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网经常收到各方人士来稿,现将一些值得一读的文章刊登出来,敬请关注。]

社会文章选编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2006年3月14日

目 录

高一飞:《建设新农村要从落实农民的平等权开始》

王天灵:《中国不能再当世界的大奶牛:走出外资迷思》

宋志福:《公平、效率与中国特色》

雷科电子:《 蔓延中国的“养老金不安”》

于海军:《英语已成一个巨大的考试毒瘤!》

田南雁:《当心“捧杀”中国》

王晓静:《软权力的再思考》

张  军:《谈新农村金融机构筹建与合法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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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新农村要从落实农民的平等权开始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  高一飞

2006年3月14日

   (作者简介:高一飞 (Yifei Gao)西南政法大学教授、法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律师。美国丹佛大学博士后。国内地址:400031,重庆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刑事诉讼法教研室

 

我注意到,今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和政府工作报告的主旨是希望用近年从高速发展的经济中得到的资金解决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从经济改革和发展中”给农民以实惠。但我们也应当认识到,要实现农村的经济要发展,要从落实农民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上的平等地位和平等权利开始。

对三农问题,李昌平概括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难”,其实这是几千年来中国农村的现状 。对此,历史上曾经有人开出过药方。中国乡村教育之父晏阳初说: “中国真正最大之富源不是煤,也不是铁,而是三万万以上不知不觉的农民,要把农民的智慧发展起来,培养起来,使他们有力量自动地起来改造,改造才能成功,自动起来建设,建设才会生根;自动地起来运动,复兴民族,民族才有真正复兴之一日。”为了救治“穷、愚、弱、私”,他针对性地在农村施行四种教育,即“以文艺教育救愚,以生计教育救穷,以卫生教育救弱,以公民教育救私。”

在我看来,80年前晏阳初居高临下的所谓“教育农民”的说法存在认识上的历史局限性,恰恰掩盖了国家和社会对农村和农民的责任。而对“穷、愚、弱、私”的治理方法,因为其含有明显的人性歧视和误解,逻辑上导果为因,当然解决不了几千年来累积的农村问题。因为农民和农村的现状并非农民自己造成的,这与我国农民长期以来在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不平等地位有关。现在我国废除了在农村征收了几千年的皇粮国税,又准备增加农村建设的财政投入,农民的经济地位将会得到很大的改善。但发展农民的智慧,培养他们建设新农村的能力,还要靠政府承担起农村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设方面的责任。而对此首先要按照我国宪法和我国已经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从落实农民的公民权和政治权利,实现农民的身份地位平等开始。

从公民权来看,现行的农村户籍制度和暂住证制度让农民来进城时成为了城市屋檐下的二等公民,不利于农民平等参与市场经济和城市化过渡。国家现代化过程最基本最主要的人口变量就是农民进城变成工人。数千万计农民以农民工这种形态作为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人口转移的过渡方式可能会产生两个积极作用,首先有利于直接回馈乡村,农民工每年带回家的资金有上千亿元;同时他们还带回外部的文化信息和社会关系网络。这对贫困农村的发展促进作用是财政转移支付所不能替代的。要让农民在政治、经济方面的能力得以开发,融入现代文明,首先要废除现行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实现统一户籍制度。农民在国内有权自由迁徙和居住,有权享受与所在地居民完全相同的待遇,有权自由选择职业、享受公正和合适的工作条件,也才有平等地发展的机会,农村经济也才能得到真正的发展。

从政治权来看,我国人大代表名额按照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4倍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原则分配,这是一种身份歧视。农民的利益长期以来得不到维护,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农民缺少自己的代言人。如果平等分配人大代表名额,说不定今天的新农村建设,早在几年、十几年前就提上了政府的议程,农民早就得到了今天可以得到的实惠。缩小城市和农村每一人大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比例,让农民平等参与国家政治,是现代社会人人平等理念的基本要求。

农村不是天生落后的,农民不是天生贫弱的,只有公民地位和政治地位变了,农民的才智才能培养和发展,经济发展才能真正实现;同时,只有在一个国家中不存在两种地位不平等的公民,这样的经济发展才会有意义,才是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民的地位平等权利既是手段,也是目的。

要改变农民的政治地位,还要落实农民在宪法上的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上的平等权。这也是我国人大常委会于2001 228日批准的《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基本要求。该公约确定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主要有:工作权、组织和参加工会权、休息权、同工同酬权、社会保障权、获得相当生活水准权、免于饥饿权、身心健康权、受教育权、参加和享受科学技术文化生活权以及家庭、婚姻、妇女、儿童享受特殊保护权等。公约认为:“只有在创造了使人人可以享有其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正如享有其公民和政治权利一样的条件的情况下,才能实现自由人类享有免于恐惧和匮乏的自由的理想。”现在,农民在享受各种资源方面与城市不平等,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当今的农村在失业救济、享受低保等社会保障方面的权利是空白;而教育、医疗、科技文体权利明显地与城市存在差距。

因此,我们要通过农民平等参与经济建设培养有科技进步的可持续性发展观念和市场经济意识;通过农民平等享受国家文化资源改变农民的封闭保守的观念;要通过农民平等享受卫生、教育资源改变农民的生活方式。而这一切的实现,要落实政府工作报告关于关于农村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增加对农村医疗投入的精神,还要逐步建立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发展农村公益事业。当然改变农村的精神面貌最重要的是要在农村有准备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吸引群众参加农村公共事务,让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参加民主与法治的实践,增强民主法治意识,为整个中国社会的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打下良好的基础。

马丁 ·路德 ·金在《我有一个梦想的》中谈到种族平等时有一句名言, “我们认为有些真理不言而喻:人人生而平等。”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安东尼· 肯尼迪(Anthony Kennedy)在谈到宪法在美国发挥的作用时说,“我们以宪法确定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存在的意义。美国人拥有许多不同的背景,来自许多不同的国家,但在很大的程度上,正是因为有了这部宪法,他们才视自己为同一个国家的公民。”今天,我们仍然有人以“农民愚昧落后”作为农村贫困的原因,以此推卸社会的责任,这是不公平、不负责的。只有农民的地位平等、权利平等,才是把城乡公民当成了“同一个国家的公民”,才有可能在农村建设真正的小康社会和现代化社会,农村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新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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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不能再当世界的大奶牛:走出外资迷思

王天灵

2006年3月

在中国目前进行的一切对于改革开放的“反思”、对未来发展路向的调整,以及热闹的郎咸平及其反对者们的辩论,都没有触及到“外资”问题,没有触及到像神一样的外资问题:对外资到底该怎么办?中国真的还需要大规模继续“引进外资”吗?

既然“市场换技术”的战略已被实践证明是失败的,中国既丢掉了市场又没有获得技术,以至于徐冠华科技部长都信誓言旦旦地说:核心技术只能立足于自主创新,国家安全只能立足于自主开发。全球化并没有改变国家间竞争的本质。当然也没有改变国际资本逐利自私的本性:看看三大合资汽车企业的惨痛例子。当然,我们也不能期望外资有“中国心”!
历史也告诉我们:对中国这样必须而且只能走自主型发展道路的大陆型国家来说(看看我们的小邻国韩国),外资永远只能起一种功能性、阶段性、历史性的作用,不可能也不能够容外资来支撑中国经济的天空!

这些结论,都是我们国家在付出巨大沉痛的代价后才获得的有战略意义的宝贵认识,弥足珍惜,并应成为按科学发展观制定未来发展方向的重要原则和基础。

    因此,在外资问题上,再不能让中华民族继续付出沉重学费:应该学习印度、韩国和日本在对待外资上的一贯审慎和清醒。全球化的时代,竞争更加激烈的时代,这种战略上的审慎是那么重要重要!它展现了一个民族的力度、气度和从容!

    但是,中国目前进行的一切对于改革开放的“反思”、对未来发展路向的调整,以及热闹的郎咸平及其反对者们的辩论,都没有触及到“外资”问题,没有触及到像神一样的外资问题:对外资到底该怎么办?中国真的还需要大规模继续“引进外资”吗?

   这是一万万分令人遗憾的!

   但对于这个触及本质的问题,事关中华民族自主自立自强的本质性问题,必须做出回答,不能回避!

