于20041113日作出判决:“认定原、被告的雇佣关系成立、原告伤残六级成立,被告应给予原告伤残赔偿”。但法院未按劳动法律、法规的规定适用法律,而是适用了民法中的人身伤害,认定杨志豪“有重大的过错”,判定杨志豪承担25%的责任,最终判决应忠献支付杨志豪38866.5元的赔偿。杨志豪不服,上诉至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请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一次性赔偿办法》的规定,判令被上诉人支付130488元的工伤赔偿金和20000元的精神抚慰金。中级人民法院进行了公开审理,于200529日终审判定“驳回上诉请求,维持愿判”,并判令其承担所有诉讼费、受理费2610元。

杨志豪因工致残一案,历时一年,期间,他不仅承受了终生残疾的巨大痛苦,而且在争取应得待遇的过程中,付出了艰幸的努力和很大的经费,他的悲剧至今还没敢告诉母亲。杨志豪从小没有了父亲,母亲是三级残废,双目失明,没有了右手。杨志豪还没有结婚,未来的生活将是什么样的境况,我们不忍深思,但法院的判决是真实有效的,这就是一个因工伤残六级劳工的现实命运。

杨志豪在维权过程中,曾向许多的部门和组织求助过,但都没有回应。偶然的机会,他在书店看到了一本《打工时代》,了解到北京市协作者文化传播中心是一家专门为劳工群体服务的非营利组织。2004922日,杨志豪给协作者打来电话,诉说了他的绝望和无奈。协作者接到杨志豪的电话后,一方面鼓励他一定要坚强、冷静,千万不要有过激行为;另一方面指导他要按法律程序解决,并安排协作者的律师志愿者与其取得了联系,随时给他提供相关的法律资料。期间,杨志豪共计来信来电20多次,协作者都给予了热情的指导服务。

二审判决后,杨志豪处于极度的悲愤和困惑中,他曾多次打电话或写信给国家信访部门,但都没有回音。无奈之下,他决意来京,要到天安门广场卖判决书,并来信告诉了我们他的这个意向。协作者很快给他回了信,告诉他“千万不要鲁莽,这种做法既没意义、又不合法,还要付出不必要的费用”,同时,我们也希望他重新振作起来,继续通过合法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在我们的规劝下,他打消了“卖判决书”的念头,但还是要执意来北京讨个明白。于2005422日来到北京,下车后就来到了协作者。

423日,协作者首席统筹李涛接待了他,有如一个久别的游子见到亲人一样,他尽情倾诉了积压已久的委屈。当谈到母亲时,这位刚毅的男儿号啕痛哭,可以想象他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承受了多大的精神压力。

杨志豪在京一个多月,期间,他咨询了部分专业律师;并向国家信访局反映了情况;中国安全生产报记者还采访、报道了他。同时也深切感受了协作者的真诚和温馨,临别时,他恋恋不舍,红着眼圈留下一句话“我还要回来”。

回到永康后,于530日向法院递交了申请执行书。62日得到通知,3日去了法院执行庭。执行官拿出一份事先准备好的协议书,内容是:“被告只能支付杨志豪2.6万元”,要求在30分钟内做出是否同意的决定,同意就在协议上签个名,杨志豪要求做出“剩余的1.2万多元什么时候给的时间”。执行官态度强硬,说:“只能给你执行到2.6万,其余的就不管了”,杨志豪当然不同意,也没签字。614日又让杨志豪去执行庭,被告方去了一伙人,说是调解组,并出示了“设备抵押”证明,表示最多能给2.8万,杨志豪不同意,又没签字。16日,执行庭又说按一季度1万,一年付清,杨志豪要求第一次支付2.6万,其余的再确定时间,执行庭不同意,仍未达成协议。17日,又让他去谈话,问“同不同意前期的条件?”,要求在15分钟内做出决定。杨志豪坚持自己的意见。执行庭又出示了“民事裁定书”,说要查封被告设备,让杨志豪签了字,并警告他说:“如果拍卖财产,要预交七八千元的拍卖费、执行费”

杨志豪申请执行的这段时间里,精神上承受着更大的压力,他几乎每天给协作者打四五个电话,对协作者寄予了极大的希望。同时还收集了十多本打工方面的杂志,寄给协作者,并给协作者写信,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把协作者真正当做了自己的家。

2005619日,协作者劳工家园组织了一次法律小组活动,“劳工维权案例分享会 杨志豪断指索赔案”,希望汇集各方面的建议,给他提供一些帮助。大家认为,杨志豪一案有四个突出的疑点:

一: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杨志豪的伤残明显属于工伤事故,应XX无证经营雇用工人也属于非法用工,而当地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为什么不受理?。

二:按照相关规定,凡是劳动法律法规有明确规定的一律适用劳动法律法规,而不适用民法;适用工伤保险不纠过错原则,而不适用民法中的过失相抵原则。两级法院既然认定了“雇佣关系成立,伤残六级成立”,为什么还要认定杨志豪承担25%的过错责任?

