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观察中心编者按:此文文章是本网加上的,副标题是作者原文题目,特做说明。作者是富有经验和思想的基层工作者和学者,他从人口问题入手,提出“以12年强制义务教育和家庭计划取代强制计划生育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建议,很有可行性,望有关部门关注。]

我国计划生育工作在基层的问题(1)

----草根试诊我国人口政策之伤(系列篇)

一个农民儿子、基层干部、普通网民的切身体会和深切忧思

吴 晓

2007年8月28日

daybreakwu@163.com

前言

看了7月10日中国政府网的在线访谈节目――国家人口计生委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于学军就"稳定生育政策,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网民进行在线交流的全部内容,觉得于司长的一些观点值得商榷,但念及这个问题的重大性、敏感性以及自己的才疏学浅和人微言轻,迟疑不敢下笔。过两天再看新华网的焦点新闻《政策解读:计划生育是我国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又觉得对"兹事体大"且严重关乎咱们农村和农民发展问题的人口政策之施行,作为一个爱国公民和农民的儿子,袖手旁观、麻木不仁也是不对的。位卑未敢忘忧国,音弱岂能甘噤声?

笔者生长在农村、根脉在农村、工作在基层,曾从事近五年的县、乡计划生育专职工作,因此对农村人口计生现状和基层计生工作情况有一定的了解,对现行计生政策给农村和农民发展带来的诸多负面影响感触颇深、思虑已久。同时,笔者在对"初级阶段"诸多待解难题的困惑中,逐渐养成了主动学习、独立思考的习惯,又承蒙互联网为我们这些草根平民提供了知识宝库和思辨环境,因此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还累积了一些理性认识,对人口问题获得的启迪和形成的看法日渐明晰而浓烈。

之所以说这些,是为了申明:本文完全是一个普通公民良知、责任和理性迸发出来的声音,行文过程中力求客观而贴近现实,不是头脑发热逞口舌快之言,绝无添油加醋哗众取宠之语,更没有搅乱视听、破坏基本国策的不良居心。一腔赤诚,一片苦心,一番祈愿,只为决策更科学、农民更解放、农村更发展、社会更和谐、国家更清明。文中观点和所列现象对事对理不对人,也不针对任何特定地方,拒绝任何目的、任何形式的对号入座尤其是据此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的行为。

言归正传。个人认为,我国的现行人口政策伤痕累累,再不治愈必将严重影响社会的发展与和谐。在人口发展这样特别重大的决策中,仅凭利益攸关的职能部门一家之言和高高在上的"主流精英"坐而论道是不行的,需多多掌握分析基层的真实情况,多多听取原汁原味的"非主流"声音,"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嘛。笔者深信决策者素有体恤民情、广纳民意、集中民智的胸怀,也坚信这块领域被封冻的"异见"话渠之坚冰终将化为活水,故以一个保持质朴本色的农民儿子、保持清醒良知的基层干部和保持理性思维的普通网民的身份,将自己的一些切身体会与深切忧思和盘托出,望能抛砖引玉。

超负荷的"一票否决"计生高压政策积弊太深

――《草根试诊我国人口政策之伤》系列篇之一:外伤篇

计划生育"一票否决"的紧箍咒是让各级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完成人口计划控制目标的"法宝",但远远超过实际工作水平和承受能力的高压政策所产生的重重弊端早已积重难返。

一、"一票否决"超负荷指标压没了决策依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压抑了基层计生工作者的人格和良知

不切实际的"计划生育率"超负荷指标和"一票否决"的强大压力,使人口和计划生育统计数据造假在一些农村地区十分普遍,拼命也难以"达标"的基层计生工作逐渐演化成了围绕上级下达的"计划生育率"指标编造上报数据,又围绕编造的数据做功夫以应付频繁检查的上压下欺游戏。

同时,由于计生的压力和户籍管理制度本身的漏洞,公安户籍人口统计也非常不准确。超生子女上户难或不敢去上户口,致使大量的"黑户"人口存在,有些地方为了应付计生检查,连最基础的户籍资料也改得面目全非。由于计生考核的重点是"计划生育率",对人口死亡没有过多关注,因此,在瞒报、"错报"出生人口的同时,死亡漏报的现象也比较严重,公安户籍因死亡销户手续繁杂就更不用说了。

某县2007年统计年鉴取自公安统计年报的数据显示:一个7000人口的山区乡镇2003年只死了1个人,2003年至2006年4年时间只死了22人,年均死亡率不足1‰,全县的人口死亡率也连续6年徘徊在4‰左右。湖北原基层民警吴幼明2006年8月在《死人不销户,活人难上户》一文中提到,据其工作中亲手掌握的不完全数据,他的责任区某村有49人死亡后未销户,新生儿有34人未上户(绝大多数都是超生的)。他指出,这种现象在农村带有普遍性。当然,这只能说明公安户籍统计方面的漏洞和差错,但也表明:我国的人口统计渠道虽多,却没有一个渠道是可靠的。

其实,"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计生网络系统对获取真实的人口数据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早在十几年前,我们这欠发达地区就已将计生工作网络延伸到组,配备了"组保健员",村级计生专干更是村"四大头"之一,每个月底都要去乡镇参加例会,送交人口出生、死亡、迁移、流动、新婚、怀孕、节育等报告单。随后乡镇计生专干又要到县里参加每月例会,送交人口计生统计报表。乡镇计生办(站)还建有完整的人口计生台帐,每个家庭每个人的出生、婚育、节育、死亡、迁移、流动等情况都有记录而且进行动态管理。因此,要掌握真实的人口数据并不是太难的事,关键是上级主管部门的考核评价导向和人口统计环境问题。

早在10多年前,上级计生部门就意识到有些农村地区的人口出生率数据低得不合情理,也知道这是基层只报"计划内"而瞒报"计划外"出生的结果。有一次上面突然要求补报上年度"漏报"的出生,并承诺只要补报了就不追究领导责任,结果一两天内每个乡镇都保守地补报了几十甚至上百的上年度出生人口(当然绝大部分是"计划外"出生)。与此同时,根据"宁愿错报也不要漏报"的指导思想("钻研"上级政策之后形成的对策),乡镇对考核年度的"计划外"出生也由过去的以瞒报为主改为以"错报"为主,通过更改胎次、父母年龄、上胎性别及相关资料等手段将"计划外"报成"计划内"。这样,在"计划生育率"数字上"达标"的情况下,"出生率"过低的问题也得到了缓解。

但极为矛盾和令人费解的是,计生部门明明早就知道这些农村地区必须加上"超生"的人口出生率才能达到合理水平,而自欺欺人的"计划生育率"高指标(一般都在90%以上)和以此为核心的"一票否决"压力却从来没有放宽过,统计数据也总是紧傍下达的高指标而行。

于是,虚高的计划生育率早就成了"皇帝的新衣",只是计生部门和基层政府各有心思,彼此心照不宣而已。如果全按真实数据上报,我估计从10多年前起,很多欠发达地区农业人口的"计划生育率"都难以超过70%,仅凭这项核心指标,就会有大多数县、乡因远不能"达标"而被"否决"。之所以没有出现大面积"否决"的现象,是因为大家都在小心翼翼地玩着"猫鼠游戏"和"走钢丝表演",并在高频实战中炼就过硬功夫;最为关键的是,"猫"的自保顾虑太重,为了游戏的"可持续发展",不得不"手下留情"。因此"牺牲"的"鼠"永远只是游戏技术不精或运气不好的少数。

是故,在欠发达农村,由于"超生"现象的普遍存在与计生高指标高压力的矛盾特别突出而不可调和,对于一个保持清醒良知的人来说,从事乡镇计生专职工作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情。这是笔者非常强烈的亲身体会。

一方面,不得不"加大力度"催逼"计生对象"上环、结扎、引流产和接受一年4次的"孕情环情监测",从大量本就贫困的"违反计生政策"(包括土政策)家庭中征缴处罚款(除"超生"家庭外,还要对"计划外怀孕"和大量外出未按时参加查环查孕、未按规定节育的对象"做思想工作"或进行处罚)。这还不是计生专职人员的主要差事,因为乡镇政府都要安排驻村干部和强有力的专门队伍甚至"倾巢出动"来抓这些工作。

另一方面,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编造上报数据、篡改台帐资料和其他应付检查的一系列棘手工作上。因为计生台帐和原始证件、资料繁多且互相关联,牵一发而动全身,瞒报或"错报"一个出生人口就要做一大堆手脚,每年几十上百甚至几百的"计划外"出生要处理,其工作量可谓浩繁,要做到天衣无缝更是难事,但上级检查时出了纰漏可要吃不了兜着走。常听说检查组通过撬抽屉等非常手段获得"绝密黑名单"、"失手"当事人因此被罚的新闻。频频临检,还要做好更为艰巨的应付检查"现场准备"。

与此同时,上级计生部门还经常脱离基层实际来个"东进战略"之类的东施效颦,照搬东部发达地区的做法,甚至闭门造车出"创意",做足形式主义表面文章,因迎合了某些上级官员的胃口,提高了"水平""名声",故时而变本加厉、总是乐此不疲。苦只苦了基层,不得不打肿脸充胖子。笔者在10多年前做乡镇计生工作的时候,就被逼花很大功夫去做那些给绝育妇女照相颁发"免检证",为育龄妇女制作"月经卡",为村计生室购置产床(由于经费紧张,不得不把一台产床从这个村拉到那个村应付检查)之类的大堆滑稽荒唐事,至于花大代价布置只用来给检查人员观赏的高标准村级计生活动室并挂满精制版面、每年粉刷大量固定标语等"硬件"建设,更是必不可少的"基础"工作。

只要舍得花钱费力,让检查组赏心悦目了,计划生育"村为主"、"优质服务"的要求就达到了。其实,在欠发达农村,一个村干部一年的薪酬还抵不上"有关部门"一桌寻常招待晏、靠盖个公章收5块钱来买几刀办公纸的村级组织是"难为主"的,还得靠乡镇出钱(当然全部是"计生对象"的钱)出力、一手操办。大部分劳民伤财的"新举措"、"看起来很美"的花架子与"优质服务"基本无关,除了应付检查之外毫无实际意义。

成天忙着这些事,能不痛苦吗?可要是完全坚持原则,那就一天也干不下去。

二、频繁检查虚耗高额行政成本,滋长腐败,损害政府形象

每年省、市、县层层进行半年、全年甚至季度计划生育检查或抽查,使基层政府焦头烂额、疲于应付。这些高调出场、兴师动众的检查与反检查将"猫鼠游戏"、"实战游戏"演绎到了极致,其"精彩"程度超乎旁人想象。一方面,检查组人马众多(施检的计生部门挂帅指挥,从各地抽调"精兵强将"交叉"揭短")、粮草丰裕、高深莫测、声东击西、乔装打扮、掘地三尺、哄叟诱童、套取"实情"。另一方面,应付检查者如临大敌、风声鹤唳、全民动员、部署缜密:检查前以"胡萝卜加大棒"的方式"深入群众"做"过细工作",要求该回避的回避、该闭嘴的闭嘴、该演戏的演戏;检查中刺探"敌情"、布哨望风、乔装跟踪、筛查反馈;检查后对检查组畏若钦差、"敬"过父母,尽心陪奉吃喝玩乐不用说,出了问题往往还要扔出"糖衣炮弹"(少数检查者甚至故意找些问题出来作交易),能摆平的摆平,摆不平的大事化小也好。某县计生部门一年的"招待费"就是100多万元,各乡镇应付检查的开销总额更是一个惊人的数字。某乡镇领导为了过关,竟然做出了给检查组下跪的惊人之举!

这种长期以来乐此不疲的"猫鼠游戏"使得政府形象和威信大扫:一方面,群众对基层政府要求配合作假的做法非常反感和鄙视,笔者工作过的乡镇还因此引发恶性案件;另一方面,兴师动众的检查和应付检查虚耗了惊人的行政成本,滋长了大量的腐败现象,基层政府对计生检查的频率之高和腐败之盛深恶痛绝,对评估排队的机会主义意见纷纷,但几乎谁也逃不出这个有"一票否决"尚方宝剑作后盾的怪圈。

其实,一直以来,各级计生部门平时的每次不定期暗查私访都掌握了大量的真实情况,对欠发达农村长久以来一直存在的"严重超生"情况心里是有本帐的,对每次大动干戈的例行检查效果也是心知肚明的,对上报和抽查检查数据的汇总结果都是会根据其掌握的"漏报率"加工处理的(这又难免"矫枉过正"),但"猫鼠游戏"玩起来却没有尽头,除了"评估排队""一票否决"的需要外,其背后的隐情有谁去探究呢?

