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为了避免本网站题目过多,使读者淹没在众多的标题和更换网页之中,从现在开始,我们将一些内容相同的社会文章集中在一起发表,比较重要的文章单独列出来发表。]

社会文章汇编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2006年6月

目录

1张建:官权横行的现实,让人们怀念逝去的文革,

2,胡星斗:地方干部挂职“京官”弊端多多

3,张新光: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任重道远,

4,郎咸平:礼崩乐坏:中国亟待和谐化,

5,胡星斗:中国必须警惕“坏的社会主义”与“坏的资本主义”的结合

5,武振荣文革不同于纳粹运动的九点辩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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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权横行的现实,让人们怀念逝去的文革

张建

(博讯2006520)

    在现实中,当中国的普通民众在谈到官员横行霸道、贪污腐化,专家学者、教授为自己的一点私利,而不知廉耻,为虎作伥时,都会脱口而出地说道: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就好了。对官权横行的无奈,对话语权的被剥夺,让普通民众自然而然地怀念那批斗、打倒当权派和专家学者的年代——文革。

    四十年前开展的文化大革命,其确切目标是革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的命,矛头直指党内的当权者,其客观及事实上都具有反特权、反官僚的一面。从开始到结束,文革的矛头都没有公开指向普通民众。在文革时期,上至国家主席,下至基层小官,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成为批判、打倒的对象,当然,毛泽东是例外,因为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泽东发动的。在文化大革命中,知识分子,包括专家学者、教授等等,是属于被改造的对象,在实际执行中,也成为了被打倒的对象。

    在邓小平上台之后,全盘否定了文化大革命,让文革时期被打倒的当权者官复原职,专家学者恢复名誉,这一观点和做法,也一度被接受。

    但随着邓小平改革政策的深入,官员的权力极度膨胀,官员利用手中的公权力,横行霸道,肆意掠夺财富,欺压普通民众。但普通民众却没有任何有效的方式、方法,维护自己的权力。作为知识分子中的专家学者、教授,利用自己的知识,拼命为官权掠夺的合法性拼凑理论依据,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

    这些在文革受到冲击的官员、专家学者,沆瀣一气,制定出了这样那样的法律、规定,确立了对民众进行统治、压榨的合理性。

    普通民众,特别是广大的工农大众,在邓小平否定文革、实行改革政策之后,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大幅下降,一举沦为弱势群体。而官员以及所谓的专家学者则成为了不可一世、横行霸道的强势群体。两极分化的现实,让普通民众痛恨众官员,痛恨为虎作伥的专家学者。

    看看现在,一方面是弱势群体的无可奈何,另一方面是众官员的绝对权力及专家学者的献媚迎合。回顾文革,这些官员和专家学者都是被改造、批斗、打到的对象,普通民众不管如何来说,都比现在有更多的话语权。

    文革让众官员和专家学者夹着尾巴做人,稍有不慎,就要成为批斗、打倒的对象,文革针对的是有权有势,有地位的专家学者。

    现在让普通民众和弱势群体忍气吞声度日,稍有不慎,就要成为下岗、失业人员,从而散失生活来源,若有不满,就要成为法律制裁的对象。

    文革用批斗、打倒的方式对付有权有势的当权者及专家学者,现在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控制、惩罚普通民众和弱势群体。

    对比文革和现在,文革让众官员和专家学者胆战心惊,夹着尾巴做人,决心否定;现在,让众官员和专家学者飞扬跋扈、肆意横行,现在,让普通民众和弱势群体下岗失业、忍气吞声度日,不能有效地维护自身的权益。

    对比现在和文革,让普通民众和弱势群体怀念已经逝去的文革,让普通民众盼望中国再出一个毛泽东。也许,文革确实有许多问题,仅仅让官员和专家学者不忽视普通民众,夹着尾巴做人这一点,就永远让普通民众怀念。

   (博讯 boxun.com)

地方干部挂职“京官”弊端多多

胡星斗

2006年6月

地方干部挂职“京官”弊端多多。一是干扰了中央机关的正常工作。外地官员来了,工作帮不上忙,反而添乱。二是污染了社会风气,加速了腐败。勿用讳言,许多地方干部在京城忙于拉关系,成天吃吃喝喝。地方一直以来的风气就是跑“部”钱进,一些地方干部通过上挂中央各个部委,实际上是为了争取项目、向中央争取资金。他们在京城的活动无疑助长了某些部委和“驻京办”的腐败。三是增加了地方开支。地方官员在京城每天花费巨大,费用都在所属县市报销。值得思考的事实是,越贫困的县,越需要到北京“公关”,结果地方政府的行政开销越大。四是不利于解放思想。北京是市场经济比较落后、思想比较保守的地方,许多方面远不及南方、沿海城市。到北京来学习,有可能学到了“官僚市场经济”、“权利市场经济”。五是可能阻碍中国的财政、金融制度的改革。我们的财政金融制度不科学、不民主、不规范,所以才有“跑部钱进”以及地区差距的拉大,而挂职京官,无疑扰乱了财政金融的改革进程。

而地方政府辩解说,挂职京官主要是为了学习锻炼、培养干部;中央、国家部委机关制定并掌握国家宏观政策,让年轻干部身临其境,可以开拓眼界、增长见识,以便在未来工作中更好地执行国家政策,减少或避免工作失误;大机关是最能锻炼干部的地方之一;地方政府制定了严格的制度规定,要求赴京干部严于律己、谦虚好学,不准拉关系,所有挂职干部也都不带任何招商计划;身正不怕影子斜。

这些论调听起来冠冕堂皇,或许能够蒙住不了解中国国情的外国人,但绝对蒙不了中国人,只是有的人不愿公开道破其中的玄机而已,其实连辩解的人也是心知肚明——国家的政策虽然高瞻远瞩,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完全是利益使然,并非到北京去学习可以改变的;北京的市场经济不发达,一些部门官僚主义严重,能学出好来?若要学习党的理论,何不去各地党校?若要学习艰苦奋斗的精神,何不去基层?若要学习先进的管理方法,何不去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南方、沿海城市?地方上的规定——“不准拉关系”等等,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浪漫主义政治,甚至是作秀。听听某市委书记私下里说的:到北京去学习,最大的好处就是拉关系,认识了一些上级领导。

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任重道远

——我在大别山区担任10年镇党委书记的实践反思

张新光[1]

(信阳师范学院 经济与管理科学学院,河南 信阳 464000)

[摘  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涉及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和党的建设等诸多内容,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它的有效载体是分布在中华大地上的64.5万个行政村和3.75万个乡镇,由于全国各地的基础条件千差万别、复杂多样,所以要坚持科学规划,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分阶段、分步骤、有计划、有重点的循序渐进。今后5年应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总体要求,建立和完善“以工哺农、以城带乡”的法律制度保障体系,不断创新农村体制机制,进一步放活农村经济政策,促进农民持续增收,扎实稳步地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关键词]社会主义新农村;历史定位;阶段目标;建设主体;持久动力

[中图分类号]:F32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为做好当前乃至今后一个时期的“三农”工作指明了方向。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它的有效载体是分布在中华大地上的64.5万个行政村和3.75万个乡镇,由于全国各地的基础条件千差万别、复杂多样,如果把这一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和党的建设等诸多内容的复杂系统工程简单化,那么将会重犯过去的浮夸冒进“老毛病”。因为,“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1](p9)因此,对这种乡村社区的认识,“是以农民自己创造的社会结构为出发点,分析这种结构形成的过程,它所具有的特点,并看出其发展的前景。这是实事求是的看法,而其目的是在使各地农民可以根据自身所处的条件,吸取别地方的经验,推动自身的发展”[1](p344)。总之,建设新农村应“坚持多种模式,城乡结合,随机应变,不失时机的发展方针”[1](p344)不能千篇一律搞形式主义。为此,本文作者结合自己在河南大别山区担任过10年镇党委书记的实践体验,重点从政策操作层面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谈一些看法。

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应当如何定位?

