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编者按:一年来,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遭受巨亏的消息频频传来,到现在已该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了。周放生先生为此撰写了重要文章,仲大军先生也写了一点看法。如果再不从深处看问题,如果再不对 政府和大型国企进行批评,我国的损失还不知有多少。当前的国际经济形势对我国十分不利,西方国家所有调整的代价都将转移到中国来, 巨额的货币投放必将再一次引起一波高通货膨胀。尽管,我国5月份的CPI和PPI仍然是双降(分别为-1.4%和-7.2%),但这种通缩的状态必定是短期的,不用多,几个月后物价必然就会显示出来。通过 何帆、周其仁、张明等人的文章我们已经隐隐地感到了这种灾难正在逼近。 那些依然主张放松货币的砖家除了象蒙代尔这样的人,恐怕再找不出几个了。

    另外,中国科技大学黄卫东教授的疑问很有价值:中国的海外投资全打水漂,人家投资我们却全都暴利,这个现象说明了什么?只要对中国经济有深刻了解,都会发现黄教授的问题真是提到点子上了。我国连互联网都被外资控制了。多少年来,中国还有不被外资赚钱的地方吗?为什么通用汽车在国内都倒闭了,在中国却大赚其钱?!种种事实都说明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诡异,也说明中国隐藏危机的严重。无怪王占阳教授急了,无怪郑永年先生的一篇文章竟被四个人推荐传来。]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巨亏的原因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编辑

2009年6月7日

目录

周放生:投资与投机能兼得吗?

仲大军:不懂政治,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巨亏的原因

大军中心:中国海外投资亏损案例

黄卫东:我们投资海外全打水漂,人家投资我们全都暴利,为什么?

 华尔街日报:政府为何不能经营企业?

 曹磊:中国互联网外资控制调查报告

 

何帆 马锦:美联储能否及时退出“数量宽松”政策?

张明:美元与美国国债开始步入下降通道

杨帆:产业升级已成为国家前途生死攸关的问题

 李众敏:美国政府危机应对措施:内容、效果与前景

王钧临:中国大幅增持黄金实受通胀诱导

 周其仁:下一次会有更大的灾难

 

王占阳:人心是最强大的政治力量

郑永年:中国社会信任的解体及其结果

王均临:关注近期一系列群体性事件的发展走势

余胜海:企业家应与政治保持怎样的距离

秋风:警惕官员向底线堕落

秋风:现在最需要的是民间智库

韩方明:中国工人的“体面劳动”

 

王学成:《“中国民派宣言”讨论会纪要》读后感

王学成:民派的旗帜是什么?

李建中:中国民间推力对后转型中国目标与路径的选择

王均临:将来真正威胁中国的战略性要素

党国英:节制资本,但不要消灭资本

知原:政治公有制+经济私有制=制衡?——和熊培云先生商榷

信力建:中国人为什么不爱国?

吕超:建立海峡两岸执政党联党制

方亮 :俄左派内部缠斗揭出朝野互动趋势

中国青年报:拯救富人

徐景安 袁正光:教育的功能、目的与价值定位

刘伟:奥数为什么成了公害?

-----------------------------------------------------------------------------------------------------------------------------


发件人:"fanjin" <fanjin1999@hotmail.com>  2009-06-09 16:45:26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抄送:标题: 周局文章 你好,附件是周局文章,请查收。国资委改革局

投资与投机能兼得吗?

危机思考之一

国资委改革局局长 周放生

2009年6月9日

E-mail:zhoufs@sasac.gov.cn

    俗话说: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投资和投机能兼得吗?这次美国金融危机,许多出问题的大公司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既做投资,又做投机。一些躲过危机的大公司也有一个特点:仅作投资,不做投机。这里面有什么规律可循吗?试试看。

    投资和投机是两个不同的行当,相伴相生,无所谓对错、好坏。投机只要不违法、不违规、不欺诈、不恶意损害别人的利益(美国某些投行推销复杂金融衍生品行为就属此类),就是当事人的自主选择、无可厚非。投资和投机都是中性的概念。但我们要问的是:投资和投机这两种行为是否可以相容?一个企业是否可以(不是法律意义上)既做投资,又做投机?台湾王永庆老先生对台塑有三条戒律:一是不炒股票(台塑集团有七家上市公司);二是不做复杂金融衍生品;三是不做房地产。总之,王永庆的理念是:仅做投资,不做投机。也就是说,投资与投机不可相容,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企业既做投资,又做投机,相得益彰,游刃有余,为什么不相容呢?投资与投机这两个概念,经济学上并未界定的很清楚,但在辞书中有较为清晰的界定。《剑桥百科全书》把投资解释为“将资金投入某一活动以期获得更多的财务利益”,指投资于生产一定数量的产品和服务。美国出版的《现代词典》(商务中文版)把投机解释为那些“期望从价格变化中获利的证券、商品和外汇买卖活动”。就活动的生产性而言,投资的生产性要明显、直接的多,而投机与生产过程的联系则间接、浅淡的多,复杂的金融衍生品与生产过程并无联系。

    实践中我们可以体会到,投资与投机两种行为在决策方式、运作方式、管理方式、利益方式、文化理念上大相径庭,格格不入。

    1. 决策方式不同

    投资决策是投资的第一个环节,也是最重要的环节。投资决策正确与否,直接关乎投资的成败。投资决策一套程序并要经过董事会投票决策。一般来讲,企业的投资程序包括:(1)发现生产经营问题,确定投资目标;(2) 进行调查研究,即对市场需求、原燃动力供应、资金筹措等一系列问题的调查了解;(3) 设计各种解决问题、满足目标的备选方案, 并估测各个方案的投资、收益等指标;(4) 评价各个方案的可行性, 即从各方面分析评价各方案在技术上、经济上的可行性及可能性;(5)选择相对最优方案,即对各方进行经济效果分析,选择经济效益最好的方案;(6) 综合评价,做出可行性分析报告,并找出一个切实可行的资金筹措计划。通过一系列过程使决策人了解该投资项目技术上是否可行、经济上是否有生命力、财务上是否有利可图,能否筹集到全部资金, 人力物力能否得到保证,经济效益如何等等,以便做出科学的投资决策。投资决策特点:周期长,票决制。

    投机的决策完全不同于投资决策,往往缺少必要和规范的决策程序,有很大的随意性,属于“赌一把”式的决策。少数人甚至个别人决策,瞬间决策。投机决策特点:专业性强,一个人说了算。因此,投机只需要依据少数数学和金融专才们根据模型预测出的数据做出投机决策,不需要像投资活动那样按照相应的投资程序来进行决策。

    这两种决策方式不仅大不相同,而且很难相容。投资活动的决策方式不仅规范化,而且充分考虑到各种风险,最后的决策往往属于收益稳定、风险较小的类型;而投机活动的决策方式依靠少数数学金融专才的模型测算,缺少规范性,可能会有很高的收益,但也会带来相当大的风险。因此,这两种决策不仅在操作上而且在理念上都是很难相容的。

    2. 运作方式不相同

    从运作方式来看,投资是一种长期行为,需要经历市场研究、产品研发、生产运营、销售和售后服务这样一套复杂的流程,而投机往往期限短,收益波动大,需要有较高的流动性准备;投资具有较高的进出壁垒,进入和退出都会受到相关条件的限制,资产转换较慢,而投机则可以通过快速而频繁的资产转换,放大收益;投资所受到的管制较少,而投机由于对社会的影响较大,往往会受到较为严格的限制;投资需要经过长期培养和磨合形成成建制的技术人才、管理人才。经历极其复杂的周而往复的运作过程,而投机不需要通过艰苦细致的工作渐进式的获取收益,而是通过有价证券或金融衍生品的价格变动获得利润,抓住有利机会一夜暴富。

    因此,如果既做投资又做投机,必将导致企业内部冲突的发生。

    3. 管理方式不相同

    投资活动的管理包含五种职能,分别是:计划、组织、指导、协调和控制,具体来说包括技术研发、战略管理、风险管理、组织结构设计、人力资源管理、市场营销管理、生产作业管理、财务管理、信息化管理等。这些体系和制度流程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相互关联,构成企业投资管理的完整体系。企业通过稳健的投资管理,取得投资收益。投资管理是人对物、人对组织、人对流程的管理。

    投机活动完全不需要投资活动所需要的基础管理、系统管理,仅是人对人的直接控制。今朝有酒今朝醉是最形象的反映。管理则缺乏战略性和系统性,只顾眼前利益,单一追求利润,缺乏长期的战略规划,短期行为突出。此外,投机活动对银行利率、信贷政策等外在的金融环境反应敏感并容易受到环境的制约,因此必须依靠专业的金融人才,通过模型的修改等对外界环境做出迅速反应,这就要求在管理组织上有高度的适应性。

    可以想见,如果做投资的同时做投机,相当大的精力在投机上,怎么能做到持续的抓成本、抓管理。持续拧毛巾?费劲的拧毛巾才挣多少钱?股票一炒就几百万。心浮躁了,整个员工队伍、管理层都不会踏踏实实做基础管理工作。可见,投资和投机在管理方式上是完全不相同的,投资活动的管理是稳健、完善的管理,而投机活动的管理则是缺乏战略性、重视短期行为并要求高度适应性的管理。

    4. 利益方式不相同

    投资收益是按照薪酬体系的相关规则进行分配的,比较规范和固定,而投机收益的分配往往与投机所得有较强的正相关性,如基金经理在股市高涨的时候收入非常高。与投资收益规范和相对固定的分配相比,投机的利益分配更为诱人,投机成功取得的高额收益使一些人不惜冒巨大的风险,纷纷进入投机者的行列。

    5. 文化理念不相同

    企业投资讲求的是正常的经营之道,建立系统的管理体系和行为规范,健全的企业文化体系,有自身的核心价值观和很强凝聚力的团队,通过公司制度、资本营运、人才管理等踏踏实实把主业做好,加强道德规范和约束,做本分的事情,做长久的企业,同时关注国家和社会的利益,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而投机则是“急功近利”,重战术轻战略,重创意轻方法,重感觉轻数据,重点子轻体系,重炒作轻培育,重个人轻团体。一些企业受到短期暴利的诱惑,追求爆炸性和超常规性的发展。当企业上下都以追逐金钱为目标而不是以追求企业的长远发展为目标,企业就会缺乏凝聚力和核心的价值观,迟早会被各种思想观念所湮没。

    由此可见,投机文化与投资文化是背道而驰的,一些人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置国家法律法规、民众利益于不顾的理念更是与企业投资文化严重冲突的。总之,投资与投机由于存在巨大的差异,在决策方式、管理方式、运作方式、利益方式、文化理念的不相同,决定了企业投资与投机是不可兼得的。

    做投资最好不要做投机,因为涉足了投机有可能毁掉投资的。

    做投机的决然做不了投资,除非放弃投机。

    投资与投机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还是各走各的道吧!

 

 

不懂政治:中国企业海外巨亏的原因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

2009年6月7日

邮箱: zdjun@263.net

    提示:目前中国企业最大的问题是不懂中国政治体制与西方的差别,不懂得在两种不同政治体制国家之间进行商业交易的风险性。仅仅凭着一腔情愿,自我想象,这种主观臆想必遭碰壁。

    中铝收购力拓,已投入128.5亿美元,最后以失败告终。截止6月5日,以股价计算,中铝帐面亏损大约有500多亿元。这是继中投海外投资损失80亿美元(约合500多亿人民币)之后,中国大型国企海外投资的又一次重大损失。

     一次次海外投资遭受重挫,令国人震惊。人们不能不开始痛苦的思索:是我国企业的经验不足,知识不够,智慧低下,还是另有其他别的原因?国有企业的效率低下、智能低下是不是一个普遍的规律?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成为国民财富巨大的挥霍者和浪费者?时到如今,中国社会已经到了深刻反省的时候。

中国国有企业的特点

    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世界上仍然凸立着两大类型的国家,一是人民意志的国家,二是政府意志的国家。人民意志的国家,其经济主要为民有民营。政府意志的国家,其经济很大一部分为国有国营。中国仍然是政府意志的国家。中国继承和延续了历史的传统,又接受了近代革命的集体主义思想,中国的发展始终以一种集体意志的模式进行,个人资本主义并不成为其主流。中国人引以自豪的是以国有公有的形式团结作战。

    这是中国的发展模式,企业的背后有政府的影子。政府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者,政府控制着庞大的资源。国有企业数目虽然不多,但其资产要占到社会总量的大半。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使政府拥有绝对的权威。政府的意志无处不在。尽管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也在发展,但中国经济仍然明显地呈现出政府主导与干预的特点。大型国有垄断企业,已发展成一个个庞大的工业王国,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呼风唤雨的作用。他们享受着国家最多的金融资源,享受着各种优惠政策。

    相比之下,80%的民营的中小企业与国有银行无缘。目前,我国银行的存贷差高达20万亿元,巨额的资金静卧在帐面上。然而,民营中小企业却难以从银行得到贷款。中国经济依然呈现出两个世界:垄断部门和竞争部门。大型国有企业决定着经济主干,民营经济发挥着拾遗补阙的功能。

垄断企业的实力

    改革开放三十年后,我国大型国有垄断企业的实力愈显强大。除了与这些部门的干部员工工作努力有关,也有一部分力量来自垄断和特权。
最近几年,我国大型国企的实力令人惊讶地显现出来。中国海洋石油公司曾斥巨资收购美国尤尼科石油公司,中国铝业斥资200亿美元购买澳大利亚力拓公司的股份……一连串的举动都在显示中国国企的实力,这些企业的财力象从地下冒出来,财大气粗。那么,大型国有垄断企业真得那么具有国际竞争力吗?

    应当看到,大型国有企业有着许多天然的优势,他们直接隶属于政府的行政、人事管理,更重要的是,他们掌握着市场定价权。巨额的垄断利润是大型国企在国际上财大气粗的重要原因,是他们敢于在国际市场大手大脚的实力所在。随着中国经济规模不断增大,中国企业必将走上国际市场,展开对全球资产权的控制。中国铝业控股澳洲力拓,最能说明中国国家资本向国际产权的扩张。在这些跨国的股权渗透中,企业背后站着国家。这种国有体制不能不与西方民有体制产生剧烈冲撞。

    这是一幅国家队与企业队交手的画面。西方企业在担心:这将是一场平等的竞争吗?澳大利亚社会如此激烈的反对中铝入股力拓,重要的原因也在这里。

惨重的代价

    外部的抵制仅仅是中国企业兵败海外的原因之一。自身的缺点和问题也不可忽视。大型国企的天然缺点是什么?很可能是因为拥有特权,先天地、天然地带有傲慢与自负的特点。这些特点使庞然大物们表面上看十分强大,但实际上又极度虚弱,极易遭受重大损失。以近两年间中国企业这一波海外出击为例,中国国企在海外遭受的损失可以说是巨大的:

中投公司海外投资损失近百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500亿元!
中国平安投资荷兰富通200亿元血本无归,
国家开发行投资英国巴克莱银行损失上百亿元,
中信泰富投机亏损200亿港元,
中国远洋投机期货指数损失40亿元,
东航与国航等在投机期油的交易中巨亏300多亿元!
中国铝业收购澳大利亚力拓公司损失大约5百亿人民币,
……

    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中国大型国有企业海外投资亏损高达两千亿元!至于说,国家外汇局投入美国的1万多亿美元的债券损失将有多少,更可能是个天文数字。

    2000亿之巨,可以为中国普通老百姓谋多少福利!但是,这些巨大的国民财富就在这些大型国有企业的一次次犯错中付之东流!该警惕了,照这样下去,中国有再多的经济增长也赔不起这样的损失。

先天的傲慢与自负

    人们要问:这是偶然的结局吗?这仅仅是国有企业操作上的失误吗?这仅仅是出于西方国家民意的对抗吗?是否存在什么其他的原因使损失成为必然?我们不能不向深层思考。

    很明显,中国的体制不被西方所接纳!尽管我们国内的舆论尽量避而不谈这些敏感的政治问题,但恰恰是在这些最让中国人遮遮掩掩的地方,问题出现了。潜在的制度冲突到时就表现出来!中国铝业兵败澳大利亚,给中国下一步的全球化发展敲响了警钟!

    毫无疑问,所有的损失最终都是由中国全体人民来承担。中国人民辛辛苦苦创造出来的血汗轻易间就在官营企业的挥霍浪费中化为乌有。中国政府和大型国企无视制度上的差异,一腔情愿地盲目展开跨国出击,只能以中国人民的巨大损失而收场。

只抓经济,不谈政治的后果

    这是愚蠢,还是傲慢?是对手太狡猾,还是我们太自负?官营垄断企业何时克服这种天然恶习?

     这些企业在国内没有对手,他们骄横惯了,自以为是惯了。他们带着这种脾气纵横世界,以习惯的方式到国际上办事,结果只能兵败大洋,钱撒西方。但是,即使这样,这些大型国企依然会有钱。他们的实力来自何处?是谁在支撑着他们大手大脚?还是这种垄断体制。

    凡是某种体制带有特权、垄断、不平等的性质,就必将惯坏一批人。再加上这些年里中国企业只知道抓经济,不懂得研究政治,以致他们在国际上连遭惨败,损失累累。

    目前中国企业最大的问题是不懂中国政治体制与西方的差别,不懂得在两种不同政治体制国家之间进行商业交易的风险性。仅仅凭着一腔情愿,自我想象,这种主观臆想必遭碰壁。

    一些企业中充斥着政治力低下、不懂政治的人!改革三十年间,中国仅仅是一味盲目照搬西方的MBA(企业管理),不研究政治,结果使中国企业培养出一批不懂政治的人。这些庸才充斥中国企业,最终的结果只能是人民的财富被横加糟蹋。

    中国社会应该觉醒了,应该向这些掌握巨额国民财富的企业巨头敲响警钟了!否则,全国人民辛辛苦苦积攒出来的这么一点家底就这样糟蹋光了。

 

中国海外投资亏损案例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整理

2009年6月10日

中铝投资力拓值得吗?

2009-02-14

    2008年1月31日,中铝联合美铝以每股约60英镑的价格,获得力拓集团9%的股份,耗资140.5亿美元 ,其中中铝出资128.5亿美元。10个月过去,力拓股价已暴跌75%,跌倒每股不足14英镑,加上英镑的汇率大幅贬值带来的汇兑损失, 损失已超过80%,中铝差不多损失了750亿人民币,成为近年来“出海投资”代价最惨重的一次。

    可能重蹈日企的覆轍。另外也有分析师质疑,中铝有可能重蹈日本企业当年大举注资海外矿业公司的覆轍。目前,澳洲矿业巨子必和必拓和日本三菱材料对半持股的合资公司BMA已成为澳洲最大的煤矿厂、出口商,以及世界海运炼焦煤市场的最大供应商。此外,日本三井金属矿业持有力拓Robe River铁矿三分之一的股份,新日本制铁持有其中的10.5%,住友金属(澳洲)持3.5%。

   但在日本公司大举投资后,炼焦煤和铁矿石价格在过去10年的大部分时间仍突飞猛涨,日本投资者对此几乎无能为力。这可能暗示,尽管获得力拓铁矿石供应后,在和必和必拓、淡水河谷的竞争下,中铝或也无法为宝钢和其它中国炼厂争取优待。

    张文魁:无论在国际上还是在国内,并购失败都很正常,我认为没有什么直接的经济损失,但是有一点,中铝此前买进力拓的股票造成几百亿元损失,中铝想挽回这笔损失确实很难。

    1,中国铝业的竞购失败对中铝的股东是好事,中铝本身的经营并不好。195亿美金相当于1300多亿人民币。中铝自己肯定拿不出,只能是杠杆收购,无论力拓的资产质量如何,农行的战略伙伴还是中行的千亿授信,无疑把中铝的净资产负债额推向一个新的天文数字。

    2,中国铝业意图很明确就是为了代表国家来压低铁矿石的价格,这既不符合力拓的利益也不符合中铝的利益,对钢企是好事,但对中铝不是,况且已经拖了太长时间。

    3,中国政府又犯了和07年加息同样的错误。

    力拓集团(Rio Tinto):力拓成立于1873年,是全球第三大多元化矿产资源公司,总部位于英国,目前该公司是全球前三大铁矿石生产商之一,同时还涉及铜、铝、能源、钻石、黄金、工业矿物等业务。力拓集团(Rio Tinto)今天公布的年报显示,公司08年净利润减半至36.76亿美元,主要受84亿美元资产损失相关费用的拖累,并称净债务减少65亿美元至387亿美元。在收购了加拿大铝业后,力拓身上担负了370亿美元的巨债。

中铝 2009年有信心走出困境

2009-5-26

    中国铝业2008 年度业绩报告透露,中国铝业2008年实现营业收入767.26 亿元,同比下滑9.94%,实现净利润922.8 万元,同比下滑99.91%,每股收益0.00068 元。公司已派发截至2008 年6 月30 日止之中期股息为每股人民币0.052 元(含税),董事会不建议派发截至2008 年12 月31 日止之末期股息。

    中国铝业是中国规模最大的氧化铝及原铝运营商,世界第二大氧化铝生产企业。中铝2007年公司资产规模已突破2000亿元,连续两年实现利润超过200亿元。

    对于业绩下降的主要原因,中国铝业解释称,2008 年年初国内发生的冰雪和地震灾害,使中铝遭受了重大损失;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原燃材料价格大幅上涨及产品价格连续大幅下降,使公司生产经营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

    2008 年国际和国内原料价格大幅波动,去年10 月份以来,随着国际金融危机深化并蔓延,铝价连续大幅下跌,LME 铝现货价格最低跌至1471 美元/吨;SHFE 铝现货价格最低跌至人民币 10050 元/吨。氧化铝价格也逐步回落,2008 年国内氧化铝现货价格最高达4500 元/吨,而最低跌 至了1 850 元/吨。而这样的价格低于包括中铝在内的全球大部分铝厂的成本线。

    为应对国内外需求下滑和价格急剧下跌,中国铝业关停了部分成本较高的氧化铝和电解铝产能。2008 年10 月份以来,公司共关停了434 万吨的氧化铝产能,占公司总产能的40%,电解铝也有96 万吨产能处于停滞状态,约占公司总产能的24%。年报数据显示,公司去年实现氧化铝产量902 万吨,同比减少5.8%;原铝产量325 万吨,同比增长16.1%;铝加工产品产量35.3 万吨,同比增长341.3%。

    在投资重组方面,2008 年中铝公司先后完成了五家铝加工企业和一家电解铝企业的收购,但中国铝业执行董事兼总裁罗建川表示,2009 年公司将对投资项目、并购重组从紧控制。

时间          事件

2007年11月08日 必和必拓公司提出以该公司3比1的比例和力拓公司换股。

2008年02月01日 中铝公司携美国铝业以140.5亿美元闪电参股矿业巨头力拓英国公司12%股权,震动全球。

2008年11月25日 必和必拓公司正式撤回了对力拓公司的并购。

2008年12月     传出中铝将进一步注资力拓的消息。

2009年02月02日 力拓与中铝双双确认谈判合作事宜。

2009年02月12日 中铝、力拓发布公告达成战略合作协议。

2009年06月05日 力拓股东力挺市场融资偿债,中铝注资交易流产。

 

中铝海外并购时间 事件 效果

2007年3月 中铝以29.2亿美元中标澳大利亚昆州奥鲁昆铝土矿开发项目 中铝计划建成年产210万吨氧化铝厂及1000万吨铝土矿山 。

2007年8月 中铝公司投资8.6亿美元完成了对加拿大秘鲁铜业公司全部股份的收购,中国公司第一次完成对海外三地上市大型铜资源公司的成功收购 。

2008年2月 中铝公司以140亿美元获得力拓英国公司12%股份,中铝成为力拓集团的单一最大股东。

2008年5月 中铝与秘鲁矿业公司签署了特罗莫克铜矿项目行权合同,我国对秘鲁最大单一投资项目,建成后年产铜金属规模达20万吨 。

2008年5月 中铝与马来西亚矿业国际控股和沙特阿拉伯王国本拉登集团签署合资安排,中铝投12亿美元控股公司40%股份,这是中资企业在沙特最大投资 。

2009年2月 中铝公司将通过建立合资公司和认购可转换债券向力拓集团投资195亿美元,转股后,中铝在力拓整体持股比例将增至约18%。

2009年6月 力拓毁约 交易流产。

中国铝业:首季巨亏18.9亿

2009-04-30  

    自从去年四季度曝出25.7亿元亏损之后,今年一季度中国最大的氧化铝、电解铝生产商延续了糟糕业绩,再度出现巨亏。中国铝业(进入该股吧,新版行情)今天发布的2009年一季度业绩报告显示,今年首季公司净亏损为18.9亿元,同比大幅下滑250.8%。

  该公司此前发布的2008年年报显示,受去年四季度业绩拖累,中国铝业2008年营业收入767.26亿元,同比下降9.94%,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922.8万元,较2007年盈利107亿元,大幅下滑99.91%。

    去年四季度,公司的销售基本以消化库存为主,由于销售价格大幅下降,公司四季度一次性计提了9.16亿元的存货跌价损失,导致四季度业绩亏损25.7亿元。在去年四季度大幅计提之后,今年一季度中国铝业(601600)再次出现资产减值损失,高达6.65亿元,与2007年同期的0.16亿元资产减值损失,同比大幅增长。

  “中国铝业一季度业绩比预想的要差。”上海一家基金公司分析师告诉CBN记者,中国铝业去年的计提可能没有完全提干净,如果提干净可能导致去年全年出现亏损,而不是有微弱的盈利。

  该分析师表示,由于中国铝业自产氧化铝产品基本以内部消化为主,所以氧化铝的价格对于公司的影响较小,对于业绩影响最大的则是电解铝价格。而从去年四季度以来,电解铝价格在国家有色金属收储和4万亿政策投资的拉动下,已经逐渐从每吨10000元左右的底部逐渐回升,现在已上涨到了13000元左右。

  他进一步表示:“虽然电解铝价格上涨到了每吨13000元左右,使得电解铝企业现在产生微薄的盈利,但是今年1、2月份上涨得比较少,所以一季度电解铝企业普遍还处于亏损状态。”

  除了电解铝销售价格低迷导致中国铝业亏损外,去年的电价上调也是重要原因。根据国家发改委下发通知,从2008年7月1日开始,全国工业用电价格开始上调2.5分。渤海证券的报告认为,在假设其他成本不变的情况下,吨电解铝成本上涨约310元。其中东北地区电解铝成本最高,调整后电解铝成本约12524元/吨,西北地区电解铝成本最低,调整后电解铝成本约11036元/吨。

  中国铝业并不是唯一一家一季度亏损的铝企。云铝股份(000807)(000807.SZ)此前公布的2009年一季报显示,公司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9.83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29亿元,分别同比减少32.22%和266.87%。

  一季度巨亏之后,“由于氧化铝、电解铝销售价格上涨了一些,二季度将比一季度好一些。”上述基金公司分析师告诉CBN记者,由于今年全年电解铝行业困难形势难以扭转,预计中国铝业今年全年将出现亏损的情况。

 

中投投資黑石損失逾173億港元

2008-11-08

   中投在2007年5月斥30億入股黑石9.4%股權,入股價約為29.61美元,以黑石週四收市價計算,中投在黑石的投資損失逾173億港元。

    同年12月向摩根士丹利投资了56亿美元;但由于两家公司股价在金融危机中大跌,中投账面损失约60亿美元。

 

国家开发银行投资巴克莱亏损近80%

2008-12-26

     2007年8月14日,英国巴克莱银行发布公告称,其对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和新加坡淡马锡投资控股公司的定向增发已顺利完成。其中国开以每股7.2英镑的价格,获得巴克莱银行2.014亿股普通股,持股比例分别为3.1%。

  2008年7月,国开行完成对巴克莱银行的增持。 此次国开行斥资1.36亿英镑(约21.1亿元),每股2.82英镑的价格增持巴克莱股票。至此,国开行在巴克莱银行上的投资达到15.96亿英镑。截至2008年12月18日,巴克莱股价跌至1.4英镑,按2.82英镑/股的配售价算,国开行增持部分亏损近50%,总投资亏损近80%。

 

平安投资富通巨亏230亿

2009-06-05

    2007年11月,中国平安以196亿购入了荷兰与比利时的合资公司—富通集团9501万股股份。不久,中国平安继续增持富通集团4.99%股份。投资总计花去240亿元。

    2007年底,中国平安以每股19.05欧元购买了富通集团4.99%股份,并为此付出了18.1亿欧元。随后,中国平安再度斥资8.1亿元人民币增持富通股份。截至10月17日,富通的股价已狂泻至1.16欧元,依此计算,中国平安的亏损已超过200亿元人民币。

    2008年3月,双方签署建立全球资产管理合作伙伴关系的谅解备忘录,平安拟以21.5亿欧元(约合240.2亿元人民币)收购富通旗下资产管理公司50%的股权。4月2日,双方达成合资协议。

    富通集团是一家以经营银行及保险业务为主的国际金融服务提供商。中国平安是一家以保险、银行、投资三位一体的综合金融集团,分别在中国香港和内地上市。平安方面称,购入富通就是看中了富通“银行+保险”的经营模式。自平安2006年收购深圳商业银行以来,银行业在平安集团收益中所占的比例已达10%,对富通银保交叉销售的混业优势,平安早已心生羡慕。

    根据中国平安当时的公告,平安有意凭借上述收购快速建立全球资产管理及QDII的业务平台,富通也将加速其在中国以及亚太区市场的发展
但这一计划随着次贷危机以及全球金融风暴的出现被改变。由于富通集团财务状况发生了急剧变化,股价连续暴跌,鉴于富通财务危机不断扩大,中国平安于2008年10月2日在香港联交所发布公告宣布,终止收购富通集团下属资产管理公司股权的协议。

    经此一役,中国平安这笔240亿投资几乎全军覆没,2008年业绩亏损已成定局。

    10月27日,中国平安三季度季报发布,由于投资富通集团的157亿元级市价变动损失被计入利润表,导致第三季度亏损78.07亿元。同时,前三季度净利润由去年同期的盈利116.79亿元降至亏损7.05亿元。不过,中国平安新闻发言人盛瑞生对记者表示,这笔投资损失不会影响平安整体财务状况。并且,总部净资产中还有240亿本来是用于收购富通投资管理公司的,放弃收购后,资金调度余地更大了。

    也就是说,中国平安在二级市场耗资240亿元买进富通集团后,还准备拿出200多亿投资富通资产管理公司50%股权,两项合计近500亿元(后一项中止)。近500亿元的投资计划亏损228亿,在中国平安看来,“只占公司总资产的3%。公告已提示关于此项投资的最大风险。”

    根据《保险资金境外投资管理暂行办法》,中国平安运用外汇资金和人民币购汇资金合计不超过总资产的15%。中国平安2007年末总资产为6510亿元,按15%计算其投资海外最高可达977亿元,接近同期净资产1072亿。而原计划投资富通的500亿资金,相当于其净资产的一半,涉及一半股东权益,但却未经过股东会审议。

    “如果中国平安用足政策,将15%的额度近千亿资产全部投资海外,这会儿可能已经破产。” 国信证券(行情 股吧)研究所一位资深研究员对时代周报表示。

  长期以来,富通集团的“一体化金融服务”使它获得“银保双头鹰”的美誉,而这也一直被中国平安视为参照和榜样。1990年富通成立之初的主业是保险业,后来连续收购了比利时通用银行等多家银行,集团业务随之也扩展至银行业和资产管理业。从1990到2004年间,富通净利润增长了8倍,市场资本增加了10倍。富通股票总投资回报率,在过去16年更累计高达1232%。2006年,富通集团银行业务的净利润占公司利润的22%。

从鸦片战争以来的割地赔款看中国平安的卖国

2009-05-31

    中国平安这支股票要从中国股市上募集1600亿的资金来弥补那亏损的窟窿。酝酿增发的消息露出后,个别大股东便卷款离场,股票开始下跌,间接地给该股票投资者造成的损失超过3600亿。

    正式增发的消息公布到现在,股票价格一路下行,又直接给该股票投资者造成的损失达1700亿。同时拖累大盘暴跌1600点,总市值损失超过8万亿,流通市值损失达2.6万亿。按照6000万投资者计算,平均每人亏损4.3万。

    如此惊人的财富损失,放到任何一个国家都将会引起金融动荡和经济混乱,若将其放到其它一个小国家必将导致经济瘫痪和政局动荡。

    自从06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发生后,美国就加大了在中国培养“美国鹦鹉”的力度,我们国内许多的专家学者,尤其是部分经济学家,大都成了“美国鹦鹉”队伍中的成员,这些人颠倒黑白、混淆视听,欺骗和蒙痹中国政府和人民,充当美国打垮中国经济的走狗。

    一个“中国平安”一次性就要从中国拿走1600亿元,而且后面还有着许许多多类似“中国平安”公司已悄然行动了。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啊!1840年以来中国对外赔款总额不过13亿银元,可这一次.........