   哈佛大学华人学者黄亚声,贬中国模式而扬印度模式。我认为他说得有道理,他羸得许多印度人“发自内心的尊敬”,He  deserves  it,名至实归。这个人,他更应该羸得中国人民的尊敬,因为他说:

  中国重外资轻民企的发展模式不仅效率低,而且不公平,对外资优惠实际上是以穷人的钱补贴富人。在一定程度上,外资繁荣是以内资民营企业的损失为代价的,蓬勃的外国对华直接投资帮助巩固了一种不利于本土企业发展的经济体制,从而使中国经济患上了外资依赖症。外国对外直接投资,实际上反映了中国经济制度的不足而非长处。

  黄先生所言极是。否则,就不会发生我们这样一个人民储蓄列世界上最高、民间地下金融高度发达的国家、并不缺少资本的国家,它的人民只能(温州人)到越南去投资开发煤矿的笑剧!一切的如金融业、保险业、能源各个行业,片面只开放给洋大人们,幻想着外资给我们带来“先进”的机制:叫做“战略投资者”!既然只能老外来当“战略的”角色,另一方面的含义是中国人只能是跑龙套的和“策略性”的!当代民族自戕、丧失民族自尊的生动实例,莫过于此!

更令人痛心的是:决策者在战略和政策上似乎仍然无动于衷!而且,甚至提出“继续扩大利用外资,提高对外开放的层次、深度和广度”。真的想不明白,中国还要怎样“开放”才算开放?中国的开放,不是已经在根据入世的承诺,“有条不紊”地推进吗?还可能怎样“更宽领域、更广范围、更高层次”?英特尔在成都设立封装厂,就能提高西部和中国的创新能力吗?在一个技术标准和产权为王的时代,英特尔的封装厂就同一块能赚钱的萝卜地或一家西红柿加工厂,两者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因此,继续扩大使用外资之说,在我看来,是一种没有想清楚、内在逻辑存在问题的思维方式。也许是部门角力、平衡不同利益集团分肥后的措辞,但却一点没有展现出战略思维、没有体现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以这种方式而求“共羸的开放战略”,犹如缘木求鱼,又犹如南猿北辙。

   面对对外资在战略和政策上的错误,我只好继续禁不住大问一声,告诉我:在我们这样一个不断推进改革进程的国家,在我们这样一个经济开放度已经超过世界上所有发展中国家和世界大国的国家里,外资在提高中国的国家竞争力、提升民族自信心、推进国家安全、让中国人感觉到做为中国人的骄傲方面,到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我们的战略和政策方向,难道不是应该放在推动内部改革和内部开放,而不是所谓“扩大对外开放”方面吗!

  对于外资并购中国企业对于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外资大规模进入对于本土国民资本的“挤出效应”、外资研发中心的设立将国际势力对中国技术封锁和壁垒阵地的前移、外资微弱的可以不计的技术溢出效应(更多是技术封锁)、外资及其附属利益集团对于中国经济决策自主性的侵蚀、外资垄断在一些领域对于民族资本的清场、外资对于中国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的侵蚀、外资产品及其泛滥对于中国青年民族自尊养成的釜底抽薪式的影响,这些问题都已经有不可移易定论!即使在就业领域而言,在外资创造2400万就业的同时,他们因为享受“超国民待遇”而造成的对本土资本“挤出效应”所损失的就业创造,4800万都超过了!装什么利他主义的面孔?那种通过引进外资来达到“倒逼”国内改革、推进国内改革的思路,不也已经被证明是一种以自我否定为前提的幻想吗!

我认为,中国是到了对外资回归理性、认清本质、重整自我的时候了:把外资赶下神坛、摆脱对外资的依赖和幻想。在高扬民族精神自主性的的基础上推进改革发展,是经济生活中最重要的战略性任务。

否则,中央提出的“转变增长方式、提高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伟大目标,都将成为空话。继续听任大规模的外资进入、通过更加激烈的“自由竞争”---连美国也不奉行这样的自由竞争,韩国日本和印度从来都不相信应该由企业自由竞争特别是对外资企业,倒是拉美国家信奉过对外资的100%信任整成了前车之鉴的拉美化。正如雷达教授指出的,在我们所在的这样一个不确定的世界(美国及其全面霸权)中,市场竞争并不是一个实现个体最优和整体最优的有效手段。-----来决定中国的经济前途,那么“拉美化”就在不远的前边等着我们!

 如果我们不在战略上大幅调整对外资的政策,而继续听任中国像一个大奶牛一样被外资和腐败所吸吮,中国的国民财继续通过无数渠道补贴“国际社会”、为世界经济发展做贡献的时候-----过去五年在华外资企业利润每年近一千亿美元---我们很难想像,东西部差距能够缩小,城乡分治能够消除,自主创新能够着实推进(因为一切创新平台都可能被外资并购),创新型国家能够成功,民族自信心能够高扬,更不要说中华民族的复兴能够实现!相反,中国将从此被锁定在同菲律宾一类国家为伍的二流国家的行列!

  因此,取消对外资的一切---是一切----超国民优惠,让民营资本上升为民族资本,摆脱对外资的崇拜,让资本回归资本的本制裁:是中国政策调整上能够做的最惠衣我们民族未来的事情。一个马上可以实行的事情是,立即实行内外资所得税合一,尽快取消出口退税待遇。

   是到了层峰展现魄力和拿出行动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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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效率与中国特色

宋志福

y2k0062@sohu.com

2005年即将走过,在某高层教授“中国未来20年因为财力有限,只能奉行效率优先,公平次后原则”的声音还在回旋的时候,在何院士一句对遇难矿工的名言“谁叫你不幸生在中国”还在广泛议论的时候,深圳的百丐宴却再次敲击了人们的神经。

就公平与效率孰先孰后的关系,学术界和政经人士的主流认识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但在实际施政中,兼顾公平做得极其不足,甚至变成效率唯先,公平少谈免谈,导致社会上很多不满和矛盾。

笔者认为将公平原则交由财力大小来决定的观点,为了效率总得有人牺牲生命财富,将公平与效率对立的观点是非常错误的。

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历程对我们来说,就是最好的经验和教训。靠着“羊吃人”的压榨,靠着华人黑人被贩卖奴役,靠着国外掠夺。。。资本开始了原始的,血腥的积累。此时的资本疯狂追求效率最大化,资本的每个毛孔滴着肮脏的血去葬送社会公平。这样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市场经济是以损害民众利益,树立阶级对立,反人性反公平为代价的,只有资本家政治蛀虫得到了财富,经济效率所带来的仅是虚表的病态繁荣和社会对立,最终被两次经济危机揭露得赤裸裸,国家经济并没有取得预料中的成功。而正是经济危机过后,社会公平原则确立,法治确立为市场经济和经济效率的基石,西方国家才取得了真正长远真正繁荣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它们可不是在繁华后才去讲公平的。香港ICAC对经济效率的贡献就是个有力的证明。另一方面,社会公平原则也迫使资本抛弃原始的发展方式,抛弃“牺牲+效率”的方式,远离破坏经济效率的贪污腐败,去依靠科学技术信息技术的进步来提高社会资源的效率,SONY和MICROSOFT的发展模式不正是这种公平促进效率的经典吗?

我国改革开放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什么是特色?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吗?不是,笔者认为那只是外现形式,特色的实质是站在西方强国的肩膀上,吸取其经验,跨越其教训,少走不走弯路来建设社会公平建设市场经济,这就是特色的精要所在。如果照西方国家的发展老路重走一遍,那算什么特色?笔者认为,其实我们已经走了很多弯路。为了优先效率,公平少谈免谈了,国有资产流失被认为不可避免,以致几亿国资可以当几千万卖掉,丛生最破坏经济效率最打击社会公平的贪污腐败;本身为资源配置最佳场所的股票市场也不敢公平至上了,结果硬把自己给废了;教育医疗当成生意来做,追求盈利最大化;强行拆迁抢夺;农民工权益被侵犯被冷视;公平不存,社会价值观焉能不畸变?道德焉能不沉沦。。。这些与特色国策背道而驰,与人民期待要求背道而驰,不能不说拜学者吹捧事实上的“效率唯先,公平少谈”所赐。

总之,公平定性质,效率定能量,公平与效率象螺旋交织的DNA链,并存于国家事务中,并存于中国特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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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蔓延中国的“养老金不安”

雷科电子周刊, <ml@rac-inc.com.cn>

    中国的法定退休年龄是男的60周岁,女的50周岁。在独生子女政策下,中国社会正迅速走向高龄化社会。要求延长退休年龄的呼声越来越高,但中国的劳动与社会保障部于2005年12月中旬以“时机尚未成熟”为由,宣布暂不修改退休年龄。而这一“人员问题”,无疑是中国今后最大的社会课题。

    中国的法定退休年龄标准,不仅有性别之差,还有学历之差。如男性为60周岁、女性为50周岁;即便同样是女性,“干部”的退休年龄为55周岁,比工人多5年。

  中国的平均寿命为71.9岁,而目前中国的平均退休年龄为51.2岁,比发达国家的平均值低了10岁左右,这与高龄化社会状况极不相称。社会保障的负担也变得越来越重。另外,“干部”与“工人”的差别以及男女的待遇差别也不符合当今世界发展的潮流。