我国在本世纪头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要走完这一过程至少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努力这里就牵涉到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如何定位的问题。200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对此是这样表述的,即“‘十一五’时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打下坚实基础的关键时期,是推进现代农业建设迈出重大步伐的关键时期,是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取得突破进展的关键时期,也是农村全面建设小康加速推进的关键时期。”[2] 这意味着它是分阶段、分步骤、有计划、有重点的循序渐进,而不是搞所谓的“速战速决、一步到位”。因此,今后5年“必须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协调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在推进新农村建设工作中,要注重实效,不搞形式主义;要量力而行,不盲目攀比;要民主商议,不强迫命令;要突出特色,不强求一律;要引导扶持,不包办代替。”[2]

但从最几个月的情况看,有的地方不是以解决农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出发点,而是急于求成搞“大拆大建”,热中于抓“新农村景点建设”;理论界和学术界更是发挥他们丰富的想像空间,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新农村建设模式”;社会上五花八门的“新农村建设大讨论”铺天盖地而来,人一种感觉似乎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指日可待。这一方面反映出了时下人们的“浮躁情绪”,另一方面也充分暴露出了“中国政府管理体制拥有强大的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力量,自上而下占主导地位的政绩评价体系,使我们长期习惯于以一刀切的方式将多样化、复杂化的问题简单化、模式化处理,以至造成了工作上的浮夸和花架子”[3]。事实上,不管是号称中华第一村的江苏华西村,还是北京近郊的韩村河村,还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一路走来的河南首富南街村,都不是凭借什么“速成法”在一夜之间暴富起来,而是经过了长达几十年的艰苦创业史。因此,不管是实际工作者还是理论工作者,都要认真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切忌搞“大轰大翁式的政治运动”。正如我国著名社会活动家费孝通先生所指出的,“回顾我这十年的研究成果总起来还是没有摆脱‘见社会不见人’的缺点。我着眼于发展的模式,但没有充分注意具体的人在发展中是怎样思想,怎样感觉,怎样打算。我虽然看到现在的农民饱食暖衣、居处宽敞,生活舒适了。我也用了农民收入的增长来表示他们生活变化的速度。但是,他们的思想和感情,忧虑和满足,追求和希望都没有说清楚。原因是我的注意力还是在社会变化而忽视了相应的人的变化。”[1](p344)假若都能像费老一样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和自我反省的批判精神,去看待当今中国乡村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也不至于出现一大批跟风凑热闹“多嘴多舌的人”(黑格尔语)。毛泽东同志多次强调,研究农村问题“要拼着精力把一个地方研究透彻,然后于研究别个地方,于明了一般情况,便都很容易了”[4](p56)。我也相信,“理论是灰色的”——惟有扎根泥土的生活体味才格外芳香!下面,我不妨把自己曾经工作过的河南省新县沙窝镇作为样本点,通过对该镇过去10年经济社会发展现状的粗略描述和微观透视,让人们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增添一些直观性的感受和认识。我的观点也许带有悲观情绪,对过于乐观的主流舆论覆盖下的“狂热政治”也不失为一种提醒。

1986年7月,我从郑州大学经济系毕业后,自愿放弃去河南省计划委员会工作的机会,只身奔赴大别山革命老区新县(鄂豫皖苏区首府所在地)支边扶贫16年[5]。我刚到新县参加工作的6年,先后担任过村长、乡长、县政府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和县委政策研究室主任等职。从1992年6月开始直到2001年12月,我在沙窝镇担任党委书记兼人大主席9年零8个月没有“挪窝”。这期间,我一直把该镇当作农村改革“试验田”精心耕耘,大胆推出了一系列乡镇“体制内”改革的新举措,如实行党政机关干部竞争上岗、中小学教师全员聘任制、村干部结构效益工资制、离退休村干部享受经济补贴制度、村民议事会制度、乡镇企业产权改革、集体林地使用权和小城镇土地有偿转让、搞活民间融资渠道等。试图通过上述改革措施来改变这里的贫穷落后面貌——“公路没有油,集镇没有楼,电视没有彩,电话没有声”(当地老百姓流传多年的四句民谣)。这10年间,我们共筹措小城镇建设资金1.2亿元(包括民间融资8000万元和上级扶持资金4000万元),建成了“鄂豫皖商贸大世界”,使镇中心区面积由过去不足1平方公里扩大到3平方公里,占全镇总面积2.3%;常住人口由过去的3548人增加到12179人,占全镇总人口42%。全镇实现了村村通公路,村村通电话,村村通有线电视,户户通电,80%以上的农户用上了自来水。1995年10月,沙窝镇被中共信阳市委、市政府确定为“省际沿边开放开发试验区”;1999年5月,该镇被河南省人民政府确定为全省115个重点建设镇之一;2000年3月,该镇又被中共河南省委、省人民政府授予全省首次命名的7个文明建设镇之一。特别是1998年元旦期间,该镇成功举办了“鄂豫皖商贸大世界开业典礼暨商品交流会”,吸引周边20万人“三省农民赶大集”[6],中央主要新闻媒体如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国新闻社、中国改革报、农民日报等单位都派出记者奔赴大别山区做了现场报道。这对于一个山区小镇来说是“破天荒”。

但实事求是地讲,如今的沙窝镇还远远没有达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20字要求,今后要走的路还很长且相当艰难。譬如,从1992年到2001年,该镇农民人均负担由四五十元增加到二三百元,而这期间全镇农民人均纯收入每年只增加100多元,使大多农户基本丧失了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尤其是从1993年春季开始直到2001年冬季结束,该镇境内的国道106线(北京至广州)和省道公路信叶线(河南信阳至安徽叶集)进行扩宽改造,共征用农民承包土地650亩,拆迁房屋1238间,上级政府都没有给予经济补偿,而是让镇政府和村级组织“内部调剂”解决;全镇上万名劳力直接参与路基施工,累计投工150多万个(折合人民币2000万元以上)[7],全部让当地老百姓作为“两工”(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任务分摊,这种做法显然是极为不合理的。再如,从1992年到2001年,镇居民存款余额由565万元增加到3469万元,但金融部门每年仅向当地农民贷款二三百万元,其余的新增存款余额全部被抽走,这等于是把发展乡镇企业的路子堵死了。所以,我在沙窝镇担任党委书记期间,既没有办成一个像样的骨干工业项目,也看不到农民靠种粮增收(该镇拥有1.75万亩耕地资源)或靠山致富(该镇拥有15.62万亩山场资源)的希望所在。时至今日,沙窝镇长年外出打工农民有1.25万人(占全镇劳动力总数2/3),留守在家的人口大都是老、弱、病、残、幼,这些人长年满足于“咸菜稀饭篼子火,除了神仙就数我”的原始生活,根本无力培育和发展农村新的经济增长点。总的来看,当前我国中西部农村到处呈现出一派萧条、冷僻、荒塞的衰败景象,许多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几乎对改变农村的面貌失去了信心和耐心,存在着严重的“等、靠、要”依赖思想。因此,就我国大多数乡村而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仍是一项长期而繁重的历史任务。

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需要解决什么问题?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带有明显的整体性、综合性、全面性、长期性和艰巨性,单靠哪一级政府、哪一个部门、哪一项政策都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国际经验表明,只有政府补贴、投入和保护,而没有制度创新和农民群众积极主动参与,任何新农村建设都不可能见到实效。然而,现在我们讲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只是强调政府应该怎么做,国家财政应该如何加大投入,这实际是把9亿多农民撇在了一边,于是出现了“政府唱主角,群众看冷场”的被动工作局面。今后5年,“必须坚持发挥各方面积极性,依靠农民辛勤劳动、国家扶持和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使新农村建设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行动”[2]

