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观察中心编者按:为配合仲大军先生刚发出的《中国政治与国防成本》一文,我们特意发出一位台湾学者的文章,龙女士曾担任过台北市文化局长,在台湾是个著名人物。通过她的文章可以了解到海内外的思想状况和差异。]

龙应台在墨尔本的演讲(全文)

2007年3月17日(上网时间)

  今天是我第二次来墨尔本。两年前是接受墨尔本ASIA LINK的邀请来做的一场英语演讲,所以上次来的时候和这里的华人社会没有任何接触。

    首先,让我很感动的是这里的华人,当然是要感谢墨尔本的独立中文笔会、台湾福升文教基金会,还有墨尔本日报,还有大洋时报等媒体,他们在事先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准备。来这里还不到72个小时,其实这是我第一次真正接触到澳洲讲华语的朋友。现在要和好朋友们说感谢。除了表面上的礼貌之外,心里是真正地感谢。

  我心里一直在回忆我认识这个华文世界的历程。

  第一次接触到的应该是纽约和旧金山的华文社区。那个华文社区当然是经过好几代了,从十九世纪初,十九世纪中,一直到我去留学的二十世纪末,所以它经过好几代人的努力,已经达到一个相当成熟的华文社区了。我后来再接触到的华文社区,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在1997年的时候到了古巴。我到哈瓦那去的时候,特别找华人的坟场看。因为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有华人远涉重洋到古巴去,之后就整个断掉了。我过去之后,起初,没有坟场可以看。可如果在市场上见到有华人血统的古巴人,他会坐下来,试图用西班牙语跟你沟通。你问他姓什么,他会试图用中文描一个字给你看,就说他姓“高”,他试图写高,可是里面的口忘了,只记得模糊的这个字的模样。这就是间断之后的华人社区。

  我去看坟场的时候,一大片山头全部都是坟墓,全部望向一个方向,就是朝着祖国的方向,里头有很多很多悲惨的故事。很多的坟都是1860年同治年间的坟。你可以想象,那个时候,福建广州沿海,很多人是上了那种所谓的“猪仔船”,挤在船舱里。那时,有那么一艘船,在福建上岸的时候,大概有一千三百多个人,都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到了古巴上岸的时候,只剩下三百个人是活着下船的。这三百个人,上岸之后才知道自己几乎是已经卖身为奴了。这是在我认识华人社区发展的历程里,很特别的一个记忆。

  再下来,我比较深刻的印象就是我到马来西亚。

  我们从中国大陆以及从台湾这个社会出来的知识分子,我自己认为,其实对于世界的认识有蛮大的一块盲点。这就是,我们自居为华文世界的所谓的主流,这个中国中心主义的概念,就是从北京、南京这个角度从北向南看。当你往南看的时候,以中原自居,你根本看不到马来西亚,你根本看不到新加坡,甚至看不到台湾。

  我心里带着所有的无知到达马来西亚。你第一个要接受,让马来西亚人给你上课的就是,当你用“华侨”这个词的时候,他会反弹:你凭什么把他看为华侨、称他为华侨?他们是马来西亚的国民。这是上的第一课。后来,我回到台湾,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马来西亚人是生活在树上的吗?》。有这个题目是因为有很多所谓的华文主流世界的人想到马来西亚的时候,是有这样一个不好说出口的图像在脑海里头:他们是生活在树上的。所以我持续的,多次的去马来西亚,是有一种补课的心理。就是你作为一个使用汉语的知识分子,你竟然可以对马来西亚的华人无知到这样的程度。

  最近,8月的时候,我特别去了一趟沙捞越。沙捞越有一个地方叫做诗巫,你们知道不知道呢?唐诗的诗,巫婆的巫,它的英文名字就叫“mivu”。到诗巫以后发现它80%以上都是华人,会说普通话。住了一两天以后我才发现,全部都是福州人。我回去再做功课,才知道一个名叫黄乃裳的人,你读他的历史,这个人怎么会到沙捞越这个地方的丛林里头去;才知道原来有这么一个福州的读书人,他是1895年北京的举人,他公车上书,就是“万言书”吧,就是今天给胡锦涛写万言书的概念。他是公车上书的举人之一,同时又参加了康粱后来维新的各种活动,他因为康粱的失败而流亡海外。到了新加坡,有机会接触了当时统治沙捞越的沙捞越王,沙捞越王当时有大片的丛林要开垦,这个黄乃裳竟然回到福州去,竟然召了一千六百个基督徒,从福州大批的移民到丛林深处。所以,到了沙捞越后,我才有了这些发现,哦,竟然有这样一种移民的方式,在1900年发生,一百多年之后,到了2006年,我从史料里才读到。等于是三代、五代之后才了解到的。因为你问当地人,你们的历史是怎么来的?当地人说“不知道”,他不知道,或者知道得非常的少。我去查史料的时候,有一句话让我充满了遐想。就说这个黄乃裳,他在祖国的革命失败之后,召了一千六百个人到南方之地去垦荒,因为他们全是基督徒,所以在他们到了拉旺江江边,上岸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河边举行了一个祈祷会,那是在马来西亚的原始森林,还有大蟒蛇的,大江大海大森林。我心里想要说,这么伟大的一个历史镜头,没有人去写它,没有人去把它变成小说,没有人把它变成剧本,没有人把它拍成电影。而且那跑在街上的小孩甚至不知道这段历史。这是沙捞越的华人。

  我在过去这72个小时里接触的朋友里头,突然让我发现了一件事情,如果说古巴是十八世纪末或十九世纪初的华人,之后就断掉了,我只能看到坟场;去美国的华人,它在19世纪的时候,其实很多人也是坐的到古巴去的那样的船到美国,然后去挖矿去工作,经历了如何的艰辛、流离,一百多年之后它的华人社区才达到今天的繁荣。