三、高压政策客观上逼生或助长了基层违法行政行为

上面对计划生育考评和群众工作三令五申"七不准"、"八条纪律",但在农村地区若真正严格执行就难以完成上级下达的过高硬指标。因此,这些"禁令"往往只能在内部传达,连向群众宣传都不敢,执行效果就可想而知了。迫于"一票否决"的强大压力,不少地方如今还在下达并强化落实上环结扎引流产的指标,一些基层政府在做思想工作无效的情况下,"不得不"违法强制甚至冒险采取过激手段,只求"不出大事"(即不引发群体恶性事件、不惊动媒体、不惊动高层)。

客观地说,基层政府确实是"风箱里的老鼠","两头讨好"的出路找不到,"两头受气"的命运逃不掉,有些问题把板子全打在基层的屁股上是非常不公平的,最该检讨的还是不切实际、自欺欺人的"计划生育率"指标和"一票否决"的高压政策。

现行计生政策的诸多不和谐因素切勿小视

――《草根试诊我国人口政策之伤》系列篇之二:内伤篇

一、对生育权利享有者的不合理限制有违法治理念

国家人口计生委主任张维庆去年在批驳"人口素质逆淘汰"观点时曾说:"人人生而平等,天资并没有根本差别"。我为张主任"人人生而平等"这句话叫好,但又觉得他用错了地方:"人人生而平等"的理念原本是指"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生育权正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怎么最该用的地方反而不用呢?

人口计生委的领导反复强调我国的计生政策不是"一胎化",张主任甚至说"这是美国少数反华势力给我们戴上的帽子",并不厌其烦地列举哪些地方哪些人允许生2胎和多胎。我认为这种埋头露腚的做法很不高明:既然对"一胎"政策说法那么敏感而急于澄清,说明他们自己也认为以"一胎"为核心的生育政策不合情理,可为什么还要苍白辩护死守不改呢?再说,这种对天生平等的生育权作过度而又不平等限制的"典型二元性"政策谈得上"公平合理"吗?如果说过去基于特定历史条件而出台这种过度控制政策还可以理解的话,那么,在生育水平已大幅下降、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我们国家正致力于建设和谐社会、法治社会的新形势下,仍然"理直气壮"地抱残守缺就显得不可理喻了。

"[主持人]网友laomi7190问:计划生育让老百姓吃亏了还是受益了?"
"[于学军]坦率地讲,计划生育确实使一部分家庭的利益受到了影响,特别是农村的老百姓实行计划生育要克服更多的困难。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说,对国家和百姓来说是受益了。[2007-07-10 15:43:22]"

"[于学军]生育一孩的家庭确实有很多的风险。我们提倡一个家庭只生一个孩子,但不是让所有的家庭都只生一个孩子。[2007-07-10 16:21:32]"

时代前进了,我们不可能老是心安理得地用法律政策来强制大部分家庭(63.6%)承担生育一孩的风险、强令"一部分家庭""舍小家为大家"吧?更何况,"利益受到了影响"的这"一部分家庭"也并非少数,从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全部,理由如下:第一,公民的生育权是受宪法保护的基本人/权,以"一胎"为核心的现行计生政策却对其进行强制干预和过度控制,所有的公民都受到影响。第二,由于政策过于严苛,其打击面可谓世界之最,对欠发达的农村地区更是几近"全民打击"。实行严格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一些乡村有婚育行为的几乎所有家庭甚至未婚青年都受到过计生控制和处罚(包括强制孕检、节育、堕胎,征收"非法同居罚款"、"计划外生育费"、"社会抚养费"、计划外怀孕罚款、无证生育罚款、不按时参加每年4次查环查孕的"违约金"、无流动人口计划生育证明罚款等)。第三,响应并完全执行计生政策的家庭现实利益也受到了影响,独生子女风险是一方面,贫困弱势群体的养老问题是另一方面。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国家和百姓"是由一个个家庭和公民个体组成的,大部分多家庭被强制承担独生子女风险,所有公民的现实权利和利益因计生政策受到侵害,虚拟的"国家和百姓"利益从何谈起?更何况,"未富先老"问题远非人口计生委领导轻描淡写的那么轻巧,更非李小平"专家"所说"是一件大好事";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调带来的"3000万光棍"问题潜藏危机;农村和城镇贫困群体大量"超生"家庭的生存和发展能力遭计生处罚雪上加霜严重削弱,怎么能断言"从长远的角度来说,对国家和百姓是受益了"呢?

"[于学军]现在我们国家除了河南省以外,其他省区市的条例都规定: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可以生两个孩子。所以,只要现在你的户籍不是河南的,双方又都是独生子女,你现在就可以生育二胎。[2007-07-10 15:15:10]"

按照这样的政策,一个有生育2胎意向的独生子女青年找对象可要擦亮眼睛了:一是绝对不能找河南人,二是最好不要找农村出生的人(大部分不是独生子女)。同在祖国蓝天下,找对象还得查身份,这样的政策是不是有助长群体歧视、妨碍社会和谐的嫌疑呢?

二、对生育责任承担者的不合理对待有背道义原则

生育不但是一项基本权利,更是一种沉重的责任,是对家庭、对国家和民族乃至人类延续发展的责任。只有每个家庭承担起平均生育至少2个孩子的责任,使总和生育率(相当于平均每对夫妇一生可能生育的孩子个数)达到世代更替水平2.1以上,人口才能长期生存和发展下去。

随着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我国城镇人口的生育愿望早就降到了远低于2.1的水平,越来越多的家庭不愿承担生育2个孩子的基本责任。与此同时,由于我国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仍然较低,家庭劳动力和养老等方面的现实需求加上农民吃苦耐劳的秉性,使农民这个群体的的生育愿望相对要高(但总体上也比过去有大幅度下降,与城镇人口差距并不悬殊)。因此,要达到世代更替水平2.1的生育率,只能由农民来弥补城市人口的生育空缺。换句话说,要维持我国人口正常的生存和发展,贫困的农民比富足的城市人口反而要承担更多的生育责任。

在我国目前1.39的政策生育率(政策允许每对夫妇生育孩子的平均个数,下文有具体数据测算)和1.25以下的现实政策生育率(至少10%的不孕不育、丁克、单身人口因素影响)下,以农民和城镇下岗失业人员等弱势群体为主的公民克服重重困难、付出巨大代价大量"超生"才达到当前1.7左右的低生育水平(于学军司长7月10日在线访谈提供的数据,只会高估而不会低估,需要全国45%以上的家庭平均"超生"1个才能达到这个水平)。

因此,"超生"的概念只是相对现行计生政策的过度不合理限制而言,对国家人口计生委和人口"专家"们自己确定的要"稳定而不是降低"的未来30年目标生育水平1.8来说,"超生"还远远不够,至少要增加10%的"超生"才能填补这0.1以上的生育率空缺。既然是他们的"超生"使全国总和生育率接近了(还没有达到)"最佳"高度,那说明过去所有的所谓"超生"不但是合理的,对人口可持续发展还是有功的。然而,现行计生政策却对这些合理有功的生育行为作出了不堪承受的重罚(按2006年全国农民人平纯收入3587元推算,今年农民超生一个孩子平均要征收至少14348元的"社会抚养费")。早在10年前,笔者工作所在的1.6万人口的偏僻贫困乡镇,一年的计生处罚款(远不止是"计划外生育费"那么简单)就可达40余万元,而"计划外生育费"(即现"社会抚养费")的实际征收额还不到政策应征额的一半(法院强制执行也无能为力,因为农民家庭着实压榨不出这么多钱来)。取消农业税后,计划生育处罚款更成了一些基层政府和计生部门工作经费的一大重要来源。今年人口计生委借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之机发动全国各地掀起的计划生育"新高潮",更使大批贫困"超生"家庭欲哭无泪,广西/博/白只是其中的一个缩影。

也许有人会辩解:如果政策生育率不极端过限,没有大量"超生"家庭作出难以承受的"牺牲",现在的实际生育水平就不会有这么低,人口就会无法控制。放弃过度控制后人口并不会"爆炸"的道理放后面分析,先说这种借公共利益名义滥用公权畸形设限,导致公众大面积合理正常行为被判"违法违规"而受到处罚的做法,与近来媒体争先曝光、群众切齿痛恨的交警不当限速滥罚款现象何其相似乃尔:

"……这条设计时速80公里的高等级公路,一些路段限速从每小时60公里、50公里、40公里甚至30公里、20公里不等,导致过往司机无所适从。而这条路上的几个交警执法大队,不定期、不定点地上路检测,只要过往司机超过限速标志牌设定的标准,就要被罚款。""今年4月4日,李国宾花了3个小时,专门守在被交警部门认定他违法超速的高等级公路176公里处,发现340辆车通过这一路段,没有一辆车不超速。如果按每辆车罚款额500元(偏低水平)计算,此路段交警一上午便可罚款17万元。"(2007-5-17 9:12:31新华社)

还是想借用张维庆主任批驳"逆淘汰"时的"有心栽花、无心插柳"之作。他的第三点"理由"说:"中国农民对革命、建设、改革的贡献巨大,而得到的利益和实惠很少……中国的生育政策不能不考虑农民的实际困难和利益"。他这句话对批驳"逆淘汰"没有丝毫意义,但从另一角度讲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中国农民过去对革命、建设、改革的贡献巨大,得到的利益和实惠很少,幸而还得到了张主任的承认;现在,他们又克服困难、冲破阻力,肩挑起缓解我国人口老龄化危机、促进人口可持续发展的重任。可是,对他们这一贡献,为什么不但不"考虑他们的实际困难和利益"而给予必要的补偿扶助,反而还要从他们那点可怜的家底和他们孩子的牙缝里,压榨出巨额"社会抚养费"来"抚养"庞大的计划生育体系呢?对他们正常合理的生育行为、劳苦功高的责任承担大面积课以重罚,理何以顺、情何以堪?

三、不合理的现行计生政策加剧两极分化

一方面,对城镇和发达农村实行的"一胎化"政策客观上助推人口素质"逆淘汰"。对抚养教育孩子条件好而生育愿望本来就普遍较低的城镇人口和发达农村实行"一胎化"政策,使他们当中部分生育愿望稍高、"有心又有力"的家庭也无法履行更多的生育责任,从而使比农村更能受到良好教育的城镇孩子比例不断减少,客观上助推了人口素质"逆淘汰"。

前面已经提到,张维庆主任去年曾驳称"所谓'逆淘汰'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其实他列举的三点理由才"站不住脚"。第一、二点的中心意思是人的天资平等,"素质的差别是后天形成的"。"后天形成"靠什么?主要靠教育。我们农村与城市的教育水平、农民子女与城里人子女的实际受教育程度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因此,农民总体上的"后天素质"肯定比不上城市人口。这不是歧视(我当然不会自己歧视自己),而是现实。至于第三点,他说的是制定政策的主观出发点,与客观"逆淘汰"根本无关。

另一方面,对弱势群体普遍存在的所谓"超生"和借机扩面的计生处罚扩大城乡差别、加剧贫富分化。在现行生育政策下"超生"的大多是"不得不依靠传统的家庭养老"的弱势群体,以前主要是农民,近几年来城镇下岗失业人员也越来越多地加入到这个行列。因为这些群体"弱势不弱智",都清醒地认识到:在自己的生存状态下,过度的"少生"(独生子女和纯2女)不但不能"快富",还会使自己更容易陷入"晚景凄凉"的窘境;适当的"多生"(无节制滥生的只是极少数)才是对家庭、对自己(客观上也是对国家、对民族,只是他们主观上可能没有意识到)真正负责的选择。事实也确实如此:欠发达农村的独生子女家庭和纯2女户,不但鲜有因"少生"而"快富"者,而且其晚年比适当"超生"家庭更仰仗政府的关照和投入。

因此,据我所知,不管政策如何,欠发达农村地区的大多数农民都会"夹缝突围"生育2胎,以纯女户为主的少数农民还会生育多胎。可怜这些"弱势群体",为了生存发展需要而适当"多生"一两个孩子(绝大多数家庭不会"超生"2个以上),不但增加了沉重的养育负担,还得承受"社会抚养费"之重压。雪上加霜的压力使他们挣扎更苦、翻身更难。从这些家庭"掠夺"的巨额计生处罚款使多少农民和下岗失业人员陷入更大的生存和发展困境,使多少"超生"家庭孩子改善生活和受必要教育的机会变得更为渺茫?

