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里刊登郑秉文先生两篇社保方面的文章,一篇描述了美国经济学界和政界在社保问题上的分歧,一篇论述了广州出现8亿养老金坏账的严重问题,内容非常重要,尽管这两篇文章已在小范围媒体上传播过,本网特别刊出,望大家关注。]

由克鲁格曼的短文联想到美国的经济学家与社保改革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所副所长 郑秉文 研究员

2004年7月11日

保罗·克鲁格曼的这篇文字虽然不长,但却意义深刻,由此也联想到了我在2002年底在美国学术访问时听到和看到的关于经济学家与社保制度改革的一些故事。

两个简单道理

克鲁格曼在设定的几个假设前提下用一个简单的算术描述了这样两个复杂的道理和事实:首先,现收现付制向积累制转型的过程中出现一个数额巨大的转型成本,在表面上看是转型过程初始状态下由于一代人没有缴费,因而它是支付隐型债务的结果,但实际上它可以被看成是这一债务的利息。其次,正常年景下从理论上讲积累制的退休津贴水平一般来说高于现收现付制下的一倍左右,例如,以公认的7%作为资本市场回报率来计算,30年以后就大概应该是这个样子;但这是后者支付了一代人隐性债务利息的结果,所以,把这两种制度放在同一个起跑线上进行比较是有失公允的,它们之间没有可比性。

尽管人们对积累制和现收现付制这二者之间的种种利弊已经讨论了十几年,文献浩如烟海,争论十分激烈,结论似乎已经很清楚,但克鲁格曼的简单比喻还是非常到位,令人一目了然:后者支付的与其说是隐性债务本身,不如说是为其支付的利息更为恰当,因为后者的制度特征不是造成了浪费,它的代际转移支付事实上是不能停顿的。

两个潜在问题

接着,在这个短文中克鲁格曼对美国社保制度私有化改革做了评论。这里存在两个问题:一个是转型成本问题。如果进行完全积累制的改革,大约需要3万亿美元的成本;看上去,这个规模似乎小了一些,还不到其GDP1/3,但一般来说都超过GDP总额,例如欧盟国家将是其GDP300%;但是,如果进行半积累制的改革并按200112月布什报告向国会推荐的三个方案进行改革的话,即从12.4%双方缴费中提取2-4%(三个方案不等)作为个人帐户股市投资资本的话,克鲁格曼认为大约需要5千亿美元的转型成本,即缴费总额的1/6左右;在笔者看来,虽然这个数字似乎又大了许多(2003年度支出4538亿美元,收入6270亿美元),应该在1-2千亿左右,当年的缴费赢余就足以支付了;即使按照克鲁格曼所说的5000亿来计算,美国“联邦社保信托基金”的余额储备2003年底已超过1.4万亿美元,这个储备规模对于这个相当于其零头的转型成本来说也实在是不足挂齿,根本不会影响当期甚至未来几年的支付能力。第二个问题是,克鲁格曼将计划中的1.7万亿减税成本与转型成本联系起来。实际上,尽管美国采取的是“联合帐户”(为此经常受到经济学界的批评,说这样便掩盖了财政赤字的真相),社保基金也被“含在”在联邦预算的大盘子里,但它们毕竟是分灶吃饭,单独核算;重要的是,还要考虑到动态下减税所能带来潜在的费基扩大和社保缴费收入的提高等可能性和规模问题。虽然社保改革与减税计划是否同时进行在美国经济学界存有较大的学术争议,但无论如何,减税的积极影响(尽管对扩大就业进而对费基的影响很难进行精确的计算)还是应该考虑进去的。

两个流派之争

众所周知,如同其它领域一样,美国社保领域经济学家们也同样属于不同的营垒,如果以对私有化改革的态度来分的话,私有化反对派的著名经济学家和头面人物就有麻省理工学院戴尔蒙德、布鲁金斯研究所奥尔扎格和艾伦、波士顿学院的玛乃尔、普林斯顿大学的布兰德;私有化改革的激进派代表人物则有波士顿大学的克里科夫、哈佛大学的萨克斯、激进派智库卡图研究所的比格斯,等。如果在细分下去,处于这两个极端之间还应该存在一个“中间派”和“怀疑派”等,前者有阿特金森等,后者有查恩德、加格尔和霍尔兹蔓等包括一些国际机构的经济学家,他们都是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世界级的社保专家。这个短文中克鲁格曼提到的美国经济研究局的费尔德斯坦属于偏右的经济学家,是私有化改革忠实的“拥护派”;而克鲁格曼本人则一直是偏左的私有化反对派。