  过去这72个小时里,我慢慢辨认清楚了,今天我在这里所接触到的华人,其实相对而言,他们都是第一代,是到澳洲来的真正的第一代华人。如同过去的一百年前的华人一样,他们都有各种的迫不得已的理由,你或者是基于经济的压迫,或者更大的一个原因,基于政治的压迫,而使得人离开他祖国的泥土。说是花果飘零,到另外一个土壤上,去生根去让种子发芽。即使到的是澳洲,因为是第一代,所以也就会特别特别的艰辛。同时,我也稍稍的体会到认识到,从今天来听演讲的人看,这是多么一个卧虎藏龙的社区,他是从一个什么样的泥土来,今天在新的泥土上做怎么样辛苦的工作。

  因为一路上我这72小时的思考,使得我说感谢笔会的朋友们,感谢报社的朋友们,基金会的朋友们,他们对我这次非常不重要的小小的演讲而做的前置的所有的努力,我心里有深深的感动,我知道生活的艰辛,我也知道移民的艰辛,可在这种艰辛的路途上,文化的种子是跟着人走的,它体现了中华文化本身的韧劲是如何的强悍。基于这样一个思路,我说非常感谢大家请我来,不是基于一个表面的客气。

    我作为一个父母在1949年的时候逃离大陆,经过海南岛,到达台湾,而我生在台湾,这样一个成长经验的人,我必须得承认,我的成长过程的那种世界观是非常非常狭隘的。我对于中国大陆的认识,是非常扭曲的。但当我把这种扭曲跟大陆的同代人去比较,不要多说几句话,你就会默契的一笑,因为它的过程太象了。

  这个过程就是我们从小被教导——万恶的**。我不知道我的台湾朋友还记不记得,我们以前到邮局去买的标准信封,上面都会印着“反共抗恶”,早期还有“杀猪(朱)拔毛”。我们从小是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我们从幼稚园到初中高中,一路走来,你总是要参加戏剧表演的,我也演过那种穿着军装,拿着木枪,去刺杀敌人的那种剧本,也都演过那些万恶的**。我很清楚,跟我的大陆同代人谈天的时候,大陆人比我们演的多得多了,台湾远远比不上大陆那种铺天盖地的程度。可是,在把中国大陆妖魔化了的那个过程里,我们(台湾和大陆)这一两代人基本上都是这么长大的。这个过程相当的长。

  作为一个台湾的小孩,我对于香港的认识几乎等于零。在2003年初,我离开台北市政府的工作后,为什么会到香港,这有一个特定的原因,也跟我刚才说的补课的心情是有关系的,我认识到我自己对于香港的不认识达到了极点。作为一个自称是华文世界的知识分子,对于这样一个地方的不认识是不可原谅的,我觉得是一种无知。

  在台湾的一般人对香港的认识就是,香港都是有钱人,香港人都是功利主义的,香港是很自由的,香港是殖民地,基本上就这几个概念,之后大概就没有了。我真正到了香港去做功课之后,才发现说,哦,它怎么会跟我们的印象距离如此之远。在所谓香港都是有钱人的背后,你去追踪它过来的那条路,你才发现,原来香港人在五十年代的时候也跟我们在五十年代的时候一样。我们台湾是“美援”,就是美国援助,它会给你面粉、奶粉,还有圣诞卡。非常节俭的妈妈们会把面粉袋,很粗的麻线制成的面粉袋,把它车成T恤给小孩穿。所以在台湾,你如果有一个集体记忆的话,就会提起小时候穿过的面粉袋,上面有两只大手在握手“中美合作 二十公斤”,穿着这样的衣服满街跑。我到了香港才发现,那些所谓的有钱人,他们的童年记忆也完全一样,只不过他们不是美援是英国援助,他们竟然也会谈到用面粉袋来做衣服,小孩身上也穿着“中英合作 二十公斤”。这个时候你就会提出一个问题,象台湾、香港这两个地方,它们的地理是如此的近,它们的历史的轨迹是如此的相似。在1949年的时候,同样一批上海的文人,他们要逃离共产党面临一个抉择,到了香港之后还要不要继续再往台湾走,同样一批知识分子出来,分流到两个地方,这两个地方的历史发展的重叠性是非常高的,应该是两个姐妹城。可是,两边的人彼此不相看,彼此瞧不起,彼此有误会,而且彼此无知到一个很深的程度,这是非常让人奇怪的事情。

    你们大家可能都知道,我有一些比较重大的文章,有时我是会一稿六投的,也就是说,同一篇文章我会传给台北的报纸,香港的报纸,马来西亚、新加坡、美国,如果尺度允许的话还会投在中国的《南方周末》或其它的报纸。这次来墨尔本之后,我在想以后是不是要一稿七投,把墨尔本日报作为第七个投稿的对象,可是我要稿费哟。这一稿六投其实代表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它起码说明有华人社区在那个地方,说明它有共同的关注点。可是,它同时代表了一个相反的意义,就是这六个华文的世界,其实是隔绝的。我在欧州的时候,是用英文写作,然后传给德国法兰克福的报纸,它会把文章翻译成北欧文。可是我不可能一稿三投,我不可能一份稿子,同时又投新苏黎世日报,法兰克福的《汇报》,又投给维也纳的报纸,这三个城市之间是流通的,是畅通无阻的,都是德文世界。法兰克福的人能读到并经常会读苏黎世的报纸,苏黎世的人也经常性的会读法兰克福的报纸或者是维也纳的报纸,因为是流通的,所以不可能一稿多投,报社不会允许这样。