(一)“生产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首要任务

所谓“生产发展”,是指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经济繁荣。但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属于“弱质产业”或具有“微利性”,而工业则属于“竞争产业”或具有“赢利性”;农村属于“分散区域”或具有“资源扩散性”,而城市则属于“集中区域”或具有“资源聚集性”;农民属于“弱势群体”或具有“易侵害性”,而市民则属于“强势群体”或具有“受保护性”[8]也就是说,除非有一套好的法律制度保障体系,否则农村土地、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等生产要素流入城市是不可逆转的趋势。所以,我国在上世纪90年代农民人均纯收入每年增加还不到100元,尽管近几年中央加大了对“三农”的支持力度,但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每年增长也只有二三百元。可见,今后5年要真正实现“生产发展”的目标,仍然存在着很多深层次的矛盾和体制性障碍。正如2006年的“一号文件”中所指出的,“但必须看到,当前农业和农村发展仍然处在艰难的爬坡阶段,农业基础设施脆弱、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矛盾依然突出,解决好“三农”问题仍然是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重大而艰巨的历史任务[2]

因此,我国下一步必须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和国家财政支出结构,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性障碍,尽快建立和完善“以工哺农、以城带乡”的法律制度保障体系,不断加大国家财政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形成稳定的资金来源和增长机制。同时还要在“放活”上下工夫,全面深化农地产权制度、县乡财政体制、农村金融体制、农业科技推广体制等项改革,进一步放活农村经济政策,大力发展“村域经济”和“乡域经济”。因为,“村庄是生产性的”,全国几十万个“村域”构成了国民经济发展的细胞,全国几万个“乡域”构成了国民经济发展的有机体,发展“县域经济”的立足点和着力点是充分发挥“村域经济”、“乡域经济”的内在活力,主要通过“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城镇化”等途径把基本生产要素留在农村内部使用,这是我国农村改革发展初期已经取得的一条最可宝贵的重要经验。正如邓小平同志后来回忆说:“我们真正干起来是1980年。……经济发展比较快的是1984年至1988年。这5年,首先是农村改革带来许多新的变化,农作物大幅度增产,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农副产品的增加,农村市场的扩大,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又强有力地推动了工业的发展。……农业和工业,农村和城市,就是这样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这是一个非常生动、非常有说服力的发展过程。可以说,这个期间我国财富有了巨额增加,整个国民经济上了一个新的台阶。”[9](p382) 总之,下一步应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逐步形成城乡统一的生产要素市场,进一步增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活力,不断促进农民持续增收。这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也是实现“生产发展”目标的根本途径。

(二)“生活宽裕”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根本目的

所谓“生活宽裕”,是指让全国9亿农民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目前,我国除了上海、北京、浙江、天津、江苏、广东等少数经济发达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五六千元之外,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一般都在二三千元左右,根本谈不上“生活宽裕”。尤其是1992年到2005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之比已由2.33:1扩大到3.32:1。预计到2010年,这一比例仍将达到3.2265:1,呈现出逐步扩大的趋势。这说明了,当前我国农民生活生平的提高,不仅取决于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而且还受制于城乡二元体制下的诸多因素影响和制约。这是今后5年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所面临的最大难题和困惑。1995年到2005年,中国高校平均收费标准由800元提高到5000元,远远超出农民家庭收入增长的幅度,结果导致了农家子弟“一人上大学,拖垮全家”的现象发生。据统计,目前全国高校在校贫困生人数为320万人,其中大多数都来自农村贫困家庭。再如,当前我国医药费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过快的问题相当突出,都将直接的或间接的影响到农民生活水平提高。所以,让全国9亿多农民都能过上“生活宽裕”的日子,如果不能在体制创新上跨越一大步,那么它只能是一种画饼充饥的奢望。因此,今后5年的改革重点是,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制度、劳动就业制度、财政税收制度、国家产业保护制度、征用土地补偿制度、生态建设补偿制度、特大自然灾害补偿制度和全民社会保障制度等,为9亿农民提供一个平等发展、公平竞争的制度平台。这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最实质、最核心、最关键的内容,也是实现“生活宽裕”目标的治本之策。

(三)“乡风文明”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标志之一

所谓“乡风文明”,是指“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激发农民群众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传统美德,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2]。按照我的理解,它至少应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要用社会主义思想去占领农村思想政治阵地;二是要严格依法办事,提高行政效率;三是要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凝聚力、创造力和基层共青团、妇联、民兵和社会中介组织的桥梁纽带作用,重新把农民群众引入到与他们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组织中去,弥补和填充因“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所留下的“空白地带”;四是要大力倡导健康文明的农村新风尚,积极引导农民群众崇尚科学,抵制迷信,移风易俗,破除陋习,逐渐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和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但在事实上,当前我国许多地方的“留守农民”除了收看电视节目之外,可以说农村精神生活是极度贫乏、且显得十分单调。譬如,一些农民不愿学技术、学文化,却不惜花钱敬“土地神”、供“菩萨庙”;一些农民生病不到医院就诊,却愿意花钱请“巫婆”、接“神汉”;一些青年农民不愿供养老人,却愿意花钱搞“厚葬”、讲“排场”;一些地方农村宗族势力抬头,封建迷信活动盛行,“黄、赌、毒”现象猖獗,“地下黑恶团伙”乘机滋生蔓延……因此,今后5年应当如何深入开展能够满足广大农民群众多层次、多方面需求的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如何建立具有地方和民族文化特色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已成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问题。

(四)“村容整洁”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应有之义

所谓“村容整洁”,是指“加强村庄规划和人居环境治理”[2]。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农村地区3.6亿多人喝不上符合卫生标准的水;每年有1.2亿吨的农村生活垃圾露天堆放;还有1/5的耕地受到污染,而耕地的重金属污染、有机污染、农用化学品污染已导致农产品质量下降,每年至少造成数百亿元的直接经济损失,对农业生态系统造成了极大的威胁[10] 。此外,一些地方还存在农民宅基地乱批、乱占、乱建的严重问题,如河南省从1997年到2003年农村人口减少了7.78%,而村庄建设用地总量只减少了3.63%。预计到2010年,通过清理和整理农民宅基地可增加耕地面积330万亩,约占全省可利用耕地资源总量的29%[11]。再如,我国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村村像城镇,镇镇像农村”的问题也相当普遍。因此,切实加强村庄规划和人居环境治理工作,是一项带有基础性的长期工作,必须长抓不懈,而不能违背农民群众的意愿搞一阵风式的“大拆大建”。总之,今后5年既要根据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逐步改善农村房屋和设施,又要切实解决农民群众在饮水、行路、用电、燃料等方面的实际困难;既要注意节约使用村庄建设用地,又要积极引导和帮助农民解决住宅与畜禽圈舍混杂的问题,坚决防止加重农民负担去搞所谓的“村庄治理”。

(五)“管理民主”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政治保障

所谓“管理民主”,是指“健全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进一步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议事制度,让农民群众真正享有知情权、参与权、管理权、监督权”[2]。其实,这一问题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就已提出来了,即“必须在政治上切实保障农民的民主权利,必须在经济上充分关心农民的物质利益”。之后,我国于1982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1988年颁布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都鼓励和支持亿万农民群众实行“村民自治”这一伟大的基层民主政治实践。但时至今日,我国许多地方的所谓“村民自治”实际是一种“空壳民主”。其主要表现是:(1)村级组织既不是行政主体,又缺乏财力保障,村民委员会在代理国家利益与行使农民自治权利方面的功能不断弱化、虚化甚至异化。如1993年到2003年,全国村民委员会数量由80.2万个减少到65.8万个,村干部人数由455.9万人减少到259.2万人[12],村级组织“行政化”和村干部“公职化”的倾向日趋明显,几乎动摇了实行“村民自治”的组织载体和存在基础。(2)我国长期存在着“政党政治”与“政府政治”互相交叉、“国家行政权”与“农民自治权”互相渗透的历史遗留问题,致使村民委员会不仅难以代表和维护农民群众的利益,而且有时甚至还会违反和侵害农民群众的利益,表现在上下组织之间仍习惯于采取行政措施处理关系,习惯于直接指挥和控制,不善于运用各种杠杆和利益导向实行间接、弹性控制”[13](p637)。(3)“村民自治”一直处于行政权与财政权双重压力下的“紧约束”运行状态,它的活动空间经常受到地方行政权扩张的压缩、且缺乏必要的财力基础,实际发挥作用十分有限。总之,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权力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发展。”[14](p305) 因此,今后5年既要全面开展以乡镇机构、农民义务教育、县乡财政体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综合改革,切实转变基层行政主体的公共管理和服务职能,重点解决基层政权“权力真空”和农村公共财政供给“政府缺位”的严重问题;又要根据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基本要求和当前我国农民流动、分化、融合的实际需要,积极探索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乡村治理新体制和运行机制,扎实稳步地推进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参考文献]