在美国社保学界,两派经济学家们相互攻击,势不两立,针锋相对。由于克鲁格曼是《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其著述和评论自然内容广泛,从安然事件到减税政策,从社会保障改革和能源环境政策到伊拉克战争等包罗万象,但矛头是一致的,都是强烈抨击政府尤其是布什政府的内政外交政策,被誉为“颠覆布什经济政策的经济学家”;克氏激烈反对社会保障私有化改革,认为布什政府是想根除罗斯福新政以来所构建起来的福利体制;克鲁格曼以预测亚洲金融危机而在我国享有很高的知名度,甚至被媒体称为挑战“流行经济”的经济学家。作为《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其犀利的言辞自然成为经济学家两军对垒的焦点,并常常造成媒体的轰动效应,受到读者的极大关注和右翼学界的攻击,甚至有学者还专门成立了一个“克鲁格曼真理小分队”,声称专门负责时刻“监视孤注一掷的《纽约时报》的及其铤而走险的保罗·克鲁格曼的末日”;例如最近的一次是,克鲁格曼在200423日《纽约时报》刚刚发表了一篇抨击22日发布的预测2004年美国5210亿美元赤字的文章,25日“克鲁格曼真理小分队”就发表了一篇激烈的回应文字,公布了其收集的在过去4年的专栏文章中克氏的拗论、伪注、假注、前后矛盾、谎言连篇等5大罪状,列举了大量的事例,引用了大量的篇幅文字,给予的结论是,克氏连篇累牍的文章是“一个更大的谎言代替了另一个谎言”。

总之,克氏在美国也是一个知名度很高的“公众人物”,他的学术演常常会受到非议,甚至远在英伦三岛的大学讲课也经常收到质疑的电子邮件,或将这些文字在网上公之于众。

两个学术现象

学者一生中的学术观点在不同的时期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一些变化,例如,有些学者可能由左向右转,而另一些学者则可能从右向左转,这两种方向不同的“转弯”在学界可以说是屡见不鲜的。从克氏这篇短文中笔者发现,他对社会保障私有化改革的态度开始温和起来,说他自己“并不是认为社会保障私有化是个不好的想法”。这个变化与其过去几年里尤其是200112月“总统委员会”发表社保改革三个方案以来克氏的激烈批评态度有了较大的转变。对于DB型现收现付制和DC型积累制的评价,克氏一直是推崇前者鞭挞后者的,而现在的这个变化很可能是其学术生涯一个转折点的开始。

但是,在美国社会保障领域,因为地位和身份而改变自己学术观点的著名经济学家也大有人在。例如,宾西法尼亚大学沃顿学院一位知名的公共经济学家就是这样,这位民主党人士曾在十几所大学任过教,担任过世行、亚行、日本政府、美国劳工部和社会保障署等十几个国际国内官方机构的顾问和要职,属于私有化改革的“怀疑派”,在一系列的著述中均反对个人账户的私有化改革,例如其著名论文《私有化的社保体制真的能带来较高的回报率吗?》激烈地反驳了卡图研究所激进派经济学家莫尔等人关于“如果美国转向一个私有化的社保制度,允许个人直接将其缴费投资于股票和债券,那么所有人都可以获得较高的回报,过上好日子”的观点,而认为,“对于那些进入多元化资本市场的家庭来说,正确测量的结果应该是,没有预筹资金的私有化是不可能增加社会保障回报的。只有将私有化与预筹资金结合在一起才能最终提高未来几代人的回报率,但其代价是当前这几代人将获得较低的回报率”。