 

中国的不幸,在于有一个出卖国家利益的精英集团!

2009-06-06

    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也有30年了,对比日本的经济起飞,50年代到80年代,基本上是国家产业和技术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人民生活大幅度改善,福利和保障步入世界先进国家行列。为什么在中国广大人民却没有得到高速发展带来的利益呢?
      
  外资摘桃子的巨大财富流失。目前的危机不仅仅是道德体系崩溃的内部腐烂,更大的危机是外资对中国产业的扫荡,以极其低廉的价格收购中国的产业资本和银行资本,价格之低完全如同抢劫。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出现过两次摘桃子运动。第一次摘桃子就是国企产权的私有化改革,把全体中国人民几十年艰苦奋斗创造的财富改革到少数人手里;第二次摘桃子就是今天的外资化,外资勾结中国买办集团,用廉价购并方式把中国建国以来58年创造积累的财富席卷而去,请大家看一下屏幕上的统计资料:

贱卖银行资产而造成的损失统计

    1,中国工商银行。2006年,美国高盛集团、德国安联集团及美国运通公司出资37.8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295亿)入股工商银行,收购工行约10%的股份,收购价格 1.16元。上市后,按照2007年1月4日盘中价格6.77元计算,市值最高达到2755亿元,三家外资公司净赚2460亿元人民币,不到一年时间投资收益9.3倍,世界罕见。

    2,中国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新加坡淡马锡控股、瑞银集团和亚洲开发银行投资中国银行共51.75亿美元(合人民币约403亿),收购价格1.22元.上市后,按照 2007年5月10日盘中价格6.26元计算,市值最高达到2822亿元,四家外资公司净赚2419亿元人民币,不到一年时间投资收益6.6倍。

    3,兴业银行。2006年,香港恒生银行、新加坡新政泰达和国际金融公司赚共出资27亿,以每股2.7元的价格购入兴业银行10亿股,上市后,股价达到37元多,三家外资公司净赚约370亿。根据2007年2月12日《参考消息》报道,以后每年都有300%以上回报。该银行上市募集资金共159.95亿,等于全部送给了三家外资公司。该银行国内发行价格每股15.98,吸引的网上网下申购资金高达11610亿。

    4,深圳发展银行。美国新桥投资集团以每股3.5元购买深圳发展银行3.48亿股,目前股价已达35.8元,投资增殖10倍,按照深发展20亿多股计算,新桥用12.18亿获得了700多亿,。根据新桥目前的做法,很快将达到1000亿元。而新桥集团本身就是庄家,根本不是银行,如何能改善我国银行治理结构?况且整个银行都被美国人拿走了,即便改善对我国又有什么意义?

    5,华夏银行。德意志银行和萨尔"奥彭海姆银行联合组成的财团将出资26亿元人民币,购入华夏银行约5.872亿股份,占华夏银行总股数的14%。每股价格4.5元,现在近14元,净赚56亿多人民币。目前已被德国银行控股,500亿落入对方手中。目前德国人对华夏已形成了联合控股,该银行名义上还是中国银行,实际已成为外资控股银行。

    6,中国交通银行。汇丰银行(汇丰)持股交行19.9%的股权,出资144.61亿元购买91.15亿股,每股为1.86元。交行2006年5月在香港上市,现在市价超过10港元,净赚近800多亿,2007年国内A股发行上市又赚取500多亿,合计将近1400亿,10倍回报。

    7,中国建设银行。上市前,美国银行和淡马锡公司分别斥资25亿美元和14.66亿美元购买建行9%和5.1%的股权,每股定价约0.94元港币。发行价格2.35元港币,最高市价5.35元港币。按照目前建行共有2247亿股计算,2家净赚1300多亿港币。

    8,浦东发展银行。花旗集团出资6700万美元收购浦发行4.62%的股份,超过1.8亿股,每股约2.96元,并且协议规定日后花旗集团有权收购19.9%的股份.目前浦发行股价超过38元,花旗净赚62亿元。目前花旗尚未行权,一旦行权将赚取62亿的数倍。

    9,民生银行。2004年,淡马锡控股旗下的亚洲金融公司以1.1(约8亿人民币)亿美元的价格收购民生银行2.36亿股股份,占民生银行总股份的4.55%, 股价约3.72元,目前该股已达12元多,加上两年送配,市值已达50亿元,净赚约40亿。

  (上述交易低价转让外资净赚约9200多亿,加上下面广发行,损失超过1万亿人民币,其中绝大部分是2006年一年转让的损失,再加上已经全部完成合资的等待上市的几十家地方银行,未来损失将越来越惊人)

    10,广东发展银行。2006年美国花旗银行以联合收购的名义,自己出资不过60亿,就控制了拥有3558亿元总资产、27家分行、502家网点,与世界83个国家和地区917家银行具有代理行关系,连续多年位列全球银行500强的广东发展银行。并且中国移动、国家电网和中国信托还各搭进去60亿,共180亿。把银行白白送人还要再搭进去180亿,已经完全超越了市场交换的范畴。

    11,渤海银行及地方银行。另外,2005年挂牌成立的我国第一家股份制银行——渤海银行宣布,渣打银行以1.23亿美元购入即将成立的渤海银行19.9%的股份,成为其第二大股东。除了参股渤海银行之外,渣打银行参股光大银行有望在今年年底前完成。目前,外资银行在华进入了加速发展期,中国全部银行无一例外地已被18家外资银行参股或控股。

    12,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安是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保险公司,也是第一家引进外资的保险公司,汇丰集团是平安最大外资股东,汇丰是2002年投资6亿美元,50亿人民币投资平安;平安集团2004年6月24日在香港成功上市,发行价11.88港元,目前已上升到40元港币。今年2月又募集A股资金388亿。截至2006年6月30日,集团总资产为人民币3,587.18亿元,权益总额为人民币381.04亿元。目前,公司市值近2000亿港元,A股5500亿人民币。

    13,新华人寿。新华人寿即将上市,现在苏黎世保险持有新华人寿22800万股,每股5.25元,持股比例为19%,已成为新华人寿的最大单一股东。但实际上,目前新华人寿的实际控制者是东方集团,由于东方实业和东方集团分别持有新华人寿5%和8.02%的股权,再加上东方集团持有新华人寿其他股东的股权,东方集团直接或间接持有新华人寿的股权肯定超过20%。(据说,苏黎世通过中国公司暗中控股已超过56%,投资34亿,一旦上市,市值至少600亿)
      
  这是我为写《中国银行已成为外资超级提款机》专门调查统计的资料,当时在统计过程中忍不住直流泪,我们并没有发生战争,更没有战败要进行赔款,可是上述损失如同战败赔款那样让国人痛心。上述廉价卖给外资的银行股,无一不是远远低于市场价格,最低的如兴业银行甚至不到市场价格的十分之一。仅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交通银行四家损失就超过7500亿元,仅2006年一年银行股贱买损失就超过6千亿元,整个银行金融领域能统计到的损失就超过万亿。可能大家感觉这些数字很枯燥,我们对比一下大家就会感觉到这些数字的含义了,根据国务院医改调查小组组长葛延风讲,解决全国的医疗问题每年6800 个亿就够了,可是仅仅几家银行就把全国的医疗费用送给了外资。

 

揭秘日本企业不惜代价撤资离开中国的原因

《中华工商时报》

2009年04月15日

  受金融危机影响,越来越多的日本企业开始考虑退出中国市场。与此同时,讲授撤资诀窍的研讨会也相继举行。据报道,在中国,由律师事务所和经营顾问等介绍撤资和解雇手续的研讨会从2月前后开始举行。一名向日企提供咨询服务的注册会计师表示,前来咨询撤资事宜的日企数量比金融危机前增加了近一倍。

  据了解,日本企业约有2万家在我国发展。近年来,大量日本企业尤其是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企业进入我国,一大批中日合资企业的产品更是涉足我国的各个消费领域,服装、食品、化妆品、电子产品、汽车工业等等,日本产品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佳能、丰田、尼桑、本田等一大批品牌在我国可谓妇孺皆知。

  实际上,2008年以来,东芝公司等日本企业在全球都出现严重亏损,但在我国市场则大发其财。例如东芝不是对我国市场不感兴趣了,相反,东芝对我国市场的追逐正在变本加厉。自2001年以来,对华投资的重心也开始转移,由降低生产成本上升到扩大在华销售。东芝表示,未来几年将在我国增加投资约10亿美元,使其在华总投资额达到20亿美元,投资范围涵盖笔记本、手机、半导体、家电等各个领域。

  人们不禁要问,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什么日企还要从我国撤资呢?有的人认为,是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上升、“两税”合一和人民币升值等因素,造成日企撤离。然而,这只说对了一半。更为重要的是,2008年以来,日本经济出现严重衰退,其幅度已超过欧美等主要西方国家,列经济衰退榜首,许多企业的母公司纷纷参与政府号召的自我救赎行动,要么减少国外子公司投资、要么将其撤回本土。

  4月1日,日本央行发布一个令人沮丧的数字,3月企业短期经济观测调查结果显示:反映企业景气状况的业况判断指数(DI)大企业制造业为负58,比2008年12月下降34点,创下了1974年调查开始以来的最低纪录和最大跌幅。设备投资计划也下滑至新低,表明目前企业所处的经营环境比石油危机时更加恶劣,中小企业的景气感普遍低迷。

  而日本GDP数据则显得更加直接而残酷,日本2008年第四季度GDP同比下降3.3%,按年率换算则下降12.7%。这是日本经济连续第三个季度出现负增长,也是自1974年第一季度下滑13.1%以来的最大季度降幅,尽管后来日本对这一数据进行修正,但修正后的日本第四季度出口仍下降13.8%,创历史最大降幅。

  正是日本经济的不断恶化,令越来越多的日企收益大幅缩水,特别是日本那些跨国企业受到本国与投资所在国的双重影响。这些企业在停产观望之际,正积极探讨在中国等国家的撤退的办法。为吸取韩企撤资的教训,我国有关部门已对日企撤资采取了相应措施,一些日企由于合同期未满就撤资,将面临被征收高额违约金和税金等问题。

  为防止进一步经济衰退,日本企业加入到大规模的自我救赎行动中去。然而,日企撤出我国还将此付出另外的惨重代价:与它反其道而行之的欧美企业将乘虚而入,抢占了日企撤离后留下的中国市场。今后,曾在我国市场独领风骚的日本汽车和家电产品已风光不再,“车到山前必有路”,但有路不再有丰田车,而是美国通用、德国大众或我国的自主品牌汽车。

  其实,全球500强的大多数企业都在我国设立了合资、独自企业或是办事机构。但是并不是每一个跨国企业都能够在中国这个新兴的市场上找到市场机会的。当子公司面临不利条件而经营不善时,如果撤出障碍较低,那么跨国公司就可能选择撤资,以提高整个公司的生产经营效益。此外,一些跨国企业在心态上、策略上和执行上发生了很多错误,外资企业在我国亏损、倒闭、撤资的事件也屡屡发生。

  应该看到,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存量相当大,在8000亿美元左右,如果按照10%的回报率,每年的收益就高达800亿美元,这是一笔很大的收入流失,并会对我国的国际收支产生长期影响。因此,我们对日企撤资并不要过分担心。他们的撤离正反映出我国经济环境的变化,过去那种依靠便宜地价、廉价劳力、优惠政策吸引外企的时代正渐行渐远,而这种变化使我国对外资的需求开始从数量为主转向质量为主。

 

 

 

发件人:"yanjm01" <yanjm01@126.com> 2009-06-09 11:49:56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我们投资海外全打水漂,人家投资我们全都暴利,为什么

我们投资海外全打水漂,人家投资我们全都暴利,为什么?

中国科技大学副教授  黄卫东

2009-06-07

    “听说一个打了百亿美圆水漂的"中投"又投出12个亿的美圆给大摩,真佩服,佣金就算1%还有1200万美圆呢,看了专家分析,禁止中投投资国内,因为这样一来我们又把美圆换回央行,我又笑了,你为什么不到国际(或国内)货币市场换成人民币投资?再有,工行可是在海外上市的啊,不是口口声声要吸纳美金吗?你投完了,再卖了不就行了,那么中投的百亿不就变几千亿了,真是诸葛亮一样的脑子,狗屎一样的心啊. 我就质疑这一次,希望放行: 我们用钻石的价格投资人家垃圾,人家用垃圾价格买走我们钻石,为什么我们投资人家全打水漂,人家投资我们全都暴利,顺便多问一句,佣金呢?良心呢?脑子呢?我是问办事的良心是不是和批准的脑子都一起被洋县(洋人)的狗吃了?”

    政府以赚美元废纸为目标,制定的一系列吸引外资,歧视内资的愚蠢政策是主要原因。

    西方经济学理论在讨论外来投资的作用时,虽然也提负面作用,却主要论证正面作用。可是西方国家政府却使用一系列办法控制减少外来投资,例如,联想投资ibm电脑部,美国政府就取消采购ibm电脑,使其经营困难。最近中国政府为了使用美元,加大国外投资,可是我们却不断听到我们购买国外企业,被西方发达国家政府所否决,能买到的也是即将倒闭的企业。我们的经济学界却相信这种骗人的理论,鼓吹外来投资有益经济发展的理论,中国的各级政府相信这种骗人理论,制定政策,增加购买国外产品和外资企业,减少购买国内产品,同时在税收、土地使用、劳动力成本、环境污染治理等方面提供优惠政策,使国内企业无法与外资竞争而生存。国内主要行业21个行业已经被外国公司控制。

    近两年来,每年送出物质财富5000亿美元,手里增加5000亿美元钞票,无法使用,美元等同废纸。因为美元实际主要属于出口企业,政府印刷人民币从出口企业换取的。国内市场都已经饱和,而且价格低,企业是不可能从国外进口高价商品,到国内低价出售的,因为这样做,必然导致企业倒闭,所以我们是无法使用这些美元的。

    正是因为中国大量免费奉送物质财富给美国,造成国内物价上涨。国家储存的2万亿美元外汇是企业出口物质财富到美国,然后由中国银行印人民币从出口企业手里换来的。一方面财富没有了,一方面货币供应量大量增加(15万亿元人民币货币增加量,远远多于美国市面流通的美元对应的货币价值),引起通货膨胀。 30年来,物价上涨数十倍。

    由于出口企业大都是外资,这些美元实际是外国人。等于中国印刷人民币免费给外企,让其将物质财富免费输出国外,政府换取手里无法使用的美元废纸。

    正是因为外国公司控制了中国经济,赚取的利润通过各种渠道流出中国,使中国经济发展缓慢。例如,进口设备、原材料时高价从自己的国外分公司买进,出口产品时,低价卖到自己在国外的分公司。中国的一个芭比娃娃卖到国外仅35美分,美国零售市场卖20美元,是原价的57倍。因此,美国资本家才会宣称,中国得到了GDP,他们得到了利润。中国的所谓经济快速发展,在除掉物价上涨以后,实际发展速率很低,经过我们所谓的30年经济快速发展,我们的人均收入水平与同时期韩国相比,才会不断加大,韩国成了富有的发达国家,我们的老百姓90%以上还是穷人,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由于利润大量流出,同时压低老百姓收入,使国内市场不断萎缩。当美国发生所谓经济危机,减少进口中国产品,企业就产品积压,工人就失业,愚蠢精英们却千方百计营救这些外企,通过国内银行大量贷款,等这些企业倒闭以后,发现它们都欠了一屁股债,给我们的银行留下大量坏帐,欠我们的上下游企业一大堆债务。这样做,实际是使国人承担危机带来的一切损失。

     国家增加出口的目的,是要进口我们所缺少的物质财富,不是为了别人印刷的国外钞票。当手里积累大量国外钞票,而不需要马上使用的时候,我们引进国外投资,就等于免费奉送财富。由于我们手里的大量美元无法很快使用,而美元不断贬值,其购买力在不断下降,一百年前,我们用几百美元就能购买到一辆福特牌小汽车,现在我们需要花上万美元才能购买美国最便宜的小汽车;四十年前,购买1盎司(等于31克)黄金,仅需要35美元,现在需要1千美元以上。我们将美元放在手里,其实际价值不断下降,几十年后,就等于当初出口财富变成了只能换回百分之几的价值的商品了,这使当时出口的财富绝大部分都成了免费奉送。

    在我们手里有大量美元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生产出口商品换美元钞票了。如果我们缺少人民币投资,我们应直接印刷人民币贷款给国内企业投资给国内生产商品,其投资产权属于国内,产生的利润也属于国内,就是产生亏损,也等于财富送给国内老百姓了。如果我们引进美国投资,实际是中国政府印刷人民币换这些美元,由于换来的美元无法很快使用,换来的美元等于废纸,实际就等于中国政府免费奉送人民币给美国企业在国内投资,获得利润。而美国企业的美元实际是美国政府印刷出来的。最近美国政府大量加印美元给美国的金融机构,从而增加贷款给美国企业,就是这种情况。

    正是因为中国大量压低商品价格出口美国,才使美国日用商品低廉,同时,我们进口的大量商品,实际是为出口服务的,为免费奉送服务的,其所需要的设备原材料大量增加,使西方控制,导致价格居高不下。现在我们的出口商品价值已经占国民产值40%以上,如果我们大量减少出口,必然减少我们的进口需求,大幅度减少全世界原材料消耗,使我们需要的原材料价格大幅度下跌,增加我们的美元所能换取的财富。

    可是我们的经济精英,不知是愚蠢,还是已经成了经济汉奸,竟然制造一种理论,认为我们不救美国,美元就会崩溃,于是就不断增加出口退税,增加财富出口,增加美元,增加购买美国国债。美国以武力控制全世界的资源,如何会导致美元崩溃。美国就是不生产,也能使用控制的资源来保证美元有一定购买力。现实中,美国使用种种欺骗手段,控制全世界经济,更不可能使美元崩溃。例如,造出美元是财富的神话,使用美元废纸到全世界投资,控制各国经济和商品生产;制造金融赌场神话,使各国大量出口财富换取的美元在美国金融市场,又被美国骗走;造出美国和西方国家生产的产品是无法复制的神话,例如,一个非计算机专业的大学生,编制的程序,成了商品,其生产成本仅几美分,到中国就能卖出几百美元。搞阴谋诡计,让中国人停止开发生产飞机,然后高价出售飞机给中国。在经济上,制造一种发展经济必须通货膨胀的理论,洗脑全世界各国经济界人士,使美元通货膨胀成为理所当然,从而不断洗劫全世界。不断增加美元发行量,使美元贬值,近年来美国已经不对外公布美元发行量,虽然各国手里的美元数量在不断上涨,可是实际价值或者说实际购买力却不断下降。每年光从中国洗劫的财富就高达5000亿美元(这是中国出口美国价格计算出来的,如果按照美国商品零售价,则高达5万亿美元以上)。美国同时也搞点援助,每年送给发展中国家自己印刷出来的美元钞票几百亿元。这种抢劫方式,显然比西方历史上赤裸裸的抢劫高明多了。由于控制了各国媒体,包括中国媒体,美国成了很多精英和普通大众眼里的天使。我们的一些左派也将这种抢劫当成了美国的实力。

    国家发展经济是不会缺少钞票的,因为钞票是印刷出来的。将别人印刷的纸当作财富,这种荒唐愚蠢行为,人类历史都未有。增加钞票印刷量,有可能导致物价上涨。可是我们一方面大量免费送出财富,一方面大量增加钞票发行量。现在已累积送出物质财富2万亿美元以上,同时增加人民币发行量15万亿以上,是国内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30年来,我们的物价上涨几十倍。

    美国制造的经济危机,目的是搞垮中国经济,国内的汉奸精英们正在大力配合,它们制定政策,大量贷款救助因出口下降而濒临倒闭的外资企业,可是,随着危机的不断发展,这些外资企业最终必然倒闭,给中国政府带来大量债务和银行坏帐。到时候,再通过控制媒体蛊惑人心,制造经济崩溃的舆论宣传,很有可能导致人心的恐慌,国家的经济崩溃,从而导致内部动乱。现在政府的信誉已经下降到很低的水平了,那时中国政府所能采取的经济手段就很有限了。

    但是,美国制造经济危机,也是我们改变过去错误的经济发展政策的最佳时机。我们应学习西方国家政府,控制和抑制外来投资,在经济危机时,收紧外资企业资金,减少损失,也使外资企业早日倒闭,从而收回国内经济控制权。这样才会真正使外汇储备的美元所有权变成国内企业,变成中国人所有,从而使我们赚取1万亿美元,参见附录3。

    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是普通劳动者收入低带来的消费能力不足。它使企业开工不足,商品大量积压,企业倒闭,工人失业。国内资本家有大量资金,包括银行储蓄40多万亿,外汇储备2万亿美元,无法使用。只有提高普通劳动者福利和收入,才能消化国内过剩生产能力,同时减少企业破产,工人失业。这是有利所有人,包括资本家、工人和政府的对策。工人增加了收入,资本家销售了产品,获得了利润,政府增加了税收。政府唯一需要做的是增加货币发行量,大幅度提高最低工资,将增发货币贷给企业,通过工资增发给普通劳动者,使劳动者能够购买这些过剩产能生产的商品。

    不断提高劳动者工资,从而不断提高消费,使商品销售量不断增加,才能不断增加生产能力,从而使经济不断发展。这正是西方经济在二战后不断发展的关键所在。

 

 

发件人:"社会资源研究所" <csrglobal.cn@gmail.com>  2009-06-02 14:05:52 +0800 收件人: <csrglobal@googlegroups.com>, 抄送:标题: CSR Global信息简报第67期

政府为何不能经营企业?

John Steele Gordon

华尔街日报

    奥巴马政府一心想在美国医疗保健、汽车和银行业中发挥重要作用,即使不是完全接管这些行业。在这之前,看看政府运营企业的既往表现不失为一个好主意。那真是一团糟。比如,在1913年,由于认为钢铁公司对军舰用钢板的要价太高,联邦政府决定建立自己的工厂。当时估计年产能1万吨的工厂所生产钢板的价格可能只是钢铁公司要价的70%。

    当工厂终于建成时已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三年后了,总投资超出了预算几百万美元,所产钢板的价格是钢铁公司要价的两倍。它只生产过一批钢,然后就停业了,再也没有恢复过生产。

    不妨再看看美国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除了保费来源以外,它在经济上与普通的医疗保险的公司没有什么不同。但与UnitedHealthcare这样的公司不同,它是一个让官僚机构难以摆脱的恶梦,不断传出浪费和欺诈丑闻。去年,政府问责局(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估计,美国联邦医疗保险报销的轮椅和医院床位等耐用医疗设备中,至少有三分之一存在不当或欺骗行为。美国联邦医疗保险是如此地疏于监督,它甚至曾给截肢者报销了矫形鞋的费用。

    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它们是政府运营企业普遍存在的问题。众多的原因使其成为了一种先天不足,其中包括: 1) 政府是由政客,而非商人管理的。政客只能做出政治决定,而非经济决策。毕竟,他们最看重的是竞选连任这项业务。出于这种需要,政客们可能总偏爱短期效益。对政客来说,现在显得好比长远结果更重要,即使长远结果可以很容易地预见到。美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弊端多年前就已明显暴露出来,但政治因素却阻碍了必要的改革。

    政客们往往将狭隘的利益凌驾于可靠的经济意义之上。我们不妨假设一下。爆发了全国性的产品危机,而参议员斯努特(Wiley Snoot)是参议院产品委员会的主席。有两种技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普遍认为在这两个技术中A技术更有希望。但已在开发B技术的公司其总部位于斯努特所在的州,它在当地雇有40,000名工人。斯努特会用他强大的立法影响力推动哪项技术呢?

    2) 政客需要轰动效应。这意味着他们必须要做些什么(“斯努特参议员着手应对产品危机!”),即便在什么都不做可能是更好的选择之际。市场能够有效地处理过剩和短缺,但却无法制造有利的头条新闻,反而常常产生相反的效果(“斯努特参议员未采取措施应对产品危机!”)。

    3) 政府用的是他人的钱。而企业花的是自己的钱。企业是创造财富的机器,不同的人(投资者、管理者和劳动者)在共同遵守一套既定规则的前提下走到了一起,他们希望能共同创造比各自单打独斗更多的财富。因此企业中的劳资谈判是商讨如何在股东和工人间分配所创造财富的过程。每一方都知道,如果他们在谈判中的立场太过强硬,就有可能杀了给双方都生金蛋的鹅。只要问问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和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United Auto Workers)就知道了。但是,如果是学校董事会同教师工会坐下来谈判,或是决定需要多少管理人员时,鹅就成了纳税人。这也是如今公务人员的福利往往要大大好于私营部门员工的原因。这也是纽约市公立学校系统的管理人员与学生人数之比是该市天主教学校系统10倍的原因,至少在纽约市长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负责这一系统前是如此。而在进入政界前,布隆伯格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企业家。

    4) 政府不容忍竞争。奥巴马政府正在谈论组建一个“公众选择”,和营利性公司在医疗保险市场展开竞争。但有哪个政府实体在与私营公司的平等竞争中取得过成功?就我所知是没有。

    5) 政府企业几乎总是垄断性的,因此根本不会面对竞争。但竞争正是令资本主义成为一个如此成功的经济制度的关键所在。缺乏竞争总是注定着社会主义经济的失败。当美国联邦政府于1917年将电话系统收归国有时,政府给的理由是,这是一个降低价格的战时举措,随后将电话系统转交给了邮政局来运营。(这个过程被称为远近邮费均一化,一个令信奉自由市场的人士不寒而栗的词语)。然而,尽管政府承诺降低价格,邮政局接管电话系统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上调价格。 削减成本和所有官僚主义文化背道而驰。实际上,当成本削减不可避免时,官僚主义通常会以给公众带来最大不便的方式削减成本,导致公众施压反对削减成本。

    6) 成功的企业是由开明而又专制的领导者运营的。一家公司的首席执行长拥有有效管理的权力。他决定公司政策,组织企业结构,按自己认为的最佳方式配置资源。董事会平常就是起到批准管理者决定的作用(当然,也包括解雇他)。这使得一家公司能够在必要时迅速采取行动。但美国政府被开国元勋们设计成了一个低效率的机构,这点几乎无可争辩。美国总统是政府的首席执行长,但除了琐事,如果得不到两个单独的非常庞大的委员会(参众两院)的批准,他什么也干不了。而国会议员各自有着自己的政治议程。美国政府总是有着很多厨子,正因为如此,政府这锅肉汤常常被弄的一锅糟。

    7) 政府是由政府监管的。在1917年美国电话系统的远近邮费均一化问题显得非常迫近的时候,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总裁范尔(Theodore Vail)承认,他的公司实际上是个垄断企业。但他指出,所有垄断都应受到监管,政府所有权可能是一个无法监管的垄断。政府的职责是制定并实施规定,使得一个文明社会能够繁荣昌盛。但政府却有着监管自身的灰色记录。举例来说,想像一下,如果一家公司希望粉饰收益状况,从公司退休资金中将员工贡献资金转移到了公司帐户上,然后用一般信用公司债代替这笔资金,称这笔资金为征用收入。我们都知道会发生什么:公司会计会拒绝证明帐面无误,管理者可能会(罪有应得地)最后锒当入狱。但这正是联邦政府对社保基金所做的事情;不同于企业,联邦政府自己决定如何保持帐面。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联邦政府出现了所谓的预算盈余,一帮基本不加疑问的华盛顿记者团也这么说。但那些年里国债依然在增加,因为政府是在借钱制造盈余。

    资本主义并不是完美的,实际上,借用邱吉尔(Winston Churchill)那句有关民主的着名描述:

    资本主义是除其他所有制度以外最糟糕的经济制度。但不可回避的事实是,只有利润动机和竞争才能让企业精简、高效、创新和以消费者为导向。

 

 

发件人:"zhfeidu@gmail.com" <zhfeidu@gmail.com>  2009-06-06 09:50:40 +0800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抄送:标题: 中国互联网外资控制调查报告 转发:中国互联网外资控制调查报告,请见附件。张庆祥 2009-06-06 zhfeidu@gmail.com

中国互联网外资控制调查报告

暨《中国外资背景互联网企业榜单》

2009年版

中国B2B研究中心研究员 曹磊

2009年6月5日

(请点击题目查看!)





