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这几天,我们被几个地方的村民所包围着。福建晋江的四个村民千里迢迢到北京来反映土地被占之事,江苏述阳一村庄的村民几次打电话来反映情况,当地镇政府强迫他们 出卖地。 而晋江灵源街道林口村的居民更是苦难,他们已经为保卫自己的土地和房产苦斗两年了。纵观历史,任何一个朝代,都没有发生过如此大量涉及人民生存居住的事件。甚至,任何一个朝代,官权都没有大到今天这种毫无制约的程度。这难道就是改革的理由、发展的理由吗?当我们在严密关注全球经济危机动态之时,又怎能不为我们的人民分心!衷心希望有关部门能出面关注一下。本期文集中有几篇很重要的内容,可供战略层面的人员研究参考。]

美国正在为美元贬值做准备!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2025年的全球趋势》

江苏沭阳新河镇政府强占农民800亩土地

晋江市灵源街道林口社区被拆迁户呼吁书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编辑

2009年3月13日

目录

 村民:《江苏沭阳新河镇政府强占农民800亩土地》

群众来信:《晋江市政府和国土局强占人民房屋及土地----晋江市灵源街道林口社区被拆迁户呼吁书》

仲大军:《社会敌意产生的原因及消除办法》

张宏良:《公有制演变成官有制----官权泛滥的中国》

世经政所:《外部环境进一步恶化,启动内需要重点突破》

美联储文件:《货币严重贬值未必对经济有害》

Joseph E. Gagnon:《发达国家的货币崩盘:小题大作?》 (点击查看)

  张斌:《重点突破:出口困境下的中国经济选择》

共道战略研究所:《经济危机将引领全球和中国进入新的大变革时代

蔡历:《经济危机是经济、社会、意识形态三层面矛盾30年积累的结果》

蔡历:《中国经济增长的“自行车模式”》

 蔡历:《应对经济危机须以改善收入分配为纲》

Dani Rodrik: 《经济学家对危机的责任》

左俊:《审视建国六十周年全球化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智敏:《我们需要政治家的良知》

黄梦男:《当以天下智慧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亚洲周刊:《乌有之乡书社突然遭到警方查抄》

李众敏:《吉利该不该洽购沃尔沃(VOLVO)?》

 王永中:《美国金融危机与国际金融新体系:日本学者观点综述》

李强:《在国际贸易保护中寻求最大经济利益》

课题组:《“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研讨会观点综述》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2025年的全球趋势:一个经过改造的世界》  尹宏毅 翻译

草一民:《最高法院副院长们的兼职问题----司法腐败到了不能忍受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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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仲禹" <zhongyuhaoa@163.com> 2009-03-11 22:14:52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关于沭阳县新河镇非法强行租赁农民八百余亩耕地的举报

江苏沭阳新河镇政府强占农民800亩土地

江苏省沭阳县新河镇大营村 村民

2009年3月12日

    江苏沭阳县新河镇自2009年2月10日以来,镇政府组织抽调各机关、各村委会居委会二百余人,组成六个工作小分队,分别对新河镇大营村,刘庄组、关庙组、姜圩组、苏庄组、张东组、张西组八百余亩花卉木农户发起签字运动。他们采取撬门、打坏门窗、翻墙入院等方式,强拉强拽地要农户们在“土地租赁合同书”上签字、按手印,以每亩一年1000元的价格租给“花乡园林服务中心”,租期为30年。

    很多村民拒绝签字,不按手印。于是,小分队的人员就自早上5点到晚上10时在各家各处找毛病。你家是超生户,就罚款并要拆房子。你家是教师就要让你下岗,你家是工商户就要关你家门。原来建房子没有手续的就要拆你家房子,而且欧打多人,利用强迫威胁等各种手段,强拉强拽逼迫农民在所谓的“土地租赁合同书”上签字、按手印,真正的用地用途我们一无所知。

    2009年3月10以来,镇政府组织镇直机关,村组干部,并统一配备标志,分别组成六个小分队到大营村各相关组,不找农户做任何工作就带领其小分队以及临时工,强挖、强砍农户苗木。张西组吴宗梅、徐金霞,关庙组胡方华,就问镇村干部,你们为什么要挖我们老百姓的苗木,他们不让说话,就不问青红皂白地说,你们带头阻挠政府办公,镇政符书记肖卫东指使镇干部张松田、村干部张立春等为首人员大打出手,谁说一句就打谁,致使村民吴小梅、徐金霞、胡方华被打伤住进医院治疗,其中被打伤人员不下数十人。在当地造成恶劣影响。就是这样,新河镇政府还在继续变本加厉,增加工作小组人员到大营村相关六个村民小组,挖砍农民大面积花卉苗木。

    新河镇就有这么大的权力,800余亩400多户农民花卉苗木土地,就这样被非法长期占用吗?还要建设商住房及房地产开发,他们就有这么大的权力视农民如草芥吗?农民何时才有出头之日?这哪里是老百姓所信任的共产党干部这和土匪恶霸有什么区别?

    以上举报情况皆属实,请求派员调查处理,还老百姓以公道,如有不实之处愿承担法律责任。

    江苏省沭阳县新河镇大营村村民:

    ......
 

 

  [编者按:下面是上访群众递交的材料。]

晋江市政府和国土局强占人民房屋及土地

----晋江市灵源街道林口社区被拆迁户呼吁书

2009年3月

    2007年9月5日,晋江市官员滥用职权,假政府之名发出《晋江市灵源街道林口改造区一期工程范围内原集体土地上房屋等构筑物限期搬迁的公告》。强令当地居民搬迁。

    此公告遭到当地居民强烈反对,并诉诸法院。但是,2009年2月13日,晋江市法院寄来《执行通知书》,称“18日前自行交出土地,逾期不自动履行,本院将依法采用强制措施”。这意味着我们的生存权和工作权将遭到粗暴的剥夺,我们辛辛苦苦多少年营造的家园房舍以及厂房一夜间将化为乌有。

    晋江市灵源街道林口改造工程没有任何“国家建设项目”的证据,要拆迁的房屋全部是当地居民十几年间新建的二三层楼房,其中有座高7层面积8000多平方米的泰鸽大厦,距公路中间线32米多,可容纳全村5000多人在里面睡觉,但这样好的建筑,政府开发商公然动用几十人用大型机械把它砸掉。这些腐败官员拿着人民的血汗钱,干着破坏社会财富的勾当,罪大恶极。

    2007年7月26日,街道办副主任林晓为亲自指挥断水断电。这个共产党员,2005年时组织公安人员把上访的村民柯世轧抓上汽车,痛打他的头部,致使柯入院抢救,开刀三次才拣回一条命,头部至今三处无头盖骨,最大的一处鸡蛋放得进去。林晓等说:“土地是国家的,要收回就收回,这个工程是市长要的,不同意就强制,价格是政府定的,不能改,政府要找一个人还不容易,上告没有用,都是官官相护。”

    2008年6月20日,《晋江经济报》报道,拆迁全部用于开发商建商品房,共776套,大型购物商场一个。开发商的商品房成了“国家建设项目”!晋江权力已经私有化,官商勾结,什么事情都能干出来。

    拆迁补偿每平方米只给600元,还要扣去25%的拆迁费。土地每亩最高价3.4万元,其次是1.8万元和5000元。

    2006年3月14日,全国人大会议结束,温总理接见中外记者时说:“农民的承包地30年不变,甚至永远不变,必须严惩那些违背法律、强占乱占土地的违法官员。” 但是,第二天,街道办事处便出动党政干部公安保安200多人,开着警车、铲车、推土机共40多辆强行推埋碾压我们的房屋和土地。法在哪里啊!

    几年的摧残和折磨,断水断电,多次强搬东西、查扣、封厂、罚款、抓、关、挨打,我们已经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勤政楼”街道办公室里,彭培育书记叫十几个年轻的共产党员干部,推倒96岁的蔡阿彩老人,满脸通红,虚汗流淌,当场昏倒。这些人还插着腰说老人是装死。

    纵观我们晋江的历史,最反动的政权都没有强占人民房屋财产的,闽南话叫“厝拆墓挖”,十恶不赦。这是一场严酷的剥削与反剥削、压迫与反压迫的斗争。剥削阶级利用改革的口号,正在把社会主义的中国拉向封建资本主义社会,人民民主专政正在变成官僚资产阶级专政。他们正在把人民群众多年积聚起来的财富侵吞抢夺,以发展经济为名,政企勾结,官商勾结,抢夺农民的土地。

    谁说没有阶级斗争,现在以建设新农村为口号,公开抢夺,并实行官僚资本对劳动人民的专政。人民又吃二遍苦。旧社会的白狗子南霸天又回来了。拆迁办俨然成为一个黑社会组织,无法无天,和人民社会主义主张的和谐社会背道而驰,强占人民财产一点都不手软。党的肌体正在被这些坑害老百姓的蛀虫腐蚀。人民共和国的性质已经发生质的变化!

    当今的社会已经变成物欲横流、寡廉鲜耻的社会。共产党已经不再为劳动人民服务,马列主义正在变成修正主义的党,法西斯的党。

    晋江现在最少有几百人被抓、被关、被判刑。农民依法保卫自己的土地房产犯什么法?晋江市政府无法无天,无任何手续,强制拆迁,天理何在?

    还我财产,还我家园!我们强烈盼望中央政府能关注这个事件!我们呼吁各级政府伸出援助之手,解救我们这些苦难中的被拆迁居民!

晋江官场黑无比,贪赃枉法榨民脂。

官商勾结恶地痞,占地拆房民哭泣。

法律法律不实施,官官相护法如屁。

人民哪去讲道理,骂声载道声如雷。

治贪惩腐泽东旗,官清民安好时期。

改革开放缺整治,官商勾结是国弊。

惩贪肃法要及时,锦涛家宝民信你。

贪官污吏全除去,和谐社会谱新曲。

 

    福建省晋江市灵源街道林口社区拆迁户:

    陈文远 柯文猛 柯永安 李再兴 陈青竹  蔡阿彩 何桂英  陈承发  陈凤颖  李红桔  柯拥护 柯锦珠 ......

    手机:13506066400, 13960351988, 13055326482, 13599157536, 13808555404,

 

 

仲大军先生在京出席“社会敌意事件与调控·犯罪学高层论坛”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编者按2009314--15日,由中国政法大学和京鼎律师事务所等单位联合举办的“社会敌意事件与调控·犯罪学高层论坛”在北京中国社会主义大学文华大厦举行。仲大军先生应邀出席了会议,并做了重要发言。在一天半的会议中,有四五十位来自全国各地科研院所、司法公安界的学者参加了会议,大家对皮艺军教授提出的“敌意事件”从概念到现实进行了深入讨论,仲大军先生对社会敌意的产生到消除进行了重要阐述。

    出席会议的专家学者有: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军、中国政法大学犯罪学专家教授罗大华、皮艺军、公安部老干部戴宜生、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教授卢建平、北京京鼎律师事物所张星水、杜兆勇、上海政法学院教授严励、岳平、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周孝正、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单光鼐、媒体知名评论员鄢烈山、中国公安大学教授李玫瑾、卢国显、公安部三局研究员李慧、中国社科院农村所研究员于建嵘、北京工业大学社会学教授张荆、江西公安专科学院教授周良沱、章健、刘须群、浙江金华人民警察学校高级讲师中国犯罪学学会常务理事付跃建、湘潭大学法学院教授杜雄柏、山西公安专科学校系主任廖满堂、犯罪学学者储槐植、冯树梁、王牧、赵可、卜安淳、席小华、谢勇、吴宗宪、于国旦、夏吉先等。 仲大军的发言提纲如下。具体情况请点击“照片”查看。

社会敌意产生的原因及消除办法

----给3月15日会议递交的参会文章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

2009年3月14日星期六

    敌意是一种态度和情绪,尽管它不是明显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但它反映了社会间的一种生活氛围。这种社会氛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这个社会的稳定和安全,影响着社会生活的质量和人民的幸福程度。

    当前社会大体有四种敌意情绪的存在。第一是官民对立敌意情绪。第二是贫富差别导致的敌意情绪。第三是改革分歧导致的敌意情绪。第四是宗教信仰不同导致敌意情绪。

敌意的类型

    官民之间的敌意,主要是政治问题导致的。这里面既有政治制度的落后,也有官僚腐败、伤民害民等问题。解决官民之间的敌意,需要在政治制度方面下工夫。

    第二种产生在社会中的敌意是贫富之间的敌视,经济发展不平衡,收入分配不合理,不公平,贪污腐败盛行,在极大程度上助长了这种社会间的敌意,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壁垒分明贫富阶层。传统的阶级对立又在悄悄诞生。解决办法当然是收入分配制度公平公正,缩小社会贫富差别,消除特权垄断,加大社会保障,提高社会福利,建立一个平等尊重的社会。

    第三种敌意是由对历史和对改革持不同看法产生的。当前我国思想界最大的对立是对改革所持的态度及对历史所持的态度。拥护改革和反对改革、拥护前三十年历史和反对前三十年历史的人形成了旗帜鲜明的两大派别。这里面既有利益方面的原因,也有思想理论方面的原因。这种敌意是由阶级斗争时代和改革分歧产生的。受益者和受损者在这场大辩论中产生了较大的冲突。

    第四种社会敌意产生在不同的宗教信仰之间。儒家文化与基督文化之间潜在的敌意已在中国社会产生。但这种敌意目前看最不突出。

敌意产生的原因和消除的方法

    总起来看,当前我国社会中存在的种种敌意情绪都在不断加剧。这种状况使我国社会充满了危险性。因此,当前的中国极需产生一系列的消除敌意的制度设计和思维方法。

    社会敌意的产生主要是有几种原因,一是社会政治制度缺少解除敌意的制度设计,社会缺少平等和公平的对话机制,缺乏相互交流意见的平台,由于没有建立起科学的选举制度,一些不合格的官员不能及时撤换,优秀的人物不能参与社会管理。这些问题主要在于中国至今没有建立起科学的民主政治制度。政治改革严重滞后。

    二是政府的经济政策和法规制定得不合理,民意和民情难以上达政府,使社会产生经济利益冲突,由此产生社会矛盾、分化和对立。三是中国社会的认知方法有问题,不能正确的认识问题。认知方法导致的社会敌意目前在我国大量存在。所以,解决当前我国社会中存在的敌意问题,除了要在政治制度和经济政策上进行调整,更要对传统的认知方法进行改造。

中华民族要走走出瞎子摸象式的认知水平

    一个民族的认知方法和水平很重要。它是一个民族最惯常的思维方式。中华民族的认知水平片面既有历史根源,也有现代进步落后等原因。

    中国人历来缺少对彼岸的凝思,缺少内心的沉思,只有此岸,没有彼岸,只有主观,缺少客观,只有具体,缺少普遍。中国人往往更多地是关注自我感受,自我感觉,注重主观,忽视客观,凭感知办事,缺少对对手的研究与了解。中国人很少站在对方的角度看问题,理解问题,因此往往很少体谅对方的感受和痛苦,认识问题偏重于一端 ,缺少宽容,也缺少忏悔与和解。

    譬如当前左右两派的分歧,一些人把前三十年看成天堂,另一些人把前三十年看成地狱。争来斗去,不过是一群瞎子在摸象,各说各的感觉,没有相互理解,更没有全象认识。文革时期肯定是一部分人的天堂,一部分人的地狱,两个世界,但两端的人都要把那个时代说成是绝对的天堂和地狱。在这种情况下谁都不会认同 ,只能形成严重的敌意与对立。

    由于认识方法不同而造成的敌意,在当前中国社会大量存在。这种认识方法造成的问题,更严重的是影响了中国现代民主制度的建立。由于每一派每一方都各执一词,没有理解和妥协,所以,今天的中国始终没有建立起民主共和制度。只有一党专制或一派专政。这与中国传统的认知方法有极大的关系。

    一种思维方式的转变,很可能带来整个社会政治经济全方面的转变。因此,中国人今天的思考要更深入一层。
 

 

 

 

发件人:"tianyang001" <tianyang001@sina.com> 加入地址本 2009-03-14 12:27:30 +0800收件人:"大军" <zdjun@263.net>抄送:标题:家天下文化值得思考。令人毛骨悚然的收费站图,被官权切成碎片的当今中国.doc (169.5 K)

公有制演变成官有制:

从令人毛骨悚然的收费站图,看官权泛滥的中国

中央民族大学 教授 张宏良

2009-03-14

    看到一张密集如网的收费站照片,不禁浑身滚起了如收费站一样密集的鸡皮疙瘩,我们无法想像二千多年前就已经实现了“车同轨、书同文”的国家,公路竟然被切割成如此细密的无数碎片。该照片已得到山西省高速公路管理部门认定,只是所作解释与绝大多数人的感受相反,他们认为高速公路出入口多是一个好现象,更加方便车辆进出,有多少出入口,自然就有多少收费站,只有外行才会大惊小怪。那么,全国公路收费站多到什么程度呢?来自于官方和网络的2个数字相差极其悬殊。

    根据国家审计署对高速公路的审计报告测算,全国收费公路超过19万公里,收费站有6千多个,平均30公里有一个收费站;来自网络上的google地图统计,全国收费站是86053个,二级以上公路353306公里,如果二级以上公路都不放弃收费机会的话,平均4.1公里就有一个收费站。两个数字之所以如此悬殊,主要是两方面原因:一是审计署统计的是收费站,而google地图统计的则是包括全部出入口的收费管理点,一个收费站会有多个出入口的收费管理点;二是审计署统计的只是国家正式批准的收费站,未包括非正规收费站特别是县乡设置的收费站,而google地图统计的则是全部收费站。

 

 

    暂且不考虑google地图统计数字是否准确,即使按照审计署官方资料来看,情况也足够惊人。全国19万公里收费公路,意味着二级以上公路半数都在收费,收费公路历程可环绕地球四圈半。就在不久前社会还抱怨“全世界收费公路的71%在中国,世界收费公路总长不过14万公里,中国就有10万公里。”可是话音未落,中国收费公路就由10万公里增加到19万公里,占世界收费公路的比重也由71%提高到82%,发展之快令人瞠目结舌。2005年审计署对全国19万公里中的8.68万公里收费公路进行了审计,审计结果显示收费5100亿,以此折算19万公里收费将超过1.1万亿。每公里收费接近6百万,每米收费接近6千元,如果把每米收费用百元大钞连接起来接近一公里。据《山西日报》和《中国公路网》报道,山西省高速公路全程约2千公里,2008年收取通行费达到87.16亿元,每公里一年收费超过4百万,堪称是举世罕见的暴利产业,地方官员的第二银行。连审计署署长都惊呼,中国高速公路变成了高价公路,更为关键的是,中国的公路已不再是公路,而变成了名副其实的私路。

    以往是大路朝天,各走半边,富人半边,穷人半边,穷人至少还有沿街流浪的权利;现在却是大路朝钱,穷人靠边,连沿街流浪都变成了穷人难以企及的特权。或许有人会说:修路需要花钱,自然就要收费。如果说修路花钱就要收费的话,请问古往今来有哪条路不是花钱修建的,可有哪朝哪代设置过收费站?当初秦朝实行“车同轨”将天下道路修建一遍,相对于当时经济发展水平来讲,投资规模之浩大远远超过今天,并且还是被知识分子痛骂2千多年的暴政,都没有在全国设置收费站。虽然当今世界有20多个国家高速公路收费,但收费里程很短。美国9万多公里高速公路,收费里程仅为7800多公里,收费里程不到9%;而中国高速公路收费里程的比重超过美国10倍,90%以上的高速公路都收费。即便把全世界高速公路收费里程都加起来,也仅仅相当于中国高速公路收费里程的四分之一。目前我国已建成高速公路的90%以上,一级公路的80%以上,二级公路的40%以上,都是收费公路。显然,修路花钱只不过是收费的公开借口,并非是收费的真正原因。其真正原因,在于官权化改革把资源和市场同时集中于官员手中,把中国经济变成了官人经济和收费经济,就经济性质来讲是官人经济,就经济特征来讲是收费经济。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畸形经济形态。畸形经济形态是由中国社会的畸形结构决定的。如果中国是社会主义社会,会形成大众经济而不是官人经济;如果中国是资本主义社会,会形成消费经济而不是收费经济;只有目前这种官权主导的市场化社会,才会形成官人经济和收费经济。

    可以说,官人经济是当今中国经济最重要特征,它既是包括收费公路在内的公共资源商品化私有化的根源,又是公共资源商品化私有化的结果。较早期间有人将其概括为是权贵资本主义,只是人们往往将权贵资本主义和中央集权联系在一起,误以为只要消除中央集权,就能够铲除权贵资本主义。其实正好相反,权贵资本和官人经济不仅不是中央集权的产物,反倒恰恰是官权对中央集权的历史性胜利,是官权战胜中央集权的结果。世界历史上有许多集权国家,中国2千年封建社会更是集权统治,却从未有过把公共资源作为官员牟利工具的经济体制。道理很简单,中央集权国家大都具有家天下的观念,既然是家天下,就绝不允许各级官员占有公共资源,如同主子绝不允许仆从占有家产一样。只有在主仆关系颠倒的情况下,仆从才有可能公开占有主子财产。中国的官权化改革恰恰就是这样一个主仆颠倒的过程。中国之所以会形成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官权化改革,根本原因在于文革博弈的失败。文革是人类社会由精英时代向大众时代转变的第一场政治大博弈。由于文革不是精英群体之间的博弈,不是一部分精英反对另一部分精英的博弈,而是人民大众与整个精英群体之间的博弈,是要用大众政治取代精英政治,这就在客观上造成了精英群体空前的团结一致。虽然当时中央集权和百姓民权的政治联合,对官权形成了沉重打击,但是在空前团结强大的精英群体面前,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众与精英之间,民权与官权之间的政治大博弈,最终以民权的全面失败而结束。建立在清算文革基础上的改革,自然成为约束中央集权,镇压百姓民权,扩大和巩固官权的过程。随着公共资源由中央集权控制向地方官权控制的转移,官权越来越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以往中央集权控制的计划经济,最后演变成为地方官权控制的官人经济。

    官人经济或曰官权经济的形成,意味着官员既是资源占有的主体,又是市场交换的主体,可以随意通过右手掌握的市场,去变现左手掌握的资源。而对于官员来讲,最方便变现的资源就是公共资源,因为官员是占有公共资源的天然主体,不像占有私人资源那样还需要一个“扒房子圈地”的抢劫过程。如此一来,公共资源便逐渐异化变质,乃至最后完全消失,中国成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没有了公共资源的国家。公共资源完全商业化市场化私有化了。

    首先,公共资源完全变成了融资平台和金融工具。本来,公共资源的功能应该是创造公共产品,满足公共需要。可在地方官员手里,公共资源的功能不再是满足公共需要,而是用来进行融资和实现增殖,在他们眼里,高速公路等公共产品,如同股票、期货等金融工具一样,完全是实现资本增殖的手段,此外没有任何其它功能。如果一定要找出公共产品与金融产品之间区别的话,就是公共产品在金融产品的市场化融资手段之外,又多出了向老百姓强行摊派等行政集资手段。把中央政府制订的“贷款修路,收费还贷”,变成了“集资修路,收费发财”。北京首都机场高速公路总投资11.65亿元,其中银行贷款7.65亿元。3年后,在已经收回贷款的1997年,又重新批准收费期限30年,至2005年底已收费32亿元,估算全部收费将超过120亿元。根据交通部资料,自1984年国家允许公路项目融资到2000年,期间公路项目融资超过6700亿,按照10倍投资收益,仅公路收费一项就能切掉社会6至7万亿的财富,用眼下那句时髦话说就是:官员想不发财都难。

    如果认为这数万亿资产,这数倍或数十倍增殖的财富,是进入了地方财政,那就大错特错了,完全不符合官人经济的性质。我们之所以总是称之为官人经济,而很少称之为官权经济(这样称也未尝不可),就在于这些金融化的公共资源和公共产品,并没有停留在官员共同占有的官权阶段,而是以各种形式不断地变成了私人财产。一是在建设阶段以贿赂形式的瓜分,二是建成后以私有化形式的瓜分。中国公路建设资金究竟有多大比例被瓜分掉无法统计,但是不断暴露出来的案子足以说明问题,重庆巫山县是一个国家贫困县,全县财政收入也就一亿元,可是仅一个交通局局长受贿金额就超过2千万元,中国基建规模和速度举世瞩目的真正原因就在于此。通过地方政府募集资金建成的公路进入收费阶段后,便进入了所谓市场化运作阶段,以市场化的名义把收费权转让给私人公司,结果就是政府投资,私人收费,完成官人经济蛹化蝶的全部过程。如果转让过程是名符其实的市场交换倒也罢了,关键是整个转让过程完全是空手套白狼的传统把戏,与当初收购国有企业的手段完全相同,把想要购买的收费公路抵押给银行,以此获得抵押贷款再来购买收费公路,购买者实际上分文未付。如同用你们家的房子抵押贷款来买你们家的房子,购买者根本就没花一分钱。根据审计署提供的资料,收费公路70%的转让都属于这种空手套白狼。另外30%的转让,虽然表面看上去是真金白银的买卖,其实也是用政府的钱来买政府的项目,仍然属于空手套白狼,与抵押贷款进行收购的唯一区别在于,是用政府左兜里的钱收购政府右兜里的项目。上海滩上的张荣坤就是典型,挪用政府社保资金收购高速公路,然后再用高速公路抵押贷款归还社保资金,结果都一样,都是分文未付便获得了巨额投资建立起来的收费公路。

    其次,公共资源和公共产品完全变成了收费工具。甚至包括名山大川等自然资源也变成了收费工具。公共资源的商品化和牟利化,把中国经济变成了与现代经济相对立的一种特殊经济——收费经济。现代经济就其本质而言属于消费经济,消费率越来越高,消费既是构成总产值的主体,又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和目的。消费经济的形成和发展,已成为人类现代文明在经济领域的根本体现,是社会民主发展的根本经济成果,是大众经济时代的根本反映。消费经济和收费经济的根本对立在于:消费经济的发展主要表现为GDP增长越来越缓慢,但是人们的消费水平却越来越高,工资收入在GDP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社会贫富之间越来越和谐,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越来越可靠,人们对未来的预期清晰坦然,人们的幸福值越来越大;收费经济则恰恰相反,主要表现为GDP高速增长,但是人们的消费水平却越来越低,工资收入在GDP中所占比重不断下降,贫富对立越来越尖锐,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没有依靠,人们对未来预期越来越没有把握,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明天会怎样,未来生活保障在哪里,终日生活在惶恐和压力之中,唯一能够缓解惶恐与压力的方法就是储蓄,用拼命储蓄来减轻今后未知命运的压力和恐惧。这就是美国人拼命消费,中国人拼命存钱的根本原因。

    目前中国经济的“两低一高”,就是收费经济发展的结果。目前中国的工资收入占GDP比重和消费率双双创出了世界最低,工资收入的比重已接近10%,消费率下降到35%左右,不仅低于发达国家的70%,也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甚至低于我国六十年代初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在工资比重和消费率双双创出世界最低和历史新低的同时,中国储蓄率却是世界最高并且不断创出历史新高,2007年储蓄率48.1%,几乎相当于GDP的一半。中国人的拼命存钱让整个世界目瞪口呆,甚至惹来了美国人的抱怨,因为中国人把钱存到政府那里,政府又把钱存到美国那里,美国人不管不顾地尽情乱花,结果花出了金融危机,所以抱怨是中国养成了他们乱花钱的坏习惯。为什么中国人会在工资比重和消费率世界最低的情况下拼命存钱?就是收费经济发展的结果,就是三大支撑系统被摧毁的结果。现代经济的规律,就是人们越穷越要存钱,社会负担越是沉重,越是买不起房看不起病,越是不知道老来依靠在哪里,人们就越是存钱。储蓄率是社会文明发展程度的标志,一个社会越是可靠,人们对未来担忧越少,就越是大胆消费,储蓄率也就越低;相反,一个社会越不可靠,未来越是没有保障,人们就越是只能依靠自己,眼前就越是不敢消费,储蓄率也就越高。不知道明天的生活是压力最大的生活,现代社会的公共资源系统、社会福利系统、社会保障系统的最大作用,其实并非单纯物质方面的支撑,更重要的是对精神的支撑,对明天的支撑,对未来的支撑。所以苏联东欧的巨变摧毁了共产党领导,摧毁了社会主义制度,却没有摧毁这三大系统,因为摧毁这三大系统,就是在摧毁人们的明天,摧毁人们的未来,摧毁人们的希望。历史将会证明并且已经在证明,为了满足官权和资本的发财欲望,而摧毁现代社会三大支撑系统的官权化改革,必将使社会付出巨大的历史代价。

    当公共资源和公共产品成为收费工具后,公共资源和公共产品不仅不再能够满足公共需要,形成公共福利,反倒变成了沉重的公共负担。据世界银行报告测算,中国收费公路的货车通行费平均每公里超过1.2元人民币,2006年山西省高速公路通行车辆378万车次,收费超过40亿元,每辆车通行费超过一千元。每年上万亿运输费用打入商品成本,中国运输业的成本高于发达国家1倍,高于美国3倍,流通费用占一般商品价格的50%,占农副产品价格的70%,以至于农贸市场价格的变化,不再取决于生产状况的变化,而是取决于运输状况的变化,收费负担全部转嫁到老百姓头上,并且主要是转嫁到穷人头上。道理很简单,一方面,越是穷人,对公共资源的依赖性就越高,当公共资源变成公共负担时,所承受的负担也就越重;另一方面,越是穷人必需的生活资料,所分摊的运输费用比重就越大,为公共负担掏得钱就越多。那些省吃俭用的城镇居民的买菜钱,绝大部分都送给了公路收费站,尽管他们当中许多人一辈子都没有开车上路。如果取消公路收费,回复公路的公共性质,与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农副产品和食品价格至少会下降一半以上,人们生活水平将会大幅提高。可见,市场化的本质就是富人化,即便在没有外部干预的情况下,它也会把穷人逼上走投无路的绝境,如果再加上地方官员有意识地利用来进行财富分配,那穷人就只能是更加倒霉了。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现代社会,之所以越来越走上政府干预的计划发展道路,其主要任务就是消除市场经济的两极分化功能给穷人带来的灾难。与当今世界这一发展潮流相比较,中国的官权化改革的确是走上了相反的发展道路。所以,回归公共资源的公共性质,已成为今后中国改革回归正途的主要任务和根本标志。

    高价公路所反映的公共资源变成公共负担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和民生问题,更重要的是还涉及到国家的政治伦理和国之根基问题。以前我们就多次提到,旧小说中经常出现的场景就是:“此树是我栽,此路是我开,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这已经成为劫匪拦路、强盗剪径的经典语言。可见,古往今来,拦路设卡收费一直属于黑道勾当,属于当地政府围剿打击的对象,哪怕此路真是你开的,设卡收费也要坚决打击。掏钱修路只能属于造福积德的善举,国家可以表彰,社会可以称颂,百姓可以敬仰,但就是不能收费,强行收费就按劫匪强盗论处。拦路收费和打击收费,古往今来一直都是官与匪之间不可逾越的行为界限。即便是所谓的官匪一家,充其量也不过是官府与劫匪暗中勾结,绝不会由官府去接管劫匪的买卖。对黑道勾当只能打击不能接管,这就是古往今来所有政府都必需遵循的行为底线。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之所以立刻失掉了天下民心,就在于他不是打击汉奸伪军力量而是接管汉奸伪军力量,一步就跨到了历史反面。所以,政府一定要清楚,拦路收费是古往今来的黑道勾当,当地政府的职责是打击车匪路霸,绝不能代替车匪路霸。即便迫不得已作为一时的权宜之计,也必须严加控制收费的模式、范围和时间,绝不能大规模改变公路姓公的基本性质。目前实行公路收费的20多个国家,收费公路的比重基本控制在1%左右,而我国收费公路的比重已达到10%,并且比重还在不断扩大,新建二级以上公路的三分之二都是收费公路。虽然交通部规定收费站间隔要保持40公里,许多地方实际上已缩短至20公里,汽车尚未完全跑起来便又要停车缴费。同样实行公路收费的印度,收费站少得几乎感觉不到;澳大利亚也是,从堪培拉到墨尔本,油门一脚踩下去,800公里没有一个收费站。而目前我国,自驾车出行的通行费居然超过了乘坐火车和长途汽车的价钱。这已经超出了利用公共资源牟利的一般范围,变成了一种地地道道的合法抢劫。