但是,在20015月布什总统组织“总统委员会”起草改革报告时,由于被“精心挑选”为16个成员之一(两党各8名成员),其学术态度发生了180度的转变,成为一名坚决支持私有化改革的经济学家,例如在其20028月与另一名“总统委员会”的成员、共和党人士、胡佛研究所的教授联合发表的标题十分温和的《社会保障改革中经济学家的作用:“总统委员会”的角度》论文中着重介绍了他们二人是如何与“总统委员会”其他成员一道在“一些建议方面达成共识的”,经济学和经济政策对这些建议是如何发挥作用的,解释了在社保体制改革中所面对的关键性的制度限制,这些限制是如何影响该“委员会”进行决策的,还详细描述了“经济学的研究是如何影响‘总统委员会’对构建个人账户的分析、对传统社保制度融资途径的分析、对测量改革以后获取财政进步的分析”等等;进而认为,养老金给付标准不会被削减,给出的结论是,“我们非常清楚,社会保障改革既具有经济的必要性,又具有社会的急迫性。如果社会保障无所作为,那么,低收入者将会受到损害,所有工人和退休者在晚年时都将面临极大的经济不安全感”等等。由于“私有化”在美国媒体上被看成是一个“肮脏”的字眼儿,所以与其他所有经济学家不一样的是,该文通篇没有提这个词,替而代之的是“改革”二字。

显然,布什总统的“精心挑选”就意味着“御用”,而“御用经济学家”的地位毕竟与“专栏经济学家”是不同的,其作用也是不一样的。

两种投资策略

美国社保制度是典型的DB型现收现付制。由于寿命预期增加和“婴儿潮”即将退休等原因,赡养率急剧下降:1960年的赡养率为5:1,现在是3.4:1,到2050年将是2:1;预计到2035年,社保赤字将达到3180亿美元,社会保障基金到2041年将会枯竭,那时,社保收入仅能支付现行给付水平的74%,否则就需要将目前12.4%的缴费比率提高到17.8%,到2075年需要提高到19.4%。到2075年,社保基金缺口为31570亿美元,或平均每个工人2.1万美元。

为了拯救美国社保制度,2001年“总统委员会”抛出了改革方案,提出了两支柱的“混合”模式:“第一支柱”维持现收现付制不变,投资策略也基本不变,即所有缴费由联邦政府统一投资,使用目前现成的税制体系;但当工人的积累额超过一定门槛以后(例如5000美元),以上部分可以自愿投资于“第二支柱”即私人部门的基金,再加上个人帐户中法定的必须投资于资本市场的2%缴费,这两笔资金就成为完全市场化的个人决策型分散投资。

美国的这个改革方案与我国目前的制度设计有相似之处,在理论上讲其基本框架都是“半积累制”。

2004年两种前途

美国社保改革前途和趋势很大程度上系于2004年的大选结果。毫无疑问,如果布什连任,共和党会将这个“半私有化”的改革继续下去;但如果民主党入主白宫,那么这项改革方案就有可能暂时夭折。例如,民主党候选人之一佛蒙特州前州长迪安在前几天接受采访时就曾明确表示:美国社会保障制度并没有陷入危机,根本不需要改革;美国经济增长完全可以解决社保制度的财政可持续性问题;当记者问道“1995年当你还是州长的时候,你坚决支持削减预算,主张削减社保津贴给付,将退休年龄推迟到70岁,支持削减国防、医疗和养老保险支出,现在你还坚持这些观点吗?”迪安回答说“当然不是这样了”,因为那时社保制度是在危机之中,而现在克林顿已经扭转了经济形势。

可以说,迪安的这番话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民主党的竞选纲领和对未来社保制度改革的总体倾向以及对布什社保私有化改革方案的基本态度。

(原载《中国证券报》,2004年2月14日,第2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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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8亿养老金坏账谁承担?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所副所长 郑秉文 研究员

2004年6月

因为我上周在《中国证券报》刚刚发表了关于建立我国社保基金投资体系的两篇文章,所以一个朋友看到了,就给了几篇我关于广州挪用8亿社保基金几篇消息报道,问我是否感兴趣,可以写点东西。读完之后,我确实有些想法。

1,事件惊人,但在意料之中!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虽然对于地方沉淀下来的社保基金炒股、拆借、投资房地产甚至挪用和占用等消息也时有耳闻,网上也常常披露一二,但是,8个亿成为坏账、人大代表为民请命到人大常委会贵宾厅内询问、社保局局长出场亲自出席并向舆论界进行“公开、明晰”的作答,这确实还是第一次公开披露。

不用看内容,就看这些诸如《8亿养老金被“挪用”何时追回?社保局长详释疑》和《广州八亿养老金被挪用----劳动和社保局长接受质询》等文章标题,就足以吓人的,就知道其内容肯定具有十二分的新闻性、可读性与震撼力了!