发件人:"CN CASS" <cass.rcif@gmail.com>  2009-06-11 01:10:09 +0800 收件人:抄送:标题:RCIF Policy Brief No.09040 美联储能否及时退出“数量宽松”政策

美联储能否及时退出“数量宽松”政策?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研究员

何帆 hefancass@gmail.com

马锦 majin22511@126.com

June. 11, 2009

    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从浮出冰山一角到现在已历时两年。从2007 年3 月新世纪金融公司爆出大量次级抵押贷款坏账到2008 年9 月雷曼兄弟公司宣布破产,次级贷款风波迅速扩散成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世界经济在近10 个月来遭受了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冲击。IMF 在2009 年4 月份发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中预计“金融危机导致的全球损失将高达4.1 万亿美元。” 世界银行、OECD 等国际组织也纷纷预计2009 年世界经济增速将低于-1%。

    为应对危机,世界各国纷纷出台了史无前例的救助措施。美国作为金融危机的发源地,救市措施更是层出不穷。财政政策方面,小布什政府期间就推行了1680 亿美元的减税计划和7000 亿美元问题资产纾困方案(Troubled Assets Relief Program,TARP),后者用于购买金融机构问题资产以及向金融机构注资。

    奥巴马上台后又新增了7870 亿美元的救助资金用于减税和刺激投资。货币政策方面,美联储除使用降息等常规措施外,还采用了直接向金融市场注入流动性和国有化银行等应急措施。美国资产负债表也因此从危机前的8000 多亿美元上升至目前的2.08 万亿美元,短短10个月时间扩张了近两倍。当基准利率已经下降到零之后,美联储转而实施“数量宽松”的政策,即央行通过增加其资产负债表的规模或结构,影响金融市场上的利率水平、资产价格和经济产出。2009 年3 月,美联储宣布购买3000 亿美元的长期国债和2000亿美元机构债,并将对MBS 的购买数量由5000 亿美元增加到1.25 万亿美元,这种超常规的操作引起了市场上的普遍关注。

    美国政府实施了疾风暴雨般的救助措施之后,美国经济近两月出现了零星的企稳迹象。一是建筑业和房地产市场出现好转。4 月份美国整体建筑支出较前月增长了0.8%,成屋签约销售指数也较前月上升了6.7%,这也是该指数连续第三个月出现上升。二是,美国ISM 制造业指数连续2 个月上升,5 月份已经升至42.8,比 4 月份上升2.7 个点,其中的新订单指数更是升至51.1,站上了50 点的荣枯分界线。市场上较为乐观的估计认为美国经济可能在2009 年第三季度回暖,即使是较为悲观的预测也承认美国经济将在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出现反弹。

    但美国经济摆脱衰退,走向复苏的坚实基础尚未出现,而且,一旦短期的经济反弹好于预期,前期扩张性货币政策释放出来的大量流动性就可能猛虎出笼,并可能引发通货膨胀、美元贬值、初级商品或资产价格泡沫。

通胀风险不在短期而在中长期

    从目前情况来看,短期内美国出现通货膨胀的风险似乎并不大,但是从中长期来看,当经济回暖之后,美联储能否顺利的退出“数量宽松”政策,仍然值得怀疑,如果美联储无法及时退出,则通货膨胀预期可能卷土重来,即使美联储较为有效的遏制了国内的通货膨胀,过剩的流动性也有可能会流向国际市场,并推高能源、初级产品价格,或流入新兴市场,引发资产价格泡沫。

    美国基础货币自2008 年9 月份以来开始激增,但是广义货币M2 的增速却远远不及基础货币。美联储的数据显示,美国基础货币增速自去年9 月份的9.95%上升至今年5 月112.79%的峰值。但与此同时,广义货币M2 的增速仅从6.3%左右上升至9.8%。。即使M2 出现大幅攀升,但短期内仍然不一定会导致物价上涨。当经济处于衰退时,短期内货币供应量急剧上升,可能会刺激产出增长,即使根据传统的货币数量论MV=PT,等式左侧货币供应量增加,但等式右侧的总产出增加,因此价格水平也不一定很快上升。

 

 

 

发件人:"CN CASS" <cass.rcif@gmail.com>  2009-06-09 23:40:35 +0800 收件人:抄送:标题: RCIF Policy Brief No.09039 美元与美国国债开始步入下降通道

美元与美国国债开始步入下降通道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研究员 张明

June 9, 2009

zhangyuxuan@gmail.com

Policy Brief No. 09039

    2009 年5 月以来,国际金融市场的一系列指标呈现出新的运动趋势,这标志着美元与美国国债的牛市可能行将结束。第一,美元对欧元汇率由2009 年3 月初的1.25下降至2009 年6 月初的1.41,贬值了12.8%(图1);第二,全球原油价格由2009年3 月初的每桶40 美元上升至2009 年6 月初的每桶69 美元,上涨了72.5%(图1);第三,尽管美国短期国债收益率依然保持在低位,但长期国债收益率迅速回升(图2)。10 年期国债收益率由2009 年3 月初的2.91%攀升至2009 年6 月初的3.84%,上升了32.0%。

    美元贬值、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攀升,上述指标变动意味着两种趋势:在金融市场层面,机构投资者的去杠杆化可能告一段落,随着机构投资者开始重新配置风险资产,大量资金开始流出美国国债市场,进入美国以及新兴市场国家的股票市场;在实体经济层面,随着美国经济与发达国家经济短期内触底反弹,市场上关于通胀风险的担忧卷土重来。

    自雷曼兄弟破产将美国次贷危机升级为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元对欧元汇率不降反升。造成美元反常升值的原因有二。一是大量国际机构投资者的去杠杆化,这意味着出售风险资产,换回美元或日元后用于偿债,以降低财务杠杆比率。这种日元、美元套利交易的结束造就了日元对美元升值、美元对欧元、英镑以及大部分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升值的格局;二是危机爆发后资金流动的“流向安全港”(Fly to Safety)效应。鉴于美国国债市场依然是全球范围内流动性最强、违约风险最低的金融市场,随着投资者的风险偏好降低,大量资金流入美国国债市场避险。

    在流向安全港效应作用下,美国国债市场在2008 年第4 季度与2009 年第1 季度呈现出罕见的火爆局面。3 个月美国国债的收益率在2008 年12 月曾经一度跌至零利率,而10 年期美国国债在2008 年12 月至2009 年3 月期间也长期处于3%的水平之下。国债的低收益率使得美国政府能够以较低成本进行债务融资。事实上,为了把长期基准利率维持在低位,以降低美国居民与企业的债务负担,美联储于2009 年3 月宣布将直接购买3000 亿美元的长期国债。

    然而,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一系列迹象表明,金融机构的去杠杆化可能将告一段落。美国财政部对19 家最大商业银行的压力测试表明,美国商业银行的资本金充足程度事实上超过了市场预期。某些金融机构甚至提出通过增发股票来提前偿还美国政府的贷款。最近几个月时间内,美国股票市场强劲反弹。事实上,美国金融机构之所以在2008 年下半年爆出巨大亏损,一方面是由于真正有毒资产(与次级抵押贷款直接相关的MBS 与CDO)的损失,另一方面是账面大量优质资产的价值缩水。经过半年时间之后,真正有毒资产的减记可能已经比较充分。而随着股票市场的反弹,实施以市订价的金融机构减记资产的压力已经大大缓解。

    金融机构面临的压力总是不断变化的。一旦减记资产和补充资本金的压力缓解,金融机构就将重新面临赢利压力。这意味着去杠杆化之后必然伴随着重新的杠杆化。随着金融机构风险偏好的重新增强,金融机构将重新配置风险资产,这意味着大量避险资金将从美国国债市场流出,流向美国股票市场以及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市场。毫无疑问,大量资金流出将会造成美国国债市场出现供需缺口,从而提高国债收益率。大量资金从美国流向新兴市场国家将会降低对美元的需求,从而压低美元汇率。

    从实体经济来看,美、欧、日三大经济体从2008 年下半年起集体陷入衰退。实体经济衰退、真实需求下降是导致油价崩盘的根本原因。然而,随着世界各国宽松财政货币政策的效力开始浮现,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从2009 年5 月起,发达经济体可能已经开始反弹。从美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ISM 制造业指数、新申请失业救济人数来看,5 月份的经济数据已经明显好转。经合组织6 月初发布的数据显示,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近四分之三的发达经济体,可能已在4 月份触及“谷底”。

    实体经济的反弹对于世界各国可能是好事,然而对于美元与美国国债市场可能是坏事。一方面,实体经济的反弹将会强化投资者对于通货膨胀的担忧。自2008 年9月以来,美国的银行超额准备金由几十亿美元飙升至创记录的8000 亿美元之上。随着实体经济的反弹,美国商业银行重新开始反弹,银行超额准备金将迅速演变为广义货币与信贷。随着货币乘数的反弹,美国国内的通货紧缩可能在很短时间内转变为通货膨胀;另一方面,通货膨胀预期将会强化美元贬值、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与长期国债收益率上扬的趋势。美国国内的通胀预期将会强化美元对大宗商品购买力的贬值。而即使在基本面因素尚未根本扭转的前提下,仅仅是计价货币显著贬值也足以令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升。通胀预期会抬高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造成存量国债的市场价值缩水。

     简言之,随着美国金融市场以及全球实体经济的反弹,美元与美国国债市场将会步入下降通道,这对于中国经济而言具有重要的政策涵义。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风险市场将会重新面临大量资本流入。香港H 股市场已经面临汹涌的资本流入,中国A 股市场可能紧随其后,我们应警惕下一轮资产价格泡沫。一旦美元贬值、美国国债市场价格下跌,中国的外汇储备可能面临严重损失,转变外汇储备投资策略已经迫在眉睫。大宗商品价格可能继续上涨,如何未雨绸缪地规避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风险,将重新成为中国企业面临的挑战。

 

 

发件人:"star" <starkling@163.com>  2009-06-05 14:38:59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仲老师:产业升级已成为国家前途生死攸关的问题,出口导向改扩大内需,两万亿美元的外汇的实质等,这些问题还是要讨论哟!

产业升级已成为国家前途生死攸关的问题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 教授 杨帆

2009年6月

    产业链定位是国际分工的关键。中国开放初期战略思路的基本点,是充分发挥中国劳动力优势,赚国际分工的打工费,实现“双赢”。这一政策延续20年,打破了中国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产业链,以国际跨国公司为核心重新整合产业,把中国新产业链定位于国际产业链低端。而这一切都是在国有企业体制改革,比较利益加入国际分工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制度学派的理论下进行的,这是以理论上的假问题,掩盖实际中的真问题:企业技术升级的问题,是帮助国际资本作为利益集团控制中国产业的理论阴谋。

     国际产业价值链呈“V”型曲线分布,处于两端的研发设计和销售服务各占利润20-25%,中间加工环节利润只有5%。2007年美国发生金融危机,中国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企业马上遭受重创,理论界流行“微笑曲线”,主流舆论终于不再吹捧外资的“技术溢出”,而是承认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产业已被跨国公司整合,纳入其国际分工体系,而且处于国际产业链低端。于是微笑曲线变成了“苦笑曲线”,只有外资在笑,中国人笑不出来。

     于是,关于国际分工的案例广泛流传: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Wanda无线鼠标是罗技公司最畅销的产品之一,在美国的销售价大约为40美元,其中罗技拿8美元,分销商和零售商拿15美元,Wanda零部件供应商拿14美元,生产地中国从每只鼠标中仅能拿到3美元。负责营销的公司在加州弗里蒙特,这里450名员工的薪水比中国苏州装配厂4000名中国工人的薪水总和还要高出很多。”

    珠三角加工的国际名牌Hugo Boss衬衫,在纽约的零售价是120美元,品牌所有者和各级经销商赚取108美元(90%),中国制造商得12美元(10%),还在价格战中以9.6美元(8%)的报价争抢定单。

    最流行的是苏州贴牌生产“芭比娃娃”:美国市场售价9。99美元,中国离岸价仅2美元,其中1美元是管理费和运输费;0.65美元是原料费用,中国企业得到0.35美元的“增加值”。

    2007年我国信息产业达到5.6万亿元市场规模,三资企业占78%,全行业利润率3.75%,低于全国工业平均销售利润率6%。全国工业2007年利润增36.7%,电子工业只有12.4%。中国集成电路进口1277亿美元,超过石油和汽车的进口额。

    郎咸平2008年出版《产业链阴谋》一书指出:在工业七个环节:产品设计,原料采购,物流运输,订单处理,加工制造,批发经营,终端零售中,中国产业集中于加工制造,生产10%的附加价值,称为“硬一元,软九元”,软性生产利润主要落入外资手中。

    中国的劳动力价格比美国、日本低20多倍,比泰国要低一倍,这就是所谓的“静态比较优势”。在改革开放初期这样做是有益的,中国农村滞留着4亿“过剩人口”,边际生产率为零,就是说,他们外出打工不影响农业生产。即使这些得到微薄的收入,也比没有收入强。但是,这样的出口导向加劳动密集型发展战略,只有在国家外汇储备奇缺,国内企业没有外销渠道的时候才是有益的。现在,国家外汇储备已经过多,中国企业已经建立了自己的销售渠道,就没有必要再对加工贸易以政策优惠。我们早在10年前就不断呼吁进行发展战略的转移,可惜,被外资利益集团及其代言人主导影响政策与舆论,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低成本,高需求条件下盲目扩张。这个低成本不是“市场经济所决定的低劳动成本”,这里面还有外资垄断而中国劳动力市场不垄断,国家优惠政策,低土地成本,还有20%的环境保护成本,这样低的成本是不合理的,而且越来越不合理。

    沿海开放城市财政收入每年增幅30%以上,民工工资十年来几乎没有提高,他们要在粉尘、毒气环境中牺牲青春和健康。被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一贯吹捧的“世界工厂”实质就是中国人用自己的身体和自然资源替发达国家生产低级工业品,赚取微薄的加工利润。在环境极为恶劣,80%江河断流,66%草原砂化,大部分森林消失,土壤板结,33%国土酸雨,66%的水系成为五类,4亿人呼吸污染的空气,1500万人患呼吸道癌和支气管炎的情况下,中国还在砍伐树木,向日本出口了2243亿双筷子。珠江三角洲年冲床断指30000宗,切断手指40000个,20%工人受过伤或者职业病。有的政府把诉讼期拉长到3年。2009年出现大规模的大学生就业难,其深层次原因就是:教育发展了,但是产业结构长期不升值(郎咸平,2009)根本问题还不是利润分配,而在于控制权几乎全部在外国跨国公司手里。我国技术对外依赖严重,核心部件、系统软件都依赖进口。1985年国家专利局受理发明专利申请28万件,国外占54%,电子技术领域国外申请量占80--90%,外资不允许中方掌握核心技术形成完整产业链。有人以为,我们只要占据产业链任何一个环节,哪怕是最低档的一个环节,只要把它认真做好,成本足够低,也是可以的。这仍旧是静态比较利益论的流毒,是制度学派“成本收益”的流毒。企业的竞争,成本与价格只是一部分,是短期竞争,而长期竞争则是非价格竞争,如服务,市场,技术和标准,其根本是取得垄断和控制权。在国际分工中仍然有控制与被控制的问题,一个大国不可能长期依靠国际市场,以产业低端的劳动力低成本优势取胜。以裤子换飞机的战略是错误的。这样下去,如果国际经济繁荣定单多了,会刺激国内生产能力盲目扩张;美国一发生危机,中国的生产能力马上过剩,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滑坡,2500万民工回乡,就是证明。中国就成了美国经济的蓄水池。控制和被控制,是完全不一样的。多亏中国还有庞大的内需潜力,国家以4万亿支出先稳定预期,否则,2007年中国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企业就不止倒闭20%了。

    把技术升级的希望寄托在外资身上是天真的,单方面开放市场不可能自动换来技术,这需要有国家和企业战略,一项项去争取,因为我们面对的已经不是自由市场经济,而是具有垄断优势的国际大型跨国公司,其背后还有大国国家干预。

    在战略高技术领域,西方一贯对华封锁。有军用潜力的技术在严格控制之列,考克斯报告是最好的说明。对在我国有市场前景的技术(汽车关键零配件设计制造、整车设计、数控系统),战略性技术(如飞机、集成电路设计、先进集成电路制造设备的出售),跨国公司不转让。跨国公司极力打压和消灭竞争对手。

    作为国际跨国公司的公司战略,在一般技术领域独霸市场,转让的充其量是二三流或即将淘汰的技术。例如,跨国汽车公司从不向中国分公司公开汽车底盘设计所需的核心数据库,顶多卖现成的车型。

    从技术层面上讲,技术合作程度取决于合作各方的技术实力,自己不努力开发,就很难有对等的合作。当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多数关键核心技术模块化了,固化在设备及零部件中,也提高了技术模仿的难度。

    高粱(2006)描述了国际跨国公司封杀我科技研发能力的狠着:当头棒喝:直截了当的,以高水平的产品压制中国的自研行动,以高水平的技术摧毁中国自研的信心。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大型高速计算机,我们的“银河1”亿次高速大型计算机研制出来了,美国就提出可以卖给我们10亿次的大型机,等我们10亿次研制成功,他们又提出要出售50亿次的大型机。潜台词就是,你们追是追不上的,赶紧放弃自主研发的想法吧!

    画饼充饥:就是以各种美好的设想为诱惑,瓦解我们自研的决心。最明显的例子是运十下马。运十研制的确是一路坎坷,由于内部矛盾停了10年,当1988年国家准备再次自主生产大飞机时,美国麦道提出合作,号称这样的合作起点高、经费省、市场前景广,20年完全转移技术给中国,我们也相信了,因为符合我们改革开放的路线。结果是,合作生产的MD飞机比运十小,没有销路,不掌握核心技术。2008年美国波音兼并了麦道,合作流产。我们庞大的飞机生产能力重新给波音装配尾巴。

    金钩钓鱼:就是以利诱麻痹我们,先弃后取。

    最早的电脑操作系统是DOS2.0。软件免费用,国外软件多的是,省钱又好用,我们渐渐失去了研发核心软件的兴趣,致力于汉化外国软件和在基础软件上做应用开发。终于有一天,我们才知道,用人家的软件是要给钱的。

    借尸还魂:以合作为诱饵,控制我们具有自研能力的大机构。

当年汽车工业有红旗、上海、跃进、东风,现在在一番战略合作后只剩下了大众、雪铁龙、丰田、本田、现代、奔弛等等,当年民族工业旗帜瞬间变成买办。外资入主后马上消灭中国汽车品牌(我们的领导人称之为“壮士断腕”),把企业研发机构降为“技术科”,只剩下消化图纸和说明书的资格。几大主要汽车集团引进2~3轮设备,跳不出‘引进一落后一再引进一再落后’的怪圈。技术开发工作在外方本部进行,任何小改进也不让做。几大集团试过联合开发,花不少资金向‘本部’派出一批又一批人员,本部执行严格保密措施。我国企业丢了研发和创新的自主权,长期缺乏创新实践,研发队伍人才流失,能力衰退,胆怯畏战,不思进取,在意志上站不起来。

    借鸡下蛋:就是用你的人才,为他们所用。现在很多国际大企业都在中国设立了研发中心,初看是好事,细看却不对了。研发的地点在中国,人才也是本土,技术成果却是外国企业控制。

    上楼抽梯:设法挤占国内自研产品市场。

    “龙芯”是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研究所自主研发的原代码芯片,是英特尔唯一的竞争者。对方马上就推出X86技术,抢占低端产品市场,把“龙芯”顶向高端市场,去和技术更成熟的国外高端产品竞争。因为越是高端市场,容量越小,技术差距越大。现在,龙芯只能首先在政府安全领域和特定领域如教育方面设计自己的产品。

    建章建制:信息产业高速发展,相关标准的制定权既成为重点,能够制定行业标准,就是最大的行业话语权。何止信息产业,在经济的各领域,制度、标准不都是列强制定的吗?没有制定行业标准的权利,我们的未来就是造VCD、DVD的命!

    保护知识产权:由于我们技术落后,大多数时间我们只能成为知识产权的受害者。有些知识产权是“知识强盗”的代名词。人家研究了你的基因,就能申请专利,以后你研究就要给钱,这不是流氓行径是什么?非洲几百万爱滋病人在挣扎在生死线上,西方的大制药公司还要维护“知识产权”。

    里应外合:跨国公司通过各种手法,拉拢一批国内有影响的人物,为其摇旗呐喊、卧底捣乱。这里有自称“精英”的学者、利欲熏心的“企业家”、“高瞻远瞩”的官员。他们或发表奇谈怪论一通忽悠,或见利忘义甘心充当外国的买办,更有甚者可以大笔一挥,多少人的心血顷刻付诸东流。

    我国民用高科技从封闭阶段、改革开放阶段进入全球化阶段,产业被定位在产业链低端,在全球和本土市场都面临巨大危机。要么形成自己的产业核心链条,要么沦为产品要素市场和加工车间,甚至被淘汰出局。我国产业升级已成为国家前途生死攸关的中长期问题。中国目前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因为人口年轻,再过15年,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老龄化的国家,经济增长率不可避免地要降低下来,如果不能把技术升级,没有知识产权,我国经济就会衰退,成为国际资本转移危机的对象,甚至在国际资本和美国国家战略的联合打击下,爆发危机。

    国际舆论最近炒作说,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已经下降,制造业中心要向墨西哥转移。我要说,这是好事,我们不怕。

    中国劳动力已经开始饱和,很快由于人口老化而不足。真正过剩的是大学生和研究生,他们的就业工资已经下降了50%。现在是因为产业不升级,他们才没有就业机会。原来的竞争优势小时了,新的比较优势已经创造出来了。中国大学生的国际竞争优势比农民工更大。关键是中国的产业必须加速升级。至于人民币升值,可以改善贸易条件,降低进口资源的价格,全面提高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乃是再清楚不过。国人不能再迷信于所谓国际舆论,他们什么也不懂。而应该实事求是地提高自己的自信心。

 

 

发件人:"it&i-iwep" <itisiwep@gmail.com> 2009-06-07 09:13:19 +0800 收件人:抄送:标题: it&i-iwep美国政府危机应对措施

美国政府危机应对措施:内容、效果与前景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 李众敏

June 6, 2009

lee.zmin@gmail.com

(请点击题目查看!)

 

 

发件人:"Iwantrue" <wantrue@hotmail.com> 2009-06-09 11:30:08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RE:

中国大幅增持黄金实受通胀诱导

北京钧临智业战略研究所主任  王钧临

    自今年4月份以来的国际金价大涨,显得十分诡异,从850/盎司美元左右持续拉升,上周已接近于1000美元关口。在没有得到全球经济明显恶化基本面的支撑上,这种上涨实则缺乏真正动力。

    不少投资机构将本轮上涨与未来通货膨胀的预期建立起联系,金价将上1500、2000美元的言论更是不绝于耳。事实上,我们不排除未来通胀的风险,但要看到,如果经济好转势在必行,那么黄金的未来保值功能就势必降低。当前的情形是,一些机构正在夸大黄金的抗通胀价值,这是对投资者、甚至一些国家机构的严重误导,也是基金公司再一次兴风作浪的机会。

    中国近期对黄金储备的持续增持,很有可能也受到这种言论的影响。某央行人士称,目前央行增加黄金储备主要是出于保值的考虑,欧美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必然导致通胀抬头,在此背景下,持有黄金显然比持有外汇划算。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公布的黄金和外汇储备报表已显示,中国的黄金储备在今年4月底增至3389万盎司,较此前大增了1460万盎司。而2002年12月以来,中国黄金储备一直停留在1929万盎司的水平,这是6年多来的首度增持。事实上整个5月份,都不排除中国继续增持的可能。

    增持本身并没有错,但错在增持的策略上。当前这种受到诱导的思路,导致中国在相对较高的成本上(平均价可能在900美元上下)大量购入黄金,这种高价位实则已经降低了保值的功能。与此同时,这种集中购入又进一步导致了国际市场上金价的急剧上涨,反映到国内市场上,众多的百姓也纷纷在以高价位购入黄金,寄望金价将来能够一飞冲天。上海南京路上的老凤祥、老庙黄金等多家金店,千足金每克都在270元以上,但前来购买的客户仍络绎不绝,更有人一次性以416万元现金购入了20公斤的金条。

    风险离我们并不遥远。中国亟需警惕被夸大通胀的种种诱导,平稳、渐进、策略性的增加国内的黄金储备。当前这种在高位时的大幅增持,应予避免。





发件人:"社会资源研究所" <csrglobal.cn@gmail.com>  2009-06-09 15:28:53 +0800 收件人: <csrglobal@googlegroups.com>,  抄送:标题: CSR Global信息简报第68期

下一次会有更大的灾难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周其仁

2009年6月

    现在世界各国政府又开始比赛发货币,这样做的后果是很严重的。如果不发,短期就受不了。但即使能躲过这一灾,下一次就会有更大的灾难。这是对货币分析得出的基本结论。

    政府发行纸币,实际上不是很久远的事情。1935年国民党政府才对货币制度进行改革,完成了法币化。为什么会发生以纸币代替贵金属这个转折?其中一条大家都能接受的理由就是贵金属作为交易的媒介不是那么方便,沉甸甸的、目标又大,容易被贼惦记。统一发行货币的权力是把“双刃剑”。国家拥有了它之后,能不能谨慎地使用这个权力,这是现代经济史的一条中心线索。

    国家发行票子本身有巨大的好处。法国历史上每当国王有了财政困难,往往从这个环节下手,铸币的名义值与实际的含金量之间开始有了差额,这就是劣币的由来。所以很多势力都要争夺国家政权,从经济角度看首先就是争夺铸币权。从经济史来看,很多国家在很多时候都经不起印钞机的诱惑。把手里的印钞机开得快一点,就可以解决财政缺钱的问题。所以金本位解体后,全球经济的波动就不是金本位时代可以比拟的。

    在政府介入货币领域后,当政府有财政需要的时候,本可以靠税收体系征税,但很多没有完成现代化改造的国家税收基础很薄弱,也不愿意通过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发放国债来筹钱。在政府机器运转又需要大量钱财时,它就直接印钞。从历史上看,这样做后来都酿成了大祸。最著名的就是上个世纪1921、1922年的德国。钞票印得离谱,物价指数有过每月上涨500%的纪录。德国那场危机最后导致了希特勒的崛起。而在中国历史上,蒋委员长也是这方面的一把好手。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要打共产党,又没有税收基础,只好直接印钱。那个时候的记录每月通货膨胀率大概是50%以上。这累积起来是非常惊人的。而且为了让老百姓接受这种越来越毛的票子,规定民间不得持有美元、英镑、黄金、白银,强力推行这种政策,把民间的贵金属全部收掉,你只能用它发行的金圆券,而金圆券越印越多,使国统区民不聊生。

    我们北大的季羡林教授,前几年他就住在我们CCER(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后边,我们过年去看他,聊起老蒋的事很有意思。他当学生的时候,一个月七块大洋就过得很好了,这些钱足够他交学费、吃饭了,他有时出去时还可以坐坐黄包车,等到他当了教授,月收入提高了很多,那时候有一两百块、两三百块大洋,但到40年代中后期,物价涨得很离谱,季老领到钱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跑步去买米,而且跑慢了与跑快了米价都是不一样的,这是当年大学教授的生活,更不要讲普通老百姓了。还有个是费孝通的故事,《乡土中国》是他从美国回来以后40年代后期写的,写得非常短。后来有人就问费老说,那么好的学术著作你怎么写得那么短?他的回答就是因为通货膨胀。因为你必须写完就发表,发表就领稿费,领了稿费就跑去买米。这个流程不能打乱。所以如果写一部大著作,等写出来早就不值钱了。这就是通胀对人民生活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获得国家政权以后,在货币问题上接受了老蒋的教训,接管上海后的第一仗就是打通胀的仗。当时外国人、国民党都等着看共产党的笑话,看它怎么收拾这个局面。解决通货膨胀的办法就是增加生产,减少货币供应。讲起来很简单,做起来很困难。所以共产党刚刚进城时候的那些政策是非常值得研究的。当时怎么保障增加供应?