占有更多公共资源相对富裕的城市人口承受更少的生育负担,在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受到利益亏欠的贫苦农民、下岗工人承受更多生育负担还要被重罚,富者越富,贫者更贫,这些"弱势群体"的生活水平、教育水平、发展水平如何去提高?城乡差别和两级分化如何不加剧?党中央、国务院为减轻农民负担、关照弱势群体所作的巨大努力和近年来英明推出的一系列惠农、惠民政策,在反其道而行之的强大计划生育攻势下显得黯然失色!

难怪张维庆主任也不得不说:"其他政策都是惠民的,我们要千方百计做老百姓的工作,得到理解和支持……"其实将这句话引申表述得更完整更准确一点就是:"其他政策都是惠民的,唯有死守不改的过度计生政策是损民的。"

四、对老龄化问题不能自欺欺人并陶醉于海市蜃楼

"[于学军]应该说人口老龄化和计划生育有着某种关系,但是人口老龄化问题的产生又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文化多方面复杂的背景和原因,不能完全用人口政策的调整来解决这个问题……[2007-07-10 16:29:38]"

"[于学军]另外,对一个国家来说可能制度的设计是更重要的。比如同样数量的老年人,不同的方法,养老的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认为我们国家制度的设计要尽早……[2007-07-10 16:31:01]"

于司长先是以"有着某种关系"来淡化过度的计划生育控制对过早到来的人口老龄化的主要责任,又不动声色地把"人口老龄化问题"置换成"养老问题",以模糊其产生原因和解决办法,并以"不能完全用人口政策的调整来解决"作为人口政策不调整的托辞,其"障眼法"使得并不高明。

养老问题的产生诚如于司长所说"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文化多方面复杂的背景和原因",但它只是老龄化社会中的重大社会问题之一,并不能等同于老龄化问题。人口老龄化问题产生的原因则非常简单,莫非就是生育水平下降和人口寿命延长。生育水平下降主要是经济社会发展使生育愿望下降的结果,但违背人口发展规律的急剧下降则是外力控制的结果,具体到我国来说,则以是"一胎化"为核心的强制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的结果。因此,按照"对症下药"的原则,要解决老龄化社会的养老问题,就要从加快发展积累社会财富、完善养老制度和保障体系、倡导健康的家庭伦理等多方面下功夫;而要缓解人口老龄化问题,就必须设法提高生育水平,发达国家普遍实行鼓励生育政策,不过收效甚微,我们国家目前当然就靠改革计划生育政策,放宽直至解除强权外力控制。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科文献出版社去年出版的《人口与劳动力绿皮书》指出:一边是"先老"导致的劳动力下降,一边是"未富"带来的大量劳动力需求,老龄化将使中国经济失去现有优势。发达国家进入老龄社会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般都在5000-10000美元以上,而中国目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才刚刚超过1000美元,仍属于中等偏低收入国家行列,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实力还比较薄弱。也就是说,计划生育政策在成功控制了人口数量的同时,也催生了一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未富先老"的国家。(2006年8月21日《中国青年报》)

未富先老可不是一个等闲小事。一方面,劳动力年龄结构老化将使我国的庞大劳动力队伍逐渐失去原有的生机和活力,导致经济快速发展逐渐变得动力不足、后劲乏力;另一方面,我国还没有来得及积累足够的社会财富和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即于司长所说的制度设计)来支撑解决老龄化社会的养老问题。

经济实力强大、社会财富充裕、保障体系健全的发达国家都无不对老龄化问题忧心忡忡、如临大敌。英国估算养老金缺口2050年将达到约1万亿人民币(折算数,下同)。日本不但出台"天使计划"、"大家庭税务优待政策"鼓励国民多生小孩,甚至已经开始推迟退休年龄,将60岁逐步推迟到65岁。连美国这个世界上唯一至今仍保持2.0以上较高生育率(比我们这个发展中国家还高得多)的发达国家,也面临社保缺口危机。社会保障资金的主要来源,是从工作人口的工资里扣除的。美国的社保制度创建于70多年前,由于生育率一直比较高,社会保障资金的数额逐年增加,从来没有人想到会有危机。然而,随着出生率的降低和老年人口的膨胀,这一系统正在走向破产。1983年,美国国会为了延长社会保障制度的寿命,做了一些调整,一方面提高退休的年龄,另一方面则增加了扣除工资的百分比。虽然如此,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说:"如果任其发展下去的话,后果只有两种:一是宣布破产,谁都拿不到钱;二是如果(改革)动作太慢,我们这一代人为承担社会保障义务而承受的压力,就会减少你的收入,或是降低你照顾孩子的能力。"2005年美国总统布什也说:"2018年,社保将会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况。自那以后,社保缺口将逐年递增。到了2042年,整个社保系统将被消耗殆尽,全面破产。"

《美国兰德公司报告》指出:"到2020年,中国人口老龄化会使工作人口与不工作人口的比率成为世界上最糟糕的,比日本更甚。如果没有特效的新政策的话,中国的经济在那个时期就会狠狠地撞墙。"

与发达国家对老龄化问题如临深渊、未雨绸缪、积极应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们国家人口计生委和一些"人口专家"却不负责任地创造出"边富边老"、"又富又老"、"制度养老"、"劳动力长期过剩"等"老龄化不足惧"甚至说"老龄化是一件大好事"的呓语奇谈,以转移视线、鸵鸟埋沙甚至指鹿为马的手段掩盖问题实质,以画饼充饥、海市蜃楼的幻象误导决策者和民众。

西方开始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时候都是处于高生育率而人均寿命不高的状态,我国却在老龄化来临之后还没有开始全面建立养老制度。低生育率的老龄化状态下是难以建立起合理的社保制度的,而由于计划生育破坏了家庭结构,传统的家庭养老系统也遭到破坏。这种空中楼阁、海市蜃楼般的"养老制度设计"靠得住吗?莫非养老制度也成了第一生产力?

五、过度的生育控制政策对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调责不可卸

《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指出:"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升高。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为117,2003年抽样调查为119,个别省份超过130。2005年1%抽样调查为118.58。城乡均出现异常,农村失调程度更为严重。(《报告》发布后公布的《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更是触目惊心:1996年至2005年出生婴儿的性别比达127!)到2020年,20-45岁男性将比女性多3000万人左右。2005年以后,新进入婚育年龄人口男性明显多于女性,婚姻挤压问题凸现,低收入及低素质者结婚难,所导致的社会秩序混乱将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严重隐患。"

于司长说,计划生育和出生人口性别比有一定的关系,但不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根本性的原因,这明显是敷衍塞责的说法。客观地说,性别比高不完全是计划生育造成的,但性别比异常升高、严重失调则主要是过于严苛的计划生育政策所致。对生育过度严控和依胎次累进征收"社会抚养费"的政策大大增加了性别选择性中止妊娠的动因,是性别比严重失调的幕后强力推手。由于农村现实需要和传统观念影响,为了在计划生育高压政策控制下的1至2胎内生个男孩或在尽可能少的胎次内多生男孩,节约机会成本,在鉴定胎儿性别轻而易举、引流产现象司空见惯(也与计划生育强制堕胎有很大关系)的大环境中,选择胎儿性别的人数必然增多。严厉打击"两非"(非医学需要鉴定胎儿性别和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的努力由于治标不治本,收效甚微。

六、大面积独生子女家庭风险累加使社会和谐程度递减

独生子女家庭是高风险的家庭。一是成长风险,主要是夭折、重病、伤残等风险。据统计,每1000个出生人口中约有5.4人在25岁之前死亡,12.1人在55岁之前死亡。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中国农村地区曾经有过一个孩子但现在无后的家庭有57万之多。黑龙江宁安县沙兰镇中心小学在一场罕见的洪灾中,有105名小学生被夺去生命,其中独生子女占了56%。山西沁源一起特大交通事故的20名遇难中学生之中,有一多半独生子女。大龄独生子女夭折或者发生严重伤病残事件,对家庭的打击几乎是毁灭性的,这些家庭从此沦为"残破家庭"甚至"困难家庭"。二是国防风险。基于独生子女的成长风险,国家一旦遭受战争,如果独生子女比例过高,对兵源和士气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三是成才风险和家庭养老风险。

"[于学军]……多生孩子就真的能解决养老问题吗?对一个家庭来说,孩子有能力养老才是最关键的,如果一个家庭有好几个孩子,但如果没有能力自己都养不活,怎么养老?所以不管是一个孩子也好,两个孩子也好,关键是培养成人,使他们能够自立,同时又能够养老。[2007-07-10 16:29:38]"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天下哪个父母不想将孩子"培养成人"?但愿望与现实是两回事,生存状态迥异,成长环境不同,天资禀赋有别,这些客观现实条件才是决定孩子能否成才的关键,并不是只生1个就一定"能自立又能养老",生2个或几个就"没有能力自己都养不活"。独生子女不成器的很多,多子女成才的也不少(笔者的农村大姨8个子女全部在城市工作,《我的事业是父亲》作者蔡笑晚将6个子女培养成了5个博士1个硕士)。 "独柴难烧、独子难教",独生子女家庭全家重心和希望都寄托在一个孩子身上更容易使其畸形成长。即使没有娇生惯养,独生子女也容易形成以自我为中心的性格,而且他们缺乏同辈亲情和家庭成长伙伴,普遍感到孤独空虚。因此,独生子女在性格、伦理、独立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等方面的客观缺陷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

更何况,养老不光是经济问题(在农村和城市下岗失业人员中,经济能力是首要问题),还有亲情关怀的时间精力等问题,不管哪个方面,独生子女之间组成的家庭独肩挑双重担(男女双方上辈老人)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承受的。年前我母亲手术住院,在我身心俱疲的时候,姐妹的分担给我带来了莫大的慰籍。7月底看了新华网视频《不甘孤寂老夫妇招聘"女儿"满足亲情》,里面有这样一些内容:老夫妇高价征召"女儿",相处3年可获得市值40万人民币房产;群起效仿,空巢老人集体寻找"非亲儿女",武汉举办"空巢老人认亲会",121位老人1天认下28个儿女。大面积的独生子女家庭养老经济上不堪重负和亲情上严重缺位的问题,累加起来便成为重大的社会问题。

现实中已经出现独生子女父母因担心自己的儿女将来面临严峻的养老困境而反对其找独生子女对象恋爱结婚的活标本。如此看来,独生子女找对象也成了个大难题:想生二胎就必须找独生子女,怕承担不了养老重负又不能找独生子女。

七、"超生子女"合法权益岂能随意侵害

因计划生育是以"一票否决"保证落实的政府行为,因此"不光是计生部门的事",实行各部门"综合治理"。于是,一些地方布下了"天罗地网",在各部门把持的重要关口"设卡"是最常用的手段。在强调"依法行政",抄家倒房等行为不得不有所收敛的今天,这种手段更是普遍成为各地计划生育的"杀手锏"。没有完成处罚的"超生"子女就不能上户口、入托、入学,致使"超生"的学龄前儿童"黑户"人口大增,其接受教育的权利也受到诸多限制,不能分责任田土、不能平等享受公共福利待遇等现象就更加普遍了。这些歧视性政策对无辜的孩子十分不公平。

 

我国计划生育工作在基层的问题(2)

----草根试诊我国人口政策之伤(系列篇)

一个农民儿子、基层干部、普通网民的切身体会和深切忧思

吴 晓

2007年8月28日

daybreakwu@163.com

大堆悖谬彰显人口决策严重失据

――《草根试诊我国人口政策之伤》系列篇之三:症结篇

一、妖魔化我国人口总量之谬

一些人动辄祭出"第一人口大国"的帽子和"人口多、底子薄"的"基本国情"来宣扬"人口爆炸"逻辑,不负责任地将资源浪费、环境破坏和就业压力等问题统统归咎于人口太多,不遗余力地散播人口总量恐慌症,以此掩盖"人口问题是一门有凭有据的科学"、"人口发展有其不可违背的规律"这些最基本的理性判断,并作为在我国总和生育率早就大大低于人口可持续发展的世代更替水平的现实情况下,还顽固坚持对人口进行过度控制"不动摇"的挡箭牌。