    倒过来看华文世界里头,你固然可以一稿投六个地方,表示它有共同的关注点,但是可以这样做的一个很基本的原因就是它每一个地方都是隔绝的。中国的读者看不到台湾的报纸,台湾的人看不到中国的报纸,香港的人不看台湾的报纸,台湾人不看香港的报纸。最奇特的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本来是同一段历史,一直到最近的四十年才造成一个独立的新加坡,他们之间隔什么东西呢?他们根本就是一个半岛上的,可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报纸不可以通,禁止贩售,这边不要读到那边的报纸。如果把龙应台的文章当作一个标本来看,它竟然可以在六个地方出现,它其实突显的是华文世界之间的隔离和有意的阻断,这是一个很特殊的现象。也就是说这六个地区之间,对彼此的认识非常非常的少,又充满了政治的扭曲。我们已经进入了全球化的最大的流量冲击的时代,这六个地区竟然还是隔断的。

    在我上“华文世界”这一课时,如果只讲东南亚这一块,像新马、香港、台湾这一块,我发现一些特征可以用来描述这个华文世界。第一个特征,这些地区都有一些或多或少、或长或短的被殖民的经验。台湾是日本人五十年,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是英国的殖民地,香港也是英国殖民。殖民的结果是,这些地方的人,对自己的历史相当陌生。他以为他认识的自己的那个蓝本,其实是殖民者告诉他“你是什么”的那个蓝本;第二个特征就是这些地区对于他的紧邻相当的不认识。这是因为你接受殖民者的观点,会使得一个台湾人对台北的认识还不如对东京的认识,因为你比较向往东京,会使得一个香港人对于伦敦的认识超过他对隔壁的台北的认识,新加坡跟马来西亚是同样的状况。就是你接受殖民者的价值观跟衡量世界的标准,会造成你了解的是很远的地方,而对与你很近的地方是不屑一顾的,因为对你殖民的人对你的邻居不屑一顾;第三个特征就是这些地区对彼此的不认识。因为上面种种的历史的原因,新加坡跟马来西亚,香港跟台北,或者是台湾跟大陆之间的那种不认识。

  在华文世界里头,也有这些现象。比如说这六个地区里,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台湾都是一个重要的文化输出地。你会发现,马来西亚、新加坡跟香港,他们在几代人的成长过程中,读着什么人的诗,看着什么人的小说,基本上来自台湾的影响。但有一段时期或者是某一个局部区域,香港又是输出地。台湾在国民党长期统治里头,你要是渴望知道国民党控制下的任何其它东西的话,你就得偷偷的从香港买书或者杂志,所以香港有时候也是输出地。但是基本上在这一大块里头,台湾是文化输出地。包括后来问的到底是邓小平还是邓丽君对台湾的影响最大——你说当然是邓丽君对不对?所以说,这是一种文化的输出,到现在,台湾还是有文化输出这个地位,只是情况变得复杂多了,中国的情况也变得不一样了。

  接下来谈谈台湾跟大陆的关系,今天来的大多数都是大陆朋友。

    先要说就在隔壁的处于一个海峡两岸的台湾跟大陆彼此的不认识。老实说,我都不好意思讲。我第一次认识一个真正的中国人,是1979年,我是1975年才到美国去留学的,中国大陆第一次允许学生赴美留学也是在1979年邓小平访美之后,我在纽约见到了第一个中国人。在那之前,已经有一个小小的震撼,就是美国的一个电台访问一个四川乡下的农民,这个农民有着典型的罗中立笔下所刻画的农民的脸——脸上全是皱纹,戴着斗笠,开口一看,里面的牙全没了,说着四川话。我是第一次看到那样一个画面,我当时就吓一跳:“不都是万恶的**吗?”怎么那么的憨厚、朴实、贫穷,完全是一个需要照顾的人,跟我原来心目中的万恶的**形象完全连接不起来。

    这是我在79年前有的一个震撼。又由于我父亲是湖南人,我在台湾的成长过程中被教导“你是湖南人”,因此,走遍全世界我都说“我是湖南人”。直到79年,在一个场合中,我自然地问我面前站的一个人,“你是哪里人”?他说“我是湖南人”(湖南口音)——他是湖南人。当然,他不知道我呆在那里,是什么原因。电光石火一样,好多念头在我脑海里闪现:如果他是湖南人,那么,我是什么人?我一句湖南话都不会,我从来没有去过湖南,湖南是什么感觉、什么历史、什么样子我一概不知道。到了国际舞台上,我们两个都说自己是湖南人的时候,将产生一个严重的问题,我会发现他是真的我是假的。如果你要说所谓的台湾意识,对我来说,就从这件事,这个人,从1979年我才开始去想,那我到底是什么人?我逐渐的才走向“我是台湾人”这个认识的现实。

    台湾跟大陆之间,首先不要说它们政治上的对峙,我们在台湾长大,所见到的毛泽东的画像,都丑的象猪一样,又丑又胖又难看,一直到我到了美国,第一次看到毛泽东其它的画像,我吓一跳,“长得很正常嘛”。我后来才知道,大陆的朋友他们看到的蒋介石的画像都是奇丑无比的,事实上,蒋介石年青的时候还可以称得上是个美男子。所以两边对彼此的丑化、妖魔化,造成两边之间非常的不理解。我希望我们澳洲的朋友用一种喝下午茶的心情,不用政治的角度去看台湾,或者用几首诗去看台湾人对于这一大块大陆,为什么会如此的疏离,如此的不理解,或者看看那个台独意识,它到底是怎么来的。也许,我们可以从文学的角度去多窥探一点。