    而延长退休年龄则有悖于富农政策。    中国当前的首要课题是如何让与城市差距越来越大的农村地区的富裕起来。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扩大就业机会是中国目前政策的总体走向。如果提高退休年龄,城市就会出现一大批新的劳动力。假设工作时间为30年,如果将退休年龄提高5年的话,就相当于增加了16%的劳动力。

    另外还有一点,目前50岁以上人群受教育的年代主要在计划经济时代,尽管并非这些人的责任,但面对当前社会的现代化和国际化,难以适应的人不在少数。应该说政府尽管不会名言,其实内心是希望这批人能尽量提前退休的。

    但是光是退休的话还好说,但退休之后还有更棘手的问题。这就是中国的养老社会保障体制还未构筑健全。

    由于中国不像日本那样有退职金制度,因此没有额外积蓄的工人在退休后就只能靠养老金(养老保险)生活。月工资在3000元左右的人,如果按规定交纳了十多年的养老保险的话,每月大约可以领取700~800元的养老金。但这些收入水平在大城市是很难生活的。

     将来养老金制度真的能发挥作用吗?对此持怀疑意见的相当多。

  对于这个问题我还想在另外的文章专门介绍,首先是目前的养老金制度能覆盖中国多少劳动力,即所谓的“覆盖率”问题,其次是这里面究竟有多少人能够真正交纳养老保险,这方面的实际情况完全不透明。据说有大量的“空帐户”,虽然有帐户但实际上并没人交纳。

  另外还有一种目前尚未得到证实的问题,这就是有人指出的,本来应该存储在独立核算的“个人养老保险帐户”上的累积资金,但不知何时起被国家统一管理的“养老保险基金”挪用,而且这种现象也不在少数。

    尽管没有被大量报道,但各地已经陆续发生了退休人员因退休后生活困难而抗议的事件。在日本,由于高龄消费层具有较强的购买力,而被称之为“银发市场”,成为企业的瞄准的一个巨大目标,但在还没有出现“银发市场”的中国,“银发问题”的出现却有可能左右国家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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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已成一个巨大的考试毒瘤!

 于海军

2006年3月

yuhaijun381@yahoo.com.cn

    英语已成一个巨大的考试毒瘤!正吞噬国家的巨大财富,并不断扩张。改革开放初期,为了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人们开始自觉地学习英语。然而,由于英语学习的升温,一些教育主管部门及人事主管部门开始头脑发热,在人才培养和选拔上,设置层层英语考试。现在英语考试已经完全变成了一种利益集团的赚钱工具,摧残年轻人是他们设计好的目的。学生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深受其害,浪费他们大量的时间,荒废正常的学业,使整个中国的教育质量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同时也使国家每年数以百亿的巨大财富打水漂,真是祸国殃民啊。 

一、 看看英语是什么东西

    先看我们伟大的汉语,国家汉字的扫盲标准是1500个字,理工科大学生一般掌握2000个汉字就可以了。就凭这2000个字,再查查字典,大家可以读书、看报、搞科研。可以很顺利地读一些名著,如《红楼梦》等。 

    再看看英语,在英语世界里,没有2万个词汇别想读报,没有3万个词汇别想把周刊读顺,英语国家大学毕业10年后的职业人士一般都懂8万词汇。新事物的涌现,总伴随着英文新词的产生,例如火箭(ROCKET),计算机(COMPUTER)等,可汉语则无须,不就是用“火”驱动“箭”么,会“计算 ”的“机” 么!可英文就不能这样,不能靠组词,否则“太长”了。如火箭将成为“FIRE-DRIVEN-ARROW”,计算机将成“COMPUTAIONAL- MACHINE”等。太长的字会降低文章的可读性与读者的理解能力。从中大家可以看出英语是一种非常落后没有科学性的语言。是西方国家语言中最难学的一种。 

    在美国,高中毕业能看懂报纸就不错了,所以美国表意的动画片,漫画很发达,能看懂名著就可以吹大牛了,自以为高素质了,可是这样的人在中国只能算小学生的水平,是被认为没有多少文化的人。由于英语词汇太多,因此容易忘记是很正常的,如果大家有兴趣拿沙士比亚的原著去考考现在国内所谓的英语专家,他们肯定不及格。美国9.11事件后,产生的很多新词汇,连美国自己的国民也有很多搞不清楚的。 

    目前,英文词汇已突破50万,预计下世纪中叶,将突破100万大关。因此可以说学好英语是没有止境的,英语考试可以考倒一切人,不管你是一辈子学英语,也不管你是什么英语专家。但话又要说回来,如果用于正常的英语交流又很容易,一般掌握1000-2000个单词就够了。美国的农民一般掌握的词汇不超2000个。重要提示:英语只是一种学习和交流的工具。掌握一两千个单词、一些常用的语法、一些英语对话、学会查字典,再利用计算机的翻译软件,所有的人都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快乐地掌握英语这个重要的学习工具,为自己以后的工作、科研服务。 下面我们看看无知的教育官僚们是如何利用英语考试手段来祸国殃民的。 

二、 英语地位至高无上,教学质量与日俱下 

    看看我国目前的人才培养和选拔制度。不管你是搞中医、中药、古汉语、二十四史的,还是做教师、工程师、技术员、编辑、记者、搞企管的、做内贸的,一概不管你的专业能力,也不问对提高工作的业绩有多大帮助,只要你晋职、评职称、升中学、上大学、考研究生、攻博等等,如果你学不好英语,只有两个字:“没门”。一句话,不会“考英语”,就不会是人才,可悲结论啊。在这种无知的人才培养观的影响下,再加上我国加入WTO,2008北京奥运会,也许世间再也找不到如此壮观的场景了:一个14亿人口的泱泱大国,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几乎每个人都在为这门语言疯狂,好象不学好英语就会亡党亡国。由于无知的“共识”,英语在大学中被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过不了英语四级别想拿学位(更有个别头脑发烧的大学,要求英语过六级拿学位),由于英语决定自己的前途和命运,大学生们只能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学习英语。四级考过,就准备考六级,六级考过了,准备研究生考试,或准备考托福、考GRE、考雅思。 

    英语对我太重要了,专业课就对不起您了,因为我的时间和精力有限,专业课只要能考及格就行,如果运气不好,补考也能过。毕业论文,毕业设计也只能走走过场了。我国人才的摇篮-高等的学府,培养出来的大学生就是多懂几个英语单词,而多懂的这几个单词本来可以通过查字典很方便地解决,哈哈,很可笑,也很伤心!由于大学生在大学里没有学到真正的知识,使他们就业更加严峻。 现在都是自费上学,如果你是学生家长,交了那么多的钱,学的就是这个东西,有何感想!

   大家知道,学习语言有两个主要因素,一是外部的语言环境,二是年龄。一个美国的学生,从小到大,英语不离嘴,在这样的环境下,读到高中毕业,能看懂报纸就算高水平,中国的学生在外部的语言环境和年龄都很不利的情况下,如果要达到这个水平,大家算一下就知道,我们的学生需要花多大的精力和时间。由于英语考试,浪费大量学生学习专业课的时间,使中国现在的大学教学质量与日俱下,已经接近世界高等教育的最低水平。研究生培养,博士生培养也是唯英语论。对于考研者来说,英语具有一票否决的作用,它早已成为考研游戏的前提。 

  而且,随着竞争者日众,它的难度也不断水涨船高。具体地说,一个报考中国现当代文学甚至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考生,如果英语不达所谓“国家线”的话,便专业再优异也是白搭。相反,专业平庸,英语成绩突出的考生,却往往成了录取的亮点。每一年的硕士研究生录取结束之后,常常听到老师们十分遗憾的感叹:某某同学专业优异,此次英语稍差而无法招纳门下。即便有个别幸运者在英语距线一两分的情况下,经导师多方奔走“拉”了进来,但补那一两分之缺须数万元,穷学生背着沉重的债务,又如何专心学业?想招的学生因为英语赶不上要求的水准,招不进来;而英语能力强,对专业了解肤浅,也无心专业的学生却脱颖而出挤上门来,这是太多中国导师的尴尬。以至于,有些“迂执”的老先生们发出这样的牢骚:不用什么招考了,直接到英语系找两个来就是。老先生们的牢骚还没有说出之前,精明的考生们早就在利用他们的优势了。 