三:两级法院在庭审调查时,双方就“杨志豪的工种是不是冲床工,造成事故是谁的责任”的问题进行了答辩。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192款的规定,应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而应XX并没有提供有效的证据,法院根据什么认定杨志豪“有重大过错责任”?根据杨志豪的一位工友后来提供的证据,杨志豪一进厂就安排他做冲床工作,事先也没有经过任何培训,完全是按照老板的要求操作,法院认定的事实显然是有误的。

四:在执行过程中,执行庭几次要求杨志豪答应条件,用杨志豪的话说“我现在变成了被执行人了”。根据工伤法“法律应倾斜于被害人的原则”,执行庭显然是违反原则的。

杨志豪一案也有几个突出的难点:

一:执行难:根据执行庭在执行过程中的态度,杨志豪又面临了执行难的问题。

二:拖不起:杨志豪为了争取伤残待遇,租住在永康打了一年多的官司,共计花费2万多元,其中大部分都是与亲戚、朋友和老乡借的,再拖下去,他只有放弃。

三:再诉更难:根据工伤保险法不纠过错的原则和《非法佣工单位一次性赔偿办法》的规定,杨志豪本应得到13万多元的赔偿,可两级法院是按民法中的过失相抵原则和人身伤害赔偿判定被告赔偿杨志豪3.8万元的。相关规定:凡是劳动法律法规有明确规定的,一律适用劳动法律法规而不适用民法,两级法院既然认定了“雇佣关系成立、伤残六级成立”,为什么还要按人身伤害判定呢?显然适用法律是不当的。但此案已经发展到终审,再诉会有很大的困难。

杨志豪致残,很明显是一起工伤事故,但在经历了一年多的协商、投诉、起诉、上诉、申请执行的合法程序后,却得不到合理的赔偿,究竟问题出在哪里?永康市是全国有名的“断指之乡”,据杨志豪反映,在他争取工伤待遇期间,有好几个工伤老乡一直观望着他的结果,因为他的原因,大家都放弃了合理待遇,任凭老板给几个算几个了。杨志豪也一度想放弃,一度准备用暴力手段解决,但都是源于不得已。所有这些问题的产生,应该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和整个社会的关注。

最新进展:

2005619日,协作者劳工家园 “劳工维权案例分享会 杨志豪断指索赔案”结束后,协作者迅速将各方处理建议反馈给杨志豪。

620日,杨志豪前往执行厅阐述自己的意见;

621日,协作者接到杨志豪的电话“执行庭今天下午给我要到了2万元,说剩余的1.8万多元年底付清,我还复印了一份处理结果,我明天就把在永康借的钱还上。今天给家里打电话,才得知小弟弟生病了,可能需要做手术,以前不敢告诉我,听说我要回家,才告诉我的。我回到家就会给你们打电话”。细算起来,他至今还是打了一个赔钱的官司,剩余的1.8万还不知能不能讨到,但从电话里的声音不难听出,今天是他最轻松的一天,中间还爽朗的笑了。

625日,杨志豪来电,他已回到湖南老家,准备带弟弟看病,他发现母亲耳朵又失聪,他没有告诉母亲自己工伤的事情。他说,处理好家庭的事情,他会再返永康,继续申诉……

我的噩梦何时结束?

杨志豪

我出生于湘西北那片神奇的、迷人的山水之中,那里有勤劳勇敢的父老乡亲、有美丽善良的土家女孩、有我日思夜想的小河写语,还有那满山遍野的春花秋枫之歌。可是,我朴实的故土,却被新时代遗忘了,生我养我的小村寨,在岁月深处沉睡不醒。

当我溶入这滚滚的时代洪流,我惊讶于外界与故土的隔绝。苦难深重的小村寨,我真想用满腔热血滋润你冻僵的身躯。

我在都市的大街上徘徊,我在工厂的流水线上消耗着青春,我在角落里陷入迷茫麻木的境地,望着车流高楼、望着人海歌舞,是什么深深的触动了我内心最深处的那潭平静的水?