    大家把公路等公共资源托管给政府来管理,管理什么?就是要管理和维护公共资源的公共性质,无论富人穷人,有钱没钱都能使用,避免公共资源变成少数强势者的私产。这是古往今来历朝历代不言自明的天道公理。所以历史上有的朝代哪怕是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也没有去拦路设卡收费,因为这是政府行为的最后底线,是官与匪的最后界线,一旦跨过这个底线,官匪之间就没有了区别,社会就没有了天道公理。历朝历代没有任何一个政府曾经跨越这条底线,道理就在于此。古往今来中国人的家训就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甚至连强盗小偷都讲究“盗亦有道”,政府更应该取之有道。政府的职能就是要保证天下财富取之有道,坚决打击强取豪夺的无道行为。如果政府本身取之无道,天下势必乱做一团,形成典型的强人社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人人皆匪,能骗则骗,天下无一人可信,世上无一物可靠,天大地大不如官大,爹亲娘亲不如钱亲,维系社会的道义力量将彻底崩溃,进入佛家所讲的末法时代。所以,公路收费,公共资源收费,收走的不仅仅是金钱,而是收走了社会的道义力量,收走了政府的伦理基础,最终必然形成地方政府黑道化,腐败收入制度化,财富抢劫法治化,使社会经济的发展丧失任何积极作用。最近胡锦涛主席针对“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的旧有论断,专门强调指出:“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任何时候都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就是对违背天道公理,悖逆人类文明的无道经济发展模式的严肃批判,这是30年来中国最高层对无道经济发展模式的第一次警告和批判。

    上面这张密如蛛网的收费站图片之所以令人毛骨悚然,还在于它把统一的国家切成了彼此分割的无数利益碎片,让人不禁想起了曹雪芹形容贾府那句话:“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瓤却也尽上来了”。一个内部已被切成利益碎片的国家,是最危险的国家。国家从内部被切割成利益碎片,是官权化改革的必然结果。公共资源成为牟利工具,标志着中国改革是典型的官权化改革,官权化改革的经济结果,就是政府直接进入经营领域,把权力作为经营工具。由于权力掌握在具体官员手中,有多少官员就有多少利益主体;有多少利益主体,国家就会被切割成多少利益碎片。如此一来,国家便不再是一个利益整体,统一的国家就只剩下一个外部空壳。二千年前“车同轨”的修路工程,把中国由一堆碎片连结成为一个利益整体,现在的收费站又把中国由一个利益整体再次切割成了一堆碎片。公共资源是国家作为利益整体最根本的经济标志,当公共资源被官权切成碎片时,国家的公共利益也就随之消失,国家便不再是国民共同的国家,而变成了官员的国家,变成了纯粹的官家。一旦当国家变成了官家,国家所有的一切就只归属于为官家;既然所有一切都归属于官家,那么包括外敌入侵的灾难,自然也就全部归属于官家。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老百姓经常把国难看成是纯粹官难,采取袖手旁观立场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国汉奸文化特别发达的根本原因。所以我们经常讲,国家的官权化和国民的汉奸化,是一对同生共死的历史双胞胎,官权化是汉奸化的政治根源,汉奸化是官权化的文化反映。他们之间表面互相对立,实则互相依赖互相催生;官权把反对汉奸作为自己恶性泛滥的根据,汉奸又把反对官权作为自己背叛祖国的理由,形成了难以选择的历史悖论,无论选择其中任何一方,结果都是国家和百姓倒霉。所以中国老百姓干脆袖手旁观,隔岸观火地做起了看客。据刘亚洲将军的文章提供,鸦片战争期间,一次广东的清军与入侵英军展开厮杀,周围山坡上观战看热闹的老百姓山呼海啸,如同元宵节观赏花灯一样兴奋尖叫。这就是官权化国家必然形成的国民状况。

    许多民族虚无主义者往往据此得出结论说,中国人素质差,国民性有问题,认为中国的家国文化是劣等文化等。其实不是。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具家国情怀的民族,中国的家国文化也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中国人把国放在家的前面,称之为国家;把为国尽忠放在为家尽孝的前面,称为忠孝;当忠孝不能两全时,毫不犹豫地尽忠弃孝。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中国家天下概念的集中表述,既表明了修身齐家和治国平天下具有内在统一性,又表明了他们之间不可动摇的内在逻辑顺序:修身服从于齐家,齐家服从于治国,治国服从于平天下。这种个人服从天下,以天下为家,以天下为己任的家天下文化,不仅是皇家的概念,不仅是一般文人士大夫的概念,同时也是一般贫民百姓的概念。正是这种家天下文化,使中国成为世界历史上唯一留存下来的文明古国;也正是这种家天下文化,还将使中国成为唯一引领世界走向大同的国家。天下一家是实现大同世界的文化基础,没有天下一家的文化,就没有大同世界的道路。可见,中国的家天下文化,不仅不是中国所谓国民性的根源,甚至还是走向大同世界的方向。世界一体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世界大同化的过程,大同世界需要有大同文化,这就是中国的家天下文化。

    可以说,家天下是中国政治文化的核心概念,中国历史上所有悲喜剧都是围绕家天下展开的,不同的家天下给中国历史和百姓命运造成了不同影响,概括起来就是三类:皇家天下,官家天下,大家天下。皇家天下是指中央集权主导的天下,约占中国历史三分之二的统一时期,就属于皇家天下;官家天下是指官权主导的天下,约占中国三分之一的分裂时期,就属于官家天下;大家天下是指民权主导的天下,只存在于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极短时间。除了这极短时间的大家天下之外,整个中国历史就是一部皇家天下和官家天下相交替的历史。由于皇家天下意味着和平和统一,官家天下意味着分裂和战争,所以历史上老百姓便不由自主地选择了皇家天下,同时,“朕即天下,天下即朕”的皇权一统,常常在利益上与地方官权形成对立,在客观上与老百姓渴望打击官权的历史要求相一致,老百姓自然把抑制官权的希望寄托在了皇家身上。这就是历史上中国老百姓常常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原因。老百姓需要借助皇权来抑制官权,即便像水泊梁山那样万不得已走上造反道路,也是为了逼迫皇权约束官权。只有在皇权衰弱得抑制不了官权时,老百姓才会既反贪官又反皇帝,但是推翻皇帝的目的,仍然是建立一个更加强大的皇权,以便能够更加有效地抑制官权。

    官权泛滥给中国老百姓带来的灾难,超越了人类所遭遇的任何灾难,和平时期百姓不如草芥,战乱时期百姓不如野狗;并且历史上所有的战乱和动荡,几乎无一不是官权泛滥的结果,历史上所有几乎亡国灭种的大祸,也无一不是官家天下演变的结果。南宋晚期皇权虚置、官权泛滥,导致元军长驱直入,中原大地血流成河,大半国人惨遭屠戮。明代末年,皇帝一根绳子上了吊,形成了名副其实的官家天下,清军乘机大举入关,连续数年大肆屠城,上亿国人惨遭杀戮,仅“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就屠杀80万百姓,广州屠城70万百姓。清朝晚年悲剧再次上演。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60年挨打,官权60年坐大,搞洋务运动,更是天下资源尽落官权手中,所以尽管期间历经外侮,老百姓始终冷眼旁观。1900年慈禧太后气壮山河对外宣战:“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各地老百姓为保皇家天下,纷纷举起“扶清灭洋”的大旗,慷慨赴死,奔向北京,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义和团抗战运动。可是与西方11国宣战的慈禧太后,此时除了义和团之外已无兵可战,官权坐大的地方政府实行“东南互保”,纷纷与西方列强签署协议,准备把皇家天下变成洋人天下,变成剩孤家寡人的慈禧太后被迫踏上了亡命天涯的西逃之路。逃命途中屈于洋人和官权的沉重压力,又反手下令镇压义和团,虽然大清军队对外宣战无兵可战,而对内镇压义和团却是兵如潮涌,可怜义和团浴血抗战的十万中华儿女,前有西方列强军队的猛烈炮火,两边是地方官军的疯狂攻击,背后是皇家军队的大肆屠戮,十万中华儿女尽数惨死于血泊之中。随着义和团被外来洋权、地方官权和中央集权联合镇压,中国封建王朝皇家天下的最后一首挽歌,也就变成了历史绝唱,随后大清王朝就被武昌城里一个起夜士兵的一泡尿给冲掉了。

    包括伟大的文学家鲁迅先生在内的无数中国人都在思考和询问,为什么中国老百姓一直纠缠与皇家天下和官家天下之间,而没有彻底抛弃皇家天下和官家天下,去建立自己的大家天下呢?道理很简单,就是老百姓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伟大力量,不知道自己拥有战胜官权的伟大力量。如同非洲大草原上的野牛群,它们拥有足以在瞬间内把任何野兽踏成肉酱的巨大力量,无论是冲向狮群或者狼群,都能够十分轻松地战胜对方。可是让人十分悲哀的地方就在于,它们丝毫意识不到自己群体拥有能够压倒一切的巨大力量,唯一的意识就是躲避和逃跑,然后眼睁睁地看着不幸的同伴成为狮群或狼群的猎杀对象。当时4亿中国人能够被2千英法联军征服,能够被3万八国联军打败,就如被几只狮子追着跑的那千万头野牛一样,不是因为没有力量,而是因为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后来“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让中国人民意识到了自己的伟大力量,中国人民便从此站了起来。所以中国老百姓才由衷地把毛泽东看作是大救星,西藏人民则干脆把毛泽东看作是佛。中国老百姓之所以把毛泽东称为大救星,不是因为毛泽东本人具有能够压倒一切的非凡力量,而是因为毛泽东唤醒了人民内部蕴藏的能够压倒一切的非凡力量,让人民意识到了自己具有改变和创造历史的伟大力量,完全有能力按照自己的意愿和利益去创造历史。当非洲野牛意识到自己的巨大力量时,所有野兽的末日也就到了。这就是所有野兽都极端仇恨毛泽东的原因。

    目前,中国再次进入了官权独大的历史时期,并且中国的精英阶层要把中国的政治改革,依然锁定在集权与官权相博弈的旧有历史框架中,只是觉醒了的中国人民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权利和伟大力量,不会在旧有的历史框架内重蹈义和团的历史悲剧,他们所追求的,是天下归公、民权至上的社会主义人民民主的大众政治制度。


 

 

 


发件人:"CN CASS" <cass.rcif@gmail.com> 2009-03-11 21:36:48 +0800 收件人:抄送:标题: RCIF 宏观经济月度评论 2009年3月
 

外部环境进一步恶化,启动内需要重点突破∗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宏观经济月度评论》

2009年3月

      RCIF本研究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中心系列报告。参加讨论的成员包括:何帆、姚枝仲、张斌、张明、李众敏、徐奇渊、管清友、冯维江、李宏瑾、曾省存、金惠卿、郭强等。本报告执笔人为张斌、何帆。

    外部环境继续恶化,东欧情况尤其令人担忧,可能引发第二波金融海啸,无论从短期还是长期看,出口都难以保持过去的快速增长趋势。

    主要观点:全球金融危机的第二波海啸可能到来,中国经济面临的外部环境进一步恶化:(1)美国商业银行的破产压力加剧。花旗、美洲银行等美国大型商业银行的盈利状况进一步恶化,政府继续注资几乎成为唯一选择;(2)对冲基金行业出现投资人赎回浪潮。2008年12月,投资人撤资1500亿美元,占到对冲基金行业管理资产的10%。这一趋势持续下去,对冲基金将被迫抛售金融资产,导致金融资产价格进一步下跌,甚至对冲基金行业的大规模清盘破产;(3)波罗的海三虎(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以及乌克兰和保加利亚可能在2009年上半年爆发金融危机。与12年前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相似,以上经济体均表现为先期经济过热,而后是经常账户恶化、外资大规模撤离,本币贬值与国内外债高企。瑞典、德国等欧洲国家商业银行有很大比例的贷款分布在中东欧,中东欧国家的金融危机可能通过信贷渠道向西欧国家传导。(4)日本、韩国、台湾等经济体出口下降30-40%,GDP增长面临二战以来的最严重挑战。

    从短期来看,外部需求的进一步恶化会给出口进一步施加压力。即使从长期来看,甚至到全球金融危机触底反弹之后,中国的出口也难以持续过去快速增长的趋势。中国的对外出口增长已经超出了美欧国家的贸易逆差和消费增长的极限,最终以极端的方式做出调整。金融危机迫使美国家庭减少消费、增加储蓄,美国的贸易逆差的规模将较快的减少,这也意味着中国的出口潜力将受到严重约束。大部分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在近期内会大幅下降,未来几年能有较低正的增长率就已经难得。制造业升级是推动未来出口增长的新动力,但所需投入要素的要求提高,增长只能是细水长流。过去多年大干快上的出口能力扩张和辉煌的出口增长一去不复返。

    经济反弹还将持续,但是基础不牢。全方位对策面临两个难题。首先是所面临的众多问题并非孤立。其次是给不同层面的决策层留下的自由裁量空间会让最初的政策意图变形。多头出击的替代方法是重点突破。

    中国经济经历了对去年第四季度过度调整之后的纠偏调整,部分经济数据回暖。天气转暖后,更多公共支出项目陆续开工,近期密集出台的各种政策也将逐渐显现效果,工业部门的反弹还将延续。但是反弹的基础并不牢固,支撑经济增长的出口、私人投资、政府投资、私人消费四大支柱当中,当前只有政府投资独力支撑。

    政府出台了扩内需、保增长、调结构的密集对策,力图全方位照顾各方面利益群体。全方位对策的两个难题。首先,当前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并非孤立,一项政策的出台在缓解了一个问题的同时可能加剧了另一个问题。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当通过增加退税和停止货币升值保出口,结果是放慢了资源在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的重新配置而拖延了经济结构的调整并减少了产业升级的动力,(至少在中长期内)对服务业的发展、内需和就业增长造成障碍。有限的财政资源在这些自相矛盾的政策目标间会因为正负抵消而收效甚微。其次,全方位对策给不同层面的决策层留下了自由裁量的空间,这些空间会让很多决策固守在原有的利益形成格局和发展模式上。即便最高决策层在多重目标当中明确了主次,但是分支机构的决策层可能会更偏爱次要目标,次要目标可能不仅符合过去的一贯做法,而且巩固了既有的利益群体。

    多头出击的一个替代方法是重点突破。在相互联系的诸多矛盾当中找到解决问题的钥匙,通过解决重点问题进而让其他的很多问题大大缓解。当前需要重点突破是国内消费需求,这是替代外需和启动私人投资的根本出路。正如我们以前反复强调的,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关键取决于三方面的改革,一是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需要增加政府支出当中低收入群体的社会保障;二是推进医疗、教育、交通、通讯、金融等服务业领域的市场化改革,放开市场准入,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三是汇率、利率、资源价格的市场化形成机制。

    数据点评

    1.  2月份进入通货紧缩,但央行不必再度降息

    2月份中国经济进入通缩,CPI数据同比增长-1.6%。经计算,经过季节调整后的CPI月度环比增长率增长为-0.64%,类似的下降幅度在去年也屡次出现。环比CPI的下降不一定代表了消费需求的进一步萎缩,进口商品价格的大幅下降和供给面亦有影响。未来几个月内,受总需求不足和进口价格下降影响通货紧缩仍将持续,但是幅度不会很大。目前银行间市场资金充裕,而且同业拆借利率已经很低,央行没有必要对通缩做出过度反应。

    2.  信贷爆发增长,纠枉过正

    1月份信贷增长1.6万亿,2月份增长1.1万亿。促成信贷井喷式增长原因很多,既有对去年被抑制的票据融资和中长期信贷的填补,也有政府财政扩张的激励,还有银行为了控制风险以票据代替贷款做增量,银行争抢政府投资计划中好的项目等。仅仅是前两个月的新增信贷增长就已经接近了全年的新增信贷增长目标的一半,未来新增信贷增长将难以延续。支撑未来信贷增长的经济基本面并不乐观。

    3.  外汇储备负增长,资本外流和估值损失大于贸易和FDI顺差

    央行尚未披露2009年1月的外汇储备增加额,我们预测2009年1月的外汇储备增加额是一个显著的负值。第一,2009年1月的贸易顺差为391亿美元,FDI为75亿美元,二者之和为466亿美元;第二,没有任何证据显示,2009年1月的短期国际资本流动与2008年第4季度相比出现了显著变化。根据我们的计算,2009年10至12月短期国际资本流出额分别为-231、-436、-275亿美元。根据以上数据推测,2009年1月短期国际资本流出可能达到350亿美元;第三,2009年1月,美元对欧元大幅升值,这种估值效应会导致以美元计算的外汇储备存量缩水。2008年12月底中国外汇储备余额为19460亿美元,假定中国外汇储备中美元占65%,欧元占25%,根据中国银行汇率牌价,2009年1月1日与1月31日欧元对美元汇率分别为1.4133与1.2986,则1月份汇率变动造成中国外汇储备存量缩水395亿美元。综合以上三个方面,则2009年1月中国外汇储备增长额为-279亿美元。

    4.  进出口大幅下滑,量价齐跌

    1月份出口同比增长-17.5%,进口同比增长-43.1%,贸易顺差391亿美元,同比增长1倍。在一个包括大豆、铁矿、原油、初级塑料、钢材和铜的大宗商品进口篮子中,2009年1月大宗商品进口同比增长-47.9%,其中商品数量增长-12.4%,价格增长-38.7%,可见进口下降主要是价格变化所致。进口价格下降并没有引起进口数量上升,反映了国内的进口需求也在下降。从出口目的地来看,中国对主要贸易伙伴的出口均大幅度下降。其中对美国出口增长-9.8%,对欧盟出口增长-17.4%,对日本出口增长-9.0%,对韩国出口增长-29.1%,对东盟出口增长-21.9%,对香港出口增长-35.4%。

  图表


 

 



发件人:"capitel" <capitel@sina.com>  2009-03-11 14:34:18 +0800 收件人: "老革命" <capitel@sina.com> 抄送: "zdjun" <zdjun@263.net>, "yangxiaolu_8" <yangxiaolu_8@yahoo.com.cn> 标题: 美联储论文:货币崩盘可以对经济产生积极影响

    根据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ederal Reserve, 简称Fed)的一篇论文,普遍观点认为货币崩盘对大型经济体不利,但历史经验并不支持这种观点。实际上,只要不是由通货膨胀蔓延而触发的,货币崩盘可以给经济带来积极影响,譬如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加快、债券收益率下降以及股票价格上涨。

    在Fed货币事务部门挂职的副主管Joseph Gagnon在论文中写道,只有当形成原因是导致通货膨胀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时候,发达国家的汇率急剧贬值或货币崩盘才会伴随着不好的经济结果。他认为,如果货币崩盘是由失业率上升或对外赤字造成的,那么就总会产生好的经济结果,例如通货膨胀率稳定或下滑。这篇题为《发达国家货币崩盘:小题大作?》的论文周二发表在Fed网站上。

    Gagnon研究了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初的19个货币崩盘例子,对象包括意大利、新西兰、英国和美国等发达国家。他把货币崩盘定义为四个季度内货币贬值幅度不低于15%。例如,美国1986年的货币崩盘是由多国政府联合干预和担心美国巨额经常项目赤字造成的。Gagnon写道,美元贬值给美国出口带来了持续而强有力的支持,到1988年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开始下降,通货膨胀率稳定保持在4%下方,经济产值继续强劲增长。

美元崩盘可以对美国经济产生积极影响

美联储文件:货币严重贬值未必对经济有害

美国正在为美元大幅贬值做准备!

 美联储论文

2009年3月11日

  美联储(FED)在一份文件中指出,人们普遍认为一个主要经济体的货币严重贬值,会给其经济带来巨大伤害,但历史证明事实可能并非如此。实际上,只要一个货币的急剧贬值不是严重的通胀问题所致,往往能给经济带来积极的影响,包括刺激经济增长、降低债券收益率和提升股价等等。

  美联储货币事务部门的客座副主管Joseph Gagnon在一份文件中指出,在工业化国家里,只有带通胀倾向的宏观经济政策引发的货币急剧贬值或者"货币崩溃",才会导致经济疲软。而在通胀率稳定或下滑的情况下,失业率攀升或者外部赤字导致的货币急剧贬值,通常会给经济带来积极影响。

  在这份刊登在美联储网站的文件中,Joseph Gagnon 回顾了1970年代初至1990年代初一些工业化国家货币急剧贬值的情况。包括意大利在1973年、1977年和1993年出现的货币贬值;新西兰1975年和1984年的严重货币贬值;英国1976年的英镑大幅贬值;葡萄牙1977年和1982年的货币贬值;西班牙1977年、1983年和1993年的货币贬值;希腊在1980年、1983年和1985年的货币贬值;瑞典在1983年、1993年的货币贬值;澳大利亚1985年的澳元贬值;芬兰1992年的货币危机;美国在1986年出现的美元巨幅贬值。

  Joseph Gagnon将一个货币在4个季度内贬值达到或超过15%定义为"货币崩溃",但他排除那些货币急剧贬值后又很快收复失地,以及那些回吐此前的涨幅后才累计贬值15%或超过15%的情况。

  他指出,在1980年代中期以前,通胀一直是导致货币贬值的最主要因素。但此后,失业率上升逐渐成为货币贬值的主要诱因。以1986年的美元大幅贬值为例。当时的汇市联合干预行动和市场对美国经常帐赤字的担忧,是导致美元贬值的主要原因。而美元贬值给美国出口带来了持久并强劲的支持。这推动美国经常帐赤字从1988年开始缩窄,通胀率稳定在4%以下,产出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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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d Paper: Currency Crashes Can Have Good Economic Effects

By WSJ Staff

Historical evidence doesn’t support the commonly held view that currency crashes are harmful to big economies, according to a Federal Reserve paper.

In fact, as long as they’re not triggered by an outbreak of inflation, crashes can actually have positive economic outcomes including stronger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rowth, lower bond yields and rising equity prices.

“Sharp exchange rate depreciations, or currency crashes, are associated with poor economic outcomes in industrial countries only when they are caused by inflationary macroeconomic policies,” wrote Joseph Gagnon, visiting associate director of the Fed’s monetary affairs division.

“On the other hand, crashes caused by rising unemployment or external deficits have always had good economic consequences with stable or falling inflation rates,” he wrote in the paper, which had the provocative title: “Currency Crashes in Industrial Countries: Much Ado About Nothing?”(这个是美联储网站的原文地址。pdf格式)http://www.federalreserve.gov/pubs/ifdp/2009/966/ifdp966.pdf

The paper was posted on the Fed’s Web site Tuesday.

Gagnon looked at 19 episodes going back to the early 1970s through the early 1990s including Italy in 1973, 1976 and 1993; New Zealand in 1975 and 1984; the U.K. in 1976; Portugal in 1977 and 1982; Spain in 1977, 1983 and 1993; Greece in 1980, 1983 and 1985; Sweden in 1983 and 1993; Australia in 1985; Finland in 1992; and the U.S. in 1986.

Gagnon defined a crash as a 15% or more currency depreciation over four quarters, though he excluded episodes when the depreciation reversed a previous temporary appreciation or when some of the depreciation was unwound fairly quickly.

“Prior to the mid-1980s, inflation was always an important causal factor,” he wrote. “Rising unemployment seems to have become more important later in the sample.”

In the case of the U.S., the 1986 crash was precipitated by joint currency intervention against the dollar as well as worries over the U.S. current account deficit.

“The depreciation provided a strong and lasting boost to exports,” Gagnon wrote, adding that the current account deficit started to shrink by 1988, inflation stayed steady under 4% and output “continued to grow robustly.” –Brian Blackstone,

  Joseph E. Gagnon 的原作:

发达国家的货币崩盘:小题大作?

Currency Crashes in Industrial Countries:Much Ado About Nothing?

Joseph E. Gagnon

(请点击查看!)

 

 

 

发件人:"CN CASS" <cass.rcif@gmail.com>  2009-03-14 16:23:06 +0800 收件人:抄送:标题: RCIF Policy Brief No. 09018 重点突破:出口困境下的中国经济选择

重点突破:出口困境下的中国经济选择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   张斌

Mar. 14, 2009 www.rcif.org.cn

bjzhangbin@gmail.com

乐观派与悲观派眼中的数据回暖

      环顾当前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实体经济只有更糟,没有最糟。金融危机还没有完全从金融业退场,却已转身扑向更大范围的经济体。东欧一些经济体已经站在了悬崖边上,金融危机一触即发,日本、韩国、台湾等经济体出口和经济增长的下降幅度耸人听闻,美国和西欧国家也远未走出金融危机的阴霾,世界上为数众多的经济体正在经历二战以来最严重考验,目前还在下降通道中,全球经济未来要经历什么样的挑战还是未知数。

    如此糟糕的环境下,中国经济在经历了去年第四季度非常严重的下滑之后露出一线曙光。进入2009年以后,一系列数字似乎表明中国经济已经开始触底反弹。制造业经理人采购指数连续3个月回升;钢材产量迅速回升;银行信贷在前两个月分别出现1.6万亿和1.1万亿的爆发性增长;经过季节因素调整后的CPI环比增速终于结束了过去连续5个月的持续下降后开始回升;A股开始反弹等等。

    乐观派认为虽然外部环境每况愈下,但积极的因素也很多。政府今明两年新增4万亿的投资,国内居民、企业、金融机构、政府都还健康的资产负债表,国际大宗商品下降带来的贸易条件改善,中国依然较低的发展水平背后意味的巨大发展空间等等。在如此众多的积极因素推动下,中国经济完全有可能与世界经济脱钩,率先走势全球金融危机阴霾。

    悲观派认为数据反弹只是对去年四季度经济过分调整的纠正,纠正完了也就完了,而且持续时间不会太久(会因为政府庞大支出计划延长),经济调整最终可能是不幸的倒V字形。出口可能进一步下降、失业压力加剧、众多上游产品库存积压依然继续、房地产市场依旧低迷。外需和房地产投资这两个在上一轮中国经济增长中扮演主角的两大力量都没有起色,国内消费在收入下滑的拖累下也难见曙光,仅依靠政府的力量显然是独木难支。即便中国经济靠政府的庞大支出计划勉力撑过了最近几个季度,由于缺少了私人部门的充分参与,经济活力整体上非常微弱。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不仅仅是金融危机和外需下降,而是过去经济增长模式已经难以继续,私人部门的投资和消费在这种模式下都增长乏力。即便中国经济在最近几个季度甚至是1-2年内在别人最糟糕的时候还能笑傲江湖,勉力支撑,但是现在看来的一切乐观指标都会因为没有及时调整的经济增长模式持续恶化,如果中国在此期间没有及时果断地推进改革,内需不足会把中国经济拖入长期低迷的深渊。

    以上对乐观派与悲观派观点的区分仅在于澄清当前的一些重要观点。对于大部分宏观经济研究人员来说,认识并不是如此截然相反。诸多偏乐观的研究人员对几个季度以上的中国经济走势表示忧虑,悲观的研究人员看到或许改革能够在糟糕的经济环境下能够更快推动,事情最终不会像想象中那么糟糕。无论如何,中国经济的余地还很大,中国经济的机会还是很多,前提是我们能清醒认识当前的问题,通过改革化解经济中的发展瓶颈。

    出口困境,等不来的往日辉煌

    去年11月份以来的出口严重下降仅是个开始,近期内出口还会因为金融危机继续下滑。即便金融危机过去了,过去十度年中动辄超过20%的出口增长将难觅踪影。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是需求方的因素。东亚的出口增长已经超出了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贸易逆差增长和消费增长的承载极限。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从实体经济角度找到的重要原因是难以为继的全球国际收支失衡。下一轮全球经济结构大调整中,美国居民将不得不减少消费增加储蓄,而东亚将因此面临全球出口市场收缩,中国作为东亚最快速扩张的出口大国,昔日旺盛的外部需求一去不复返。

    其二,是供给方的因素。即便没有这场危机,留给中国的出口增长空间也很有限。经过过去几年飞速的产能扩张,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已经在世界市场上占据了很大的份额,留下的增长空间大大收缩。考虑到随着中国相对其它更贫穷国家劳动力成本优势的丧失,会进一步积压了劳动密集型产品未来的出口增长余地。产业升级会为出口带来新的增长点,但是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扩张与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扩张完全不是一个路子,前者靠的是技术、管理经验和人力资本,后者靠的是基础设施、劳动力和物质资本。可以想象农民工一夜之间学会如何造袜子,大家一拥而上占领全球袜子市场;但是难以想象农民工能一夜之间变成汽车工厂里面的熟练技术工人,突破关键技术和树立汽车品牌更是耗费时间。在人均GDP3000美元的水平上,中国在制造业的产业升级和出口方面上还大有可为,进步的余地很大。制造业的产业升级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保持出口持续增长必不可少,也是中长期人均收入增长最重要的推动力。但是,不可指望通过推动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就能在短期内占据中高端制造业产品的国际市场份额,超过GDP增速数倍的出口增速只属于特定时期的特殊产物。度过了体制松绑之后的大干快上阶段以后,制造业每前进步都会越来越难,要求也越来越高,与之相对应的出口再也难像以前那样实现一拥而上的疯长,做的好也只能是细水长流。

走投无路,私人投资增长等待改革

    私人投资走投无路,当前的金融危机只是以极端的方式把问题暴露出来,更根本的原因是私人投资路太窄,过去走的又太快,想不撞墙都难。国内能够允许私人部门自由进入,而且私人部门进入以后能够在一个相对还算平等市场环境下竞争的投资领域主要集中在制造业、房地产、批发和零售业、餐饮、旅游等几个非常有限的环节。房地产和制造业吸引了私人投资的主要部分,也成为现在调整最剧烈的部分。

    出口的不景气拖垮的不仅是出口,还严重影响了出口相关的投资。整个制造业投资面临的困境和出口面临的困境一样。中国的在制造业方面的产能积累能力惊人,以钢铁行业为例,几年的时间中国的钢铁产能就从3亿吨翻番到6亿吨,占据了世界产能半壁以上的江山。相对于庞大的投资和生产能力积累来说,国内和国外的需求加在一起还是太小,不足以支撑制造业投资持续高速的增长。

    通过产业升级和进口替代能够进一步发掘一部分国内外市场需求,但效果只能是细水长流,很难再找到某个足以支撑整体制造业持续高速增长的投资机会。考虑到很多制造业领域在过去几年中积累了庞大的生产能力,整体制造业中低端产品的产能过剩已经非常普遍,仅是消化这些产能就可能需要很长时间。在这一点上,中国远没有台湾、韩国这些小型经济体幸运。对于他们来说,只要在制造业中的一两个关键领域内实现突破,就能带动整个经济体的私人制造业部门投资高速增长。但是对于中国,几个关键领域的突破所带动的制造业投资对于中国庞大的总体投资规模来说贡献有限。这也正是中国面临的“大个子烦恼”。当然,“大个子”也并不都是烦恼,大个子意味着巨大的国内需求潜力,但如果内需潜力没有得到释放,大个子命运还不如小个子。

    房地产可能还有希望,但短期内机会也不大。过去5年,中国住宅投资在GDP中的比重不断攀升,从2003年的不到8%上升到2007年超过10%。过去将近100年当中,日本和美国的这个比重最高也不过7%和8.5%。这个比对说明中国过去5年当中在房地产领域已经积累了非常大的供给,现在已经随着繁荣周期的结束开始调整,消化这些供给需要时间,房地产投资的再次启动同样需要时间。

    重振私人投资需要在制造业和房地产业之外找出路。对于人均资本和人均收入都非常低的中国来说,投资的路本来应该很宽,制造业和房地产之外的潜在投资机遇也非常大,医疗、教育、能源、金融、IT、传播与文化等等产业在中国还都处于发展初期,一方面是居民部门远未得到满足的需求,一方面是质量糟糕、数量有限的供给,对于私人部门蕴藏的投资利润和总体投资规模不可限量。举个不准确的例子,国资委管理的央企2007年利润接近1万亿,2008年减少了还有6600多亿,取个平均数是8300亿。如果放开行业准入,允许私人部门进入,按照私人部门10%的投资收益率计算,这部分利润对应的是8万多亿的新增私人投资机会。当然,央企的利润不完全来自于供给(投资)不足,还有更多的部分可能来自于价格管制。由于供给不足带来的投资机会可能没有8万亿那么大,但还要考虑到取消价格管制带来的价格下降和对消费的积极作用,这会间接地增加私人投资机会。

    一筹莫展 私人消费期盼改革

    扩大消费需求是过去多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一再强调的工作重点,但是消费在GDP中的比重在过去十年中持续下降。根据世界银行的发布的世界发展指数(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简称WDI), 中国2000年家庭消费在GDP中的比重是47%,2004年下降到40%,2006年下降的34%。WDI数据截至到2006年,根据笔者的估算,2008年这个比率可能已经降到了30%。[这里我用的是(名义GDP-政府支出-净出口-固定资产投资)/名义GDP],这不仅是建国以来的最低水平,世界范围内也可能是最低。放在外人眼里,这实在是个匪夷所思的数据。中国人是不是疯了?把收入中那么高的比例用作投资和出口,难道经济增长的目的不是为了提高国民消费?