    太多英语系的专科、本科毕业生,在对所报考的专业知之甚少,甚至此前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凭借英语专业优势挤进去堂皇读之。而以我所见,这种情况在博士生招生中更是见怪不怪。大学英语系讲师、副教授在没读一天中文的情况下,利用几本文学史考中文系博士似乎成了一种时髦。他们都即考即中,甚至个别人中文专业课程只有五十几分,但凭 “强大”的英语专业优势一样鹤立鸡群,真让那些在专业领域兀兀穷年者,羡慕、气愤、伤心、无奈。 哈哈,真可悲啊。 

三、 不懂教育规律,人才选拔如同儿戏

    这又是教育官僚们的“杰作”,诺贝尔奖只能与中国说byebye。大家都知道,美国中小学校的基础教育很差,为什么出了那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而中国政通人和,从上到下无不重视教育,加上中国人勤奋聪明,为什么出不了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呢?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出在教育部,这班教育官僚们根本不懂人才培养的规律。很多外国研究机构对世界上著名科学家的研究表明,科学家的思维水平和创造力水平随年龄的增长而呈加速度衰减。 

3/4的科学家所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在35岁以前。正如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曾经说过的:“一个人如果在30岁时还没有发表科学见解,那么他一辈子就难以在科学界有所作为了”。大家可以用反推法就可以算出,只有在大学阶段学好现有的科学知识,注意个人能力的培养,善于调……

如果目前的大学教育不改革,大家只能在梦中见到美丽的诺贝尔奖。美国人非常重视大学教育原因也许就在这里,这些经验美国人是不会写在英文报纸上让你看的,能从英文报刊杂志上看到的只是一些零零碎碎的知识,真正的高技术,他是不会写给你看的,国家现在提倡科技发展和创新,创新的东西肯定与英语没有关系(在中国,英语最好的是外语系的学生,但他们的科学知识却是最差的,另外现在大家仅仅也是为了能找到一份好工作或为了自己提升而学习英语,肯定与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无关),必须靠自己扎实的刻苦的研究才能取得。学别人的,永远是落后的。 

下面我们来看看如同儿戏的职称评定,各大学都有学位评定委员会,所有博士论文和硕士论文都要经过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通过才行,他们都是各高校的著名教授,是各学科的专家。但由于扭曲的评价机制,他们变成了……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曾举了一个例子说明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就听说,美国东海岸那些跟中国学术交流较多的著名大学里,有些研究中心的负责人,经常跟他们的成员(多半是访问学者和教授)说,你们到我们这儿来,许多事情都不用你们做,但有一件事情可要帮忙,就是一旦中国内地的教授学者来作报告,你们无论如何也要来凑个数。为什么?因为研究中心请人来作报告,讲得好人家坐下来听,讲得不好没人听。只是来自中国内地的教授学者来作报告的时候,无论你们愿意不愿意听,都要来帮忙凑个人数。就是说,相对于整个东亚高教界来说,中国内地教授们的水平都是最低或接近最低的。至少西方学术界这么认为。” 

教育官僚们口口声声说,学……

四、每年数百亿的国家巨大财富打水漂据统计

   英语教育市场已经成为中国的一大产业。年产值高达数百亿元人民币,为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一,相当于中国一个较发达的中等城市的年产值。学习者数以几亿计。英语教育市场的构成,包括,林林总总的培训学校,补习班;五花八门的考试、测验;种类繁多数以万计的英语课本、参考书、辞典,各式各样的教育器材,等等。

   在英语教育市场中,收入最稳定的是各类考试的主办者,他们个个富的冒油,是权利变金钱的典型代表。以职称英语考试,每年的考试费,教材,参考书等加起来按 200元算,400多万报考者,费用就有数十亿元。托福、GRE、GMAT、雅思等国外机构主办的考试,费用还高得多。托福考试费800元,10万人报考,其收入也达到8000万元。各类培训机构(个人),也是教育市场的主角。从每小时10元的家教,到费用超过2万元的高级培训,各色人等针对不同目标市场,各显神通瓜分蛋糕。

   一个“新东方”英语培训学校,平均每年培训学员四、五万人,每年的教学收入达数亿元,据一项不完全统计,中国外语培训教育机构,目前超过3000家,学费根据培训内容、课程安排的不同,从几百元到几千元不等,平均收费标准为,每人每小时20元至30元。数以万计各类英语教材,参考书。如果平均按10元/万册算,每年可达100亿,当然成为出版商最喜欢出版的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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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心“捧杀”中国

南雁

     美国前总统老布什2004年在博鳌论坛年会上,老布什说:我已经注意到胡锦涛主席和中国的现任领导集体正在致力于我们称之为和平崛起的事业。这使亚洲其他国家非常放心,对亚洲的整个面貌都非常重要。老布什在20分钟的讲话中回忆了30多年前在华工作的岁月。他表示,当时的中国贫穷且封闭,30年来中国发生的变化巨大。中国已经变得更富强、更自信、更有活力。

      2005年联想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阿里巴巴马云收购雅虎中国,中海石油竟购优尼科(Unocal Corp.)失败后 ,中石油购PK(哈萨克斯坦石油公司)成功。中国企业发起的收购行动被国际上普遍地解读为中国海外扩张时代的来临。 2005年中国在东南亚和南亚更为活跃,南亚海啸、巴基斯坦地震,中国的慈善捐款都数目不菲。12月的东亚峰会更是因为美国的缺席而凸现中国的强势存在。然而,中国在亚洲一派红红火火,让人感觉中日关系的冷若冰霜,以及中美在亚洲地缘政治中的摩擦。
   
美国人总担心中国在抢美国在亚洲的盟友,是否真得把他们从美国身边拉走。美国担心一个迅速崛起而可能居心叵测、挑战美国地位,而中国则害怕美国对其发展进行遏制,中美更因为各自对全球和地区秩序抱有不同理念,而将两国定位于竞争关系。纵观亚洲安全版图,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美国在全球的七个安全盟友中有五个身在亚洲,正因为这五大盟友的存在,加上美军通过驻军韩国和朝鲜而在亚洲前沿部署兵力,有美国人说:在太平洋上,天空属于我,海水属于我。这听起来象狂言,却是铁的事实。

   中国石油消费已超过日本,却丝毫没有议价能力。中国已成为世界贸易的加工场,引起各国贸易制裁。欧洲的鞋子,美国的裤子,8亿件衬衣换一架波音飞机(薄熙来)。以美国对中国纺织品制裁最历害。从国内两高一低走势看,外贸依赖程度高,直接投资比例高,消费低的症状分析,中国已经得了日本病,至少和当年的日本病态很相似……

     “中国崛起的进行曲从国外唱到国内,即便大势所趋,我们应当保持冷静,当心国际社会的“捧杀”。

一,内需不足

    中国在表面繁荣下深藏着病态,国内消费低迷、储蓄高企,导致投资过旺和外贸依赖,这些问题在日本经济最繁荣时期出现过,“两高一低就是投资高,外贸高,消费低局面,其后日本20年经济停滞不前。清华教授李稻葵说,两高所带来的后果,一是中美经济互补,就像两个瘸子在跳舞一样,非常笨拙,彼此都被拖住。二是中国经济过早地得了日本病,目前中国经济中的很多情况与上世纪80年代末的日本非常相似:国内需求不够,长期依赖出口,然后出现了国际社会对人币币升值的强劲挤压,导致大量热钱冷钱进入,之后又造成资产价格上升,然后银行体系出现很多坏账,这些隐患长此以往,一旦发作整个社会就会崩盘。       美国斯坦福大学金融专家麦金农分析:目前中国经济的很多势头跟当年日本病的病理极其相似,如果不及时加以解决,“日本病完全可能在中国发生。美国在中美贸易问题上的持续加压,导致了人民币的长期升值压力。在此背景下,大量热钱流入中国,造成国内资产价格的飙升,也导致中国企业盲目到海外投资,引起了很多不必要的损失。这一切都曾经在80年代日本上演过的好戏,又在2000年的中国再度上演。中国经济强劲增长,人民币本身就有升值的压力,人民币还跟着美元一起跌。高盛(亚洲)梁红:后果就是外汇储备的疯狂增长,2004年主要是热钱的进入,2005年则全是贸易顺差和FDI冷钱中国官商勾结等弊端比日本要严重多,日本病的病根已经种下。 