当我流浪的身影驻足于江南那五金之都,一个“永保安康”的城市――永康,我万万没有想到,我的噩梦开始了……

记得那是初春的一个早晨,我走入了一间五金小工厂,便开始了暗无天日的打工生活。我想可以用我的双手、汗水换取一点人民币,我想象着第一次拿工资后,给母亲寄些钱回去,然后给我心爱的女孩打个电话。我想象着母亲知道我给她寄钱以后的幸福与自豪,我想象着去永康白云度假村或者去方岩玩一玩,我对明天充满了美妙的畅想。可是此时,我不知道残酷的命运在悄悄向我逼进,还沉浸在灿烂的希望里。

去年四月的某一天,我打起精神,又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打开窗户,车间外面的空气中充满了春的生机,天依然那么清丽,世界和往常一样,田埂上的桃花开的正艳,在清晨露珠的点缀下散发出勃勃的生命力。望着这些我的精神为之一振,心情也好了许多。打开那台陈旧的冲床开关,这笨重的家伙又开始了运转,我的手脚便机械的操作,在“咣当咣当”声中重复着枯燥的动作。

突然,我听到了骨头破碎的声音,在机器嚎叫的声音中却显得那样清脆,深深的刻入了我的大脑。我看见了另我不敢相信的事实――我的右手一片血肉模糊,我吓得不知道该怎么办,只好马上跑出去给别人看,似乎要证实这不是真的,此时我的心慌与心痛比骨碎肉泥更深,怎么办?我头脑一片空白,我所有的思绪都停止了……

当我在骨科医院动了手术之后,进入病房睁开双眼四周都是洁白的墙面。昏昏沉沉的躺了七天。第八天,可以坐起来了,往窗外一望,春天的风景闯入了我的眼帘,哇!在大片大片的嫩绿中,那条公路上来来往往的车流动不止,这个世界那么美呀!我低头看着用白布包扎的右手,刚刚好起来的心情一下子又沉入了海底。我默默的俯首:今后的日子怎么过?我怎么面对我多苦难的母亲?

过了四十多天,我要出院了,老板单独找我谈话,说:其实出了这事谁都不愿意。这样吧,我给你两千块钱你回去吧!我想这两千块钱也太少了,我拿了这点钱回家能干什么呢?于是我带着恳求的目光望着那副我感到极为恶心的面孔:“能不能给我两万伍千元,这样我回家后也可以开一个小店过日子?”他的脸马上阴沉下来:“不行,两千块你要不要?不要我走了。”我气愤的回答:“两千块我绝不接受!”于是老板转身离去……

到了下午,医生说:“你的老板上午就在医院结帐了,你现在不能再住下去了,走吧!”我望了望医生冷酷的双眼,只好提着我仅剩的一点东西,走出了医院,踏上了讨要工伤赔偿的漫漫长路。

出院后,我租了一间小房子,多次去劳动监察大队,却被以我们老板没有工商注册为由拒之门外。因我对法律方面的知识了解比较少,只有求助亲朋好友东借西挪的凑了一些钱,请了永康经济法律服务所的陈勇进先生为我代理这件诉讼案。

经过一年的时间,我的官司经过了终审。我花费了两万多元,判决书却只判决给我三万多元。但随着我对法律知识了解的加深,我知道了我是工伤,应该给我赔偿十多万元。可为什么法院只给我判决三万多元?

为了继续追问答案,今天我来到北京,来到协作者,常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可面对他们真诚的帮助和关爱,我第一次落泪了。我感觉又一次回到了家里,像到了我小时候的家那样温馨、和善。这几天我的生活又充满了阳光,是协作者滋润了我枯萎的希望。谢谢你――协作者。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志愿律师 田柏承

3月13日是我做“农民工与法”普法讲座的第一课,走进北京市协作者文化传播中心活动室,见到好多朋友已经到场,其中还有几位海外和港澳人士,原来他们是海外NGO驻华代表机构的人员,从网站上得到消息特来了解情况。

当看完幻灯片,我解答问题时,美国律师协会亚洲法律项目驻华主任莫慧兰女士问:当农民工需要帮助时,什么时候帮助他们是最佳时机?我回答越早越好。莫女士又问:那么农民工能否得到及时帮助?我回答现实中存在农民工得不到及时帮助的情况。看似很平常的一问一答,却引起我很深很长时间的思索。这一问题随后也在我们的维权案例中得到了验证。