    中国人崇尚节俭的习惯、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和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都是解释中国低消费率的原因,处于类似经济发展阶段的日本、台湾、韩国等经济体也有类似的低消费率经历。但这并不说明中国目的持续下降到如此可怜程度的低消费率是合理的。支撑中国近些年私人部门消费持续下降的还有诸多的不合理的枷锁。枷锁主要有两个,一是钱太少;二是东西不好而且太贵。钱太少,是因为在总收入的分配当中利润和工资的分配比例出了问题,过去10年当中,政府收入在名义GDP中的比重从9.3%上升到15.4%,工业企业利润在名义GDP中的比重从1.7%上升到8.8%(带有不同程度垄断性质或者行政力量保护的大中型工业企业利润在名义GDP中的比重从1%上升到6.2%)。总收入中越来越大比例的收入形成了政府收入和企业利润,而且政府把收入的大部分并不是通过转移支付用在了增加低收入者可支配收入方面,而是被用于政府投资。这样的分配格局下,留给私人可支配收入的自然减少,即便总收入和经济增长很快,消费也不会相应增长,私人部门实在是钱太少,消费不起。东西不好而且太贵,主要集中在医疗、教育、交通、通讯、金融等一系列国有垄断的服务业部门。这部分服务占据了日常百姓支出的半数以上,过去几年内价钱突飞猛进不说(电讯服务价格在下跌,但是比较起国际同行来说还是太高,从几大国有电信服务企业的巨额利润和傲视其他行业的高福利可以看出他们的价格里面还有多大下降空间),服务质量在众多声讨中岿然不动,依旧是冷。有很多服务项目,别说你没钱,即便有钱也没有人提供服务。这样的服务质量,这样的价格,想让百姓扩大消费都难。

    判断消费增长的前景,关键看三点,首先是收入分配上有没有实质性的改革措施,比如政府支出结构的大调整,更大比例的公共资源被用于低收入群体身上并因此增加了他们的可支配真实收入;还有国有利润的转移等等;第二是市场准入改革有没有实质性进步,当前国有垄断服务业能否放松准入,引入公平市场竞争机制,最终改善服务业的供给质量。除了提高服务质量,放松国有垄断服务业的市场准入还有另外一个好处是提高全社会工资/资本的比例,并因此增加普通居民收入,这对于提升消费也是非常重要的推动力量。第三是汇率、利率、资源价格的市场化形成机制,这对于提高和改善服务业供给,改善收入分配不均衡是非常重要的支撑。(汇率市场化机制改革对于改善收入分配和提高消费在GDP中比重非常重要,但是作用机制相对复杂,限于篇幅这里不充分展开,有兴趣的读者参阅笔者与何帆在2006年《经济研究》5期 “货币升值的后果”文章。)

    多头出击还是重点突破

    突如其来的全球金融危机和国内经济大幅滑坡加速了政策出台,政策覆盖面非常广泛,基本上做到了全方位覆盖。既要通过增加退税和减少货币升值减少出口的下降,又要通过减税、松货币、增加补贴等方式启动更多内需。既要通过政府带动重新启动私人投资,又要增加公共投资。多头出击的政策是为了保全各方面的利益。令人忧虑的地方在于这样的对策看似稳妥,兼顾了方方面面的利益,但在操作过程中做到兼顾短期和中长期目标的困难非常大,最终效果不理想。

    多头出击,全方位保全的对策将面临两个突出困难。首先,当前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并非孤立,一项政策的出台在缓解了一个问题的同时可能加剧了另一个问题。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当通过增加退税和减少货币升值减少保出口,结果是放慢了资源在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的重新配置而拖延了经济结构的调整并减少了产业升级的动力,(至少在中长期内)对服务业的发展,对内需和就业增长造成障碍。如果财政资源平均分配给增加出口退税、补贴国内消费和推动产业升级,总的结果会因为过程中的正负抵消而收效甚微。

     第二,多重目标给不同层面的决策层留下了自由裁量的空间,这些空间会让很多决策固守在原有的利益形成格局和发展模式上。即便最高决策层在多重目标当中明确了主次,但是下面的决策层可能会更偏爱次要目标,次要目标可能不仅符合过去的一贯做法,而且巩固了既有的利益群体。举个例子,分支政府部门的一笔支出既可以用到补贴低收入群体上,提高消费需求的效果更明显;也可以用到修建高速公路上,提高投资和地方税收的效果更明显。即便最高决策层把扩大消费内需列在扩大投资需求目标之上,但是分支政府部门完全可能把经费用在后者,这能够让分支政府在上层和周围利益之间取得平衡。

    多头出击的一个替代方法是重点突破。在相互联系的诸多矛盾当中找到解决问题的钥匙,通过解决重点问题进而让其他的很多问题大大缓解。把问题集中在较小的范围内,也有助于中央政策的贯彻,帮助中央和分支政府合力解决问题。当前形势下,重点突破焦点是国内消费需求。这是解决外需不足的钥匙,是解决私人投资不足的钥匙,也是解决其他诸如产业结构失衡、增长可持续性等其他层面问题的钥匙。正如我们以上提过的,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关键取决于三方面的改革,一是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政府需要增加总支出当中低收入群体的社会保障;二是推进医疗、教育、交通、通讯、金融等服务业领域的市场化改革,放开市场准入,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三是汇率、利率、资源价格的市场化形成机制。

     重点突破策略面临的会带来一些损失,比如从出口部门退出到进入新工作之间的艰难转型;行政垄断力量保护下的优厚福利待遇损失和随之而来的抱怨;短期内GDP和利润增长的损失如此等等。这些是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转型之痛,难以避免,但会越拖越严重。从目前中国的情况看,这些痛还都能承担。但是再拖下,等到越来越多农民工已经年龄大到难以转换工作,行政垄断伞下的利益群体已经盘根错节,GDP当中越来越少的劳动收入可以支撑下一轮的经济增长的时候,通过常规方式解决问题可能机会不在。金融危机告诉我们,当错过了以常规方式解决问题的时机之后,接下来的会是极端方式的报复。

 

 

发件人:"cljixiang" <cljixiang@126.com> 2009-03-13 23:29:52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关于经济危机的三篇稿件
 

经济危机将引领全球和中国进入新的大变革时代

2008 年宏观经济年度研究报告

共道战略研究所

2009 年 2 月

(PDF文件,请点击题目查看!)

 

 

发件人:"cljixiang" <cljixiang@126.com> 2009-03-13 23:29:52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关于经济危机的三篇稿件

经济危机是经济、社会、意识形态三层面矛盾30年积累的结果

共道战略研究所 首席研究员  蔡历

2009年3月14日

    关于当前经济危机的可能规模和性质,目前存在两种判断。一种观点认为,这只是一次正常的周期波动,供需不平衡也只是总量上的,在政府财政政策的帮助下,危机可能很快消除;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当前经济总量上的失衡源于结构性的矛盾,如果不进行深层改革,消除结构性问题,单纯地靠仅能调节总量的财政政策,危机恐怕很难消除。简而言之,第一种观点认为现在的经济问题总量性的,第二种观点则认为是结构性的。
我们赞同第二种观点。但和一般结构性论者不同的是,我们还认为,这些结构性问题不单纯是经济层面上的,而且还包括社会制度层面,以及意识形态层面。当前的这场全球经济危机,是这三个层面的矛盾自1980年代以来在全球范围内积累30年的结果。

    在经济层面的问题是,此前全球经济增长模式中存在一个内在的矛盾,即它必需靠美国的信贷扩张来维持。美国信贷的扩张带动消费的扩张,这成为过去30年来世界经济的主要驱动力。这一模式有三个核心支撑要素:一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即美元和黄金脱钩;二是美元继续是国际货币;三是后发国家极力扩大出口。一方面,与黄金脱钩,美元的增发也就失去了硬约束,它唯一的约束是全球市场对美元的接受度;另一方面,后发国家极力扩大出口的政策,使得他们积累了大量贸易顺差,他们必需增持美元资产以平衡国际收支,稳定汇率,也就增加了市场对美元的接受度。结果就是自1970年代末以来,美国国债存量快速上升,而且全球经济的增长和美国国债的增长高度相关。在1990年代以前,购买美国国债的主要后发国家是日本,进入21世纪后,则是中国。从目前的情况看,可能不会再有后来者了,因为这一模式本身就要崩溃。作为这一模式的终结者,中国自身也将遭遇空前挑战,因为过于依赖外部市场,而忽略了内需的培育。

    在社会层面的问题是,过去的30年来,全球的社会制度设计和演变都是以“经济效率”为导向的,这些制度忽略了,甚至有意削弱对普通劳动者的权益保护,从而导致普通劳动者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占比相对下降,消费购美力出现不足。这一情况在美国和中国这两个此前全球经济的主要引擎国家中表现的尤为明显。自1980年里根上台以来,美国社会开始了“去罗斯福化”、“去福利化”以及“去国家化”的大规模变革;而中国则是自1978年开始了改革开放,其导向和美国类似,是“去共产主义化”、“去福利化”和“去国家化”。这些改革固然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企业活力和生产效率,但是,却越来越走向另外一个极端,降低劳动者的博弈能力和谈判能力,抑制需求能力的提高。而随着信息技术应用和全球化的加速推进,这一情况也表现的愈发明显。

    无论经济层面的问题,还是社会层面的问题,又都是由深层的意识形态问题做支撑的,主要的表现就是“新自由主义”开始在全球盛行。以哈耶克和弗里德曼分别在1974年和1976年获得经济学诺贝尔奖为标志,全球的意识形态开始由左转右,开始“去凯因斯化”,为经济层面和社会层面的变革铺路架桥。而中国也在开放后引进这一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也取代马克思主义,而一度成为中国的事实上的主流意识形态。只是近年,随着社会矛盾的激化,开始遭遇舆论的激烈批判。

    总之,当前全球经济危机的出现,是全球范围内经济、社会以及意识形态领域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这次经济危机的影响也将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同时还会深深波及社会及意识形态领域,将引发这三个领域出现重大变革。

    和讯博客: http://gongdaozhanlue.blog.hexun.com
    新浪博客: http://blog.sina.com.cn/gongdao08,   手机:13910439227,


 

应对经济危机须以改善收入分配为纲

共道战略研究所 首席研究员 蔡历

2009年3月14日

    目前全球经济已经陷入危机之中。专家们需要预测危机走势,政府决策者们需要制定缓解和消除危机的宏观政策,而企业决策者们则需要调整策略去适应环境的变化,这一系列工作能够得以有效展开的基本前提是,要找到导致经济危机爆发的真正原因,理解危机产生的内在机理。

    在当前经济理论中,存在两类解释经济危机成因的主要观点,第一类观点认为根源在于实体经济层面,实体经济运行存在内在的矛盾,会自发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形成生产过剩;第二类观点却坚称问题出在货币政策层面,如果没有错误的货币政策,实体经济自身是不会出问题的,它自身的调节机制会平衡总供给和总需求,有效需求不足、产能过剩的状态不可能出现。

    第一类观点的代表学派是马克思主义和凯因斯主义。马克思和凯因斯都相信,市场经济体系存在一个内在机制,会导致有效消费需求会随着经济的运行和发展而出现不足,形成经济危机。但在这个机制具体是什么上,两者出现严重分歧。马克思认为,这个机制是收入分配的两极化: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和以剩余价值最大化为生产目的,使得收入会越来越向资本家集中,普通劳动者所占的份额则会越来越低(《资本论》,1867);而凯因斯则认为这个机制是消费倾向会随收入的提高而降低:当一个人的基本消费需求得到满足时,在其增加的总收入中,用于消费的部分会逐渐降低,相应地,用于储蓄的部分则会逐渐增加(《就业、货币和利息通论》,1936)。也就是说,马克思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收入分配不公平这一外在的社会制度上,而凯因斯则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消费倾向趋于降低这一人的特质属性上。外在的社会制度是可以更改的,人的特征属性却无法更改。所以,两人给出的解决方案也随之截然不同。马克思认为,有效消费需求是可以提高的,但必需调整和改变现有的收入分配制度;而凯因斯却认为,有效消费需求是不可以提高的,那么该怎么办?和马克思的另一个不同是,凯因斯将社会的总需求区分为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不仅消费需求会因消费倾向问题而降低(储蓄会增加),投资需求也会因资本的边际收益降低也趋于降低,最终结果就是总储蓄大于投资需求,这就是经济危机。故此,凯因斯将解决经济危机的重点放在扩大投资需求上,当然这个事只有政府通过增加财政支出来做。

    第二类观点的代表学派是奥地利学派和货币主义。这两个学派都坚定地相信,市场调节机制是完美无暇的,实体经济自身也是可以永远均衡运行的,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所谓的有效需求不足绝无可能出现。但是政府的人为干预却会破坏市场调节机制的完美,使得实体经济在运行时偏离均衡,出现危机。这些人为的干预主要表现在对货币供应的干预上,换句话说,他们认为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是政府的错误的货币政策。然而颇为戏剧的是,在具体是什么样的货币政策导致危机的判断上,两者却又截然相反。奥地利学派认为危机是由宽松的货币政策造成的,过度的信贷扩张,导致价格信号失灵,上游的产品价格增长快于下游,从而使得上游生产资料部门的投资增长快于下游消费资料部门,两个部门出现不匹配,最终形成危机。这个学派的领袖人物是米塞斯,他曾基于这一点预测到美国大萧条的到来。而其门徒罗斯巴德则在1960年代出版《美国大萧条》一书,依据其学说去详解大萧条。而货币主义则宣称,危机是过度紧缩的货币政策造成的,货币供应量的突然减少,使得社会名义总需求骤然暴跌,引发过剩出现。这个学派的领袖人物是2006年去世的弗里德曼,他曾断论到,货币骤然紧缩是大规模经济危机的“充分必要条件”(《货币的祸害》,1990s)。同时,弗里德曼也是1980年代以来兴起的新自由主义的领袖人物,随着新自由主义逐渐成为美国乃至全球的主流意识形态,货币主义学派对经济危机的解释也逐渐被认为是“最有说服力的解释”。也许是巧合,这一学派的另一个重要忠实信徒伯南克(《大萧条》,2000)在美国次债危机爆发的前夕接过美联储的权杖,使弗里德曼的理论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疯狂地扩张基础货币,向金融系统注资。
要而言之,第一类观点和第二类观点区别在于,社会有效消需求,更准确地,有效消费需求不足现象的根源是市场体系的内因,还是外因。前者认为是内因,而后者则认为是外因。如果承认是内因,则需要干预、改造市场体系;相反,如果承认是外因,则需要消除对市场体系的外部干预。那么究竟哪个正确?我们倾向于前者,原因有四。

    首先,历史地看,认为市场机制完美无暇,可以自动永久保障实体经济均衡运行的观点,更是一种信仰,并没有充分的数据支撑。真正自由竞争的市场只是在教科书中理想假设状况下存在,自亚当.斯密提出这一理念以来,或许某个区域在某段时期曾经存在过充分竞争的市场,但地球上所有的时期在所有的区域都存在充分的市场情况还从来没有出现过。事实上,即便在实行市场经济的地区和国家,充分竞争往往是例外情况,而垄断和操纵才是常态。究其根源,可能和人性有有关:人人都希望拥有垄断和操纵别人的权力,人人都不喜欢竞争,竞争的目的是垄断和操纵,竞争仅仅是手段。这一点颇似中国先秦时代儒法之间的义利之争。儒家倡导的“义”只是在他们的理想假设中存在,而法家倡导的“利”则是活生生的现实。从这个意义上看,马克思的论述更符合实际。

    其次,在货币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上,货币是衍生品,是依附与实体经济的,货币是“毛”,实体经济是“皮”,货币供给量的变化是否有作用,作用有多大是取决实体经济的具体情况而定的。正如凯因斯所讲,你可以把一匹马拉到水边,但你不能强迫它去喝水。这里水就是货币,马就是实体经济。在水量小于马的胃容量的前提下,马可以喝多少水固然取决于可以得到多少水;但是在水量大于马的胃容量的前提下,则是取决于马是否口渴,以及有有多渴。货币主义的观点就是坚定地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马能够喝多少水取决于它能够得到多少水,哪怕身处大海之中。

    再次,日本的经验证明货币主义的错误。弗里德曼坚称货币骤然紧缩是大规模经济危机的充要条件,而日本自1990年代初期股市楼市崩溃后,一直采用宽松的货币政策,但其经济却陷入漫长的衰退。早在几年前,就有国内学者指出这一点,而最近日本野村证券的经济学者辜朝明也著书(《大衰退》,2008)批评伯南克。辜朝明指出,资产泡沫破裂导致日本企业负债率急剧提高,日本企业的目标也由利润最大化,转向负债最小化。任由利率再低,他们也不敢借钱扩张。也就是日本经济这匹马不喝水,不是因为没有水,而是因为它不渴。

    最后,美国的历史数据证明,大规模的经济危机和收入分配两极化加剧相关,而大规模的经济增长周期则和大规模地压缩收入分配差距相关。这是2008年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新著《美国怎么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的核心成果。按克鲁格曼的思路,可以将美国的近代史划分三个阶段:1870-1932年(古典自由主义、镀金时代)、1933-1979年(罗斯福新政影响期)、1980年-现在(新自由主义)。有充分的数据和事实证明,在古典自由主义时代,美国收入分配两极化日趋严重,最终以大萧条收场;在罗斯福新政时期,收入差距被大大压缩,战后美国乃至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当时全球都是左倾的)进入一个持续30年的黄金增长期;而自里根上台后的新自由主义时期,美国的收入分配两极化开始重新抬头,并日趋严重,直至次债危机出现。同时,克鲁格曼指出,“中产阶级社会并不会随经济的成熟而自动出现,而是必需由政治举措来创造。”

    如果采纳第一类观点,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在马克思和凯因斯之间做取舍:有效消费需求不足主要是分配不平等造成的?还是源自和人的基本特性有关的消费倾向?答案是前者。调节收入分配是需要激烈的社会变革的,这更多地是个政治问题,而非经济问题。或许认为这超出自己的研究领域,或许缺乏必要的魄力,凯因斯对调节收入分配采取回避,而将重点放在了扩大财政指出刺激投资需求上。而罗斯福的则远远超越了凯因斯,他的“新政”向世人证明收入分配制度是可以在不发生激烈冲突的前提实现变革的。事实上罗斯福新政的核心内容就在于压缩收入分配差距上,在二次分配领域大搞社会保障建设,在一次分配领域则通过种种制度安排促进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在社会总收入的比例得到提高。罗斯福新政更是马克思主义的,而非凯因斯主义的。

    有数据证明,自1980年代以来,收入分配不平等情况加剧不仅仅独在美国出现,而是一个全球现象,中国如此,俄罗斯如此,欧洲国家、非洲国家也是如此。尤其是近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分配不平等情况也愈发恶化,这才是全球经济危机爆发的真正主要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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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增长的“自行车模式”

共道战略研究所 首席研究员 蔡历

2009年3月14日

    出口和房地产行业在中国经济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中国经济经常被形容为是以出口为导向的,而房地产也屡屡被称为中国经济的支柱产业。理清出口、房地产和中国经济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对理解中国经济的内在运行机制至关重要。根据我们的研究,可以用“自行车模式”将其生动表达出来:中国经济是一辆自行车,出口和房地产则是其两个轮子,而且房地产是掌握方向的前轮,出口则是提供动力的后轮。

    在信息技术已得到充分应用、全球化已得到充分发展的当今时代,支撑一家企业前进的最重要因素是市场。企业是国家在生产一端的微观经济行为主体,那么支撑一国经济前进的最重要因素就是所有企业市场的加总,即总需求。如果市场出现萎缩,其销售收入必将减少,利润和现金流会随之减少,生产可能无法维系,那么企业将不得不面临危机;同样,如果总需求出现萎缩,一国经济的产能将不能被完全吸纳,也会陷入危机。

    作为世界的制造中心,中国已经积累了规模庞大的产能,如何消化?依赖外需和内需两块。外需这一块自然是出口了,而在内需上,房地产则占据核心地位。简而言之,出口和房地产是吸纳中国产能的两大核心领域,是支持中国经济这辆自行车保持前进的两个轮子。

    出口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性不仅表现在对GDP增长的直接贡献上,更重要的是,它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组织和运转的核心。在中国的需求结构中,出口、投资和消费三者(也即三驾马车)之间并非是平行和相互独立的,而是出口高居主导地位,投资和消费则屈居辅助地位。对于中国经济体系而言,唯有依赖外需的出口是相对独立的,是个自变量,而投资和消费都均为出口的函数,都是因变量。所以,唯有出口是中国经济真正独立的驱动力,投资和消费都或多或少受制于出口。其原因在于,一方面,中国的投资是围绕出口而建的,中国的产能扩张是出口导向的产业链的扩张。如果出口萎缩,也会相应地引发整条产业链上的投资萎缩。前一阶段,中国进口下滑的速度高于出口便是一个侧面例证。很大程度上说,我们的进口是服务于出口的,要么是原材料,要么是构建产能的投资品。另一方面,消费的增长取决于收入的增长,收入的增长则取决于产业的繁荣,而中国的产业又是已出口为中心的,所以,消费的增长情况最终也是和出口的繁荣程度相关。故此,出口是中国经济这部自行车的后轮。
如果说出口是中国总需求的核心,那么房地产则是中国总需求中内需部分的核心,它统领内需导向部分的投资和消费。一方面,房地产对上游诸如钢铁、水泥、建材、化工、机械等基础投资品产业提供重要支撑;另一方面,又对下游的家具、汽车等消费品产业进行拉动。但是,房地产(这里指家庭住宅)本身是一种消费品,其最终支撑力量是真实的有效住房需求。据上文分析,房地产的繁荣也是和出口相关的,不是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独立力量。房地产是观察中国经济走势的风向标,但远非中国经济的支柱力量。这是说房地产是自行车前轮的原因。

    进一步,可以这么理解,中国总需求的核心在外需,内需受制于外需,会随外需的萎缩而萎缩;中国内需的核心在房地产,也会随外需的萎缩而走冷。去年以来的经济表现很好地支持这一判断。中国经济形势在2008年9月后的骤然恶化,即总需求恶化是随外需骤然恶化才发生的,这是美国金融危机恶化的结果。同时,中国房地产行业的走冷也是在出口走冷后出现的。

    这里有必要澄清三种容易产生误导的似是而非的说法。第一种说法是应对危机应该用内需替代外需。这一说法的目的没有问题,中国的确需要提振内需。其错误在于,忽视内需和外需的相关关系,没有意识到内需必然会随外需的下滑而下滑,从而大大低估了提振内需的难度。第二种说法认为出口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性不是很大,其依据就是净出口在中国GDP中的份额不是很大,才7%左右。这种说法的错误之处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忽视了进口也是主要服务于出口的,而净出口就是用出口减进口,完全抹杀掉了这一点;另一方面,出口对GDP的贡献不仅仅直接表现在出口上,而且间接对投资和消费提供支撑。第三种说法认为房地产是中国经济的支柱,所以政府应该对其大力扶持。这种说法的错误之处在于,没有看清房地产本之于中国经济并非一个独立力量,他需要收入增长的支撑,在之前和出口高度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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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09-03-13 13:09:56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肯尼迪学院Dani Rodrik教授:经济学家对危机的责任 主题: 经济学家对危机的责任

经济学家对危机的责任

肯尼迪学院  Dani Rodrik 教授

Mar 13, 2009

    (Dani Rodrik is a professor of political economy at Harvard University’s John F.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 and the first recipient of 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s Albert O. Hirschman Prize.)

Fault lies with economists, not the economy. As the world economy tumbles off the edge of a precipice, critics of the economics profession are raising questions about its complicity in the current crisis. Rightly so ― economists have plenty to answer for.

It was economists who legitimized and popularized the view that unfettered finance was a boon to society. They spoke with near unanimity when it came to the “dangers of government over-regulation.” Their technical expertise ― or what seemed like it at the time ― gave them a privileged position as opinion makers, as well as access to the corridors of power.

Very few among them (notable exceptions include Nouriel Roubini and Robert Shiller) raised alarm bells about the crisis to come. Perhaps worse still, the profession has failed to provide helpful guidance in steering the world economy out of its current mess. On Keynesian fiscal stimulus, economists’ views range from “absolutely essential” to “ineffective and harmful.”

On re-regulating finance, there are plenty of good ideas, but little convergence. From the near-consensus on the virtues of a finance-centric model of the world, the economics profession has moved to a near-total absence of consensus on what ought to be done. So is economics in need of a major shake-up? Should we burn our existing textbooks and rewrite them from scratch?

Actually, no. Without recourse to the economist’s toolkit, we cannot even begin to make sense of the current crisis.

Why, for example, did China’s decision to accumulate foreign reserves result in a mortgage lender in Ohio taking excessive risks? If your answer does not use elements from behavioral economics, agency theory, information economics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mong others, it is likely to remain seriously incomplete.

The fault lies not with economics, but with the economists. The problem is that economists (and those who listen to them) became over confident in their preferred models of the moment ― markets are efficient, financial innovation transfers risk to those best able to bear it, self-regulation works best and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is ineffective and harmful.

They forgot that there were many other models that led in radically different directions. Hubris creates blind spots. If anything needs fixing, it is the sociology of the profession. The textbooks ― at least those used in advanced courses ― are fine.

Non-economists tend to think of economics as a discipline that idolizes markets and a narrow concept of (allocative) efficiency. If the only economics course you take is the typical introductory survey, or if you are a journalist asking an economist for a quick opinion on a policy issue, that is indeed what you will encounter. But take a few more economics courses, or spend some time in advanced seminar rooms, and you will get a different picture.

Labor economists focus not only on how trade unions can distort markets, but also how, under certain conditions, they can enhance productivity. Trade economists study the implications of globalization on inequality within and across countries. Finance theorists have written reams on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failure of the “efficient markets” hypothesis. Open-economy macroeconomists examine the instabilities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 Advanced training in economics requires learning about market failures in detail and about the myriad ways in which governments can help markets work better.

Macroeconomics may be the only applied field within economics in which more training puts greater distance between the specialist and the real world, owing to its reliance on highly unrealistic models that sacrifice relevance to technical rigor. Sadly, in view of today’s needs, macroeconomists have made little progress on policy since John Maynard Keynes explained how economies could get stuck in unemployment because of deficient aggregate demand. Some, like Brad DeLong and Paul Krugman, would say that the field has actually regressed.

Economics is really a toolkit with multiple models ― each a different, stylized representation of some aspect of reality. One’s skill as an economist depends on the ability to pick and choose the right model for the situation.

Economics’ richness has not been reflected in public debate because economists have taken far too much license. Instead of presenting menus of options and listing the relevant trade-offs ― which is what economics is about ― economists have too often conveyed their own social and political preferences. Instead of being analysts, they have been ideologues, favoring one set of social arrangements over others.

Furthermore, economists have been reluctant to share their intellectual doubts with the public, lest they “empower the barbarians.” No economist can be entirely sure that his preferred model is correct. But when he and others advocate it to the exclusion of alternatives, they end up communicating a vastly exaggerated degree of confidence about what course of action is required.

Paradoxically, then, the current disarray within the profession is perhaps a better reflection of the profession’s true value added than its previous misleading consensus. Economics can at best clarify the choices for policy makers, it cannot make those choices for them.

When economists disagree, the world gets exposed to legitimate differences of views on how the economy operates. It is when they agree too much that the public should beware.

    劉澤霈  Liew, Jer-pey (Robert)

 




发件人:<zuojun119@sohu.com> 2009-03-13 09:37:58 +080收件人:<zdjun@263.net>抄送:标题:建国六十周年批判之一

    大军经济观察中心编辑同志:你们好,经常阅读贵站文章,从贵站汲取开阔的思路与相对中立的学术探究。深感贵中心不愧为中国知名思想库。近有一篇拙作,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批判与诉求《全球化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希望贵站给予在相关板块编发,并敬请批评。文见附件。

审视建国六十周年全球化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创新型国家研究中心  左俊

2009年3月13日

zuojun119@sohu.com

    当以苏联为样板的红色阵营骤然蜕变后,一个社会主义联体大厦还没来得及封顶就轰然倒塌。而曾经被狂热与梦想吹起的美丽肥皂泡沫也随之破碎,在忠实的信徒看来,这一切都不过是通往理想国路途上磨难与波折,而异议者则如释重负:该还的迟早要还,乌托邦终究是乌托邦。

    全球化催生了国际共识,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都在主动或被动接轨,不接轨就很难达成共识,没有共识就会发生摩擦,发生摩擦就会引发制裁以至于战争,没有几个国家想碰到枪口。于是共识在越来越多、越来越广泛的达成。然而颇具讽刺意义的是,共识很少是共同达成,更多的是一方推销,一方接受。当成片的红色海洋褪去颜色,几个尚未褪色的孤岛便格外引人注目。而中国,注定首当其冲。

一、四代领导下的中国脉络

    每一个国家都会留下时代的烙痕,每一个时代都会有最高统治者的影子。即使是法制比较完善的美国,从克林顿时代到奥巴马时代,每一届领导人的更迭,也会掀起轩然大波或一阵涟漪。

    毛泽东无疑是伟大的。他是新中国的缔造者,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创建者。一个把半封建半殖民地扭转为半官僚半社会主义的人,剔除历史的局限和他个人的理想主义色彩,他已经把他的能量发挥到了极致。

    在粗糙的完成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后,毛泽东和信奉他的人们认为已经奠定了牢固的社会主义根基,于是满腔热血的耕耘起祖国山河,这种投入不亚于“石头的疯狂”,然而,当从下到上所编织的皇帝的新衣被无情的灾害揭穿后,毛泽东担心的东西终于来了:社会主义超不过资本主义的时候,资本主义就会来个大反扑。于是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先发制人,欲将走资派消灭,同时警告大家,谁想走资,谁就是这个下场。文化大革命,捍卫了社会主义制度和意识形态,但这种全面撒网,捕风捉影的斗争连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了,并且把孩子摔成了重伤。

    毛泽东去了,留下了伤痕累累的“孩子”。邓小平亲历往事,如今看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孩子,终于忍不住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于是决定摸着石头过河,走上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邓小平是一位实干家,也是一位现实主义者。他深知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闭关锁国就会落后,落后就会挨打。他同时也深谙资本主义的贪婪而会自发把饼做大。当社会主义做饼出现了问题,并且,这种问题他一时半时不能解决的时候,他就自然或只能选择向资本主义要效率,但又不能变更社会主义的原意。变更了,他便是历史的罪人,至少在社会主义者看来。

    同样是因为太注重实干,他的很多治国方略常常针对当时出现的重大问题,因此缺乏系统,也缺乏远见。他老人家绝对没想到摸着石头过河的后面,是更浩瀚的大海,而不是河岸。而中国这艘巨轮已经驶出,承载在下一代人的希望与失望在朝一个方向快速前行,却没有人敢轻易调整船头,只能任它驶去。中国早已没有了石头可摸,代替石头的是危险的暗礁。

    江泽民,中国第三代领导,也是最不出彩的领导,以至于被很多人称为平庸,尤其被比共产党人数还多的XX功分子的骨干称为专制者,并得罪了不少外媒。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他很好的保存了邓小平留下的遗产,并按部就班的收回了香港与澳门。他同时将邓小平在经济上对资本主义的态度扩大到政治范围,并变革中国共产党的纯正血统,给资本家党权和政权。这样就壮大了共产党的实力,其代价是削弱了工农阶级和社会底层的实力。

    每一代新中国领导从心底都是爱人民的。这种爱或同情在第四代领导人身上体现的更加深切。到第四代,社会深层次矛盾已经爆发,而世界金融危机则使之更加裸露。这种矛盾的根源已不再是人民日益满足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民日益满足的物质文化需求同不合理的生产关系的矛盾。一方面卖方很多东西卖不出去,一方面买方很多东西买不起。生产力如果落后,就不会出现大范围的生产过剩,生产关系如果合理,就不会出现大范围的需求能力不足。而这两点都出现了。这是一个方向调整的信号,否则中国必将完全出现资本主义世界里周而复始的经济危机。然而,由于第一代领导的超频的调整所导致的严重问题,已经成了共产党和后几任领导对大幅调整方向慎之又慎的阴影,正应了中国那句老话: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同时由于资产阶级把握越来越多的话语权而使这种调整更加举步维艰。

    爱人民却不能为人民做大量的实事,莫过于最大的心痛和愧疚。所以,第四代领导接近全力的亲民,然而,由于没有做出实质性的调整,这种亲民更多的是其个人意愿而不是国家意志。

二、大国家与小民众

    1、积富的政府与积贫的底层

    中国是一个世界大国,而随着大国的崛起,中国政府的实力也空前膨胀,在实际上或将超过美国政府。虽然美国是世上最强大的政府,但其主要依靠美元杠杆及国际贸易剪刀差,而中国却没有这种美国式的世界管道收入,更多的是靠国内资源和人民的血汗。

    2007年,中国政府的实际收入就已经超过了十万亿人民币,约占GDP的40%。其大致够构成为:税收净收入47002亿元。预算内非税收入5691亿元。土地出让金12763.5亿元。社保基金收入9656亿元。彩票公益金332.5亿元。预算外资金收入12331亿元。灰色收入13824亿元。以上7项合计,2007年中国政府收入为10.16万亿元,就现在看来,政府的土地收入只有低估,而没有高估。据全国工商联2009年调查显示,一线城市的房产开发成本一半或以上为政府收入。