    现实情况是战争已经毁了整个生产系统。资本家认为共产党来了要共产,都不敢开工生产。资本家不开工不生产东西,但货币还是这么多,最后货币可不就是毛了吗?

    我是上海人,过去听父母讲,当时上海人人都在囤积,一领了钱就跑步去买米。剩下的钱就囤东西,有囤毛巾的,有囤纸张的,每个人都在囤东西,只有实物才能保值。

    但是陈云组织把煤炭和大米源源不断地背进上海。三野后来就组织部队不断往上海背米,你囤我就供应,要一直供应到让市场上的米价撑不住。预期都是过了一定临界点后才会破。粮商看你还有便宜的米,他再囤,直到钱也没有了,仓库也没空的了,最后他看市场上米的价格比他进货时候还要便宜了,那他不就要亏了吗?这时他就往外吐。这样物价就平了。所以上海是靠一黑(煤炭)一白(大米)把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收拾了。

    当然更重要的一招是旧币换新币。解放区当时也印了好多钱,各个根据地的钞票五花八门,东北就有十几二十多种,当时叫解放票。中国中央人民银行第一任行长南汉宸的回忆录里说,他当时就跟中央讲,说我们解放军占领了北京,不能像八国联军进北京一样。后来他做的一项工作就是统一货币,一万块换成一块,等于是一次币制改革。那次改了以后新中国在货币问题上一直是比较谨慎,特别是陈云管经济的时候。那时他老讲三大平衡,其中一个就是货币平衡。

    但是在计划经济时代货币体系也出过问题,最突出的大概就是1958年、1959年“大跃进”时候。

    冒进的政策背后要有货币基础,实际上1958年、1959年超发货币情况也是蛮厉害的。流入到市场中的钱多了,商品没有相应增加,甚至在1961年、1962年时还出现了供应量减少,不管是东方社会主义还是西方资本主义,最后的结果是一样的,即钞票就会发毛。但那时与现在不同之处在于,那时是所谓计划时代,我们对价格是进行管制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会出现后来叫做隐性的通货膨胀。就是在计划体制下,物价没有变化,鸡蛋总是五分钱一个,但常常买不到。因为钱比货多,鸡蛋一来就卖光了。我们国家后来出现的排队、发票子,其实都是因为隐性通胀。

    隐性通胀在中国持续了好多年。苏联也有相同的遭遇。当时苏联老大妈上街就背个大口袋,一看到排队也不管卖什么就跟着排上去,因为不排的话家里生活就会有问题。匈牙利有个经济学家把计划经济下出现的这种情况叫短缺经济。

    为什么资本主义国家老是生产过剩,东西都卖不掉?我们却老是短缺?这个谜今天看来很好破解,其实就是因为物价管制加上钞票偏多。

    市场上的隐性通胀很严重。那后来怎么解决问题?

    陈云在第一代领导人当中是最懂经济的一个,他知道问题出在票子太多,那就回笼货币,那么怎么把发出去的钱给收回来呢?当时想了很多办法。当年国家就用很少的外汇进口了一批伊拉克蜜枣,然后高价在市场上卖。市场上不是没有农副产品吗?就把伊拉克蜜枣价定得很高,记得上海卖到5块人民币一斤。就通过伊拉克蜜枣把一部分货币回收回来了。

    陈云还提议,用外汇进了一些比较好的面粉,加上黄豆粉,用来做高级点心,然后放开这个市场。

    北京财贸战线的人后来回忆陈云时,说到这个事,因为当时计划时代的人还没做过高级点心,做完送到中南海给陈云看。陈云看了以后就批评说做得这么粗糙,这怎么能高价卖?拿回去重做。后来改了模具,把这点心做得比较好一点了,然后高价卖。

    还有一条是开放高价饭馆。1962-1964年时,北京、上海有很多高价饭馆。我的父母后来跟我讲,建国以后所有储蓄,就在那几年全部吃光了,因为我那时还很小,要长身体,所有东西都是定量供应,老吃不饱。我记得有了高价饭馆以后,我们好开心,一到周末父母就带着我们下馆子。而开放高价饭馆其实就是回笼票子,就把票子收回去了,多发的票子收回去以后,物价就比较平衡一点了。60年代后期国民经济形势好一点就跟这次回笼货币有关。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有过两次超发货币。第一次是1978年。当时因为农民穷了几十年,一毛钱一斤粮食从农民手里收了几十年,这是农民给国家工业化做的贡献。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上,陈云就说农民太苦了,要让农民休养生息,减少农村征购的任务。那怎么满足城市需求啊?第一个举措是用外汇进口一部分粮食,第二个举措是提高国家对农副产品收购的价格,但是农副产品价格提高后,城市里国家机关公务人员,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人员还是低工资。过去之所以实行低工资,就是因为物价低。为什么物价低?就是因为压低农副产品价格,这是计划经济时代最重要的几个法宝,牵一发而动全身。

    国家收购农产品的价格高于城市卖的农副产品价格,财政就出现了赤字。当时财政盘子很小,赤字大概就有两三百个亿。还用老办法,财政有窟窿,人民银行多印一点钱,使财政收支平衡。第二年又有窟窿,再多印钱。这么连续超发货币,1985年以后市场上就看出来了。

    1984年,北大学生国庆游行的时候打出“小平你好”的横幅。1985年以后牢骚、怪话、异见就开始多了。这当然有各种原因,其中一个经济原因就是票子开始发毛(钞票贬值),物价上涨的压力开始逼近。1980年、1988年、1993年,弗里德曼三次来中国都是通货膨胀比较高的时候。他是货币主义者,讲来讲去就这一条。不管是什么主义什么国家,票子多了,物价一定要上涨,通货膨胀是个货币现象。这个规律全球是一致的。

    实际上1986年-1988年是以前累积的通货膨胀释放过程。最严重的是1988年。中国不得不面对物价上涨的问题,所以从1988年3月份邓小平见外宾就不断讲价格要放开,要进行价格闯关。当时为了进行物价改革,在物价改革决定之前大概半个月的时候,先放开了名烟名酒价格,20来块的酒一下子就变成200块,涨了10倍,香烟差不多也涨了这么多倍。于是老百姓就得出一个简单公式,价格放开就等于物价涨10倍。所以人们一听价格要改革,他先把下个月的米买回来再说。于是谁也没料到,1988年那次《中共中央关于改革物价工资体系的决定》一发表,竟变成了一个抢购动员令。

    没人好好学习中央的决定,都去买东西了。这就是货币偏多的情况下,价格一旦放开,隐性通胀就变成显性通胀了,有价无市变成了商品价格急剧往上冲。就在几个礼拜里,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大概一下子比正常情况上涨了两三百个亿,很多商店都卖空了。凡是不要票不要本的东西见什么买什么。最厉害的是挤兑。人们为了要抢购就要把银行的存款拿出来,这下银行傻眼了,因为银行的钱已经全部用到基建项目里去了。现在那么多人同一时间取钱,哪能应付?前头的人领不出钱来,后头的老头老太就急了。这个局面还怎么稳定?

    后来中央出来声明,价格改革要持续五年以上。现在就是要控制物价,谁也不准涨价。我记得国务院还发了明码电报给各地,共产党员,国家机关干部,不准到银行取钱。后来总算把局面稳定住了。这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次,政府货币发行超过经济增长需要,引起了这么大的麻烦。

第二次是1993年。实际上是阴差阳错导致的结果,当时为了回收80年代初期多发的货币,1989年-1991年,中国政府实行了严厉的宏观调控措施,控制基建规模,控制投资规模,就是要消化多余的货币。那时的经济增长率非常低,增长率只有1%-2%。当时这样收缩了两三年后,过度货币回收差不多了。邓小平在南方说经济增长不能这么慢要加快,中国还是要发展。

    南方一些银行就把贷款额度全部发光,然后跟中央银行要钱,倒逼中央银行放款,于是中央银行也开始放款了,一下子基本建设1993年比上年增加了百分之六十几,1988年中国的CPI最高达到19%,1993年,1994年达到24%,这样下去一定要翻车!后来据说邓小平很快明白了加快经济发展没有错,但是不能通过一下子发这么多票子来发展。朱?基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调到北京当副总理主管经济工作,兼任央行行长。他当时主要任务就是关货币龙头。所有借出去的钱一道命令下去都要收回来。北京上海1994年房地产价格大概跌了一半以上。

    当时许多人都批评朱?基的调控,但事后看要没有这次调控中国经济这艘船早就翻了。朱?基在三年之内把CPI从24%降到了3%以内。之后人大通过了《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财政出现赤字再也不得向人民银行透支。这是非常重要的,有了这部法律,货币发行一定要跟经济增长保持平衡这个原则才在制度上落实下来了。政府花钱只能第一靠税收,第二靠发债。做这样的自我约束,在发展中国家还真是不多。

    1994年以后,财政向中央银行透支这个问题基本解决了,但是我们没有想到出现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开放环境下,货币发行遇到了被动多发的问题。外贸顺差导致大量的美元流进中国,因为中国实行外汇管制,企业赚到美元以后必须把它换成人民币。央行拿什么换?就是基础货币。在美元流入量很小的时候它不是个问题,中国过去多年封闭,没有多少外汇进来,而且国家外汇严重不足。可是我们没有想到外汇问题竟转变成这几年宏观经济不平衡的根源。

    一元美元进来,八元多人民币就出去了。现在一个工作日流进中国的美元有26亿,每一元美元进来都是八元多人民币流进市场,这些钱全是基础货币,高能货币,带动多大的市场力量?然后又组织短期央票去对冲回笼。但因为流出去的量太大,最后收不干净的部分进入市场,就在市场里头漫游。

    国内前两年为什么经济那么热?现在大家都说是冬天,别忘了这个冬天前面有个非常炎热的夏天,热得离谱。什么价格没有飞涨过?CPI是最后涨起来。2007年5月CPI涨之前,其他资产的价格早就涨得离谱了。为什么会涨?购买力摆在这里啊!政府还去压供给,先是钢铁,电解铝,水泥三大行业过热,派工作组去压,压不下去。因为市场有需求,工厂怎么关得了?越关价格越高,后来又说九大行业过热。

    九大行业过热还没有解决,房地产又开始升温,房地产价格涨得很多人都忘了2003年以前的房价是多少。季老当年是跑步买米,这两年我们是跑步买房。不买房更贵,每月涨10%,一个房价就把中国人民分裂成两大集团,买上房的越涨越高兴,因为家庭财产增加了。没买上房的真要急死,工资追不上房价啊!

    经济学家讲什么话也不对,后来干脆闭口不讲房地产问题。如果要讲这问题至少有一半人要跟你没完没了。那已经不是学术讨论了,那是利益冲突。

    中央管了这个城市,那个城市又涨,一线城市捂住二线三线又涨。国务院为了抑制房价发了多少文件,房价还在涨。之后股市也开始升温,一年半的时间里,上证指数就从1000多点升到6200点。股市以外,哪一个投资品这几年没热过?古钱、字画、普洱茶,价格都涨得离谱。还有邮票、红木家具、瓷器、字画这两年价格都是飞涨。齐白石的画贵,毕加索的画贵,这都好懂,因为这些画家都死了。但现在中国艺术品市场炒活着的画家,这也是在世界艺术品市场上没见过的。因为作者还活着,他会对价格飞涨做出反应,天天画,从早画到晚,这就不是有限供给的产品了,那画的投资价值怎么守得住?

    先是让很多家庭、企业高兴得不得了,然后一个跟头扎下去,就这么折磨人。上证曲线也是尖尖地上去,然后满仓地掉下来,让长三角、珠三角的多少企业都关门了。企业关门不完全是受当时外部因素的影响,还因为很多公司把流动资本都投进股市了,因为觉得稳赚不赔啊!资产价格飞涨最大的问题是侵蚀了人们的工作伦理、企业家精神,让人们觉得根本不需要辛苦工作,根本不需要什么创新,数钱都数不过来了。很多炒股的人武功就因此被废了,不愿意再去好好上班了,不愿意再把一个产品好好做好了。所以货币出了问题,就得疗养一段时间。现在是冬天,冬天也有好处。脑子比较容易清醒,想清楚什么叫做经济增长。哪有天上掉馅饼这种事情?所以不要怨天怨地,大落之前有个大起。大起大落跟货币制度有关,跟这种法定货币的困境也有关系。

    现在看来我们对于过量货币流到了哪里还缺乏认识。80年代很好懂的,政府只要头脑一热,基建项目上得多,基建项目投资100元钱里头,有40元钱肯定进了工资口袋。工资一涨人们立刻买农副产品,农副产品价格就跟着涨。CPI一涨政府就着急,因为老百姓的利益会受到侵害,然后就调控。现在钱多了以后首先不是冲击消费品市场,不是冲击农副产品,而是冲击投资品,在各种各样偶发因素的影响下,过量的货币会凝聚到某种投资品上,凝聚到哪种投资品上,哪种投资品价格就会飞涨,在微观上,人是很难抗拒这个力量的。

    当然人民币超发有一个更大的背景就是美元超发的问题。

     过去很多专家讲的也有道理,发展中国家如果把本币跟一个好的货币挂钩会有好的结果。因为发展中国家政权不稳定,掌权的人没有长远行为,今天上台了今天就开印钞机,所以发展中国家通常都会把货币搞得乱七八糟。如果发展中国家把自己的货币与美元挂钩,假定美元是好货币,就不能滥发了。这个逻辑我直到今天也还是承认。

     但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几年中国自己倒是有了自律,特别是1994年那场改革后,我们把财政动机超发人民币这个龙头关上了。但是倒过来看这几年美元超发得一塌糊涂。美国调控货币的办法是通过联储基准利率,简单讲基准利率升高就是减少货币供应量,降低就是扩大货币供应。1999年美联储的基准利率是9%,现在快降到0了。

    在美国过量的钱里面,有很大一块不是美国人民储蓄得到的钱,而是外国人把钱借给美国人花。列宁当时说:帝国主义国家是资本输出,在全球食利,现在是发展中国家把钱借给美国人。

     说到底因为美元是世界主要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二次大战以后美国做了个承诺,任何国家央行可用持有的美元换黄金,36美元换一盎司的黄金。昨天金价是多少呢?1000美元了。所以美国人没有很好地履行他当年的承诺。特别是60年代末打越战时,财政大窟窿最后也是靠发票子解决的。最后到1971年时尼克松宣布,美国关闭黄金窗口,1944年承诺不算了。世界各国持有的美元我不给你换黄金了,我黄金窗口关了。说穿了这就是往地上一躺耍无赖啊!这真是把全世界给坑了一把。如果美元不断地松,人民币又跟它挂钩,那通胀就会引进中国。所以前两年各种资产价格涨得离谱。

     现在世界各国政府又开始比赛发货币,这样做的后果是很严重的。如果不发,短期就受不了。但即使能躲过这一灾,下一次就会有更大的灾难。这是对货币分析得出的基本结论。

 

 

发件人:<wangzhanyang56@sina.com> 2009-06-09 18:10:06 +0800 收件人: <yangfanking@vip.sina.com>, <metaverse@vip.sohu.net>, <way@publica.bj.cninfo.net>, <wangxiaoq@vip.sina.com>, <cui-zy@mail.tsinghua.edu.cn>, <gymn@vip.163.com>, <zuodapei@sohu.com>, <zdjun@263.net>, <lawxzr@mail.tsinghua.edu.cn>, <lawxzr@tsinghua.edu.cn> 抄送:标题: 王占阳、郑永年的形势分析

人心是最强大的政治力量

中国社会主义学院 教授 王占阳

2009年6月初

    众所周知,历史早已证明,腐败能够引起涛天巨浪。我国的腐败蔓延到今天这种程度,也已在向着这个危险点步步逼进了。诚然,目前这种趋势发展下去,具体到什么时候会出大事,谁也说不清,但若不抓紧时间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以民主法治遏制腐败奢华,让公共财政的阳光温暖民心,让人民享有实实在在的公平正义,那么,恐怕再有10年左右时间,人心向背就会发生历史性的根本转变。

    目前,普通公众对于地方政府的不信任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但对中央政府还比较信任。一旦对于中央政府的基本信任也普遍丧失了,那就是人心向背的根本转折点。如果中央政府长期无法解决地方政府的严重问题,对于地方政府的不信任就会蔓延为对于中央政府的不信任。如果在全国老百姓普遍认为地方政府某件事做得非常不公正时,中央政府的表态和处置不妥当,可能一夜间就丧失掉几百万、几千万、以至几亿人民的基本信任。量变到质变,最后的质变是突变,而不再是渐变。

    人心是最强大的政治力量,人心向背决定历史的基本走势。“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是千真万确的,而绝不是民众的一厢情愿。而且越是在现代政治中,这种政治效用就越直接、越迅速、越鲜明。

    一旦人心向背发生了根本转变,那就是改革已经死亡了。因为改革的基本前提是公众对于现政权存在着基本信任。而若这种基本信任消失了,公众的基本要求就会转向更换政权,而不再是指望他们所不信任的政权的改革了。到那时,即使是出现了改革者,他也无法左右大势了,因而改革也就会成为政权更迭的导火索,甚至是会成为革命或动乱的导火索。

    在中国,如果改革死了,革命或动乱就必然会复苏,而且势不可挡。因为,那么多让人民严重不满的问题是根本不可能绕过去的,总得有出口。如果改革不能成为这种出口,人民就会以革命或动乱为出口,甚至某些政治家和军人也会以此为出口。

    如果不相信人心是最强大的政治力量,而是迷信武力,以为有了枪杆子就能保住政权,那就是根本不懂历史的表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并不是普遍规律,“枪杆子里面丢政权”才是普遍规律,因为任何政权丢掉前都是有枪杆子的,所以所有的政权实际都是从枪杆子里面丢掉的。形势比人强,人心向背就是最大的形势。一旦人心思变,大势所趋,政心、军心、警心也会变,或者至少也要给自己留后路。到那时,有多少武装力量,也都没用了。政界和武装力量中,明白大势、痛恨腐败者,大有人在。笔者从小在部队大院中生活,认识许多老红军、老八路,深信人民军爱人民的优良传统到时一定会显灵。

    历史表明,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经常是非常意外的。以为“把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中”就能保障不出大事,实际只是一种幻想。一年八万起群体性事件,这是多少“不稳定因素”?如果群体性事件群发,更何谈“把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中”?近三十年,美国人狂热消费,成全了中国的快速发展,所以,虽然腐败和贫富分化愈益严重,仍能保全稳定。而现在,这种历史已经再也无法重演了。靠出口不行了,就得扩大内需。而要扩大内需,就必须深化改革。如果不靠改革,而靠投资拉动,几年后就会出现纯粹内源性的严重经济危机。严重的经济危机,就是最大的不稳定因素。到那时,在普遍的不满中,什么出人意料的大事,都有可能发生,根本就是防不胜防。

    现在改革已经快死了。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意识形态改革等等,都是如此。人们看到的改革不多,倒退倒不少。改革没怎么深化,腐败倒是深化了。腐败分子已经是几乎多么丑陋的事情都敢干了,而且还越来越公开、越来越野蛮、越来越暴力化了,以至公众的情绪和反应也越来越激烈了。最近的邓玉娇案,就是一个最新的典型事例。现在美国已经开始深入改革了,中国改革却举步维艰,严重停滞。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这样下去,很有可能几年后,美国复苏了,中国却深陷危机,整个局势都颠倒过来了。改革死的越早,腐败就越猖獗,革命或动乱来的也就越快。现在那些鼓吹无须重大改革的停滞派,那时就会被证明为导致中国大灾难的历史罪人,而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不折腾”究竟是什么意思?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猜测这就是不搞重大改革了,因为重大改革本身就是大折腾。譬如,实行包产到户,取消人民公社,这就是一场很好的大折腾。当然,这只是猜测,未必如此。但是,无论如何,如果不继续深化改革,那就是最大的折腾。因为,缺乏民主法治的苏式政治体制与半市场经济相结合,就是最大的腐败源泉。如果让其继续有机会不断地腐蚀我们的政权和社会,激化我们的社会矛盾,以至使国家一步步走上天下大乱的不归路,那么,这种“无为致乱”的“不折腾”,如果不是最大的折腾,又是什么呢?!

    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利益和希望,让人民感到心平气顺,才能从根本上保持长治久安。人民要什么?人民要的是自由、民主、法治、公平、公正和公平分配,而这只有通过新的重大的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才能实现。

    深化改革,将能从根本上满足人民的利益和愿望,从而使整个局势转危为安。反之,维持现状,则就会使腐败特殊利益集团愈加猖獗,从而使整个局势日益恶化。所以说,中国现在已经走到了新的十字路口上,而且形势也已十分危急了!

    改革快死了,动乱快来了,中华民族又已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值此时刻,只有抓紧改革才能救改革,只有救改革才能救稳定,只有救改革、救稳定才能救中国!如果现在再不抓紧深化改革的话,我们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政权一天天地走向腐败,民众一天天地走向激进,眼睁睁地看着我们的祖国又走向了新的万丈深渊!

    邓小平曾经指出: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新政策中,“最重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而在现阶段,最重要的就是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

    邓小平还曾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而这也就是说,苏联模式的政治体制将会葬送现在的执政党。

    毋庸讳言,如果苏式政体最终使执政党腐败了,“党和国家改变颜色”了,那就意味着执政党已在实质上亡党了,因而也就无所谓“坚持党的领导”了!

    难道如此危险的前景,还不应当“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吗?难道我们就愿意让“权力过分集中”这个“总病根”继续制造无穷尽的邓玉娇案,以至最终搞垮我们的祖国吗?难道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最终要得到的就是这么一个悲惨结果吗?!

 


 

发件人:"cfa35" <cfa35@126.com>  2009-06-09 18:14:55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感谢贵中心网站并转发文章:中国社会信任的解体及其结果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您好,经常拜读贵网站上的文章受益匪浅,贵网站文章涉及领域广泛,分析深入透彻,不回避矛盾,不逃避问题,真真切切的为中国的发展与进步在做自己的贡献,本人深表钦佩与感激!

中国社会信任的解体及其结果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郑永年

2009-06-09

  近年来,越来越多社会基层的案件在中国发生,例如贵州的习水案、浙江的丽水案、重庆买处案和最近湖北巴东案。这清楚地呈现出中国社会令人忧虑的两大发展趋势。 首先是基层官员的法律意识和道德水准灰暗面令人吃惊,不得不让人感觉到四处蔓延着一种大面积的制度性的道德腐败。笔者已经论述过,这些现象表明中国基层社会的无政府状态,表明民与权之间、民与钱之间的对立。

  政府本来应该提供社会安全这种公共产品的。如果政府官员的行为、权力的运行本身让人感到不安全,还有什么比这种由政府本身导致的无政府状态更可怕的呢?至少,这比丛林法则更无安全。在丛林法则下,个体之间况且可以凭借自己的能力互相竞争。但在政治权力和资本的结合下,作为个体的社会成员的生存空间就荡然无存了。

  但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现象表明中国社会信任正处于一种解体状态。在中国,社会不信任已经盛行多年,并且表现和深入到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包括人与人之间、家庭成员之间、民与官之间、官员之间、政府上下级之间等等。在传统的话语里,这是一种“礼崩乐坏”的状态。

失去对法律的信任最可怕

  在所有社会信任关系中,最恐惧的莫过于社会对法律失去了最起码的信任。法律是任何一个社会运行的框架,但当法律不被社会信任的时候,各种各样的暴力就会泛滥起来。就是说,法律起作用的前提是信任。在民与官、民与钱之间没有一点社会信任的前提下,法律就起不上任何作用。法律是任何社会必须具备的一个底线,并且往往是穷者和弱者需要法律的保护。如果不相信法律,那么穷者、弱者怎么来保护自己呢?如果他们相信法律俨然成为了富者和强者的工具,那么他们要做些什么来保护自己呢?暴力就是这样产生的。

  浙江杭州的富家子弟飚车撞死浙江大学的学生,肇事人激起了多么大的民愤!但假如是一个出租车超速行驶撞死了人,那么可能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在中国的很多社会群体中,莫名其妙的一个“恨”字正在泛滥开来。人们心中有“恨”,但往往不知道向谁去发泄。因此一旦出现任何一个机会,“恨”就很容易也很自然爆发出来。

  杨佳案件很典型。在这个案件中,警察其实也是受害者,但为什么民心都是在杨佳身上呢?湖北邓玉娇这个案子里,为什么没有人去同情死者呢?所有这些案例里可见民愤已经积累到很大的一个程度。人们对事件的关注已经超越了法律本身。很显然,当法律失去保护弱者的作用时,愤怒就会泛滥,而愤怒会进一步削弱法律的价值。这种恶性循环的情况非常让人担忧。长此以往,一个“恨”字就会越来越凸显,就会失去社会的稳定乃至安全。

  权力和金钱结合,凌辱、欺压底层的弱者,这些年来,类似的案例数不胜数。社会底层是最大的受害者。社会作为一个集体毫无保护,社会中的个体更没有得到保护。 在这样的情况,社会的自卫不可避免。这种情形持续久了,很容易引起社会的暴力反抗。再者,这种暴力往往是自发的尤其是在被迫之下的自发,所以也往往是不可预期的和不可控的。

国家须重建社会共同体

  无论是社会信任的丧失还是继之而来的社会暴力,都是社会解体的结果。这30多年来,随着高速经济发展,中国社会最醒目的一个现象就是社会的解体。

  传统的中国社会,县以下是自治的,由乡村绅士凝聚起一个共同体,有经济、社会和自卫的功能,这种形式持续了几千年,不能说没有效率。1949年以后,这个自然的、自治的共同体就被打破,家族势力等等东西都压制下去(如果不是被完全消灭的话)。不过,应当指出的是,毛泽东要“破旧立新”。他想用人民公社和生产队(在农村)和单位(在城市)这种行政建制的方式,来重新建设中国的地方共同体。

  在这种行政共同体中间,人民和政府之间形成一种学术界所说的“隐性契约”,就是说,“你接受我的统治,我为你提供一些基本的社会福利保障”。这个共同体的前提是失去流动自由。在农村,尽管这种行政共同体没有什么经济效率可言,人们也过着很穷的生活,但这个共同体毕竟也还是个共同体,至少还有赤脚医生,有学校。

  改革开放之后,农村的共同体首先开始解体。解体的主要原因是人口流动。工业化和城市化必然造成人口的流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村的衰败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在全世界范围内,农村的衰败都是现代化的一部分。但根据西方的经验,在这种不可避免的衰败发生的同时,国家应该花大力气来重建社会共同体。城乡二元体制下的共同体崩溃了,就要求重建公民共同体。

  在西方,这个共同体主要是通过“公民权”的建设来完成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了人口流动,国家就出来保证公民权,就是政府提供的各种社会保障和服务。此外,政府之外也容许和鼓励公民社会如非政府组织的出现,社会通过各种各样的自愿组织来得到重建。就是说,在西方社会的重建是政府和社会各自努力和合作努力的结果。

西方民主是为了遏制资本主义

  在西方重建社会的过程中,政府是站在社会这一边的,目标是消除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在追逐利润的过程中对社会共同体产生的恶性影响。资本的目标是要摧毁所有的共同体,把所有的东西变成资本,变成资本过程的一部分。

  这里,西方的民主和资本主义就有一个很大的矛盾,因为民主体制就是要遏制资本主义。把资本主义和民主等同起来是一个很大的误解。西方社会从原始资本主义发展到现在的福利资本主义,或者带有福利性质的资本主义,这不是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逻辑。资本的唯一本性就是利润,它是不会考虑到社会效应的。

  西方的这个转型是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国家的资本和社会形成了妥协,因此转型较为和平。但也有很多国家,这种转型是通过长期的工人阶级运动和其他形式的社会运动而完成的。

  在亚洲也是如此。日本的自民党一直是以保护农民的利益著称的,到今天还保持着这个政治局面。日本社会没有解体和政府保护分不开,同时社会的支持也是日本自民党能够长期执政的主要因素。

  新加坡政府更为典型。政府一直以来是个“亲商”的政府。中国的“亲商”概念就是从新加坡引入的。为了发展经济,新加坡政府一直非常注重资本和市场的作用。 但新加坡政府并没有忽视社会共同体的建设。在“亲商”和重视资本作用的同时,新加坡政府从一开始就花大力气发展出一整套能够保护社会的机制,包括“居者有其屋”的住房政策、社会保障、就业、教育政策等等。在每次经济危机来临之时,政府首先想到的也是如何保障社会。社会的支持也是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的主要原因。

最大危险是权力和资本走在一起

  改革开放导致了中国社会共同体的解体。这很难责怪改革开放,因为中国不能停留在改革开放前低水平的发展和社会共同体阶段。问题在于,在原来的社会共同体解体之后,就必须重建。 但中国并没有这样做。当西方新自由主义来到中国之后,对中国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社会领域,包括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教育。这些领域都是政府应当担负责任的公共服务领域,但可惜的是,在中国这些领域都通过不同的方式让给了市场和各种形式的资本。

  在农村,情况最为糟糕。流出农村的农民到了城市之后为工业化和城市化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们是中国现代化的一部分,但是他们没有得到任何保护。从法律上说,农民工是中国公民,但他们既不能享受城市居民般的公民权,也没有为他们发展出另外的公民权。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也不被容许组织起来。处于个体的他们在权力和资本面前显得毫无希望。

  在以往,西方学者常说中国政治是极权主义。但现在中国的危险在于权力和资本走到了一起,并且在很多场合,权力是为资本服务的。这种结合比单纯的资本的力量要大很多,比单纯的政治极权的力量也要大得多,可以把此称为资本极权主义。