农民工袁仲起、李俊等139人2004年在北京市某建筑工地打工,因工资问题2004年8月向当地劳动监察大队投诉,其间为补充证明材料先后跑了十余次(本应一次性告知),即使这样问题也没得到合理解决。2005年初他们找到了协作者进行求助,协作者就此事对我进行了咨询,李俊在协作者文化传播中心见到我时已是今年3月,我为他们起草要求劳动管理部门正式做出处理决定并告知的起诉书,到法院立案时遭到无理拒绝。此前农民工也曾找过律师,但被高昂的代理费吓退。此时此刻、此情此景深感莫慧兰女士的问题真是专业之至。

这不仅又引起我作为中国一个普通律师对美国人民争取公民权利斗争的思考,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律师在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2004年4月在一次中美律师交流会上华盛顿律师协会民权和城市事务委员会执行董事BOGGS先生介绍了美国律师在争取和保护公民权利方面所做工作,美国同行在公民平等的就业机会、公平居住条件、在公共场所的平等地位、公共教育机会、残疾人权益和普法教育等方面作了大量工作,而这一切均由律师志愿者完成。BOGGS先生的一个案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上世纪七十年代一名黑人妇女能否担任某单位关键岗位的问题最终以胜诉告终。

而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们仍要为数以万计的农民工拿到辛苦一年的血汗钱而努力(虽然各级政府都声称解决了农民工的工资问题,但春节前新华社记者到北京西站采访,多数受访农民工的回答是没有或没有足额拿到工资)。

上述比较未必恰当,但折射出美国律师在争取公民权利方面的作用和奉献,当然,还离不开完善的立法和严格的司法程序这一大环境,在此我不得不说在维护公民权利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1982年里根总统访华,讲演时生动地引用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一中国成语,中美两国民间交流有利于相互了解,也有利于将对方的经验拿来为我所用。

参加法律培训的一点思考

志愿者 孙国虎

在这个现实的社会有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不关系自己切身利益的事,就很少有人去过问、去关注它。

法律,我们总觉得是一个离自己很遥远的东西。但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大家对法律的意识也在增进,但还是有很多人不知道怎样运用它,我就是一个例子。因为不懂它,让黑心的中介骗了我的血汗钱;因为不懂它,我们的单位就不给签合同、上三险;因为不懂它,使我们失去了应该享有的东西。

今年春天,我有幸参加了协作者的法律培训,学习了一些基本的法律知识。听完专家的讲解,让我真切的感受到法律的重要性,让我知道我们要想更好的生活,必须懂它。我学习了它,也用到了它,用它使老板和我签合同、上三险。

我想对于很多知识,当然包括法律,不能光我们自己懂了,自己拥有就完了。我们要好好利用它,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这样才更有意义。老感觉以前的自己是个自私的人,不关自己的事一般都不去管它,可现在,在认识协作者之后我不会了。看到在聚乙烯味道浓烈的车间工作的工人,我会主动给他讲解职业病;见到身边的姐妹讨不到工资,我也愿意给她出个主意。

法律是神圣的,这句话好像经常从电视、报纸上看到或听到,在现实社会中,我们的法律又是怎样呢?它存在,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却总是感觉不到它,也许它不够健全,但我想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社会上很多人明明了解它,但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就是不遵守它,哪个老板不比我们的打工朋友知道的法律知识多?

那就让我们都来学习法律、关注法律,总有一天,在我们打工的路上,按不按照法律办事不是老板说了算!

愿伤痛都成为过去

志愿者 张艳艳

我是一个长在小山村的女孩,我和我的乡亲们对外面的事情了解不多,何况是感觉奇大无比的法律,更不用说拿它来保护自己了。还在我上小学的时候,表哥在一个工地上工作,不小心把自己的大拇指喂了搅拌机,当时老板就让他回家了。在家养好伤后,表哥去要自己的工资,老板还特熊,工资都不给,更不可能给补偿了,好说歹说才给了200元钱的补助。现在想想表哥真可怜,他要忍受多少啊,十指连心呢!现在表哥的手是残废了,三十好几了,连个媳妇都说不上。多么希望他能给我找到一个好嫂子啊!