长期以来强大宣传攻势形成的思维定势以及大多数人对人口学基本常识缺乏了解(笔者从事了5年计划生育专职工作,要不是有互联网,到现在还不知道"总和生育率"这个制定人口政策的重要参考指标为何物),加上大家对"春运潮"、"黄金周"、"招聘会"等特殊场合"人满为患"的直观感受,使那些表面化、片面化、渲染化的论调具有很大的迷惑性,难免出现"被大多数人认同"的假象,甚至连荒谬的"中国3亿人口目标论"也颇有市场。其实,除了对人口科学和人口发展规律必须尊重外,还有下面这些基本事理需要弄清:

1.从历史渊源看,"世界第一"的人口基数是中华民族数千年繁衍生息和团结统一的结果。有些人老喜欢拿我国人口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比,却不顾它们仅有两三百年移民开发历史的事实。我们不妨来看看过去200多年中国和美国人口的变化:中国清朝乾隆末期的1783年人口数已达2.83亿,2006年为13.1亿,223年时间增长3.6倍。美国在1776年只有300万人,139年后的1915年突破1亿人,52年后的1967年超过2亿人,39年后的2006年达到3亿人。"如果继续以这样的高速度发展下去,再过37年,美国人口就会突破4亿"(2006年10月17日人民网)。美国是世界上唯一至今仍保持2.0以上较高生育水平的发达国家,其生育率"居高不下"、人口增速加快的主要原因是移民增加以及移民生育子女的增加,有关专家指出:由此带来的良好人口结构,预示着美国经济的持续繁荣。

位于"古老"欧洲的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各约6000万人口,西班牙约4000万人口,它们的人口基数又为什么这么小呢?一方面,这是古罗马帝国分裂的结果:统一的罗马帝国分裂成很多个国家后,各国的人口基数当然就变小了(面积也普遍很小,往往不及我国的一个省);另一方面,他们在全世界到处开拓殖民地,大量人口移民到了欧洲以外的地方,美、加、澳等移民国家的人口大多是他们的后裔。如今,趋近于"联邦国家"的欧盟总面积430多万平方公里,总人口约5亿,如果将其看作"国家"的话,则已然成为世界上第三人口大国。

印度如果没有1947年的印、巴分治和后来的孟加拉国独立,那么其4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已有14亿人口(分别为现在的印、巴、孟三国面积与人口总和),早就超过中国。

我国经过几千年的人口繁衍,而且没有像罗马帝国和"英属印度"那样分裂,也没能象欧洲国家那样大规模移民,才"无奈"长期戴着"第一人口大国"的帽子,难道这样的结果就那么难以接受、那么可怕吗?

2.从人口比例看,200多年时间,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从1/3即将下降到1/6,整整下降了一半。十九世纪初,中国人口有4亿,世界人口是12亿,中国人口占世界的1/3;到了二十世纪初,由于长期战乱,中国人口仍然是4亿左右,而世界人口增长到16亿,中国人口占世界的1/4;2005年,中国人口达到13亿,世界人口已达64.77亿,中国人口约占世界的1/5;《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预测,我国人口在2033年达到峰值15亿以后缓慢下降,世界人口年会预计,本世纪中叶世界人口将达90亿至100亿,那时我国人口不到世界的1/6。

3.从人口密度看,比我国压力更大的国家(地区)很多,但没有一个实行如此严厉的强制计划生育。如台湾地区的人口密度为635人/平方公里,韩国470人/平方公里,日本335人/平方公里,印度330人/平方公里,菲律宾265人/平方公里,英国245人/平方公里,越南240人/平方公里,德国235人/平方公里……中国大陆的人口密度为135人/平方公里,排在世界各国的56位左右,除去西部不适宜人居住的地方(按40%计算),人口密度为225人/平方公里,也不过与英国、德国和越南相当,仍远不及台湾、韩国、日本和印度,至于人口密度为7152人/平方公里而大力鼓励生育的"城市国家"新加坡就不比了。

人口密度比我们大得多的印度,相信"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虽然人口数量不久将超过中国,但由于人口结构的优势,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其发展潜力比中国乐观。人口密度大的那些发达国家(地区),虽然面临的人口数量压力非常大,但他们深知人口结构和人口可持续发展问题更加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因此在生育率过低的情况下,不得不作出鼓励生育的决定。如韩国在人口密度压力为我国的2倍多而且人口仍将持续增长到2018年的情况下,十多年前就取消了以"家庭计划"为特征的人口控制政策,近几年更是不遗余力地鼓励生育。台湾地区在1951年800万人口(人口密度为220人/平方公里)而生育率高于6.0的时候,就感受到了很大的人口压力(人口密度与现在的中国大陆相当,但生育率为大陆现在的3倍以上),但也只是推行了自愿基础上的"家庭计划",而现在人口总量增至2300万时,基于生育率大幅下降老龄化问题凸显的现实,反而不得不鼓励生育了。

4.从资源压力看,人多只是借口,利用效率低才是问题的根本。耕地是人类的生存之本,是最重要的自然资源之一。我国人均耕地面积不足世界的1/4,仅为印度一半,因此人们常说我国最大的国情就是"以世界上7%的耕地养活世界上20%以上的人口"。但是,近年来我国有些农村地区耕地抛荒现象日益严重(笔者所在农村就是如此),你说这是耕地太多了还是人口太少了呢?还有,我们很多地方煤炭等矿产资源回采率畸低和把石墨当煤炭卖等现象又是不是说明资源太多了呢?其实都不是,只是表明如何充分发挥资源的最大效益比单单抱怨人口太多更具现实意义。

5.从就业问题看,失业率高并不是人口过多造成的,对人口增长的过度控制反而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很多人把"僧多粥少"、就业压力大说成是人口过多的结果,认为人口多是就业的最大包袱,这真是天大的冤枉。"粥"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社会作为整体,有人口才有消费,有消费才有需求,有需求才有生产,有生产才能提供就业,有就业才有能力消费,这是一个良性循环。人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既是财富消耗者,又是财富创造者;既是就业者,又是就业岗位提供者。因此,要辩证地看待人口问题,只看到任何一面都是偏颇的,得出的结论都是站不住脚的。

过度控制政策使人口发展严重违背规律,导致一定时期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比例高速增长和劳动年龄妇女育婴期大为缩短,就业需求大幅增加;而0-14岁消费人群尤其是消费能力较强的城镇出生人口比例急速下降,加上广大农村地区发展缓慢,计划生育的大面积处罚进一步削弱了其发展能力,农民这一庞大群体消费潜力难以激发,使得社会整体消费需求增长不足、替补乏力。由于就业需求和消费需求的"剪刀差",过度"计划生育"政策在降低"抚养比"、"节省7.4万亿元少年儿童抚养费"收获"人口红利"(人口计生委语)的同时,也必然使失业问题变得更加严重――这是过度控制人口增长带来老龄化急剧加速、出生性别比失调加剧问题之外另一个被忽视的人口结构问题。

巴西人口只有1.9亿,国土面积为851万平方公里,人均资源非常丰富,2006年失业率为10%,并不比中国低。美国人口3亿,失业率为4.8%;法国人口6千万,失业率达8.7%。俄罗斯人稀地广,2006年失业率为6.6%;日本人稠地狭,但2006年失业率只有4.1%。俄罗斯人口从1992年开始减少,但失业率却反而提高了。由此可见,人口数量的多寡与失业率高低并无因果关系,减少人口不但不能降低失业率,有时反而还会提高失业率。

除上述事实外,如果不是"第一人口大国"带来的巨大消费市场和充裕年轻劳动力对全球资本的吸引,凭我们微薄的经济底子和尚不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能长久保持当前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态势吗?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能有这么大吗?那些以减少人口来增加"人均GDP"的急功近利思想和行为不是典型的"东施效颦"、"削足适履"吗?

二、适当目标生育率(1.8-2.1)与超低政策生育率(许可数为1.39,可行数为1.25以下)之悖

总和生育率反映在一定时期(一般为一年)的生育水平状况下育龄妇女一生平均生育的孩子个数,是国家制定人口政策的一个重要参考指标,在我国却是长期糊涂、悖谬横飞的指标。

《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的"基本判断"指出:"全国总和生育率在未来30年应保持在1.8左右,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2006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千方百计稳定低生育水平"指出:"到2020年,人口总量要控制在14.5亿人左右,总和生育率稳定在更替水平以下"。

今年1月23日"国新办就加强计生工作和人口发展战略等答问"时国家人口计生委副主任王国强指出:"中国城镇和部分农村实行的是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这部分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是35.9%,也就是说总人口中35.9%是属于生育一个孩子政策的。在农村,实行生了一个女孩再允许生一个的,一共有19个省,它占总人口的比重是52.9%。在农村我们允许生两个孩子的,有5个省,占总人口的9.6%。在部分省或者部分地区,如人口比较少的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允许生两个以上孩子的生育政策的,占总人口的1.6%。[2007-01-23 10:50:44]"(摘自新华网文字实录)

实行生一个女孩允许再生一个孩子政策的52.9%人口中,按110的性别比保守推算(总性别比在120以上,但这个群体第一胎生育人为选择性别的比例应该相对较小),生男孩后不许再生的占总人口的27.7%,可生2胎的占25.2%。因此,我国当前的政策生育率为:(35.9%+27.7%)*1+(9.6%+25.2%)*2+1.6%*3.5(允许生两个以上孩子)=1.39,考虑至少10% 的不孕不育、丁克、单身人口,意味着要是都响应政策的话,现实生育率只能在1.25以下。(中华网2007年6月28日《不孕症的发病率有多少?》:"目前,我国每八对夫妻中就有一对不能生育,育龄人群的不孕不育比例平均约为12.5%。"新华网2007年2月8日《1成夫妻面临"求子难"不孕不育影响家庭稳定》:"近年来,不孕不育症的发病率呈现上升的趋势,在育龄夫妇中发病率已接近10%。"此外,丁克家庭、单身人口也在与日俱增。)

也就是说,在有生育能力的家庭没人放弃"计划内"生育指标的前提下,还需要全国55%以上的家庭或者说几乎全部乡村家庭(2006年全国乡村人口的比重为56.1%)平均"超生"1个孩子才能达到1.8的生育水平,需要85%的家庭平均"超生"1个孩子才能达到2.1的世代更替水平。

这就是看起来农村"超生严重"(但远没有"严重"到家家"超生"1个的程度,因为生育2孩后大部分育龄妇女都施行绝育手术了,不能再"超")而全国生育水平仍远没有达到1.8的原因,也是在全国总和生育率没有达到最低目标水平1.8,即总体来说生得太少的情况下农村家庭却大面积"违法"被罚的真相。

《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在论述"现阶段的低生育水平很不稳定"的判断时说:"群众生育意愿与现行生育政策的要求有较大差距,多数地区人口增长存在反弹势能"。试问:要"稳定"的低生育水平究竟是1.25以下的极端政策生育率还是1.8-2.1的适当目标生育率呢?"多数地区人口增长存在的反弹势能"能够弹到全国85%家庭平均"超生"1个孩子的水平吗?

三、实际生育率数据屡查屡低屡被大幅拔高至1.8之谬

我国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的生育率数据比较可信,没有引起大的争论,如1970年总和生育率为5.81,1980年下降到2.24,经历小幅反弹和回落后,1990年"四普"的生育率是2.31。但是,进入90年代以后,生育率数据变得扑朔迷离,国家计生委和统计局分别进行的历次抽样调查所得生育水平都大大低于更替水平2.1,均被大幅调高为"1.8左右"。于学军发表于《中国人口科学》2000年第2期的《中国进入"后人口转变时期"》一文中指出:"中国90年代的生育水平却是令人困惑和烦恼的问题。问题首先出在1992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38万人调查。该调查申报的全国1991年和1992年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65和1.52,大大低于总和生育率为2.1的替代水平"。主张对人口从紧控制甚至反对政策微调的周皓发表于《人口与经济》2000年第5期《低生育率条件下的中国人口控制》一文中指出:"自1995年以来,各种统计数据均表明全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已经极低,1995年国家统计局1%人口抽样调查中总和生育率(TFR)仅1.46,1997年国家计生委的调查则为1.35~1.38。即使是调整以后的生育水平也大致在1.76。但在某程度上说,这种数据已经低于或者接近由人类自身的发展规律和人类自身繁衍的本能所决定的生育率的底线了。"

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得出的生育率数据为1.22,人口计生委说有"漏报",经"专家研究达成共识",再次将其巨幅调高至1.8,一举调高了0.58。试问:组织严密的人口普查能够让58%的生育家庭每家"漏报"掉1个孩子吗?

