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最近清华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孙立平先生传来他的重要文章“警惕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断裂”[分三组]。孙教授的观点令人警醒。中国社会如果按目前这种模式发展下去,无非将出现两种可能,一是南美国家模式,权力与资本相结合,国内官僚资本与国际资本相结合,社会出现严重的贫富差别与两极分化,二是由此导致第二次贫民或社会弱势群体革命。本中心一向以关注经济发展的公平性为己任,现在特向大家郑重推荐这篇文章。

[第一篇]

警惕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出现脱节

孙立平

2002120

在经历了几年时间的低迷之后,中国经济于2000年开始出现复苏的迹象。2001年尽管面临着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外部环境,经济增长的速度要低于年初的预测,但仍然会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

但值得人们关注的是,在经济迅速增长的同时,社会发展却与经济增长开始呈现出明显的脱节。其实,这个趋势在整个90年代就已经开始出现,但在最近的几年中,变得越来越明显。如果和80年代做一个比较,这个问题就可以更进一步地凸显出来。

80年代,一般地说,经济增长一般会带来社会状况的自然改善。也就是说,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关联度是很高的。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当时改革的起点是经济生活的匮乏和由此导致的社会生活的种种问题。也就是说,当时的许多社会层面上的问题,是卡在我们的经济实力上。比如,物质生活水平的普遍低下,日用消费品的短缺(特别是生活必需品和住房),公共服务业的不发达(当时是吃饭难、住宿难,甚至还有理发难)等等。因此,在经济增长的推动之下,整个社会生活的状况迅速改善。从中人们看到了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一种几乎是齐头并进的图景。

但到了90年代,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能导致社会状况的自然改善。在前些年经济比较低迷的时候,我就有一个疑问:尽管当时中国经济是低迷的,但那是相对于我们自己而言的,只是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其增长速度仍然在7%左右。如果和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情况相比,7%仍然是一个相当高的速度了。从理论上说,在这样的经济增长速度之下,我们感受到的应该是繁荣,而不是萧条。但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我们感到的却到处是一片萧条。无论是从企业的生产和经营的情况来看,还是从人们的日常生活来看,都是如此。这当中的原因是什么?我曾经向一些经济学家请教这个问题:为什么7%的增长速度,至少这个速度比人口的增长速度要高得多,但感觉上却到处是一片萧条?有人说,这是因为我们的经济增长数字中有水分。即使我们把这个因素考虑到,经济学家告诉我,两个百分点的水分足够了。那就是说,我们的实际经济增长速度仍然有5%。但即使是5%,也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增长速度了。那为什么在5%的增长速度之下,人们感到的是普遍的萧条,甚至有的人感到现实的生活大不如从前?这说明,在经济增长的成果和社会成员的生活之间,经济增长和社会状况的改善之间,出现了断裂。[一少部分人繁荣,大多数人萧条。]

而在最近两年经济复苏的背景下,情况并没有出现好转。换言之,在8%左右的经济增长的同时,社会生活的状况并没有随之得到改善。这具体表现在:

第一,在经济迅速增长的同时,劳动就业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按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2000年中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1%(已经至少连续三年都是这个数字),今年的目标是控制在35%3%显然是一个大大缩小了的数字。实际上,目前我国的失业人数,是一个很难确定的数字。人们一般认为,实际的失业人员应该是由三个部分构成。一是正式登记的失业人员,二是未进行失业登记的下岗人员,三是只领取部分工资而“放假在家”的人员。而这三个部分加在一起,会大大高于政府正式公布的失业率(有专家估计在10%左右)。而这三部分数字,实际上还不包括农村中潜在的失业人口以及已经流入城市的农民工中的失业人口。在失业状况不断严重的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经济增长和劳动就业之间的关系改变了。以最近几年的情况看,1997年我国GDP增长88%,从业人员只增加11%1998GDP增长78%,从业人员只增加了05%1999GDP增长71%,从业人员增加089%2000GDP增长8%,从业人员增加079%。也就是说,经济增长已经不能增加就业机会,有人将其称之为没有就业机会增加的经济增长。“没有就业机会增加的经济增长”意味着,对于得不到就业机会的人来说,经济增长对他们是没有意义的。如果经济增长伴随着通货膨胀的话,这种经济增长对他们甚至有一种负面的影响。