    与此同时,虽然出现了一批财富新贵让国人惊叹甚至膜拜,但占人口大部分的社会底层的财富却增长缓慢,甚至出现小部分返贫致贫现象。近十年来,中国政府收入增幅大约为GDP增幅的二倍,而人均收入增幅则低于GDP增幅,特别是农民人均收入增幅只为GDP增幅的一半。一个二倍,一个二分之一,这个数据应该比任何慨叹都让人惊愕或心酸。当政府的楼盖的越发豪华,而更多的人居无定所的时候,他们的体会是如此深切。

    2、高贵的资本与低贱的生命

    开放引入了发达国家对资本和金钱的尊重,却没有同期引入他们对于生命的尊重。中国底层人民的命很贱,很多中国普通百姓的命还没有外国人的一根指头值钱。农村很多人不是死于病,而是死于没钱看病。每年矿难死那么多人,也就赔一点钱就私了。甚至有黑社会公然报价,1万元就可以做了仇人……生命在金钱面前是如此的苍白。如果说财大气粗是一种必然现象,那么趋炎附势也就成了一种所谓的必然规律。而中国很多地方政府将这种规律运用的过犹而不及。一个外国投资商要赶飞机,但路上堵,当地政府用直升机将其空运,而当地一个要急救的女孩因为路途拥堵而中途离去。当民生遭遇政绩,底层生命对于资本的抗争又是是如此无力。

    中国很多当官的很资本主义,把权就是自己最大的资本表达的淋漓尽致,他们用种种手段催生了大资本家的热土,造就了中产阶层的乐园,稳固了小资的美好生活。却牺牲了自然之美,环境之源,掠夺了底层的原始资源,透支了后代的生态福利。资产阶级的最大功能就是把饼做大,资产阶级的最大恶毒就是掠夺本属于每个人的那份麦子,资产阶级最龌龊的行径就是向他们的掠夺对象排放并让其无辜承担做饼过程中的三废,资产阶级的良心发现就是给那些被掠夺者一些残羹,说:嗟!来食。一边是人民,一遍是资本。当越来越多的人民公仆演变为资本奴隶时,底层生命便越来越贱了。

    3、民主之路,何时民主

    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人在茫茫人海中自然是渺小的,但人的权利却是至高无尚的。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当家做主了。当这种当家做主更多是当国家名义上的主人,而事实上,很多个人问题自己连自己的主也做不了。主人翁更多的是要尽主人翁的义务,却很难享受主人翁的权利。毛泽东时代强调政权,淡化人权。人的主人翁权利更多的是政治上的权利,而不是个人的自由权利。所以,那个时代,你可以随便给别人贴大字报,因为你是政治上的主人,但你却必须躲在一个角落偷看不合时宜的小人书,因为,你不是个人的主人。

    中国没有经历西方启蒙运动,没有酝酿一个广泛的人权观念,所以造成了中国人权观念的断层,这种断层从新中国成立就一直影响着每一个个体。毛泽东时代强调政权而压抑人权,那时没有人能例外,这至少是另一种意义上对生命的公平。而如今,我们强调人权了,强调民主法制了。但人权是有钱人的人权,民主更是有钱人的民主。

    当代中国的法制就是有法而难治,当今中国的民主就是替人民当家作主。把希望寄托于宪政依然缺乏土壤,就如同多年前戊戌变法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当年资产阶级说列宁独裁,列宁直接反击:与其让你独裁,不如让我独裁!如今的中国是早就没有列宁式的独裁者,也没有列宁式的伟人。这是一个想独裁而不能,想法治亦不能的混沌时代。

    人民代表究竟代表谁的利益?是代表了少部分的利益还是大部分的利益?政府官员谁来监督,真监督还是假监督?当越来越多的人的利益不能通过程序式的诉求后,当越来越多的监督失灵后。网络无疑给了百姓一个批判的窗口,给了底层痛苦流出的口子。也同样带来人民民主希望的再次破灭:一轮轮狂轰滥炸后,一场场笔诛口伐后,那块巨大的坚冰依然巍然不动。人们所做的就是等待,等待,或等待不及而革命!遗憾的是,没有几个人会为之赴汤蹈火,在所不惜了。革命的发生也就两种情况:一种是对信仰的无比忠贞,一种是已经无法生存。这两种情况在当代基本不存在,所以,现状将继续维持,并随着内部改革而缓缓进步。

三、这是一个怎样的年代

    利益集团与社会大众、精英与草根,官方与山寨,当这些词进入寻常百姓家的时候,中国的阶层对立与冲突已不再是秘密。当发展遇到劫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恐怕隔着透明的玻璃围墙,如此亲近,而又如此遥远。当中国共产党由工农联盟演变为资产阶级与工农联盟的时候,博弈后的和谐似乎是最安宁的抉择。

    这是一个怎样的年代?有着文明人的修养,有着资产阶级原始积累的狂妄,有着共产主义的念念不忘,有着阵痛后看着更加渺茫的希望。很多年以后,我们的子孙会向我们感慨历史一样,那是一个怎样的年代!很多年以后,对于世界最大政党的功过,关于改革开放的是非,也只有历史学家才会给我们当代做一个完整的全面的评价。然而,我们千真万确的生活在这个时代。这个时代美好,但不美满;丑恶,但不丑陋。

    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注定是问题重于主义的社会。但最深处,不能忘了我们的主义。建国六十周年,是个时候了。

 

 

发件人:"m5222" <m5222@126.com> 2009-03-13 10:44:50 +0800 收件人: "仲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我们需要政治家的良知

我们需要政治家的良知

智敏

    今日的中国,有没有政治家?还真不好说,只是能上前台的,必是共产党的政治家,那我们就对他们说说政治家的良知。政治家的良知,一般来说有这二条:1.以天下为己任,改变不合理的社会。2.以为人民谋福利,改善民生为己任。以这二条来要求我们的政治家,能合格的有几个?

    今日的中国,贫富差距之大,令人不寒而栗;腐败如鬼魂一般,充彻于社会每个方面;官员的贪腐超过中国历史上任一时代。当然我们也不否认,现在是中国历史上生产力最发达的时代。置身于这样的时代,我们的政治家们应该为人民做些什么?才能不辜负人民的期望!

    30年的改革开放,资改派在共产党领导的旗号下,把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改成民众没有话语权,工人没有罢工权,一句话, 改革三十年里,只有权力和特权的自由,缺少平民大众的自由,只有利于少数特权和精英群体,它使中国的强势集团获得了空前的发展,而缺乏自由权利的社会大众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我们想问问政治家或官僚们:面对中国官员的贪腐超过中国历史上任一时代,你们在想些什么?不感到失职!

我们想问问政治家或官僚们:面对亿万富翁和贫民的差距,这是你们的宗旨吗?你们认为合理吗?
我们想问问政治家或官僚们:面对数万亿的国有资产被瓜分,你们不感到痛心!
我们想问问政治家或官僚们:面对数千万工人失业,你们先锋队的作用在哪里?
我们想问问政治家或官僚们:面对近亿农民失去土地,你们为他们说话了吗?
我们想问问政治家或官僚们:面对一二千万女性以卖淫为生,你们的良心在哪里?
我们想问问政治家或官僚们:面对近万亿的公款消费,行政成本,你们不感到浪费?

    这些问题长时间来一直压在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心上,人们一直在问为什么?为什么?那么政治家的良知呢?你们有什么良策吗?卢麒元说得好:“危机终于给予了中国政治家创造历史的机会。中国的政治领袖们,要有一点反潮流的精神,要敢于走自己的路。最低限度,我们不能丧失民族国家的主体性和自觉性。"

    改革开放30年了,中国的历史正在走向明天,人们期望着政治家,人民呼唤着政治家,开辟一个美好的新社会,而不是维持现在这个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基尼系数0.5以上的社会。当然,这些话很可能是白说了,那么我们只有期待民间的政治家了!

 



发件人:"黄梦男" <hsk287991@163.com> 2009-03-13 23:24:53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中国所有问题的根源是什么.

当以天下智慧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中国所有问题的根源是什么?

黄梦男

一,中国有究竟有多少问题?

    温总理说“发现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9月9日上午,温家宝总理在北京郊区潭柘寺中小学校看望师生时如是说)。当然如果发现一个问题都很重要,那么发现若干问题远比发现一个问题更重要了。做为中国人,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祖国更加富强。为了这个目的,我发现了中国现实中存在的若干关系国计民生的大问题。其实这也不是笔者发现的,我只不过是进行了一个简单的总结而已。中国目前的问题主要如下,当然这仅仅是笔者所能发现的:

    医疗问题,教育问题,能源问题,外汇问题,银行问题,高房价问题,环保问题,沙尘暴已经刮到济南了,户籍问题,社会伦理问题 例如包二奶,经济腐败问题。民主法制建设问题,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社会不公平问题,矿难问题,社会治安问题。

    媒体问题,媒体主要作用是起着舆论监督的作用,而我们的媒体除了娱乐以外,真正揭露出几起腐败案件呢?做为中央电视台中国最大的媒体,都老是在一些小问题上做文章,像成克杰、胡长清案件报道均是在结案后才报道的,有几件是中央电视台揭露出来的呢?央视尚且如此其他,地方电视台,报纸等媒体也是一样的。

    证券市场的问题,中国股市已经亏空了一万个亿,现在正进行股权分置改革,目前中国股市仍然不振,人气底迷的证券市场严重影响中国的资本证券化的进程,严重制约中国民族经济的振兴。

    正是认识到了中国整个社会问题重重,国家在各个领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但改革的效果又如何呢?前不久,国家有关研究机构课题组提出“医疗改革基本不成功”的结论。其实又何止是医疗体制改革不成功呢?无论是证券市场的股权分置改革,还是开始于村级的民主选举的政治体制改革,还是教育体制改革,或者是目前的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有几个是成效显著呢?难道这不是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吗?原因何在,是不是我们只想治标而忘记了治本呢?

二,中国问题的根源在哪里

    如果从发现问题的角度,以上的问题不算少吧?如果继续发现下去问题会更多的,多年以来我们的政府一直在解决问题,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问题没有解决呢?为什么问题越来越多呢?其实我们始终是在解决问题的枝节,而没有解决问题的根源。问题的根源又在哪里呢?上面的问题表面上多如牛毛,其实我们总结一下,这些问题是很容易理出头绪的。比如医疗问题、教育问题、媒体问题,证券市场问题,汇率问题等这都在于行政过渡干预上,这些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政治体制上。国家垄断医疗,医疗形成区域垄断这导致看病难看病贵的产生;国家垄断教育,这使得教育体制越来越僵硬,收费越来越高;国家垄断媒体,这使得媒体越来越庸俗化,从而以难以发现政治体制的弊端;国家以往垄断证券市场的新股发行,这使得证券市场成了圈钱市;国家以往对汇率的管制,导致汇率的市场化机制的形成出现困难,国家垄断银行,导致银行业普遍效率不高,呆坏账严重……。所以所有的问题根源只有一个,那就是政治体制。

    凡事都有轻重主次之分。“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医国比医人医病重要。“鱼”只能满足一时之需,而“渔”却让企业有谋生的本钱。鲁迅弃医从文,孙中山弃医从政。为什么?因为 :“医病不如医人,医人不如医国”。科学、经济、政治哪个重要呢?当然政治重要!一个高效率的证券市场,不愁没有芭非特诞生;一个经济持续繁荣的国家也不愁没有伟大科学家的诞生,一个政治稳定的国家,同样也不愁没有伟大经济学家的诞生。文革时期中国有经济学家吗?有大科学家吗?如果没有一个好的政治环境,所有的科学和经济都是空谈,即使建立起来一样会被轻易破坏,中国2000年的朝代更迭就是明显的例子。而只有好的政治体制才能有好的政治环境。有好的政治环境,才有繁荣的经济,才能有更高的科技。所以说好的政治体制才是国家兴旺的最关键所在!

    解决问题要从问题的源头解决,核心问题不去发现,只在枝节问题上努力一切都是枉然。所谓“擒拿贼当擒王,挽弓当挽强”解决中国的问题就要从源头上下手。中国问题的源头就在与政治体制。

三,“言论自由”是发现问题最好的办法

    爱因斯坦说,“发现问题比解决问题要难一万倍!”其实发现问题很简单,只要国家摆脱对媒体的垄断,实现言论自由中国什么问题都就发现了。其实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也很简单,只要言论自由,什么样的智慧就都出来了。因为大智慧来自民间,只有人民的智慧才是无穷的。

    怎么样发现问题和怎么样解决问题,只要放开言论自由都就解决了。剩下的就事情就是怎么做,由谁来做的问题了,这就涉及到用人机制,涉及到权力如何分配,权力如何交接的政治体制问题了。这就是我所说的核心问题。医疗问题,教育问题,环境问题,法制问题……这些所有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呢?在政治体制上。所以解决中国问题的重中之重就在这里!

    言论自由就要放开国家对媒体的垄断,言论自由了所有的经济腐败,就在广大人民的监督之下了。言论自由,什么样的政策是不合理的大家就知道了。要发现国家的所有问题,要解决国家的所有问题,首先是要从言论自由开始。最近看了张正春《新中国最大的失误是什么?》的文章,文中说的“一切凌驾于学术研究的思想领导都是极其危险的和注定要失败的,一切拒绝批评和监督的文化霸权和科学霸权都是幼稚的和腐朽的!”这也是要言论自由的!

四,建立合理的政治体制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前提

    合理的政治体制是对每个人都有益的,不合理的体制对所有人都是不利的。否则美国第一任总统华胜顿就选择帝制了。我们看到封建中国的帝制,这是不合理的体制,他对统治阶级自己的伤害都是巨大的,封建社会的皇族多数会因权利之争被杀,因为帝制的不合理,以至于有皇帝竟然说:“愿生生世世,不生帝王家”。

    人类社会最大的内耗是什么,是战争、是政治动荡,历史上所有的自然灾害对人类的催摧残远远没有人类的政治动荡对自己造成的伤害大。没有一个合理的政治体制,国家就不用谈稳定。不合理的政治体制即使是稳定的,那也是一个时期的稳定,或是伪稳定。所以建立和完善国家的政治体制,他绝不是一代人的机制,他是关系到中华民族千秋万代的关键。

    当然政治动荡会造成社会最大的内耗,所以对政治体制的改革,必须要以国家的稳定为主,就是我们党说所的“建立和谐社会”。中国的政治体制合不合理?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要怎么改革?这都是应该在确保国家稳定的前提下,引导全国智慧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的。而为了国家追求一时的稳定,禁止舆论对政治进行报道这是不合理的。是缺乏信心的表现。一个国家的国民都不关心国事,那么这个民族是很危险的。一个国家只有每个国民都认识到政治的重要性,这个民族才会兴旺。一个国家要富强,其国民必须要关心国事的。

    美国之所以富强,我们看看美国民主选举时举,每个国民是如何的关注国家的政治就知道了。而现在的中国呢?我们的国民关注的又是什么呢?更多的是关注《小燕子》、皇帝戏、武侠剧,我们关注超级女生,我们关注芙蓉姐姐。我们关注自己的小资生活。追捧芙蓉是无聊无奈的选择,一位清华学子谈到这个是这样说的,“我们的智力和热情处于人生顶峰,但是没办法用适合我们年龄和身份的方式去关心时政。”为什么?还不是缺少对国民关注政治的引导。清华学子都无法关注时政,何况平民百姓了。所以放开舆论,让老百姓都关心自己国家的政治,才是富国强民的根本所在啊!

五 ,当以天下智慧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洋洋洒洒写下了四千多个字,该做个小结了。其实笔者的观点很简单。面对人类的高速度发展,面对世界文明的竞争,我们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思想文化都必须应对未来的考验和挑战!中国必须深入变革。中国的改革应该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主,为先。建立一个合理的政治体制,这是解决中国各种问题的根源。有了好的政治体制,才有好的用人机制,才能解决各种复杂的问题。才有好的政治环境,才能稳定的发展经济和科学。而如何成功的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应该引导舆论关注,要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是发掘天下智慧,解决天下难题的最好方法。更是解决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提,借助天下人的智慧进行,而不是简单的凭借一个人,一个群体的智慧。如何顺应时代的潮流,如何能够使改革成功,这必须保证核心权力的稳定,确保驾驭改革的能力。言论自由也是国家发现不稳定因素,建立和谐社会的关键。
 

 

 

发件人:"star" <starkling@163.com>  2009-03-14 09:56:45 +0800 收件人: "huxingdou" <huxingdou@huxingdou.com.cn> 抄送: "zdjun" <zdjun@263.net> 标题:

乌有之乡书社突然遭到警方查抄

亚洲周刊 江迅

    乌有之乡书社近年开讲座﹑售张春桥文献等非法出版物,赤裸裸表明要为四人帮和文化大革命平反,要以毛泽东主义粉碎中南海「修正主义集团」。北京两会前夕,乌有之乡书社突然遭到警方查抄,并带走四五人问话。

    北京有一所乌有之乡书社,这些年来颇惹人关注。乌有之乡即乌托邦,凝聚于乌有之乡的一批退休官员、学者和读者,赤裸裸表明要为四人帮平反、为文化大革命平反,要以毛泽东主义粉碎中南海执政的修正主义集团。他们利用改革开放的宽容而大行其道,从「极左」(指那些反改革开放而留恋毛泽东时代制度、忧虑放弃共产主义原则)的方面寻求突破,非法印製书籍销售,乌有之乡大讲堂每週举办讲座,出版电子杂志,举办网友沙龙,散发宣传单张和光盘,以乌有之乡网站为自己的话语平台。

    由于改革开放进程中出现一些问题,令一些基层百姓在改革中没有得益或获益较少,随著社会矛盾加剧,越来越多的百姓开始重拾对毛泽东的迷信。「乌有之乡」在他们中间便拥有市场。

    多年来,当局没有对乌有之乡採取查禁措施,令北京政界和学界匪夷所思。不过,零九年全国人大和政协两会召开前夕,二月二十八日晚上九、十点,位于北京海淀区苏州街的「乌有之乡书社」,突然遭北京警方查抄,警方带走了四五个人问话。

    十天后,乌有之乡网站刊出牧川撰写的长文:最近,署名「中国青年二千」的人士发表文章,诘问「极左网站『乌有之乡』为何还没有被取缔?」牧川文章说,所谓「中国青年二千」不是单独一人,「联想到近日对于『乌有之乡』一系列的污蔑文章,联想到张宏良(中央民族大学教授,乌有之乡领军人物)博客被封,联想到其他事情,可以看出一些人正在製造事端,给政府施压,从而将一大批爱国人士打压下去」。知情人透露,这「其他事情」就是指那次警方查抄。

    三月六日下午,记者踏访「乌有之乡」,来到苏州街十八号院一号楼「长远天地」大厦,好不容易找到C座一单元,这里没有挂牌,从外观看,与一般住宅无异,外人根本不知道楼上还有个卖书的书店。跨进一单元小门,穿过小厅,从右侧门拾阶而上,从电梯直上九楼。书社不大,二﹑三十平方米,不过边上却有百来平方米的演讲会场。

    乌有之乡书社早先在北京大学西南门外的资源宾馆三楼,迁过来才几个月。记者去过两次旧址,书店可谓门庭若市。这次,这家私营书店只有两个读者在书架前选书,两个服务员在忙著整理书籍,显得有点冷清。在书架前逛了两圈,摆放的书以有关毛泽东的书居多,以「左」派和保守派学者的著作为多。

    自零三年九月「乌有之乡书社」成立以来,这里举办的讲座﹑出售的书刊,颇具另类特色,即独立于主流意识形态之外,提出自己的一套政治主张。月前,这里还出售《毛泽东思想万岁》(当年红卫兵收集的毛泽东文革内部讲话)、《张春桥文献》等,这些书自称只收取工本费,严格说是没有书号的非法印制品,还有「只有人民组织起来,才能推翻现代修正主义集团统治」之类的光盘摆放,现在已经撤架了,难以断定是否警方查抄的结果。

    小小的书店,最醒目的是牆上的乌有之乡匾牌,上书:有好书,有朋友,有思想,有责任。牆上悬挂著两个大镜框,一幅是全国政协委员周秉德(周恩来侄女)的题词:「乌有之乡,理想飞扬的地方。二零零四年,十月,二十四日」,镜框里的题词边上,镶贴著三张毛泽东的照片。

    另一幅是零六年二月全国人大和政协会议前夕,全国政协委员董良翬(董必武女儿)、周秉德、刘太行(刘伯承之子)等人,在乌有之乡书社开展社会调查之后与众人的合影照片。记者在书店一角落的地上,捡起一张「乌有之乡」重要成员、中央民族学院教授张宏良著作介绍的印刷单张,递向一位服务员,问:「纸上推介的这本书有没有卖?」

    服务员探头看了一眼纸上的字,脸色顿时一沉,问:「你从哪儿拿到的?」「在那角落里捡的。」「这是我们的内部资料,你怎麽可以随便拿?」话没说完,他便一把将记者手中的这张纸夺走了。

    零八年四月,北京知名评论家马立诚在乌有之乡书社买了六本书。这些书没有出版书号,由自己印製,价格不菲。年过九十岁的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总干事 ﹑原冶金工业部副部长﹑前鞍钢公司总经理马宾写的《纪念毛泽东》,普通十六开本的杂志那麽大,书名下边,大字注明:「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这是毛泽东诞辰日。

    书的封底印著:「工本费三十元人民币。」另一本书是梅俏三十万字的《毛泽东的「珠峰」》。马立诚认为,这是文革结束三十多年来仅见的一本从「左」的角度思考「文革」的长篇专著。

    据悉,有乌有之乡成员提议,为表示忠心,每个成员都要佩戴毛泽东像章,每天要纪念毛主席,两个成员谈话要说「向毛主席保证」,还要有个动作,右手掌放左胸,每天要批判种种反对毛泽东的言行。

     在乌有之乡网站出现这类帖子时,遭到自由派学者和不少读者群起攻之,他们似乎自己也觉得不太妥当,于是撤除了来自乌有之乡的那些帖子,发布通告,对毛泽东表忠心是否採取这样的行为,由每个成员自己决定。零八年春夏之交,他们预测八月十五日前后一週,北京会发生大地震,通知成员和朋友们注意尽早疏散,以免遭灾。还有成员提议要大力推广中医,有病不要看西医。

    这家书店是一个留恋毛泽东时代的人的一个庇护所。零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在毛的冥诞日成立,发表了《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告全国人民书》和《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章程》。

    在「乌有之乡」成员中间流传著这份《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告全国人民书》,《告人民书》说:「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已经到来!三十年来的事实已经证明,把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权的修正主义统治集团推行的所谓『改革开放』,不仅是一条彻头彻尾的复辟资本主义路线,而且是一条官僚、买办性质的卖国主义路线。」

     《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告全国人民书》还说:「中华民族已被他们推向了被分裂、被宰割的内忧外患的危险境地,全国各族人民已经被重新置身于水深火热之中,从新置身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官僚买办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剥削之下!为此,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走资派反动统治集团造反有理!」

    这份告人民书更说:「就凭他们彻底背叛『四项基本原则』,以『四个坚定不移』取而代之这一项,我们就造反有理!就凭他们在所谓的中共十七大上公然抛弃毛泽东思想,违反中共七大以来的《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颠覆社会主义制度,搞资本主义复辟,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已使修正主义中共变成一个非法组织这一项,我们就造反有理!」

    告人民书表示,「就凭他们引狼入室,出卖领土、领海、矿山、资源、银行、工厂、道路、桥梁,出卖民族尊严,把中国变为了美帝国主义的附庸这一项,我们就造反有理!就凭他们以权谋私,权钱交易,强拆民宅,逼良为娼,吃喝嫖赌,包养二奶,寡廉鲜耻,腐败透顶这一项,我们就造反有理!就凭他们实行法西斯专政,疯狂逮捕革命造反派,对手无寸铁的学生痛下杀手,野蛮拘捕上访群众这一项,我们就造反有理!」

    人们普遍认为,原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长邓力群是乌有之乡书社的后台,今年九十四岁的邓力群身体已经衰竭,前文提到的马宾﹑原化学工业部部长秦仲达﹑原国家统计局长李成瑞成了乌有之乡的旗帜。经常参与乌有之乡活动,在乌有之乡网站上发表言论的学者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刘国光、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张宏良、光明日报社原副总编辑陈谈强、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刘日新、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左大培﹑北京大学原党委副书记梁柱、《中流》杂志原副主编孙瑞林、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顾问詹武、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许建康、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高鸿业、北京大学教授胡代光、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韩德强、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前所长张卓元、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巩献田、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刘瑞複等一批人。

    乌有之乡书社的负责人是范景岗。在乌有之乡网站上,随时可以读到这样的文章:《站在二十一世纪的高度,重评文革和毛泽东》、《张春桥,你没有死》、《我感谢毛泽东为把政治交给人民而发动文革》、《温家宝不适宜担任总理》、《试看茅于轼「一僕二主」的精采表演》、《中国的「精英」高尚全之流》。零八年,北京一些学者和离休高官参加了马宾的《纪念毛泽东》一书的座谈会。张宏良、巩献田等人在会上发言,会后还印行了一本《向马宾同志学习》的小册子。马宾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出现那麽多问题,「其历史根源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期,领导权被修正主义分子篡夺,而十一届三中全会背叛了毛主席路线,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毛泽东一生贡献大,文化大革命是其中突出的部分」。

    马宾说:「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又是一次整党、清党。」「在国际上反对美帝国主义,国内反对官僚、腐败现象和党内反修正主义斗争中,开展第二次、第三次文化大革命运动。」

提出二次文革目标

    马宾还提出了「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目标,那就是,「在城市,把在改革开放期间一切公有财产被私有化了的财产,全盘收归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在农村,实行土地国有化、劳动集体化、生活社会化的三农政策」。马宾要求「彻底为毛主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平反昭雪」。在《纪念毛泽东》一书的座谈会上,张宏良发言说,马宾现象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这个现象本身表明了中国左翼力量正在复兴。有北京学者认为,马宾、张宏良的这些主张,就是「正在复兴的中国左翼力量」为「拯救中国」开出的药方,令不少人毛骨悚然。

 

 

 

发件人:"it&i-iwep" <itisiwep@gmail.com> 2009-03-13 00:11:15 +080收件人:抄送:标题:it&i-iwep三问吉利洽购Volvo

三问吉利洽购沃尔沃(VOLVO)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  李众敏

March 12, 2009

Lee.zmin@gmail.com

    在继上汽收购双龙落入“完败”之后,Volvo 再一次在中国民营汽车生产厂家中掀起一股海外并购的热潮。1999 年,福特以64 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Volvo 小轿车,经营近十年未有起色,近来,因为危机影响了汽车销量,又在请求援助的过程中受到政府的高压逼迫,决定出售Volvo。福特出售Volvo,这本来不是一件很稀奇的事情,福特早有此意。让人稀奇的是,竟然有许多家中国汽车公司(而且多为民营公司)要出手,其中最受关注的是吉利汽车,有消息称,吉利汽车在一年前就已经和福特洽谈了收购Volvo的可能性。

    我对于在国资和外资夹缝中成长起来的民营企业,一向心怀敬意,我也对民营企业海外投资持乐观积极的态度。但是,对于这样一笔交易,我有三个疑问:一问:吉利看上 Volvo 什么?

    吉利洽购 Volvo 的目的,与当年上汽收购韩国双龙一样,但是,吉利显然想要得到更多。吉利想通过收购Volvo 实现其国际化的梦想,同时,也拥有国际化的品牌和技术。我要说的是,吉利如果收购Volvo,除了得到与上汽一样的败局外,恐怕无法获得更多。

     表1 福特-Volvo 销售与利润情况

            销售额 销售量 税前收益(亏损)   市场占有率
                                             美国 欧洲
    2006     161     46.0    -2.56            0.7  1.4
    2007     178     48.2    -27.18           0.6  1.5
    2008     147     35.9    -16.90           0.5  1.3
         单位亿美元  万辆     亿美元        百分比 百分比

    数据来源:福特公司年度报表。

    吉利目前考虑的是,Volvo 仍然以国际市场为目标,问题是,如果以国际市场为目标,在美国金融危机完全不知道什么时候见底的情况下,国际市场汽车销售量不断下降,Volvo 的销售量和市场占有率都在不断下降,这种情况下,吉利洽购Volvo 无异于在海啸中出海。而且,如果以国际市场为目标,吉利有什么把握会比福特经营得更好?“一瓶一钵至南海”固然是很美妙的事情,但时机不对。吉利如果真有国际化的鸿图大志,应当有更为充分的准备,选择更为适当的时机。

    如果以国内市场为目标,就更难看出吉利收购 Volvo 的理由,2008 年,Volvo 的全球销量为35.9 万辆,这还是在销售量已经下滑时的表现,Volvo 的产能为60 万辆左右,在五年以内,中国的国内市场连Volvo 销量的一半也容纳不了。而且,如果以国内市场为目标,Volvo 的产品要获得竞争力,必须把Volvo 的生产搬到国内来,以利用国内的劳动力成本优势,或者至少把组装环节搬到中国来,在牵扯到多国利益的情况下,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们认为,不管吉利洽购 Volvo 立足的是国内市场还是国际市场,都是不足取的。

二问:吉利拿什么收购 Volvo?

    根据高盛与摩根士丹利的估计,Volvo 在2006 年的价值约为65 亿美元,如果在吉利收购的过程中享受“折上折”的优惠,二点五折仍然需要约16 亿美元。根据吉利提供的财务报表,截止2008 年6 月底,吉利的非流动资产为5.79 亿美元,流动资产7.89亿,两者合计13.68 亿美元。也就是说,吉利不吃不喝也无法买下Volvo。换言之,吉利收购Volvo 必须依靠银行贷款,但是,凭借银行贷款收购Volvo 将使得吉利的负债迅速增加,增加的规模将是吉利现有资产的一倍以上,这对于吉利的经营将会造成巨大的压力,也会带来空前的风险。

    图1 福特-Volvo 业绩分析

                                                     数据来源:福特公司年度报表。

    即使吉利能够融得足够的资金,成功收购 Volvo,吉利又拿什么去改变Volvo 的经营状况?2008 年,Volvo 给福特带来了16.9 亿美元的亏损,虽然亏损额上比2007 年减少了一些,但是Volvo 的经营状况并无根本改善。2006 年以后,Volvo 的经营状况迅速恶化,单车亏损从557 美元上升到5639 美元,提高了近十倍,这一状况虽然在2008年有所改善,但并无本质的改善。从成本收益数据也可以看出来,Volvo 的状况从2007年快速恶化以后,根本就没有好转,受美国金融危机影响,Volvo 的前景本来就不乐观,加上福特已经准备出售Volvo,相应的投资和经营努力也会萎缩。此外,如果并购后的Volvo 要保持现有的市场地位和原有的性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仍然要使用原有的采购和销售体系,由于缺乏国际化经营的经验,Volvo 在吉利的经营下,只会比现在表现得还差。

    因此,从资金实力上看,吉利不具有收购 Volvo 的能力,即使通过银行贷款成功收购Volvo,也难以承担其每年巨额的亏损。

三问:吉利应该买些什么?