  其实,台湾的历史很有趣,有时候,你会觉得这是一个历史的重复。

    先是反清复明的郑成功,他率大军从澎湖到了台湾,要反攻大陆,光复河山。有一首郑成功的诗《出师讨满夷——自瓜州至金陵》“缟素临江誓灭胡,雄师十万气吞吴,试看天堑投边渡,不信中原不姓朱”。从中可以看到一个历史的流转,它曾经因为一个忠诚的对象,以及他所忠诚的意识形态而流亡到台湾,然后他一生所努力的是要光复大陆。这首诗气魄很大,但实际的政治形势不是这样的,到他儿子一代就没法继续下去了。他的儿子郑经,生年1643到1681。我读到郑经的诗觉得这个历史真是太好玩了,你们是否记得在台湾和大陆对峙谈判的过程里头,有一度是三不政策: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这是台湾对大陆的态度。我看到,清廷曾经派人来接触郑经,提出很多很多招安的条件,为了维护祖国统一嘛。那个时候,清廷对郑经提出了“三不”政策:不剃发,不易服,不登岸,你就是大清的一个省。对此,郑经有一首诗,题头注解是“满酋史来有不登岸不易服之说,愤而复之”,诗的内容是“王弃中原尽,衣冠海外留,雄图终未已,日日整戈矛”,结果施琅就来了,把台湾拿下。在我们的脑后有这么一段历史,你可以看到这两首诗所表达的,三四百年前台湾对大陆的距离以及紧张的关系。

  明朝最后的王,朱术桂,1622到1683年间的人,他在郑成功的保护下流亡到了台湾。朱术桂有一首绝命诗,他自杀以后,跟他一起流亡到台湾的五个妃子同时自杀。所以你们以后到台南乡下去的话,这5个妃子的墓还在那里。那朱术桂的绝命诗是怎么写的呢?艰辛避海外,我刚才讲的是我体认到第一代移民他是如何的艰辛,他写的是艰辛避海外,只为束英发,只为了头发,头发当然是一个代表性象征,象征更高的东西,如今事已定,现在事情已经结束了,不复采苇秸。苇秸呢,秸草,…这是他的绝命诗。(I am not quite sure about this paragraph)

  了解今天的台湾,你不能不了解过去的台湾。接下来大家记得1894年的甲午战争,甲午战争打败了要割地,李鸿章当时所说的话到今天还被台湾的政治人物拿来用。要割台湾的时候,李鸿章对慈禧太后在庭上说,台湾这个地方是个蛮荒的小岛,鸟不语,花不香,男无情,女无义。这是1895年的话,1895年的话在100年后吕秀莲还拿来用,男无情,女无义,花不香,鸟不语的这个岛屿,“中国从来就没有在乎过台湾”。

  所以,我们不能不了解历史,我们不能用今天的国家概念套在它身上。在1895年之前,到台湾去的大部分是漳州人、泉州人,而且都是“罗汉脚”。就是说,到那儿去,是因为家乡实在活不下去,没办法种地了,所以才会冒死到海上坐那个船,渡那个海峡,九死一生,到蛮荒之地台湾去垦荒。那个时候,如果问在台湾的汉人你是什么人,他不会说我是中国人,没这个概念,这是现代的概念,他的答案一定是我是泉州人,他是漳州人,两地的地方概念。这两地的人天天打架,抢地啦,哪块地比较好,哪个地方有河流水,就是好的。

  在1895年台湾割给日本的消息传出的时候,有个有名的士绅叫朱红甲,他的诗描述当台湾人民听到中国被打败了,就把台湾割掉,让你去做日本人的时候, 台民的反应是什么。朱红甲那首流传得很广诗是这么说的,他讲,台民“若午夜暴闻轰雷”,好像半夜听到轰雷,“惊骇无人色”,面无人色,“奔走相告,聚哭于市中”,在大街上,大家聚起来放声大哭。“夜以继日,哭声达于千里”。

  那时候,日本政府有一个还蛮文明的规定,给你两年的时间,不愿意做日本人的,你可以走,愿意归顺的,就留下来。1896年,朱红甲写了《离台诗》,他决定离开,其中这两句“宰相有权能割地,功臣无力可回天”,流传最广。我说,尤其是大陆的朋友,你要想了解今天台湾人的任何组织的话,你得要从历史的潮流一步步走过来看,这首诗最后一句是“回首河山亦黯颜”,很悲伤的诗,很沉痛的心情。

  有个在1894年割地时刚出生,后来被台湾的某些文学史家评为“台湾文学之父”叫赖河的嘉义人,他一出生,就变日本人了,是1943年死的。他曾经被日本人关到监牢里,因为他一辈子拒绝写日文,永远是用汉字写作,而且他还相当受鲁迅影响,所以赖河曾经试图用白话文在台湾写短篇小说,他短篇小说写得特别精彩。这个一生拒绝用日文来写东西,甚至写的账单,他都不用日文,他都用汉文来写。他有一首诗,跟大家来分享。《初夏游剑坛山寺》,剑潭,是台北的圆山饭店旁边那个地方,叫作剑潭,它下面有个寺庙。赖河怎么写的呢?“一叶扁舟战缓风,剑光隐约有无中,层层急浪磨天壁,滚滚流波落日红。家国兴亡有一份,子孙不肖负前功,我来独向空潭哭,烟水茫茫尽向东。”这是赖河大约在1940左右所写的诗,可以看到在日本人统治台湾期间,日本统治台湾的手段跟它统治韩国的手段、朝鲜的手段是不一样的,它对朝鲜采用的是高压的、镇压的,它反弹率特别大,它对台湾采用怀柔的,比如说,同样要你改宗教更改姓名,它对韩国人说,你不改的话,你就要坐牢,但在台湾它是用奖励的方式,如果你改的话,你就会得到更多的名,你就会得到什么什么东西,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韩国人和台湾人对于日本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但是即使在那样一个情况里头,你都有一个先驱者,像赖河这样的一个文学家、这样的一个作家、诗人,日本已经统治台湾40年之后,赖河还用这种心情来看他的被统治的处境。