[1]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Z].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3] 张孝德.新农村建设要避免三个误区[N].学习时报,2006-03-20(01)

[4] 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5] 马葆青.扑向大别山的怀抱——记郑大应届毕业生张新光[N].河南日报,1986-06-26(01).

[6] 葛素表.三省农民赶大集[N].新华每日电讯,1998-01-14(03).

[7] 张新光.论中国农民的劳动价值及其贫困根源[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2004,(05):20~24.

[8] 张新光.十六大以来中国农村改革发展进程的基本判断与前瞻[J].河北学刊,2006,(03):42~45.

[9] 邓小平文选(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0] 新华社.六大问题考验“新农村”建设[N].河南日报,2006-03-07(06).

[11] 陈小平,张建新.宅基地侵蚀粮田[N].河南日报,2006-01-15(03).

[12] 李培林.重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改革[J].人民论坛,2005,(10):28~29.

[13] 陈吉元.中国农村社会变迁(1949~1989)[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3.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The New Rural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m In China Has Heavy Responsibilities

ZHANG Xin-guang

(School of economy and management science, Xinyang Normal University, Xinyang 464000,China)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 which involves many contents, such as rural economy construction, political construction, cultural construction, social construction,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and party construction and so on, is not only an item for a long time but also the arduous historic task in the modern advancement of our country, is a huge and complex systematic project. But 645,000 administrative villages and 37,500 villages and towns are its effective carrier which is distributed in the area of China. Since the foundation condition of each place is infinite variety and complex diversity, we must persist in the principle of scientific plan, and act as circumstances, guidance to different types of areas, advance gradually in due order that divides the stage, the step ,and has the plan, has key proceeding. The next 5 years, according to the overall request that the production is developing, the life are ample, the local custom is civilized, the village is neat, and the management is democratic , we should establish and consummation the legal system and safeguard system that nurse the agriculture by the industry and help the countryside by the city, innovate the rural systematic mechanism unceasingly, further release the rural economy policy from unnecessary constraints, promote the farmer to receive their income additionally, and advance the new socialist rural construction solidly with steady steps.

[Key word] the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 historical localization; stage goal; the main body of construction; lasting power

收稿日期2006-06-07基金项目:浙江大学卡特中心985工程“中国农村发展研究国家创新基地资助项目”(ZJUCARD200506作者简介:张新光(1964-),男,汉族,河南邓州人。信阳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教育部全国百所重点研究基地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中心信阳调研基地项目主持人。主要从事《资本论》教学和“三农”问题研究工作。已发表学术论文100多篇,出版专著5部。

礼崩乐坏:中国亟待和谐化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郎咸平

2006年6月

《亚洲周刊》

中国国企改革蠹虫肆虐,教育改革成本由穷人负担,医疗改革基本失败,三农问题怵目惊心,弱势群体诉诸司法时又遭遇司法不公等等。中国处于最原始的人吃人的初期资本主义阶段,国内和谐化是当务之急。必须解决政府腐败低效问题,以严刑峻法实行法治。

我仔细研读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今年十月)公报,认为五中全会是共产党本质转变的开始。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三日前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郑必坚所提出的「国际和平化,国内和谐化,两岸和解化」的「三和理论」将主导共产党未来的执政理念。「国际和平化、两岸和解化」较易了解,我将另外为文讨论。我认为真正对中共执政基础产生冲击的将是「国内和谐化」问题,而这也是本文探讨的主题。

今天的中国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吗?我认为目前中国的社会,是处在一个以片面理解的经济发展观为唯一导向的、最原始的人吃人的初期资本主义阶段,而这个腐败阶段正是欧洲两百年前社会主义革命的温床。中国经历了那么多年的患难,打倒了西方帝国主义,赶走腐败的蒋介石政权,到头来片面强调经济发展的导向,又极为讽刺地把中国带回了两百年前以及类同蒋介石政权的腐败窘境。对外而言,这种单纯强调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重蹈日本覆辙──出口激增、以邻为壑──带来了世界各国对中国的贸易与汇率的制裁。对内而言,各地政府放弃了本身职能,变成了个大商贩,招商引资、卖地筹资搞政绩工程,盲目发展经济,造成中国特有的低水平重复建设的大量浪费现象。

表面上看,中国的GDP每年以百分之九的水平高速增长,但却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说,全国省级统计数据约有四成水分,县级高达八成,如果再扣除环境污染的成分,按照中科院的计算,大幅缩水的GDP还要再缩减七成八,而且还以每年两千亿美元的利润形式流向海外。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这种资源贫穷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所造成的能源浪费是先进国家日本的九倍,欧洲的五倍和美国的二点五倍。其他问题如固定资产投资效益低落、四分之一城镇有着严重的政绩工程等更是不胜枚举。

这些经济表面现象的恶化还不能说明问题的严重性。中国社会在以简单的经济发展为纲的改革开放下,整个土壤变坏了,变成了一个人吃人的社会才是最令人担忧的。举例而言,我在二零零四年提出「国退民进式的国企改革让少数国企老总暴富,而同样贡献的职工却被*价买断工龄」这种社会不公现象时,主流经济学家的答覆令我感到震惊。他们认为民企比国企更有效率,所以应该进行改革,就算改革中出现一些腐败问题也是可以接受的。

国企改革天怒人怨

我在此必须郑重地申明,我谈的绝对不是国企或者民企谁有效率的问题,而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相当多的案例显示,国企收购者*价买断工龄,将下岗职工推向社会,由失去了国企的政府和社会大众来负担,但收购者将国有资产据为己有或铲平工厂就地起高楼图利自己,但是改革成本却由全社会负担,这就是我所批评的天怒人怨的改革。这些收购者拿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置下岗工人于死地,还能吃得饱、睡得好,甚至在台上口沫横飞地大谈自己「产权改革」的成功经验。我不懂他们怎么还能这样毫无羞耻心,甚至还睡得着觉。

这个坏土壤所孕育出来的既得利益者处理「教改」的手法更是匪夷所思。虽然大学仍是公立大学,由政府补贴,但是政府却允许大学巧立名目、提高收费,让大学教职员中饱私囊,而其成本却由社会最底层的穷人负担,因为大学乱收费的结果阻断了农村子弟唯一脱贫致富的管道。但我们看不到一点既得利益者对弱势群体的关怀与同情,反而以市场化为手段,以个人利益为目的,透过教改,大事搜刮,中饱私囊。更有甚者,在这个社会一切往「钱」看时,北大和清华的教职员利用前人苦心经营的校誉,搞了个北大系和清华系的企业集团,在股市上呼风唤雨,操纵股价,利用北大清华的清誉坑害股民,图利自己。

类似的现象在医改问题上也是让人扼腕痛惜。所谓的「市场化」的医改措施,让穷途末路的病人挂急诊病号竟然要先交付保证金,否则放在走廊上等死,难道我们的医院连一点最起码的人性关怀都没有了吗?医改的结果,不止穷人看不起病,甚至连一般人也视去医院为畏途。

此外,腐败的地方政府官员和地产开发商合谋,利用黑道对付手无寸铁的拆迁户的手法更是令人发指。为了逼迫拆迁户接受不公平的补偿,不但利用黑道直接殴打当事人,甚至威胁当事人的子女。在腐败的司法制度下,拆迁户投诉无门,甚至连主动协助拆迁户打官司的律师,竟然也被利益团体利用腐败的司法力量将其入狱,置于死地。中国大地什么时候竟然变成了一个人吃人的社会?