看上去题目惊人,其实有些事情是意料之中的,例如,当局在事发之后,如何由劳动、监察、公安、审计等多部门联合组成了追债小组,如何加强了“追债”力度,如何从千丝万缕的纠葛中理出头绪将追债的最终目标锁定在总标的为9亿元的25个项目上等,上述这些“故事”情节,我想许多读者都应该是“意料之中”的:“出了事领导就重视了”。

2,政府买单,也在意料之中!

当人大代表询问填补“窟窿”的责任由谁承担时,得到的回答是,“那肯定不是已经缴费或正在缴费的职工。广州市市政府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将把这一块的责任承担起来……从2001年开始,广州市财政每年都要往财政专户里存入5000万元现金”,“随着广州市经济的发展,政府还会拿出更多的钱来补充基金的损失”,于是,人大代表就“心头放下巨石”,并且“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于是,如同很多其他事情的规律一样:出事了,政府买单了,人民满意了。

但是,请人民不要忘记,政府买单的钱是从哪里来的?是谁给谁买单?国外的一句谚语“没有免费的午餐”已经成为经济学中的一个经典性的基本命题,其含义几乎是人人皆知;其实,一句中国的老话“羊毛出在羊身上”比他更形象、更经典、更直白,更适合于解释政府买单的本质:任何一个政府对于社保基金投资坏账的补贴都会最终成为纳税人的隐性税收,最终都要转嫁到国民经济身上,这才是最后的归宿。虽然政府买单后退休者群体的利益没有受到损害,但财政转移等于发生了一次再分配,其结果显然是另一部分群体的福利状态发生了变化或说受到了损害;就是说它所产生的财富变动的结果不是“帕累托改进”,因为它是有代价的,这个代价就是牺牲了另一个群体的福利水平。那么,是哪个群体受损了呢?当然是当前正在工作、正在纳税的这一代人,也就是说,是这些领取退休金的子女们。嗷,原来是一家人呀,是儿子给爸爸买单,这不等于是自己给自己买单,是从这个口袋换到了另一个口袋吗?

实际上是人民买单,表面上是政府买单,结果上是人民满意��这就是“隐性税收”在某些情况下的社会心理效应。“出事了,不但领导就重视了,甚至不惜一切经济代价”。这似乎成了时下的一个规则,有些人似乎也抓住了领导的这种心理,于是,政府投资、政府坏账、政府买单、政府兜底,这个逻辑也必将是意料之中的事情。那么,我们能否防患于未然呢?对于某些自然灾害尚且可以提前预报,对于类似社保基金管理与投资的这种纯粹制度设计而没有任何意识形态色彩并带有普遍规律的事情能否给予一个制度机制?

3,“在外营运”,更是意料之中!

说心里话,作为一个职业研究者,我更加关心的不是广州事件的整个处理过程,也不是处理结果,而是“为什么”会这样,是什么导致发生这类事件。网上的报道是这样描述的:对于基金被“挪用”的说法,社保局局长发表了不同意见,认为这8亿多元基金被称作“挪用”似乎不妥,称为“在外营运”似乎更妥当些。那么,我们的话题就从“在外营运”说起。

这里且不说资本的本性:自我增殖,甚至不惜铤而走险;仅就说支付的压力来讲,就足以使地方社保当局十分头痛的了:社会平均工资增长率在过去的十年是8%以上,如果不想办法增值保值,放在银行里协议存款的利息只有2-3%左右,这倒是安全了,但连通涨率都不够啊,更不用说能接近工资增长率了。仅就干部选拔机制来说,他们不得不“自觉”地“有所作为”,急迫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不做出一点成绩,怎么向人民交代?不增殖保值,怎能任其随便“日新月异的缩水”。仅就从管理干部队伍来分析,大多数人是想做出成绩来的,在本意上是不想出现坏账的:他们千方百计,挖空心思,使出浑身解数,试图使投资收益率最大化。

于是,问题就出来了。全国没有一个统一的投资管理制度,资本就是要泛滥的,这就是资本的本性;再加上人格化了的资本,其结果当然就是要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尤其在政绩工程、形象工程肆虐成灾的社会环境下,所谓的“在外营运”就更不足为奇了。

《中国经营报社》的文章说,“社保基金‘挪用’最厉害的是1994年前后,当时国家政策允许社保基金进入信托投资机构,所以出现了25个大项目,这些项目后来大部分失败”。就是说,已经10年过去了,我国对社保基金投资管理还是处于混乱的“放养状态”。在长达10年的“在外营运”过程中,各地社保基金无章可循,自奔生路,怎能不出问题?怎能责怪一两个干部(当然这不能排除个别腐败分子私利在作怪)?怎能埋怨干部的素质不好,政策水平不高,责任心不强?