目前农村的"超生"绝大部分是两种情况:一是第1胎为男孩再"超生"1个孩子,二是纯2女户逃生第3个孩子。即使实行"1.5孩政策"占总人口52.9%的农村家庭中,第一胎生男孩的家庭(占总人口27.7%)全部超生1个孩子,纯2女户(约占总人口11.2%,性别选择重灾区的第2胎按125的性别比保守推算)全部生第3胎,全国的总和生育率最多也只能达到1.64(1.25+0.277+0.112)的水平。

从全国整体来说,除上述两种情况外的少量"超生"(因生下第2胎或多胎后绝大部分育龄夫妇都要强制施行绝育手术,农村第1胎为男孩的家庭连续"超生"2个以上和纯女户家庭生第4胎以上孩子的比例很小;实行一胎政策占总人口35.9%的城镇和发达农村家庭"超生"比例也不大)还不足以填补实行"1.5孩政策"农村中响应政策的独生子女户和纯2女户家庭"少超生"(相对于上文假设的"全部超生"而言)以及主动放弃2胎生育指标家庭"少生"(比政策允许少生一个,相当于"少超生"2个)的空白(据2006年7月16日青岛晚报报道,青岛市计生委发布,2000年以来,该市已有18933对夫妇放弃二胎生育指标,这些放弃二胎生育指标的绝大部分是一胎为女孩的农村夫妇,而且最近几年放弃二胎指标的家庭一年比一年多)。因此,过去几年我国的实际生育水平应该低于1.64,育龄夫妇生育2胎和多胎后落实"结扎"(绝育手术)措施抓得越紧越不可能达到这个水平。

"总和生育率"如此重要的国策参考指标,竟然十多年没有一次采信各种抽查甚至普查结果,而不管形势如何变化,屡屡大幅调高至脱离实际铁打不变的"1.8左右"(这正是"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底线值),其主观刻意性不是很明显吗?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无非有二:一是"有关部门"严重失职,有关政策需要检讨,使得在如此严密的举国控制体制下居然长期弄不清这么一个重要国策指标的真实情况;二是主观固执、感情用事、"宁枉勿纵"的心态严重,宁愿凭着"放松或解除控制后生育水平会严重反弹,几十年计划生育成果会毁于一旦"的主观臆想杞人忧天,也不愿正视"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群众生育愿望和实际生育水平都已大幅下降,再不调整人口政策将使我国的人口问题走向另一个更可怕极端(老龄化程度加剧和性别比严重失调等人口结构问题日趋严峻)"的现实。

由于计生高压政策的超负荷压力和人口流动的客观原因,调查的原始数据有一定漏报是事实,可人口计生部门不但不去检讨决策和工作中的失误并加以改进,反而长期将此作为根据主观需要随意调高原始数据的理由。由于成见惯性、结论先行、倒果为因的主观干扰和客观误差,大幅调高的生育率数据严重"矫枉过正",使人口决策长期建立在错误的主观数据之上,"坚持稳定现行生育政策不动摇"也就总是"理直气壮、顺理成章"了。

四、超低政策生育率下"计划生育率"与总和生育率数据比肩齐高之悖

1995-2002年全国计划生育率统计数据分别为88.28%、90.66%、92.97%、93.16%、94.08%、94.64%、94.25%、94.63%。如果不考虑那些因育龄夫妇不够生育年龄或生育间隔而造成的非超生"计划外"生育因素,即将统计数据中的"计划外"出生全部视为"超生",那么,1995年在88.28%的"计划生育率"下,按1.3的现实政策生育率("微调"前的政策生育率比现在的1.39稍低,但不孕不育、丁克、单身人口比例比现在低得更多)计算,总和生育率为1.47,与当年国家统计局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1.46非常接近;同理推算,1997年92.97%的"计划生育率"达到的生育水平为1.4,与当年国家计生委的调查数据1.35~1.38比较接近;按照目前的现实政策生育率1.25推算,"计划生育率"最高的2000、2002年达到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32,而要达到1.8的"研究共识"总和生育率数据,全国的"计划生育率"就只能在69.44%(1.25/1.8)左右。全国"计划生育率"不到70%,不是人口计生委和大部分地方政府都要被"一票否决"吗?

计划生育率与总和生育率这两个矛盾悬殊的数据究竟该信哪一个?事实上,它们都不可信,而且越来越离谱,本来存在反比例关系的两个数据却因各有用处而被同时抬高了。其超级悖谬足以说明:我国的人口计生数据完全是随着在不同场合的不同需要而随意变幻的超级变色龙。如此矛盾荒谬的两个数据竟能长期同时存在,并分别作为"一票否决"核心工作指标依据和人口决策重要依据,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甚至是一种不幸。

五、人口总量目标屡调屡降屡落空之谬

2000年12月发布的《中国二十一世纪人口与发展(白皮书)》提出"中国人口与发展的目标"是:"2010年,全国人口总数控制在14亿以内","到二十一世纪中叶,全国人口总量在达到峰值(接近16亿)后缓慢下降"。张维庆主任在2005年9月16日"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新机制工作会议"和同年11月14日的另一次会议上均表示: 我国总人口将于2010年达到13.7亿。2007年1月发布并作为人口决策主要依据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提出的"战略目标"则为:"到2010年,人口总量控制在13.6亿人","到本世纪中叶(该报告前文称2033年前后),人口峰值控制在15亿人左右,之后人口总量缓慢下降"。

"十五"计划定的2005年全国总人口控制目标是13.3亿,结果只有13.0756亿,仅5年的预期目标就高估了2200多万人。2010年人口总量控制目标(或叫"预测")从6年前的14亿下降到1年多前的13.7亿,然后再下降到13.6亿,5年时间下降了3000万,1年时间又下降了1000万,人口峰值预测则6年时间一举削减了1亿人。即使一降再降而且是巨幅下降,却仍然难以企及。

下表为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近几年我国人口变化情况(单位:万人)。

年度 总人口 出生人口 死亡人口 年增人口 0-14岁人口 65岁及以上人口
2000 126583     1279 28979 8811
2001 127627 1702 818 884 28716 9062
2002 128453 1647 821 826 28774 9377
2003 129227 1599 825 774 28559 9692
2004 129988 1593 832 761 27947 9857
2005 130756 1617 849 768 26504 10055
2006 131448 1584 892 692 25961 10419

注:表中人口数不含港澳台。2000年人口数为五普时点2000年11月1日数据,其中年增人口数为四普到五普期间10年零4个月的年均增长数。统计公报的年底人口数都是按"漏报率"修正后的结果,张维庆主任在2007年1月23日答记者问时信誓旦旦地说:"中国人口究竟有多少?很多人老有这样的疑问。我可以负责任地讲,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数字是可信的。"

从上表可以看出,我国每年的出生人口数和人口增长速度呈明显下降趋势(仅2005年出现微幅回升,但换来2006年的更大幅度下降):2001年至2006年,年均减少出生人口23.6万,年均增长人口764万,比上世纪90年代年均增长数下降了515万。0-14岁人口6年时间下降了3018万,年均下降503万。65岁及以上人口6年时间增长了1608万,年均增长268万。

近几年,人口计生委的领导在各种场合高喊计生工作滑坡了、生育水平"反弹"了、"双独"要生二孩了、从2005年起进入人口出生小高峰了、富人名人超生"毁掉基本国策"了,我们也确实感觉到很多农村地区的计生工作行政手段不再那么灵了,基层政府"放水养鱼"的现象增多了,城市下岗工人"超生"队伍壮大了……即使这样,这几年出生人口和每年净增人口下降的势头不减反增,2006年的人口增长量更是大幅下降到了692万,远远低于"800-1000万"的预期。2010年要达到几经调降后的13.6亿总人口数,未来4年必须年均增长1200万,按照当前的人口增长下降趋势,年均增长量几需翻倍,即使出现一定程度的"第四次出生小高峰",也不可能陡然"高"到如此程度吧?对眼前几年预测的出入都那么大,对人口峰值的预测就更是空中楼阁了。

人口计生委和"专家"们预测人口目标的最主要依据就是1.8的总和生育率,其预测屡屡高估失灵的事实第N次证明,被大幅调高的生育率"研究"数据1.8从来都是高于现实的,过去高得离谱,近几年的生育"反弹"也还远没有"弹"到这一水平。

六、"计划生育减生4亿多人口"与"我国老龄化乃人口发展趋势所致且不足忧"之悖

一方面,过去几年人口计生部门宣传的"计划生育30年,少生人口3亿多"的"辉煌成就"已经深入人心,去年以来经"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后,战果更是扩大到"少生了4亿多人"。

另一方面,今年1月24日张维庆主任在央视《决策者说》栏目中回答主持人关于老龄化的提问时"首先说明":"人口老龄化是整个世界人口发展的一种趋势";"第二个说明":"现在的老龄人群和计划生育政策没有关系"(他还具体分析了"原因":实行计划生育后出生的人口要到2030年、2035年才进入老龄状态;现在的老龄人口是预期寿命延长形成的);最后才轻描淡写地承认:计划生育加快了老龄化进程"是事实"。

关于张主任的"首先说明",人口老龄化是世界人口发展趋势,但那是有着自身发展规律的缓慢趋势,我国的"未富先老"是严重违背其规律而超前到来的,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参见上文引述的2006年8月21日《中国青年报》有关报道);关于其"第二个说明",我觉得有点滑稽:谁都知道老龄化问题是老年人口比例过高的问题而不是"老龄人群何时生"的问题,生育率大幅下降是老龄化主因,预期寿命延长只是次因,计划生育"少生了4亿多人","和计划生育政策没有关系的老龄人群"比例当然就大幅升高了,老龄化也大大提前到来了。关于张主任最后承认的"事实",更准确地说,应该是计划生育对人口增长的"急刹车"急剧加速(而不止是一般的"加快")了老龄化进程。

《国家人口发展研究报告》说:"我国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2016年将达到高峰10.1亿人,比发达国家劳动年龄人口的总和还要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不会缺少劳动力……"而张主任在《决策者说》中更是将"15到59周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也夸大到10.1亿,并顺势夸大说"比发达国家的总人口还要多",由此得出结论说:"这么一个庞大的劳动年龄人口,我们担心什么呢?我们担心的是就业不了……"

要知道,2016年60-64周岁的人口正是1952-1956年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口,这个5岁年龄段的人口有1亿多;而15-17岁人口为1999-2001年出生,有5000余万人,他们尚未成年且正在接受基础教育(那时的青少年应该达到12年的平均教育年限了吧)。除去这头尾两段的1.6亿人口,真正意义上的劳动人口最多也就8.5亿而已,如果按现行法定退休年龄计算则不足8亿人(劳社厅函[2001]125号《关于企业职工"法定退休年龄"涵义的复函》明确指出,国家法律规定的正常退休年龄即"男年满60周岁,女工人年满50周岁,女干部年满55周岁"。公务员法规定:工作年限满三十年的可以申请提前退休),虽然绝对数仍很庞大,但这是相对于14亿多总人口而存在的,而且这庞大的绝对数背后隐藏着年长劳动人口多而年轻劳动力少的倒金字塔形不合理结构,这样的"劳动年龄人口"形势有什么值得乐观的呢?将绝对数任意夸大而不看比例和结构,从而判定劳动力不短缺甚至过剩,这不是自欺欺人吗?

更何况,2016年以后的老龄化严重程度将直线上升。《国家人口发展研究报告》指出:到2020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2.34亿人,比重从2000年的9.9%增长到16.0%;预计本世纪40年代后期形成老龄人口高峰平台,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4.3亿人,比重达30%,届时差不多每3人中就有1名老年人。而将取代我国成为"第一人口大国"的印度,年轻劳动力将大大超过中国,整个人口结构比我们优化得多。一个老态龙钟者,一个年轻体健者,谁会跑得更快呢?