当老百姓投诉无门而转向司法体系寻求正义时,老百姓得到了什么待遇呢?基本上是中午吃原告晚上吃被告的待遇。在很多时候,司法机构包括法院和公安不是故弄玄虚的不受理,就是和利益团体勾结,侵害百姓利益。

当老百姓的权益受损,因投诉无门而上街游行抗议冲击地方政府的时候,地方政府是什么处理态度呢?军警围剿甚而对外宣布是国外恶势力操纵,民众因而被捕下狱。你竟然看不到一点地方父母官解决百姓困难的情怀,那种人吃人的凶狠劲让人感到寒心。

行政暴力侵吞民有资产

更有甚者,目前中国这种人吃人、侵吞弱势群体的水平,还上升到了行政暴力侵吞民有资产、司法暴力审判、行政暴力合法的超高水平。最着名的例子当推港商嘉利来的股权被侵吞案。一九九五年,香港嘉利来与北京市二商集团、北京恒业房地产公司组建公司,共同开发世贸中心项目。二零零零年时,二商集团个别项目负责人垂涎于嘉利来的股权,于是勾结社会恶商,买通北京市工商局以及北京市外经贸委的个别公务人员,组成合谋团夥,侵吞嘉利来股权。

二零零一年年底,嘉利来提起行政覆议,商务部其后撤销了北京市商务局的行政批覆,但北京商务局拒不执行。其后经国务院领导批示,国务院法制办查核后,国务院办公厅零三年七月责令商务部等单位督促北京市商务局立即执行中央政府行政覆议决定。八月十四日商务部也明确再次要求北京市商务局立即执行。为遮掩商务局违法行政的错误,北京二商集团依据伪造的复印件合同,在北京市二中院起诉商务部,北京市二中院竟然判中央政府败诉。北京市政府内部的腐败分子这种操纵司法、暴力判定行政暴力合法的判决将尽失民心,而严重动摇国本。

这些年来农村的衰败也不遑多让。三农问题的严重,让人感到怵目惊心。农村破败的基本原因,还是因为农产品的附加价值远低于工业品的附加价值,因此经济越高速发展,农村就相对地越破败,而其必然结果就是农村资金大量流入城市追求高附加价值。但是农村资金缺乏的结果,是与各种权力高度相关的地方干部亲属和非农经营业主,透过高利贷进一步剥削穷困不堪的农民。

根据中国人民大学温铁军教授的调查,类似于国民党时期的高利贷在很多农村地区就重新泛滥起来,而且情况是极其严重的,与国民党时期的乱象相比,毫不逊色。举例而言,月息在一点五至二分之间的民间高利率借贷占了百分之二十点五;月息二分以上的高利贷约占百分之四十三。其中月息二分至四分的高利贷占了百分之十八点二,月息超过四分的恶性高利贷占近百分之二十五。而且目前农村的农民借款中只有百分之十一的借贷是用于农业再生产,其他百分之八十九的借款都是消费性的借款,而不会投入生产的循环使用,因此就很难想像百分之八十九的借款者用什么来还钱。此外,高利借贷与买卖婚姻、赌博等现象相关,诱发了一系列的民间纠纷,有的债主请黑道讨债,有的发生斗殴致伤,还有的与黑恶势力结合,殴打无力还贷的农民、强行拉牛抓猪,影响了基层的政治稳定。

其他少数既得利益者剥削社会大多数人的例子简直不胜枚举,例如上市公司剥削股民、民企老板克扣民工工资等等现象,我们见得少了吗?

这种人吃人的国家还配称作社会主义国家吗?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把中国这个古老传统的国家带到了这个绝境呢?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这块土壤出了问题,我们这块土壤的坏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来所仅见。

社会之坏五千年仅见!

我分析有三个原因使得我们的土壤变坏了。第一,中国这一代人是五千年来的唯一不敬鬼神的一代,古人「抬头三尺有神明」、做坏事下地狱的简单封建理念,到了这一代荡然无存。我虽不主张迷信,但是当一个民族到了一切向钱看而无所畏惧的时候,人吃人的社会就成形了。

此外,土地改革将地主阶层一扫而空,我绝不否认恶地主的存在,但是地主阶层,也就是以前的乡绅,在中国文化中是中华礼教的维护者。举例而言,以往封建时期的修桥、铺路、建学校、建庙宇都是谁做的呢?都是地主阶级。例如,以往被共产党所批判的四川地主刘文采,最后也被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态度翻案了,原来他是个大善人,他耗尽家产建立了闻名遐迩的文采中学。如此例子不胜枚举,山西几个大地主基本上都是这种类型,包括乔家、王家,到了分土地打土豪的时候,农民不忍心占据地主庄园,所以才将这些古迹保存了下来。可是地主阶级不分好坏地全部清除,其结果却使得广大农民不知何为礼教。

最后,中国从来就是个没有法治的国家,一直到现在依然如此,地方干部和恶霸在历史上一向为所欲为的传统到了新中国没有丝毫的改变。这样一个不敬鬼神、没有礼教束缚、无法治约束的一代就是人吃人的一代人。今天以简单经济发展为目标的执政哲学使得中国这一代人更往「钱」看,但是不敬鬼神就无所畏惧,不知礼教就寡廉鲜耻,无法治约束就贪赃枉法,这不就是今天中国人的社会吗?

就是因为这些改革的少数既得利益者侵吞大多数弱势群体的现象太过严重,因此五中全会「国内和谐化」的理念就特别地具有时代意义。从我前面所分析的问题看,目前在这片坏土壤上以简单经济发展为唯一考量的发展观,已经造成了社会的极度不和谐,而国内和谐化将是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充分而且必要条件。经济发展停滞的菲律宾、泰国、印尼、马来西亚和民进党执政下的台湾就充分说明,一个社会绝无可能在社会极端不和谐的情况下发展经济,而且不和谐的社会将使得政府的执政基础迅速沦丧,造成社会进一步的动汤。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府的不稳定、暴动的频仍以及经济的停滞发展,不正说明社会和谐的重要吗?在社会不和谐的危机之下,学者专家却仍然高喊着以经济发展为唯一的目标的理念将会如同菲律宾等国一样,使得中国经济体系迅速瓦解。

以法治挽回政府信誉

    宗教信仰是靠历史的传承,礼教的建立要靠文化的积累,绝对无法而且也不需要靠行政命令建立这套系统。透过长期的法治化建设形成法治化的游戏规则,以规范每个个体的行为应当是政府长期努力的目标。但在短期之下,政府必须利用严刑峻法解决老百姓痛恨的国资流失、以强欺弱、治安恶化、行政司法暴力、政府腐败和三农等等问题。可是严刑峻法的推动脱离不了各级政府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的执行。但很不幸的是,由香港嘉利来的案例可以看出地方政府包括司法机构的嚣张气焰,不但无视中央政府的存在,而且其作为已经开始动摇国本。有这样的地方政府,我们还需要敌人吗?再加上改革开放后官商勾结的既得利益者,使得国内和谐化的改革越发艰难。在此我呼吁中央政府进一步加强执政能力,以严刑峻法贯彻以民为本的思维,整肃吏治,因为没有一个廉洁有效率的政府就很难彻底解决老百姓痛恨的问题,也无法推动以民为本的法治化建设。