  在政治极权主义时代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如上所说,政府和人民之间有一种隐性契约,只给你很低的工资,但是也要提供给你一套保障和福利制度,尽管这种保障也只是低水平的。但在资本极权主义的情形下,没有任何契约关系。这个社会里,个体都是原子化的,没有组织的,一旦发生冲突,就只能诉诸暴力。

  这些年中国社会所发生的所有这样那样的恶性事情,大都和社会解体有关。如果不能正视社会解体,那么社会群体之间的公开对立和冲突将变得不可避免。中国所面临的选择并不多,要么任其自然,让社会冲突甚至暴力冲突发生,要么通过改革达到各社会阶层的大和解。遏制社会冲突和社会大和解是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

  如何应付社会解体之后的社会冲突?这是中国社会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在化解冲突过程,强调法制和法治并没有错,但光强调法制或者法治可能已经无济于事了,因为在没有任何社会信任的前提下,法律已经失去了效用。最重要的是加快建设有助于社会共同体重建的社会制度。在这方面,尽管中国可以走自己的路,但不管怎样的路径,也避免不了全体人民可以共享的公民权的建设。

  本世纪开始的社会改革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教育等,无疑是公民权的主要组成部门。社会改革尽管已经成为中国改革的重要议程,但这些年的进展并不顺利。虽然政府努力不少,但既得利益之间很难达成妥协,更不用说是既得利益和人民之间的妥协了。 从各个方面来看,中国实际上已经进入了一个改革与社会冲突赛跑的阶段。如果政府不能努力促成各社会群体之间的大妥协,那么社会的激进化就会接踵而至。

 

 

发件人:"Iwantrue" <wantrue@hotmail.com> 2009-06-10 11:31:21 +0800 收件人L_C_mailto: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请仲老师指正。 钧临

关注近期一系列群体性事件的发展走势

王均临

2009年6月10日

    在保增长、扩内需占据主流话语权的近一阶段,整个社会总体看似平静,实为群体性抗? 录亩喾⑵冢乇鹗?/SPAN>  当把一些事件联系起来看时。目前,国内群体性抗争事件的发展轨迹,已渐从实体性群体事件和网络性群体事件两个维度而展开。

    近期发生的实体性群体事件,主要有:

    6月1日-5日,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商都县500余名教师集体罢工,分别以上自习、做试卷等各种形式消极怠工,这场运动甚至影响到一年一度的高考;

    6月初,郴州市部分出租车在城区道路、办公楼等地集中摆放,6月4日数百台出租车在市政务中心附近聚集,市区出租车基本停止营运;

    5月31日,在晋江陈埭江头工业区的361度鞋厂因帮面车间与公司在工价上发生纠纷,引发流血事件,并导致1000多工人的罢工事件,不少车辆被砸;

    不久前,武汉市原禽蛋加工厂下岗职工约二千多人,在工厂大门口集会,要求工厂老板和现政府给予下岗职工最基本生活保障和相应的保险金。

    当前的网络性群体事件,则通常以某一实体性事件为导火索,导致网民在网上引起舆论声浪,并不乏诸多群体性抗争言语。近期的网络性抗争事件,主要包括杭州飙车案、湖北邓玉娇案等。央视网在“女服务员刺死官员”专题页面上进行了“女服务员刺死官员,算正当防卫吗?”的网络投票活动,结果92%网友认为邓玉娇无罪。由于官、民间尚缺乏一种互动畅通、协商交流的有效机制,因而作为管制中相对薄弱的一环,互联网自然成了广大民众宣泄的场所。

    那么,近期发生的一系列群体性抗争事件,在后续的发展轨迹上将有哪些特点呢?笔者以为包括以下几方面:

    1、实体性群体事件将进一步呈现出分散化、多样性的特点。在地域、行业、规模和抗争诉求上,都将更为分散、更为多样。此外,由于今后一个阶段仍可能为群体性事件的多发期,这种分散化、多样性的特点将会展现得更为明显。

    2、网络性群体事件将进一步表现出敏感化的特点。今天,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和网民日渐成长的社会关注度和参与意识,哪怕任何一个在之前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事件,在今天的互联网上都会掀起巨大的涟漪。这也进一步加大了对网络性群体事件进行预防和管控的难度。

    3、实体性群体事件和网络性群体事件将更多合流。事实上,两类事件的背后,都集中表现为社会阶层的对立,包括官与民的对立和矛盾,以及民与商之间的对立和矛盾。所以,网上、网下的群体性事件将会更多交融,彼此影响,甚至阵地互相转化,互相促进。

    4、今后群体性抗争事件发展的可能传导链条。即:先由一实体性事件触发,再迅速由事件参与者或知情网民上传网络、扩大影响,众多网民引起关注并进一步传播,引起传统媒体、整个社会舆论乃至官方的重视,部分网民以“志愿者”、“观察员”身份实际参与到该实体性事件中,并将进展? 榭錾洗?/SPAN>,整体影响进一步扩大,官方出面声明和予以处理。

    这一链条充分向我们表明,在互联网形势下,一个个体性事件快速发展成为社会性事件的主要传导模式。

 

 

发件人:"社会资源研究所" <csrglobal.cn@gmail.com>  2009-06-02 14:05:52 +0800 收件人: <csrglobal@googlegroups.com>, 抄送:标题: CSR Global信息简报第67期

企业家应与政治保持怎样的距离

余胜海

2009年6月

    据媒体报道,因经济问题正接受警方调查的国美电器前主席、中国前首富黄光裕因不堪压力,4月28日在北京的看守所内自杀,幸被警员及时发现,经抢救,目前已脱离危险。

    自2008年11月19日黄光裕以操纵股价罪被调查,在一片风声鹤唳中,与黄案牵连的商人、官员及掮客逐渐被曝光,一个环环相扣、错综复杂的关系网隐然出现。

    黄光裕案发后,2008年12月初,国家外汇管理局管理检查司司长许满钢被中央纪委调查;接下来,12月间,黄光裕之妻杜鹃、港澳赌业重量级人物连超相继落网;2009年1月份,公安部部长助理、经济犯罪侦查局局长郑少东,公安部经侦局副局长兼北京直属总队总队长相怀珠同时被“双规”,令案情复杂程度陡然升级。随着调查的深入,黄光裕的问题超乎人们当初的想象,也不是“涉嫌纵股价罪”那么简单,可以说,到目前黄光裕案暴露出的问题只是“冰山的一角”。(编者注:近期,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和原浙江省纪委书记王化元也因涉嫌卷入黄光裕案被中纪委“双规”)

    今年才40岁的黄光裕在看守所内选择“自杀”来结束他自己的生命,是因罪孽深重,无颜见江东父老,也无法承受痛苦的煎熬,更没有勇气面对未来,精神不堪重负,才出此下策,只有死才能得到“解脱”。可以说黄光裕走到今天是“特权”腐蚀了他的心灵,他是政商博弈的又一个牺牲品。

    在中国,企业家应当与政治保持怎样的距离?这是一个已经被谈论了将近30年的话题。中国的经济成长越来越呈现出国家商业主义的特征。在未来的数年内,财富积累的重点将主要集中在两大领域:其一是以互联网和移动信息技术为中心,将会有大量的新兴行业和成长机会产生,很多传统行业将在这种变革中被急剧洗牌,利益将在新的交易平台上被重新分配;其二是以垄断性资源为中心,将发生一系列的资本重组活动,拥有这些资源的政府将把大量的垄断机会以市场化方式出售,而在这一过程中,跨国公司以及民间资本者的政治博弈技巧便显得非常重要。往往,一朝得手与稳健拥有不可同日而语。

    其实,此类企业家们倒下去的逻辑只有一个??中国转型时代特有的“淘汰逻辑”。这一逻辑与制度有关,也与商业精神有关。

    体制转轨的过程,往往就是法网收紧的过程,每当制度转型进入一个新阶段,就会有一批为富不仁的“大鱼”被抛弃出局,成为体制的殉葬品。但是,中国企业家们容易出事也不能完全怪罪于制度,还与其自身跛足的商业精神有关。对比西方清教徒从信仰出发的“荣神誉人”的商业精神,中国的企业家可以说是先天不足,一个最大的问题是普遍缺乏信仰,缺乏成熟的价值观,当然也没有良好的商业精神。

    曾对企业失败原因作了大量分析的财经作家吴晓波就此谈到这样两点:第一,绝大多数的失败仍然与违背常识有关,这些失败都是经营者忽视了经营管理的最基本原则,失去了对管理本质的把握。所以,他们最后的倾覆变成了一个“理所当然”的败局。在很多案例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当企业家冒险突进的时候,他本人也知道这将是一次无比凶险的“大跃进”,它不符合企业正常成长的逻辑,在现金流、团队及运营能力等方面都无法保证常规的运作;第二,企业家内心欲望的膨胀。企业家很难分清楚“野心”与“梦想”到底有什么区别。然而,商业终归是一场有节制的游戏,任何超出能力极限的欲望,都将引发可怕的后果。

    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转型时期,企业家要应对的外部环境非常复杂,他们既是改革的受益者,又是社会转型压力的主要承担者。中国企业家出事的概率很高,致使企业家成为中国的一大危险人群。而少数企业家的心灵和行为方式之所以如此扭曲,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他们缺乏必要的道德约束、伦理自觉。也因此,对于愈来愈多企业家“落马”的悲剧,社会同样要承担某种责任。

    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是在出现某种道德真空的环境下开始的。此后经历了文化、社会的冲洗,一些人的道德信念、伦理意识都十分淡薄,企业家也不例外。那些精神荒芜的企业家每天又与钱财打交道,其行为自然会变得缺乏节制。

    不过,这并不是企业家推卸个人责任的理由。政治、社会、精神等等宏大结构只是个体行为的总和,它们不可能自行变化。政治、社会、精神等领域的变化,只能从个体的道德自觉开始,尤其是企业家的道德自觉,因为企业家在社会结构中居于重要位置,对社会各个领域有关键影响。因此,企业家负有推动社会良性演进的道义与历史责任。

    如果此类事件能够促使中国的企业家深思反省,逐渐改变精神与行为模式,那将是企业家之福,更是整个社会之福。

 

 

发件人:"rujiayoubao" <rujiayoubao@vip.163.com>  2009-05-02 10:52:27 +0800 收件人:抄送:标题: 儒家邮报第97期-孔子2560年暨耶稣2009年6月2日邮发

警惕官员向底线堕落

秋风

    一起刑事案件近日引起人们广泛关注:5月10日,湖北巴东县野三关镇政府项目招商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邓贵大被女服务员邓玉娇刺死。当地公安部门对此事的描述前后有所不同:最初是说,死者及其同伴向邓玉娇提出“特殊服务”要求,后来则说是提出“异性洗浴服务”要求。遭到拒绝后,邓贵大曾以一沓钱抽打邓玉娇的头部,并两度将邓玉娇推倒在沙发上,从而引发命案。

    引发命案的是死者对性服务的需求。不论公安、司法机关最后的裁决是什么,此事再一次说明,目前不少官员的伦理品质已经接近甚至突破了底线。

    邓贵大可能连科级干部都算不上,但在服务场所,却十分嚣张。对着服务场所的随便一位女性,他强行要求其提供与性有关的服务。他的形象是有象征意义的:他先是挥舞着金钱,当邓玉娇拒绝后,就毫不犹豫地使用暴力。

    但这样的官员、这样的事件,实在是层出不穷:在浙江丽水市碧湖中学数十名在校女生被侮辱。公安部门拘留了莲都区碧湖镇赵村原村委会主任何国兵。有受害者家长表示,何国兵等人为了拉拢一些社会关系,将女孩子找给其他人“分享”,其中可以明确的有“多名该镇村委会主任,也不乏公务员”。

    四川宜宾县国税局白花分局局长卢玉敏,经人牵线,以6000元“买处”,糟蹋了该县一名年仅13岁的初中一年级女孩。女孩亲属举报后,县公安局着手办案,以卢当时确实不知女孩未满14岁为由,对其以嫖娼处理,行政拘留15日,罚款5000元。

    媒体近日也披露北京市海淀区原区长周良洛的心曲:案发前很长一段时间里,周白天是区长,晚上是“陈总”,频繁出入色情娱乐场所。如果说,中低层官员喜欢出入色情娱乐场所的话,那更高级别的官员似乎更偏好包养“情妇”。与周案有牵连的原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即被法庭认定,所收贿赂主要由“情妇”代理收取,而且,刘志华的情妇不止一个。如有关部门专家所说:90%的落马贪官包养情人。

    或许可以说,我们这个时代官员群体与性道德意识之薄弱、混乱是历史上比较罕见的。这一令人难堪的局面的形成,有多重原因:首先,官员掌握着巨大而通常没有受到有效约束的权力。媒体报道出来的官员的性乱行为可区分为被动、主动两大类。官员掌握着决定他人命运的权力,因而,商人可能将向官员提供性贿赂,女下属为升迁、女商人为获得机会,可能向上级、向官员投怀送抱。这是被动的。至于邓贵大的娱乐或周良洛的夜生活,则是官员主动寻找性服务。包养“情妇”则主动、被动两个因素兼有。

    从这个角度看,解决官员之性乱现象,需要有效地约束权力。需要进行体制改革,缩小政府官员按照个人意愿管理资源、管制市场的范围与自由度。这样,也就不会有人挖空心思贿赂官员,官员以权力换取性服务的方便之门将被堵上。但是,寻租者之所以向官员提供性贿赂,而官员也乐于接受,甚至于官员到各种场所主动寻找性服务,又反映了另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官员的性道德意识之淡薄。而这又是社会整个道德价值观念错乱的体现。因为,在一个社会中,性道德意识就是道德意识的指示器。

    自二十世纪初以来,中国社会的道德秩序就在瓦解崩溃过程中。传统没有及时地完成自我转型。作为一种反叛,新观念的传播者发起一轮又一轮反传统的运动。其结果,传统在人们的心目中的形象一落千丈,而道德观念就蕴涵于传统之中。因而,中国人整体的道德观念日趋淡薄。这体现在多个方面:商业交易匮乏诚信,假冒伪劣肆无忌惮,教师、医生等职业群体丧失职业伦理,以及性道德意识的错乱。在商业、政治、教育等领域的精英与普通白领群体中,拥有情人似乎是一件光彩的事情。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性贿赂才成为行贿、受贿双方都认可的高级贿赂品。

    所以,解决贪官们的性乱,仅靠制度改革是不够的。政府身处社会之中,官员的观念、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一般观念的极端表现。贪官之所以热衷于包养情妇,因为在社会舆论中,这是一桩有身份的事情。因此,解决贪官们的权色交易与主动寻色,需要整个社会的道德自觉,需要整个社会重新塑造一种道德与精神秩序。而这样一种道德自觉,也是制度变革的前提。否则,人们如果连基本是非观念都没有,社会又向何处变革?

 

 

发件人:"社会资源研究所" <csrglobal.cn@gmail.com>  2009-06-09 15:28:53 +0800 收件人: <csrglobal@googlegroups.com>,  抄送:标题: CSR Global信息简报第68期

现在最需要的是民间智库

秋风

2009年6月

    人人都承认,中国需要更多智库,需要具有更高水准的智库。因为,中国目前的发展已经到了相当关键的转折点上,面临诸多内外挑战。仅从内部来看,过去若干年,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但目前的增长速度急剧下跌,究竟是短期的周期性现象,还是长期的结构性现象?高速增长期是否已经结束?未来的增长态势是什么?同时,高速增长也一直伴随着结构失衡的日趋严重,比如,城乡差距、贫富差距、地区差距逐年扩大。这些失衡对长期经济增长、对社会稳定将产生何种影响?如何解决?

    当然,在社会、政治乃至文化、精神领域,中国面临着甚至更为巨大而复杂的挑战:政府管制与社会自治将如何取得平衡?如何满足民众对民主的政治要求?政治体制改革将如何推进?中国文化将如何在传统在西方之间取得平衡?如此等等。

    可以说,中国迄今仍然没有完成李鸿章一百年前所称之“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所需要的转型。而要顺畅地完成这种转型,既需要民众的勇气,领导人的智慧,但也需要足够的理性。惟有综合这三者,中国这个共同体才有可能借助明智的判断,制定出合理的方案,减少不必要的弯路,建立优良治理之基本制度框架。智库的价值正在于它们能够给社会的理性之发挥作用,提供渠道。它们可以为公共问题之解决,提供理性的解决方案。

    然而,众所周知,当代中国,一点也不缺少研究机构。首先,中国有世界上很少见的国家性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如社科院、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等,他们之设立就是为了服务决策。其次,中国有数量庞大的大学。上述两类机构尽管承担着纯粹学术研究任务,但有大量学者专门以承接公共问题研究的项目为业。第三,中国的各个政府部门都有属于行政序列的政策研究机构,和属于事业单位的专业研究院所。第四,中国也有世界第一的严格意义上的智库,有人统计说,以政策研究为核心、以直接或间接服务政府为目的的“智库型”研究机构大概有2000个,数量已经超过智库发展最发达的美国。

    但是,不论是公众,还是政府决策机构,还是学术界、舆论,乃至于智库局内人,对于目前中国专以公共问题之实际研究为指向的智库的状况,不很满意,甚至是很不满意。研究经济问题的大多数智库去年的预言成为笑料,而政府作出的很多决策、包括立法,也明显让人感到,政府没有充分地理解社会的状况,其方案也十分粗糙,甚至常有明显疏漏与自相矛盾之处。

    问题出在哪儿?很多人抱怨智库缺乏资金。这种理由如果在十五年前拿出来说,也许还有点道理。但今天,相对其他社会群体,从而学术与政策研究的群体的收入已居于社会上游。因此,今日中国智库水准低下,不是因为缺乏资金,而是因为智库的结构存在致命缺陷。

    这种缺陷一目了然,尤其是与美国加以对比。在美国,以及在任何其他国家,智库的绝大多数是民间的,政府创建、经营的智库极少。中国却恰恰相反,大多数研究机构直属政府,即便属于事业单位,也因为事业单位的高度行政化,与政府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比如,起经费的部分、甚至相当部分由政府划拨。除此之外的民间智库非常少。由于制度环境约束,它们的生存十分不易。即便勉强生存下来,政府也对它们冷眼相待,不甚关注它们的意见。实际上,民间智库的生存环境越来越恶劣。相对于九十年代,最近若干年以来,民间治智库处于萎缩状态。

    这样的智库结构必然损害智库功能之正常发挥。按照严格的定义,官办智库本来就不是智库,智库之兴起乃是民主治理秩序扩展的结果。智库是指政府之外的民间政策研究机构。智库就是为了弥补政府关门决策的缺陷,突破政府官员的理念与知识局限,凝聚政府官员之外的全社会各路精英的智慧,将其融入公共政策与立法中。这样的智库就成为官民理性互动的渠道。如果研究机构仰政府之鼻息,惟领导之意图是从,那根本就迷失了本性。研究机构揣摩上意,政府当然也就无法从那里获得理性,那些装模作样的智力产品也就无助于提升政策与立法的理性程度。

    因此,推动中国社会治理之理性化,需要智库提升其水准。但光是办一些高规格的智库,是无济于事的。重要的是变革社团与研究机构管制制度,让民间智库有正常发育的空间。


 


发件人:"zxn_9999" <zxn_9999@126.com> 2009-06-09 10:34:18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群体性事件中的“县官”治理

中国工人的“体面劳动”

中国全国政协外委会副主任  韩方明

2009-06-09

     十年前,国际劳工组织的负责人在一次国际劳工大会上,首次提出“体面劳动”(decent work)的概念。其定义是,通过促进就业、加强社会保障、维护劳动者基本权益,以及开展政府、企业组织和工会三方的协商对话,来保证广大劳动者在自由、公正、安全和有尊严的条件下工作。

  十年来,国际社会对这一概念给予普遍关注,中国也不例外。2001年,国际劳工组织和中国落实这一概念所蕴含的内容签署了谅解备忘录,明确承诺要向这个方面努力。2007年4月,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企业联合会、全国总工会与国际劳工组织北京局,又签署了“体面劳动与中国国别计划”,以此推动具体计划的实施。

远未做到“体面工作”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中国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实力和条件,用于改善公民的社会经济权利,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这些年,中国不仅为此出台了多部相关法律和法规,而且还在实践中取得了一些成果。

  但是,目前面对的问题还有很多,需要一步一步地做。中国劳动阶层还缺乏充分的就业机会,社会保护体系不完善,工人的权利经常被忽视或剥夺,社会对话机制也不健全。而环境压力、不安全感、政府管理缺失、收入分配不公以及缺乏公共福利等,使很多劳动者的工作环境、工作条件和社会福利都不体面。

  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国已经接受了世界性的游戏规则,但要完全遵守这些规则,那将是一个需要耐心的过程。为了帮助中国迎接这个挑战,不论是中国还是外国的NGO组织,都要继续发挥积极的监督作用,通过各种正常的途径为劳工阶层代言,为他们争取利益。

    当然,最重要的第一关,是在雇主身上。中国广大雇主还有待清醒认识到自己身上的社会责任,要严格依法保护员工的劳动就业、工资收入、健康安全以及福利保障的权利,为员工参加各项社会保险而缴纳保险费;为其员工提供补充性的保险和福利,以及更好的就业安全和福利保障;在管理中更加尊重职工的权利和尊严,必要时应该提供慈善捐助等。

非政府组织要积极监督

  有组织的公民社会应该建立在和谐的劳资关系和可持续的就业基础上。这一目标可以通过不同社会机构、不同利益集团的代表,进行平等对话来实现。有组织的平等对话或者谈判,无疑是良好的机制,可以有效化解矛盾,避免不必要的利益冲突。这既需要政府的管理和监督,需要工会组织为工人利益代言,也特别需要雇主更多地尊重工人权利,提高他们的劳动报酬。

  在全球金融危机形势下,中国企业若能确保可持续的就业前景,确保不减薪,确保准时支付薪水,那就是在履行雇主的责任,就是在为社会和谐、稳定做贡献。

    市场化经济的发展,使中国雇主和雇员之间的关系,与三十多年前计划经济时代相比有很大不同,更加复杂,处理的难度也更大,包括雇员最基本的生产安全和健康状况都很难以有效保证。因此,国际社会应当在这方面多与中方交流,为中国的企业,特别是为中小企业的人力资源经理和工会工作者提供必要的培训。中国还要继续打击雇佣童工的行为,类似2008年东莞童工事件的现象,必须坚决予以制止。

  笔者呼吁,中国各个利益集团,特别是雇主集团的代表们,应该拿出勇气和实际行动,为建立一个有体面劳动的公平、和谐社会而努力。

  而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在关注中国的劳工权益时,还应该尽量努力去全面了解实际情况,多一些包容和鼓励,少一些苛责和批判,以便在建设性的气氛中,促使中国雇主们自愿、自觉地履行责任和义务。

 



发件人:"王学成" <wxch1102@163.com>  2009-06-02 22:48:09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抄送:标题: 21世纪新社会主义民主革命思想的胜利是中华民族崛起的第一步,大军先生,您好!常常看你的网站,那是中国前沿思想的发源地。写了个读后感,希望有思想的交流。

21世纪新社会主义民主革命思想的胜利是中华民族崛起的第一步

——《“中国民派宣言”讨论会纪要》读后感

在校大学生  王学成

2009年6月

    中国思想界在肯定改革开放巨大成就的同时,对于改革开放下一系列社会问题的深刻反思,大多兴起于近年。这一方面与不争论的部分社会现实引发的中国主流思想界的不作为假作为懒作为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事物发生发展壮大暴露的时间上的发展规律有关。由于主流思想理论的停滞和苍白,中国主流理论界没有解决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究竟要以什么样的途径构建什么样的社会格局,什么样的精神制度,什么样的经济制度,什么样的公务员制制度(官制制度),什么样的社会门槛制度,什么样的人群结构等综合一体的社会问题,基于社会矛盾基础上的各种社会思潮便蜂拥而起,中国思想界进入了天下无进步的主流思想而群雄并起的大辩论时期。尽管大众的思想仍然停留在贩卖化,时髦化,肤浅化,炒作化的困境里,

    但近年来,中国的思想界,特别是民间思想界独坐寒窗研究学问者日多,一大批民间思想者纷纷进入了民族的视野,而且其发展呈现出方兴未艾的态势。这是可喜的,是值得中华民族感到欣慰的一件事,我们知道,一个民族的崛起,首先一定是民族思想上的崛起,无论是百家争鸣下中国封建王朝的崛起,还是欧洲文艺复兴下资本主义的崛起,历史早已经用事实证明了这一点。从这一点上来说,当今中国思想界的复兴对于中国社会来说,无疑就像是久旱之地得逢甘露,是有济世之大任的。那么中国思想界的复兴,究竟要具体复兴什么呢?我以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考虑,第一,从当前国内和国外的社会历史环境考虑。第二,从中国思想界内部现状考虑。第三,从中华民族复兴的现实出路考虑。从这三方面来看,私以为可以把21世纪新社会主义民主革命思想的复兴作为中华崛起的第一步。

    首先简单从社会历史环境考虑。

    从国内来看,中国目前有如下特征。精神状态上,当前中国主要由没落型贵族化精神形态主导着中国的主流精神风貌。全民精神稍嫌颓废,文恬武嬉现象普遍,振奋人心的宏大精神作品(音乐,图书等)较少,表达萎靡颓废的怨妇型精神作品较多,表达阳刚尚武,崇尚朴实,自然纯真等精神的器物(武器等)较少,表达豪华奢侈,享乐至上,名利至上等精神状态的器物(豪华轿车,豪华珠宝,首饰别墅等)产量一路增长。当然,这背后是贫富分化严重和普通大众思想上的肤浅化,时髦化,炒作化困境(中国主流思想界的不负责任有关)。

    政治上,中国是多党制还是一党制与政治本质无关,中国的政治本质只与执政者的性质有关,那种指望将一桶水装进几个不同碗里,人民举起这碗水一饮而尽,就能饮到的就是葡萄美酒的想法是欠思考的,或者说是有部分是用心不良的,因为这可能导致民族的分裂,并加剧殖民化。中国政治的核心问题只能是执政党性质的回归。从现状看,中国的和平主要来自军队的保障,整个民心对中央政府是信任的,对地方政府是敌视的,这种现象的背后是中央权力的下放和官僚主义下官权的泛滥以及去民权化运动的作用。而中国目前一系列问题,无不与上述事实有关。中国的政治问题盘根错节,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拜官僚主义为老大哥,所谓的黑领崛起白领陨落,所谓的黑社会势力,所谓的黑商人势力,所谓的黑企业势力,所谓的黑砖窑势力,几乎所有的邪恶都与黑官僚势力有关,没有黑官僚势力,这一切都是难以生存和发展的。

    经济上,目前中国是官僚资本和国际资本坐堂(本人信息量缺乏,没有找到具体数据,但事实如此),从而,所有民间资本不断向官僚资本和国际资本转移,而国际经济空间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会处于增长率不断收缩态,这会使中国人民的生活空间进一步被挤压。国际资本是有殖民化中国的战略需求的,因而中国大的民族资本势力将是其吞并计划里的首选之列,当然,也可能为了不被警觉而先找中型民族资本势力下手,但无论如何,中国民族资本势力都在其欲掌控的计划名单里(上海滩里有一个陈连山纺纱厂的命运可以作为这个理解的注脚)官僚资本则是有彻底奴隶化中国的战略需求的,其出生违法,先天性邪恶肮脏,在国内不给自己留退路,靠违法掠夺和卖国起家,行为必然逐步疯狂,尽管她有可能还要时常披一张人皮面具来掩盖自己本来的妖兽面目。铁杆的官僚资本势力和妄图殖民化中国的国际资本势力,他们之间也偶尔有矛盾,但更多的是坚定的合作,特别是在面对中国人民这两家共同的天敌面前,其合作可能会更加紧凑。而这两家的合作(通过内定经济调控手段,黑暴力等),以及各种社会危机的不断加深,无论是大中小型民族资本势力,还是白领蓝领,或者是工人农民学生士兵半失业者,整个人民的生从空间将会越来越小,工作岗位,投资机会等都会大面积收缩,官僚更加猖獗,人民更加苦难。

    整体而言,从国内看,中国需要复兴的思潮则应该是矛头直指官僚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思潮。

    国际上,当前历史环境是处在左派复兴的历史大背景下的,即总结历史经验后进步的社会主义对没落的资本主义的替代背景下的,这种背景随着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各种矛盾及其危机的暴露还会更进一步地深刻化。从国际国家秩序来看,世界是一个美国霸权衰落,而地域性势力相对崛起的态势,所谓较强国家有中国,俄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澳大利亚,日本,印度等国。从地域,资源,人口,人才,制度等方面来看,未来具有世界战略(挑战美国)的潜力的国家应该是中国,俄国,及其印度。从文化方面来看,具有和平善战文化的中国会占优势。从这几个国家的内部来看,中国还缺乏经济的真正崛起(总量大但内部分配极不合理的国家算不上经济的强国,相反倒可能因为内部矛盾的加剧而成为弱国,成为他国之鱼肉),缺乏思想的崛起,精神的崛起。俄国比较中国而言是步入了较健康轨道,社会结构相对中国而言较合理,领袖明而官员强,腐败得以有效遏制,资源多,军事科技强,不过其经济困难问题还需要克服,社会结构方面还需要调整,但比较中国,印度而言,俄国会是首先在未来挑战美国的强大力量。而印度,目前主要问题是政治上分裂现象严重,毛主义者与当局矛盾尖锐,宗教冲突问题也不可忽略,并且在世界形势发展下其政治形态变数大,其经济较中国而言较为健康,统治集团也雄心勃勃,其国家国力相对而言目前是较弱的,但不可轻视。