很显然,"少生的人口"越多,表明计划生育对加快我国老龄化进程和促使劳动人口结构劣化所起的作用越大。适度控制人口增长有必要,但"过犹不及",少生人口数量太大而严重影响人口的可持续发展则说明计划生育政策过于极端,即使如人口计生委所说因大大降低"抚养比"而收获了更多的"人口红利",那也是一种对人口资源"寅吃卯粮"的严重"透支"行为。

按照人口计生委的数据,目前我国有近1亿的独生子女。试想,要是计划生育从一开始就实行相对合理的2胎政策,只不过让这1亿独生子女家庭每家再生1个孩子而已。加上由此"多生"的几千万人(允许生2胎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不会生2个),现在的总人口也不超过14亿,计划生育仍然"少生3亿多人口",成就依然辉煌,并不会出现"人口爆炸",它附加产生的积极作用却不可低估:群众感受和接受程度完全不同,大大降低政策执行阻力和行政成本;对农村家庭的打击面和对弱势群体生存发展能力的削弱大为减小,大大促进发展平衡与社会和谐;由于这几千万新生人口的增加,我国的老龄化问题必然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又由于这几千万新增人口绝大数在消费能力较强的城镇和发达农村,比"黄金周"和其他任何政策举措都更能有效地刺激这些家庭的消费需求,对拉动经济增长、促进就业的作用无疑是巨大的。

从生育率数据分析,如果从一开始实行全面放开2胎、农村纯女户允许生育3至4胎的切合国情的合理计划生育政策,反而能更好地达到和稳定合理的低生育水平。按照110的出生性别比,出生人口中女孩的比例为47.62%,纯2女户的概率为22.68%,纯3女户的概率为10.8%。因此,在现行政策中实行1.5孩和2孩政策的62.5%人口中,纯2女户可生3胎的占总人口14.18%,纯3女户可生4胎的占总人口6.75%,由此得出政策生育率为:[35.9%(现一孩政策)+52.9%(现1.5孩政策)+9.6%(现2孩政策)-14.18%(可生3胎)-6.75%(可生4胎)]×2+14.8%×3+6.75%×4+1.6%(现二孩以上政策)×3.5=2.32,假设不孕不育、丁克、单身人口为8%,现实政策生育率则为2.13,为世代更替水平。因为城市人口均可生2胎,农村纯女户还可生3-4胎,而且按政策生育后大部分都要施行绝育手术,因此再"超生"的人口比例将非常小,而自愿放弃"指标"不生"计划内"2胎(尤其是城镇人口)和"计划内"3胎、4胎(尤其是较发达农村和农民工等庞大群体)的大有人在,因此,实际生育水平很难达到现实政策生育率。也就是说,合理宽松的2胎政策完全可将生育水平控制和稳定在更替水平以下。
因此,回头来看,"一胎化"的生育政策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是过度而不合理的,到现在还死守不改简直是一大奇迹。既往不谏,来者可追,难道我们现在还不该为仅仅二三十年后的未来中国积点德吗?

七、"过度控制必要、宁枉勿纵有理"之谬

1、人口控制观念折射出的"自卑自贱自虐、崇外哈外媚外"心态。在整理修改本系列拙篇的过程中,笔者特别注意了网络论坛的争论,特意与现实中的一些基层干部和领导干部进行了交流,尤其留意听取与自己不同的意见,从中发现:除了深入关注人口问题的学者和少数网民外,大部分网民及现实中的基层干部和领导干部基本上都与我以前一样不知道总和生育率的概念,遑论其他人口学常识。他们的原始态度一般是不加思考地认为坚持现行计划生育政策不但很有必要,而且还要抓紧,可是通过一些人口问题基本常识的简单交流后,大多数人的看法都会转变。抱着善良愿望而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对人口问题基本常识了解得越多,认为现行人口政策必须改革的意识就越强。与此同时,"全面放开2胎"似乎是条临界线,连网络论坛中的大多数所谓"挺计派"都予以支持,而再往前走说要完全取消强制计划生育,"大多数人"就难以接受了。

也就是说,大多数没有深入关注过人口问题的人都条件反射地认为,强制计划生育在我国仍然是有必要的,不强制=无节制=泛滥。既然强制计划生育对控制人口那么必要,却为什么全世界只有中国实行这样严厉过度的政策呢?据我综合的情况,理由无非是"国情不同",国民(尤其针对农民)"观念落后"、"素质太低"。

人口基数大、资源环境就业压力等方面的"国情"前面已经探讨过,不足为由,除此之外就是生育观念和国民素质的问题了。很多人认为,中国人几千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多子多福、传宗接代等传统思想"根深蒂固",在生育观念上很"落后"。真是如此吗?

先看看受中华文化几千年"传统生育观念"影响的国家和地区生育水平。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自1990年以来,每年发布《人类发展报告》,其中一个关键指标是"人类发展指数"(HDI),该指数由反映人类生活质量的三大要素指标(出生时预期寿命、受教育程度、实际人均GDP)合成一个复合指数,通常作为衡量人类发展的综合尺度。"总和生育率"(TFR)说明每名妇女按照某一年的各年龄组生育率度过育龄期,平均可能生育的子女数。总体来说,HDI越高,TFR越低,但由于区域文化、宗教、民族心理等的差别,在同等HDI的情况下,TFR并不完全一致。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中,中华文化圈地区(香港、台湾、日本、韩国、新加坡等)的生育率明显比其他地区低,比如香港只有0.9,台湾、韩国为1.1,日本、新加坡为1.25左右,为世界所有国家中生育率最低的国家和地区;在一个国家内部,华人生育率也比其他民族低,如在新加坡的三大民族构成中,华人的生育率一直低于印度人,更低于马来人。

中国大陆的情况又如何呢?我国尚未实行计划生育"接近无节制生育状态"的60年代平均生育水平为5.96,即平均每对夫妇生育6个孩子左右。那时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低于0.5,属于"低水平人类发展国家"。发达国家在那样的低水平发展时期都经历过同等高生育水平的状态,日本在1940年"中等人类发展水平"时平均每个妇女还生育5个左右孩子,韩国60年代的生育率还在5左右,70年代才降到了4.53。世界上至今还处于"低人类发展水平"的32个国家2000-2005年的平均生育率仍达5.8。

同其他国家一样,随着经济腾飞和"人类发展指数"的快速提高,我国群众的生育愿望已发生根本性转变,从过去6左右的高生育水平降到了世代更替水平2.1以下的低生育水平。于学军在《中国进入"后人口转变时期"》一文中说:"以往的生育意愿调查结果显示,90年代以前人们的生育意愿多数为2个以上,而且最好为一男一女。依中国国情而言,人们的这种生育意愿合情合理,无可厚非,因为即使在日本和台湾这样社会和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人们期望的子女数也在两个以上。因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没有理由说'中国人的生育意愿落后'或'中国人的生育观念传统'。进入90年代后,人们的生育意愿又有了进一步的变化:人们的意愿生育子女数下降到了2.0以下。在90年代比较有代表性的抽样调查中,我们尚未发现平均生育意愿子女数超过更替水平(即2.1左右)的结果。"

有些人看到现在还有农村家庭生很多孩子,有些村庄常见多胎,便据此下结论说我们的国民尤其是农民"素质差",不强行控制就都会"放开肚皮生"。这是典型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难道我们连基本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原理都不懂吗?美国阿肯色州的达格太太今年8月3日生下了她的第17胎,生完这一胎不到30分钟,她又跟曾任州众议员的丈夫在讨论生下一胎,多产的达格夫妇已经成为电视发现卫生频道好几个节目的主角。英国也有一名叫乔安的妇女,年仅36岁就育有13个小孩。按照国人的逻辑,他们的"素质"可谓差到了极点,尤其是那对美国夫妇,作为一个曾经的议员家庭,这样生下去还频频上电视,"影响恶劣",如果大家效仿,美国人口过不了多久就会爆炸,英国人都象乔安那样生下去,那点国土面积更是会"无立锥之地",因此,他们简直应该去蹲大牢。可为什么又没有多少人去这样想呢?因为在相当多国人的潜意识里,中国人是劣等公民,没有理性,强制必要,没有尊严,强制活该;美英等外国人都是上等公民,他们都是有理性而值得尊重的。这就是国人无处不在的自卑自贱自虐和崇外哈外媚外情结在生育控制观念上的典型体现。

在工作高压力、生活高物价、居住高房价、看病上学高费用、生育高负担的情况下,究竟还有多少人愿意生、生得起过多的孩子呢?天底下谁不想享受生活,谁不想让自己和孩子的生活过得好?中国人在生育问题上真的普遍愚蠢到象低等动物那样毫无理性吗?

2、韩国、台湾、越南为我们上了生动的"计划生育"课。
"[于学军]我们可以从其他的国家或者地区借鉴经验。比如,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都实行过严格地控制人口的计划生育政策。但是,当人口的生育水平降低了以后就开始鼓励多生。[2007-07-10 16:06:48]"

我注意到,于司长不止一次提到韩国和台湾实行过"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有人说于司长过去曾是一个开明学者,因此,对这种强调我理解为他是在对我国的强制计生政策有意证伪却言不由衷。韩国和台湾地区实行人口控制政策的时候,其人口压力相对来说比我们都要大,但推行的却都是自愿基础上的"家庭计划",其"严格"程度与我们根本没有可比性,人口控制效果却毫不逊色。而且,他们都比我们尊重规律、尊重科学、尊重现实,在生育率下降还不是特别严重、老龄化问题初显端倪的时候就及时对人口政策进行了方向性的调整。即使如此,韩国的生育率仍然一直下滑,在生育率严重下降但人口增长仍将持续到2018年的情况下,他们想尽办法鼓励生育却收效甚微;台湾也面临超低生育率的严峻现实。

他们的前车之鉴清楚表明:生育水平受到"发展"这只看不见的大手强力掌控,顺势控制使其速降容易,逆势扭转使其回升却特别艰难,生育愿望和生育水平绝不是象自来水龙头那样一放就灵的。
随着韩国在60年代至80年代的经济起飞,韩国的生育率迅速下降,到1990年,总和生育率降到1.59。韩国人对1.59的反应是"恐慌",由此在20世纪90 年代引发了一场很大的辩论,焦点在于是否应继续实行人口控制的政策。支持调整政策者认为,假如生育率再进一步下降,会危及到韩国未来的社会经济发展。而且,即便取消了目前的人口控制政策,也不会导致韩国生育率的上升。反对者的呼声也相当强烈,他们认为韩国是个小国家,地域小人口密度高,资源非常有限,所以还是要继续控制人口的增长。而且经过多年辛苦的工作,得来今天的生育下降,一旦取消,多年的成果将会荡然无存。这些辩论几乎就是现今发生在中国学界的辩论的翻版。在这种情况下,韩国政府在1995年成立了由20位人口专家组成的人口政策审议委员会进行研究,并于1996年批准了人口政策的改变,取消控制人口出生政策,防止生育水平进一步下降,即"新人口政策"。令韩国政府和学者十分意外的是,在随后的几年中,韩国的生育水平继续下滑,到2004年总和生育率已经降到了1.19的水平。为什么韩国的人口政策变了,但生育率还在继续下降?韩国学者的解释是,"与过去的人口控制政策相关的文化仍然在深层次起作用。"(摘自《中国新闻周刊》)

从2005年起,韩国政府开始鼓励人们做输卵管和输精管复通术,并为他们生育第三或者第四个孩子提供照料。韩国汉城大学社会学教授殷基洙说:"除非能把人口问题处理好,否则,韩国社会将会在20至30年内崩溃。"韩国政府建议设立低出生率和社会老化特别小组来应对问题,韩国国会在2005年4月批准了相关的法律。(摘自中国人口网)

同韩国在60年代至80年代的经济起飞导致生育率迅速下降一样,我国随着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和生育政策的持续严控,总和生育率早就降到了在韩国"引起恐慌"的1.59(需全国34%以上的家庭平均"超生"1个才能达到)左右的水平。可是,当年韩国20位人口专家研究的结果是实行了取消控制人口出生的"新人口政策",而我国"300多位专家学者"研究后,却以种种主观悖谬数据为依据,得出"坚持现行生育政策不动摇"的相反结论。

台湾的情况又如何呢?1992年10月,台湾在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达到6.7%时,通过了"人口政策纲领"及"加强推行人口政策方案"两项修正案,删除了在2000年把"人口自然成长率递降至8‰以下目标"(中国大陆2001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6.95‰)的提法,意味着台湾当局将在有限的范围内适度鼓励生育,对家庭计划的节制生育、控制人口数量主旨进行了调整。(据中国人口信息网)