第二,在经济迅速增长的同时,贫富悬殊的状况不仅没有改变,甚至有进一步加重的趋势。世界银行1997年发布的一份题为《共享不断提高的收入》的报告中指出,中国80年代初期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数据基尼系数是0.28,到1995年是0.38,到90年代末为0.458。此外几个研究机构研究的研究结果也都与之大体相似。按照世界银行的看法,这一数据除了比撒哈拉非洲国家、拉丁美洲国家稍好外,贫富悬殊要比发达国家、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以及前苏联东欧国家都大。全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在短短15年内收入差距变化如此之大。进入新千年之后,尽管我们没有这几年系统而又可信的数字,但也能大体判断出这个趋势是在强化而不是减弱。从粮食价格的下降中,人们可以判断出农民的收入实际上是在下降的;从城市中失业人员的增加和城市贫困阶层的形成可以判断出在城市中开始有更多的人掉入贫困群体之中。也就是说,在经济迅速增长的同时,贫富悬殊的状况不仅没有得到改善,甚至是在恶化的。而贫富悬殊的扩大,会酿成种种的社会问题。

第三,在经济迅速增长的同时,社会治安的情况在恶化。在最近几年中,许多城市犯罪率在不断上升。2000年,全国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刑事案件总数比1999年增长50%。有专家认为,中国正面临第四个犯罪高峰。除了犯罪率明显上升之外,社会治安情况的恶化还表现在,一是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大量出现,二是恶性案件明显上升。据一个广泛流行的估计,目前全国有黑社会人员大约100万人。石家庄市靳如超今年3月制造三起连环爆炸案,共造成108人死亡,38人受伤。1128日中午12时许,位于深圳龙岗坂田镇的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发生两起轻微爆炸事件,未造成任何人员伤亡。1215日,西安麦当劳发生爆炸,造成两人死亡。1223日又有青岛家乐福爆炸案。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发生这一系列的恶性爆炸案件,是过去几十年中没有过的。尽管每一件具体的案件都有特定的原因,但与大的社会背景不能说完全没有关系。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脱节,已经是一个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一个问题。这种脱节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我国社会发展中一个转折点的出现,即经济增长自动带动社会发展时代的结束。在这种情况下,要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就需要进行更多的人为的努力。首先,是政府的取向应当逐步从对经济增长的关注转移到对公平和秩序等问题的关注上来。这是一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落到实处就更难的事情。因为这需要政府从取向到评价标准的全面转变。也就是说,对政府和官员的评价标准,不应当仅仅看你那里经济增长多少,同时要看你人民生活是否得到了改善,社会公平与秩序的情况如何,社会治安的状况如何。同时,应当重视社会政策的独特作用。由于上面说到的原因,在80年代,经济政策对于社会政策具有很大的替代性,但在90年代以来,这种替代性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政策具有了越来越大的独立性。社会政策的指向应该是社会公平、秩序和社会安全。

[第二篇]

资源从扩散到重新积聚

孙立平

2002120

在分析中国近年来社会变革的时候,人们经常使用诸如“改革以来”这样的句式。这样的的句式暗示着,在改革以来的20年中,中国社会在朝者某个方向持续地转变着。一般地说,这是不错的。但同时也应注意到,在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变化的方向并不是这样的。在其中的一些领域,甚至在发生一些重要的逆转。

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现象就是: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格局正在由80年代的扩散走向重新积聚。这个转变是极为重要的,正在对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产生着根本性的影响。

80年代之前,中国社会的财富主要是集中在国家手中,然后由国家依据个人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来进行再分配。与这种制度相伴随的,是社会财富和资源的极度“匮乏”。在这种情况下,从社会边缘开始发端,以市场为基本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无疑会具有一种财富增长和资源扩散的效应。