    因此呢,到了1945年的时候,台湾所谓光复到中华民国怀抱里的时候,台湾的人民是普天同庆,举国欢腾,去欢迎国民党的军队来接收。国民党军队来接收的描述,也出现在其他的地方。怎么说呢,日本人在统治台湾,他是打算在台湾长治久安,所以他就把工业化的整个投资放在了台湾,工业化进去,带来的是现代化,你想想看,鲁迅、蒋介石那些20世纪初的中国的知识分子,有志救国的精英,都是到日本去留学的,因为日本先进。所以当日本人在统治台湾的时候,它虽然是殖民者,可是跟着它的殖民,它把现代化也带进来了,所以台湾很早就有邮政系统,很早就有路灯,台湾很早就有什么工业局啦,自来水的全面供应啦。尤其是一些点点滴滴的小事情,你就会发现有台湾人说,奇怪了,我的孩子今天过了6岁生日,第二天,乡公所居然就来了一张明信片,说你的孩子要在什么时候到学校去报到,要上小学了。台湾人很惊讶,其实这就是现代管理的一个小小的迹象,也就是说,日本殖民者它把现代化这个东西带进台湾,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台湾在现代化的进程里,相当大的程度里它走在整体中国的前面,就好像香港跟着英国走这样的概念。

    在看1945年的文件的时候,有一些描述是,台湾人抱着热烈的激情到海港,到码头欢迎国军来了,结果下船的国军,你知道,国军打日本打了8年,你可以想象下船的国军是什么样一种状态吗?疲惫不堪,而且很多从农村抓兵抓来的人,穿着草鞋,一身褴褛,是这样一个下来的,然后台湾人大吃一惊,因为他看到日本兵的装备,他看到热烈期待的,迫切期待的祖国的军队是一个褴褛不堪,像叫花子一样的。我看到很多口述的历史里头,它就写到说,国军进来了,分配到民宅里头去,就有点像共产党的军队第一次进上海一样。国民党的军队看到有电灯,唉,他就把那个灯泡拔下来,以为把它带回家粘到墙上去就有灯了。或者说,看到打开有自来水,他就把自来水的龙头拔下来,他以为回家粘到墙上,水就会出来。很多这一类的描述,你就会发现,那个冲突已经在了,那个理解跟误解已经在1945年第一次跟祖国的接触中,已经很严重的存在了。然后渐渐发展到1947年的二二八事变,流血的屠杀,造成的理解跟误解一路走到今天来。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在1945年热烈的期盼的祖国来了之后,这个祖国竟然如此的不可爱。怎么说呢,在日本统治台湾的时代,它是一个盛气凌人的殖民者,可是它统治你的,基本上还受东京的宪法的约束。所以,有一个小小的例子,譬如说,它会规定,一个警察把一个卖菜的小贩逮进了派出所,不经过任何的过程就可以把你关起来,但是最多不能超过29天,因为它有宪法的种种规定。但是如果那个派出所的警察很坏,他可以跟你玩什么游戏呢?他让你签个字,29天到了,你出去了,一出去,他把你绊一跤,又把你抓进来了,他可以不断地给你29天,这是在这种异族的统治之下的时候。但是当你热切的期盼祖国的统治者来了之后,台湾人发现,他所带来的不是东京的那个宪法,他所带来的是那个时候的中国,1945年的国民党中华民国的中国,他带进来的是警察把你逮进去,不是放29天,他把你放29年。所以,你可以想的到,我刚才讲的是文化的落差,然后紧接着下来是这个政治的残酷的落差,那种本土人受伤的程度你可以想象。

    那么,在1947年二二八事件发生之后,很多人流亡海外,而且这个事件就变成一个空白,就像现在六四一样不写进史书,我们大陆近代连六四是什么事情都不知道了,我成长的时候,在我1975年到美国留学之前,我这个外省小孩没有听过二二八这三个字,我没听过,完全像今天的孩子们不知道今天的六四发生了什么事,完全一样。当然,后来台湾的发展,情况完全不一样了。1954年生的年轻一代的诗人,他有这样一首诗是描述二二八的,可以看出这个历史事件造成的伤口有多么的深。这是1990年写的题目叫“二月”:

    枪声在黄昏的鸟群中消失,
    失踪的父亲的鞋子,
    失踪的儿子的鞋子,
    在每一个清晨的粥里,
    走回来的脚步声,
    在每一个傍晚的洗脸水里,
    走回来的脚步声,
    失踪的母亲的飞发,
    失踪的女儿的飞发,
    在异族的统治下反抗异族,
    在祖国的怀抱里被祖国强暴,
    莽草,季华,旷野,呐喊。
    失踪的秋天的日历,
    失踪的春天的日历。

    这首诗写的是二月,那么当然,最关键的是在“异族的统治下反抗异族,在祖国的怀抱里被祖国强暴”。所以,如果大陆朋友对台湾人对于祖国这个概念,怎么这么和我们的不一样,你应该要了解很长很长的过程,你只要有一次被强暴过,不管名字是男人,丈夫或者是祖国,你永远不会相信那个强暴过你的人。