即使台湾早在1992年就未雨绸缪对人口控制政策进行了方向性的调整,目前其生育率还是下滑到了1.1的极低水平。而我们大陆在人口压力远没有台湾大、老龄化程度比台湾当时高的情况下,却仍然坚持比台湾当时严苛得多的人口政策不动摇。

除于司长强调的韩国、台湾外,越南的"计划生育"实践也值得我们深思。越南无论从文化背景(中华文化圈)、制度背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从经济结构背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但市场化还不如中国,经济水平相当于中国十几年前的水平)、人口密度压力(比我国除去西部不宜人居地区计算的人口密度还要大)对中国都有参照作用。越南生育率在1960年代为7.0左右,1970年代为6.0左右,1989年生育率还有3.8(中国在1979年就只有2.75,1990年代已低于世代更替水平),在1993年预计2000年总和生育率降低到2.9,2015年达到人口更替水平2.1。哪知道实际上生育率降低到1994年的2.79,1999年的2.3,现在更是降低到1.94了。新华网报道:"在过去的10年中,越南人口出生率由30.1‰降至19.9‰","越南原先计划到2000年把全国人口控制在8200万,实际目前越南全国人口约为7700万,比原计划少500万人"(在一个每年增加人口不过一百万的国家,几年就少增加500万意味着什么?)。

越南计划生育起步点比我们低(生育水平比我们高得多),政策比我们宽松(允许生育2胎,政策生育率高于2.1),执行力度没有我们大,经济发展水平也不如我们(意味着生育意愿比我们高),而且目前生育第三胎以上的妇女还占生育总数的近三分之一,但现在生育率也只有1.94了(低于政策生育率),真是人算不如天算!我国那些闭门造车的人口理论家对此作何解释呢?难道这还不足以给那些认为我国生育水平没有1.8就不可信、要稳定1.8-2.1的低生育水平就非要把政策生育率定在1.39的"矫枉必须过正"观点以迎头痛击吗?

3、我国自身诸多实践也验证了人口控制"过犹不及"的道理。
1972年8月21日,卫生部在向国务院写的《计划生育工作调查报告》中,将城市的生育控制经验总结为"晚、稀、少"的二孩政策。当时中国并没有一套完整的计划生育组织机构和网络体系,这个未经大肆宣传的生育准则却显示出了惊人的效力: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1降到1979年的2.75。以不大的代价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取得了如此大的成就,难道不比"一胎化"政策实行以后的20多年花巨额代价"少生近3亿"更值得总结吗?更何况,从1981年到1983年,即"一胎化"政策推行最核心的三年,妇女总和生育率比之前、之后(1984年对"一胎化"政策进行了放宽调整,允许第一胎生育1个女孩的农民生第二胎)的年代都要高出许多,1982年甚至达2.79,超过1979年的水平。

另一个力证就是,山西冀城县从1985年开始推行"晚婚晚育加间隔"的二胎政策试点,这个贫困农业县的人口增长率却与全国水平相当(从1990年到2000年,翼城县的人口增长率为11.4%,全国为11.66%),更低于全国农村地区的水平。同时,翼城的出生性别比为106,远远低于全国的120。这一政策的主推者梁中堂总结说:允许生二胎,可以降低人们的盲目抢生。其后,全国共有20来处地方效仿了翼城的做法。一位前国家计生委副主任说:"所有实行试点的地方,都可说是成功的。"但是,翼城等地的成功经验并没有打动人口计生委和"300多位专家学者",不但没有在全国推开,甚至还被捂得严严实实。(据《中国新闻周刊》)
记得早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青年报》曾高调披露广东一些农村严重"超生"的情况:那时竟然还有人生10胎、有些村庄生多胎的仍然屡见不鲜。扔下如此"重磅炸弹",却并未见广东"炸开了锅"而如一些内陆省份的惯常反应那样掀起"计生风/暴"来应对,仍然全力以赴拼经济,不急不慢抓计生。笔者有个大2岁的姐姐嫁在广东内陆农村,生了3个男孩后还从从容容地生下第4胎女孩,也远没有象内陆省份那样受到"倾家荡产"的待遇。10年过去了,广东人口不但没有爆炸,而且现在还公开鼓励独生子女生育2胎。

与广东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直以来,在层层施压的环境下,湖南的基层政府被迫把计生工作当成"第一要务",反而把发展经济晾在一边。过去一段时期,湖南的经济社会发展速度不但不能与广东相比,甚至还被基础比自己差的邻省迎头赶超。直到现在,由于惯性作用和"有关部门"的强势推动,湖南"计划生育"的超负荷压力不但没有减轻,反而变本加厉、"勇立潮头",在"治理"富人名人超生的问题上风光了一回并被国家人口计生委表扬后,竟然还要修改计生条例来"以法治富"。

4 、"严惩富人名人超生"遭追捧热炒的悲哀。
红网7月28日报道:27日,《湖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正案(草案)引起了省人大常委会委员们热烈的审议。《条例》原规定,违法多生育一个子女的,按照上年度总收入的2倍征收社会抚养费;每再多生育一个子女的,依次增加3倍征收。《修正案(草案)》提出,"违法多生育一个子女的,按照发现违法生育行为上年度总收入的2至6倍征收。"关于婚检、违法怀孕保证金问题,原来的幅度是500-3000元,现在提高到5000元至1万元。

2006年湖南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3390元,按照现行计生条例,2007年普通农民" 符合规定生育一个孩子后超生一个孩子"(第一胎生男孩后再生第2胎)得平均征收"社会抚养费"13559元(对夫妻双方各按农民人平纯收入的2倍征收);"符合规定生育二个以上孩子后超生一个孩子"(如纯2女户生第3胎)就得征收20339元-27118元(前种情况的1.5至2倍);"超生二个以上孩子"得征收27118元-81354元(第一种情况的2倍至6倍),加上前面超生孩子的处罚,累计可达10多万元。除此之外,还有超生前500-3000元的计划外怀孕保证金转罚款,很多地方对每个季度不按时孕检的妇女还要处罚"违约金"。这些数额对某些高高在上的"人民公仆"来说也许不算什么,可对贫困农民来说,已无异于天文数字,如果真正严格执行的话,足以使大部分"超生"家庭一辈子不得翻身!

农民不堪重负,"富人名人"又如何呢?假设姚明是湖南人,今年"超生"一个孩子(仅仅是假设,见谅),按照他去年挣的钱折合人民币1.5亿,就要征收"社会抚养费"3亿元,除此之外,还要加上他太太去年总收入的2倍。难道这还不够,非要提高到总收入的6倍,征收9亿10亿元吗?

其实,如果能够象对待农民那样对待富人名人的话,按现行条例落实就足够了,只是"欺软怕硬"的某些官员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只能靠炒作玩噱头来壮壮胆。如果此等荒谬的修正案能够出台,"难啃的硬骨头"――"富人名人超生"同样不可能"治"好(逼急了人家还可到国外去生),遭殃的还是"易捏的软柿子"――以农民和下岗工人为主的湖南普通老百姓:过去的处罚标准已经不堪重负,现在又狮子大开口,"超生"一胎的"社会抚养费"从上年度总收入的固定2倍增至最少2倍、最多可收6倍,"婚检、违法怀孕保证金"(变相罚款)从最低500元、最高3000元增至最低5000元、最高1万元,比过去陡增了2-9倍的处罚弹性口子("富人名人"没有记号没有分界线,弹性完全由政策执行者掌握),这不是在把弱势群体逼上绝路,并纵容执法不公、徇私枉法,大开历史倒车吗?
热炒"治理富人名人超生"受到追捧,折射出大批官员和民众对人口问题的感情用事――出发点似乎都是好的,却没有尊重法治、尊重规律、尊重科学、尊重现实。其实,"富人名人"这个群体本身就是社会的少数,"超生"的更是少数中的少数(有人统计,"富人名人"超生的还不如自杀的多),可通过炒作放大,就让人感觉他们真的要"毁掉基本国策"而"同仇敌忾"了。如果 "国策"更合情理,换个角度看,他们的"超生"反而是好事了。当然,可别把那些与"二奶"、"三奶"生孩子的事扯进来混为一谈。

5、历次生育愿望调查数据颠覆了强制计划生育的存在基础。

于学军在《中国进入"后人口转变时期"》中透露: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家庭经济和生育研究"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全国妇女平均期望生育数为1.82左右,其中城市妇女平均期望生育数为1.65左右,农村妇女平均期望生育数为1.89左右;1997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组织的全国人口和生殖健康抽样调查的结果显示:全国妇女平均期望生育数为1.73左右,其中城市妇女平均期望生育数为1.56左右,农村妇女平均期望生育数为1.80左右。"更为引人注目的是,90年代多次抽样调查都显示,年轻一代平均期望生育孩子数比上一代平均期望生育孩子数有所下降,而且对于生育子女的预期数量和性别选择表现出很大的灵活性和随机性,这或许预示着未来生育水平有可能进一步下降。"
《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育龄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73个。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分别为1.78个和1.60个。未婚育龄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46个,明显低于已婚育龄妇女(1.76个)。

"[于学军]生育意愿可能低于真实水平,也可能高于真实水平。比如,日本的生育愿望一直高于真实水平的,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每年都要做生育意愿调查,但在过去的几十年来,它的生育愿望从来都没有低于过2,但实际真实生育水平只有1.3。为什么呢?[2007-07-10 16:00:48]"

"[于学军]实际它像需求和有效需求的区别一样。比如,我想买一辆宝马,但我的能力只能买一辆夏利。另外一种情况是,生育愿望低于真实的生育率。但是不管哪种生育愿望,我认为都只能作为一种参考。[2007-07-10 16:01:21]"

于司长对生育愿望一般高于真实水平的事实和道理说得很好。台湾的情况比日本更为典型:其最近一次妇女调查显示,15岁以上妇女理想子女数为2.29人,已婚妇女为2.53人,只比20年前少0.5人,可其总和生育率从2000年的1.68降到了目前的1.1,但其生育率的"一胎化"结果并不是每个家庭只生育一个孩子所致,而主要是不婚、晚婚晚育、不孕不育、错过婚育期的人数增多所致。

可是,网友想知道的是我国当前1.73的生育愿望下如何达到1.8的生育率,于司长的回答简直是南辕北辙,是对"另外一种情况"举不出例子说不出原因,还是又一次有意证伪却言不由衷?其实,我们国家也没有出现生育愿望低于生育水平的例外,因为我们的实际生育水平根本不可能达到1.8,也低于于学军司长所说的1.7。可人口计生委无论如何也不愿正视这样的现实,因为只要承认生育愿望低于目标生育水平的现实,强制计划生育就完全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副秘书长顾宝昌说:"我研究了一辈子如何降低人口,现在头发白了,生育率降下来了,却发现好多矛盾没解决,更可怕的是,不知道以后要出什么事。"反思国人看待人口问题的态度,他说:"我们往往感情用事,而忘了人口问题是一门有凭有据的科学。"
综上所述,笔者的基本观点是:在处于高生育水平、人口急剧增长的情况下,以适当的方式适度控制人口是必要的,但任何时候严重脱离现实和违背规律的极端控制都是得不偿失的,在低生育水平情况下仍然继续实行过度控制是非常荒谬的。"稳定现行生育政策"与稳定1.8-2.1的低生育水平目标严重背离,给我国的发展与和谐造成诸多"外伤"和"内伤",与"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完全是背道而驰的,改革现行人口政策刻不容缓。

以12年强制义务教育和"家庭计划"

取代强制计划生育统筹解决人口问题

――《草根试诊我国人口政策之伤》系列篇之四:药方篇

政协委员联名呼吁立即全面放开2胎的计生政策改革建议被民间和网上的大多数所谓"反计派"与"挺计派"所共同接受。可是,深入思考起来,我却对这种折衷方案不敢恭维:虽然它相对现行计生政策来说是一种巨大进步,既没有使人口增长"大起大落"的风险,又可以缓解诸多现实矛盾,但是,它仍然没有跳出偏重人口数量而忽视人口质量、"以权为本""以物为本"而非"以人为本"、迷信"计划"控制而不相信"发展"调节和"理性"节制、以虚拟的"国家全民利益"名义侵占现实的公民权利和家庭利益以及"强制有理、宁枉勿纵"的传统思维怪圈,强行限制公民生育权、发展权和强制育龄夫妇孕检、节育、引流产等法理尴尬仍然不可避免,计生积弊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不能得到根本解决。