在这个过程中,首先,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最早在改革中受益,社会中最贫困阶层的收入和生活得到改善。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同时也是由于国家提高粮食和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农民的收入增加了;城市中职工的收入由于工资和奖金的增加而提高了(有时甚至出现超分配的现象);同时,一些事实上处于失业状态的人们,如部分无法进入国家机关和国有企业的回城知识青年以及刑满被释放的人员,在改革政策的鼓励下,开展个体经营,从而使得这部分本来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成为最早的致富者。在当时的情况下,除了极少数成功的个体户之外,社会中并不存在过于富裕的阶层。可以说,在80年代,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口都是改革的受益者。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所谓“共同富裕”的局面。

其次,是社会中的边缘地带出现了兴旺的气象和发展的生机。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得人民公社时期缺少劳动积极性的社员成为自主经营的农民。加之新的政策鼓励农民实行多种经营,农村经济出现了明显的增长。与此同时,由于城乡二元结构仍然存在,农村中不断增多的劳动力和其他资源无法流入到城市中去,而只能以乡镇企业的形式在农村内部积聚起来。尽管这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有利有弊,但客观的结果是促进了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在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乡镇企业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乡镇企业的发展不仅解决了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而且也大大增加了农民的收入。然后是在乡镇企业的推动之下,小城镇迅速发展起来。

再次,随着放权让利式改革的推进,基层政府和企业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权和可供支配的资源。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基层政府和企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过去的那种消极的执行者的角色,而成为一种积极的主体。基层政府和企业掌握资源的增加,为基层经济和社会生活带来了活力。

80年代,特别是80年代中期之前,与财富扩散的趋势唯一不同的现象,是“官倒”的出现。而作为“官倒”的制度背景的,则是价格的“双轨制”。在80年代中期,“官倒”现象曾导致一些拥有或接近政治与行政权力的人们成为中国最早的富裕者。但总起来说,这些人数极为有限,所获得的财富也相当有限,并不足以对整个社会的收入分配格局造成根本性的影响。对于其中的有些人,人们称之为“万元户”。但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有些人,正是靠着从事“官倒”活动中积累起来的财富,完成了最初的原始资本积累过程,其中有的成为90年代有名的私营企业主。

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期,与80年代走向截然相反的财富聚敛过程开始发生。这个过程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市场机制、巨大的收入差距、贪污受贿、大规模瓜分国有资产,造成收入和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尽管城乡之间壁垒森严,但通过税收、储蓄以及其他途径,大量农村中的资源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社会;在税制改革的推动下,这样政府获得越来越多的财政收入,然后将这些收入集中投向大城市头脑是特大城市;证券市场的发展,企业间的重组和兼并,将越来越多的资金和技术、设备集中到数量越来越少的企业之中。所有这一切,都在从根本上改变着中国的资源配置的格局。

这种资源重新积聚的趋势,对中国社会正在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首先,群体间的收入和财富差距越拉越大。在改革初期的“做大蛋糕”的改革模式中,是在失败者出现之前造就了成功者。但在90年代,由于资源配置机制的变化,社会中的一些人迅速暴富起来,而原来在改革初期得到一些利益的边缘和弱势群体日益成为改革代价的承担者。也就是说,90年代是一个改革的失败者显现的年代。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一个数量不多的“富人”群体开始形成,福布斯评选出的2001中国大陆百位首富企业家提供的数据表明,仅前10位首富,就拥有资产559亿元(当然,这里所说的拥有的资产不能完全等同于个人财富,但也可以大体看出财富占有的情况)。另一方面,城市中的失业者成为一个最引人注目的群体。这个群体在改革前,无论在经济收入还是在社会地位上,都处于明显的优势位置,但在过去的10几年中,已经沦为城市社会的底层。一些开工不足企业的职工,和部分退休职工,也大体可以属于这个群体。

其次,是社会的边缘地带,出现明显的凋蔽。这特别是表现在农村和小城镇。在一些地方的农村,已经很少能够看到年轻人。有的村庄已经成了“空壳村”。而且道路和水利等基础设施普遍破败失修。在这种现象背后的,是过去10几年的时间中,农业已经基本成为一个无利可图的产业。在这一段时间里,尽管国民经济以6-8%的速度在增长,但农民的收入,基本是停滞不前。在19997年后,尽管农民收入的平均水平还在以缓慢的速度上升,但实际上,就大多数以农业为主的农民来说,收入实际上是下降的。