    我接下来要讲的是我自己是怎么样的原因下开始写文章。

    同一个文本,在六个不同的华人地区发表的时候,就会慢慢的发现它的反映是不一样的,因为它自己原来对于历史的理解不同,尤其他们自己的价值观非常的不一样。当你对祖国这二个字的解释永远是不一样的时候,你读一个文本所产生出来的感情是完全两样的。举一个例子,在2004年发生枪击案之后,应该说是举世哗然,说台湾民主是个笑话,哪有民主是这个样子啦,这多么糟啦,那所谓的台湾民主是假的啦。枪击案之后一个月,我写的为台湾民主辩护这篇文章,其中有一段文字,作为一个例子,这段文字遭来什么样的不同的反映。这段文字是这么写的,我无意说台湾的民主很成熟,不,它很幼稚,充满缺陷,因为它先天不足。国名党当权时,我曾经觉得自己是被绑架的人民,蒋介石的独裁,使得我在西方留学时觉得抬不起头来,他没有我的背书(认可),大陆人可能不了解背书这个词的用法,背书就是我签字证明你是对的,背书大陆怎么说呢,在支票的后面写名字,也叫背书吗,好。它没有我的背书(认可),却对全世界代表了我。

    当时并没有想到有了民主之后,我仍然是个被绑架的人民,四年来陈水扁以巩固政权的手段来治理国家以对抗中国的操弄,来巩固它的政权,以族群对立的情绪来凝聚选票,件件都违背我这个公民对民主原则的认知。但是它对全世界代表了我,被政客绑架了感觉不好受,可是让我们把事情理清楚。陈水扁的确实是操弄中国妖魔牌而赢得权利,但是他有民意的支持,你不管怎么验票,清点出来就是多150万人投票给他。在职责上,陈水扁玩弄民粹的同时,我们可能不该忘记根本问题之所在,是中国本身的极权统治,中共对台湾的武力威胁和国际压迫,这才是台湾真正的痛苦来源,这种痛苦越深,陈水扁的政绩可以一塌糊涂,他的诚信可以疑云重重,他的政策可以出尔反尔,国家发展可以长期的原地踏步,但是因为有中共极权的威胁,人民就觉得必须团结在他的理意之下而同仇敌忾,对政绩、诚信、政策质疑以及民主进程的要求就可当作是在卖国。所以我被陈水扁成功绑架的,其实是中国极权政权对台湾民主的威胁。

  这是很长的一篇文章,这段文字引起了两极的反应,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这段文字来说,我所得到的电子邮件,不能说像雪片一样飞来,就说涌过来了,念一些给你们听。有这么一个台湾的读者来信,他说龙教授我今年快40岁了,我小时候最深的记忆就是半夜里有一堆穿深色西装的人闯入我家,把我父亲带走,一个月后父亲回家了,他人整个变了,一直到30岁我还是会作噩梦。在梦里我被人追捕,梦中我就是一直拼命的奔走,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下来,更不知道说我到底犯了什么罪。我青少年时期是名书迷,出了社会以后努力工作,我现在小有成就。回头再看自己,我拒绝再跳下中国这口酱缸里,那是一个表里不一、互相斗争、摆出漂亮姿态的虚伪社会。我好久没哭了,可是,陈水扁当选那一夜,20年来我第一次哭得稀里哗啦。龙女士,陈水扁没有绑架我,他就是我,我们都是台湾之子,努力创造一个没有恐惧的社会。他署名是你的前读者某某某,这是一个反应。

  第二个反应,台湾的读者,他说龙女士,我从野火集读到百年思索,都不如读你这一篇为台湾民主辩护,使我心情澎湃,热泪盈眶。有一度我认为中国人根本不适合民主,有一度我简直希望就在中国共产党统一的制度下好了,就让中国统一好了,让台湾人民免于战争的恐惧,而且也不要美国的压迫。可是,放弃了不健全的民主制度接受了逐渐腐败的中国共产党统治,台湾难道就有希望了吗,我自己都怀疑。幼年时候我自己的贫困,以及今日的富裕,让我不忍心再叫自己的孩子接受一次苦日子,我不能移民也不愿意移民,无法避免的苦难就是无法避免。你看中国文革死了多少人,我们遭遇涂炭并非不可能,就是说,两岸战争(使台湾人民)重新遭遇涂炭不是不可能,这是宿命的安排,谁肯和渴望和平的人民站在一起呢。我们只希望过平静的日子,谁在乎是什么制度呢。这简直是一个绝望的呼告。一个台湾读者。

    再来呢,最后一个台湾读者的反应。我不觉得台湾独立有什么好处,可是两岸要统一感情上也不可能。对于这个问题维持现状是最好的。我觉得就是叫老百姓平平安安的过日子嘛。他们说台湾独立之后会有什么样国际尊严,我不相信也不觉得这种尊严有什么重要,尤其是我在出国之后看到那么大的世界,更加觉得以台湾这么小的面积,这么局促的环境,这样冲动的人民,要去单挑起两岸关系弄得紧张,太不聪明了。其实我知道在我心里,有没有那一块地方,跟中国文化的热爱不可分割。从小我熟读中国历史,熟背古文唐诗,我热爱金庸的小说,就向往三山五岳黄河长江,没有人逼我去爱他的。你说那是国民党的宣传吗?可是,那是我自然的兴趣。小时候我爱看书,我的书架上永远摆的中国历史的书籍、民间传说、唐诗、宋词,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我是中国人,用中国的语言,浸淫中国文化,流着中华民族勤奋刻苦,乐天知命的血。我会写漂亮的书法、流畅的文章,我用我喜欢的传统的繁体字,可是,我生长在草根性很强的南台湾高雄。我说闽南语,每年都回去看我伯父种的稻子,我爱台湾的一草一木,那是我生长的地方,住着我熟悉的人民。两年前,我有几个月到上海工作,上海这个地方有许多许多我可以亲密的,我可以跟他们沟通的人。认识多了,才会跟他们谈李白和苏轼的诗,我喜欢他们的直率,但终觉得中间还是隔了点什么,毕竟来自不同的土地,生长上的差异。我心里一直骄傲我是台湾人,我觉得跟他们比起来我们有自由的生活、开放的心胸,民主的素养以及宽阔的未来。这是另外一个台湾读者的回应,这三个满典型的。