家乡的人明知道有法律,可也不知道怎么用。乱占宅基地、占用耕地,国家给的补助,全让村委会给私用了,提到这些感觉很伤痛,可自己不懂只能是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

在北京打工的六年中,我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刚来北京做家政是通过熟人介绍的,没签什么合同,自己也没有感觉什么损失。后来在一个面包房上班,合同是签了,却是因为上面检查,老板才给签的,上面写的都是对他们有利的,说是管吃管住,其实吃的是我们老家猪才吃的“乱炖”,更别说三险了。还说提前半个月辞职,不会扣押金。而当真要走时,老板结工资却一拖再拖,而且还要扣点别的。我们一个打工的在北京能认识什么人呢,只能自己吃亏,“哑巴吃黄连,有苦往肚里咽”。

后来我在一个咖啡厅上班,我不明白为什么在试用期内上班就领基本工资,而且还要扣一百元,后来考试签了正式合同,一签就是两年,如果辞职提前一个月申请也还要扣培训费,更不明白的是,“端盘子”做服务这行业,培训的是什么?再说我来这上班之前,行业的知识已经什么都知道了(是这个餐厅刚开业,需要招聘一个有经验的,所以我才经人介绍来的)。我的同事们都不服,但只能私下议论,因为决定谁去谁留的权利在老板手里,要不就别在这儿上班,我们只能忍气吞声啊!

后来在“协作者”的时间长了,慢慢对法律有所了解了,可虽然我知道了应该签合同、上保险,可现实还是残酷的,因为毕竟我现在还只是有了自我保护的意识,我们大多的兄弟姐妹还是没有办法保护自己啊。我只能默默的期望,有了我们的努力,这条通向希望的路可以缩短。我只能怀抱这样一个梦想:让我们打工人所有的伤痛都可以成为过去!

招募志愿者

协作者作为一个民间草根组织,可以不断前行,是因为一直有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

我们期待更多的朋友加入我们,协作者现招募下列志愿者:

电脑技术志愿者:协助维护协作者电脑设施;

灾害管理志愿者:长期招募,让我们共同构建民间灾害管理的平台;

文艺志愿者:协作者劳工家园需要您的参与,丰富志愿者朋友的文艺生活。

如果您有相对空闲的时间,有真诚,有热情,请加入我们,协作者会提供快乐和人生的美好经历给您。如愿意做我们的志愿者,请联系我:

邮件:cccfchina@sohu.com, ccc_china@facilitator.ngo.cn,

电话:84043576,86219405,联系人:曲平,王海英

近期活动大事记(5月21日-6月28日)

522日,协作者英语小组活动;六一活动第一次彩排。

524日,首都经贸大学社工系39名同学在吕新萍老师的带领下来协作者参观交流。

下午,加拿大国际开发署公民社会项目的甄里先生会同加拿大国际开发署青年教育部的官员来协作者交流。

525日,六一演出活动第二次彩排。

529日,协作者与北马房村村委会、打工子弟幼儿园贝贝佳幼儿园联合举行关注打工子弟庆六一文艺演出活动,并现场免费发送劳动法职工速查手册和协作者劳工家园宣传单页,得到了北马房村居民的支持与喜爱。

同日下午,协作者首席统筹李涛给北京大学学生论坛做讲演。

65日,协作者文艺探访队去太舟坞进行了劳工家园及法律维权资料的现场发放。

66日,加拿大McGill大学的20余名同学来协作者参观、交流,李涛介绍了协作者的经验以及中国劳工信息。

67日~8日,协作者全体工作人员进行了为期两天的团队建设(2005第二期)培训,讨论组织发展规划。

612日,协作者文艺探访队在太舟坞村进行大型文艺演出活动。

615日,协作者首席统筹李涛参加世界银行中国发展市场第四次会议。

616日,协作者首席统筹李涛应邀参加丰台区政协举办的流动人口政策研讨会。

61718日,协作者李涛参加中国“公民社会指数”(CSI)第二次顾问委员会会议。

619日,协作者劳工家园开展劳工维权案例分享之一(杨志豪断指索赔案)。

621日,李涛参加自然之友举行的中韩民间组织领导人座谈会。

626日,协作者举办志愿者能力建设(2005第二期)培训,李涛给大家分享了全球化下的劳工以及协作者的组织发展历程;曲平主持了志愿者规则讨论。

628日,瑞典驻华大使馆的月林和李平访问协作者;荷兰Clean Clothes CampaignINEkEESTHER访问协作者;

———————————————————————————————————————————————————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电话:86-10-63071372,传真:66079391,信箱zdjun@263.net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温家街2号,邮编:100031,

网站网址:www.dajun.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