    经过多年的发展,吉利已经在国内汽车销售中占到第九位,2008 年实现销售量23万辆,取得了可喜欢的成绩。但是,也有业内人士表示,吉利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吉利自身的发展也面临着转型。吉利的问题在于没有一个整合的体系,从研发、零部件生产等各个环节并没有围绕最终产品形成一体化的流程。

    相对于冒进的海外并购举措,我认为,吉利更需要精打细算的慢工夫:第一,通过并购实现生产链整合。受美国金融危机影响,汽车销售量的下滑严重影响到汽车生产商,但是,相对于整个汽车产业在金融危机的表现而言,这只是“冰山一角”,更多的零部件生产商正在遭受更为严重的困难。吉利可以借此机会,在亚洲范围内收购一些汽车零部件生产商、研发机构,并形成以吉利最终产品为核心的生产链整合,形成专门服务于吉利汽车的研发机构和零部件生产商,提高吉利汽车的整体性能。在这一基础上,才有可能发展出吉利自有品牌的高端车。还是那句老话:有些好东西是买不来的。

    第二,开发高附加值的产品。一般认为,小轿车的利润不如重型车,在汽车产业中,卡车、重型车是高附加值的产品,吉利可以收购一些小型的卡车、重型车生产厂商,为开发高附加值产品打下基础。第三,发展金融等汽车服务业。通过建立完善的销售网络、售后服务机构和汽车金融机构,发展汽车金融等服务业,向下游整合。在情况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并购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汽车销售网络。
 

 

 

发件人:"CN CASS" <cass.rcif@gmail.com> 2009-03-11 14:01:39 +0800 收件人:抄送:标题: RCIF Working Paper No. 0902 美国金融危机与国际金融新体系:日本学者观点综述

美国金融危机与国际金融新体系:日本学者观点综述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  王永中

Mar. 11, 2009

yongzhong01@yahoo.com.cn

    感谢日本经济研究中心山崎正树主任研究员和中岛裕纪子女士为访谈提供的便利。文中观点未经被访谈者审阅。

    美国金融危机是现代经济金融发展史上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事件,将对全球经济和金融格局的演变产生深远影响。日本学者对此予以密切关注。借在日本访学之机,笔者以“美国金融危机及其对国际金融体系的影响”为题,访问了一些日本较为知名或活跃的学者。现将他们的观点整理成文,希望能为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提供初步的参考。

一、日美金融危机的比较分析

    日本和美国的金融危机是战后以来两次最大的金融危机。日本学者对日美金融危机作了细致的比较分析。伊藤隆敏1认为,日美金融危机有以下三点相似之处:货币当局的宽松货币政策和松懈金融监管措施造成了资产泡沫,日本集中于商业地产,而美国则是个人住房;不动产泡沫崩溃,导致金融机构持有大量不良资产,金融企业资产负债表状况非常虚弱;政府采取的政策基本类似,向金融企业注入公共资金,购买金融机构资产或采取国有化政策。日美金融危机的不同点主要有:

    1.不良资产结构

    深尾光洋2对日美银行不良贷款的来源结构作了比较分析。他指出,日本的银行不良贷款主要来源于企业部门,企业把银行的贷款大量投入到股票和不动产上面。地产和股票价格崩溃,企业亏损很大,不能偿还银行贷款,形成了银行的坏帐。美国银行不良贷款主要来源家庭部门,过度举债的消费者用银行的钱来购买住房、消费。住房价格的下跌,使得住房购买者无法通过再融资来偿还抵押贷款,从而住房购买者特别是次级购房人便产生大面积的违约行为。

    小岛明3比较了日美不良资产的持有结构。日本市场当时没有证券化金融产品,日本的银行没有出售不良贷款,而是全部持有不良贷款,虽然银行受到的损失很大,但不良资产没有传递给其他类型投资者和国外投资者。因此,日本金融危机是一个典型的、一国内部的银行业危机。美国市场是高度证券化的,商业银行通过复杂证券化技术,将不良资产几乎传染到所有金融资产上面。同时,美国还凭借其关键货币国地位,将不良资产销售到欧洲等世界各地,导致美国较小规模次贷危机演变为规模空前的全球性金融风暴。因此,美国金融危机是全球性、非常复杂的金融市场危机。

    1,伊藤隆敏(Takatoshi Ito):东京大学教授,曾任职IMF和日本财务省。
    2,深尾光洋(Mitsuhiro Fukao):日本经济研究中心理事长,庆应大学教授。

    2.美国金融衍生品CDS市场泡沫

    深尾光洋认为,目前美国金融资产直接损失相对于GDP比例并不是很高(在1.4万亿损失之中,美国约占60%,欧洲占40%),甚至低于日本金融危机时期的损失水平。但美国金融危机最严重问题在于信用衍生品信用违约掉期(credit default swap, CDS),CDS市场规模达60多万亿美元,远远超过其他金融资产。实际上,衍生品交易是一个“零和博奕”,一方所赚,正是另一方所亏。金融衍生产品含有虚假利润,高估了赢方利润,低估了输方亏损。衍生品定价不是由市场来决定,而是根据复杂模型得出,易于人为控制4。在CDS交易上,管理层为获得高额分红,倾向于高估现时费率收入(CDS卖价),低估甚至不计算未来成本支出。一个典型例子便是AIG。AIG之所以濒临破产,主要原因是卖了过多的CDS。出售CDS的保费收入基本等于未来保费成本支出,因而,CDS价值实际上为零。AIG将保费收入作为利润来报告,未能充分计算未来债务支出,未能从保费收入中拿出足够的储备以应付未来支付。因此,AIG报告了巨额利润。2005年,AIG85%利润来源于CDS。CDS非常复杂,很难估计损失规模。因此,巴菲特2003年在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的年报中称之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定时炸弹”。要解决CDS估值问题,必须要建立一个有组织的交易清算系统。平田秋明5也指出,目前CDS交易采取面对面柜台交易(over the counter)方式。CDS价格可信度较低,对于不同的市场和交易主体而言,CDS价格是不同的。为实现CDS价格的公开化和统一化,需要建立类似于股票交易所之类的CDS清算机构。

    3,小岛明(Akira Kojima):日本经济研究中心特别顾问,前任会长。
    4, 例如,债务抵押凭证(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 CDO)的违约概率被严重低估了,CDO中所包含的不同资产是高度相关的,不是风险分散的。因为次贷资产是高度同质高度相关的,如低收入、低信用记录和高违约风险,一旦房价下跌,CDO中不同资产可能同时违约。
    5,平田英明(Hideaki Hirata)法政大学副教授,曾任职日本银行。

    3.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

    平田秋明认为,美国政府在应对金融危机的速度要明显优于日本,但在不良资产评估上存在一些问题。日本当年向银行系统注入公共资金的速度缓慢。当时,日本民众尚未认识到向银行系统注资将会对宏观经济产生重要影响。他们普遍认为,纳税人的钱应用于公共用途,而不应单独用于银行。并且,当时民众对银行职员的高薪和银行较差的服务态度也心生不满。出于选票考虑,自民党在向银行系统注入公共资金问题上犹豫不决,以至于拖了几年时间。美国政府迅速采取行动,向金融系统注入公共资金,并创造新的融资工具以克服流动性紧缩。但美国政策不足之处在于,对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救助不是以资产质量为依据,没有对银行等机构的资产质量进行评估。日本对银行的注资是以银行资产质量的评估为依据。日本对银行的资产质量作了非常认真地评估,然后决定需要注入多少公共资金。而美国并没有那样做,在“太大而不能破产”(too big to fail)心理预期之下,是由市场力量来决定政府是否需要救助大的金融机构。例如,美国政府注资花旗银行的直接动因是其股票价格迅速下跌,实际上是市场力量迫使美国政府援助花旗银行。这将对美国政府救援资金产生巨大压力。

    伊藤隆敏也认同美国政府在雷曼破产之后的迅速反应。他指出,像雷曼这样大的金融机构破产,将对金融系统产生严重冲击,使金融危机变得更为严重,因此,政府的迅速救援行动是必须的。深尾光洋则批评美国政府在救市过程中,犯了一个重大错误是让雷曼破产,没有保护其债权人利益,引发市场巨大震荡,并导致AIG立即陷入财务危机并寻求政府保护。

    4.日本对于美国的经验借鉴

    竹中平藏6强调了日本处理银行不良经验对美国的借鉴意义。他指出,在解决目前金融危机问题上,许多国家采取向金融机构注资办法。这一措施是不够的。日本在这方面有严重的经验教训。1999年,日本决定对银行部门进行注资,大规模资金被注入银行部门。即使如此,日本的银行危机仍然持续了4年。原因在于,银行资产评估或衡量方法不正确。如果银行资产评估方法不正确,人们对银行资产负债表健康状况便丧失信心。即使政府已向银行系统注资,人们也不知道金融危机什么时候结束。2002年,竹中平藏就任经济财政大臣后,首先对银行不良资产规模进行评估和衡量,作为向银行注资或对银行实行国有化的依据。两年之后,日本的银行危机便结束了。因此,不良资产评估和衡量是一个非常重要步骤,这是美国和欧洲应借鉴日本的一个重要经验。不过,日本金融危机是一个简单银行危机,仅仅是银行系统受损,很容易对银行不良资产规模进行评估。但美国危机不是一个简单银行危机,而是一个复杂的金融市场危机,许许多多金融机构和金融资产受到损失。所以,对美国银行不良资产进行正确评估,在技术上是复杂和困难的。

    深尾光洋指出,美国政府基本没有借鉴日本经验。日本在对银行系统进行注资或国有化之前,作了严格而全面的尽职调查。美国政府在对金融机构注资或国有化之前,没有进行尽职调查。这可能与美国金融危机危急有关。但尽职调查有助于维护对金融机构的信心。不过,美国对房地美、房利美和AIG实行国有化可以说是借鉴了日本的经验。

    6,竹中平藏:(Heizo Takenaka)庆应大学教授,日本经济研究中心特别顾问,曾任日本经济财政大臣。

二、全球失衡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可持续性

    美国金融危机固然与复杂的结构化金融产品、金融企业过度冒险行为、松懈金融监管和宽松货币政策密切相关,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然而经常被人们所忽视的重要根源——全球失衡。

    1.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可以持续

    竹中平藏从历史视角论证了全球失衡和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可持续性问题。目前,美国积累了大量经常项目逆差。这一逆差可持续吗?如果可持续,这不是坏事。1985年,保罗•克鲁格曼曾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强势美元是否可持续?》。他的结论是,强势美元是不可持续的。原因在于,当时美国积累了大量经常项目赤字,主要来源于政府财政赤字。政府财政赤字意味着政府负储蓄,美国政府负储蓄主要依靠外国融资,特别是外国政府的融资。所以,强势美元不可持续。广场协议之后,美元相对于其他主要货币实现了大幅贬值。

    与20多年前相比,美国现在贸易赤字占GDP比重已经加倍了。但是,有不少人仍相信美国经常项目赤字是可持续的。对此,哈佛大学理查德•库柏给出了一个明确回答。他认为,美国经常项目赤字之所以可以持续,是因为美国可持续获得大量国外投资。他经常问的一个问题是,为何人们愿意投资美国?因为美国预期增长率很高,GDP年增长率约为3%。所以,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亚洲国家非常愿意投资美国。这是一件非常奇怪而又有趣的事情。因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的资本边际回报率显著高于发达国家。但是,许多发展中国家仍然愿意投资美国,原因是人们相信美国新经济可能带来预期快速增长。所以,许多人认为,美国经常项目赤字是可持续的。

    现在的形势与网络泡沫时期完全不同。美国金融危机使人们对美元稳定性产生了强烈怀疑,非常担心因美元贬值而受损。一个典型例子是,在过去数月中,日元对美元呈现出明显升值趋势。那么,现在货币体系不稳定是由不稳定国际金融体系造成的吗?也许不是,这可能主要是由美国国内货币政策错误所导致。这是否意味着现行金融体系不稳定呢?未必。尽管目前货币体系存在不少问题,但这一体系仍然能发挥作用,还没有到要被取代的地步。

    2.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不可持续

    小岛明认为,现行以美元为主导的货币体系是建立在全球失衡基础上的。二战结束时,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生产国和出口国,其他国家经济则一片萧条,美国是唯一贸易顺差国,其他国家均为贸易逆差。现在,美国成为最大贸易逆差国,其他国家则是贸易顺差。当美国贸易顺差时,美元短缺便出现了。因为其他国家需要更多美元去支付进口,但他们没有足够的美元。为解决美元短缺问题,IMF创立了特别提款权,向经常项目赤字国提供融资。现在,美国保持了持续的贸易逆差,美元供给已经过剩了。作为国际关键货币,美元赋予了美国一个特权:为弥补经常项目赤字,美国可向外国借入以美元计价贷款,而无须担心汇率风险。美国经常扮演一个投资银行家角色。从世界各国借钱,一部分用于自身消费,另一部分投资于世界各地,通过“借短投长”的期限转换功能获取利差收益。美国资产以外币计价,负债是以本币计价,将由贸易失衡引起美元贬值风险转嫁给别国。

    20世纪80年代,美国曾对自身不断累积的经常账户赤字表达关注,并在1985年通过广场协议对美元币值作了深幅下调,但并未能解决贸易失衡问题。此后,美国政府再也没有认真地对待贸易失衡问题。因为美国政府知道,它具有通过印刷美元来为经常项目赤字融资的特权,如果继续保持这种特权,就不用担心经常项目赤字问题。以至于在美国学术界产生了一些乐观观点。最近一些观点有:他国积累的外贸顺差别无选择只能投资美国的股票和债券;一种新的机制已经产生,贸易盈余国将以双方均满意的方式向美国赤字自动提供资金支持。

    近30年来,每隔10年便发生一次金融危机。例如,1987年“黑色星期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这些危机的一个重要背景是,不断恶化的全球失衡。由于美国持续通过向外借款来为其日益膨胀的经常账户赤字融资,其净外债在2007年底已达3.2万亿美元,占GDP的23%。出于对不断攀升美国资产的保值能力忧虑,贷款国开始降低美元资产在其外汇储备中比重。因此,美元汇率大幅度调整,或者美元崩溃,将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发生。这就是全球失衡的危险之处。

    美元过剩也是全球失衡引发的一个重要问题。大量投机性过剩美元,造成金融市场和外汇市场的不稳定。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美国金融机构在这场金融危机中竟然拿不出美元资产来。美国政府应认识到全球失衡问题来源于国内结构失衡,并拿出建设性解决办法。未来1-2年,美国需要救助陷入困境中的金融机构和企业,增加政府开支,发行大量国债,印刷大量美元。但美国居民储蓄率很低,需要外国资金提供融资。美国政府用公共资金去救助金融机构和企业,增加政府投资,将恶化“双赤字”问题。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已经过时了。因为美国巨额经常项目赤字使得这一体系不可持续。美元将从世界关键货币地位上逐渐衰落,美国货币特权将逐步削弱。目前,包括欧元在内的任何一种单一货币均不能取代美元地位,国际货币体系将从以单一货币为主导向多元货币为基础过渡。不过,这个过渡期将是痛苦而漫长的。美国必须降低家庭部门在房屋泡沫时期所积累的过高负债。美国消费需求将呈长期下降趋势。同时,在弱势美元支持下,美国贸易赤字将会下降。日本、中国等出口国需要增加国内需求以帮助美国调整。这将有助于促进全球失衡问题的解决。

三、美国经济前景与美元未来地位

    水野和夫7从历史视角,对美国经济前景和美元未来地位作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分析。他认为,目前美国金融市场困难状况加剧,已从流动性短缺发展为资本短缺,资本短缺不仅仅局限于大的金融机构。美国借款人坏账规模将达1.3万亿美元,当银行减记这些巨额不良资产时,美国金融系统整体上将陷入资不抵债状态。在日本资产泡沫崩溃时代,实体经济在1998-2003年最困难,银行系统处理了80-90%不良贷款,银行资产萎缩导致其减少发放新贷款并加快收回延期贷款。根据日本经验,美国经济最困难时期可能是2009-2010年。当美国房屋价格下跌至40%时,银行系统不良贷款将上升至2.2万亿美元。因此,美国经济将挣扎3-4年时间,直至银行等金融机构将不良资产处理完毕。

    以前,美国的银行可寻求中东国家主权财富基金的资金,以弥补资本损失。但由于美国银行股票价格急剧下跌,这些基金已遭受了巨额损失,因此,美国的银行难以从它们那里获得资金支持。由于美国主要银行的不良债权与资本规模相当,而不良贷款处理直到80-90%后才见成效,因此,向私人银行部门注入公共资金是唯一选择。在美国家庭负债累累情形下,通过提高税率来获取所需资金显然不是一个可行选择,美国政府只能通过发行更多债券来筹集资金。有能力购买这些债券只能是外国投资者。2004年以来,美国新债年均发行量达4000亿美元,外国购买比重达94%。所以,外国投资者对美国的生存至关重要。美国政府债券是以美国政府所征收税收为担保的,在美国家庭陷入长期债务危机状况下,新国债发行显然不能获得足够的偿还保证。美国向银行系统注入公共资金将有可能导致美元危机。为实施注资计划,美国需要寻求其他国家支持或国际联合干预以支持美元。目前七国集团框架下的国际合作显然不够。为解决美元危机,需要中国和中东石油出口国的参与。不过,随着对美国政府税收征收能力疑虑的加深,外国政府和投资者继续购买美国债券的前提条件可能是,美国发行非美元计价债券。例如,1978年,美国卡特政府在美元危机时期发行了以欧洲货币计价美国国债(卡特债券)。发行非美元计价债券将使美国更多地暴露于汇率风险之下。

    7,水野和夫(Kazuo Mizuno):三菱UFJ证券株式会社首席经济学家。

    美国金融危机是美元地位一个历史转折点。二战以来,中东国家支撑了以美元为主导的全球货币体系。但是,中东国家目前面临着输入型通货膨胀和外汇资产贬值等问题,这将可能促进其将货币由钉住美元转为钉住一篮子货币,从而可能导致石油以美元计价机制终结。即使各国合力阻止以美国为中心的战后国际体制崩溃,国际新秩序出现将不可避免。正如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主席理查德•哈斯所言,“全球化将增强非极化趋势”。在非极化时代,即使有一国扮演了美国现在的角色,也并不意味着现行体制的继续。因此,次贷危机和美元危机预示着 “现代社会”终结。

    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一个时代背景是低利率。日本已连续12年保持长期低利率,超过17世纪初意大利城邦热那亚保持的11年低利率纪录,从而成为人类历史上最长低利率纪录。长期低利率是长期低利润率一个近似变量。意大利长期超低利率是因为封建领主在中世纪体制下不能创造出足够利润。这导致了资本主义诞生——资本和国家的“联烟”。日本目前的“利率革命”,意味着资本主义已陷入困境,导致了长期利率下降。21世纪,世界将转向全球资本主义,资本将超越国家疆界。16、17世纪,北美白银大量流入欧洲,导致欧洲“价格革命”——严重通货膨胀。西班牙,当时白银交易中心和主要帝国之一,被迫宣布不能偿还债务。即将到来的美元危机将预示同样事情可能发生。总之,金融资产泡沫、次贷危机和美元危机将是21世纪“价格革命”的组成部分。美国联储前主席阿兰•格林斯潘也承认,这场金融危机是一个百年一遇的严重危机。美元危机将严重威胁美元帝国地位。1995年以来,美国政府一直保持着强势美元政策,导致了全球货币都通向华尔街(all money leads to Wall Street),奠定了美元的核心地位。如果美元帝国陷入困境,美国本身,以及那些依赖美国市场需求和以美国为投资目的地的经济将同样陷入困境。

    尽管自美国金融危机以来,美元汇率一直呈现出强势,但日本学者一致认为,美国近来持续升值是一种暂时现象,金融危机结束后,美元必将下跌。伊藤隆敏认为,美元强势地位不可持续。原因在于,在金融危机期间,美国的公司和金融机构在全球出售资产,以帮助总部克服流动性不足困难。这些大量资金是以外币计价,若要回流美国,必须兑换成美元。这意味着美元需求增加,外币供给增加,从而美元升值。当美国金融体系恢复稳定后,美国公司和金融机构的力量将得到增强,这种形式资本流入将会停止。所以,美元将会变弱、贬值。

    平田秋明对美元和欧元、日元等长期走势作了分析。他认为,从长期来看,日元呈升值趋势,主要理由有:日本经济状况虽然很差,但目前经济、金融系统健康状况仍要优于美国;日本过去25多年来经常项目一直保持着顺差;日本市场利率水平与美国利率差距大幅减少。深尾光洋也指出,日本多年的通货紧缩是促使日元升值一个重要因素。尽管欧洲经济与美国一样糟糕,目前投资欧元市场风险较大,但亚洲各国央行特别是日本、中国持有的外汇储备中主要是美元资产。根据投资分散原则,各国将会继续投资于欧元。因此,欧元在短期内可能呈贬值趋势,但在长期则呈升值趋势。

四、国际金融监管问题

    日本之所以未像欧洲那样深陷美国金融市场,原因在于日本监管当局和金融企业的行为相对保守。日本证券化产品比较简单,基础资产估值较为容易。日本学者均强调改进对国际金融企业的监管,包括监管机构设立、监管机制协调和行为规则制定等方面。

    1.国际金融监管机构设立问题

    竹中平藏认为,过度自由、不受管制、不受监督的金融机构显然不合适,G20会议应集中讨论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监管问题。目前,对银行系统监管相对较完善,如国际清算银行(BIS)制定了系统的银行监管规则。但对于对冲基金、证券公司之类金融机构,监管规则还很少。在这次金融危机期间,雷曼、贝尔斯登等投资银行的财务状况非常类似,均有大量资产损失。因此,欧盟提出加强金融机构监管以及协调货币金融政策的建议是比较务实的。IMF应被赋予某些使命来监管全球性金融市场,或成立类似IMF的机构来监督全球金融市场的活动。

    平田秋明对设立国际金融市场的监管机构问题作了探讨。他认为,由IMF担任国际金融市场监管者的角色不太合适,而BIS则是较好的候选者。IMF职责首先是评估各国宏观经济状况,并决定是否向一些国家提供信贷支持,其次是评估各国金融系统的健康状况。但IMF缺乏市场经验,不是国际金融市场的实际参与者。中央银行比IMF要好,中央银行有调查、监管各国内部金融市场的经验。如果要选择一个现有国际金融机构去从事国际监管工作,那么这个机构可能是BIS。BIS是中央银行的中央银行,远比IMF有实际市场经验,特别是在银行业方面。但问题在于,BIS能否熟悉整个市场。在国际金融市场上,除银行之外,还有投资银行、对冲基金等许多机构。BIS应该可以制定出一些较好的针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监管规则。但是,BIS在银行监管方面也存在问题。例如,巴塞尔协议II对目前金融危机的发展负有不可推卸责任。巴塞尔协议II在计算核心资本时引入了评级,风险资本折算的权重取决于资产信用等级。如果信用等级下降,那么金融机构的核心资本将会迅速下降。因此,引入信用评级在评估银行核心资本方面并不有效。同时,对国际金融市场的监管还应依赖市场力量。利用市场力量可能是解决复杂市场监管问题一个捷径。一些大金融机构可根据市场状况制定一些自律性市场监管规则,但市场自身制定的监管原则可能有利于企业自身,不利于公众利益,需要监管机构作适当管理与修正。从总体上看,BIS可能是一个次优选择。

    2. 金融企业账户合并和机构经纪业务的监管

    深尾光洋提出,应加强金融企业账户合并(consolidation)和机构经纪(prime brokerage)业务的监管。关于账户合并问题,他表示,美国金融机构通过设立结构性投资工具(structural investment vehicles, SIVs)来规避资本比率要求的做法非常普遍。当SIVs面临流动性问题时,这些金融机构必须为其债务提供担保,或直接提供流动性,甚至将其并入资产负债表内。既然这些金融机构在需要时,须将SIVs 并入自身账户内,就不应该将其转移出资产负债表。金融机构与其所属SIVs账户分开的状况,导致潜在交易对手风险、资金使用和未来财务支出等信息没有在财务报表中得到充分披露。

    关于机构经纪问题,深尾指出,对冲基金通常选择大的投资银行,如雷曼、摩根斯坦利等公司作为机构经纪商。对冲基金将证券资产存入雷曼作为交易的保证,以此为条件,可从雷曼处借入货币、股票和债券等资产进行市场交易活动。与此同时,雷曼也可以客户(对冲基金)存入证券资产为担保,为自己筹集资金。这样,对冲基金和雷曼都利用存入证券资产为自己筹集资金,导致存入证券资产的过度使用。雷曼运用客户存入证券资产来筹集资金的行为非常危险。当雷曼破产时,那些以雷曼为机构经纪商的对冲基金也随之破产。这就是机构经纪制度的问题。因此,需要强化对存入机构经纪商处的证券资产使用监管。

    3. 国际金融监管的机制与协调

    伊藤隆敏认为,当前国际金融监管存在下述问题:一是监管力度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金融系统的监管较弱,导致适当预警信号没有发出或预警信号发出了但没有得到重视。二是监管框架不统一。尽量私人金融机构活动已跨越国界,但各国对金融机构监管框架差别很大。各国监管框架应趋向于一致。对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的监管应予加强。巴塞尔协议II需要修改以吸取目前金融危机的教训。三是各国金融机构破产程序差别大,很难使那些从事高风险投资且投资失败的国际活跃银行破产。据此,他提出下述建议:一是改进监管机制以避免未来的危机;二是增进各国金融监督和管制框架的协调;三是对广泛参与国际金融交易的大型银行破产程序建立一个国际协定。

五、IMF 改革问题

    关于IMF改革问题,日本学者赞同增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国家在IMF发言权,提高其投票权比重,但同时要求新兴国家承担更多责任。同时,日本学者还对IMF的总体定位和职能调整提出了一些建议。

    1.IMF投票权改革问题

    竹中平藏认为,IMF投票权改革问题,不仅取决于经济因素,而且受政治所制约。一个和IMF改革密切相关而有趣的问题是,现在全球面临一个非常严重金融危机,全球股票价格基本跌去一半,然而,实体经济相对于上世纪20年代大萧条并不是很糟糕。原因是新兴国家发挥了非常重要作用。例如,中国GDP增长率从11%降至8%,印度GDP增长率从8%降至6%,尽管2-3%的增长率速度下降已经非常大,但中印两国仍维持6-8%的高增长率。根据一项预测,明年新兴国家GDP总和将超过美国。这是一个非常具有震撼力和令人印象深刻的消息。因此,尽管全球实体经济将会下降,但表现不会太差,主要原因是发展中国家作用在增强。因此,发展中国家投票权应该增加。但是,投票权分配不仅仅取决于经济因素。3年前,关于联合国改革问题曾作了一次非常认真的讨论。许多国家认为,日本在联合国的发言权和地位应该得到增强,日本也坚持要增强自己的发言权,但是中国反对。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提高新兴国家在IMF地位是非常合理的。若事实果真如此,若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在IMF中能承担更为负责任角色,如中国政府对人民币弹性持有更为积极的态度。对国际社会而言,这将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变化,整个世界都将会从这一变化中获益。

    2. IMF职能调整

    伊藤隆敏认为,当前全球金融危机,使得改革国际金融系统特别是IMF显得尤为必要。他建议对IMF作出下述四点重大改革:一是增强IMF独立性。独立性是IMF实行成功监督的关键。为使IMF能对宏观经济基本状况和早期预警指标作客观公正的分析,IMF管理层和员工应独立于大股东。IMF目前的监督是在执行董事会紧密控制之下,后者则受大股东控制。在一些情况下,执行董事会曾胁迫员工以使其避免发出强烈预警信号。二是增强对缘于外国冲击而受到打击的小国流动性支持力度。IMF新贷款工具(New lending facility, NLF)应帮助那些遭遇流动性紧缩但有偿债能力的国家。当一个小国因他国原因而遭受大量资本外流时,IMF应无条件向其提供短期流动性帮助。IMF 提供的贷款不应与该国配额相联系,但应计算资本外流规模。信贷支持应尽量不设置信贷规模和惩罚性利率等条件限制。IMF向那些遭受金融危机传染国家提供资金的目标,是阻止金融危机传导至其他国家。在IMF信贷资源耗尽时,那些持有大量外汇储备的国家可通过捐款方式给予IMF以流动性支持。三是IMF的金融部门评估规划应予以强化。建立IMF、BIS和金融稳定论坛(Financial Stability Forum, FSF)的协调机制。各国应对其金融机构进行相应改革,以构建一套包括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监管框架的最佳行为准则。四是充当国际金融破产法庭角色。雷曼破产的教训表明,当一个国际活跃金融机构破产时,各国的监管机构纷纷冻结其在该国分支或附属机构的资产,以保护该国投资者。但是,由于破产法在各国不尽相同,使得资产出售和归还贷款人变得非常困难。IMF可扮演国际金融破产法庭角色以解决这一复杂的交易问题。

    深尾光洋认为,IMF应加强向遭受流动性冲击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流动性的职责。不过,发展中国家不能过度依赖IMF,不能过多举债。中国不利用外债来发展经济是明智的。当然,中国可能存在过度利用FDI的问题。借来的钱不可能发挥很大作用,而且非常危险,成本很高。一个国家外债占GDP比例在10%以内,尚可以接受,但若达到20% 或30%,就非常危险了。IMF可能不会甚至也没有能力援救。

    针对一些学者提出赋予IMF在国际金融机构之中以核心地位的观点,平田秋明表示明确反对。他认为,在国际经济越来越复杂情况下,任何一个国际组织不可能在所有事情上都能取得成功,许多国际性组织都呈现出越来越专门化的趋势。因此,IMF的活动应有所侧重,不应拓展工作领域,应将援助贫穷国家以及遭遇资本外逃和资本流入突然停止的国家,作为最为优先的选择。

六、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问题

    由于中国已成为全球失衡重要的参与者之一,如巨额的经常项目顺差和外汇储备,因此,日本学者在讨论国际汇率制度问题时,关注的焦点自觉或不自觉地集中于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问题上。

    竹中平藏认为,人民币较大程度地钉住美元,对亚洲汇率制度造成一定扭曲,增加人民币弹性,对中国和世界而言,都是一件好事。因此,中国政府应抱着更为积极的态度来看待增加人民币弹性问题。不过,他表示理解,在当前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环境下,中国GDP增长率已经显著下降,对人民币进行升值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但是,这种调整是必须要进行的。

    在深尾光洋看来,人民币汇率政策失误在于,采取了缓慢升值策略,人民币相对于美元名义升值20%花费了太长时间,形成了稳定的单边升值预期,导致大量外国资本进入中国,造成了中国的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问题。他认为,中国官方公布通货膨胀显著低于工资上涨率。例如,中国工资水平在过去4年中年均增长9%;上海工资水平在过去4年中已累计增长90%,上海劳动者的社会保障成本已经加倍。显而易见,中国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不可能达到工资上涨率水平。因此,中国工资水平快速上涨相当大一部分体现为劳动成本上升。所以,中国实际上是通过通货膨胀调整(inflation adjustment)方式实现人民币升值。这是在重复日本当年的错误。他还指出,中国对人民币汇率进行持续干预的一个结果,是积累大量外汇储备。中国和日本的做法基本一样,主要是用来购买美元资产。但日本和中国的情况不一样的是,日本利率比美国低,如美国利率是5%,日本利率是1%,从而,日本政府从投资美国国债中赚钱。所以,日本政府不抱怨。但中国国内利率比美国高,若中国市场利率放开,国内市场利率应在10%左右。因而,中国投资低利率美元资产就会亏损。但中国如果不购买美元,人民币就会升值。这是中国所支付的成本。如果中国将人民币一次性升值30%,情况将会大为改观。不过,一次性升值过大可能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但中国企业应具有足够弹性以应对这一冲击。当日元兑美元汇率在几个月间由360升至308,又很快由308升至260时,在日本国内有很多的抱怨。但从总体上看,日本企业的调整弹性超过政府预期。当然,一些竞争力较弱企业不可避免地破产了。

    关志雄8认为,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蒙代尔和麦金农的观点是错误的。蒙代尔近年来,一直反对人民币升值,主张维持钉住美元制。其理由是,如果人民币升值,就会出现“来自海外的投资减少”、“中国经济失速”、“中国农村地区通货紧缩压力加大”等不利因素。蒙代尔的近期观点与早年提出的“蒙代尔定理”自相矛盾。根据“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和随后扩展的“国际金融三元悖论”学说,无论在哪个国家,“自由的资本流动”、“独立的货币政策”和“固定汇率制度”,这三个目标不可能同时实现。迄今为止,中国实际上维持与美元连动的固定汇率制度,并通过限制资本流动(放弃资本自由流动)来维持独立的货币政策。但是,在中国加入WTO后,国际资本流动日益活跃,资本控制的难度越来越大,因此,中国为维持独立的货币政策就应向浮动汇率制度转变。而且,在与美元连动情况下,中国实质上加入了美元区,中国利率受到美国利率所左右。根据蒙代尔“最优货币区”理论,如果中美两国之间景气循环连动性高,中国加入美元区,将货币政策委托给美联储未尝不可,反正中国会采取与美国类似的货币政策。但中美两国经济增长率的相关性极低,与美元连动,与其说是带来稳定,不如是加剧波动。近年来,中国货币当局为维持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稳定,不得不进行大规模干预,结果是引发了流动性过剩和资产泡沫。这一状况与80年代后期的日本越来越相似。中国过于担心日本所经历的本币升值带来的通货紧缩压力(麦金农学说),而忽略了为阻止日元升值所采取的宽松货币政策反而助长了泡沫膨胀这一事实(黑田学说)。在麦金农看来,如果中国也像日本一样,迫于美国压力,实行人民币升值和采取自由浮动汇率,将会加剧通货紧缩,进而陷入流动性陷阱。现任亚洲开发银行行长黑田东彦观点是,80年代后期日本泡沫经济发生的原因不在于日元升值,而在于为缓解日元升值而带来的通货紧缩压力所采取的宽松货币政策。实际上,目前中国经济状况更接近黑田学说所提到的80年代后期的日本。为避免重蹈日本覆辙,中国应尽快缩小干预汇市的规模,提高人民币的弹性。关志雄提出,在当前国际远期外汇市场预期人民币兑美元贬值的情形下,借鉴日本在“尼克松冲击”期间汇率管理的经验,在维持资本流动管制条件下,实现人民币汇率向浮动汇率的转变。