    从时代特征来看,当今世界是处在信息化革命下的网络化大众政治经济文化复兴的时代,是大众化的社会主义方向主导的历史发展潮流。整体而言,从国际来看,中国思想界应该复兴的是代表国际复兴力量的社会主义思潮,而且中国要在关注国际形势,平衡国家力量的条件下慎重任将,灵活用兵。那么,从国际国内社会历史环境看,中国应该复兴的思潮应该是什么思潮呢?私以为应该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下的新民主主义思潮。

    其次我们看看中国当前的进步思潮,个人以有限的视野略作阐述。当前比较来说代表中国进步思潮的有新左派思潮,有民主右派思潮,有主张和而不同的民派思潮,代表反动的思潮有官僚主义思潮,殖民主义思潮,伪自由主义思潮。新左派思潮其实是代表了一种更为理想更为超前的坚定社会主义思潮,体现着最广大劳动者的诉求,而民主右翼思潮则代表着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的总结,体现着新兴民族资本势力的思潮。而个人以为中国思潮的复兴是社会发展的客观形势决定了的,其第一步应该是以反殖民化反官僚主义为核心的新社会主义民主思潮,这一点中国目前民派正在主动承担起这一历史阶段性任务,因而中国民派思潮应该会以势不可挡的态势得到空前发展,这是由社会的客观发展决定了的。

     简单从民族复兴的出路来考虑。

    当前左派思潮相对弱小,但其巨大潜力隐藏在最广大的劳动人民中间,发展潜力无穷,而且最具革命性。但其经济力,组织力,装备条件等暂时较差,许多人尚未找到自己的阶级思想。而民主右派虽然占据着一些有利阵地,在组织力,经济余力,装备条件等方面暂居优势(相对于左派而言,相对于官僚主义和国际资本势力不具备明显优势),但他们的生存空间受官僚资本和国际资本不断压榨而逐步缩小,除了做投降派的个别在较短时间内可能会好过点之外,整体而言其优势也会下降,并不断陷入恶性竞争。这样,暂时来看,当前新左派和真正的民主右派谁都无力独自承担起扩大人民生活空间的重任。问题是,时间是紧迫的,我们是逆流行舟,不进则退,我们不注意扩大民众生从空间,官僚资本和国际资本势力必然涨大。因而民派思潮作为反对官僚主义和国际殖民主义的有容乃大的进步思潮,是深深扎根于当前社会现状及时代需求之下的,是非常贴合中国实际的,是突破当前中国困境的有效选择。

    看了老李同志发来的民派宣言纪要这组文章,我相信这之中的每一位思想者都在为民族的未来而思想着,而奋斗着。其中所涉思想,无论其命运将会如何,都是坚定地站在对人民幸福事业的坚定关怀基础上的,而诸位思想者的努力,必然是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复兴的第一步,必然是21世纪新社会主义民主革命思想的胜利,当然我说的21世纪新社会主义民主革命思想其实就是民派思想的主要核心,我大致观看如下:

    1,民主、民富、民权、民爱、民族的“五民”社会构想。

    2,目标:“五有”社会:学有所教, 劳有所得, 病有所医, 老有所养, 住有所居。

    3,其主干形态,在政治上是加强中央集权,扩大民权,约束官僚主义权利。并且区分了真假社会主义,正当官权,官僚特权,官僚主义以及服务型政府公务员的概念混乱。在经济上是以扩大内需,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建立动态协调的经济结构为目标,以公有制经济为主公私互补的形态出现。文化上,是以促成民族内部的协调,突出传统文化中和平善战的文化形态为主干。

    4,其具体措施多数基于现实,如重提平均地权,解读中国93年后经济失误等一系列措施来反特权,反官权(反相互勾结、贪污腐败的官权),反垄断,反黑恶势力,反歧视,反腐败。

    5,其主张部分超前,但体现了中国思想界的复兴趋势。去年和刘闯老李同志交流时,提到以下几点:

    一,公民遗产的世袭制要废除。

    二,腐败问题,只是科技和时机尚未发展到合适阶段,不多说,说一套应急的组合。1,公民单账户对应制。2,要求公民财产透明化,由要求管事人财产透明到要求全民。3,货币期限法。纸币按其图案,有使用的时间限制。贪污者在以上体系下,往往只透明表面该拥有的部分, 贪污部分往往以纸币形式隐藏起来,很难追查。换币之策可以逼迫黑暗财富自动上堂,来到银行兑换。 到时可以根据公民单账户制度登记,贪污一查就明。这可以让你贪污的东西马上变成废纸,改革打击现在非法的官僚资本,这招也该用上。4,和其他外国银行合作,要注意限制公民多开账户以便洗钱,并通知合作银行,凡是申请新账户的公民都要有其财产数据反映在国有银行单账户上,否则一旦查出贪污问题,中国人民的损失由国外银行赔偿。中国只通行人民币,凡是大量兑换国外货币,都要有正当理由和受审查,要移民国外中国公民兑换使用国外货币一律用个人单账户在国有指定银行兑换,国外任何其他银行都不具备人民币和其他货币的兑换权。从而剿灭非法货币的外流,配合以货币的有效期限,消灭中国人民不该付出的损失。

    三,人际关系的革命:只要有一天一个人的收入是由另一个人所掌控,人类社会的物质性就决定了人类社会将会永远有不公平竞争,以及一切不公平现象。提出人际关系的革命,其目的便是为打破因物质制衡关系和血缘社会关系的腐蚀而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如权利世袭,靠血缘吃饭等。建立一个由个人完全掌控个人收入的制度,这种制度直接仿照天道,天道酬勤大公,容万物竟高低的中心构建而成,其收入直接和个人的品行及努力程度有关,尽量与其它人无太大关系,从而促使人类关系的革命,促使人类向真正的相亲相爱互助合作的方向发展。

    四,工资夹逼制度,工资封顶封底,以时间为轴,不断夹逼其狭窄度,以体现并对应人类社会发展中人与人之间巨大差别的逐步消除。

    这些观点能够和民派里的一些朋友在思想上有深入层次的相通,我由此想到,自己和这些朋友们都还年轻,中国以后还会有更多类似想法的人,中国的思想界正在复兴。

    民派思想好像有如下因素,整合斯大林模式,毛泽东模式,邓小平模式,西方资本主义模式,南斯拉夫模式,而结合当前实际(如社会政治形势,网络技术形势等)力求通过各种手段(如税收,工资高低,社会产品基本价格决定下的社会经济环境的调控,货币供给改革等)达到一种动态均衡的社会结构。

    从上所述,我确定21世纪新社会主义民主革命思想即民派主导的思想,其实就是中华民族当前首先应该复兴的思想,这是中国思想复兴的第一阶段,因为中国要复兴首先必须要解决官僚主义和殖民主义对中国人民的压榨,否则他们会把中国引向封建性质浓厚的殖民地社会。而中国复兴的第二阶段则应该是以更加深刻的新左派思想为主导,这些都是客观形势所决定的。

    我们知道,中国人自从鸦片战争至今,尽管磨难重重,但始终不改中华复兴之伟大志向。今天又一批新人怀抱这这个伟大的梦想,站在了民族复兴的前沿,以张宏良教授为代表的新左派思想者和以仲大军先生为代表的民派思想者无疑便是这无批人中的先驱力量以及未来民族复兴的核心力量。那么思想界当前最重要的便是完成好这第一步战略,即建立在人民统一战线基础上的反官僚主义反殖民化的21世纪新社会主义民主革命思想的胜利。在此,简单以他民双方定义,分析一下双方优缺。

    他方: 官僚主义思潮,殖民主义思潮,伪自由主义思潮,以官僚主义为老大哥。

    民方:人民统一战线。新左派思潮,民主右翼思潮,民派思潮,以有容乃大的民派思潮为核心。

    他方特点:1,官僚主义为要害核心。2,全局牵连,组织性强,信息化水平高,协同作战能力强,3,社会闲余可用财富集中力强,财富支持下的后勤物质保障力强,装备质量高。4,邪恶性质强烈,代表非正义,野蛮,腿步,精神颓废,失道寡助。5,人力资源有限。6,隐蔽性由高到低,逐渐暴露。7,核心力量主要分布于大城市,肥职等肥大地带。

    民方特点:1,以实现五有社会为目标,与中央保持一致,要照顾到军方,便于维持其思想领域不见硝烟的和平战斗形态。2,代表公平正义,得道多助。3,扎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和爱国文化之中,潜力无穷(民间仅仅藏兵就何止百万)。4,逐步觉醒,由弱到强。由配合力,经济力,人力的初步弱小,逐步强化。5,各阶层矛盾为次要矛盾,官僚主义与人民统一战线矛盾为主要矛盾,但内部团结仍然需要不断花大力气。6,人人战,处处战,时时战的人民战争形态。

    中华民族崛起,21世纪新社会主义民主革命思想的争取胜利的斗争是当今中国思想界思想战线上的第一个大战役,此战的胜利与否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命运,甚至可以说决定着中华民族将来受难还是崛起,任重道远,新左派任务可能更加重,如果在这次战役中愿意投进兵力的话,可能会有意外发展,因为这场思想战役中的主力,无疑应该是替最广大人民说话的最具革命性的那一部分人。

     反特权,反官权(反相互勾结、贪污腐败的官权),反垄断,反黑恶势力,反歧视,反腐败;维护公民权利,维护人民的各项经济权利,社会权利和文化权利;维护民权,改善民生。这一系列目标无疑都是压在新左派肩上的重担,如果可以善于团结,集中兵力攻其要害,善于取势,灵活用兵,突破官僚主义,殖民主义,伪自由主义的联合绞杀为期不远。

 

 

发件人:"王学成" <wxch1102@163.com> 2009-06-08 17:30:58 +0800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大军先生,还有助理先生,您们好!

民派的旗帜是什么?

王学成

大军先生,还有助理先生: 您们好!

    最近常常作为一名读者关注大军网!贵中心提出民派,作为一名普通中国学生,表示祝贺!

    作为这种存在,其生命力主要取决于其核心纲领,困惑的是,其核心纲领是主举社会主义方向的新社会主义旗帜,还是主举资本主义现成的西化派旗帜(或者说是资本主义旗帜),还是没有主举的方向?由于贵处没有明确,自己和一些朋友便迫不及待地想关心问问。是的,很想明白主举什么旗帜!中国崛起需要一个广泛容纳各个政治派系的旗帜,民派可以是这样的旗帜,但新社会主义的主导方向民派是否坚持?这是不少朋友的疑问!

    以为中国的出路不在自由主义,不在民族主义,不在美国宪章主义,更不在伪自由主义!中国的出路应该是整合斯大林模式,毛泽东模式,邓小平模式,南斯拉夫模式,西方资本主义模式(美国模式为代表)基础上的新社会主义。这新社会主义应该包括加强中央集权,扩大地方民权,限制官员的非法权力,应该包括最大限度地照顾到人民大众的全民需求型经济的建设,应该包括优秀精神文化的崛起,应该包括信息化时代的信息化贯通。这方面的思想,大军先生如何评价?不知仲老师是否认可新社会主义的旗帜,周围一群热爱大军网的朋友们很想听到大军先生的简略思想。

    和新左派的朋友们交流发现,新左派的思想者们,对于大军先生处的民派是充满了怀疑的。决战有一篇和尚要拆庙的文章很有代表性!民派可否愿意做必要澄清?不知民派是要拆社会主义庙,还是建新社会主义的庙?我和一些左翼思想者沟通,在这方面找不到确切证据来宣传民派,宣传大军网!

    上次发文“21世纪新社会主义民主革命思想的胜利是中国崛起的第一步”,大军先生对于文中的不当之处是否可以给予学生几句话的简单评论。中国当前许多人只知道在乎高官富豪的评论,但是也有少数一部分人很在乎仲老师的评论!

    王学成 (学生冒昧打搅,心中自然驱使而为)。

 

 

发件人:"ylsljz" <ylsljz@163.com> 2009-06-07 21:38:36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投稿 辑先生女士:希望推荐本篇

中国民间推力对后转型中国目标与路径的选择

陕西  李建中

一、中国社会后转型期的预测与政改的艰难性

    1、中国社会后转型期的预测

    本人预测中国社会后转型期从2009年起算大约需要24-29年。后转型期预测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后转型政改推动期与后转型政改完成期。前期历经3-4届政府计14-19年;后期历经2届政府计10年。这个后转型期是这样估计的:

    本届政府还有4年任期。本届在2008年换届选举时已将下届班底配备好了,下届只需稍作加减惯例也会两届连任又是10年,三届合计14年(也就是说,如无内外特别力量挤压,现行制度还会坚挺14年,也是民间力量不断鞭策当局推动政改的14年)。之后也许会有变化,届时如果没有较大变化,前期也许会再延长一届合计19年(而这届政府就不-定像往届那样获得连任,也许只能任_届5年),之后才会有变化。后转型后期历经2届政府计10年,如果届时修宪每届政府任期为4年的话,则为8年。因为前期已经对民主政治制度的改革作了相当的推动工作,后期两届政府8~10年就可上轨道完成。当然,如果国内外民主化潮流刺激催生出变局,后转型期的24-29年也许会缩短到14-25年,反之,也许会拖长30年、50年也有可能。显然,中国社会转型己经熬过了扭曲的市场转型30年,后转型还要再熬漫长的30年。苏东骤变式只用数年,台湾政治转型只用十数八年,而我们大陆中国乐观估计也得60年,也许会更长为又一个争共和百年,这对与同期历史相伴的几代中国民众来说,无疑是十分痛苦的。本文力主民间力量鞭策,就是要力争缩短这个过度期,或在这个过度期能推动政改不断迈出实质性的政改步伐。

   2、中国社会后转型期政改推动仍然艰难

    一是受制于中国高层观念与能力的制约,这是主要因素。中国现在的执政核心是中央政治局,成员的年龄构成在60-70岁之间,属于新中国同辈人。他们都是从学校到机关走上仕途,始终处在中国最为优越的干部阶级。他们全都接受的是毛时代的愚忠教育,创业难守业难永保中共红色江山万万年,这是他们忠于前辈提携的理念与传承江山的执政宗旨!至于外界传言的党内有保守派与改革派之分,完全是-种想当然的猜想。中国高层执政团队既没有鹰派鸽派之分,也没有保守激进之说,用当局-贯的话说,就是全体政治局成员都忠心团结在以党书记为核心的第某代中央领导集体,无坚不摧。

    中央政治局成员的学历专业大都是国内大学理工科,他们缺乏国际视野,也不具备政法专业政治家的宪政理念;新中国60年也还没有奠定一个共和制框架:他们也就缺乏共和意义上的经邦治国之胸怀与宪政改革之能力。他们是在_脉相承的专制体制下历练了专制运作而升到执政高位的,他们的特长也正是操控专制发展专制。因此,面对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他们是不会像蒋经国那样对历史作出交待的。

    2008年金融海啸引爆以来,"世界看中国"、"中国救世界"的论调不断从媒体爆出,甚至有报道说美国效仿"中国特色",西方世界兴起"中国化社会主义"。这就更加坚挺了中国执政高层的固执态度-一中囯式制度优越决不改变!其实,美国是由于疯狂追求高自由高福利目标之下才出现了-个暂时性曲折,欧洲国家由于经济关联度甚高而遭受波及重挫。中国畸型的高速度与高稳定,只是保障了一个奢靡政府的可持续挥霍花销,这种低自由低福利模式怎能为高自由高人权的西方国家仿效呢!

    二是受制于中国地方官员障碍与地方割据制约,这是次要因素。中国地方省厅级县市级官员,他们都是吮吸腐败社会乳汁成长加游刃于潜规则官场进升的55岁左右的“知识化年轻化”官僚团队。他们大都属1955年前后出生,接受毛时代愚民教育加上后毛时代紊乱的思想体系,奠定了这茬人心囗不-善自为谋的主导性格。1980年前后大学毕业工作,更是在改革30年官场潜规则的海洋暢游,使这茬官僚确立了利益至上的做官信条。

    后毛时代的分权放权,地方官员想方设法膨胀机构,千方百计把自已家族亲友及上级托付人员拉进权力机关,织就了一个个强大的“官系网*关系网=天罗地网”,逐利极限化的地方割据已经形成。现在,他们正在根据自身的条件热衷攫取最大利益:有的通过政绩工程加潜规则正在逐级向上爬;有的则在经济方面拼命捞或在人事方面广为安插;有的大量洗钱时时准备外逃;有的利用公权疯狂换取期权做退休兼职或坐分干股的打算……因此,地方官员对社会的良性改革毫无使命感与责任感,对中央不产生任何正向的积极影响。

    鉴于上述,中国的政改也就非常的难以启动,局面非常的无法改观。中国民间力量的鞭策也就任重而道远。

二、中国社会后转型的目标选择

    中国的社会走向,也必然会汇入世界民主大潮,转型后的中国,也必将成为民主社会:这个趋势与结果是不依任何专制势力的意志为转移的,是确定无疑的!但后转型中国的路径与目标选择则是不确定的。这种不确定动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国内因素,也有国际因素,既有官方因素,也有民间因素,既有偶然因素,也有必然因素......虽然官方因素在中国是决定因素,但民间因素也是可以推动变数的重要因素而不可悲观菲薄。不同选择之利弊,对广大国民而言差别是巨大的!根据已经过去的历史轨迹来预测,中国的后转型目标选择将会呈现以下四种情况:

    第一种,即现行官方主导民间屈存的“渐进式”改革,亦即被称为中国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改革转型。“中国式”与“初级阶段”都为权利的绝对化留足了空间。这是一种官员特权绝对保障、民众人权绝对虚置的社会转型。当今中国式社会主义:权力系统,是由庞大政权机关加奢靡财政供养相结合的超强官员专制集团系统;扏政团队,是吮吸腐败社会乳汁成长加游刃于官场潜规则进升的55岁左右的”知识化年轻化”官僚团队;执政宗旨,是建设官员特权绝对保障与基本人权蔑视共存的中国式官员专制社会主义;转型总路线,是不计代价追求经济总量发展加政府奢靡供养型财政政策,以保障权力集团的奢靡需求与财富独享而不惜拖住历史前进脚步的社会转型路线;执政方针,稳定压倒_切的暴政加让步政策安抚弱势的硬软兼使政策;执政阶段性结果,官民贫富两极分化加官民矛盾暗流汹涌的尖锐冲突社会;执政目标,中国共产党永远一党执政加各代领袖发展马列主义的领袖理论指导,以实现“红色江山”万万年永不变色。由于这是-种官员集团利益主体化最大化、民众利益边缘化最小化的社会转型,因此将会是权力集团始终会坚持下去的社会转型。又由于宠大的权力机构与奢靡的财政供养结合而成的全世界绝无仅有的超强统冶集团,已成为权力意志绝对化之支撑,民间呐喊可以充耳不闻,民间抗争可以消灭在萌芽之前,因此,民众也就只能始终无可奈何地屈存。这个转型已经经历了30年,后转型乐观估计还要经历30年,悲观估计再坚持60、70年的可能性也很大。用官家权威的话说,政策100年不变。如果这种转型得以坚持,那么中国人民将继20世纪百年痛苦之后再次继续承受21世纪的百年痛苦!也就是祖孙八代的痛苦!据学者论证:''走向共和,现在比清末还要艰难!''

    第二种,是被学者们称作急进式的改革,即在偶然机遇下改革力量聚合促成政局巨变的改革,即像已发生过的苏东巨变那样,这种转型会带来快速结束专制并快速确立民主政冶制度的好处,局限性是由于情况的急速变化导致各方准备不足,结果会有好有坏:由于东欧国家有传统的民主基础,一部分国家像波兰匈牙利捷克等国很快度过了阵痛期而获得成功;而苏俄则在一段时间出现了严重的秩序混乱,参与的权力趁火打劫,在私有化过程中权贵对大型国企进行更加疯狂的抢夺,民众同样要经历短期急剧变化的痛苦。我们国家面对民主改革的调节能力和国民控制能力均低于俄罗斯及东欧国家,当我们出现巨变时,情况也许会比苏俄更糟。这是一种推测,另一种推测,因为中国政治对传统暴力镇压的尊崇,对民众意志传统上的蔑视,这种情况在中国出现,会带有非常的偶然性,也许会再等它个30年或50年,也许根本就没有可能。

    第三种,是开明领袖主动开放党禁转型式,即在民间对民主政治改革的强力抗争下,执政当局领袖比较开明,能顺应时世放弃_党专制,主动开启民主政治,就像中华台湾地区的社会转型一样。上世纪80年代,台湾党外运动和新兴社会运动此起彼伏,相互合流,迫使蒋经国采取容忍策略逐渐减压,以放逐制代替了监禁制。他在庆祝“双十节”致词时宣示:要对历史、对国家、对十亿同胞、对全体华侨有个交待。于是站在历史关口的蒋经国,算是坚定不移地开启了威权体制向民主政体过渡的转型之门-一解除戒严、开放党禁、开放报禁、铺开宪政蓝图底牌,启动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民主工程。晚期蒋经国超越个人、政党和时代的局限,最大程度上发挥了个人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不过,这种转型的发生必须有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民间要有-大批不怕坐牢牺牲的民运勇士去推动;=是执政当局中要有足够胆识的开明领袖人物回应来铁腕推动。反观中华大陆地区,这两个基本条件都不具备。与台湾地区相比,大陆执政当局-直以来就没有宪政共和的理念,有的只是高压专制,因此也就不会提供产生上述两条件的土壤。当然,现在不俱备也不能排除后转型期始终没能具备。也许在国际民主运动大潮的裹夹之下,在台湾民主的倒逼作用之下,大陆地区碰撞上某一机缘也会发生趋同转型,也未可料。总体而言,大陆的政治家素质与公民素质都远不及台湾,即使发生趋同转型,也不会达到台湾的同期水平,再过20年也难以望其项背。如能出现趋同转型即使后滞台湾,也未尝不是幸事!

    第四种,是官民合力推动瑞典式民主社会主义社会转型,这是近年来-些社科学者考察瑞典后在不断宣传的主张。民主社会主义的最根本特点就是通过党竞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公平正义。瑞典人民党与社民党竞争执政(从1930年以来,瑞典工人阶级政党社民党几乎一直连续执政,只有几次因过度福利政策引起效率下降而导致短暂下野,竞争引发社民党不断调整执政思路,又卷土重来成为连续执政的主要执政党),结果使瑞典成为全世界人均最富国家之一,也是全世界生活质量最高国家之一。瑞典公共部门与其他西方国家相比非常之大,铁路邮政电讯网络以及大多数能源和基础设施均为国有。公共部门负责为社会提供教育保健和公共福利方面的服务。从摇篮到坟墓,都由社会提供保障。瑞典的高福利得益于高税收,但这是一种有利于劳动人民的制度。瑞典公民每年享有两个月的带薪假期,加上各种节日,一年有100多天的休息日;按人口统计,瑞典人拥有汽车、游艇、电话通讯、家用电器等方面都名列世界前茅;在住房方面,瑞典人均住房面积达45平米,几乎100%的居民都拥有夏季别墅;在医疗卫生方面,完善的医疗卫生服务使得瑞典成为世界最长寿的国家之一,婴儿死亡率不足7‰,为世界最低(瑞典95%以上医院和医生属于公立,私人医生不到5%);在教育方面,瑞典保证了每一个公民无论贫富,只要自己愿意都可以接受高等教育。瑞典也是世界公认的最廉洁的国家,多年来其政府廉洁度都在世界前十名以内。瑞典民主高度举世瞩目:瑞典首相年薪与一般工人相比,纳税后为2:1;首相住在居民区,没有保镖,出入不带随从,家中无公务员和厨师,上下班乘公共汽车或开私家车(法律规定,专车只有对议长、首相、外交部长、国防部长等少数几位领导人公务才配给)。瑞典社民党执政半世纪,中央党部仅60多人,一个省委仅五六人。至于个人津贴,除了党费之外,政府只按其进入议会的人数定额给予。

    把以上四种社会转型的目标选择进行比较的话,第四种显然对中国来说应是_种最优转型选择,也是一种可以争取的转型选择。

    第一,这种转型有马列主义与历史经验支持。恩格斯领导的第二国际和社会党,主要代表的是欧洲发达国家,主张通过选举进行和平改革过渡,因此有瑞典式民主社会主义出现;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和布尔什维克党,代表的多是欧亚落后国家,因此倾向武装斗争,产生了俄式专制社会主义。两派都信奉马克思主义,都以社会主义为目标,但作法迥异,而结果对比更是显明:瑞典在20世纪初和当时的俄罗斯不相伯仲,都是贫穷的农业国,苏东专制社会主义在人民不断反对的声浪冲击下最终垮台,而瑞典则建成举世瞩目的平等均富民主社会主义。根据马列理论与国际共运成败经验,我们有理由选择瑞典式。谢滔先生2007年发表的《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个主题观点应成为中国官民的共识,但他把中国式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混为一谈却是极其谬误的,自然也引起了许多人的批评。至于有人喜欢纠缠科学马克思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或者民主社会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民词概念考证争论,我认为毫无意义。

    第二,这种转型有中国现实的国情与民情支持。中国是-个由改革前的贫穷大国变成改革后国富民穷官富民贫两极分化十分突出的大国。官方的政策与讲话一直在讲要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其实是中国式官员专制社会主义;而人民要的是公正均富的真社会主义,也就是类似瑞典式的民主社会主义。既然官民都讲社会主义,这就给民间鞭策官方回归真社会主义留下了空间。也就是说,在理论上民主社会主义易于为当下中国广大官民共同接受;在实体转型上则更符合中国广大人民的要求。但这里有一个错结需要解开:由于国民对苏联式、中国式社会主义都不满,当局就搬出个“四项原则”压服不同异议人士。其实马列主义社会主义更严格,官员应绝对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而不是虚假囗号掩盖下的狰狞权贵;富人要接受更严格的税收调节公正(甚至没有超大众富裕的特别富人)而不是身兼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变成红色铁竿资本家。因此,现在不该是当局坚挺中国式社会主义有理,而是民众质检打假向当局维权索债一一要回真社会主义有理。然而执政当局_再声称:反对照搬西方民主,我们老百姓可以同意;官方又声称''瑞典式民主社会主义也不适宜中国'',我们就必须反对并争取!民主社会主义的实质,就是通过党竞政治实现现阶段最高程度的公平正义。然而当局最害怕的就是党竞政治一-共党失去政权,“红色江山”变色。

    有鉴于此,民众在自已意志未能变成权力意志之前,只能选择功利性的低代价低目标路径去努力一一不要求两党轮流竞争执政,而且坚决拥护共产党党政合一高度集权执政,但必须是党内分派竞争执政:一派自然会坚持现在的中国式社会主义;一派可新提出瑞典式社会主义:让人民选择。这样的折衷,既可以满足中共一党执政既定方针不变的心理,又可为鞭策转型民主公正的真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争取努力的空间。如果官民共推,10年即可上轨;如果官阻民推,会拖延30年遮几完成;如果官否决民屈存,优选之项一样无望。

三、中国社会后转型的路径选择

    鉴于上述,本文提出后转型路径选择(重点是前段14年的路径选择),包括以下五步:

    第一步,先积极争取两项最基本的民主权利――批评权与结社权。可用2年时间争取二项的初级权利。

    众所周知:宪法规定的公民言论权、结社权、选举权、申诉权、迁徙权一直被虚置,游行集会示威、罢工抗议权敢脆被取消。考虑到这些权利的全部落实在近期无法争取到,民众的期待也只能推后一-国情就是国情!从急迫性、功利性与可行性考虑,民众可以从争取这两项最基本的初级权利开始,走出争取民主权利的笫一步:

    (1) 公开批评权。开放公民在各种媒体与民众参与的会议上,有权批评政府官员与单位领导,这个批评权应受到绝对保障而不被打击报复(故意捏造事实的除外);争取全面开放网络批评,官办平面媒体应开辟舆论批评专版,权力机关必须对舆批评作出回应,相关职能部门必须对被批评者调查核实问责。这项权利宪法已有明确规定,但是被虚置,我们现在就是要鞭策落实(近期国务院颁布的人权行动计划,只是政府回应国际人权运动压力,通过政府部门间的联席会议确定对人权禁闭作一点点放风式宽松的施舍,而非基本人权的解放与保障。以表达权为例,只给吃官饭的新闻记者以评论保障,还不是给全民表达权保障,对互联网舆论反而是加强“依法管制”,可见言论权的争取会是非常艰难的)。如能先争到这个初级的批评权,也就等于迈出了争取民权保障的左脚第一步。至于开放报禁与完全的言论权保障(颁布新闻法,允许民营各种媒体,全面保障言论权),应在4年之后的下届政府任期鞭策,力促下届任期内或下下届任期初兑现

     (2)民间社团组织运作的权利保障。在短期内,呼唤政府颁布一项行政法规,以开放公民独立组建工会农会个协、单位职代会、自由职业者协会、学术研究协会、民间智库等一般性的民间社团(强势的工商资本家倒是可以独立组建商会了),使民间社团能和政府部门进行实质性互动,能真正参与单位管理以及对领导的监督,能有效介入劳资间的纠纷谈判,这样就可启动公民社会建设(现行干部制度的官本位与终身制,加上国家权力通过单位制、等级制、户籍制、牧民制全面覆盖社会生活,从根本上扼杀了公民社会产生的可能性)。如能再争到这个结社权,也就争到了与官方资方强势集团进行最初级的谈判权利保障。这就等于连续迈出了争取民权保障的右脚第一步。这个初级结社权,本届鞭策,力争本届任期部分兑现,下届任期全面兑现。同时,希望通过民间社团的活跃来促进党内分派竞政。本届任期可以不进行民间组党鞭策与组党实践(海外除外),组党鞭策与与组党实践也许会在9年或14年以后。有批评有谈判,才有搏弈的资格与力量。走出第一步,才能走动第二步第三步。

    本人多年期待并呼唤过网络结社,但终未出现。现在看到大军网“中国民派”思想阵线诞生,深感这是中国划时代的大事。本人愿意成为旗下一卒,也希望中国民间力量在这面大旗下迅速聚集。

    第二步,鞭策权力机关取消暴力行政司法,保障公民最基本最原始之人权,一年内即应获得完全保障。

    当前最突出最野蛮最违法也最容易扼止的有以下几项:

    1、 取消行政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随意拘留、羁押、传唤、抓捕、收容、劳教污辱公民的违法行政司法行为。尤其要取消因公民批评政府及官员而被抓捕拘留的侵犯人权行为。

    2、 取消行政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向公民乱罚款、没收扣留小摊贩或个体工商服务户财物。

    3、严格禁止城管、派出所砸摊子、打人骂人、扣人取保寻租等土匪式暴力执法行为。取消城管机构。

    4、取消“5人以上信访为非法”的反人民规定。取消劫访、羁押访人的侵犯人权行为。

    5、民事刑事庭审,诉讼各方都有辩论权利,禁止法官用呵斥语气剥夺当事人的辩论权。

    6、取消县市政府反人民的保安二警力门禁制度(与此同时,政府还应禁绝企业豢养保安、拥有自卫队权力及行为,两者已构成一种法西斯现象)。县市政府门禁既非禁卫美帝苏修台特,也非禁卫地富反坏右,也非警卫偷盗抢劫犯罪分孑,也非禁卫黑社会势力,而完全是禁卫公民上访的。民间力量应鞭策县市政府开放门卫。要鞭策政府全员接访,天天接访,责任接访,效率效果接访一一这是政府第一职能!人民政府频使暴政并拒绝压迫公民访问,这是人民政府自身异化反动,是古今中外未有过的政治大笑话!政治大倒退!