      象当初日本一样,《广场协议》后买下洛克菲勒中心,日本经济衰退后又给吐出来,里外里还赔了不少钱。神气十足的中国大款周游列国,恨不得能买下帝国大厦 

      中国民航空管的统计,大陆目前中国富豪共拥有约有70架私人飞机,中国大款买得起私人客机的消费者约有30万人,显见市场潜力非常雄厚。 远大企业的CEO张跃,坐着自己的B7097私人客机在天空遨游。其中远大的张跃就拥有3架喷气,2172R1架直升机;上海的民营企业家李林海,花费400万元购入黑色罗宾逊R44直升机,成为第二位曝光的大陆私人飞机拥有者。 道远集团浙商老板裘德道,斥资6000万元,20055月购买的世界顶级私人飞机降落到杭州萧山机场,一架美国雷神生产的私人飞机作为公务机,其先进、豪华程度,几乎与比尔.盖兹等世界级富豪不相上下。台资旺旺集团也以人民币2亿多元大手笔购进美国湾流G200型飞机。旺旺集团对外表示,这架飞机将成为企业的公务机,作为企业主管在大陆四处出差之用,而非老板的私人用机。 不小心曝光的李林海就不堪其扰,现在已深居简出,不愿意人们将他的私人飞机与企业名称放在一起。李林海了解,在大陆的富豪中,通常被冠上奢靡的帽子,几乎都没有好下场。即使拥有直升机,但他表示:我们只能低低地飞,而不是昂首遨游。以至2004年中国媒体惊呼中国老板公务机出现。 

    上海、北京、深圳产生像印度的孟买、加尔各答和墨西哥的墨西哥城这样的大城市综合病。高楼大厦和棚户区相对,说不同的故事,走过10年辉煌——卖地卖房,甚至连南京、杭州、成都、重庆也一块儿跟风炒作地产。2600万白领先还车贷后还按揭,还得过穷年。要知道中国人还不习惯于过负债度日。2600万中产阶级,好日子没过几天中产就马上要融化。最后的资源可以卖的,就是卖银行的主意——以股权换技术。 

    央行行长周小川在于年11月中旬发出警告,一些可能影响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的风险也在日益增加。周小川在《中国经济》周刊撰文指出,目前世界经济继续保持良好的增长态势,然而,一些可能影响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的风险已日益增加。有这样三方面风险因素可能影响全球经济平稳运行:一是油价持续上涨,二是长期利率偏低的情况可能出现变化,对经济和金融市场造成影响,三是部分工业国家由于担心来自新兴市场的竞争压力,贸易保护主义的情绪在上涨,有的还不恰当地将经济问题政治化。 金融稳定的风险实际上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宏观政策是否适当;另一个是微观经济是否健康,如果微观基础中的金融机构不健康,金融稳定难以保持。 

    人民币汇率的上升的势头,促成国际热钱冲击的对象。自2003年以来,中国外汇储备暴增4890亿美元,2004年中国外汇储备7000亿美元。200512月中国外汇储备8189亿美元。中国在2006年初就接近日本成世界外汇储备第二大国,日本是8500亿美元。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中国的总外汇储备预计超过1.1万亿美元。如果中国的人民币不动或小动,出于出口竞争的考虑,亚洲其他货币中没有哪家敢有所动作,因此其外汇储备也会跟着暴涨。估计亚洲总外汇储备在2010年时超过4万亿美元。央行手上控制如此多的外汇储备,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与传统意义上的投资者不同,央行的任务不在于投资赚钱,而是维持汇率稳定、制造就业机会、促进经济发展。亚洲央行为什么一窝蜂地投资美元资产。在过去两年,美联储将短期政策利率由1%加至3.75%,可是长期国债利率几乎没有上升,其背后便是以中国为首的亚洲央行不停的购买。可以说,中国外汇储备丰厚支持了美国以至全球的低利率。央行外汇储备增速,拿去支持美国债市,到200510月为至,中国总共持有2476亿美元的美国政府债券,持有额仅次于日本。美国财行斯诺表示,如果债券贬值中国就会遭受损失,贬值是不符合其利益的。(法新社华盛顿15日电)中国经济增长在给富国做贡献,国内的穷人却没有粘光。

    亚洲外汇储备的急涨,不是无限期的,直至玩不下去这场游戏。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很可能是这场游戏的终结者。今天中国为了就业和出口,不惜代价地维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但10年之后,中国劳动人口比例开始下降,国内服务业的发展还可能令劳动力短缺提前。没有了就业压力,中国便没有干预人民币汇率的动力;如果人民币完全自由浮动,亚洲其他国家也不必像今天这样干预汇率。

  人口老化

      欧洲花了200年的时间才实现工业化,同样的过程,在中国仅经过50多年便实现了。欧洲花了100年的变迁,逐步步入老龄化社会,中国也仅经过50多年便老之将至。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带来冲击。从制造业到资金流向,中国在制造业掀起革命,从原材料需求到汇率变更,中国的变化牵动着世界的心。当全世界都在惊呼中国世纪的到来,国人也兴高采烈地计算何时可以超越美国时,人口老化的阴影迅速笼罩了中国社会。 

     中国的人口老化来得太突然、太猛烈。对于一个强烈依赖制造业、人均收入每年不足1000美元的人口大国,老龄化可能是一个比工业化更难应对的挑战。从世界的角度看,中国的老龄化时间基本上与以欧洲、日本为首的发达地区的老龄化进程相重合,更加大了这一难题的复杂性。如此沉重的老龄负担,是任何一个社会也承受不起的。由于劳动人口骤减,通过加税(目前税负已经很高)来筹措资金也不是一个办法。老年人则是弱势群体,如果今天都无法推出增加社会福利,相信10年后通过的机会更小。界时政府惟有通过货币扩张,即印钞票来应付日益膨胀的福利开支。这样做势必破坏政府信用,导致通货膨胀和经济危机。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日本经济的实力地位和潜力仍不可小视。2004年日本的GDP达到46684亿美元,比世界经济中居于第三位的德国高出整整一倍;人均36574美元,仍然是富国中的富国。其社会发展水平更是值得称道。日本的基尼系数是0.285,是全世界收入分配最公平的国家之一;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口高达48%;日本的人均预期寿命在2000年就达到了80.7岁,是世界上最长寿的国家。中国外汇储备持续增长,现已高达8189亿美元,屈居第二,日本以8500亿美元仍稳占第一。中国在2006年初接近日本成世界外汇储备第二大国, 中国人自以为超过日本,只是一种错觉,教育、医疗、养老和住房等社会公共福利,中国还差得很远呢!         中国在经济上还不及日本,在社会稳定上中国更比不上日本。孙立平指出:最近10年的改革中,全国大约有6000万国有和集体企业职工被替代,4000万农民失去土地或人均占有土地不足0.3亩;7000万股民在股市中的损失超过1.5万亿;城市中1.5亿人或失去或应得而未得到社会保障,整个社会的基尼系数达到0.53-0.54之间,(056潘岳)城乡差别达6倍之巨。这都是我们在考虑改革条件时不得不正视的因素。**经济观察报) 

     王绍光说:2000年,世界医疗组织对191个成员国的医疗系统进行了一次评估。在所有被评估的国家中,中国排在第144位。在医疗筹资的公平性方面,中国的排名更差,排在第188位,倒数第4,仅比巴西、缅甸、塞拉利昂稍强。

中国在过去25年里已经成长为一个巨人,但巨人拖着两条瘸腿,一是医疗体制,另一条是教育体制。身躯膨胀同时,双腿却开始萎缩。中国养老金缺口超过8万亿,搞不好金融要出大问题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问题就跟经济进行一场龟兔赛跑,究竟谁能跑过谁呢?