    8,关志雄(Chi Hung Kwan):野村证券株式会社资本市场研究所主任研究员。

七、构建国际金融新体系与中国的角色

    竹中平藏认为,建立一个像世界银行这样全球性金融机构是非常困难的,而建立区域性金融机构,如亚洲货币基金组织,应在当前情形下应该得到更为认真的考虑。对全球性金融系统进行调整是必要的,但在此之前,应调整区域性金融系统,甚至包括双边性金融安排。这类似于国际贸易领域。例如,尽管全球性谈判机构WTO很重要,但区域性APEC和双边性自由贸易协定也很重要。因此,全球性、区域性、双边性机构之间是互相补充,而不是互相竞争的关系。乌拉圭回合协议之所以在经过10年艰苦谈判之后仍得以达成,是因为APEC的成立推动了WTO的建立。所以,在构建国际金融体系问题上,一个建设性思路是将全球性、区域性、双边性三种层次金融机构的构建结合起来。当前,应认真考虑的一个议题是,建立区域性的亚洲货币基金组织。美国和欧洲国家可能会反对,但是日本、中国可以互相合作。在构建国际金融新体系问题上,日本和中国的合作非常重要。目前,日中两国都持有巨额外汇储备。如果日中两国能合作,将会对美国产生强大影响力,尽管美国综合实力仍然强于日中两国。日本现已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经济力量非常大,没有中国的合作,日本是不能成功的。当然,有些时候,日本和中国的方案是互相竞争的。但是,合作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特别是在美国遭遇金融危机的情况下,日中可以合作去说服美国同意建立一些有利于亚洲和日中两国的国际金融规则。

    深尾光洋认为,要建立国际金融新体系,制定新的国际金融市场监管规则,至少需要两至三年时间,需要举行多次副部长级别(如财政部副部长和中央银行副行长)会议。G20峰会仅是一个昂贵的聚会,是个政治仪式,层次太高,不可能讨论监管规则这样非常谨慎而具体的问题。目前,在国际金融领域,十国集团(G10)是主要规则制定者。G10中央银行行长每个月都在巴塞尔开会一次,称为巴塞尔会议。BIS监管规则由G10中央银行行长会议制定。G10央行行长会议还控制了IMF的理事会和金融稳定论坛FSF。G10是IMF最大的联合董事。同时,G10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是OECD工作组(Working Party, WP)会议最为重要的参加者。G10D(Deputy)副部长会议是G10最为重要会议,由成员国财政部副部长和中央银行副行长参加。G10部长会议是由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参加的会议。在IMF理事会,G10通常举行部长会议,以协调成员国立场。在部长会议之前,通常举行副部长会议,研究决定具体问题。G10D会议控制了IMF的贷款总安排机构(General Arrangements to Borrow, GAB),IMF的拨款方案由GAB制定,从而,G10D实际上控制了IMF财政权。因此,G10是BIS、IMF和OECD的实际控制者。现在,G10这样一个组织已经变得过时了。例如,尽管中国变得越来越强大,但中国却没有机会与G10国家一起讨论国际金融问题。未来几年,中国应坚持加入G10。这意味着中国能参与BIS监管规则和IMF拨款计划的决定过程。在参与G10过程中,中国可获得更大的权力和更多的信息。但与此同时,中国必须承担更多的责任。中国必须接受G10制定的一些监管规则,允许其在国内实施。若如果中国要参加WP会议,必须是OECD成员国,要加入OECD,中国必须接受其相关资本规则,开放资本市场。

    深尾光洋指出,中国应该在IMF、世界银行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中国要谋求在国际金融市场有一个强大发言权,不仅需要解除汇率管制,而且需要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银行系统。如果中国政府放开人民币汇率管制,并保持金融系统稳定,经过5年左右时间,中国有可能发挥比日本更为重要的作用。如果人民币逐渐国际化,逐步放开资本交换的控制,人民币将成为一个在亚洲具有支配性地位的货币。但要实现上述目标,需要中国有一个稳定的货币政策和独立的中央银行,需要对政策制定过程进行重大改革,经济计划政策的地位应降低,而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地位应得到显著增强。中国政府需要减少对金融机构的管制,加快对国内大型金融机构的私有化改造,出售所持有的金融机构股票。目前,美国正在对其金融机构实行国有化,但其方向是很清晰的。在金融市场恢复常态后,美国政府会售出其所持有股份。欧洲国家也是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政府应让大的金融机构私有化,减少和消除政府对金融机构干预。

 

 


发件人:"Qiang Li" <liqiangnyc@gmail.com>  2009-03-11 21:25:14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大军先生收信

在国际贸易保护中寻求最大经济利益

美国纽约中国劳工观察创办人  李强

3月12日

    随着金融危机的持续,世界范围的贸易保护主义的苗头也越来越明显化,尤其是受金融危机影响严重的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保护。根据笔者观察,这种现象在当前阶段实难避免,特别是对像中国这样的制造品出口大国。例如,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越大,美国采取贸易保护的可能性就越大,因为美国需要把从中国进口的产品数量维持在一定的比例,减少美中之间的贸易赤字,而是在现阶段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显得尤为重要了。如果双边贸易逆差增加,那么美国政府及其他西方国家很可能会从关税,迫使人民币升值或通过在国内修改对外贸易相关法律法规等手段来限制从中国进口产品。

    价格因素

    而从另一个层面上来讲,对于中国,现阶段跨国公司对中国制造产品需求量的减少并不会因为中国劳动力成本的降低而得到改善。因为即使再增加成本,中国产品的价格仍然很低。中国目前占世界玩具出口的70%以上,制鞋业的60%以上,越南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在质量,速度,价格以及基础设施方面还无法和中国进行竞争。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在美国市场上购买一个9.9美元的芭比娃娃,美泰公司在中国的生产成本只要1美元(见郎咸平:产业链阴谋——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而对于劳动法的执行最多再增加5美分。这样,中国产品的价格始终维持在一个极低的水平上,可见,就算劳动力成本维持现状或有所增加,也并不会对产品出口量有明显的影响。真正导致出口减少的原因是整个世界的金融危机造成全球大众消费力降低。

    笔者希望在此强调的是:通过观察分析得知,西方国家之所以减少从中国进口产品,跨国公司之所以减少中国订单,是从国家经济情况和消费市场的现实状况这一宏观角度所做的考虑,而不是从产品的价格。

    消费人群

    可以这么说,购买中国廉价商品的人多是西方国家中的工薪阶层,并且购买的绝大多数产品是生活日用品。在全球经济衰退过程中,从供需链条上来看,就算中国产品不降低价格,那些需要购买的人还是得买;相反,即使价格再降低,那些不需要购买的人还是不会买。这可以借泰国的旅游市场进一步分析说明,2008年11月份,笔者曾到泰国旅游,正值泰国发生政治事件,因此虽处旅游旺季而游客寥寥。若根据一般的供需理论,酒店等旅游设施理应降价来招徕生意,但相反的是酒店的价格仍然很高。

    笔者向泰国的导游询问原因,导游说:酒店的价格是不会降的,因为要来旅游的客人只有这么多,就算降价也不见得会增加游客,反而会加剧酒店的市场竞争,白白便宜了游客,却减少了整个国家的旅游业利润……说得更直白一点,比如这段时间总共有100个客人要到泰国的布吉岛旅游,10个人一批,第一批客人原打算订100美元/晚的酒店,但由于市场冷淡,另一家酒店为招徕生意将相同标准的酒店价格降到了80美元/晚,这一批客人当然改订80美元/晚的酒店;第二批客人来的时候,也许正赶上酒店之间为吸引游客而进行的价格竞争,因此得以以更低的价格,如60美元/晚入住相同标准的酒店……虽然这些酒店之间为争夺游客做了不少价格让步,但这并不会扩大客源,这100名游客走了之后,还是不会有其他游客到来。在当前世界性的金融危机环境中,中国制造廉价产品的国际消费市场就好比泰国在政治动乱时期的旅游市场一样,消费人群已经被过滤为“必然人群”,几乎没有继续扩大的可能性。国际贸易市场上对奢侈品的需求降低,但是在生活必需品上对廉价商品的需求反而增加,
由Walmart和Dollar Tree的零售额上涨以及他们的零售财务报告就可以看出。

    国际买家的经济购买力

    现在西方的工薪阶层失业情况非常严重,是什么造成的呢?其中有部分原因是生产线迁移到了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美国本身高科技企业增涨没能弥补全部劳动型企业的外流所造成的空间,美国公司对中国的贸易赢利所带来的就业机会少于流失工作机会,美国政府采取的应对方式是通过银行贷款来缓解房屋泡沫,带动消费。这也说明,美国经济本身没有增长点。然而在美国,选择中国产品的大部分还是工薪阶层。但目前的情况是,美国工薪阶层的工作岗位流失,造成美国工人失业;而他们失业的部分原因是一些岗位流失到了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他们失业以后无法消费,这又反过来导致了为他们生产产品的发展中国家工人的失业。

    毋庸置疑,在金融危机的阴霾笼罩下的所有国家无不密切审视着整个世界的动向及自身的发展出路,期望能从战略高度寻找摆脱金融危机或使之危害降低到最小的方式。美国及西方国家可能采用的贸易保护政策也不过是其中的方式之一,对本国的经济进行保护,它们希望能够在进出口贸易中寻求一个最佳临界点,以确保贸易额的收支平衡,以最少的价格购买更多的产品。或许,在经济状况良好的情况下,这些国家不会对此太过认真,但目前的状况是整个国家的经济大萧条,面对这样的环境,它们自然也会在进出口贸易上面谨小慎微。从西方国家对中国制造产品的需求量的角度来看,它们的实际需求量有限,购买能力亦有限。

     最重要的是,美国等发达国家目前没有经济能力来购买更多的中国制造的产品。打过比喻,比如美国2009年的经济能力能够买100美元的中国产品,这100美元最多可以购买十件中国产品,你降价之后,这100美元就可以购买15件中国产品。国家之间的贸易总额不变,但是对出口的国家而言赢利就缩小了。

    中国对外贸易额的减少是不可扭转的趋势,即使中国不采取措施来应对这一变故,其他国家可能仍然会采用贸易保护政策来限制贸易赤字。另外一方面,中国实不需要采取价格策略来刺激国际市场,这样只会降低国家整体经济效益,并且和发展中国家展开恶性价格竞争。

    经济发展策略

    笔者理解现阶段中国因为出口萎缩造成的经济压力,但问题的关键是我们仍然没有转变“发展对外贸易来促进经济增长”的思维模式,我们应当是以健康,有质量和数量的经济模式来发展国家经济。试想,在中国一味依靠大规模的出口廉价制造业产品来保证经济增长的情况下,政策的通融、制度的保障,势必会助长企业家们为了谋取更多利益而降低劳动成本的势头,这样一来,环境污染、贫富差距加大就在所难免;进而导致国内消费市场进一步萎缩,国家出口依存度进一步加大的恶性循环。更为甚者是,在未来我们可能被动的在其它国家的贸易保护的压力下被一再限制产品出口。

     所以,我们要变被动为主动,中国必须提前着手,提高工人的生活质量和工作条件,增强其消费能力,投入资金,保护环境。把握好对外贸易在中国整个国民经济总额中所占的比例。在目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国家可以让利于企业,以降低企业的增值税或者是零售营业税的方法,刺激国内市场,甚至国家可以考虑对企业进行退税的方法来增加减缓企业受到金融危机压力的影响。

    经济利益是国家利益的核心,我们必须在全球经济体系里面寻找一个平衡点,让我们生产的产品在全球贸易中得到最大经济利益。

    李强  Li Qiang,Phone: 1-212-247-2212,Cell : 1-917-257-8589,P.O. Box 4134,Grand Central Station,New York, NY 10163-4134,

 

 

 

发件人:"科学发展观专用" <kxfzg2008@vip.163.com> 2009-03-13 09:49:24 +080收件人:"chinape1" <chinape1@126.com>抄送:标题:科学发展观丛书工作简报(第13期) 科学发展观简报 第13期, 国家“十一五”重点研究项目《科学发展观丛书》编委会办公室 编

资源管理、粮食生产及相关问题探讨

——“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研讨会观点综述

课题组

2009年03月13日

    2009年3月12日,《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课题组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碰头会。来自中国社科院、国家环境保护部、国家发改委、国务院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沈阳农业大学、东北林业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机构的官员、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对“领导干部学习读本《科学发展观丛书》子课题之一《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成果内容进行了讨论,与会专家学者就围绕着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相关议题进行了研讨。现将会议形成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水资源与粮食生产问题

    1.粮食生产与灌溉用水之间的关系分析

    1995年,美国学者Lester R. Brown的《谁来养活中国》一书出版之后,中国的粮食问题成为了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与会专家认为,耕地与水资源是进行粮食生产的最基本的生产要素。水土资源总量短缺及其空间上的不匹配状况将直接影响着中国可持续食物安全。中国北方耕地多,水资源匮乏。长江流域以北广大地区,人口占全国的46.5%,耕地占全国的64.8%,水资源仅占全国的19.5%。特别是黄淮海平原地区,人口占全国的34.8%,耕地占全国的39.1%,是全国重要的粮食产区,但水资源仅占全国的7.7%。相反,南方耕地少,水资源相对丰富。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人口占全国的53.5%,耕地占35.2%,但拥有全国水资源总量的80.4%。

    有专家认为:粮食生产资源利用效率研究是实现粮食稳产、高产的前提,也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理论基础。粮食生产是否一直依赖于水资源的利用,粮食生产是否会对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构成威胁?可以采取区域水资源禀赋的40%作为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标准,将区域农业用水量与其进行比较,来判断农业用水对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影响程度。农业用水量的多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业灌溉方式。纵观农业灌溉用水方式的变化,从应用节水灌溉设施入手,减少农作物灌溉定额;从农艺技术入手,减少农作物灌溉定额;从调整夏秋作物结构入手,平衡用水量的季节分布,达到了节水的目的。通过采取这些措施,可以减少灌溉用水量,提高灌溉水资源的利用效率,从而实现粮食生产与灌溉用水的脱钩,也就是说,粮食产量的提高不再依靠灌溉用水量的增加。

    根据粮食产量的年均增长率与灌溉用水量的年均变化率之间的关系分析,只有贵州省实现了二者的绝对脱钩。河北、辽宁、吉林等10个省份的粮食生产与灌溉用水量之间仍然呈现一种耦合关系,而且有的呈现出较强的耦合关系,即粮食产量年均增长率小于0,但灌溉用水量的年均增长率大于0;内蒙古、黑龙江、浙江等8个省份的粮食生产与灌溉用水量之间呈现一种“相对脱钩”的关系,即粮食产量年均增长率、灌溉用水量年均增长率都小于0,但粮食产量年均增长率大于灌溉用水量的年均增长率。

    由于粮食生产受粮食播种面积、化肥施用量、灌溉用水、耕作制度等不同因素影响。不同类型的省份粮食耕地面积、化肥施用量对粮食产量的贡献率是不同的,但表现出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化肥施用量的贡献率大于粮食耕地面积的贡献率。对绝对脱钩的省份而言,化肥施用量每增加一个单位,粮食产量将增加7.891个单位;对“相对脱钩”的省份而言,化肥施用量每增加一个单位,粮食产量将增加7.320个单位;而对于耦合的省份而言,化肥施用量每增加一个单位,粮食产量将增加5.688个单位。这一结果表明,正是由于化肥施用量对粮食产量的贡献率的差异,导致了粮食产量与灌溉用水量关系的不同。

    水稻播种面积对灌溉用水量的影响程度大于玉米播种面积和小麦播种面积。因此,要减少粮食生产的灌溉用水,需要进行粮食种植结构的调整,压缩水稻播种面积。

    2.农业用水效率分析

    专家一致认为,西部地区农业作为西部地区的用水大户,其用水效率的提高是解决西部地区水资源短缺的关键。有专家提出,节灌面积、渠衬长度、水费和农灌投资对西部地区的农业节水量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节灌面积对农业节水的影响最大,西部地区的农业节水绩效存在较为显著的地域差异,西北地区农业节水绩效的边际贡献率大于西南地区。为缓解西部地区的农业用水供需矛盾,提高农业节水绩效,可以采取如下几点建议:首先,加大农业节水技术的推广力度,增加农田节水灌溉面积。西部各省区应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发展渠道防渗、低压管道等节水技术,促进水资源的节约和高效利用。第二,水费是影响西部地区的农业用水效率的一个重要因素,水价通过发挥经济杠杆作用,能有效配置资源、促进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西部各省区农业应遵循公平、高效、可持续利用的原则,实行水量、水价、水费“三公开”,建立合理的水价形成机制,推行科学灵活的分类水价制度。同时,加大用水管理力度,进一步规范水费管理体制。第三,加大劳动和资金投入,改善西部地区落后的水利工程设施,对灌区进行以节水灌溉为中心的技术改造,是解决西部水资源问题的重要措施。此外,西南地区应加强节水意识,正确对待当地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和季节性干旱问题,积极采取节水措施以提高农业用水效率。

    3.农村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政策性建议

    专家一致认为,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水资源问题日益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焦点。针对我国农村水资源利用与管理问题,有专家提出了如下建议:一是控制农业灌溉面积。由于灌溉面积中采取节水灌溉的比例比较小,灌溉面积的扩大必然会加大灌溉用水量,这也是农业用水量占总用水量比例一直比较高的原因所在。二是改变目前还在实行的大块漫灌方式,实行畦灌。这样可以节约大量的灌溉用水。目前,在政府层面上,需要进行节水试点,为进一步推广节水灌溉做准备;在农户层面上,将灌溉地块进行平整,同时缩小地块面积,是比较容易实现的节水措施。三是引导农民建立节水型的种植结构。调整作物结构,减少耗水作物的种植,增加节水作物的面积,一方面可以节约水资源,另一方面可以增加作物的经济效益,增加农民收入。同时,需要政府进行宣传,让农民认识到水资源问题的严重性,以及开展节约用水的必要性,逐步树立节约用水的观念,并自觉地落实到自己的行动中去,为建立水资源节约型社会尽自己的力量。

    四是逐渐改变水费收取方式。目前,水费收取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节水措施的实施。在一些大型灌区,由于在灌溉水资源计量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目前按照灌溉水量收费也是不现实的。因此,比较可行的方式是,采取按亩次收费的方式,灌溉一次收一次的水费。这样就避免了水费收取中产生的不公平现象,也可以诱导农民在进行作物灌溉时,采取一种有利于节水的方式。如根据作物生长情况,以及当年的降水情况,调整灌溉次数和用水量。同时,也可以诱导农民优化种植结构,多种植一些需水少的经济作物,在增加经济效益的同时,达到节约水资源的目的。在条件满足时,再实行按方收费。在一些井灌区,则是按照提水所用的电量,根据当地电价进行收费,根本不考虑用水量的多少。五是灌溉管理体制上进行创新。近几年采取的农民用水者协会,在解决农村灌溉水资源问题方面发挥了有效的作用。因此,需要有效发挥这些群管组织的作用,逐步发育集体或民营供水企业,提高水资源管理的透明度,降低农民的水费支出。六是在解决农村饮水安全问题方面,采取的总体思路是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体要求,以改善农村饮用水条件,实现饮水安全为目标,以提高农村饮用水质量为重点,统筹规划,分步实施,到2020年基本解决农村饮水安全问题。七是引导农民在保障农村饮水安全方面采取有效措施,特别是在农业生产中,尽可能减少农药、化肥、化学杀虫剂量的使用量,减少因自身行为当所导致的地下水资源污染问题,同时也改善了土壤的物理化学特性,提高了农产品品质。

二、粮食国际贸易与耕地资源问题

    1. 耕地资源管理问题

    在耕地资源的管理方面, 有专家认为:耕地资源压力受内外三个方面的因素影响,内部因素包括耕地面积、外部因素包括化肥投入、农业劳动力投入,第三类因素则为由于技术投入、资金投入等带来的复种指数、耕地生产率的变化、有效灌溉面积的变化。
耕地面积大,表明耕地资源供应比较充足,经济社会的发展自然不会对耕地资源产生压力;同时,化肥、劳动力投入可以增加耕地的产出效率,相对地可以利用相对较少的耕地来支撑社会经济的发展;技术的投入、资金的投入可以改善耕地资源的生产条件,促进耕地资源的产出率,从而也减少对耕地资源的压力。

    为实现耕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我国的耕地资源利用管理必须实现四个根本转变: 第一,各类开发区要从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在土地使用方式上要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要大力推进节约和科学用地,提高集约用地水平,严格控制建设用地规模,大力盘活存量土地。要积极探索利用经济手段奖励节约用地的政策;要建立和完善建设用地定额标准和土地利用评价指标体系;建立征地补偿费支付约束机制等各种长效监管体系。 第二,耕地保护要从保护面积向保护粮食作物面积和努力提高单产转变。保持耕地动态平衡,包括数量和质量两方面。在保护耕地的同时,尤其要保护粮食作物面积,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 第三,征地要从一次性货币补偿方式向货币补偿和建立基本生活保障制度相结合方式转变。建立失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建立“留地安置”制度,对土地征用超过一定数量的村,留用一定土地,出租或土地作价入股,作为对失地农民的补偿。 第四,实现地方政府从经营土地向宏观调控土地转变。国家应适时出台相关政策,使地方摆脱圈占土地的利益驱动。要建立国土资源长效监管机制,将国土资源保护管理工作作为地方政府目标管理责任制重要内容,每年由同级人代会审议。

    虚拟耕地是指生产某种商品或服务所需要的耕地资源数量。虚拟耕地战略则是指耕地资源短缺的国家或地区可以通过贸易的方式从耕地资源丰富的国家或地区购买耕地资源密集型产品(主要是粮食类产品)来获得耕地和粮食安全。一国或地区出口耕地资源密集型产品,实际上就是以虚拟耕地的方式出口了耕地资源。

    2.农产品贸易与耕地资源

    有专家认为:粮食贸易在形式上是产品在国家或区域间的流动,但由于粮食生产需要大量的耕地资源和水资源等自然资源,在产品流动的背后同时也存在着资源的流动。1978~2006年,我国累计小麦净进口量为20658.3万吨,小麦净进口波动比较大,进口最高年份为1488万吨,出口最大量为251.4万吨,其波动差额为1700万吨,除2002、2003、2006三年外净进口为逆差外,其余年份全部为正值。1978~2006年累计大豆净进口量为12894.3万吨,大豆的进出口情况可分为两阶段,1978~1995年间,大豆为净出口阶段;1996年净进口达到92.1万吨以后,大豆贸易开始转入净进口状态,且净进口额连创历史新高,2003年大豆净进口量达到2044.6万吨,2006年进一步增加到2787.5万吨。

    与小麦、大豆的净进口正差相反,我国的大米、玉米贸易多年来累计为净出口状态。除1995、1996年外,大米净进口为逆差外,1978~2006年其余年份一直为顺差,1978年来累计净出口为2595万吨,最高年份净出口量为349.6万吨。

    我国粮食对外贸易中,大豆在我国有净进口不断增加的趋势,大米、玉米将主要以净出口为主,小麦已经表现为净出口态势。对应于我国粮食贸易情况,1978~2006年,中国粮食进出口贸易中虚拟耕地贸易量合计达21746.96万公顷,其中,虚拟耕地进口总量为16533.27万公顷,出口总量为5213.69万公顷,虚拟耕地净进口量合计为11319.58万公顷,其数量几乎相当于中国2006年的耕地面积(12180万公顷),平均每年虚拟耕地净进口量为390万公顷,相当于2006年湖南省的耕地面积(395.3万公顷)。

    为实现粮食安全以及耕地资源、水资源可持续利用, 有专家提出了相应对策措施:第一,从生产层面上讲,国家在实现粮食安全区域布局时必须考虑到区域生态资源(主要是耕地资源和水资源的禀赋),并结合区域气候特点。在水土资源相对丰富的区域,发展虚拟耕地、虚拟水含量相对高一点的作物;而在水土资源短缺的区域,发展虚拟耕地、虚拟水含量相对低的作用。为此,需要对全国区域范围内农产品生产的现状进、水土资源的状况进行科学研究,进一步分析目前分布的合理性,为进行区域布局提供科学依据。第二,从国际贸易层面上讲,尽可能出口虚拟水、虚拟耕地含量低的农产品,减少虚拟水、虚拟耕地含量高的农产品出口量,实现粮食贸易的顺差,减少对国内水土资源的压力。为此,需要改变以出口为导向的农产品贸易政策,转变为以虚拟资源为导向的农产品贸易政策,这是实现农业生产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有效途径。为此,需要对全国不同省区主要粮食产品出口的虚拟资源量进行匡算,分析其出口的合理性,为调整农产品贸易政策提供依据。第三,从国内贸易层面上讲,在进行区域生产布局合理性、农产品贸易的合理性分析的基础上,研究二者之间的匹配程度,从而为调整产业结构及贸易结构,实现生产、贸易与资源的协调提供理论依据。

    有专家认为:从环境保护角度看,我国长期保障粮食安全的农业出口贸易战略承受了沉重的生态环境成本,引致了农业对外贸易的资源环境逆差,不仅阻碍农业贸易的可持续发展,也直接对农村环境管理提出了严峻挑战。我国应进口资源环境密集型产品(粮食、畜产品、海水养殖产品等),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蔬菜、水果等园艺产品),实施粮食安全与生态环境安全协调发展的农业贸易政策。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抓住农业对外贸易政策调整机会,采取农业贸易与环境保护综合管理措施解决农业和农村生态环境问题。具体来讲,主要包括几个方面:

    第一,从全球视野制定新型农产品贸易战略。既要努力扩大我国优势农产品出口,也要重视从国外进口资源环境密集型农产品,缓解我国农业资源与环境的压力。要尽快建立农产品进口战略框架,全面把握资源环境密集型农产品的国内供需趋势研究、进口规模计划、贸易平衡控制对策和风险管理对策。第二,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促进优势农产品出口的政策措施。在加大农产品出口支持力度,同时要提高出口农产品质量,以高端的品质突破国外技术壁垒和政策壁垒。第三,加强对重点农产品进口的调控管理。抓紧建立农产品进口监测与产业损害预警系统和快速反应机制,充分运用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等贸易救济措施,建立应对国外农业高额补贴的应急机制。

    第四,顺应国际趋势,更好地运用“两种资源”、“两种市场”缓解农业发展的环境压力。积极参与WTO多哈谈判,进一步开展区域和双边贸易谈判,促进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贸易规则,努力改善国际经济与贸易条件。对中国环境产业的发展问题,专家指出,中国环境产业发展具有如下机遇:一是巨大的市场容量为环保产业发展提供了拓展的空间 ;二是环境保护基本国策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为环境产业注入永久动力;三是公众环境意识逐渐提高。同时,也面临着一些威胁,如环境产业法规体系不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绿色壁垒、产业国际转移等。

    由人为温室气体排放造成的气候变暖问题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2005年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把气候变化列为全球第三大挑战,同年八国首脑会议也把气候变化列为重要议题之一。一方面,温室气体排放与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质量密切相关。另一方面,全球气候变化可能演变为人类共同的灾难。中国作为发展中的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在全球气候变化减排行动中,面临机遇,更面临挑战。还有的专家认为,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正在成为世界的工业基地。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虽然得到了我们急需的资金和技术,取得了经济增长,但代价也不可忽视。

     在工业化的初级阶段,也就是轻工业为主的阶段,农业产品如粮食、棉花等为主要原材料,对能源消耗不算大。在工业化发展加速阶段即重化工业阶段,钢铁、汽车、造船、机械工业的发展以及大规模的城市化需要消耗大量的物质材料和能源。而后工业化时期,由于大规模的城市改造和基础建设告一段落,主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能源消耗就会回落。当前中国正处于快速工业化进程中,不可避免地要消费大量能源和资源,中国未来经济发展需要较大的能源需求和温室气体排放空间。中国能源消费和温室气体排放的净增长趋势显示中国有必要减缓温室气体排放。与此同时,能源供给和能源安全已经成为限制中国工业化的主要制约因素。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发展目标的实现。因此,中国需要在未来20-50年间,在工业化发展和温室气体减排之间进行平衡。中国的选择只能是化压力为动力,寻求低碳发展道路。

    从技术经济特性看,发展与气候和环境友善的低碳经济,有利于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保护国内环境。未来中国经济要实现低碳发展,需要结合中国具体国情,从经济结构调整、能源结构调整、提高能源效率、发挥碳汇潜力、改变消费者行为、国际技术经济合作等多个方面挖掘潜力。

    生态补偿作为资源节约、环境好友社会建立的一个有效手段,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对此,有专家认为:其一,利益分配不协调,项目施行地区负担过重。生态环境治理能够给中下游地区乃至全国带来重大福利。但是,治理成本目前却是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大约按7:3的比例负担。其二,补助标准单一化,到位不及时。退牧还草项目的实施涉及到不同类型的草场,不同的草场退化的程度不同,承载力不同,补偿时应区别对待。其三,退还项目的其它配套措施不尽完善,生态建设的成果难以巩固。伴随着退耕还林和退牧还草项目的大规模推进,由于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亟待完善,农林、牧农的产业转型还未彻底完成,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亟待安置,因此,“复耕、复牧”的现象难以有效杜绝。因此,加快建立完善合理的利益补偿机制,无论从公共支出的经济学角度出发,还是从有效维护农牧民利益的社会公平角度出发,都具有深刻而长远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作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一种有效方式,越来越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可,如何在社会层面上实现宏观循环呢?有专家认为,循环型社会的建立一靠制度的完善与创新,二靠观念的认识与转变。循环经济发展机制的完善与创新包括:建立相关政策和法律体系、运用经济手段扶持循环经济的发展、重视循环经济发展支撑技术的研发,设立循环经济应用技术研发基金。

    观念认识特别是消费观念的改变,需要社会的广泛参与。为此,政府应倡导绿色消费观念、普及绿色消费。同时,在各级教育中开设资源与环境教育的教学工作。将循环经济理念和知识纳入基础教育内容,做到以教育影响学生、以学生影响家庭、以家庭影响社会,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课题组成员一致认为,在审读过程中,深刻探讨和分析编写中存在的问题,运用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成果,结合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各单位案例,及时补充最新资料,加强成员之间以及与其它专题组之间的交流,总之要在解放思想学习实践活动中做好编写工作,在编写中做好调研,以学习牵引调研,用调研深化编写工作,更好得提高科研成果质量。

    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 科学发展观丛书编委会办公室《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编写组,二○○九年三月,

 

 

 


发件人:<yhytrans@sina.com> 2009-03-13 21:42:32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大军先生 你好!