     其具体做法应重新定位各级地方政府的行政职能,首先我们要确立一个理念,何谓正确的政府职能。各级政府的职能不应以经济建设为唯一的目标,更不是像目前各级政府一样的大商贩的身份。协调发展才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只有解决好人民最不满意的问题,才是各级政府的首要施政目标。但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就必须要有一个如同香港和新加坡一样的廉洁和高效的政府。中国各级政府的全面腐败与低效率曾经引发了大面积的体制改革的讨论。一些食洋不化的专家学者提出西方式的民意监督包括民主(议会)监督和舆论监督是体制改革的唯一良方。但是,西方式的民主和民意监督能否到位还遥遥无期,而以简单经济发展为纲的错误思维已经造成了社会的严重动汤和不和谐。

    民主和民意监督根本解决不了中国各级政府的腐败以及低效率。我认为这一切应该归咎于我们对西方资本主义的理解太过肤浅所致。举例而言,一九九七年之前的港英政府不但清廉而且高效率。但是当时的香港有民主吗?有民意监督吗?有舆论监督吗?都没有。五六十年代香港本地媒体胆敢批评港英政府,政治部的官员就上门抓人以「不受欢迎的外国人」递解出境。这种威权体制下的港英政府竟然是最廉洁与最高效率的政府。清廉的新加坡政府也和香港类似。可是,亚洲其他地区包括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泰国、台湾等等,在法治不健全的环境下引进了民主与舆论监督,但是政府的腐败和低效依然严重而不能解决。而这也是我为何主张单靠民主与舆论监督不能解决腐败与低效的主因,因为民主与舆论监督必须在法治化的框架下才能发挥作用,而这也是为何民主与舆论监督在法治化的西方国家有效而在亚洲大部分国家无效的主因。

     以香港和新加坡的案例而言,政府的廉洁和高效来自于英国人建立起来的严格的流程式管理。那么流程式的管理有多重要呢?以土地协议转让为例,如果规定要竞价拍卖,那么竞价拍卖本身就是流程化的管理,而不再由领导拍板决定。以往领导有很充分的空间去讨价还价,由于没有一个价格机制在,因此需求量是无限大的,太多人需要土地。而竞价拍卖就是一个规范的流程,减少了官员腐败的空间,而且由于价格的调整使得需求减少。如香港批地就是流程化的公开竞价,港府官员没有贪污的空间。而如何补偿拆迁户都有一整套的程序,双方都没有议价的空间,因此大幅减少司法暴力和黑道威胁。

     最后我想提出,五中全会的「三和理论」将是继「三个代表」之后的重要里程碑,也和「三个代表」一样肩负着不同时代的不同使命。毫无疑问,「国际和平化」及「两岸和解化」的推动,与「国内和谐化」的日益恶化,更显现了北京推行「三和理论」的迫切性,而解决「国内和谐化」是重中之重。在国内法治化的建设还未完成的前提下,我们应以严格流程化的管理解决各级政府的腐败和低效的现实情况,然后以严刑峻法解决人民最不满意的问题,才是各级政府的首要施政目标。

中国必须警惕“坏的社会主义”与“坏的资本主义”的结合

——兼论我的“中国问题学”研究

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 胡星斗

2006年6月

一、中国问题学的两个方面。

    我的中国问题学不是纯学问,而是学术与现实问题的紧密结合,它侧重于两个方面的研究,一是关系到中国现代化的重大问题,如劳教、信访、户籍、三农、反腐败等,不能因为它们“敏感”,学者就不去关心、研究;越敏感,越回避,问题堆积越多,最终可能导致社会爆炸。如信访,我经常接到血泪投诉,有的上访十多年了甚至几十年,有的家破人亡,有的在上访时被打死,面对这些,你如果还是无动于衷,不去理会,不去写文章探讨合理的制度、帮助政府、帮助受苦受难的人,恐怕你就是冷血知识分子了。所以,学者要有社会责任感,要有良知;在我看来,学术没有禁区,研究没有禁区,只要我们心底无私,保持浩然正气,以理性、宽容和公平的态度对待一切,也就无所畏惧了。所谓理性,就是以严谨的科学的方式来思考,既考虑A,又考虑对方B,不能够偏听偏信;既致力于推动中国的发展、进步,又深入了解中国的国情,寻求循序渐进地解决问题,不能急噪冒进;所谓宽容,就是适当地从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要从政府的角度考虑问题,也要从尊重差异和多元化的角度考虑问题,培养我们宽阔的胸怀。要知道,“中国人都是吃狼奶长大的”,“人人心中都有一个小毛泽东”,要培养宽容的精神,不与人斗,不窝里斗,是很难做到的;所谓公平,就是既要考虑工人、农民、广大弱势群体的利益,又要考虑政府施政之难,既要揭露社会的黑暗面,又要肯定优秀官员们积极有为的贡献,论政时尽可能地一碗水端平。

    中国问题学的第二方面是独立的政策性、战略性研究。我希望我的一些提法能够写进中央文件,如“公平市场经济”、“现代农村制度”、“现代反腐败制度”、“宪政社会主义”等,但我不是御用学者,而是独立地提出自己的主张,以此方式,与政府的研究互补。比如,在中央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之前,我就写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倡议书”,可谓民间与官方不谋而合。我的信念就是用心血、用生命为祖国的现代化事业做出贡献,为此,我提出了“人文经济”、“公平市场经济”、“平等权利运动”、“现代中华文明”、“高贵中华、文明中国”等理论和设想,对行政体制改革、破除行政性垄断、发展健康的市场经济,甚至对迁都、分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但是,我清楚地知道,本人力有不逮,学问不够,特别是纯学问的研究,基础很差,定力不够,以后还要多向大家求教。

二、从“官僚市场经济”转向“民主市场经济”。

我的中国问题学说一千道一万,其实就是研究中国如何从“官僚市场经济”向“人道市场经济”、“人本市场经济”、“公平市场经济”转变,为此要建立人道文化、公平制度。倘若不能建立好的基本制度平台,并在此制度的保障下建立稳如磐石的道德,那么,一切动听的理念、思想、宣传,其实都是在做无用功,都是治标不治本,非但不能建成和谐社会,相反,社会矛盾会越积累越多,冲突会越来越激烈,社会道德在虚假宣传下会江河日下。

所以,我有三个基本判断,假如中国不能纠正官僚市场经济、在建立社会主义现代国家制度方面有所作为,那么:

1、中国的经济会陷入低水平均衡,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将越来越难,永远不可能超过人均2000美元。

2、社会矛盾会越积累越多,腐败不可能遏制,社会不可能和谐。

3、社会道德、文化将进一步衰落。

所幸的是,现在我开始看到了中国政府在改变畸形市场经济和畸形制度方面的种种努力。

官僚市场经济的表现是,官员特权多,政府大楼豪华气派,公款吃喝、公车消费、公费出国花费巨大;权力主导的电力、电信、金融、石油、铁路、出版、电视媒体等行政型垄断行业坐大,高成本、高工资、高利润的状况不可能改变,虽然垄断资源、市场,剩余利润极高,但有的国有企业因为是1994年以前成立的,却可以将利润留给自己,不需交给国家;反垄断法据称删除了反行政性垄断的条款,不反行政权力庇护下的无效率的垄断,而去反羸弱的民营企业稍高的市场占有,如此,中国竞争性的企业更无望跻身世界500强了。

行政型垄断企业“中国石油”、“中国银行”跻身世界500强了,不是中国人的光荣,而是中国人的耻辱。比如,搞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总公司”可以成为世界第一强,但它没有意义,不但不能造福于中国人民,而且相反它妨碍了市场竞争和健康市场经济的形成。

官僚市场经济还导致权力寻租、官员腐败、资源配置被扭曲、政治合法性被侵蚀,社会道德堕落,“和谐社会”成为无源之水。

所以,中国要转向民本市场经济、民主市场经济、公平市场经济,要避免“坏的社会主义”与“坏的资本主义”的结合与坐大,要鼓励“好的社会主义”与“好的资本主义”的联姻。

三、“坏的社会主义”与“坏的资本主义”的结合?