关键不在于人,而在于没有一个具体的、经过论证和公开的管理规定。问题也不在于地方无能,而在于没有一个全国统一的投资管理体系。

4,冰山一角,必在意料之中

文章写到这里,我又上网看了看。广州事件吸引了众多的媒体,在众多的评论和文章中,《中国经营报》说,“据官方透露,广东全省至今有10多亿元社会保险基金无法回收。”搜狐财经聚焦上的文章说,“仅在1996年,被挪用的社会保障基金,竟有62亿元之多。”

对于这些数据,我无从考察。目前只有广州8亿由于人大代表的质询得到了官方的证实,但不夸张地说,这只是冰山一角。十多年来的放养状态,其损失的总量肯定要大于这个数字。不信,看看全国其它市地沉淀下来的1600多亿社保基金的资产分布是如何构成的就一目了然了。

说到这里,有必要澄清一个事实,那就是,要搞清楚我国目前“两个社保基金”的现状,因为我发现网上和许多媒体上列举的数据都是误会的。例如搜狐财经聚焦上的文章就把广州8亿和其它挪用的62亿与全国社保基金总资产达1325亿元并列起来,还予以类比,把它们误认为是一回事。其实,它们是两回事。这个误会在绝大多数煤体上都可以看到。全国社保基金的1300多亿是有章可循的,它的投资管理依据是2001年公布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管理暂行办法》,到目前为止,其投资行为在程序上是规范的,投资收益是发布年度报告公之于众的,基本上没有投资损失和坏账的,而只存在一些股市投资的“浮亏”。它是一个独身其身的封闭体系,既没有参与养老金的给付,其资本金又不是来自参保人的缴费,而主要是来自于财政划转和海外减持收益等,属于风险投资基金的性质。网上披露的发生于地方的那些坏账消息与它无关。

真正的参保人缴费余额沉淀在各省市,大约1600多亿。目前可能形成很大坏账的、10多年来无章可循的、导致广州8亿事件的、媒体屡屡暴光的就是指此社保基金,而非彼社保基金。那么,说到这,我们还有必要扯得稍远一点,再说一下我国社保制度目前为什么会留存在地方1600多亿。

我国目前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保基金的投资管理是一个及其特殊的体系:国家是发起人,中央政府是最后担保人,可是,地方当局缴费余额调不动,全国又没有一个统一的制度安排,地方当局自己投资管理;全国一个制度,地方多种水平;统一立法,地方运作;中央兜底,地方支付等等。这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独特的社保制度。

所有这些问题和困难都来自于目前市地级的统筹,而经济发展不平衡等许多其它客观因素制约了我们提高统筹的水平。我把这个特殊的制度现状叫做“统筹困境”。“统筹困境”带来了投资管理分而治之的地方割据局面。所谓“统筹困境”是指,目前只有京津沪陕闽5个省市实现了省级统筹,绝大多数地区是县级统筹:市级统筹104个,县级统筹1017个。

国家“统”不起来,由市县自我投资管理,国家又没有给出一个统一的投资渠道和投资策略,这就是目前各地形成坏账的根本制度根源。讲到这里,又回到了制度上面。

我们缺的首先是制度,其次才是缺钱。否则,即使有了钱,也会导致坏账,甚至饴失丧尽。重要的是,这些钱都是来自于职工真正的保险缴费,是他们交上来的血汗钱、是保命钱啊!