    接下来大陆的读者,你们都知道会得到什么回应(大家笑)。很典型的,我选择的都是代表性的。我有一篇文章,我称“我们华人世界”,他第一个就反对我用华人世界来称台湾跟香港。他说,龙应台在华人世界第一段就说了我绝对不能同意的话,龙应台说华人世界包括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新加坡及各地区,其实只有中国和新加坡是主权独立的国家,香港、澳门、台湾自古都是中国领土,龙应台故意回避这个事实,如果龙应台不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我要说龙应台是汉奸,是台独分子。

  第二个,龙应台先生的大作看了使我仰然,不过还是要对她好言相劝:假如我是台湾人,假如我还想在台湾享受这样的民主,假如我还能容忍陈水扁这样的政客上台,假如我还要为台湾所谓的民主辩护,那我一定不会像龙应台那样去指责大陆的专制集权和不民主。龙应台先生也许不明白,如果大陆民众能够普遍享有新闻自由和政治民主,那么96年李登辉挑衅大陆的时候,99年他大谈台独的时候,2000年阿扁上台的时候,2002年一边一国的时候、2003年公投立法的时候,大陆也许早就挥师东进,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了,哪里还等得到二个子弹送陈水扁上台?哪里还需要你龙应台现在为台湾民主辩护?事实上,所以能够走到今天,完全仰赖于中国大陆的专制集权和不民主——辩才无碍。

  另外一个读者来信说,两岸再这样发展下去的话,灾难一定发生。媒体说大陆46%的人支持武统(武力统一),那么我可以告诉你龙先生,一个更惊人的数字:年轻人是90%的人支持武统,大陆有99.9%的人支持统一,这是一股历史洪流,我想这是没有人会阻挡的。我们这一代一出生就把统一刻在骨头上了,大陆的同胞终得会不惜一切代价去完成这个历史使命。

  下一个很典型。龙应台你多大年纪了啊?虽然我不想改变生活方式,但如果遇到台湾要独立的时候,我一定会要求上战场,台湾是中国的,不是台独的,凡是要把它分离出去的都是中国人的敌人。对待敌人,老龙你说该怎么办?当然是,摧毁它,消灭它,根除它。它可以到台湾岛以外的地方去闹独立,我们决不干涉。女人老了也糊涂了,想你也不例外。

  再来呢,有一个中学生,我都可以想象他那嫩嫩的声音,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写的。他说,“龙阿姨,您好。读您的文章,有几分赞同几分不赞同,谢谢你。首先我是个坚决的武力统一的拥护者,说实话,如果我是军队的领导人,早就将陈水扁这个民族败类五马分尸,一刀一刀将他的肉割下来喂狗,这也是我们100%所有学生的共同想法。你不要怪我偏激,有同学甚至想用自己的生命和这个败类同归于尽,以换取心灵上的安静。二,至于您提到的所谓爱与不爱的理由,我也只有一个,就是永远都会爱我们这个中华民族,永远。”署名,“一个有良知的人”。

  但也不都是这种声音,有一个声音让我觉得挺安慰的。他说,“尊敬的龙应台教授,今天在凤凰网上看到您的新作,使我感到深深的震撼。因为我的许多一直当作当然的理念,今天被你的论述所完全击碎了。只举一个例子:我一直以来都觉得作为一个人,为了理想抛头颅洒热血是最正当的,是一种人人都不应该拒绝的事情。现在看来,并非如此。我自己当然还会这样要求自己,但我会从此记住,问一问我的伙伴,是不是愿意和我一起做出牺牲。我当然会很高兴,如果他愿意和我一起奋斗,可是我现在会以一个平常的心态接受他的拒绝,而且不歧视他。”这,我觉得挺高兴的。 

  但是,还没高兴完,另外一个电邮就进来了。只有两句话:我觉得你应该用台文,因为你用中文根本就玷污了中华祖先。收复台湾以后,我会杀你全家。败类!

  一个文本,在两个地方,会激起如此彻底不同的反应,这是比较严重也是比较激烈的。

  其它是一篇戏谑之作,游戏文章《上海男人》在哪刊出,反应都不一样,那就别提了。

但我一定要做的结语就是说,从思考一个文本在不同的地方,会激起不同的甚至是完全对立的反应可以看出,在一些核心的价值观上,两边的人是对立的。如果价值观继续的对立下去,到最后,历史的路怎么走,当然就只有一条路,就是战争的路,我们已经看到整个二十世纪都是战争的路了。

  所以,我心里在想,你到底要做什么才可能避免战争,你可以有一百个答案,比如政治上如何如何,经济上如何如何,但是我自己觉得如果一定要追究一个答案,说什么东西才是那个东西的根?可以避免这样一个悲剧的冲突,我自己觉得那最后还不是要回到价值观上去吗?如果一个人是把祖国、国家上纲到作为最高价值,而另外一边的人根本不信这套东西,这怎么办?你们可能不知道,现在在台北,我们几个朋友们成立了一个基金会,这个基金会是企业家捐钱,作家捐出他们的时间,形成董事会,我被迫捐出我的名字,叫做“龙应台文化基金会”,我们都是义工。这个基金会它只做一件事情,培养公民素养,拓展全球视野,建立世界公民意识。什么叫世界公民意识?这也跟枪击案有关系。在2004年,当那样一个事情在台湾民主进程发生了,当全世界都在疑惑:你下面的路怎么走下去,而且到了今天,台湾人还在困惑中,是不是?那个时候,一些知识分子朋友,就在台北说“在两党恶斗的情况之中,到底有没有可能有第三种力量的出现?如果这第三种力量出现了的话,它的核心是什么?”我们讨论了以后就觉得这个核心就是世界公民意识,它是最核心的塑造人的价值观的东西。所以这个基金会就变得专门来推广这个事情。