    7、对实施上述暴政行为的干部有两次以上记录者,应予辞退处分。

    第三步,弱势民生的特别救助,鞭策-届政府任期完成。

    走出第-步,有了谈判权,就可同时走出让弱势喘过气来的第二第三步一一鞭策当局对弱势民生由让步政策安抚转向平等国民待遇,这是民间力量在这方面鞭策的一个重要目标(尤其是公共知识分之,从来就是以天下为公的)。但考虑到权力集团满足于民生点缀式安抚,不肯作实质让步,从可行性考虑,当前目标主要是争取对弱势民生实施困难救助,范围基本民生及相关问题计11项:

    (1)个体从业者收入与工作室、中小企业盈余“标准线”下税费普遍性''法定''减免。个体从业者,包括农民、城乡个体工商服务业户、自由职业者、下岗失业个体经营者、大学毕业生个体创业者、辞职辞退公职人员个体创业者、临时工小时工等从业人群。所谓''标准线'',应参照现行城市职工1600元纳税标准线考虑。对于启动与成长的工作室中小企业、特别是那些本属于公益性民间学术咨询服务性机构被强迫推在工商局注册的工作室与小企业,纳税应予普遍性的''法定''减免。

    (2)个体农业的足额政府补贴。在没有土地所有权下而又必须从事高成本低收入的农业,农民实际上就是国家政策束缚下被政府所强制雇佣的廉价务农长工,永甸制下的甸农。现行减免农业税的让步政策具有迷惑性,农民的低收入又被高价医疗教育住房农资公关罚款强制性掠夺还不够。在土地所有权没有归还农民之前,就必须实施普遍足额的政府补贴!进而鞭策政府让粮价与国际接轨,解放乡村户囗封闭管制,真正改善农民的国民待遇。

    (3)对诸如矿难、交通肇事、恶病大病、飞来橫祸、行政侵权灾难、家庭自然灾害等突发灾害造成的家庭危困,政府应实施法定紧急全额救助,这是政府不容推御的强制责任,2年内实现,而社会救助只是补充,是自愿。

    (4)2年内实施全民覆盖的各类初级医保,同时废除县处级以上''高干''与离休干部的全额医疗报销与无病疗养小病大养的极其恶心的腐败制度。4年内完成城乡公私干群一体化三类(全民职工、私企职工、城乡个体业者)医疗保险制度,人的生命权健康权应先予争取平等。

    (5)全方位落实12年义务教育与弱势孑女教育扶助。

    (6)还城市居民宅基地无费划拨配额权益,并允许市民自助合作建房。政府在规划上、组织上、个体资格参与准入上,给予强制性规定并指导性管理服务。土地全民所有,公民住宅人权由此起步!

    (7)私企合同工临时工工伤职业病医疗费用,通过实行严格的企业全员参保办法解决。对于小企业抬高的成本负担,政府应在税收与医保上给予相当的支持。

    (8)对老弱孤寡与残体残废人员的生活费补贴照顾,政府应全社会逐个逐户覆盖!

    (9) 4年内实现覆盖全民的初级养老保险:城市中央地方党政事企所有公职人员一个标准;民营企业一个标准;农民与个体业者一个标准。

    (10)调整个税累进累退制额度、调整中央地方分税制倒挂,开征物业税、遗产税、利息税、赠予税。这些税收作为上说民生补给。相关的新税立法与旧法修改不需花上十几年,新法1年即可颁布,旧法2月就可修毕,瑕疵边实践边修改。

    (11)国营垄断企业,全社会聘任专职经理委托责任经营(管理层取消行政级别,收入不得高出行政3倍),国企盈余除税费积累外,应以债券方式向全民分红。国企是全民国企,不是单位国企。

    显而易见,这些最低限人权之获得,最紧迫的民生执政任务之完成,现代社会不管什么主义,什么社会制度,什么党派执政,都应予以保障!都应在一庙任期内就完成!这些是经邦治国之现代常识,不需任何主义与理论争论。

    第四步,鞭策决策层精减冗员与裁减供养

    本项是中国后转型前段推动政改的核心任务,它的成败将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两大要害层面:

    一是减员减供弱化权力系统,可以减轻冗官供养与奢靡官供对人民造成的残酷剥削与压迫。当今中国,权力腐败的最显豁最极端的表现是公权力及依附公权力机构设置太过庞大,干部编制太过冗杂,财政供养太过奢靡,财政流失太过巨大。这无疑是权力对广大人民公然进行的一种残酷压迫与剥削!

    二是减员减供弱化权力系统,可以弱化反腐败与启动政改的制约因素。因为30年的扭曲改革已经形成了一个官学商干四位一体的强大既得利益集团,他们不愿意发生良性改革而触及到他们的既得利益。而庞大的政府权力机构加奢靡的财政供养已经成为一个超强的专制系统,也确保了既得利益集团的意志不容转移:于是反腐败无法破局,因为反腐败的实质就是反滥权反渎职;于是推政改无法启动,因为政改的实质就是限官权保人权。

    面对如此国情,当局的机构改革政策只是不突破原有编制,也就是对现有的超庞大编制要继续保持而不作裁减;当局建设的节约型政府就是每年财政供养零增长预算,也就是对已经极度奢靡的财政供养还要继续保持而不作减供。只是在汶川大地震之后才表示要削减5/100,在国际金融海啸波及下又改削为10/100,至于实际执行的情况则又当别论。彻底精兵简政,必须通过集约化的运动式进行,对所有贪官、冗官、庸员、冗员进行优待辞退。裁减贪官,可在追回公款的情况下辞退,并免予追究一切党纪政纪与刑责(即保留党籍与一切荣誉,没有党纪政纪处分,更没有刑责处罚;但对被动查出或不交出贪贿脏款的除外),而且还要责成社区养老保险落实的给出路政策。对于一般冗官冗员,则发给相当额度的安置金辞退。以此为原则,鞭策当局1年内制订出新的组织法、人事编制法、预算编制法等相关法律与配套实施条例。

    精兵简政范围:

    (1)党政合并;(2)行政部门重叠分散机关归并(同时撤消驻京办外联办);(3)政协、各民主党派常委及所有非执政组织全部与财政供养脱钩;(4)原来依附党政部门由财政供养的社会团体及社会性质的事业机构,全部转制变为会费与捐助自费供养(教育医疗等特殊公共部门除外),取消所有专门为收费设置的行政与事业单位(所谓自收自支单位);(5)党政部门管辖的企业、招待所、干休所、培训中心剥离转制;(6)党校干校专制:中央党校转制为中央政法类大学;省党校与省管政法类某一大学合并;市县党校一律改办中小学校;部委系统干校、培训中心一律移交同级地方职校或改办中小学校(如党内决意保留党校,则全由党费供养);(7)地级市政府机关下放为县级市;(8)人大改革为薪酬专职制。简政精兵的总比例大致为:减去2/3的冗余机关,减去2/3的冗余干部。

    裁减供养,过度时期应学习发达国家经验,并结合无执政责任无执政能力的国情从严起步:财政公务支出预算应实行零基数节省预算;鉴于政府公信力的完全丧失,预算班孑应由财政职能部门、社科院专家、人大有能力的常委委员或代表、民间会计事务所四方专家合成预算编制班子操作;编制在媒体全文公布接受全民修改意见与监督;职能部门每一季度作一次余缺调正与监督检查;年终对违纪违规人员必须作辞退与开除处分:从而挤出所有的浪费与流失,使该部分资金全部转移到公共品供给方面。由于当局也常在喊政府改革、节约型政府等漂亮口号,民间鞭策可以理直气壮,可以公开发声。裁减财政供养,2年就该达到。精简冗官冗员,民间理想的目标是在-届政府任期内能完成。如果中央有决心,是可以实现的。但联想现实,大家也明白很难很难。咬牙容忍,最迟也不容拖过下届结束,在9年内彻底完成。

    第五步,鞭策决策层启动责任政府建设,排除政府职能障碍。鞭策1届政府5年任期完成。政府职能障碍,即政府管理职能的减弱或丧失;排除政府职能障碍,就是排除政府官员执掌公权而缺失责任或逃避责任的障碍,内部制度建设内容包括排除障碍与责任制度建设两个方面。排除政府职能障碍的方法主要是清查干部,追究政纪责任,辞退冗员。责任政府制度建设:全国立即强势启动:一、政府机关组织制度建设,包括机关人事制度、政府机关上下隶属与左右协助关系制度、领导竞岗竞选制度、政府机关绩效评估制度等;二、公务员行政职能制度建设,包括公务员基本职能制度、运行职能制度、考评奖惩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建设;三、控权监督制度建设,内部监督制度包括上下左右网络自控系统、监察、审计等专门监督。外部监督制度包括司法、人大、政党、社团、当事人、新闻等监督制度。

    与此同时,根本性的制度建设也应同时启动,比如举报立法、实施普选的选举法修改、强化相对人监督的监督法修改等项,1年即可完成;强化普选与专职化议会化的人代会改革、司法独立改革等项,1年后可以启动;官员特权制度废除,1年即可实现;中共内部分派竞政改革,下届即4年后开始鞭策启动。这些大政改革其实并不难,只是被官方与学者神密化而搁置罢了。比如普选改革,可实施以社区网络为节点的投票站操作,既简单又省钱。有路不去走,偏要涉水过河摸石头,这是中国式政改的歧路。以往的三讲教育、中央巡视制度、基层挂职锻炼、末位淘汰制等形式主义,既花费大量公款,又无丝毫效果可言,因此党政分开、政事分开、政企分开的职能转变改革,也就始终无法实现真正的分开与职能转变。而公民普选,则可一法根治。

    第六步,为全面启动政改、实施宪政、建设瑞典式民主社会主义社会转型作准备,下届政府任期开始强力鞭策,下下届任期启动。当民众有了谈判鞭策权之后,当弱势也得到了喘息之后,当政府职能障碍初步排除与责任政府初步建设之后,就可鞭策当局全面启动政改了。也就是说在走出前五步的同时或之后,就可或先或后迈出第六步了。

    第六步主要内容包括:修宪共和,宪政治国。第三届执政期即10年后开始启动,争取在24年、最迟29年内完成。人大薪酬专职化民选改革、宪政意义上的政府改革、独立的司法改革、传媒民营开放改革、选举直选普选改革、基本人权保障全面落实、特权彻底取销、中共分派竞政攺革、开放党禁改革、修改确立共和宪章、颁布系列限权法等项(这些项目,专家们都有专论;本人也另有专文论述,此处从略;这里强调的是路径与时间点),在前三届政府任期即14年之前可作有先有后有快有慢有准备有实践的改革,在后15~29年内应加快动作全面完成。

四、鞭策措施

    1)舆论鞭策执政高层迈出政改的实质性步伐

   一是要上书说服高层正确认识渐进政改与激进政改的关系,也就是说要破除那种中国政改只能渐进不能激进的谬论,要认识到中国政改也要该渐进就渐进该激进就激进的道理。当年邓、胡(耀邦)体制对毛华(国锋)体制进行的政改,就是激进政改(1976至1979年的政治变局)。如果没有这-次激进政改,中国后来的市场改革能启动吗?中国官方与官方学者还-再否定苏东的激进改革完全是错误的。苏东改革固然不算完善,但苏东政治转型总体上是成功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不会忘记,为了争民权欲血奋斗几年十几年几十年还被领导层收割,激变讨回权力付出暂时紊乱的代价简直可以忽略不计。而且,部分东欧国家在经改上也非常成功。现在的东欧福利享受远远优于中国人民,如捷克福利能占到财政的1/3;匈牙利全体农民享有中国农民羡慕死的高水平福利;波兰工会要求公正不容任何权贵挑战,骤变时发生的MBO遭到骤变后清算而废止……中国用低人权換来的经济总量大发展,却主要供养了奢靡的政府。中国只经改不政改的渐进式反而“成功”的幼稚论调,其实是愚弄百姓的。

    二是要上书说服高层充分认识政改的决定权在民而不在顽固势力,而不应无限期坚持党国体制操之在党。2007年胡锦涛在四个会议上讲政改阻力时说,要取得共识是艰巨的,是要有时间的。这种拖延,对人民是交待不过去的。政改就是剥夺权力集团特权的改革,要让党内权力集团取得共识还有希望吗?中国人民为共和奋斗长达百年,进入新中国时期也己经等待了60年,还要他们等到什么年代?

    众所周知,鞭策高层是有风险的,当今这种风险并非是高层直接指示基层加以报复,而是基层讨好高层惩罚当事人高层默许。现在要寻出一些既要预防免遭政治迫害又要有推动作用的鞭策办法出来,以下5项可以并用,必须并用:_是呼唤各界上书政治局,必须是各界;=是社会运动积极分子游说一部分人大政协代表为民请命,逼其行使代表责任;三是关注国运的网民从大局出发用严肃的态度对紧迫而又可行的政攺集中发出呐喊,必须目标集中;四是呼吁全世界华人与国际民主进步势力支持,此项谨防''泄密罪''迫害;五是中国进步思想界人士应主动积极汇聚在大军网“中国民派”大旗之下,以最先进最务实的改革思想引领中国民间力量鞭策改革。如果各界民众联合鞭策并到位鞭策,就会把执政当局逼到不再徘徊的地步,庶几回应民声启动政改!

     2)民间提供大量政改文本方案支持促进政改

     众所周知,中国政府实行的是-种所谓宏观调控的粗放行政,缺乏策划行政(政府颁布的许多政策法规常常弊端百出)。两会代表提案也向来被民间讥讽为无聊提案,纯属粉饰民主。官方智囊机构编制杂多庞大,但他们的智慧就是如何准确地解释领导人的报告讲话,创新就是谁的颂扬调子更高-些。民间智库倒是有许多好意见好论文,但受到当局排斥连生存都很困难,遑论重视或购买了。至于网络上发表的好意见好方案,更为当政者蔑视而忽略。许多在职官员把心思都花在政绩工程与潜规则营造个人升迁上,无心政改。

    民间鞭策既要群起呐喊,又要改变方法一一将写论文方式改变为撰写策划方案!包括各种行政司法策划方案、调研报告、建议意见、一部法律法规政策条例的框架建议、策划选题论证、案例评析、规章制度设计等,比如宪法修改草案、中共分派建议方案、人大改革建议方案、财政预算编制修改方案、税制改革系列法律条例、精兵简政策划方案建议、垄断国企分红建议方案、废除特权建议、选举法修改草案、新闻法草案、社团法草案、社会保障系列条例、工资改革建议……以推动政府策划行政,提高执政能力。单写论文不行,比如讲监督的论文足可以绕地球几圈了,这个题目教授也不知评了多少,但官员们却懒得看,遑论行。现行体制让官员既愚蠢又懒惰,现在通过民间督导鞭策加现成方案喂养,让人民骄贯出来的浪荡儿子回头金不换。改革要少走弯路减少失误,要集中全民族智慧,要重视精心策划。2008北京奥运会作为 “国家政绩工程很成功”,就是举倾国之力加精心策划。如果我们把这种举国之力与精心策划用到民权民生民享的民本治国的正路上来,则国家幸甚人民幸甚!

    笔者建议:“中国民派”可与一家社科期刊合作改刊,或办一份内刊号简报,同时应联合一家网络广告共同策划,狂飚推广,向中外募捐支持,高高举起“中国民派大旗”!

    3)联合全世界华人华侨与全世界援华力量-起鞭策。

    对海外留学生的冀望。民间力量期待海外留学生学成归国,勇于担当为共和而做官,要以天下为已任当仁不让争取做官,以形成推动中国改革的领导阵营(虽然当代大学生由于当局长期实施愚民教育的成功而整体呈现幼稚化逐利化,作为应有国际视野的中国社科留学生群体一样浅薄化庸俗化。但他们中也不乏大批的姣姣者)。留学生不应满足于逃避海外享受自已一人一家的自由,也不要两眼只是死瞅着中国市场混乱中暴发的商机,满足于个人的发财致富与事业成功。今日中国,最需要的是海外归来的有国际视野的政治家与社会工作者,包括律师法官高级公务员外交官议员等人才,而不是科学家和企业家!至于海外留学生归国已经在职的中国官员,应形成一支积极影响乃至主导中国改革的中坚力量,而不应满足于享受体制附丽的特权而丧失使命感。体制内官员若能不太计较个人得失勇于担当,完全可以在自己的职权范围作出大的贡献。多人联合行动,完全可以改写历史。

    对海外华侨及侨商的冀望。民间力量期待海外华侨及侨商为祖国共和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出力推动。此外,民间力量也期待有大气派的海外侨商在对华投资经援上尽量示范国际劳工合作范例,比如以支持成立厂内工会,适当提高中国工人的福利待遇,改善劳工生产条件等条件,要求中国政府作相应的税费优待,使生产利益直接为劳工分享,而不应该老是成为官商分享的盛宴。相信侨商这种附加政改条件的投资,既可使侨商获得长远而稳定的投资利益,又可为推动大陆中国民主进步发挥支援作用。

    对台湾民主发挥倒逼作用的期待。站在中国大陆民间的立场上,我们对两岸当局的两岸政策都有批评:大陆的武统思想与军事威慑应该抛弃,不应单用贸易优惠与市场利益诱惑彼岸,而应主动积极开放台湾国际空间,惠顾台湾的平等与尊严;台湾也应放弃眼光短浅的小岛意识,不要只是利用大陆大市场投机賺黒心钱,而要勇敢挑战大陆既合作又竞争,以自己的民主政治倒逼大陆启动政改:让两岸真正互助竞赛,共生共荣。

    对美国人权批评援助由恶向善转变的期待。我们需要美国人权批评的支援。中国大陆人民在选举结社言论监督司法诸方面的人权缺失举世瞩目。如果美国对中国大陆人权批评集中在这些方面,并在两国外交互动中外逼中国改善,我们相信一定会发挥很強的促进作用。但美国人权批评援肋夹杂着肢解中国以维持美国独大的龌龊野心,比如支持藏独疆独,这样反倒刺激了中国执政团队坚挺专制的信心,美国肮脏野心不会达到目的固然为中国官民共同之心愿,但最恶劣的影响却是让中国人民的正义人权争取愈加困难。此外,我们也反对美国不讲策略效果的面面具到的批评,比如在宗教信仰的批评上,尽管中国目前有不完善的地方,但完全可以忽略,因为中国经马列主义的多次洗礼之后,多数人已是无神论者。也就是说宗教信仰已经不是中国当前要争取的人权问题,要的多反而连-样也要不到。希拉理访问中国寻求中国金融合作时不就是不提人权了吗?美国为自己讲策略,为什么在批评别国人权上就不讲策略了呢!美国人一定要明白,怎样做才有利于中国民众同时也有利于美国有利于世界,而不应该面面具到不计效果。美国曾经无私援助过中国,中国人民不会忘记。对于中囯方面,我们民间也要鞭策当局正确对待国际人权批评与监督,批评对的我们改善,批评错的我们可以反批评,而不应-概拒绝甚至打人权仗,打人权仗无论如何我们打不过美国,不仅国际上少有同盟者,就是国内也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因为人民再愚昧也不至于连身处弱势而满足于弱势、面对不公还自愿拥抱不公吧!保障人权普适世界,人权就是高于主权!

    全世界华人与全世界援华力量联合起来,共同鞭策大陆中国执政当局,推动中国社会良性转型!

作者简介:

    李建中,现年65岁,陕西榆林市人,教师职业,现己退休,六七十年代当过10多年农民,1978年34岁时范进式应试,考取了陕师大榆林专修科2年,西北大学1年,天津师大中国现代文学硕士课程班1年。先后在两所地方中学和榆林学院与西安教育学院教书,职称讲师,提前退休。

 

 

发件人:"Iwantrue" <wantrue@hotmail.com> 2009-06-08 10:00:45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RE:

将来真正威胁中国的战略性要素

北京钧临智业战略研究所主任  王均临

2009年6月

    分析苏联的解体,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功不可没,其中也不乏美国和平演变之力。但回顾历史的真相,真正的原因,却绝非这些。

    苏联的解体,既在意外之外,更在预料之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如果从经济层面进行分析,我们看到,正是粮食加石油这两个战略性因素的变化,导致1960年以来苏联财政的每况愈下,乃至80年代最后几年的国家破产。苏联因为长期以来重工业、轻农业的产业政策和畸形的产业结构,所导致的“三农问题”甚至已不亚于今天的中国。

    几十年来,粮食的缺口、粮食的进口、为粮食进口而换取外汇,成了苏联领导人挥之不去的梦魇。而石油出口则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手段。这样,苏联不仅在进口,而且在出口上都已经高度依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既然已为后者所绑架,焉有不变色之理?两伊战争之后的全球性油价暴跌,彻底撕开了苏联畸形经济结构的口子,苏联财政迅速破产,执政党失去了继续维系权力的合法性。
苏联的教训,对我们深具启发之意。那么,将来真正威胁中国的,又将是什么战略性要素呢?
对比苏联模式我们看到,中国的农业基础同样是脆弱的。中国在发展农业的政策和模式上,长期以来在很大程度上因循了前苏联的思路,而中国的人口数量和日益增长的农产品消费需求,又远大于苏联。前苏联所遇到的农业问题,我们今天几乎都已碰到,而中国市场经济和农业文化所形成的一些特点,却又使得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更加棘手。可以预见,在不远的将来,粮食问题将再次成为困扰中国的核心问题,甚至可能构成致命打击。

    最近一轮的全球性粮价上涨,已足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与2008年同期比较,今年1月国际市场小麦、玉米、大豆、大米价格分别上升98.2%、24.6%、79.1%、20.2%。而大米的涨幅已远远超过其他粮食品种去年的涨幅。这仅仅是全球性通货膨胀的一个前奏曲。这种情况下,中国人均耕地面积为1.39亩,仅为全球人均耕地面积的1/3,全国的耕地面积仅18.27亿亩,已逼近18亿亩耕地的红线。更为关键的是,外资企业却正在加紧控制在我国农产品问题上的话语权。孟山都等外资公司虎视眈眈,中国粮食主权已经危在旦夕!

    如果出现了粮食危机,中国应对的办法只有大幅增加粮食进口,填补国内的巨大缺口。而这都要以外汇储备为前提。苏联以向西方国家输出石油换取外汇,而中国现在换汇的办法是出口导向型经济。随着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和延续,可以预见,中国在未来2-3年间的出口将很难有较大起色,导致外汇储备的增量将增速放缓。而作为存量,当前近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已基本转化为美元性资产而落美国掌控之中。须知美国是最擅长打美元牌的高手。近几十年的美元零和游戏中,美国从来都是赢家。再加上全球性通货膨胀的预期,中国外汇储备的安全性,前景十分堪忧!

    所以,中国不得不面对将来可能出现的局面:进口粮食大幅增加与外汇储备急剧缩减的现实。粮食和外汇储备,已足以成为将来真正威胁中国的战略性要素。而这其中,金融危机的演变,通货膨胀的发展,针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博弈,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图谋,动物流感的发展蔓延,粮食主权的保卫战,产业结构的调整,三农问题的应对,都将作为子要素,直接影响上述局面爆发的时间,当量和最终结果。

 

 

发件人:"社会资源研究所" <csrglobal.cn@gmail.com>  2009-06-09 15:28:53 +0800 收件人: <csrglobal@googlegroups.com>,  抄送:标题: CSR Global信息简报第68期

节制资本,但不要消灭资本

中国社科院农村所研究员  党国英

2009年6月

    这次世界金融危机给我们的一个教训,是它让我们懂得应该节制资本。这一段时间,连奉行自由资本主义的美国政治家都对不加节制的资本家动了怒。对此,我们这边的反应是五味杂陈,其中不乏看衰自由市场经济的意见。但真理向前多迈一步,就会变成谬误。若以为节制资本不够,还需要消灭资本,就十分荒唐了。

    过去喜欢讲一句借来的话,说资本来到人间,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这是一种浪漫主义的说法。今天的中国推进改革开放,大力发展私人资本,提高了中国人的福利水平,便证明资本这个东西不是一无是处。

    部分劳动者以及他们在知识界的代表敌视资本,大抵是因为资本的所有者对劳动者有支配力。对这种支配力存在的必然性人们不愿意深入思考,拿浪漫幻觉替代理性分析,便有了消灭资本的热情。

    资本是一种“易碎品”,这决定了资本对劳动的支配。货币不是资本,只有货币转化成厂房、生产设备和必要的原料与产品库存,才算是资本。资本若不和劳动结合起来,就不能下金蛋。这种结合有十分特殊的性质。

    经济活动有风险。在企业遇险破产时,劳动者可能全身而退,但实体资本可能折损甚至报废。劳动者失业后经过培训可以换个企业重新就业,而实体资本的专有属性决定了它不能随意凤凰涅?,往往不能逃脱变为废铜烂铁的命运。所以,在资本与劳动的合作中,资本面临的风险要远远大于劳动面临的风险。如果在企业里有劳动支配本不属于自己的资本,不仅会使工资蚕食利润,还不大会关心资本命运,使资本生存的风险增加。所以,把企业的支配权交给资本方面,使脆弱的资本得到呵护、增值,经济便能运转起来。

    现在我们该懂得,在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中,如果由劳动来支配资本,资本必然十分稀缺,以至劳动没有办法找到资本,社会经济活动就会停滞。因为政治浪漫主义的存在,一些社会为此做了一些“实验”,很不幸地证明了这个结论。热衷和资本宣战的社会,资本家没有了,劳动者的日子也好过不了,而那些给资本留下活动空间的社会,却容易保持活力,劳动者自己的生活也能改善。进一步说,如果我们讲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那么,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的规律就是资本对劳动的支配权。只有在极为特殊的情况下,如律师事务所和私人医院,才可能发生劳动对资本的支配。

    在实际经济活动中,资本对劳动的支配权可能被滥用。资本为了稳固自己的控制力,还可能超出经济活动范围寻找对政治的干涉。若政治机器失去中立的性质,政治家和资本穿了一条裤子,资本便不免变得可憎起来。另外,劳动方面要维护自己的公正权利很不容易。工人联合要付出很大的组织成本,与资本家角力不免吃亏。历史表明,作为一个社会集团,资本家们不可能主动地约束自己的权利,他们总是想尽最大可能把经济利益攥在自己手里。

    尽管资本有诸多不招人喜欢之处,但要说它自从来到人间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不免有点极端。其实,一部分人劳动,着力提高社会的人力资本水平;另一部分人组织企业生产,关照物质资本的增值,也是一种分工。在我看来这种分工对于提高经济效率的价值超过了任何其他分工。如果没有这种分工,每一个人都拥有简单工具,大家都过穷日子,社会关系便有了依附性,那是一种当代人难以理解的可怕局面。这种没有公平竞争的社会,还是被资本社会替代掉好。应该是传统社会从头到脚都很恐怖,而资本可能只是脚丫子很肮脏而已,它的主体尽管也还有可憎的地方,但要比依附性社会好许多。

    要改变资本的可憎面目,根本的办法是通过民主政治做一件事情,就是让政治机器能独立运行,让政治家或官员不至于和资本家穿一条裤子。但这件事情做好不容易,当前世界经济形势便是证明。

    这次世界金融危机有两个极端情况。在我们这边,因为工资水平低,劳动强度高,劳动时间长,大量产品制造出来,自己却没有能力购买,便对欧美市场形成依赖;在欧美发达国家那边,资本在推动消费泡沫生长,玩资本衍生品游戏,加上他们“工人阶级有力量”,以过度透支自己信用来堆积本出自我们这边的物质财富,一旦资本市场的链条断裂,财富便成了不堪承受之重。一台戏是“二人转”。这两边的差异是劳资关系不同,而相同之处是资本都在逃避约束,虽然逃避的路数又不大相同。现在,那边表示要修理资本,而这边还不觉得有修理的必要。这边似乎以为那边的资本该送上断头台,自己这边的资本则该受到呵护。其实,谁的资本都需要修理,都不该送上断头台。

 




发件人:"知原" <ctk3@qq.com>  2009-06-05 18:41:48 +0800 收件人: "仲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投稿:《政治公有制+经济私有制=制衡?》(修改稿)

政治公有制+经济私有制=制衡?