三,文化安全

    军事家则把教育问题提高到国家文化安全的高度。

    李际均中将于20043月《瞭望新闻周刊》指出:    在全球化浪潮中,中国需要强化自己的主体文化和国家精神,守望好自己的文化疆域,才能在融入世界中不迷失自己。在汲取世界优秀文化成果的同时,推进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应对全方位的安全挑战,以国防为主导包括军事、政治和社会的传统安全仍然是国家安全的支柱;以经济为中心包括科技与信息安全、金融安全、石油安全、生态与环境安全、粮食安全等非传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石;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必须坚守的精神阵地。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1992年的《人类发展报告》中,首次把文化安全列为人类社会应该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力。全球化不可避免地带来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文化价值体系直接影响着社会的治乱兴衰。文化融合与文化差异一样,都是人类社会进步所不可缺少的。每个民族都是其历史文化传统的伟大继承者,它一方面顽强地守望自己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也在融入世界的过程中接受和补充本身缺失的东西。中国五四运动高举科学与民主的旗帜就是这样。爱国主义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创造性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我们既要学习别国先进文化,又要反对民族虚无主义;既要发扬中华传统文化,又要对传统文化进行提纯,摈弃其中的因循守旧、缺乏创造性和重道轻器的成分。

  在全球化浪潮下,国际间的政治、经济、外交、科技、传媒都成为强势文化扩展的手段。这种超国家领域的控制权,正如汉密··摩根索的著作中所说的:它的目的不在于攻占他国的领土,或控制其经济生活,而在于制服和控制人的头脑,作为改变两国权力关系的工具。理查德·克罗斯曼为英国作家桑德斯所著《谁承担后果──中央情报局与文化冷战》一书写的序言中说:美国间谍情报机构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一直以可观的财力支持着西方高层文化领域,名义上是维护言论自由,”“这场战争具有一个庞大的武器库,所藏的武器是刊物、图书、会议、研讨会、美术展览、音乐会、授奖等。这种文化战略,在促使苏联和东欧剧变中得到成功的运用。苏联的解体,固然有其内部的原因,但美国等西方国家运用传媒的渗透,对苏联官僚集团和知识分子价值观念的转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南联盟的倒水浪潮更是西方国家直接策动的文化战争。美国政府对外资助机构通过商业合同交给塞尔维亚反对派大量经费。在南联盟总统选举时,美国资助反对派的重达80吨的250万张标语张贴在大街小巷,每一个投票站的监督员都领到西方提供的好处费。米洛舍维奇就是在这样的文化攻势下,无可奈何地宣布辞职,接着又被出卖给海牙法庭。可见天鹅绒革命好生厉害。

    俄罗斯专家在总结伊拉克战争教训中指出: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军事和精神潜力被最大限度的削弱,失去国际信誉,而国内人民也不准备奋起保卫祖国时,对这个国家的军事侵略就会成为可能。这个评论是很切中要害的。

     按照对世贸的承诺,中国文化市场的分销领域将逐步放开,文化市场的激烈争夺战也将随之展开。西方的价值观和文化资本、文化产品的冲击会汹涌而至。国内部分人群会滋长文化自卑和崇洋心态。敌对势力利用民族和宗教进行分裂活动,搞松土工程。跨国公司西方文化在中国也会不断扩大阵地。特别是台湾地区分裂势力推行腐蚀中华民族认同基础的文化台独去中国化等,都是我们面临的一场严重斗争。中国的发展已经展现出带动亚洲甚至世界发展的良好趋势,英国《泰晤士报》不久前载文说的,中国巨龙为世界经济注入活力。中国经济增长在为发达国家做贡献,中国在给全世界做出补贴。国际社会迟早会认同:中国威胁论是根本不存在的。

中国的文化字为先,俗语说:忍字头上一把刀。

中国的人生哲学,老子三生万物,"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中国人讲究:福禄寿,儒道佛,进不求身,退不避罪。老子还有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中国军事理论包含着:不战,非攻,墨守的原则。中国文化提倡柔武精神,从功夫到军事是一脉相承,不凌下,不欺弱,宁远人,广积粮,不称霸。二战时中美联合的14航空队也曾到过日本上空,投下的却不炸弹,而是传单。

中国有3000多年可持续发展能力,这是多么强大的文明力量!难怪美国一位大亨说,美国不怕中国军力,不怕中国的高科技,也不怕中国的GDP,美国最耽心的是中国的文化崛起。

(田南雁:tny0374@sina.com     tny0374@yahoo.com.cn    tel:65824489 13681023595   邮编:100026, 北京团结湖北口1号楼405号。) 

 

软权力的再思考

小约瑟夫·奈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2006年2月

翻译:王晓静

     作者:小约瑟夫·S·奈是哈佛大学著名教授,同时也是最近一部作品《权力游戏:一部华盛顿的小说》(纽约:《公共事务》2004)的作者。翻译者为外交学院英语语言文学在职研究生,河北师范大学法政学院国际政治系研究生电子信箱:wangxiaojing679@sohu.com。

    1990年,我写了一篇文章,内含有“软权力”这个概念,《外交政策》是首次发表这个概念的杂志。从那以后,这个概念在全球传播开来,其速度就像Google的搜索速度一般。一家英国摇滚乐队Ladytron甚至用这个概念作为他们新专辑里一首歌的歌名。但是,随着它被广泛的使用,“软权力”这个名词的含义也被扩大和曲解,有些时候超出了人们的认识范围。那么,在处理当今所面对的挑战时,确切的软权力究竟是什么,它该有多么重要呢?

“软权力是指文化权力” ,这个观点部分正确

    权力就是在得到你想要的东西时,你改变他人行为的能力。实现权力有三条基本的路子:高压政治(俗称“大棒”),金钱(俗称“胡萝卜”),吸引力(就是“软权力”)。英国历史学家尼阿尔?芬古逊(Niall Ferguson)把软权力作了如下的描述:“诸如文化和商品这样的非传统力量。”??然后,却突然又说:“它,的确,很柔软。”当然,外国人喝可口可乐,穿麦克尔?乔丹的T恤衫,这本身并不意味着美国对他们施加了权力。这种观点将权力资源与行为混为一谈。权力资源是否能够创造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取决于事务的前后关系。这个事实并不是软权力资源所独有的:如果在沙漠作战,大批的坦克部队会赢得军事上的胜利,而在诸如越南这样的沼泽丛林环境中,就不会取胜了。

    一个国家的软权力有三个源泉:它的文化(它能够吸引别人的地方),它的政治价值观(它在国内外实践这些价值的时候所体现出来的),它的对外政策(这些对外政策应该是合法,并被道德的政权所使用)。以伊朗为例,西方的音乐和电视对毛拉(伊斯兰教国家对老师,先生、学者的敬称)来说是应该遭到排斥的,但却吸引了很多年轻的一代,这些东西在这些年轻人当中传播了自由与选择的思想。美国的文化在一些伊朗人中产生了软权力效应,但对其他人却不起作用。

“经济力量是软权力”, 不是这样的

    在最近一篇关于应对伊朗问题所应作出抉择的文章上,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的彼得·布鲁克斯(Peter Brookes)谈到“选择经济制裁这样的软权力。”但是,如果你是不得已做出的选择,那么制裁一点都不“软”。很明显,制裁倾向于高压政治,因此它是硬权力的一种形式。经济力量能够转化为软硬两种形式的权力:你可以对其他国家采用制裁这种强硬的手段,也可以用你手中的财富去吸引他们。正如沃特?鲁斯埃尔?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曾经说的“经济力量是一种弹性很强的权力;它的诱使作用和他的强迫作用是同样的。”毫无疑问,一种成功的经济是创造吸引力的重要源泉。有些时候,在现实的生活中,很难区分经济关系的哪一部分构成了软权力和硬权力。欧洲的领导人将其他国家希望加入欧盟的愿望视为欧洲软权力的一个标志。今天的土耳其正在改变其人权政策和国内法律,以适应欧盟所制定的标准。那么这种改变在多大程度上是由市场准入这种经济诱因造成的,又在多大程度上是由欧洲成功的经济和政治体系的吸引力造成的?很明显,一些土耳其人更多地对硬权力的诱使作用作出回应;而另外一些人则被人权与经济自由的欧洲典范所吸引。

“软权力比硬权力更仁慈” ,并不完全是这样

   由于软权力被炒作为硬权力的替代物,所以主张以道德为重的学者和制定政策的人经常采用软权力。但是软权力只是一种形容,而不是一种道德化的药方。和任何形式的权力一样,它可以用来做好事,同样也可以用来做坏事。希特勒、斯大林,在他们助手眼中,他们手中拥有大量软权力。来软的并不一定比生拉硬拽好。如果我想偷你的钱,我可以拿枪逼你,也可以用一项快速致富的计划来诱使你投资,从而诈骗你的钱,还有,我也可以劝你把你的财产花到一场刺激的旅行中去,第三种方法运用软权力,但结果还是偷窃。

   软权力落在不合适的人手中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但是在一些情况下,它同样可以提供一些很道德上很出众的手段来达到某些目的。圣雄甘地(Mohandas Gandhi)和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对软权力的选择,相比亚瑟?阿拉法特对枪的选择,两种选择所造成的后果,甘地和金能随着时间的流逝吸引更多的温和派人士,而且从效果与伦理这方面来讲都是深入人心的;而阿拉法特的强硬战略,相比之下,杀害了无辜的以色列人,并且使以色列的温和派拿起了枪。

“硬权力能够衡量,而软权力则不能”,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家吉姆?号戈兰德(Jim Hoagland)曾抱怨说,软权力,就像全球化一样,概念的弹性太大,根本没什么用处。跟其它人一样,他也没有理解权力资源与行为之间的区别。事实上,对软权力资源进行量化是非常有可能的。比如说,可以测量和比较文化、沟通能力、外交这些资源,因为这些可以为一个国家创造出软权力。随着时间的推移,民意调查可以量化一个国家吸引力的变化情况。其实,硬权力也并不是号戈兰德(Hoagland)说得那样容易量化。对硬权力资源表面上准确的测量在很多情况下是肤浅的,也可以称为“有形的谬论”。比起北越来,美国拥有更多可以测量的军事资源,但是尽管如此,他还是输了越南战争。软权力能否创造出我们想要的行为,要取决于事件的前后联系,以及权力资源转化为结果时所采用的技巧。

    1990年,我写了一篇文章,内含有“软权力”这个概念,《外交政策》是首次发表这个概念的杂志。从那以后,这个概念在全球传播开来,其速度就像Google的搜索速度一般。一家英国摇滚乐队Ladytron甚至用这个概念作为他们新专辑里一首歌的歌名。但是,随着它被广泛的使用,“软权力”这个名词的含义也被扩大和曲解,有些时候超出了人们的认识范围。那么,在处理当今所面对的挑战时,确切的软权力究竟是什么,它该有多么重要呢?