所谓“坏的社会主义”,就是专制、愚民、官本位、权力肆无忌惮的旧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好的社会主义”,就是人民民主、公平正义、人文关怀、帮助弱势群体的新社会主义;“坏的资本主义”,就是剥削压迫工人农民、惟利是图的原始资本主义;“好的资本主义”,就是追求人权、科学、民主、法治、正义等价值观的现代资本主义。中国现在容留了太多的“坏的社会主义”与“坏的资本主义”,未来的方向就是要培育和引进“好的社会主义”与“好的资本主义”。也就是说,中国应当借鉴资本主义好的方面,建设新社会主义——“宪政社会主义”:宪法至上,按照胡锦涛主席所说的“充分保障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坚决纠正违宪行为”的要求,摈弃一切违宪的文件、政策和做法,逐步放弃人治,实现法治,实行人民民主宪政;发展“公平市场经济”,铲除行政性垄断利益集团、特权和腐败,建设以民有为基础的公正、公开、监督、问责、法制、有序的健康市场经济;弘扬新社会主义的人文、人本、人道、公平、正义、共富的价值观,帮助弱势群体,实现工人农民的民主主权,恢复官员的人民公仆的本质。

四、建立“民主财政”的重要性。

实现宪政社会主义,我认为建立民主财政、阳光财政是个关键。民主财政、阳光财政是民主政治、阳光政治的基础。所谓民主财政、阳光财政,就是说公共财政的决策、使用程序、资金流向都具有公开性,人民或其授权的代表可以对之进行监督;未经纳税阶层同意的征税是非法的,纳税的标准、国家的财政预算及支出也必须由纳税人的代表审查和同意;无代表,不纳税;公共财政的预算必须详尽列出,政府各个部门所有项目的开支也必须统一列入,说明开支的理由和轻重缓急;没有列入的项目不能开支,列支的钱不得挪作他用。

1215年英国的《大宪章》是宪政和民主财政的开始,其中有:“不经国会同意,不得加收租税”的规定;1689年的《权利法案》要求财政与国防预算须由人民同意。

而中国现在的问题是,纳税只是公民的义务,纳税人缺乏了解税款用途和去向的权利,也没有监督的权利;纳税人诉讼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财政预算、决算的审查流于形式;地方政府的预算暗箱操作,编制粗糙、笼统,执行十分随意,完全是长官意志,没有强制性,缺乏有效的问责、监督制度,政府的内部监督、事后监督、审计监督只是治表不治本;没有建立现代公共预算和公共财政制度,科教文卫、社会保障、救济、福利的支出薄弱;官员的公款开支庞大,财政腐败严重;地方政府的预算外收入比重很大,占地方财政的50%左右,乱收费、非法掠夺民财、国有资产和私有资产的流失都十分严重。

没有严格的预算制度、立法机关缺乏审查财政预算的权威性、公民没有监督的管道,致使一些地方政府成为为所欲为、没有边界、不负责任的政府。

假如中国能够更多地探索民主财政、阳光财政的建立途径,那么,腐败的猖獗、地区差距的扩大、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失衡、政府的不受监督和问责等等,都有望得到相当程度的解决。

目前,中国公务和行政性支出占全国总支出的37.6%,美国是12.5%,西欧国家是6%左右,日本是2%多一点,中国是美国的三倍、西欧的六倍多、日本的一二十倍。另据中央党校刊物报道:中国的“三公消费”——公款吃喝、公车消费、公费出国和旅游支出总额在9000余亿元,骇人听闻。美国的社会保障、医疗保健占联邦政府财政支出的40.9%,中国只有百分之十几。发达国家中央(联邦政府)对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占地方财政收入的45%,中国仅为15.5%,所以,中国的地区差距非常大。

而民主财政、阳光财政将成为遏制腐败的利器,将迫使中国建立公共服务型的政府,提高社会公平性。

如何建立民主财政、阳光财政?一、强化人民代表大会的核心权力机关的地位,发挥人大的立法、监督职能和财政预算、决算的审批权,追究超预算开支、非预算开支、改变预算开支项目的责任。二、通过普选,强化人民代表的代表性,减少官员代表的比例,杜绝纯荣誉代表的产生,实现人大代表的专职化和专业化,使其有时间、有能力审议政府财政。三、制定财政预算的编制规范,加强财政资金使用的管理和稽查。四、让审计、监察、检察、反贪、司法部门独立于地方行政机关,或者至少实行垂直领导。五、鼓励公民作为纳税人对浪费公共资金、违反财经制度的情况提起公益诉讼。六、实行财政决策公开、财务公开。

建立民主财政、阳光财政,实际上成为中国建设“好的社会主义”——“宪政社会主义”的第一步。中国问题学将继续致力于探讨“好的社会主义”。

文革不同于纳粹运动的九点辩识

——兼与寒竹商榷

武振荣

2006年6月

posted by 草根民主論壇 | 3:04 PM | 0 comments  

   被认为是反对”“文革的人几乎都在意识或下意识中存在着文革中国的纳粹主义运动的看法或想法,不过有的人说了,有的人没有说,有的人只是在心里说罢了,因此对于这个问题,我认为有澄清的必要。中国人在批评和批判文革时,把它说成是中国版的纳粹运动既省力,又省事,因为他们只要把西方社会近50年时间中批判纳粹主义运动研究的成果引进来就行了,特别是在我们中国这个缺乏创造的引进时代中,这种方式非常地吃香,可以表现出他们自己的研究与国际反对专制主义、反种族主义研究接轨的特征,既然是这样,何乐而不为呢?

  可是我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从文革过来的人,一个在文革参加我生平以来唯一的一个自治组织,并且在其中享受了我57年人生中的唯一的一次自由生活时的人,对于上述中国问题研究上的这种拉郎配表示不满,作为中国的学者”“吃别人嚼过的馍,拣别人摈弃的鞋子穿,算得了什么?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所参加的那种自治组织不是我虚拟的,也不是杜撰的,在我的家乡它叫小南大队贫下中农造反兵团,在我的学校它叫中学生造反司令部,在我们县上它叫兴平县无产阶级联合造反司令部,在省上它叫陕西省工人造反总司令部,运动中,就凭着这样的组织,我和我的同学们、父老乡亲们炮打7级共产党组织,先后直接或者间接参与了对7级共产党当权派的批判斗争(详见《66运动博客讲稿》),因此,在运动发生前那些骑在我们陕西人头上拉屎拉尿、作威作福、不可一世的家伙们无不都在运动中向我们这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低头(其情祥见《对一个伟大的时代的回忆与理解》)!在运动中,17岁年龄上的我(和我们)已经用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口气宣布了邓小平、杨尚昆、陈云、王震、李先念、薄一波这些未来的杀人犯是反动派、是人民群众和无产阶级的敌人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现在看来,这样的宣布不就是打了个”“提前量吗?我看不出它有什么错误?因此请问那些以学者自居的人(在中国普通人中,这样的人虽然有,但是很少很少):你们对上述这些事情是怎么看的,它和纳粹主义的运动有什么相同之处呢?