6月25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发表的重要讲话强调:"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可以毫不矫情地说:这正是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指路明灯。只要真正树立了科学发展观,彻底摒弃根深蒂固的"计划"情结和强权思维,以发展的眼光和"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统筹兼顾"的思路去探寻,就不难找到从根本上解决人口问题的办法。

解决人口问题的重点在农村,难点在农民。"生存状态决定生育观念"。要使农民的生育观念进一步转变,就必须变"堵"为"疏"、化"罚"为"助",想方设法帮助他们摆脱目前这种生存状态,即助其"发展"。农村发展靠扶贫救济和建几个"新农村示范点"是远远不够的,最根本的出路靠教育――通过强有力的教育手段,普遍提高农民素质,增强他们从贫困中自己救赎自己的能力。

泛泛而谈的"教育"二字,我们的耳朵都听得起老茧了,既显得空洞无力,又远水救不了近火。我这里要说的,是要站在"教育立国"的战略高度,将推行计划生育的强大决心和举国体制转移到强制推行12年义务教育上来,并顺势取消强制计划生育,辅之以自愿基础之上的"家庭计划"。诚能如愿,则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农村发展就会动力更足,法治社会与和谐社会建设步伐就会加快,人口问题也可迎刃而解,实乃国之幸甚、民之幸甚。

本文主张的12年制义务教育,是指在现有9年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增加3年职业高中与普通高中并行的义务教育。普通高中仍然实行中考录取制,没有被普通高中录取的初中毕业生全部无条件上职业高中。职业高中主要实施就业前职业技能教育,成绩优异的同样可考大学。

义务教育本来就是一种强制教育,为什么还要"画蛇添足"加上"强制"二字呢?因为现实中我们推行义务教育的决心太小、手段太软、落实太差,必须强调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全面落实才有意义。要做到使每个孩子都扎扎实实受满12年义务教育,一个都不能少,一天都不能少。

一、强制推行12年义务教育对解决人口问题的必要性

以12年强制义务教育取代强制计划生育能够统筹兼顾地解决我国的人口问题。

1、可以全面提高人口素质,增强发展动力。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发展科技教育和壮大人才队伍,是提升国家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但是,我国目前不但没有普及包括高中在内的基础教育,而且连9年义务教育也欠落实。虽然早就说"两基"(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基本普及9年义务教育)达标了,但我在自己所处农村(甚至是矿产资源丰富经济条件较好的农村地区)看到的实际情况是,有1/3甚至一半以上的青少年没有坚持到初中毕业而辍学。有些读完高小或初一、初二就辍学了,有些爱读不读地混完初中以领个毕业证,还有些没读完交点钱也能拿张文凭。每年征兵期间都有一些应征者"临时抱佛脚"花钱"买"初中文凭。现在辍学的原因与以前大有不同,经济条件相对较好的地方或家庭的孩子主要是受"读书无用论"和厌学因素的影响,多子女贫困家庭的孩子更多是经济负担和家庭劳动力需求方面的原因。如此下去,农村何以长足发展?国家何以加速振兴?

2、可以有效缓解就业压力,提高劳动力就业能力。那些没有完成义务教育以及初中毕业后没有考上高中或没钱继续就读的孩子,过早面临就业问题。家庭条件不好的一般出校就外出打工,由于年龄较小,又缺乏劳动技能,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只能靠卖苦力或干些酬劳低廉的活。实行12年强制义务教育,既可使部分人口就业时间推迟3年或更长时间,缓解就业压力,又可以通过3年的职业技术教育提高他们的就业能力,改变目前我国技术工人严重短缺,低教育、低技术、低工资、低劳动生产率、高淘汰率的状况。

3、可以更好保护青少年健康成长,促进社会和谐。那些提前辍学或初中毕业后进入社会的未成年孩子,要么过早挑起生活的重担,要么游手好闲,家庭难以管束(父母外出打工的更是如此),很容易受社会不良风气影响,搞团团伙伙,无事生非,甚至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实行12年强制义务教育以后,至少要18岁成年才能从学校走上社会,可以避免青少年过早承挑劳动重担,并从根本上杜绝童工现象,也大大减少了闲散青少年人数,对保护青少年健康成长、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4、可以合理制约群众生育愿望,控制人口数量。它不但从"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这一长远角度有效控制人口,而且从现实角度也能收到"立竿见影"的生育控制效果,理由如下:

我国生育愿望较高的主要是农民等弱势群体(其他群体也有,但比例较小,不是主流,对整体生育水平影响不大)。他们之所以能够"生得起"多个子女,主要是因为其"放养"方式投入低、水平低、周期短。条件好点的以"吃得饱"、"穿得暖"、"认得字",生活、教育水平超过上辈为标准,贫困的以"养得活"、"带得大"为标准。农村多子女家庭往往是"大孩带小孩",只要会走会动就可以当帮手,十四五岁便可外出打工挣钱,家庭劳动力和经济危机容易从孩子身上得到缓解。至于孩子读书,完全视家庭经济情况而定,一般是觉得文化水平超过父母就行了,如有成绩特别突出的孩子,便丢卒保车,砸锅卖铁集中力量供养这一个读下去。

在这种状况下,农村家庭多生一两个小孩比城市家庭容易负担得多,"回报周期"也短得多,因此生育愿望就相应要高。但是,如果强制推行12年义务教育,所有孩子都必须在18岁以后才能离开学校,当前这种低成本、低水平、回报快的抚养模式便得到彻底改变,多子女的经济负担(即使义务教育全部免费,家庭总需筹集其生活等相关费用,而且必须全靠父母双手)和人手矛盾将变得非常突出,大部分家庭自然不敢多生。
与此同时,延长义务教育可改变一些农村地区青少年过早进入社会后,过不了几年就有人说媒牵线而使早婚早育现象增多的状况(笔者家乡便如此),在一定程度上延迟这些群体的婚育年龄。
5、可以促进改善人口结构,缓解老龄化、出生性别比偏高等问题。取消强制计划生育后,生育率适当提高,可以缓解人口老龄化问题,而且使城乡人口增长比例更加协调。由于只是通过改变群众生育观念、生育愿望来控制人口,自愿基础上的自然生育非常有利于缓解性别比偏高的问题。

二、全面推行12年强制义务教育的可行性

1、符合群众意愿,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12年义务教育话题早就被社会各方面提起。2002年,广东省政协委员在该省政协全会上提出了"关于广东省率先实施普及12年义务教育的建议"。北京市已经宣布将逐步实施12年义务教育,上海甚至说早已实现12年义务教育,正在朝14年义务教育的目标迈进。在2005年的全国两会上,"12年义务教育"这一概念多次被代表委员提及,有的代表甚至写出数千字的议案,呼吁国家将"12年义务教育"作为教育新目标。这些提议或作法一经媒体宣传报道,受到群众的广泛支持。

2、可从根本上解决法理难题,取得双正面效应,赢得国际社会赞誉和支持。强制义务教育与强制计划生育的性质完全不同。义务教育本来就是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强制推行天经地义,还将产生积极的国际影响;而取消强制计划生育即取消了对公民生育权和发展权的限制,是我们建设法治社会、和谐社会的顺势之为,可以避免再遭国际社会的诟病,更有利于争取人口发展相关项目援助。由此而来的双正面效应,将使我国政府在维护人/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方面声誉大增。

3、把推行计划生育的强大力量转移到强制推行12年义务教育上来,可使这项"兴国利民工程"顺利实施。过去之所以没有把12年义务教育列入国家议事日程,主要原因是"条件不成熟"。广东省教育厅对政协委员提案的答复认为,该省率先实行12年义务教育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作保障,没有充足的生源、充足的经费和教师。"普12"话题讨论中不一致的观点也主要是认为时机尚未成熟,在目前"普九"水平还比较低的情况下实施12年义务教育是"急功近利"的行为,落实不好反而会影响教育公平。但是,如果把全国推行计划生育的法律政策推动力和人力、财力、物力全部转移到强制推行义务教育上来,"条件不成熟"的问题即可迎刃而解。

三、实施过程中的几个关键问题

1、深入调研,广集民智,果断决策。如此重大决策当然得在深入调研论证的基础上作出。调研论证过程不宜由利益攸关的部门牵头组织,建议由位置超脱的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及各级地方人大、政协对这一战略决策进行联动调研,关键是要深入了解实情,广泛民主协商,尤其是要认真听取不同的意见,最后由全国人大作出决定,同时废除人口计生法,修改义务教育法。

2、组建网络,强化机制,确保落实。撤销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成立人口发展和义务教育委员会,主要负责人口统计管理,提供人口政策决策依据,进行人口发展宣传和家庭计划指导,综合管理生育、节育和生殖保健服务等人口发展工作以及义务教育的监督实施。地方相应撤销人口计生机构,设立人口发展和义务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人口发展和义务教育部门基本承接原人口计生部门的人员、经费、办公场所等框架,根据职能职责需要进行调整充实,并对工作人员从上至下进行培训,彻底转变过去的强制计划生育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严密的网络体系和工作机制都可借鉴原计生工作的作法,确保将义务教育落实到每家每户每个孩子,但要汲取"一票否决"高压政策逼迫造假的教训,以经常性督促检查代替集中检查评估排队,促进政策的真正落实。要严格依法行政,对不愿履行教育义务并做不通思想工作的,可适当采用法律手段依法强制履行。
3、认真解决新增师源和义务教育经费问题。对免费师范进行推广、扩招,大力培植高中阶段义务教育优秀师源。目前可合理利用原职业高中、职业中专和其他民办教育资源,将其转为公办,并整合农业、科技、劳动保障等部门对农民进行农技、科技、就业培训的资源。高中(职高)阶段的义务教育经费如国家全额承担暂有困难,学杂费可由家庭负担一部分(比超生处罚的负担要轻,但效果却完全相反),然后根据经济发展水平逐步免费。

4、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目前农村地区学生厌学越来越成为辍学主因,因此要改革教育理念,切实减轻学生课业负担,提高学生学习兴趣。义务教育要着力加强基础知识的学习,注重基础学力的提高,培养学生的基本素质;强调价值观和伦理道德教育;重视创造性和开发性思维的培养;重视计算机信息素养的养成。要根据国家对普通职业技术人才的需要,分类指导,因地制宜,形成多层次、多类型的基础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完整体系,改变千军万马拼高考过独木桥的教育局面。高度重视职业技术教育,从初中开始通过技术家政课培养学生的基本职业素质,高中阶段则要普及职业技术教育。

5、采取必要的辅助措施和过渡措施,降低改革风险。一是借鉴韩国、台湾家庭计划协会的成功经验,通过良好的服务帮助育龄夫妇选择合适的时间生育合适数目的孩子。二是在过渡阶段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辅之以经济调节手段。这种手段不能再走过去名不正言不顺的征收"社会抚养费"老路,而是以人为本,以落实义务教育为出发点,改为征收"义务教育储备金",以确保多子女家庭具有履行子女教育义务的能力,由修改后的义务教育法保障实施。譬如,一般家庭超过2胎(不含2胎)和农村纯女户家庭超过3胎(不含3胎)的,按孩子总数征收"义务教育储备金",参照当地家庭收入水平和完成高中(职高)阶段3年义务教育所需费用确定征收金额。"义务教育储备金"专户储存,由当地人口发展和义务教育机构管理,从其子女上高中开始按年度直接支付给学校,任何人不得挪用。"义务教育储备金"的征收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为保证此手段不被滥用,法律应明确规定只有当国家总和生育率超过社会可承受程度的情况下才能执行。

本文建议能否被接受,主要取决于我们能否摆脱"计划经济"时代对"计划"手段的迷信,对科学发展观是否有最基本的自觉意识、对人口科学和人口发展规律是否有最基本的理性认识、对公民权利是否有最基本的尊重、对公民理性是否有最基本的信任。政策调整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短期内生育率和人口增长势头小幅回升的问题,但完全在可控范围之内,而且从改善人口结构、有效拉动消费等意义上来说还是件好事,绝不至于造成严重后果。即使出现一些负面影响,"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也是正确的选择。

(初稿于2007年7月,整理修改定稿于2007年8月。联系方式:daybreakwu@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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