“欧洲侧重点在软权力的使用,而美国的侧重点则在硬权力上” 确实如此

罗伯特?卡干(Robert Kagan)有一种很形象的比喻:美国人来自火星,而欧洲人则来自金星。虽然这种比喻有些夸张,但是他却包含了一个核心的真理。欧洲成功地运用它成功的政治和经济一体化的吸引力获得它想要的结果,而美国的行为则表现出好象它的军事压制能力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单纯依赖软权力或硬权力中的一种都是错误的。能够将它们有效地结合起来的能力才是“巧妙的权力”。在冷战期间,西方使用硬权力遏制了苏联的扩张,但是它同样使用软权力来侵蚀铁幕之后的共产主义信心。这就是巧妙的权力。在今天,如果想要精明一点的话,欧洲应该在其硬权力资源上多投入一些,而美国则应该多注重发展自己的软权力。

“布什政府忽视了美国的软权力” ,这种观点比上一个观点更正确。

2003年,当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被问及关于软权力这个问题时,他的回答是:“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政府和国家也为这种无知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幸运的是,在布什的第二届任期内,随着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和卡伦?休斯(Karen Hughes)入主国务院,也随着一些私营部门不能容忍的失败导致拉姆斯菲尔德(Rumsfeld)的名声受损,布什的第二任班子显示出了对美国软权力更多的关注。总统开始强调对外政策的价值,同时增加了公共外交的预算。

“有些目标的实现只能依赖硬权力” ,这是毫无疑问的

    北朝鲜的领导人金正日对好莱坞电视的喜好并不会影响他发展核武器的决定。只有硬权力才可能阻止他,特别是如果中国同意经济制裁的话。同样,软权力也不足以阻止伊朗的核计划,尽管政府现行的正确的多边外交政策可以吸纳新的国家加入到孤立伊朗的联盟中来。还有,20世纪90年代,软权力在诱使塔利班放弃“基地”组织(al Qaeda)上也是行不通的。只有美国军队才能做到。但是其他目标,诸如推动民主和人权,软权力能更好地予以实现。强制推行民主有它的局限性,美国在伊拉克的行动就是很好的佐证。

“军事资源只能产生硬权力” ,这种观点不尽其然

   一提起硬权力总会是人联想到坦克、军事人员和导弹。但是军事造诣和能力有时候也能够创造出软权力。像希特勒和斯大林这样的独裁者创造出不可战胜的神话来构建人们对他们的希望,并吸引别人加入到他们当中去。正如奥萨马本拉登曾经说过,能够吸引人们的是强壮的马而不是软弱的马。一支运作良好的军队能够成为人们投来羡慕目光的源泉。2005年印度洋海啸和南亚地震之后,美国在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中的出色工作,重塑了美国的吸引力。比如说,军队与军队之间的合作与训练项目能够建立跨国际网络,从而加强一国的软权力。

   当然,滥用军事资源同样会削弱一国的软权力。二战之后,苏联拥有雄厚的软权力,但是由于对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使用了硬权力,反倒破坏了他们的软权力。但是对军事法则的粗暴蔑视、对军事平衡性的漠然,同样会削弱一国行动合法性。2003年美国军事入侵伊拉克初期的军事效率使一些外国人很羡慕,但是占领后军事力量不足所带来的尴尬,以及阿布格莱卜(Abu Ghraib)监狱的虐囚事件则削弱了美国的软权力。

“软权力很难运用” ,部分正确

    政府能够控制和改变外交政策。他们可以在公共外交、广播、项目交换上花钱。他们能够发扬大众文化却不能改变它。基于这一点,能够创造软权力的核心资源之一,在很大程度上是独立于政府控制的。这就是最近对外关系委员会建议成立公众外交合作机制的原因,他们建议是模仿美国公共广播合作机制,这是为了能够吸纳更广泛的私人组织和个人参加(这些组织和个人不愿意成为官方组织的一部分)。

“软权力与时下的恐怖威胁无关” ,错误

    西方能够吸引像穆罕默德?阿塔(Mohammed Atta)、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这样人物的可能性非常小,所以我们需要用硬权力来对付这样的人。但是现在的恐怖威胁并不是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所说的文明的冲突,而是伊斯兰世界的内战,是多数温和派与想强迫他人成为极端主义者、使他们的宗教过分单纯化的少数派之间的对决。只有温和的多数派赢了,美国才能赢。只有极端主义者重新武装的人数少于我们杀掉和阻止的人,我们才能赢。拉姆斯菲尔德(Rumsfeld)自己也对2003年的一份备忘录提出了疑问:“比起极端宗教学校(madrasas)和激进的传教士招募的、训练的、雇用来反对我们的人,我们每天抓获的、杀掉的、阻止的、说服的恐怖主义分子是不是要多一点?”如果没有赢得人心、唤醒大脑的战略,就连想要达到平衡都是很难的,因此,软权力比以前任何时候都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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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新农村金融机构筹建与合法注册

山东省金乡县农业银行  张军

zhangjun241@163.com

  在中央2006「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关于农村金融机构相关法规尚未出台前,可参照以下文章按《专业合作社》规范。《农村专业合作社指导办法(试行)》在部分省份做的比较好,福建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供销合作社联合文件“论是集体所有制、股份制、股份合作制还是合伙制性质的企业名称均可以使用‘专业合作社’”为农村企业合法集资提供了保护伞。河北省好像查不到类似的新闻。辅导本地企业发展是地方政府的责任。也可用互联网Google搜索关键词“专业合作社”。发展专业合作社,是我党和政府长期的重要工作,有利于集中资金发展农村经济,有利于体现地方政府的政绩。辅导和管理专业合作社是中央政府赋予各级供销社部门的职责,即使出现政策的偏差,也只能由供销社部门的负责。地方政府只承担合作社的政策宣传引导工作。

   实例请参考网上文章:河南省濮阳市农行许文盛《小额贷款试点平遥破冰是濮阳的悲哀》。

合作社萌芽需要政府呵护,

大午梦想哪里靠岸?合作社是坚实彼岸

媒体报道所说的:“有饭同吃,有难同当,生活资料公有,生产资料私有,无处不温暖,无处不详和”大午农牧集团模式。被社会公众斥为当代“乌托邦”喻以嘲笑。“乌托邦”在全球真的死亡了吗?

   “乌托邦”没有死亡,而且还活的很好。请大家看:1999年10月12日,朱镕基总理接见出席第五届亚太地区政府合作社部长会议代表时指出:“合作社事业是崇高的事业,是为了大众谋利益的事业。合作经济所特有的优越性,对市场经济的发展有着显著的补充和支持作用。” 朱总理指出:“我国政府历来重视和支持合作社发展。”朱总理相信:“中国合作社在21世纪将得到蓬勃发展,成为中国农村的主要经济组织形式。”