2025年的全球趋势:一个经过改造的世界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

2008年11月

译者:新华社译审、清华大学公共政策研究员  尹宏毅

2009年3月14日

简评

    本报告全文将近67000字。由于篇幅很长,译者谨将内容加以删节和简介,并加上自己的概括,但愿能够满足读者需求。纵观人类的现代史,我们可以看到,人类的进步并非呈线性道路,而是一波三折的。但每一次曲折都带来对前进势头的加强和巩固。经济学有一个术语,叫做“规模效益”,可以暂且用来对此加以概括。

    起源于西方资本原始积累和对外殖民掠夺的全球化进程由于两次世界大战而暂时停顿。这一过程起初是从西欧,尤其是英国向外的发散。而后来美国接替了英国的角色,成为全球化的这一发散中心。直到今天,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技等许多领域中,这种单一中心的情况依然存在。但既然一直有这种外溢,就像大海一样,它的“海水”最终会比较均匀地分布。所以我们说,尽管中心的对外发散将会继续,但中心对边缘的控制却正在被削弱,并将最终消失。

    与之相适应,我们原先提到发达世界就立即想到欧美和日本,提到发展中或欠发达地区就想到亚非拉。而如今,继冷战期间及其随后一个时期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之后,我们又看到“金砖四国”(BRIC)的脱颖而出。这一过程将会在全球地理范围的限度内继续下去。当然,我们可以说,印尼大概永远不会超过印度,台湾再怎么发达,总体上也不会超过中国大陆。中国国力的优势可以说是先天的,也可以说是固有的。美国的优势也是如此。但我们正在目睹的是一种发展过程的民主化。其结果最终必将是世界的多极化和多元化。就是说,许多个中心都将成为内生的政治、经济、军事与科技创新的动力源泉。

    在这一发展过程中,目前存在一些迫在眉睫的问题。穆斯林世界并非清一色地拒绝现代化。就像东亚存在中国、日本、四小龙和朝鲜一样,中东也有沙特、土耳其、埃及、伊朗、伊拉克和哈马斯。世界上的暴力活动与宗教偏见和“年轻人口的膨胀”有很大关系。从拉美、非洲、中东到南亚,大批年轻人口不仅将成为恐怖组织的招募对象,而且将构成全球移民的洪流。这股力量既带来骚动和不稳定,也带来经济上的生机与活力。

    现代史上一件有趣的事情是,经济学家马尔萨斯提出、但却无法解决的人口问题,最终由农学家,尤其是育种专家解决了,就是通过大量增加粮食产量,从而掀起一场绿色革命得到解决。世界当下的宗教争端与恐怖主义问题,也可能会通过能源方面开发替代性燃料来取代石油得到缓解。就是说,许多恐怖活动的经费来源都与“石油美元”相关。如果减少或切断恐怖分子的财路,就可以打断他们的脊梁。此外,替代能源开发断了俄罗斯作为石油输出国的财路,对其民主化的演变也是有利的。正如南宋陆游的诗句所写:“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20世纪末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外部世界局势的促进下启动的。当时,我们痛切地感到经济上的落伍,因而有了“穷则思变”的理念。今天,外部世界再次发生重大变化。我们不仅感到,在各种经济成分内部存在着调整和改革的必要性,而且在国家的方方面面,都存在着变革的需要。用温总理的话说,“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美国人从来就不把政治与经济截然分开。军事与政治、经济、社会之间也有密切联系。美国总统既是政治领袖、经济老总,又是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各种国家实体之间的分离只会使一国陷于国家治理上的“精神分裂”。

    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是多方面的。作为长期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译者,现在感到出现了新的局面。原先,我们一谈大国政治,就离不开美苏,后来是美国这个超级大国。记得80年代,新华出版社出版一本书,叫做《日本的全球出击》。当时我们在经济上也处于劣势。而现在,我们经常研究的是中国的全球外交与全球出击。

    现在的情况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原先,我们新华社的国际新闻部门和国内新闻部门是截然分开的。比如说,社长原是河南分社社长,认为搞国际新闻报道的人头脑太复杂,接触资本主义的东西太多,这种“花和尚”不能信任,不得重用。而如今,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竟然也有来自国内各分社的老记者、老编辑。无论中国西部的新疆和西藏,北部的内蒙,东北三省,还是南部的福建、广东、广西、云南,都与外部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就甭提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和经济金融中心上海了。

    所以说,在我们谴责美国搞“双重标准”、“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同时,我们也必须公平对待国内问题与国际问题。在经济上是如此,政治上是如此,宗教问题也应如此。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顺各种关系,化解各种矛盾,以实现和谐社会的大目标。

概述

    由于新兴国家的崛起、日益全球化的经济、相对财富和经济实力从西方向东方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转移,以及非国家行为主体的不断增强的影响力,所以到2025年,二战后建立起来的国际体系将会几乎无法辨认。届时,国际体系将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多极体系,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国力差距将继续缩小。在民族国家的国力转移的同时,各种非国家行为主体——包括工商企业、部落、宗教组织和犯罪网——的相对力量不断增强。参与者正在发生变化,但对持续的全球繁荣来说很重要的跨国问题的范围和广度也是如此。发达国家不断老龄化的人口、日益严重的能源、食物和水资源方面的制约因素以及对气候变化的担忧,将会限制和削弱仍将是空前的一个经济繁荣时代。

    从历史上看,新兴的多极体系一直都要比两极或单极的体系不稳定一些。尽管最近出现了金融动荡——它到头来可能会造成许多持续不断的趋势的加速——但我们认为,我们并没有迈向国际体系的彻底崩溃,就像1914年到1918年发生的那样——当时,全球化的一个较早阶段陷于停滞。然而,朝着一个新体系转型的今后20年则充满风险。战略对抗很可能会围绕着贸易、投资以及技术的创新和收购展开。但我们不能排除可能会出现像19世纪那样的、充满军备竞赛、领土扩张和军事对抗的情况。

    这是一个没有明确结局的故事,正如我们用来勾勒出不同的未来前景的一系列小插曲所表明。虽然美国很可能仍将是最强大的国家,但美国的相对实力——即使是在军事领域中——也会下降,美国的影响力将会进一步受到制约。与此同时,其它行为主体——国家和非国家的——愿意或者能够承担更大负担的程度则不明确。决策者和公众将必须应付对多边合作的不断增长的需求,因为国际体系的突出特征将是从旧秩序到仍在形成过程中的新秩序的不完全的转型。

经济增长刺激新兴参与者的崛起

    就规模、速度和流动方向而言,正在发生的全球财富和经济实力的转移——基本上是从西方到东方——在现代历史上是空前的。这一转移来自两个来源。首先,石油和初级产品价格的上涨使海湾国家和俄罗斯发了横财。其次,较低的成本与政府政策相结合,已经使制造业和部分服务业转移到亚洲。

    对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金砖四国)经济增长的预测表明,到2040年-2050年,它们加在一起,在全球GDP中所占的份额将相当于原先的7国集团。与任何别的国家相比,在今后20年里,中国对世界的影响都必将更大。如果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到2025年,中国将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并将是首屈一指的军事大国。它还可能成为最大的自然资源进口国和最大的污染国。印度大概将继续享有较为迅速的经济增长,并将努力实现一个新德里成为其中一极的多极世界。中印两国必须决定,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并能够扮演日益全球性的角色,以及彼此愿意有多大联系。俄罗斯具有潜力在2025年的市场上变得更加富裕、强大和自信,如果它在人力资本方面投资,实现经济的拓展和多样化,并与全球市场实现融合。另一方面,如果俄罗斯未能采取这些措施,油价和天然气的价格又保持在每桶50美元到70美元范围内,它就可能会经历一场严重的衰落。预计不会有任何其它国家上升到中国、印度或俄罗斯的水平。也没有任何国家有可能比得上它们各自的全球影响力。然而,我们期望看到另外一些国家——譬如印尼、伊朗和土耳其——的政治和经济实力增强。

    中国、印度和俄罗斯基本上没有遵循西方的自由主义自我发展模式,而是采用一种不同的模式——“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是一个松散的术语,用来描述赋予国家以显要角色的一种经济管理体制。另外一些崛起中的大国——韩国、台湾和新加坡——也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发展了本国经济。然而,由于俄罗斯,尤其是中国的幅员辽阔及其在“民主化”方面的做法,所以它们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的影响可能会大得多。对于进一步民主化的长期前景,我们仍持乐观态度,尽管进展可能会很缓慢,全球化也使许多最近实现了民主化的国家承受着越来越大的社会和经济压力,并可能会使自由主义制度遭到削弱。

    许多其它国家在经济上也将进一步落后。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仍将是最容易遭受经济破坏、人口压力和政治动乱的地区。尽管全球范围对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是主要供应者的农矿产品的需求增加,但当地的各国人民却不大可能会获得很大的经济收益。在几个地区,农矿产品的价格的持续上涨可能会使腐败的或者在其它方面能力很差的政府的地位进一步巩固,从而削弱民主的和基于市场的改革的前景。虽然许多拉美主要国家到2025年都将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但另一些国家,尤其是在很长时期里积极采取了民粹主义政策的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等国,将会落后——一些拉美国家,譬如海地,将变得更穷和更加无法治理。总的来说,就经济竞争力而言,拉美将继续落后于亚洲等经济迅速增长的地区。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在今后20年里将占人口增长的差不多全部。而西方的人口增长则将仅占不到3%。在人均财富方面,欧洲和日本将继续远远超过中印等新兴国家,但由于其工作年龄人口减少,它们将难以保持强劲的经济增长。美国将是发达国家日趋老龄化的人口当中的一个部分的例外,因为它将经历更高的人口出生率和更大规模的移民。寻求从劣势国家迁徙到享有较多特权国家的移民的人数很可能会增加。

    位于目前的“不稳定弧形地带”的、具有年轻年龄结构的国家的数量预计将减少40%之多。在每4个剩下的人口膨胀国家当中,就有3个将位于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差不多所有其余的这类国家都将位于中东的核心地带,分散在南亚、中亚和太平洋岛屿上。

新的跨国议程

    资源问题在国际议程中将占突出地位。空前的全球经济增长——在许多其它方面是积极的——将继续对一些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资源,包括能源、食物和水资源等形成压力。其需求预计将在今后10年左右时间里超过易于获得的供应量。例如,非欧佩克组织的液态碳水化合物——原油、液化天然气和沥青砂岩等非常规矿产——的产量增长将不会与需求保持一致。许多传统能源生产国的石油和天然气产量已经在下跌。在其它地方——中国、印度和墨西哥——产量增长已经持平。能够大幅度提高产量的国家将会减少。石油和天然气的生产将集中在局势不稳定的地区。由于这一点和另外一些因素,世界将处于一场根本性的能源转轨过程中,即放弃石油,转而采用天然气和煤炭等替代矿物。
据世界银行估计,到2030年,粮食需求将上升50%,因为日益增加的世界人口,不断提高的富裕程度,中产阶级扩大后转向西方饮食偏好。得不到稳定供应的水的状况已达到危急的地步,尤其是农业用水。这一问题将更加严重,因为世界范围的迅速城市化,以及世界人口在今后20年里增加大约12亿。今天,专家们认为,21个国家,总人口约6亿,耕地或淡水匮乏。由于人口持续增长,到2025年,36个国家,大约有14亿人,预计将属于这一类。

    气候变化预计将加剧资源匮乏。虽然气候变化的影响将因地区而有所不同,但一些地区将开始受到有害影响,特别是缺水和农业生产的损失。随着时间的推移,农业生产方面的地区差异有可能变得更加明显,下滑将不成比例地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农业损失预计将加重。多数经济学家预计,其影响到本世纪末将会很严重。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农业产量下降将是毁灭性的,因为农业占经济的很大份额,许多本国公民生活接近勉强糊口的水平。

    新技术可以再次提供解决方案,譬如矿物燃料的可行的替代物或克服粮食和水方面的制约因素的手段。然而,目前所有的技术对于在所需的规模上取代传统能源结构来说是不够的。到2025年,新的能源技术可能不会在商业上可行的和普及。技术创新的速度将是关键。即使生物燃料,清洁煤或氢气有一个良好的政策和资金环境,过渡到新的燃料也将是缓慢的。重大技术历来有一个“采纳的滞后”。能源部门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平均需要花费25年,一项新的生产技术才能广泛采用。

    尽管人们认为可能性很小,我们也不能排除一种可能性,即到2025年的一场能源过渡会避免付出能源基础设施彻底改造的代价。在此期间实现相对快速和廉价的过渡的最大的可能性,来自更好的可再生能源发电来源(光伏发电和风力)和改进的电池技术。对其中许多技术来说,个别项目的基础设施成本障碍将比较低,从而使许多小型经济实体得以发展自己的能源转换项目,直接有利于自己,例如,固定式燃料电池供电住房和办公室、充电的插入式混合动力汽车,以及把能源重新卖给电网。此外,能量转换计划,如计划利用房主的车库中的电力产生氢气,用于汽车燃料电池,可避免需要开发复杂的氢气运输基础设施。

展望恐怖主义、冲突和核扩散

恐怖主义、核扩散和冲突仍将是主要关注,即使资源问题

    在国际议程中上升到更为重要的位置。到2025年,恐怖主义不大可能消失,但如果经济继续增长,中东的青年失业得到缓解,恐怖主义的吸引力就可能会减弱。为青年提供的经济机会和进一步的政治多元化可能会阻止一些人加入恐怖分子的行列,但另外一些人——受到各种因素,如渴望复仇或成为“烈士”的鼓动,将继续诉诸暴力来实现其目标。

    由于缺乏就业机会和政治表达的合法手段,离心离德、日益的激进主义,还有可能招募青年加入恐怖组织,这些条件都将成熟。到2025年,恐怖主义组织将可能是地位长期以来就确立的组织的后裔的一种结合。这些组织继承了实施复杂的攻击所需的组织结构、指挥和控制过程,以及培训程序——和成为自我激进派的愤怒和被剥夺的人们的新出现的集合。对于活跃于2025年的恐怖团伙来说,技术和科学知识的传播将使之能够获得世界上的一些最危险的能力。我们最关心的事情之一仍然是,恐怖主义或其他恶意集团可能获得和使用生物制剂,或不太可能地,获得一个核装置,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尽管伊朗获得核武器并非是不可避免的,其他国家对伊朗拥有核武器的忧虑可能会导致该地区各国制定与外部力量之间的新的安全安排,获得更多的武器,并考虑追求自己的核野心。目前尚不清楚的是,在伊朗拥有核武器的情况下,冷战时期的绝大部分时间各大国之间存在的那种稳定的威慑关系是否自然会出现在中东。在核保护伞保护下发生的低强度冲突插曲可能导致一场意想不到的升级和更广泛的冲突,如果有关国家之间的明确的红标线没有牢固地确立的话。

    我们认为,在大多数国家都专注于全球化和全球范围的力量重组所带来的挑战的世界上,类似于冷战的意识形态冲突不可能扎根。意识形态的力量在穆斯林世界——尤其是在阿拉伯世界的核心地带——很可能是最强的。在可能会疲于应付年轻人口膨胀和薄弱的经济基础的国家,如巴基斯坦、阿富汗、尼日利亚和也门,激进的沙拉菲伊斯兰教的趋势很可能会获得吸引力。

     我们有一段时间没有看到的类型的冲突,如围绕资源问题的冲突,可能会重现。对能源紧缺的知觉将推动各国采取行动,以保证其今后能够获得能源供应。在最坏的情况下,这可能导致国家间冲突,例如,如果政府领导人认为保证获得能源资源,对于保持国内稳定和政权的生存至关重要的话。但是,即使采取有限的行动而不发动战争,也将产生重要的地缘政治后果。对海上安全的担忧为扩充海军和现代化建设的努力,譬如中国和印度发展远洋海军实力,提供了理由。建设区域海军的能力可能导致紧张局势加剧、相互对抗,以及制约举措,但它也将为在保护重要海上通道方面的多国合作创造机会。由于亚洲和中东的水变得越来越稀少,在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合作管理水资源的变化很可能会变得更加困难。

    在今后20年里动用核武器的风险虽然仍然很低,但却很可能会大于今天,因为几个相互融合的趋势。核武器技术和专业知识的扩散正在造成一种担忧,即可能会出现新的核武器国家,恐怖组织可能会获取核材料。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目前的低强度冲突继续形成一个幽灵,即这种事件可能会升级为这些核大国之间的更广泛的冲突。的可能性,在朝鲜等核武器国家发生未来的政权垮台的可能性,也使人对弱国控制和保障其核武库安全的能力产生疑问。

    如果核武器在未来15到20年里被动用,国际体系会感到震惊,它也将经受人道主义、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影响。如果今后使用核武器,就可能会带来显著的地缘政治变化,因为一些国家将寻求与现有的核大国建立或加强安全联盟,而另外一些国家则将推动全球核裁军。

一个更为复杂的国际体系

    几十年来一直发生的加强权威和权力传播的趋势可能会加快,因为出现了新的全球角色,体制缺陷日益恶化,可能扩大区域集团可能会扩大,非国家行为主体和网络的实力得到加强。国际舞台上的众多演员可能会加强国际体系的力量——通过填补老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机构留下的空白——或进一步分化国际体系,并使国际合作陷于瘫痪。行为主体类型的多样性提出了未来二十年内发生分裂的可能性,特别是考虑到国际社会面临的各种各样的跨国挑战。

     崛起中的金砖四国不大可能会像德国和日本在19世纪和20世纪那样挑战国际体系,但由于其日益增长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影响力,它们将享有高度的自由,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制订政治和经济政策,而不是完全采用西方的规范。它们也很可能要保持其政策的自由机动,让别国去承担处理恐怖主义、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等问题的主要负担。

    现有的多边机构——这是大和累赘的,是专为不同的地缘政治秩序而设计——将难以最初迅速的调适,以执行新的任务,适应不断变化的成员组成,并增加其资源。

    非政府组织(NGOs)——它们集中解决具体问题——将越来越多地成为景观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没有多边机构或政府协调一致的努力,非政府组织网络实现变革的能力很可能是有限的。实现更大的包容性——以反映新兴大国的出现——可能会使国际组织更加难以处理跨国挑战。对持不同意见的会员国的尊重将继续影响组织议程和限制可以尝试的解决方案的种类。

    亚洲地区主义的加强——可能到2025年——将具有全球影响,引发或加强形成可能会成为准集团的三个贸易和金融集群——北美、欧洲和东亚——的趋势。建立这样的准集团将对达成未来的全球范围的世界贸易组织(WTO)协议的能力产生影响。在制订有关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纳米技术、知识产权和“新经济”的其他方面的跨区域的产品标准方面,区域集群可以展开竞争。另一方面,如果亚洲缺乏区域合作,就可能会助长中国、印度和日本在能源等资源方面的竞争。

    对于国家、机构和非国家实体的日益复杂的重叠作用来说固有的是扩散的政治身份,从而导致建立新的网络和重新发现社区。到2025年,在大多数社会中,没有任何一个政治身份很可能居于主导地位。以宗教为基础的网络可能是典型的围绕问题建立起来的网络,因而与世俗的组织相比,它们在环境和不平等等许多跨国问题上,可以发挥更强大的作用。

美国:主导力量削弱

    到2025年,美国将发现自己是世界舞台上的一些重要角色之一,尽管仍然是最强大的角色。即使是在军事领域——到2025年,美国在该领域中将继续拥有相当大的优势——别国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的进展、国家和非国家实体更多地采用非正规战争策略、远程精密武器的扩散,以及越来越多地使用电脑网络战的攻击,将越来越多地限制美国的行动自由。美国的作用受到进一步的制约会影响别国和有效解决议程中的新问题的可能性。尽管反美情绪最近上升,美国可能将继续被视为中东和亚洲的一个急需的区域平衡者。美国将继续可望发挥重要作用,利用其军事力量打击全球恐怖主义。在气候变化等新的安全问题上,美国的领导地位将被普遍认为对影响相互竞争的分歧意见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以寻求解决办法。与此同时,众多有影响的角色和人们对巨大权力的不信任意味着,在没有强有力的伙伴关系支持的情况下,美国发号施令的空间将会缩小。世界其余地方的事态发展,包括一些关键国家——尤其是中俄两国——的事态发展,也很可能是美国政策的至关重要的决定因素。

2025年:什么样的未来?

    上述趋势表明了主要的不连贯性、冲击和出人意料的事情。对于这一切,我们将在全文中重点论述。例子包括使用核武器或流行病疫情。在某些情况下,意外因素只是时机问题:例如,能源转型是不可避免的;唯一的问题是何时,以及这种转型多么突然或顺利地实现。放弃一种类型的燃料(矿物燃料)转而采用另一种(替代燃料)的能源转型是一起历史事件,在一个世纪里顶多发生一次,产生重大的后果。放弃木材转而采用煤炭促成了工业化。在这种情况下,一场转型,特别是突然的转型——即放弃矿物燃料——将对中东和欧亚大陆上的能源生产国产生重大影响,有可能造成一些国家的全球性和区域性实力的永久性衰落。

    其他的不连续性较难预测。它们很可能是由于几个趋势的相互作用,并取决于领导层的素质。我们把一些不确定性,譬如中国或俄罗斯是否成为民主国家,归入这一类。中国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使机会增加,但并没有使这样的事态发展不可避免。在缺乏经济多样化的情况下,俄罗斯的政治多元化似乎不太可能。从下面的压力可能会迫使这个问题得到解决,一位领导人也可能会开始或加强民主化进程,以维持或刺激经济的增长。油价和天然气价格若持续暴跌,就会使前景改变,增加俄罗斯实现进一步的政治和经济自由化的可能性。如果这两国当中的任何一个要民主化,这将标志着民主化的新浪潮,会对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具有广泛的意义。

    摆在欧洲、日本甚至还有俄罗斯面前的人口挑战的成果也是不确定的。在其中的任何情况下,人口统计结果都不必宣告国家的命运,。如果说有不可避免的结果的话,那就是国家不再带有那样强烈的地区特色,而是全球性的。科技、移民的作用、公共卫生的改善和鼓励更多的女性参与经济活动的法律,是其中的一些措施,可能会改变目前发展趋势的轨迹。从前的轨迹是朝向较低的经济增长、社会紧张关系的加剧,以及可能的衰落。

    无论是全球性机构是否做出调整和恢复——另一个关键的不确定性——也取决于领导才能。目前的趋势表明,分散的权力和权威会造成全球性的治理欠缺。要扭转这些趋势线,包括新兴国家在内的一些国家就必须在国际社会中承担强有力的领导职责。

    一些不确定因素与另外一些相比,会造成更大的后果——假如发生的话。在本报告中,我们强调的是冲突加剧的整体可能性,因为某些形式的冲突可能会威胁到全球化。我们把动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恐怖主义和中东核军备竞赛归于此类。文中对关键的不确定因素和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了讨论。其概述见上面的文本框中第七页。在4个虚构的情景下,我们都强调目前正在进行的全球变革可能会构成的新挑战。它们提出有别于最近的事态发展的新的情况、难题或困境。作为一个整体,它们并不包括所有可能的未来情况。这些情景没有一项是不可避免的,甚至不一定有可能。但是,同其他许多不确定性一样,这些情景是潜在的、改变棋局的因素。

    到202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构建的国际体系将几乎无法辨认。实际上,“国际体系”是用词不当,因为它可能会更摇摇欲坠,而不是有序,其组成可能会是混合的异构。这适合于到2025年仍将是进行中的一场过渡。转变正在受到不断全球化的经济的推动,这一经济的特点是相对财富和经济实力从西到东的历史性转移,以及新的参与者,特别是中国和印度的日益重要性。美国仍将是唯一最重要的角色,但其主导地位将会减弱。正如美国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表现一样,在世界舞台上,中国和印度将时而保持沉默,时而又迫不急待地承担起更大的作用。在2025年,双方将仍然更关心他们自己的内部发展,而不是改变国际体系。

    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力量转移同时发生的,是各种非国家行为主体,包括企业、部落、宗教组织,甚至犯罪网络的相对实力也将继续增加。犯罪网络甚至可以“接管”并经营几个国家。在非洲或南亚的一些地区,我们所了解的国家可能会消亡,因为政府无力提供包括安全在内的基本需求。

    到2025年,除了民族国家之外,国际社会还将由许多角色组成,并缺乏一个实现全球治理的总体办法。该“体系”将是多极的,有许多国家和非国家行为者的集群。多极化的国际体系,如欧洲同盟,过去存在过,但新出现的体系则是前所未有的,因为它是全球性的,包括各种形态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者,它们不属于分为重要性大致相等的竞争对手阵营。“新秩序”的最显著特点将是从美国主宰的单极世界转变为由旧的大国和崛起中的国家组成的一个相对无等级的结构,以及力量从国家到非国家行为者的扩散。

    历史告诉我们,快速的变化带来了许多危险。尽管最近出现了金融波动——这可能最终加速许多正在发生的趋势——但我们并不认为我们正在走向一场彻底的崩溃——发生在1914年至1918年的情况,当时全球化的一个较早阶段停止了。然而,未来20年的迈向新的国际体系的过渡充满风险。这种风险超过我们在2004年发表《预测全球未来》报告时所设想。这些风险包括中东的核军备竞赛的不断增长的前景和争夺资源引发的可能的国家间冲突。需要注意的跨国问题的广度也不断扩大,包括了与能源、食物和水方面的资源限制相关的问题,以及对气候变化的担忧。在没有全球机构领导人的一致努力的情况下,目前看来这些机构无力应付上述挑战。它们可以帮助世界解决这些跨国问题,更一般来说,减少发生迅速变化的风险。

变化多于连续性

     在地缘政治挑战不断增加的时候,迅速变化的国际秩序使发生间断、冲击和意外情况的可能性增大。没有任何单一的结果看来是事先安排好的:例如,许多人假定不可避免的经济自由主义、民主和世俗主义的西方模式可能会失去光泽——起码在中期里是如此。在一些情况下,意外因素仅仅是一个时间选择的问题:例如,能源的转型是不可避免的;唯一的问题是这样一场转型何时和多么突然或顺利地实现。另外一些间断不那么可以预料。我们认识到,今天的看来也许不合理的事情到2025年可能会变得可行,甚至很有可能,因而我们考察了单一事件引发的几项“冲击”。实例包括一场核武器交火所造成的全球范围的影响、迅速地替换矿物燃料,以及中国实行民主。

    新的技术可能会提供解决办法,譬如矿物燃料的可行的替代物,或者消除食物和水方面的制约因素的手段。一项重要的不确定性是,新的技术是否会得到及时的开发和商业化,以避免资源限制所造成的经济增长的严重减速。这种减速会危及新的大国的崛起,沉重打击尚未充分参与全球化博弈的各国的野心。短缺如果在世界上占居主导地位,就可能会引发与稀缺通过技术等手段得到克服的世界截然不同的行为。

替代性的未来前景

    像我们从前的报告一样,我们将描述我们所讨论的发展趋势可能会带来的替代性的未来前景。我们认为,今后15年到20年是重大的历史转折点之一。在这些转折点上,若干因素很可能会发挥作用。这种因素如何交织在一起以及领导的作用对于结果将是十分重要的。

    在构建这些情景的过程中,我们注重有关民族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主体相比的重要性的关键的不确定性,以及全球合作的水平。在一些情景中,国家占居比较重要的地位,推动着全球发展的动态因素。在另外一些情景中,非国家行为主体,包括宗教运动、非政府组织和炙手可热的个人扮演了比较重要的角色。在一些情景中,通过伙伴关系和越境的从属关系,重要的参与者与竞争的群体相互作用。按照另外一些情景的设想,独立的参与者的活动及其有时相互之间的冲突带来了更多的互动。

     在所有虚构的情景中,我们都凸显了持续不断的全球变革可能会带来的挑战。这些情景提出了新的情况、困境或者僵局。这些问题可能会造成全球景观的巨大变化,从而带来截然不同的“世界”。这些情景当中没有一个是不可避免的,甚至一定是可能发生的。但是,就像许多其它不确定性一样,它们也是改变棋局的潜在因素。

     一个没有西方的世界。在这个世界——对它的描述见于上海合作组织的一位未来领导人所写的一封虚构的信件中——上,新的强国取代了西方,成为世界舞台上的领导者。美国感到负担过重,因而退出了包括阿富汗在内的中亚地区;欧洲不愿意站出来担任领导。俄罗斯和中国等国被迫应付中亚地区的外溢效应和不稳定的可能性。在北约组织的地位衰落的同时,上合组织的地位上升。美欧的反华敌对情绪达到高潮;保护主义贸易壁垒得到实施。俄中两国缔结了出于权宜之计的婚约;另外一些国家——印度和伊朗——团结在它们周围。任何稳定的阵营——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非西方的世界上——的缺乏加重了不稳定和紊乱,从而可能会威胁到全球化。

    “10月份的惊奇”。在这样一个世界——在一位未来的美国总统的一篇日记中得到描述——上,许多国家专注于实现经济增长,而牺牲环保。科学界一直未能发出具体的警告,但一种担忧加重,即一个极限已经达到,在这一极限上,气候变化加快,可能会造成的影响将具有极大的破坏性。纽约市遭到一场与全球气候变化相关的严重飓风的袭击;纽约证券交易所遭到严重破坏。在这种毁灭面前,世界各国领导人必须开始考虑采取断然的措施,譬如对沿海城市的部分地区进行转移安置。

    “金砖四国”的争吵。在这个世界上,围绕着重要资源的获取权问题的冲突在中印两国间爆发。外部大国进行干预,以免冲突升级,扩大成一场全球灾难。冲突的导火索是,中国人怀疑别国试图威胁北京的能源供应。错觉和失算导致了这场冲突。这种情景凸显了能源等资源对一个大国的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重要性。它表明,在一个多极的世界上,冲突不仅很可能会在新旧大国之间,而且还可能在崛起中的大国之间爆发。

    政治并非总是地方性的。在这个世界——在一位虚构的《金融时报》记者的一篇文章中得到简介——上,各种非国家网络——非政府组织、宗教组织、工商领袖和地方积极分子等——共同制订有关环境问题的国际议程,并利用他们的影响力选举联合国秘书长。非国家角色的全球范围的政治联盟在达成世界范围的一项新的气候变化问题协议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在数字通信、不断扩大的中产阶级和跨国利益集团构成的这个互联的新世界上,政治不再是地方性的,国内与国际的议程越来越可以互换。

日益全球化的经济

    在规模、速度和方向流动方面,正在发生的相对财富和经济实力全球范围的转移——基本上是从西方转移到东方——在现代历史上是空前的。这一转移来自两个重要来源。第一,油价和农矿产品价格持续不断的上涨使海湾国家和俄罗斯发了横财。第二,较低的劳动成本,加上某些政府政策,使制造业和一些服务业的所在地转移到亚洲。对这些产品的全球范围的强有力的需求在亚洲各国形成了很大的规模经济。供求方面的这些转变是深刻的和结构性的。这表明,我们正在目睹着由此带来的经济实力的转移很可能会持续下去。这些转移是全球化背后的推动力量。正如我们在《预测全球未来》报告中所强调的那样,这种推动力量是一项重要的发展趋势。它正在改变经济流动和基本的经济存量的历史格局,造成恢复平衡的压力。这种压力对于富国和穷国来说都是痛苦的。

    虽然这种转移不是零和游戏,但早期的输家,如大多数拉美国家(除巴西和其他几个国家外)和非洲既没有获得初始资产转让方面的利益,也没有获得任何来自受援国的巨额投资。某些工业化国家,譬如日本,看来也越来越多受到新兴市场之间的早期金融联系的挑战。美国和欧元区正在接受新兴市场的大部分流动性,但相对于其目前的处境而言,它们是否会获得收益则取决于几个因素,包括西方国家能否减少石油的消费和需求,这些国家能否利用占有比较优势的经济部门,如技术和服务部门中的有利的出口环境,以及接受国的国内政策,特别是在货币政策以及对外国投资的开放性问题上。

回到未来

    亚洲的经济强国——中国和印度——正在恢复它们两个世纪前所占据的地位,当时中国生产了世界财富的大约30%和印度约为15%。自18世纪以来第一次,中印两国注定将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大的贡献者。到2025年,这两个国家可能会超过除了美国和日本以外的所有其他经济体的国内生产总值,但就人均收入而言,它们将继续落后几十年。2025年左右的这些年的特点将是这些亚洲大国的“双重身份”:很强大,但许多个别中国人或印度人与西方人相比,还是感觉比较穷。

    到2040年至2050年,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加在一起的经济增长预测将赶上原先的七国集团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根据同样这些预测,到2025年,8个最大的经济体按递减顺序排列将是:美国、中国、印度、日本、德国、英国、法国和俄罗斯。

    尤其是中国,已成为一个新的金融巨头,它的外汇储备在2008年达到2万亿美元。迅速发展的国家,包括中国和俄罗斯,也都建立主权财富基金(SWFs),目的在于利用其几十亿美元价值的资产,以实现更高的回报,帮助它们经受住经济风暴的考验。其中一些资金将以投资的形式返回西方,从而促进生产率和经济竞争力的提高。然而,新兴大国在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FDI)正在显着增加。

    一代拥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正从新的大国中脱颖而出,从而促使这些国家在全球市场上的地位进一步巩固,从巴西的农业和海上能源勘探、俄罗斯的能源和金属、印度的IT服务、医药和汽车零部件到中国的钢铁、家用电器,以及电信设备。在波士顿咨询集团2006年的一份报告所列举的来自非经合组织国家的前100家全球领先企业当中,84家的总部设在巴西、俄罗斯、中国和印度。

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

    我们正在目睹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时刻:以前从未有如此众多的人口像今天正在发生的这样摆脱赤贫。仅仅1999年至2004年就有惊人的1.35亿人摆脱赤贫,超过了日本的人口和几乎同样多的生活在今天的俄罗斯的人口。

    世界银行说,在今后几十年里,被认为属于“全球中产阶级”的人数预计将从4.4亿增加到12亿美元,即从占世界人口的76%上升到16.1% 。大多数新加入者将来自中国和印度。

    •然而,全球中产阶级的硬币有黑暗的一面:差异在两个端点的继续拉大。许多国家,尤其是内陆国家和资源贫乏的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缺乏参与全球化博弈的基本面。世界银行说,到2025至2030年,被认为贫困的世界人口将减少约23%,但世界上的穷人——仍占全球人口的63%——的相对处境将是更为贫困。

国家资本主义:一个民主制度消亡后的市场正在东方崛起?