5,社保基金出路何在?制度建设,势在必行

既然广州8亿事件主要是制度使然,那么,人大代表的心情就是可以理解的,广大网民的激动也是可以想象的,社保干部的苦衷更是可以谅解的由此看来,构建社保基金投资体系迫在眉睫。但是,建立一个理想的投资制度谈何容易?尤其对我国这样一个资本市场不发达、社保制度不完善的发展中国家,那更是困难重重。

对于所有国家来说(拉美为代表的实行完全积累制国家除外),现收现付制和半积累制下社会统筹基金的增值保值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英国统收统支,不投资,与财政总储备金混合使用,从没有坏账;美国全部购买国债,收益率基本维持在7%左右,也没有一分钱的坏账;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东亚国家将其一小部分投资于股票和产业(如基础设施和房地产等),坏账十分严重。英国前殖民地10几个国家也将其一小部分进行投资,损失也非常大,有的国家甚至收益率为负30%以上。

在这样一个杂文随笔之类的短文中,我本不想写一些严肃的专业性很强的内容来长篇论述我国社保投资体系的建设问题。但既然编辑同志让我稍微展开一点,我就简单多说几句,关心这个话题的人士可以继续去翻阅我在《中国证券报》2004年3月23日第21版和3月26日第14版发表的两篇理论文章《构建社保基金投资管理战略体系时不我待》(上下)。

当前我国社保制度和社保基金投资管理制度要进行彻底的改革,否则,广州事件就会层出不穷,其具体思路是:第一,将8%的“账户基金”单列出来,作为独立法人在国内资本市场进行完全市场化的投资策略,直属理事会;第二,对20%的统筹部分尽快由目前的市县级统筹过渡到省级统筹,各省建立“统筹基金”,由中央政府为其制定统一的“两个市场”和一个“信用体系”的投资管理策略,以彻底解决其增值保值的问题;第三,将“全国社保基金”改造成为完全走向海外市场的“储备基金”,直属理事会,离开国内资本市场。第四,在基本社会养老制度这个第一支柱中建立起“二层次”的津贴给付结构,其中“统筹基金”作为第一层次,起到基本养老保证金的“底线”作用,与工资增长率指数化挂钩,“账户基金”作为第二层次随资本市场收益情况而定,以提高退休者的生活待遇。“储备基金”不具有直接给付的职能,只对对前两个基金起到蓄水池的注资和调节的作用;第五,降低个人账户的缴费比例,缩小社会统筹部分的比例,实行“888方案”,以减少国家的财政负担,提高进入资本市场的比例,提高退休者的收益率。

建立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体系所涉及的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纵向与横向、条条与块块的资金投资管理权限的行政划分问题,更不是中央与地方分权的一个简单算术问题,而是一个重大的制度选择和制度创新,是落实三中全会《决定》与国务院最近颁发的《九条意见》指示精神的具体行动。

6,社保基金如何投资:投资理念,需要理顺

投资理念问题在某种角度上看与投资制度既有联系,又没有联系。以日本为代表的社保基金投资损失惨重,教训沉痛;日本和新加坡等这种增殖保值的投资模式可以被称为“东亚化”现象。所谓“东亚化”是我对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甚至其他10几个国家投资教训的总结的一个经验性的概括,其含义是指,用于社会统筹部分的社保基金应该离开国内资本市场,离开基础设施和不动产,离开其它产业等投资领域;这“三个离开”应该作为“统筹基金”的一个基本的投资理念。先说离开国内股市。

目前我国沉淀于地方的1600多亿是个人账户资金与社会统筹资金的集合,它们混合管理,混合使用,后者透支于前者,前者弥补后者的不足。但个人账户资金是可以进入股市合规资金,而后者不是。所以,要将二者分离出来,统筹资金要离开股市。

这当然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不是难在分开,而是难在离开股市。主张离开股市,我是少数派,是不得资本市场人心的主张。反对的人肯定会有很多理由。这里我只强调一点,我们不能仅从市场的微观角度去看待场内资金减少会影响股市这一件表面的事情,而应看到宏观上它对市场经济制度的负面影响。让统筹基金离开股市,好多人会心疼的,简单地将之认为是是“抽血”,而不是“输血”。这里不讲一些大的道理,只是想到了一个不太“雅观”的比喻:

资本市场之于资金,如同人之于性,或嫖客之于妓女;人们不能认为任何资金的进入都是利好,都一律采取来者不拒的态度;一时的满足、暂断的痛快,显然都没有考虑到带有爱滋病的可能性,最后受损的还是自己;合轨资金可以起到建设资本市场的作用,但非合轨资金则长期内会破坏市场经济制度。