  我不得不最后还是要讲一下,什么是世界公民意识,为什么我会觉得这个东西是要改变不同的地方,敌对的地方的价值观的很重要的东西。有人可能会误会怎么可能会有世界公民意识,就像中国人,你说你要做世界公民,你凭什么做世界公民?世界公民完全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所说的公民意识,比如在澳洲生活,你要缴税,如果你看到有人在马路上破坏公物,你要去阻止他,你要去关心这个社会里头的弱者,等等,你是要对这个社会尽公民义务。所谓世界公民意识是把你这个公民责任感扩大到全球去看它。

    我曾经因为要思考这个世界公民意识,对我在德国长大的儿子做过很严肃的专访。在我跟儿子探讨的议题中有一个故事是流传得最广的,就是买鞋的故事。儿子十三岁的时候到台北来玩,当时我还在台北市政府任职,他要去买一双名牌的鞋子,我就跟他说,我们现在就去买,因为那个品牌的经理说过,如果我去买的话,他给我半价,因为政府的文化局在做公益活动的时候跟他们合作,他们曾捐给政府8000双鞋子做公益,我们建立了这种关系。这个十三岁的孩子很高兴,马上穿鞋子要出门准备去买新鞋。不幸的是,他一边绑鞋带的时候一边跟我说,妈,可是你知道我们如果去买这个鞋子,你就是个腐败的官员。我马上要他解释是什么意思,结果他反问我,你想想看某某是怎么下台的?他当时是德国PDF党的党主席,因为他在做长期的公务旅行的时候,累积了里程数,累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航空公司就会送你一张机票。这个党主席就拿了那个多出来的机票去跟家人度假,被发现了。就是说,你公务旅行所累积出来的里程数怎么可以拿去私人度假,也应该做公务。所以,这个党主席就下台了。这个十三岁的小家伙他回我的话,是说想想某某是怎么下台的,然后他才解释说,他这个鞋厂总经理会给你龙局长半价,是因为你们之间的公务的合作关系,你用公务中得到的关系,用在你儿子身上,这叫腐败。我当时的惊骇,不是在故事本身,而是,是什么样的公民教育,使他不但懂得什么叫社会责任,什么叫公私分明,而且他还会把这个观念用在自己的生活层面里头,来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我当时的震惊是说什么样的公民教育会得到这样的结果?我称我的两个孩子为我的研究对象。这个故事流传得很广,我后来在做世界公民意识的时候,我还特地去问我的大儿子,他在20岁的时候,是德国的高中毕业生,我问他:你的这种公民责任、公私分野的概念,在学校里是怎么教的?请去思考一下,给我回答。现在中国也在谈公民教育。是不是在课堂上老师教你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过了一个小时,他这样回答,他回答满全面的。他说,妈你想想看,我在读幼稚园的时候,还不识字的时候,幼稚园给你看的那些画本,里面有个主角,常常叫做阿里。故事中会有一个金发碧眼的德国小孩跟阿里,幼稚园的朋友之间如何相处,你如何去了解他的文化,如何去尊重他的伊斯兰的背景,这不就是公民教育的起点吗?他再说,我从三岁开始加入球队踢足球,在球队里头你被教导如何和你的同伴分工合作,你还学到,你跟你的教练,他即使是一个权威,你得听他的话,可是有时候你也要知道要挑战他,反对他的命令。他说,这难道不是公民教育吗?然后他继续讨论下去,说,你记不记得我五年级的时候,我们学校让全校的学生去开运动会,去竞走,而且是你走多少圈,市民就捐多少钱。但捐来的钱是用于帮助尼泊尔一个山区的孩子建学校,这难道不是教导我们要关心一万公里以外,你不认识的人,可是他是弱势,去照顾他吗?再来,我们高中时读布莱西克的剧本《伽利略》,说的是伽利略当他的学说和教会相反的时候,他要做一个决定:我到底是要跟教会决裂,坚持我的发现才是正确的,你把我处死,我就去死。但是,从此以后,我的学问的研究就没了,从此我不会再有任何的影响,任何的发现了;或者是说,我要保存自己的力量,便于让我有更长的发现的路,可以对人类有更多的贡献,那我现在要跟我的教会做某一程度的妥协来保存我更长的学术生命。所以这些高中的孩子在讨论这部文学作品的时候,在读一个剧本的时候,事实上是在讨论一个个人在面对国家巨大的权力的时候,个人如何去拿捏你的屈服和妥协或者誓死不从的抵抗,这不是公民教育吗?从和那个比较深刻的二十岁的年青人的交谈里头,我才清楚他的这个所谓世界公民意识,不是在某一堂课里教你的,它渗透到你所有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今天最后要讲的是,要使我们担忧的华文社区之间的悲剧不让它发生,最根本的做法,恐怕还是得从价值观着手。价值观很可能就是一个切入点去对抗这个国家权力这种东西的观念的不同。从全球的公民概念切入的话,可能这是一种方法去化解这种价值观的差异之处。

  最后,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两句话,也是我自己所尊敬的理念。一个是甘地的,“If you wanted to change the world, then you must change yourself first”(要改变世界,首先改变自己);另一句是肯尼迪的“A nation is always on the way between disaster and education”(一个国家总处在两者之间,不是教育就是灾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电话:86-10-63071372,传真:66079391,信箱zdjun@263.net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温家街2号,邮编:100031,

网站网址:www.dajun.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