再次,基层被掏空。近些年来,财政收入越来越多地集中到上级政府,基层政府的财政能力越来越弱。特别是一些农村的乡镇政府负债累累。现在已经有相当一部分县级政府没有能力支付公务员和教师的工资。而据正式公布,目前乡镇政府负债已达2000多亿元。据专家估计,实际上远不止这个数字。同时,在村庄的层面上,一个村庄负债四五十万元屡见不鲜。

[第三篇]

资源重新积聚与弱势群体形成

孙立平

2002年1月20日

90年代资源重新积聚的一个直接结果,是在我们的社会中开始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弱势群体。

当然,弱势群体在任何社会中都会存在的。在80年代乃至改革前的中国社会中,弱势群体也是存在的(当时主要是指老弱病残人口)。现在我国的弱势群体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下面的一个原因。第一,在贫富悬殊不断扩大的背景下,这个群体的存在格外引人注目。第二,原来的弱势群体主要在农村,虽然人们也知道有贫困的农民存在,但毕竟离社会的中心较远,在社会的中心那里形不成深刻而具体的印象;而现在在作为中心的城市本身就出现了一个城市贫困群体,弱势群体中这个新的因素的出现,令人们对弱势群体的感受更加直观和具体。第三,在80年代,尽管有弱势群体存在,但他们的生活状况也在朝着好的方向改善着。而进入90年代,特别是进入90年代中期之后,在弱势群体中,绝对贫困的现象开始出现。这意味着在我们的社会中,在经济相对迅速增长的同时,有一些人的绝对生活状况在下降。第四,如果拨开平均数字造成的迷雾,人们可以发现,在过去几年的时间里,这个弱势群体的数量不仅不是在减少,而是在上升。正因为如此,在目前我们的社会中,弱势群体问题正在成为一个迫切需要关注的现象。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主要是由如下的几个部分构成的。

第一,贫困的农民。在80年代初,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提高农副产品价格两个因素的双重作用之下,农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一度迅速提高,甚至在当时连城里人都多少有些心理不平衡。紧接着,在城市中的企业仍然被旧体制严重束缚的同时,乡村中由改革释放出来的“自由流动资源”,因无法流入体制封闭的城市而在乡村中积聚起来,造成了乡镇企业的暂时繁荣。这种暂时的繁荣和生机,使人们误以为中国农村的发展出现了真正的契机,仿佛农村成了“希望的田野”,一些学者也头脑发热地将其概括为“离土不离乡”的中国式的现代化模式。然而好景不长,80年代中期农村改革的能量基本释放完毕;90年代中期乡镇企业走到强弩之末。加之粮食等农副产品价格的持续下降,农民的“弱势”特征开始逐渐表露出来。据专家估算,在90年代的最后几年中,粮食的价格下降了30%多。这意味着,对于绝大多数以种植业为主的农民来说,近年来实际收入是下降的。一方面是农民实际收入的下降,另一方面是城市居民收入的提高,结果就是城乡差距的迅速扩大。1978年中国城乡人均收入之比是241,到1983年缩小到171。呈明显缩小的趋势。但到了1997年,又迅速扩大到2512000年扩大到279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达到历史上的新水平。从占有的金融资产来看,1999年末农户储蓄余额约为10000亿元,不到全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的五分之一。而农民在全国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将近65%。农民问题的严重性还不在于上述数字所表明的农民的贫困状态,更重要的是,只要农民被束缚在“乡土”上这一结构性条件不变化,农民问题几乎看不到有希望的解决前景。一个基本的事实是,现在中国农民的收入,与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的收成状况已经几乎没有太直接的关系。最近几年粮食生产基本是丰收或持平,即使是在丰收之年,农民的收入也没有增加,甚至反倒是下降的。而在中国已经“入世”,且国内大部分农副产品价格远远高于国际市场价格的情况下,依靠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价格来增加农民收入,显然是不可能的。