中国历来喜朔祖追源,为什么从没有把“合作社”与“乌托邦”并列呢?且不说从合作化到人民公社,就说当前的各种合作社形式吧。农村合作医疗是党中央国务院造福百姓的英明决策。经是好经,全让歪嘴和尚念歪了,没有合作医疗前,农民可以就近廉价看病,有了合作医疗农民只能到乡镇医院或其分院看病,不论八代祖传中医还是留洋医学博士,你在农村行医就是违法。原来已有的合法诊所,只能入伙乡镇医院,上交佣金,凡是不交钱的就是非法,一律由行政力量强制铲平,违者绳之以法。在这期间经常可以看见个体诊所的药柜药罐装满执法宣传卡车在公路上游行。农民没有看病的自由,可是部分乡镇医院不用靠诊病,靠行政执法也能天天酒足饭饱。这决不是能靠加强医德教育就能解决的问题。强迫合作的还有粮食、棉花、化肥、金融,好在党中央国务院体察民情后。取消了农产品专营,现在农民有了出售农产品的自由,不再受垄断组织的刁难,丢失好久的主人尊严又得到了回归。农村金融管理只许强迫合作,却不许农民互助借贷。中央政府下了很大力气,也没有完成农村信用合作社带有合作性质的规范任务,章程规定:农村信用合社应定期召开社员大会,公开财务,民主选举。业内人士都知道大多数农信社从没有这样做过,是严重的违法行为,由于已成为惯例从未有人敢质疑农信社吸收存款的合法性。县级的工、农、中、建四大行及邮政金融机构把来源于农村的储蓄集中调往大城市,与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活动做相反的工作。造成地方农村经济失血无力维持最基本的社会活动。

我们来看日前发生在河北省徐水县大午集团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大午集团集资的利息为3.6%。商业银行可以将贷款利率上浮到贷款基准利率的1.7倍,农村信用社则可以将贷款利率上浮到贷款基准利率的两倍。以一年期贷款为例,央行制定的现行基准利率为5.31%,扩大贷款利率浮动区间后,商业银行可在4.78%至9.03%的区间内,农村信用社则可以在4.78%和10.62%的区间内,按市场原则自主确定贷款利率。不论是在农行和信用社绝对是按最高的利息算。大午集团集资利率低于市场利率,由于大午集团许诺的存款利率低,实际上多数群众对存款利息考虑的不多,村民到大午集团存款图的是用款方便,群众追求生活的方便不能视作违法行为。主要来源于附近村庄玉米赊销借贷、土地转包和本公司内部职工,集资用于农牧企业和学校,是典型的生产合作关系,改善了当地居民的生活环境,大午集资形式上是存款,实质上是互助合作,我国的法律精神是重实质,轻形式,这分明是合作社的萌芽。恰恰是做了好事还要违法呢?如果大午集团依照法律到工商行政部门注册设立专业合作社,把公司+农户规范为“专业合作社”就会把集资转变为合法的形式。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代表中国政府出席第五届、亚太地区政府合作社部长会议。并公布《农村专业合作社指导办法(试行)》,事实上是在行使中央政府部长职能,公布部门规章,如果大午带动村民组建专业合作社,大午集团集资就有了《办法》的保护。

也有人疑问,全国各地股金会不是都被清理了吗?全国总社理事会王如珍副主任在召开的全国供销合作社财务工作会议上指出:“社员股金的清理整顿工作从全国看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今后还要继续抓好。要明确几个概念:一是合作社社员股金的性质与农村发展基金等的性质不一样,社员入社是合作社性质的体现,是合法的。我们要清理的部分是违规吸收的部分,不是社员股金退得越多就越好,合作社今后还要发展社员股金,否则就不是合作社了。”对照国务院文件规定:事先定额股息的就视为非法集资,供销合作社、专业合作社可以吸入与经营利润挂钩的不定息的股金。国家并没有否定合作社入股。哪么大多数农村企业不能达到证监会上市审核条件,又不能突破有限公司最多50名股东的上限。有识之士兴办真实目的的专业合作社,会获得很好的发展。在确保“入社自愿”、“退社自由”、“民主管理”、“公平交易”、“二次返利”等世界公认愿则的前提下,专业合作社的章程也不能千篇一律。

为了使专业合作社更有活力和吸引力,我谈一下个人创新观点:只要保证财务向全体社员公开,资金用途真实,就不会出现法律上的诈骗风险。为了使入股社员打消股金风险的后顾之忧。有实力雄厚的第三方独立企业可提供股金盈利预测担保,借鉴证监会举荐人的盈利预测担保制度。行政法规规定不准许诺事前定额利息,由于存款市场利率长期低迷,多数群众对存款利息考虑的不多,可在其章程中规定合作社股金的利益分配:只赠送红股,不分配现金。股息现金红利缴纳个人所得税20%,红股只要不兑现免缴个人所得税。现实中多数人只想主办合作社来达到集资目的,这个也是不能找到合法集资的突破口。兴办合作社的真实目的必须是为社员提供真实的产品和服务。主办者必须转变视角,第一功能由“集资”改为服务。合作社如果没有实体产品和服务,只是为了资集,就很难区分信用合作社和专业合作社的特征。也就主办者发展社员必须提供实体产品和服务,有真实交易的前提。

以大午集团为例,为入社社员提供真实的医疗体检、游园、食品、教育、养殖、饲料、土地转包等综合一篮子产品和服务不是难事,而且还会给专业合作社及关联企业带来扩大业务量的好处。还可以建立社员定期信誉(信用)等级评价,按入社时间、股金份额、交易量进行综合统计考核,按社员信誉(信用)等级为入社社员提供不盈利的产品赊购,或按成本价提供内部生活急需救急,这样一来紧密关系的合作社会比单纯的职工内部集资更具有吸引力。但是要保证实体产品交易是真实的,有交易的轨迹记录是可供复查。可经的起有关单位执法检查。专业合作社应当建立社员档案,印发社员证(卡),将社员入股、与专业合作社交易量(额)、参与管理、分配和奖惩的有关情况、数据记录在案,实行专户管理。每个社员要有一本股金证,用于纪录股金和所有产品的交易,并按全年综合交易量进行二次返利,只要合作社设计合理得当,易于社员理解,可以走出一条全体成员共同富裕的道路。

大午集团从最初非法吸收公众存款1.59亿元,涉及存款户3185户。到认定大午集团非法吸收公众存款0.14亿元,涉及储户523人。是律师对内部集资的调查证据得到了司法部门的认可。我在大午集团看到了律师设计的集资人员社会关系调查表。上面列举了集资人与大午集团的各种关系。大午集团集资人员社会关系调查表的设计非常合理。而且这个表的内容形式应当固定下来,作为大午集团的日常固定工作下来,合作社模式是对外的最好表现形式。大午农牧集团表述说:“从来不做假,不搞虚假形式的集资”。但是大午集团学习利用现代企业经常使用的避险工具回避法律风险。也就是说大午集团对每个集资者,以预提利息的方式每笔借款预提10元或按比例预提利息,转作为合作社股金。制作股金证记录合作社社员所有的与大午集团发生的交易,包括看病、上学、买烤鸡、买鸡仔、买饲料。兴办合作社的好处:现在朗伍庄的村民到大午食品厂买烤鸡只能是零售价,如果低于零售价,就会影响代理商的利益,会因小而失大。兴办合作社可以照顾到各方面的利益。只有受益的,而没有受损的。向社员借款是合法集资,大午集团可以继续原来的集资方式,而无须作任何改变。而且有合法的护身符。兴办合作社可以在县城出售10元股金的合作社合作医疗证书。把医疗产业扩大到保定地区。保定地区的社员可以享受看病的社员价格和采购食品的批发价待遇。成立的专业合作社可以最初不标明医疗专业,待成熟后扩大业务范围,要向供销社有关专业部门咨询,并经工商注册。成为合法机构。

 政府还需要做的哪些工作:我党历来是合作社事业的先锋力量,我国至今没有成长起来规范的合作社企业,是因为我国各级政府对合作社工作操之过急,出现了愈速则不达。只要中央政府提出要发展合作经济的号召。全国各地一天之内就会成长出千万个合作社。各级政府皆大欢喜,这是害人不浅的浮夸风。吃亏的始终农民。政策扶持不如法律权威效果好。中国企业法律有《公司法》《个人独资企业法》《合伙企业法》,这都是以资本关系为主导的法律。但是,中国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对带有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特征的企业仍处于政策保护的范围,比如《合作社企业法》是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给予立法保护。中国的有大量的合作社企业,仅有部门规章替代着《合作社企业法》的作用,法律层次低,造成《合作社企业法》的认识连律师都不了解,农民更是无法找到兴办合作社的合法集资途径。发展规范的合作社必需有一个介于政府和农民中间的非政府组织,来作为合作社的辅导部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有一批精通国际合作社理论的专家,有长期从事三农服务的经验。有这样一个组织来充当中央政府合作社经济辅导部门是最合适的。中央政府还应当制订符合国际惯例的中国《合作社企业法》,由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对全国的合作社组织按国际合作社原则进行认定,参照公司法的形式,凡是不规范的一律不得在名字中有“合作”字样。对合作医疗和农村信用合作社分别更名为乡村医疗和农村商业银行,维护合作社组织名誉,防止出现挂羊头卖狗肉,以合作社之美名干的是渔肉乡民的坏事。

(于2004年3月公开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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