2003年是同属这个儒家文化圈中的我国正式迈入1000美元人均GDP这个门槛的第一年,恰巧也是“全国社保基金”正式进入股市的第一年;“东亚化”教训的覆辙应避免;“东亚化”坏账的阴影依旧笼罩,谨防“东亚化”应警钟长鸣;英美投资策略的模式及其改革趋向值得人们的深思和思量。

再来说离开基础设施和不动产等产业投资领域。这里,我以日本的投资损失为例,给出一些比较详细的数据。

日本社保基金的支出余额叫“积立金”,它从1951年开始一直是100%存托到财务省(原大藏省)的“财政投融资计画”(下简称“财投计画”);截止到2001年3月底,积立金资产累计已达142兆日元,占GDP的28%;其中坏账、呆账的比例竟高达“财投计画”资金总额的75%,预计造成的由纳税人承担的直接损失为78.3兆日元,占2000年GDP的15%。

积立金的产业投资损失一般认为主要是存在于3个方面:第一是“财投计画”投资于日本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住宅、生活环境、社会福利等部门和项目的建设;第二是对地方政府的借款和贷款,到2000年底,47个县、693个市、2557个村镇欠款;第三是对前日本国民铁路公司(JNR)的贷款失败,坏账高达7.3兆日元。

以日本为典型的“东亚化”投资教训也同时发生在韩国和新加坡等东亚国家,它告诉人们这样三个规律:

第一,人均GDP登上1000美元这个台阶之后,这是社保基金投资“东亚化”倾向的突显时期;在这个时期,建立社保基金投资体系的迫切性和基础设施建设的迅速膨胀一拍即合;

第二,在人均GDP超过3-4000美元以后,基础建设和和医疗卫生等社会福利设施的收益率开始急剧下降,呆帐和坏账危机四伏,资金的流动性受到严重破坏;在东亚国家,这个周期或说显现期大约是15-25年左右;

第三,特殊条件下的历史文化和政治经济制度很可能是导致东亚国家经济起飞阶段出现“东亚化”倾向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东亚化”则很可能是日本经济十余年不能自拔的一个重要诱因。一位日本经济学家一针见血地指出:一部日本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历史就是日本养老基金的投资历史的缩影,它的坏账很可能是导致日本经济十多年来萎靡不振的重要原因之一。

7,广州8亿事件的意义:尽快建立投资体系,谨防“东亚化”投资倾向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建立我国社保基金投资体系是防止“东亚化”倾向一个重要措施,是深化社保制度改革的一个必然要求,是老百姓“养命钱”增殖保值的唯一手段。只有深化改革、结束目前的“放养”状态才能彻底避免类似广州事件的发生。

广州8亿事件的公开披露应看被成是我国“东亚化”投资的一个先兆,是我国“东亚化”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是一个警世之钟。

广州8亿事件使人们看到了我国完善社保制度建设和建立投资体系的迫切性与急迫性。

广州8亿事件应该成为我国社保制度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而载入史册。

广州8亿事件应该成为我国社保制度深化改革和投资体系建设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其实,沉淀于地方的1600多亿社保基金投资于各种产业和炒股已是一件公开的秘密。只不过,其它地方的主管部门鉴于由于没有“上面”的明文合法规定不敢将之公之于众罢了,对类似这等“不光彩”事情或闪烁其词,或三咸其口,或讳莫如深。

所以,要感谢广州事件敢于公开披露的勇气,感谢广州人大代表敢于质询的勇气,感谢广州社保干部和局长敢于坦诚回答和直面现实的勇气。

广州不愧是改革开放的前沿,敢于揭短,勇于暴光;难能可贵,发人深省。

国内产业投资坏账的公开案例我从去年5、6月份开始在《中国证券报》撰写“社保基金与资本市场”的系列文章时就想寻找;一年后的今天广州事件得到了验证,这是公开得到地方当局官方证实的第一例,但肯定不是最后一例;我相信,地方股票投资损失方面的案例披露也会踏陟而来的。因为,经济学研究的一般规律、国外一些带有普遍性的经验教训在国内的这个大实验室里也必定会得出同样的结果。

(该文发表在《中国社会导刊》2004年第5期第20-22页,发表时有较大的删节和技术处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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