问题很清楚,在一个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时代,“乡土”所能够提供的资源和财富将会是非常有限的,其在整个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会越来越小。差别只是在于,在西方国家,这个过程伴随着农村劳动力和人口大量涌入城市,“乡土”上的人口越来越少;而在我国,当这个过程发生的时候,城乡的壁垒仍然将广大的农村人口束缚在“乡土”之上,由偌大的农村人口(将近10亿)来分享日益萎缩的那点资源和财富。在这种情况下,依靠种植业为生的农民沦为弱势群体,就是必然的。

第二,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弱势群体的含义不仅仅是经济的,同时也是社会的。农民工就是一个典型的由经济和社会双重因素造就的一个弱势群体。从90年代初开始,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到目前为止,已经达到上亿人的规模。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看,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已经成为一个具有相当规模、身分和社会地位相当独特的社会群体。从一个方面来看,农民工进城打工,不仅对于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对于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素质,其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有研究报告表明,农村青年认为进城打工的最大收获是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但在另一个方面,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农民工一开始就是以一种不平等的社会身分进入城市的。对于其中的许多人来说,他们虽然是居住在城市,工作在城市之中,但在制度上他们不是城市社会的一员。

从动态的角度来看,值得关注的是,在90年代初“民工潮”刚刚发生的时候,虽然涌入城市的农民工人数众多,但或是在城市中做一些拾遗补缺的工作,或是在一些边缘性的工种中从事一些城里人不愿从事的工作。那个时候,他们更像城市中“临时的过客”。有他们没他们似乎也没有太大的关系。但在十几年后的今天,许多临时的过客似乎开始在这个不属于他们的城市中安顿下来。在一些行业中,比如建筑业,他们已经成了一线工人的主体。那些在这里从事拾遗补缺工作的人,也在拉家带口地要在城市中安顿下来。然而,尽管是这样,僵硬的户籍制度仍然将他们排斥在他们所工作和生活的这个城市之外。在这个城市社会中,我们无疑是下等人。其中的相当一些人有过被收容和遣送的经历。本来,按照1982年国务院发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收容遣送工作主要是救济、教育和安置城市流浪乞讨人员。但在近些年来,它已经成为城市中的某些部门专门用来对付农民工,甚至以此来创收的手段。

而在工作场所中,他们的基本权利经常得不到应有的保障。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农民工所从事的都是城里人所不愿从事的工作。工作环境差,待遇低。2000年在广东惠州曾发生一起一个月工作500个小时 使得打工仔当场累死的事件。据了解,这家手套厂工人都长时间地加班,一个月里每个工人的平均工作时间要超过500小时。但工人的月工资最低的只能拿到300元。第二,基本的人身权利得不到保障。第三,工资经常被拖欠。

第三,城市中以下岗失业者为主体的贫困阶层。90年代以来,我国失业下岗的问题日益严重化。在城市中,失去职业意味着基本生活来源的断绝。因此,在最近的几年间,在我国的城市中已经形成了一个以失业下岗人员为主体的新的贫困阶层。这是原来不曾有过的现象。与农民相比,这个贫困群体有一些独特的特征。第一,农民还有自己的一块土地,即使缺少现金收入,吃饭的问题还可以自己解决。而城市中的居民没有这块土地,当现金性收入断绝的时候,可能连吃饭都成为问题。有关部门1999年对北京市1000名下岗职工的调查显示,职工下岗前后个人收入平均下降61.15%,特困户下降的幅度还要大些。第二,普遍贫困是农民所处的基本环境,在农村中缺少贫富差别的刺激;而在城市中,贫富差别以极为鲜明的状态存在着,不时对城市中的贫困群体产生强烈的刺激。第三,城市中生活费用高,且缺少弹性。在90年代初期和中期,物价和生活费用急剧上升,在90年代末,虽然物价相对稳定,但增加了一批原来属于社会保障而现在则需要自己负担的消费项目,如住房、子女的教育费用、部分的医疗费用和养老等。由于下岗职工主要集中在3545岁之间,他们上有老、下有小,其工资收入是家庭生活的主要来源,一旦下岗,全家就会陷入贫困的境地。第四,在单位仍然具有很强福利化特征的情况下,失去工作和收入的同时意味着失去诸多的福利。

弱势群体是任何社会中都会存在的现象。关键是我们应当认清特定社会中弱势群体的特征,以便采取正确的对策。

[全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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