    千百万人摆脱赤贫的巨大成就支撑着新的大国——尤其是中国和印度——在国际舞台上的崛起,但这并没有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今天,财富不仅正在从西方转移到东方,而且还进一步集中在国家的控制之下。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在世界各国,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的吸引力可能会增强。

    除了印度等一些明显的例外之外,得益于财富的大规模转移到国家——中国、俄罗斯和海湾国家——都不实行民主制度,其经济政策也使公共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区别变得模糊。这些国家在自我发展方面并没有按照西方的自由主义模式,而是利用一种不同的模式——“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是一个宽泛的词语,用来描述十分注重国家的一种经济管理体系。

    另外一些国家,譬如韩国、台湾和新加坡,在发展经济的初期阶段也选择了国家资本主义。然而,由于俄罗斯,尤其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性,所以它们走这条道路的影响可能比较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西方各国经济中国家作用的目前的大大增强是由于正在发生的金融危机。国家作用的这种增强可能会使新兴国家更加偏好国家控制,更为不信任不加管制的市场。

    国家参与新兴市场的日益重要的角色到最近为止,一直与西方的几乎相反的变化趋势形成对照。在西方,国家在与衍生金融工具和信用掉期等私人金融工程设计保持同步方面力不从心。这个资本市场的深度和复杂性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但却随着从90年代到最近为止的资产涨价和牛市一起增长。金融工程设计——建立在10年前还无法想象的杠杆作用的高度水平基础上——则又给全球市场注入了空前程度的风险和波动性。进一步的控制和国际管制——当前金融危机的可能的一项结果——可能会改变这种轨迹,尽管在国家在经济中的角色问题上,西方和迅速出现的经济大国之间仍然可能会存在差距。

矫正当前的全球失衡方面的颠沛旅行

    新兴市场拒绝让货币升值,尽管经济繁荣,加上美国愿意欠下更多的债务,造成了一种相辅相成的,尽管最终是不可持续的失衡周期。实际上,2008年华尔街发生的事件标志着对这些失衡的一场更大范围的调整和方向矫正的开始。在全球经济进入调整期的时候,矫正这些失衡将会很不顺利。全球经济政策的协调方面的困难——部分地是日益增强的政治和金融多极性的产物——使一场颠沛的旅行的可能性增大。

    以下的事态发展之一或者一项组合可能会造成调整:美国消费的减速以及美国储蓄率随之而来的增加,还有新兴的亚洲市场,尤其是中国和印度的需求增加。失衡是趋于稳定还是在2025年以前回升,至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新兴大国选择汲取金融危机的哪些具体的教训。一些人可能会认为,这场危机是一个理由,说明需要在缓冲措施方面进一步囤积资金;而另外一些人——由于认识到很少有哪个新兴的经济体对普遍的经济下滑具有免疫力——可能会认为,囤积储备并没有那么重要。

   严重的金融中断和必需的经济与政治调整往往超越了金融领域的范畴。历史表明,这种恢复平衡将需要做出长期的努力,以建立新的国际体系。需要克服的具体问题包括:

 贸易和投资方面的保护主义的加强。基于新兴经济的迅速出现,各大公司——许多都将是国有的——日益咄咄逼人地进行对外收购,将会引起政治关系的紧张,可能会在反对外国贸易和投资的国家造成公众的不良反应。美国人对全球化所带来的不均匀的好处的看法可能会给保护主义势力火上浇油。

 加快争夺资源的速度。新的大国将越来越多地拥有获取初级产品的手段,以图确保持续的发展。俄罗斯、中国和印度已经把自己的国家安全与通过本国的国有能源公司进一步使国家控制和获取能源与市场联系起来。海湾国家对租赁土地和在其它地方购置土地感兴趣以确保充足的粮食供应。

 民主化过程的放慢。除了显示出一条不同的经济发展道路之外,中国尤其提供了政治发展方面的一项替代性的模式。这一模式可能会被证明对业绩较差的专制主义政权以及由于多年的经济业绩低下而感到失望的薄弱的民主国家具有吸引力。

 使国际金融机构相形见绌。主权财富基金给新兴市场注入的资金超过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总和。这一趋势甚至可能会在全球经济失衡减弱的情况下继续下去。中国已经开始把主权财富基金方面的投资与直接的援助与外援相结合,常常在发展项目的投标中直接超过世界银行。中国、俄罗斯和海湾合作委员会各国等新近富裕起来的国家的这种对外投资将导致外交上的调整和这些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新的关系。

 美元的国际角色的衰落。尽管资金最近流入美元资产之中,美元也升值了,但是到2025年,美元仍然可能会丧失其作为一种无可比拟的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变成各种货币组成的一个市场篮子中的平等货币当中的头号货币。这可能会迫使美国更为谨慎地考虑其外交政策的实施对美元的影响。没有对美元的外部需求的一个稳定的来源,美国的外交政策行动就有可能使美国人暴露在货币冲击面前,并使其利率上升。

    欧元越来越多的使用已经显而易见,从而可能会使美国今后更加难以利用美元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中的独特作用来冻结资产和阻断敌手的金融流动,就像它最近在对朝鲜和伊朗领导层实施金融制裁方面所做到的那样。然而,使得放弃美元的激励因素和倾向得到缓解的是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

多个金融节点

    在西方以美国和欧盟为主,在中亚和中东以俄罗斯和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为主,在东方以中国,最终还有印度为主,金融的景观将第一次真正地呈现为全球性的和多极的。由于最近的金融危机使人们对较少地利用金融杠杆的金融活动更加感兴趣,所以伊斯兰教国家的金融也可能会得到推动。虽然这种全球性的和多极的金融秩序表明,美国的国力相对衰落了,市场竞争和复杂性可能会加剧,但是伴随这些不利条件的很可能是许多积极因素。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这些若干金融中心的发展,它们可能会造成重叠,从而促使市场与金融冲击和货币危机相隔绝,在全球性的金融瘟疫扎下根基以前减轻其影响。类似地,由于一些地区更多地投资于自己的金融中心,为了保护这些金融流动而维护地缘政治稳定的激励措施将会增加。然而,历史表明,朝着地区金融中心的这种转向可能会迅速地外溢到积聚着力量的其它地区。这种“提供最后救助的金融家”很少满足于使自己的影响力严格地限制在金融领域。地区之间的紧张关系可能会使西方陷于分裂,使美国和欧盟获得越来越不同的经济和货币工作重点,从而使西方领导并实现全球经济的共同增长的努力难度增大。

    不同的发展模式,但维持多久?

    在以国家为中心的模式中,国家做出关键的经济决策,在中国,而且越来越多地还有俄罗斯的情况中,民主受到限制,这一模式使传统的西方发展处方——基本上就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和民主——的必然性受到质疑。在今后15-20年,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可能会转向北京的以国家为中心的模式,而不是西方传统的市场模式和民主的政治制度,以增加实现快速的经济发展和主观认为的政治稳定的机会。虽然我们相信差距仍会存在,但是国家在西方国家的经济中作用的加强也可能会减轻这两种模式之间的对比。

    在中东,世俗主义——它也被看作是西方模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可能会越来越被认为是格格不入的,因为伊斯兰教各政党逐渐获得显要的地位,并可能会开始管理政府。就像在今天的土耳其一样,我们可能会既看到伊斯兰化的加强,又看到对经济增长和现代化的更加注重。

    缺乏任何总体思想和其中一些要素的混合与匹配——例如巴西和印度是生机勃勃的市场经济民主国家——意味着,以国家为中心的模式尚未构成替代性的体系,在我们看来永远也不大可能会如此。中国在今后20年里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是否会实现自由化,是对传统的西方模式的一种替代选择的长期可持续性的十分重要的考验。虽然民主化大概会是缓慢的,并且可能会带有中国自己的特色,但是我们认为,新兴的中产阶级将会施加压力,要求在政治上获得更大的影响,并使当权者具有问责性,尤其是如果中央政府在维持经济增长的能力方面出现差池,或者没有对污染加重或健康与教育服务的需要等不断增多的“生活质量”问题做出反应。政府自身提升科技和建立“高科技”经济的努力将会使促进开放的激励因素增加,以便在国内开发人力资本,并从外部吸引专门知识和思想。

    另外一些能源生产国所提出的历史模式表明,对俄罗斯当局来说,回避要求自由化的压力会是比较容易的。能源生产国还一贯地利用所获得的收益来收买政敌。很少有哪个生产国 一方面过渡到民主制度,另一方面又保持了高额的能源收益。

    石油和天然气价格的持续暴跌会改变前景,增加俄罗斯实现进一步的政治和经济自由化的可能性。

国际体系能否应对挑战?

    权威和权力进一步传播的趋势在几十年里可能会加快,因为出现了新的全球角色、越来越多的无效机构、地区集团的增多、先进的通信技术,以及非国家行为主体和网络力量加强。

 到2025年,民族国家将不再是世界舞台上唯一的,而且往往不是最重要的行为主体,“国际体系”将已发生变形,以适应新的现实。但是,转型将是不完整的和不平衡的。虽然国家不会从国际舞台上消失,但是各种非国家行为主体,包括企业、部落、宗教组织,甚至犯罪网络的相对实力将会增强,因为这些群体影响范围日益广泛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上的决策。

    不断增多的行为主体可能会填补日益老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机构留下的空白,从而加强国际体系,但它也有可能进一步分裂现有的制度,阻碍国际合作。鉴于遗留下来的国际机构处理新的跨国挑战的能力明显减弱,行为主体的类型和种类的多样性使得今后20年里发生分裂的可能性增大。

没有多边主义情况下的多极化

    在这样一个世界上,我们不大可能会看到一项总体的、全面的和统一的全球治理对策。目前的趋势表明,2025年的全球治理将是一个相互重叠的、东拼西凑的产物,往往是具体的和支离破碎的努力,因为联盟将不断改变,包括成员国、国际组织、社会运动、非政府组织、慈善基金会和公司等。

 这种利益和行为主体的破碎性将进一步削弱联合国在其成员国之间加强共识,以采取有效的多边行动的前景,特别是在当前的或扩大后的安全理事会内部,或者为了维持联合国体系的更广泛的改革。

 这种多极化也不大可能包括拥有占压倒优势的实力与合法性、以充当机构改革代理人的一个单一的、占主导地位的民族国家。对大多数最紧迫的跨国问题,包括气候变化、全球化的金融市场的管制、移民、失败的国家和犯罪网络等,单个的民族国家的行动都不大可能有效地解决。与现有的机制能够应对的速度相比,对有效的全球治理的需要增加得还要快。领导人将寻求各种途径解决跨国问题,利用新的机构,更加可能地还有许多非正式组织。最近的趋势表明,现有的多边机构——大而繁琐——将难以充分迅速地适应,以执行新的使命,适应不断变化的成员结构,并获得必要的资源。非政府组织和慈善基金会——它们集中精力解决具体问题——将日益成为景观的一部分,但它们的一种能力很可能会受到限制,就是在没有多边机构或各国政府的一致努力的情况下实行变革。

    追求更大的包容性,以反映新的大国的出现,可能会使国际组织处理跨国挑战的难度增大。对持不同意见的会员国的尊重将继续影响组织的议程,并限制可能的解决方案的种类。大的和不断扩大的组织,从联合国大会到北约和欧盟,都可能会发现要面临的挑战尤其棘手。因此不太可能做出任何努力,给国际组织结构建立“零基础”,从而使有些组织消失或再造。

    由于存在太多的机构,所以有效的行动也可能受到阻碍。其中许多机构的目的性正在减弱,其合法性和有效性也是有限的。这可能具有全面的适用性,从西方驱动机构到历来属于第三世界的机构都包括。我们预计,构成19世纪后期多极化特点的军备竞赛、领土扩张和军事对抗在新兴的多极化当中不会那么重要。但我们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对大多数国家来说,战略对抗有可能围绕着贸易、投资、技术创新和收购等展开。但是,对资源,如能源,甚至还有水的日益担忧很容易使重点恢复到领土争端或悬而未决的边界问题上。

    亚洲是这种边界问题之多特别值得注意的一个地区,在中亚的情况中也是如此,因为能源资源的大量蕴藏使一种可能性增大,就是重演外人争夺独家控制市场准入权的19世纪的“大角逐”。如果矿物燃料的替代物得到迅速开发,一些国家的国力可能会急剧下跌,这一事实带来具有潜在危险的不稳定风险。由于中国、印度和其他国家的国力增长,该地区的较小国家在一项平衡努力中,可能会寻求外界的保护或干预。

有多少个国际体系?

    新兴的大国,特别是中国和印度,在维护稳定和开放的秩序方面具有共同的利益,但它们所采取的“手段”却是不同的。它们惊人的经济成功所采用的经济模式与西方传统的自由放任的经济发展处方相矛盾。正如我们已经看到,对于许多人认为的这些国家的经济持续发展的首要目标来说,气候变化、能源和其他资源方面的需求很可能会更成问题。鉴于这些不同的观点,一个问题出现了,就是这些新的玩家及其所采取的替代办法能否与西方的传统办法相融合,形成一个具有凝聚力的、能够解决越来越多的跨国问题的国际体系。

    虽然这些新兴的大国都持有以国家为中心的观点,但它们的国家利益却截然不同,它们对全球化的依赖也十分引人注目,因此看来不会有可能它们之间形成直接对抗地位较为稳固的西方秩序的一个替代集团。现有的国际组织,譬如联合国、世贸组织、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可能被证明具有充分的反应和适应能力,以容纳新兴大国的意见,但这些新兴大国是否会获得或想要获得额外的权力和责任,则是一个单独的问题。实际上,这些崛起中的大国当中的一些或全部国家都可能会满足于利用这些机构,但又不担任与其地位相称的领导负担。同时,它们的成员资格也并不一定涉及重大的责任或分担责任,从而使他们能够谋求实现经济发展的目标。对一些人来说,就安全理事会新的常任理事国问题达成一致意见似乎遥遥无期,甚至在未来15-20年里也是如此,这一事实提供了额外的借口,说明必须放弃以牺牲国内目标为代价的全球角色。一项很大的不确定因素是,是否存在政治意愿,以重塑国际体系,向新兴大国提供新的足够的责任,使之承担更多的全球负担。

    我们向其征求意见的大多数专家——美国和外国的——都预测,崛起中的大国不会像德国和日本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那样挑战或从根本上改变国际体系。新兴大国将具有高度,可以“自定义”他们的政治和经济政策,而不是完全采用西方的规范。因为其越来越多大的地缘政治影响力、国内市场,及其在全球资源获取、制造业,金融业和技术方面的角色,所以崛起中的大国也可能要维护自己进行回旋的政策自由,并希望别国也承担起处理恐怖主义、气候变化、核扩散和能源安全等全球性挑战的负担。例如,俄罗斯和中国的资源民族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支撑着它们以精英为基础的政治,并限制了其就贸易、能源、金融或气候变化等重大国际经济的问题做出妥协的愿望。

 印度等另外一些国家缺乏战略性经济和政治上的远见,也没有获得国内基层对深刻的经济自由化的支持。许多全球性问题需要做出牺牲或突然改变这些国家的发展计划——这是另一个原因,说明它们喜欢充当多边体系中的旁观者,而不是领导者。

一个由网络构成的世界

    针对全球治理方面可能会出现的不足,在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主体当中,将形成集中精力抓具体问题的网络。这些网络在运作过程中将谋求实现趋同的目标和利益,包括解决问题的真正意图、商业上的自身利益、道德的理由,以及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影响摆在不断变化的世界面前的问题的愿望。在某些情况下,一个围绕问题组建的网络的核心将是一个国家或国际委员会,或者专家机构,它们是非选举产生的,但却具有很大影响,可以就政府治理、贸易或其他问题提供报告或进行监督。这种网络的目前的例子包括金融稳定论坛、固碳领导论坛和氢能经济国际伙伴关系组织。

    问题小组可能将有助于制定和传播有关各种领域的标准和规章,包括信息技术(IT)、管制体制和管理“新的后工业经济”等。对于一些种类的问题,网络可能将为民族国家之间达成协议奠定基础。由于在非正式的背景下所做的基础工作,所以民族国家将能够采取解决问题的措施,取得合法地位,有时还把提出倡议的功劳归为己有,同时避免外部国际组织强加的解决方案所带来的耻辱。到2025年,非政府组织的数量和类型也可能会急剧增加。进入成本低、管理费用低,以及个人和组织利用互联网相互附属的能力,都将促进这种集体的组建。

    除了这类问题小组之外,一系列新的社会行为主体——具有超能的个人,甚至犯罪网络——将越来越多地影响结果。这些精英们的能力是其财富和一系列的国内和跨国的联系——往往跨越企业、政府、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所赋予的。使用其广泛的接触和多国身份,他们帮助影响跨越国家和组织界限的“跨国”结果。

    宗教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基于宗教的网络可能是典型的问题网络,到2025年,它们与世俗的跨国集团相比,在施加影响和塑造结果方面,可以发挥整体的更强大的作用。实际上,我们可能会进入一个神职人员担任领导的新时代。在其中,宗教领袖在解决未来国际争端和冲突方面成为主要的权力掮客。

 权力和影响力方面的丰厚奖赏已经属于跨越南北两半球的宗教企业家和电视福音传教士——对穆斯林来说是埃米尔•哈立德,对基督徒而言就是马修•艾许牧罗或乌克兰的穆林德牧师。 哈立德的网站是世界上第三大受欢迎的阿拉伯文网站(半岛电视台排名第一)。

    在基督教传统范围内,跨越全球南方的全新模式的权威和领导需要独立的牧师和宗教企业家。他们的活动带来崇高地位和巨大的财富。在2025年以前,一些福音传教士和超大型教会的传教士可能将寻求成为国家领导人,特别是如果这些国家的经济在全球衰退中遭到毁灭的话。

    虽然宗教群体一直是全球化的一个巨大的受益者,但宗教也可能是反对同一现代化进程的一个主要载体。宗教结构可以引导社会和政治抗议,特别是对缺乏社会精英可以获得的通信手段和影响力的人们来说。这之所以是相干的,是因为未来20年将占主导地位的许多经济发展趋势有潜力推动社会分裂和民众的不满,其中包括富人与穷人之间不断拉大的差距、印度和中国的城市和农村之间的鸿沟,由于现代化而占有优势或落后的国家和地区之间,以及能够管理全球化的后果和政府无法这样做的国家之间的巨大差别。宗教积极分子可以借鉴经文和长期历史传统,以便从社会正义的言论和平均主义角度来捏造民众的冤情。

     如果全球经济增长确实遭受了类似于20世纪90年代末的印度尼西亚危机的严重挫折,但却是在全球范围内,具有宗教基础的农村叛乱和种族斗争可能会随之在包括巴西、印度、中国和在非洲大部分地区在内的国家爆发。如果连中等严重程度的气候变化预测也是正确的,其影响可能会刺激非洲和亚洲很大一部分地区的宗教冲突。最有爆发这种冲突风险最大的和最有可能把少数群体当作替罪羊的国家包括一些以穆斯林为主的、但有大量的基督徒少数群体的国家(埃及,印度尼西亚和苏丹)、基督徒为主、但有大量穆斯林少数群体的国家(例如刚果民主共和国、菲律宾和乌干达)或基督徒和穆斯林势力不相上下的国家(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和坦桑尼亚)。

    如果宗教结构提供抵制全球化的载体,它们还协助人们应付同样的力量,加强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没有宗教安全网,发展中国家混乱和支离破碎的程度会糟糕得多。由于最近30或40年来,以农村为主的社会已经变得比较城市化,数以百万计的移民已被吸引到较大的城市综合体,却没有提供充足的医疗保健、福利和教育的资源或基础设施。宗教组织提供的替代性社会制度在赢得大众对宗教的支持方面一直是一个强有力的因素。在不同信仰当中,情况都是如此。

    国家及其机制越弱,宗教机构的作用就越重要,宗教意识形态的吸引力也就越强大。这种意识形态通常具有原教旨主义或神权政治的性质。
到2025年,出现一个“影子”国际体系吗?

    造成国际体系的进一步分裂是越来越多的跨国犯罪网络在管理世界资源——特别是全球能源、矿物和其他战略市场——以及在其一贯参与国际贩毒活动方面所构成的威胁。全球范围对能源的需求增加,提供了罪犯分子直接与能源供应商和供应商所在国家的领导人取得联系,从而拓展自己的活动的机会。由于能源供应越来越多地集中在治理不善的国家,长期以来的腐败做法以及缺乏法治,所以犯罪组织实现渗透的可能性很大。

 犯罪组织在能源部门中的非法活动为附属公司提供了全球能源市场上的不公平的竞争优势。 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其影响深远的触角伸向政府部门和公司董事会会议室,罪犯分子可能有能力控制国家和影响市场的走向,即使不是对外政策。对于许多资源丰富的国家来说,能源的收入为整个经济奠定了基础,能源政策是对外政策决策方面的一项重要考虑。

 在欧亚大陆市场上,由于有组织犯罪一直是政治和经济环境的已经制度化的一部分,犯罪组织人物已经逐渐演变成有影响的企业家和腐败官员的宝贵的合作伙伴,所以犯罪网络渗透的可能性大概是最大的。由于俄罗斯和欧亚大陆供应商获得欧洲和亚洲能源市场的越来越大的份额,我们预计,这些有组织的犯罪网络将会扩大其行动,助长进一步的腐败和对外交政策的操纵,以便从中渔利。

政治并非总是地方性的

    在这个虚构的情景下,一个新的世界出现了。在其中,民族国家并不负责制订国际议程。权力和权威摆脱民族国家的分散,促进了包括社会和政治运动在内的次国家的和跨国实体的发展。公众对环境退化和政府无所作为的日益关注在这个例子中共同作用,“赋予”政治积极分子的网络以“权力”,使之得以从各国首都的国家一级官员手中夺取控制权。全球通信技术使个人能够直接从属于超越地理界限的、由认同感驱动的组织和网络。环保是利益和愿望普遍汇合其中的一个问题。

    这种情景的先决条件包括: 在一个日益权力下放的世界上,各国政府的影响力和权力下降。

 散居国外的侨民、工会、非政府组织、少数族群和宗教组织等取得显着权力,与国家建立正式和非正式的关系。

 通信技术使人们得以无处不在地和不断地融入到其所认同的网络之中。

多极世界上的权力共享

    在今后15-20年里,与任何其他国际角色相比,美国都将对国际体系的演变产生更大的影响,但与它数十年来所享有的权力相比,在一个多极世界上,它所拥有的权力较小。由于美国的经济实力,在较小程度上还有其军事实力的相对下降,所以它在从许多政策抉择中进行选择方面将不再有同样的灵活性。我们认为,美国发挥领导作用的兴趣和愿意也可能会受到更多的制约,因为美国选民对美国作为世界领袖的经济、军事和机会成本做出了重新评估。经济与机会成本尤其可能会导致美国公众支持新的权衡。

    世界其余地方的事态发展,包括一些重要国家——尤其是中国和俄罗斯——的国内事态发展,也可能会成为美国政策的至关重要的决定因素。与其他主要大国冲突相对较少的世界,会为一个多极体系的发展铺平道路。在该体系中,美国是平等国家当中的“头号国家”。最后,事态发展将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范围。突发事件——譬如动用核武器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恐怖活动——可能会震动整个国际体系并重新确定美国角色的重点。

   对美国领导作用的需求很可能会保持强劲,能力将缩减

    尽管10年来反美情绪高涨,但在中东和亚洲,美国仍可能继续被看作是一个迫切需要的区域平衡角色。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的邻国对其崛起越来越感到,而且在许多地区,敌对情绪趋于平缓,即使对美国的态度不是有所改善的话。除了中国不断增强的经济实力外,它的军事现代化计划也引起邻国的日益强烈的关注。关注的程度可能会上升,即使亚洲安全有所改善,例如中台之间实现和解,尽管在这样的最终结局中,相反的反应也是可能的。在中东,伊朗成为核国家会使压力增加,迫使美国向以色列等国提供安全保护伞。

    其他国家将继续寻求美国在气候变化等新的“安全”问题上的领导。例如,按照2012年以后的排放控制制度,许多国家认为美国的领导角色对于鼓励中印两国等排放温室气体的主要发展中国家做出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的认真承诺来说十分重要。77国集团的大多数国家都认识到,自己是污染国造成的环境损害的受害者,因而并不反对美国对北京进行干预。

    此外,其他国家也将寻求美国在对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方面的领导,通过采取措施说服人们不要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感兴趣,加强不扩散制度,防止获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相关的专业知识和技术,在引起关注的国家使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研制倒退或予以消除,促进对动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威慑,并减轻动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后果。

新的关系和对旧的伙伴关系的重新校准

    一个日益多极化的世界表明,美国和其他大国将不得不应付越来越多的参与者,包括有影响力的非国家参与者。美国若堕落到重商主义和资源民族主义成为别国的压倒一切的运作模式的世界中,就可能会使美国的合作伙伴减少,从而使局势紧张,即使不是使大国之间在这种零和世界上发生对抗的风险增大。另一方面,世界如果继续繁荣,就会使进一步分担责任的前景增大,并促成多边主义和全球性机构的重振。

    在到2025年为止的时期里,中国和印度很可能仍是专注于自身发展的、维护现状的大国,从目前体制得到好处,而不是过份渴望美国或其他国家设法彻底改变国际秩序,直到北京和新德里断定,自己的地位已经改善,可以帮助制订新的法规。虽然新兴大国将要保持足够的回旋余地和自主权,以便在独立于美国之外的情况下施加地区影响力,但它们与美国的关系可能会加深,如果推进经济发展的计划继续保持在正确轨道上。如果经济崩溃,尤其是在中国的情况中,可能会导致民族主义的兴起和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大国关系紧张的加剧。

    欧洲将面临棘手的国内挑战。这种挑战可能会限制其发挥更大的全球性作用的能力,特别是在安全领域。对威胁增加的感觉——不论是对恐怖主义还是俄罗斯重振雄风——都可能改变欧洲对增加国防开支和采取统一行动能力增强的估算。对马格里布联盟和中东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日益增长的兴趣使一种可能性增大,即欧洲发挥类似于其在东扩方面取得的成就的稳定作用。为了与中国保持同步,日本可能会在该地区发挥更大的政治和安全作用。我们期望巴西等其他国家承担更广泛的区域作用,并提高其参与解决贸易和气候变化等关键的全球性问题的程度。

    目前的趋势表明,与其他崛起中的大国相比,俄罗斯在直接挑战它认为的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方面具有更为切身的利益。然而,如果使经济更为多样化,培养一个独立的中产阶级,并依靠外国的技术专长和投资开发能源资源,就可能会改变这一轨迹。倘若出人意料地提早放弃矿物燃料,也可能会削弱俄罗斯最近的重振雄风。

    在中东,美国很可能会仍将是占主导地位的外来角色,因此,目前的趋势表明,亚洲国家所起的作用增大了。这些国家正用政治上的纽带加强其日益增强的经济联系。亚洲大国——像欧洲大国一样——可能会寻求或卷入中东未来的国际安全努力方面的任何角色。由于气候变化,人道主义需要增加。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将出现与这种增加相应的增长。而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也将更加依赖于非政府组织承担人道主义救援负担。

金融误差减少

    美元很容易遭到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打击;到2025年,美元在国际上的作用可能会有所下降,从无与伦比的“全球储备货币” 跌落到一篮子货币的平等货币当中的头号货币地位。这可能会由于一场危机而突然发生,也可能会随着全球恢复平衡而逐步进行。这种下降将意味着真正的权衡,并迫使美国做出外交政策实施方面的新的、艰难的选择。

 美元的全球储备地位赋予美国以特权,包括与货币冲击的风险隔离。这使得较低的利率成为可能,而对美元的外部的稳定需求赋予美国以一种独特的能力,就是运行庞大的财政账户赤字,而又不会受到全球经济的责备。

美国享有这些特权已有60多年历史。这些特权也许已经渗透美国人的思想,以致被人忽略。虽然完全丧失储备地位不大可能,但是美元的衰落可能会迫使美国在实现外交政策目标和付出支持这些目标的高昂的国内代价之间做出艰难的权衡。例如,面对高利率、高税负和潜在的石油危机,美国公众将必须对采取强有力的军事行动的经济后果加以斟酌。对希望美国发挥较强作用的其他国家的影响可能是同样巨大的,如果美国不肯或不愿采取行动的话。此外,美国在金融上依赖外部力量实现财政稳定,也可能会以始料未及的方式削弱自己的行动自由。

较为有限的军事优势

    在2025年,美国将仍然保留独特军事实力,特别是它有能力在全球范围内投送军事实力。其他国家将继续羡慕和依赖这一实力,以确保一个安全的世界。美国保护“全球公域”和确保能源的自由流动的能力可能会变得更加突出,因为人们对能源安全的担忧增加。美国也将继续被面对潜在的敌对核大国的崛起的许多国家视为安全方面的首选合作伙伴。虽然出现新的核武器国家可能会限制美国的行动自由,美国在常规和核武器以及导弹防御系统能力方面的军事优势将是任何新的核国家遏制公开的攻击行为方面的一个关键因素。美国还应当在利用其军事实力对付全球恐怖主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然而,美国潜在的对手将继续努力采取旨在利用人们所认为的美国的军事与政治弱点,从而创建公平的竞争环境。在将来,先进国家可能会发动太空对抗打击、网络攻击和信息战,以便在一场冲突的前夕破坏美国的军事行动。针对重要的美国经济、能源和运输基础设施发动的网络和破坏性攻击可能会被一些敌人视为回避美国在战场上的优势和直接攻击美国本土利益的一条途径。此外,继续扩散远程导弹系统、反接近能力、核武器和其他形式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可能会被潜在的敌人和美国的盟国都看作是在危机时期日益制约美国的行动自由,尽管美国占有常规军事优势。

 

 

发件人:"高一飞" <gaoyifei1216@hotmail.com>  2009-03-11 13:07:23 +0800 收件人:抄送:标题: 代他人投的稿件

最高法院副院长们的兼职问题

司法腐败到了不能忍受的地步

草一民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著名民法学家。“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起草人之一,也是《物权法》的核心起草人和《合同法》的起草人之一梁慧星,在人大会期间,痛斥法院腐败,他对《南方都市报》记者说:“天天讲公平、讲正义的法院,最高院的副院长(黄松有)出了这样的事,令最高法院也‘颜面扫地’。”

    在官员面前卑躬屈膝,把资格送给他们,把硕士帽、博士帽戴到他们头上,没有想过这样是否值得,他们是否忠于法律。有些学校以招了多少省部级的官员为荣、为资本。这样做真正伤害了的是教育的自尊。吹嘘官员们写的文章,哪怕是不好的文章。黄松有被人大撤职后还获了法学奖。这是怎么回事啊?有法官问我你觉得他的文章真的能获奖吗?我确实难以理解。这个事后,我自己常常反省。法学不是别的专业,它是一个开口闭口讲正义、讲平等、讲自由的职业。”

    “《物权法》还未通过之时,黄松有主编的一本物权法的书就差不多出来,物权法一出台,这书就发到了各大法院,全国发行了200多万册,成为法官断案的依据。曾经有一位法官跟我说这本书不能用。有些地方错误百出。”(全国人大代表:司法腐败到了不能忍受的地步,2009-03-08,南方都市报。)

     梁代表痛斥有的官员读博士是“滥办班结出恶果”,说“司局长的职责不可能让他花三年时间来攻读学位。”但是,如果看看最高人民法院的副院长们是如何当兼职教授、博导的,你们发现,读个博士已经是小事了。黄松有出事以前,不仅在百忙中读了一个博士学位,而且还是四川大学、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根据公开的网络资料可以查出,最高人民法院领导中,有现任院长一人为王胜俊,副院长7人,分别是沈德咏、张军、万鄂湘、江必新、奚晓明、苏泽林、熊选国,还有一位享受副院长级别待遇的专职审判委员会成员景汉朝。在这9位副院长级的大法官中,除院长王胜俊和副院长苏泽林查不到担任兼职教授的记录以外,其他7位大法官在各地担任大学兼职教授和导师,不完全统计的情况是如下:

    副院长沈德咏。兼任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生导师。

    副院长张军。他的学术兼职是最多的,兼任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特聘顾问教授,国家法官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武汉大学、西南政法大学、外交学院、社科院法学所等院校法学院、科研单位兼职教授及法律专业硕士研究生兼职导师。

    副院长万鄂湘,兼任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

    副院长江必新,是担任博士生导师最多的。兼任国家法官学院、西南政法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南政法学院客座教授、兼职教授或研究生导师。同时任中国政法大学、中南大学、湘潭大学三所大学的教授和博士生导师。

    副院长奚晓明,兼任中国人民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国家法官学院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

    副院长熊选国,兼任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客座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刑事法律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湘潭大学诉讼法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国家法官学院兼职教授。

    副部级专职审判委员会委员景汉朝,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公法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河北大学、河北经贸大学等校兼职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事实摆在这里,我们不需要多加分析,只想请问最高法院几个问题:一要问,这些公务繁忙的公务员,副部级大法官,你们有时间去指导你们的博士、硕士生吗?对你们的学生是负责的吗?二要问,你们在带学生的时候,是否领取过兼职单位的津贴或者以讲课费的名义发放的金钱或者同财物,如果有,这是合理合法的吗?是公平正义的吗?三要问,如果没有收取兼职单位各种钟的财物,贪名是不是一种贪污?你们最好出台一个司法解释予以说明。四要问,作为普通教师的各大学的教授或者博导是经过严格的评审的,你们经过了这样的评审吗,如果没有,这对大学专职教授们是公平的吗?

    中国的司法腐败,触目惊心,法之不行,自上犯之。3月10日,最高法院院长王胜俊在他向人大作的报告中指出:“针对影响司法公正和廉洁的突出问题,公布“五个严禁”和举报电话,对违反规定的人员,一律调离岗位,严格依纪依法追究责任。去年以来,各级法院以更大决心、更大力度查处违纪违法案件,决不姑息迁就,共查处违纪违法人员712人,其中追究刑事责任105人。”最高法院查出了一个黄松有,让人看到了最高法院反腐的决心,那么,对于副院长兼职这样的问题,是不是也该纳入反腐的范围?

    再进一步问全国人大,我们的各级立法、行政、司法机关和国有企业、事业单位,还有多少这样的兼职,他们都是合法的吗,人民代表们是否该去问一问、管一管?

    (高一飞 (Gao Yifei)(联系方式只供收信人联系用,请不公布。)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美国丹佛大学博士后、中国刑事诉讼法学会理事、执业律师。地址:400031,重庆,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QQ:490742919,Email:gaoyifei1216@hotmail.com(也是MSN); gaoyifei1216@yahoo.com.cn。个人博客:http://vip.bokee.com/name/gaoyif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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