    如果我们善于比喻的话,那么文革好比一头大象现在对文革的报道,很多像盲人摸象,著名的文革专家丁学良说:“‘文革闹了10年,如果让它没边没际地摸下去,情况就更严重。可不是吗?那些认为文革像纳粹主义运动的人,就是摸到了大象的尾巴。因为就文革的那一条尾巴看,它的确有一点像纳粹运动,一是群众的狂热,二是毛泽东影响极度彭胀,所以,就凭这一点,你说文革(它是文革诸多现象之一)是中国的纳粹主义运动是有一点像,但是你如果把这一点扩大成为文革本身,你就犯了最大的错误了。

    前一向,火戈写作了一篇文章,把文革定义为次法西斯运动,为此写作了《就人民文革答火戈》一文,对于把中国人民广泛参与的这一场民主、自由运动比成为次法西斯运动的做法提出了批评,并且对性质截然不同的两个运动作了一种粗劣的说明,但是就在最近,寒竹又连续写作了类似的文章,和火戈的观点比较起来,他走得更远,干脆取掉了字,把它作为一个正版的法西斯、纳粹主义运动论述,这就是我所不赞成的。我重新说一遍,在比喻的意义上,我不反对这样的说法,但是在理论上我坚持反对之。

    在正面说出我的意见前,得先作这样的一种说明:即我在本文中不想展开对于文革与纳粹运动的系统论述,这个工作已经由著名的民运人士王希哲作了,他的《文革,我们的分歧是什么?》的文章很好,其中的思想我完全赞成,在本文中我只是想在这个已经被弄得混乱的地方划一条界限,说界限这一边的东西不同于那一边的就行了。我想着要用以下九个问题划一条线,也不知道能否划得清楚。

(一) 反民主与民主:

    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那么谁都知道,纳粹主义运动是极端反民主的,如果说在当时的德国,纳粹主义运动是因着魏玛共和国已经启动了的民主的脆弱机制而发展起来的话,那么纳粹主义运动的兴起则是完全地终止了这种脆弱的民主过程,完全地消灭了民主,这和中国1966年的政治运动开启了中国民主的进程的事情是完全不一样的。在文革前,中国没有民主——这就是问题的关键,别说一个人要反对刘少奇、邓小平是合法的,就是你反对一个基层党组织的书记,你也是反党分子啊!而在文革中,除了毛一个人没有受到大字报的轰击外,从上到下,从下到上的大小共产党当权派谁个免于党大字报的冲击呢?纳粹运动虽然也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打倒了民选政府,但是纳粹政府在夺取了政权后,立即结束了国内的任何的民主制度,取消了任何形式的反纳粹政府运动,这和文革中的造反派的无政府行为和非严格意义上的人民自治政府行为能够相提并论吗?质言之,一个运动终止了民主的进程、消灭了民主;一个运动开启了民主的进程,是一场民主的运动。

(二) 阶级问题:

纳粹运动是一个中产阶级的运动,而文革呢?却是一场超阶级的人民运动,在这一场运动中,当时中国的各个阶级都平等地参与了——这一切同纳粹运动有什么相同之处呢?中产阶级的纳粹运动,用流氓方式和非常的暴力手段打击和消灭了当时具有优良传统的德国无产阶级运动和其它的群众运动,用暴力威胁和兼用政策诱骗和诱惑了当时德国的资产阶级,这一切同中国的文革参与时的阶级状态是完全不同的,在文革中,学生阶层是人民解放运动的第一个参与阶层,工人阶级、市民阶级、农民阶级以及广大的普通干部阶层都先后参与了运动,于是,每一个阶级的内在的要求和需求使得运动中的任何一个阶级利益和权益的扩大和膨胀都受到了很大的制约,因此政治解放的实惠是在各阶级中公平分配的,和纳粹运动的中产阶级利益独吞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三) 一元化与多元化:

   纳粹运动只有一个,纳粹主义的组织也只有一个,因此纳粹运动的胜利是德国丧失了社会所有可以与纳粹运动抗衡的政治力量和社会组织,一个纳粹主义的铁链子把国家、社会以及人捆死了;文化大革命运动却是另外的一种运动,它从一形成就分裂成为两派,这个两派的分裂不仅发生在每一个阶级的内部,而且它甚至进入了许多家庭,使一个家庭分成两派(我的家就就是这样,我和我父亲不是一派),在每一个地方(包括省、区、县,甚至每一个农村、工厂、机关、学校、医院)也都毫不例外的分派了,因此,社会上没有单一力量存在的哪怕一块小空间。群众运动走上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道路的可能性(在文革中这样的可能性不是没有的)就这样地被政治力量的多元化结构给堵死了。

(四) 组织性质的不同:

    纳粹组织最初是群众组织,这倒不假,但是在纳粹化的过程和进程中,它被最后地官僚化、军事化和专制化了,在这一点上它的确有一点象中国共产党;而1966年人民政治大解放运动恰恰是要砸烂打烂官僚化、专制化的共产党,用人民自治组织起而代之,这种基本的事实如果遭到了否定,我就不知道人们要说什么的了。文革中,所有人民自治组织都具有现代民主国家政党的松散性质,它连一种科层化的组织结构都没有形成,何谈官僚化!

(五)种族主义与世界主义

   纳粹运动是种族主义的运动,而文革却是一个套着世界革命外衣的世界主义的运动,如果说在那年代的国际环境中,它的世界主义是中国民族主义所戴的一副面具,也许言之有理。在纳粹运动中直接受到伤害的是犹太民族,亚利安人至上的意识是肆虐者;而在共产党文革3个月害人时期,受到虐待的人是本民族中的特定人群,而肆虐的东西是在20世纪横行霸道的革命意识

  (六)在国际范围内纳粹主义运动曾经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日本的军国主义结盟;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在它的兴盛时期却与美国的非裔人运动连手,小马丁路德金博士曾经出现在天安门观礼台上,并且站在毛泽东的身边——这一幅图像告诉人什么?与此相应的是,在1968年法国的“5月风暴中,毛的影响处处可见,这又说明了什么?我看除了说明中国文化大革命运动是20世纪60年代人类民主化运动的三大亮点之一外,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七)纳粹主义运动的恶果是直接引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了人类的大灾难;而中国的文革不过是在中国了个派性的仗,而在所有存在民主的社会中,民主的保持和维持就靠派性仗3个月的共产党文革的确伤害了不少的无辜人(见《对一个伟大时代的回忆与理解》),伤痕文学的文本是真实的,但是把这个文学的文本的意义如果和纳粹运动在30多年时间内伤害了德国人、犹太人和世界上许多的无辜民族的罪恶混合在一起,就没有任何理论上的意义。

(八)毛泽东不是希特勒:

    50年以来,国外产生了许多杰出的毛泽东研究专家,我发现,在他们之中很少有人把毛看成是希特勒;因此,我可以这样说,那些把毛当成希特勒的都是中国人。毛是20世纪的革命家一类人物,是悲剧中的人物,和希特勒不是一类的,以我之见,毛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革”“发动者(共产党文革中共集体智慧的结晶,人民文革是逼上梁山的)却是1966年人民运动的保护者821日、22日的《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学生运动》和《严禁出动警察镇压学生运动》的两条通令文革研究的基本文件,这样类似的文件在希特勒的档案中能否找到,我不得而知?在1966年,曾经打动了中国人民的毛泽东的基本口号是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炮打司令部!”“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因此即使在整人时,毛有一点像希特勒,那也是像而已,连毛的政敌邓小平也说:谁不听他的话,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么程度,他还是有考虑的(《邓小平文选》第301页)。

   (九)纳粹运动已经被人类的文明的泰山压在了底下,永世都难翻身,可是呢?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要来二次”——这一点连傻瓜都看得出来。在认识它的遗产时,只要观察者有哪怕一点点研究的眼光,就可以发现1976年的“4-5运动1989年的“6-4运动都是没有最后地成就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关于这一点剑桥大学的文革史专家们说得好:文化大革命事过境迁,留给人们的记忆可能会变得模糊起来,回想文化大革命将显得比今天更壮观和有益。如果是这样的话,文化大革命可能仍会成为中国下一次为政权而斗争的样板,或者另一次试图通过发动群众纠正特权、腐败和人治现象的样板(《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

   以上是九个干条条,只是说明A不是B,没有详细论证的必要。

    2006-5-19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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