——和熊培云先生商榷

知原

2009年6月

    注:前些天在网上搜索我以前写的《论政治公有制与政治私有制》一文,无意中搜索到了熊培云先生2004年写的《中国悲剧:和谐之上有国殇》一文中对我的观点的批驳,我认为这一批驳代表了很大一部分人的观点,特发出来并反驳。

    关于中国未来走势,出了很多理论。有位何新的追随者(知原按:把本人说成何新的追随着是不符合事实的,本人只不过早年读过他的几本书而已)写了篇《论政治公有制和政治私有制》的文章。其观点大致如下:除了经济有公有私有之分,政治也分公私。在近代西方伴随着反“封建制”,而兴起的两大社会运动——民主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其本质上都是在反“私有制”的运动。只是,民主主义运动反的是“政治私有制”;而社会主义运动则是继民主主义运动之后,进一步的反“经济私有制”。社会主义运动之所以没有在近现代取得根本胜利,其根本原因就是,在一个“政治私有制”和“经济私有制”都非常严重的社会里,很难一下子就把这两大社会根基都消除掉。

    该作者认为,人类历史上,马上就会迎来一个新的革命时期——“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革命”时期。这场革命将比由于“铁器时代”的到来而消灭的“政治私有制”更具有革命性,也肯定会比“工业革命”更具有革命性。这畅大革命”肯定会完全消除“经济私有制”,实现完全意义上的“公有制”——既实现“政治公有制”,又实现“经济公有制”。

    在我看来,这个推理看似有逻辑,其实是荒谬的,因为它忽略了人需要自由和社会架构需要制衡这个前提。没有真正的制衡,社会不会达到真正的和谐。为什么这么说呢?

    从传播学的角度上说,虽然传媒加大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会走向公有制。恰恰相反,当个人能力借传媒之力扩大时,他的私有性或个体性反而会加强。所谓蚊子要成群结队,而狮子却会特立独行。这也是后现代理论所描绘的社会特征之一。人类基因组计划和生物圈二号计划虽然有公有制的某种特性,但是绝不会将社会带向一元化,人类幸福不会有一揽子解决方案。与此同时,借助上面的概念(其所谓“政治”实际上是指公共权力),我们可以厘清为四种社会形态组合:

    一、经济公有制和政治私有制。即一小部分人拥有天下的财产,这样的社会,必然引起其他一部分的不满,即使能建立,也必定会被推翻。

    二、经济公有制和政治公有制。为什么行不通?因为当个人都归为公有后,个人的利益实际上被剥夺,公有制对公有制的制衡必将名不副实。

    三、经济私有制与政治私有制。在这样的社会里,有政治资源的人会对其他人的财产进行抢夺。举中国古代例子,在王权主义盛行的社会,虽然有许多富人,但是政治与经济上的株连九族可以让这些富人朝不保夕。

    四、经济私有制和政治公有制。我以为,只有这样的社会才可能达到和谐。所谓政治公有制,即民主制度;经济私有制,即每个人享有自己的财富不受国家或他人之害。作为个人,他必须互订契约,以防范这种侵害。也就是说,在个人权益保护方面,他有双重保护,一是他自己(经济私有权),二是国家(政治公有制)。只有如此,社会才可能达到真正的和谐(这就是我说的“天大为公、地上为私”“公私分明”的和谐);只有如此,才能实现个人与社会(或政府)之间制衡。即政治公有制与经济私有制之间的相互制约。在这样的社会,人是社会的主体,社会是人的依托。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中国的问题存在于两个方面,一是政治公有制还未实现,人民代表大会仍是手臂的森林,政治权利为集团利益所左右。其二由于政治公有制未真正实现,宪法未得到尊重,经济私有制也不可能真正形成。如同民主不是定期选举,宪政不是制定一部宪法天下太平,它必须落实到有一种力量可以对违宪行为实施纠错与惩罚。所谓民主自由的社会,实际上是公共权利得到宪法保障,个人权利也得到宪法保障,公共权利是个人权利的集合。正因为如此,人们争取的个人言论自由,既包括餐桌上的自由,也包括在报刊杂志上言说的自由。

    我的反驳:我在我的很多文章中都说过,我反对的主要是以家族为单位的权力和财产世袭意义上的私有制,而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生产资料意义上的私有制。我所主张的公有制就是指,权力和财产不能通过血缘关系在家族内部世代相传,权力必须通过民主选举或科举考试的方式公开、公正的获得,这叫政治公有制;财产应当按劳分配,对于老弱病残之人应适当照顾,这叫经济公有制。

    因此,熊培云先生用下面的话来反驳我毫无意义:“从传播学的角度上说,虽然传媒加大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会走向公有制。恰恰相反,当个人能力借传媒之力扩大时,他的私有性或个体性反而会加强。所谓蚊子要成群结队,而狮子却会特立独行。这也是后现代理论所描绘的社会特征之一。人类基因组计划和生物圈二号计划虽然有公有制的某种特性,但是绝不会将社会带向一元化,人类幸福不会有一揽子解决方案。”

    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人的个体性和社会的公共性都会加强,但家庭关系却会减弱。福利国家制度其实就是将以前本属于家庭的职能转变为社会的职能,随着家庭职能的削弱,与家庭相关的重要内容——比如世袭制,肯定也会逐渐消亡。另外,关于制衡,我认为制衡应直接在政治公有制或经济公有制内部进行。比如“三权分立制”就是政治公有制的内部制衡方式,用经济私有制来制衡政治公有制这个很荒唐。我认为“政治公有制+经济私有制”,所导致的结果不是互相制衡,而是互相干扰。导致政治不能完全公有——“政治公有制”受“经济私有制”拖累而变成少数富人的民主,经济不能完全私有——“经济私有制”受“政治公有制”侵犯而向“社会公共财产”转变。近现代西方政治、经济的发展变化,生动地向我们展示了这种相互干扰,及向“政治公有制+经济公有制”转变的历程。

    在洛克时期,资产阶级组建民主政府确实是为了保障自己的私有财产不被以国王为首的旧贵族侵犯。但这一时期的民主只是少数资产阶级的“民主”,不是广大人民的“民主”。因为,当时“只有财产达到一定数额、缴纳了高额所得税的人才享有民主权利,广大无产者、妇女和某些种族是不享有这种民主权利的”。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工人阶级的力量也逐渐壮大起来了,但是直到19世纪广大工人仍然被排斥在议会大门之外,因此争夺选举权成了广大工人阶级的现实所极需。作为代议制基础的普选制是英国最先提出的。1832年关于改革英格兰和威尔士代表制的法令通过后,当时20岁以上的居民中只有7%的人享有选举权。1867年选举改革降低了财产资格的限制,享有选举权人数的比例提高到16%。1884年再次降低财产资格,具有选举权的人提高到28%。1918年规定30岁以上的妇女享有选举权,这一比例提高到78%,直到1970年才实行18岁以上的男女公民平等地享有选举权。

  在英国,仅普及选举权就经历了一个半世纪之久。法国是资产阶级革命最彻底的国家,但直到1974年才通过宪法修正案,规定18岁以上的男女平等地享有选举权。而在美国,达到这一标准已是1971年。

    从近现代西方民主发展的历程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最初的民主只是极少数男性资产阶级的民主,广大人民是不享有民主权利的。民主只是在摆脱了财产、性别和种族的限制之后才成为广大人民的民主。如果只有极少数资产阶级享有民主权利,这样的民主制显然不是我们追求的。

    这里我们一定要注意的是,随着普选权的推广,资产阶级与工人的力量发生了根本改变。在以前是资产阶级的力量占主导地位,所谓的民主实际上是“资主”,议会的作用主要是维护资产阶级的财产和利益;但随着选举权的普及,广大工人阶级成了占主导地位的力量,民主从而成了真正的广大人民的“民主”,议会的作用主要是维护工人的权利和利益。

    自从这种力量发生颠倒之后,议会民主就不是洛克所说的“保全私有财产是设立民主政治的原因”。相反,议会民主变成了广大工人阶级逐渐侵犯、剥夺少数资产阶级的财产和利益的制度,比如建立福利国家制度、实行高额遗产税等,从而为广大人民建立了“社会公共财产”(社会福利等)。广大人民并没有多少财产,保全他们的那点可怜的私有财产没有多大意义,他们需要的是建立“社会公共财产”来为自己服务。

    资本主义的300多年发展史恰恰是我上面所说的,而许多人还停留在洛克时期。一定要注意,现今的西方已与洛克时期大为不同了,也与马克思时期大为不同了。马克思当时批评议会民主是少数资产阶级的民主、富人的民主是当时的真实情况,但现今的西方已根本改观,这要归功于依马克思主义建立的苏东等社会主义对西方造成的外部压力,更重要的是依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对西方进行的内部改造。

    丁国岭先生说的好:“没有财力的公有,那么资本垂帘听政则是必然,所谓的公权不过是资本谋求利益最大化的工具;没有权力的公有,那么权力拥有者必然越俎代庖,所谓的公财最终也必将沦落为权力拥有者的私物。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充分地证明了前者,而早早就提倡“天下为公”的中国历史发展则充分证明了后者。唯有充分地汲取资本主义发展的教训和中国历史发展的教训,克服资本主义的弊端和中国历史的弊端,建立财力和权力都是公有的社会,中国人民才不会‘吃二茬子苦,受二茬子罪。’”

    “今天,那些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建立三权分立模式的人,实际上是在把中国从权力私有的屎坑子里往财力私有的尿坑子里拉,是在开历史的倒车,中国人民是绝不会答应的。唯有发扬我们民族‘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的创新精神,探寻同时保证权力和财力公有的社会机制,才是中华民族唯一正确的选择。”

    作者简介: 笔名:知原,1975年生,湖北钟祥人。著名网络思想家,著有《中华复兴方略》、《哲学思考》、《从血缘治国向能力治国的转变》、《中国:问题与出路》、《新社会主义》等书。网站:www.ctk3.cn www.1840zg.cn www.pc812.com,联系QQ:171550578 E-mail:ctk3@qq.com
 

 

 

发件人:<zffz010098@sina.com>  2009-06-10 11:53:22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推荐: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国家60周年庆典.但这页历史却觉得比任何时候都沉重,一个民族和赖以依托的制度没有比今天令人感到变革的紧迫性和艰难,不从固有的思维框架放开思索,这篇文章就值得一读. 同时,信力建的文章,更是切中要害. 西村烟树,

中国人为什么不爱国

广州信孚教育集团董事长 信力建

2009年6月

    最早提出“三民主义”(民有、民治、民享)的是美国总统林肯,孙中山后来经过提炼,形成民国式的“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100多年后的今天在胡温的领导下,新提出的“三民主义”(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更加贴近民生。每一个转变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都是人类的重大进步。

    然而,现在有一个比较尴尬的情况是:国民似乎并不信任自己的国家,并不热爱自己的国家,纷纷跑去移民。一些政府部门宁愿把资金去投资、借钱给其他国家,也不投放在本国的民生保障上。

     数据显示:近年来,中国人申请移民的人数渐渐增加,在国家不允许双重国籍的限制下,以及不合理的户籍政策桎梏下,争着获得欧美国家国籍的观念也逐渐成为潮流。在上世纪80年代初,随着中国开始摆脱长达30多年的封闭状态,中国人开始涌向一些传统的移民地,如北美。粗略计算,移居在外的国民超过百万人,以每人带走100万-1000万计,流失在外的的财富将达到10万亿-100万亿之巨,这绝非危言耸听。

    为什么这么多国民选择移民?笔者认为,其主要原因是国人对自己的国家没有安全感和归属感,甚至是有些失望。具体说来:一是国民权利没有获得公平对待。繁琐的制度和手续,不公正的地域区别待遇,使国民产生厌恶、排斥和抵抗的情绪。

    二是国民对自己国家缺乏信任和安全意识,在中国,即使宪法规定的国民权利,比如言论自由和物产权等,以及强调了百余年的农民土地所有权问题,依旧没有获得严格保障和切实解决,权利与权力比较下来,权利总是不断做出让步。致使国民经常浮生危机感,对本国的司法制度实施缺乏信心。相反在欧美国家,法律规定的权利你都可以完全享有,并且谁也不能随意剥夺你的正当权利,司法机构保证你的正当权利丝毫不受侵犯,否则即属违法。

    事实上,一个国家的发展和壮大是需要一种规则约束的,这个规则就是宪政。制定一部好的宪政法律,维护宪政的权威性,以宪政来平衡社会矛盾和不公待遇,保证国民的权利得以落实。依法治国、以人为本,不仅从政府层面,或者群众层面,都是皆大欢喜的结局。在这方面上,台湾确实做得很好。龙应台先生曾讲了个典型事例,说在台湾任何一名国民,低至农夫,都了解陈水扁被羁押的情况和司法程序。那么回望中国,其实连宪法的普及也是寥寥可数而已。因此,以民主制度来带动社会的发展,来确保国民权利,是最合适最理想的管理方式。

    面对这个国民问题老大难,解决的方法概括起来是“四化规则”。就是:“资本阳光化、税赋均衡化、公民一体化、华侨国民化”。

    简单阐述,所谓“资本阳光化”,就是应积极推动政府官员财产的透明化、阳光化管理,鼓励和要求官员积极进行财产申报。只要在规定的时间里进行财产完全申报,现有财产就归官员所有,不再进行追究。这样做虽容易引起争议,但也不失为好办法,而在此之后官员还有不明财产收入,则必做严惩。

    所谓“税赋均衡化”,就是要求各地的税赋收取标准要统一,并且税和费应该合并或者单收一项,太多的收费会动摇企业的创业信心,进而影响经济发展。根据福布斯杂志推出了2009年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中国大陆排名全球第二税负痛苦地,排名第一的则是法国。可见,中国大陆的税赋问题实在太重,国民很难承担得起。将税赋均衡化合理化,是保障民生最直接最有用的措施。

    而“公民一体化”则要求每一位中国国民,无论在什么地区什么身份,只要是在中国国土上生活的,其基本权利都应该是一致的均等的,而不因省内省外的限制以及身份等级上的差异有所区别。宪法所规定每个公民依法享有的各项权利,都应该落到实处而不是纸上谈兵。从最基本的教育、社会保障上,推动公民权责一体化的顺利实施。

    “华侨国民化”主要面对国外中国人群体,国内现有的对华侨的保护和回乡手续依旧非常繁杂,台湾要有台胞证、港澳地区要办回乡证、华侨要办侨民证,回去一次就要一系列证明以及签证,否则则无法实现“常回来看看”“家人团聚”之心愿。这就等于给想要寻根、归根的侨胞们筑起了坚实的围墙,这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应予废除。

    在许多人看来,欧美国家就是一个安全的温床,一道坚实的壁垒和屏障,不需要过于担心财产、人身的安全问题,更不需要担心法律程序不公正不合理,而生养他们的这片土地却只是挑战法律制度的试验田,是冒险家的乐园。这个想法犹如沉重痛击,击碎赤诚爱国之心。如果国家之于国民有归属感及安全感,“新三民主义”和“四化”都得以落实,国民就真正长治久安、安居乐业了。

 

 

 

发件人:"jxjmlc" <jxjmlc@126.com>  2009-06-03 21:09:28 +0800收件人: "zdjun@263.net" <zdjun@263.net>抄送:标题: 建立海峡两岸执政党联党制

建立海峡两岸执政党联党制

山东 吕超

    一个国家的体制是由社会的发展决定的.美国各洲最初一盘散沙,后来实行了联邦制,现在基本走上了一体化道路.近代英国靠海外扩张,建立了庞大的日不落帝国英联邦,现在随着各殖民地国家的独立英联邦正走向分崩离析.由此可见,社会发展决定着社会的政治体制.当然,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解决台海问题不适于联邦制.中国出现台湾分裂现象,主要是由国共两党的矛盾(当然这其中还有个是非曲直问题)造成的.现在在国共两党间基本达成一个中国的共识,海峡两岸如何处理两岸事务核心还是两岸执政党对待这一事情的立场问题.

    所以,建立海峡两岸执政党的联合机制,是当前解决两岸问题的关键.我建议成立两岸执政党联合处理台海事务委员会,具体处理海峡两案的相关事务,促进两岸统一.两岸执政党联合处理台海事务委员会常设委员会秘书长,主席就由海峡两案执政党领袖轮流担任,委员会形成的决议由海峡两案政府分别批准后生效.有了这个由两岸执政党组成的长设机构,海峡两岸执政党可以共同编制该委员会章程,共同规划两案发展计划,共同实施委员会决定的决议,为台海两岸的统一奠定政治体制基础.台湾历来是中国的领土这个问题基本没有争议,解决台海问题关键还是统一两岸执政党行动的问题.,海峡两岸最终要走到一个政治体制的框架下,现在海峡两岸执政的国共两党已经就解决海峡两岸的一些具体问题作出了努力,实现海峡两岸执政党联党制后将更有利于台海问题的解决.

    在中国大陆,我们已成功的实施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为巩固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权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海峡两岸,我们创造性的采用执政党联党制将为祖国的统一大业开辟新的道路,

    当然,如果台湾的其他在野党也愿意和大陆执政党(共产党)建立党联关系,我们应报积极的态度.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海峡两岸政党积极互动是实现台湾无硝烟统一的必要条件.

 

 

发件人:"Michael Anti" <antisblog@gmail.com>  2009-05-26 23:17:25 +0800 收件人: <blogmail@googlegroups.com>抄送:标题: [Anti's Blog] 纵横周刊200915期

俄左派内部缠斗揭出朝野互动趋势

研究员  方亮

fangl@fawjournal.net

    “俄罗斯共产党人党”的横空出世既引发了对俄共发展趋势的思考又带出执政势力笼络反对力量的策略。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这句人们再熟悉不过的政治口号 23 日在莫斯科“伊兹马罗沃”酒店再次被喊了出来。“俄罗斯共产党人党”在这一天诞生了。手握麦克风高喊这一口号的康斯坦丁•茹科夫是俄共领导下的青年组织—共产主义青年联盟的前主席,他被选为这个新党派的首任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其他成员也大多是前俄共成员,这个党成立的宗旨就是代替俄罗斯共产党,在俄罗斯实现真正的共产主义。当然,茹科夫本人并不是无产者,他在勘察加州拥有一家经营游艇生意的公司。

    俄左派政党一直以来被俄共一统天下,所以,“俄罗斯共产党人党”的横空出世自然十分夺人眼球。而更引人注目的是他们要代替俄共的打算。这不由得让人想弄清楚两个左派政党之间的恩怨以及当前俄政坛上的俄共。

    久加诺夫领导的俄罗斯共产党脱胎于前苏联共产党,在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联邦虽从未上台执政却一直扮演着头号反对党的角色,而久加诺夫本人也在历次总统选举中扮演着叶利钦和普京以及梅氏主要对手的角色。凭借着多年的在野经验,俄共已经成功的成为一个有能力的反对党。只不过,在近些年俄共积极成长的背景下,一个所有俄罗斯政党都面临的问题也被抛到了久加诺夫面前,俄共究竟是不是“统一俄罗斯党”的体制内政党。

    尽管在不久前烧遍整个俄罗斯的反政府浪潮中俄共积极参与并阻止了多次声讨普京政府的游行,但该党与政权之间的密切联系却是人人皆知的。不久前,梅氏同久加诺夫亲切会见并听取了久加诺夫关于制定《反对党法》的意见。之后,梅氏邀请俄共共同制定这一法律。

    在俄罗斯政治谱系中,俄共作为左派政党却一直保持着与执政的“统一俄罗斯党”以及与政府之间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一方面该党努力行使反对党的职责,对政府及执政党的政策和议案进行问责,但另一方面,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又保持着与执政力量的协调与沟通。体制内政党的一大特点就是作为反对党却保持与政府体制内力量的联系。从这个角度来看,俄共已经具备了体制内政党的基本特点。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俄罗斯共产党人党”的成员身份就有了极大的现实意义。其大部分成员不仅是前俄共成员,而且往往坚持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对俄共的一些政策表示不满。在此次成立大会上,茹科夫列出了俄共的“四宗罪”:与执政势力“眉来眼去”、将杜马席位金钱化、偏离马列主义和对久加诺夫的个人崇拜。新政党提出的代替俄共的口号能否实现暂且不提,单单其出现这个事实就已经说明了俄左派政治势力的一些问题,如果更进一步深究,“统一俄罗斯党”的反对党策略也将被包括在问题引发的思考之中。当然,如果一些传言中所称的“俄罗斯共产党人党”不过是“统一俄罗斯党”派在左派政治力量中的用来削弱俄共影响力的一个卧底的说法属实,那么俄共是否是纯粹的体制内政党的问题便也值得再审视。

    (纵横周刊 (FAR & WIDE JOURNAL) 2009年 No.15 (总155) 2009年5月25日)

 

 

 

发件人:"社会资源研究所" <csrglobal.cn@gmail.com>  2009-06-02 14:05:52 +0800 收件人: <csrglobal@googlegroups.com>, 抄送:标题: CSR Global信息简报第67期

拯救富人

中国青年报

2009年6月

    从今年3月起,一个名为“拯救富人”的民间组织开始进入媒体的视线。该组织通过一系列针对富人的“骚扰”行动,批判他们奢侈浪费的生活方式,并通过媒体向政府发出设定最高工资标准的呼吁。5月22日,该组织突然出现在巴黎布里斯托尔餐厅,再次引起法国媒体的关注。

    布里斯托尔餐厅是巴黎有名的高档餐厅,最基本套餐价格高达100欧元。“拯救富人”组织的十几名成员在进入该餐厅后,向用餐者分发“棍子面包”和奶酪,以此向他们证明“花3欧元同样也能吃饱饭”。

    该组织一位名叫马努埃尔的成员对记者说,他们来到这里,是希望向富人建议另外一种消费方式。他们认为,法国社会存在过多的浪费,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从教育富人做起。他们的行动让餐厅的保安人员非常恼火。很快,他们便被逐一拉出餐厅。

    参加这次行动的卡莉玛告诉记者,“拯救富人”组织是以和平的方式来到餐厅与富人“对话”,餐厅保安人员对他们采取的强硬措施具有很大的象征意义??这证明巴黎有些地方是富人的专属区。

    卡莉玛抱怨说,法国媒体对失业者、流浪汉有很多报道,但很少报道“压迫者”。在她看来,法国的富人是法国社会的“压迫者”,但媒体却往往把他们视为法国的“英雄”。

    卡莉玛还说:“法国的富人存在严重的过度消费现象。他们购买游艇和私人飞机,把自己的生活方式强加给法国社会。劳力士和游艇不是幸福的必要条件。”“拯救富人”组织成员向记者表示,他们很快还将再次组织类似的行动,以对政府施加压力。

    “拯救富人”组织成立于今年3月中旬,其核心目的是要求政府设立一个不超过平均工资30倍的最高工资标准,限制法国富人的收入,促进社会财富的平均分配。他们表示,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美国总统奥巴马已为接受政府帮助的企业老板限定了每年50万美元的工资上限,法国政府也应该采取类似措施。

    4月22日,该组织曾向萨科齐的好友、法国富商雅克?塞盖拉赠送一只价值7欧元的卡西欧电子手表。在媒体在场的情况下,塞盖拉被迫戴上了这只廉价手表。此前,塞盖拉曾发出言论称:“如果50岁还没有一只劳力士(手表),那人生就算失败了。”这一言论引起法国社会的广泛批评。

    4月30日,萨科齐的儿子让?萨科齐在巴黎一家高档俱乐部用餐时,“拯救富人”组织在媒体的陪同下突然出现。他们向让?萨科齐颁发了一个“爸爸的儿子”的证书,借此讽刺富人后代靠继承财富过奢侈生活。

 

 

发件人:"xujingan" <xujingan@vip.163.com> 2009-06-08 22:22:19 +0800 收件人: "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徐景安、袁正光:教育的功能、目的与价值定位

教育的功能、目的与价值定位

-----在创建中国新文化(北京)论坛第十三次研讨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发言

徐景安、袁正光

2009年5月30日下午

徐景安:

    创建中国新文化离不开创建中国的新教育。教育改革问题十分复杂,非常重要,所以准备开三个半天。今天下午,讨论教育的功能、目的与价值定位。东平教授为教育改革做了多年的研究,是著名的教育专家,他的论文已经发给大家了。我对当今中国的教育有三个基本的判断,供大家讨论。

    第一,是落后的、失败的、残忍的教育。其落后表现在财政的教育投入比重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更在于教育的理念、内容、方法是落后的。既不如重德的传统教育,也不如重才的西方教育。其失败表现在培养出来的人不适用,很多大学生找不到工作,这不能怪罪经济危机,此前已有60%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不是中国的经济、社会不需要大学生,而是大学生不适用,还侈谈什么培养大师级人才!我们的教育以在校生的数量和规模为成就,不追求教育的品质和质量,如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不合格,这能是成绩吗?其失败更在于整个教育氛围的毒化和堕落,邪气压倒正气。作为殿堂、学府、正义、良知的大学丑闻不断,更不用侈谈什么国际一流的大学。今天中国教育界以追求权势与牟利成为主流,究竟还有多少人把心思花在办教育、做学问上?其残忍是中国的学校成为一架架冷酷的考试机器,起淘汰、筛选学生的作用,学生的天性泯灭、人格扭曲、身心摧残、追求误导。天不亮起床,天黑做作业,背着沉重的书包,没有童年、没有乐趣、没有自由,他们的人权以教育的理由被剥夺,连同他们的父母、老师一起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可是教育部长却津津乐道,没有一点歉疚与不安。我挑战一下教育部,敢不敢发问卷调查一下,有多少学生满意、多少家长满意、多少教师满意?

    第二,在拨乱反正中倒退,在改革开放中逆行。文革结束以后,来了一场拨乱反正。经济领域要不要搞经济?要搞经济。搞什么样的经济?搞市场经济,而不是退回到计划经济。而中国的教育呢?拨乱反正停留在要不要教育?要教育。要什么样的教育?这个问题没有讨论,就向五十年代教育回归。经济领域在改革开放中前行,教育领域却在考试第一、分数第一的应试道路上越走越远,且没有改革的迹象。

     第三,集中浓缩了我国经济、政治、文化、思想领域的弊端。改革教育涉及到理念、制度一系列根本问题,任何实质性推进都不可避免触动体制神经,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教育领域成为当今中国最顽固的堡垒,可以说积弊丛生、积重难返。下面请原中科普研究所所长袁正光发言。

袁正光(中科普研究所所长):

    从文化背景(包括观念和制度背景)来看,存在两种不同文化背景的教育。一种是“人本位”的教育,一种是“君本位”的教育。前者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以学生为中心,以儿童为中心,后者以君王为本,以权力为中心,以教育者为中心。比如,我们叫科普。在西方国家或者民主国家,叫公众了解科学或者叫大众科学。就是说,公众拥有知道、了解科学的权利,以公众为中心。科普,则是自上而下,我向你普及,以普及者为中心,居高临下。大众科学,公众了解科学,以人为本。从文化根源而言,一个是“人本位”,一个是“君本位”(“官本位”、“权本位”。本位,就是中心的意思)。我曾经想,科普研究所,应改成科学传播研究所,不是科普,而是传播。是平等的,而不是自上而下的。由此,看出我们的教育。我们处在一个充满等级文化的国家,教育也是自上而下的,不平等的。

    最近这几年,我常在一些大学办的培训班,给中学校长讲课,算是业余爱好。早在10多年前,中央教科所约我——据说一共约了二十几位专家——为教育部召开的教育工作会写一组关于教改的文章并汇编成专辑。最后,我的那一篇文章,据说是讨论了多次,最后还是不敢放进那个专辑。为此还向我表示歉意。我说,你们不用道歉,因为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就没有想到能放进去,只是想给他们看一看。那篇文章,就有那么一段话:文艺复兴以来,出现的现代教育,以学生为中心,以发现和开发为目的,以培养创造型人才为宗旨;而我们的教育,仍然以教育者为中心,以灌输和控制为目的,以培养服从型人才为宗旨。他们当然接受不了。

    我本身是师范大学毕业,毕业以后又在师范大学做了十多年的教育工作。后来又调共青团中央做青年工作,紧接着又做了十多年的科技教育和科普研究工作。我认为,我们始终没有解决好教育目标的问题。无论是过去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劳动相结合”,还是现在的培养什么什么样的劳动者,什么什么样的接班人,什么什么样的人才,都不对。教育的根本目标,我赞成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1948年)的提法。教育的目标,在于充分发展人格,加强对人权、对人的基本自由之尊重。我不知我们提出以人为本的时候,是不是弄清楚了人本位是怎么提出来的?是针对什么提出来的?是谁提出的?人本主义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主题思想,最响亮的一句话就是:“人是衡量一切的尺度”。这是从感性,从艺术的角度发出来的呼声。但是,从理性的角度,第一个提出人本位的人,是牛顿的好朋友约翰•洛克。我们中国人,差不多人人都学过牛顿的三大定律,但是在我们的教育中,却几乎没有让我们的学生学过约翰•洛克的三大定律,关于人类社会的三大定律。牛顿是剑桥的,约翰•洛克是牛津的,但是他们两个同是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员,是很好的朋友,莫逆之交。我从事的研究,其中一个重要的学术领域,叫STS,即“科学、技术与社会”。从哥白尼的日心说,到牛顿的三大定律,标志着近代科学的诞生。近代科学诞生的伟大的意义,是给人类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观念。什么观念呢?就是事物是有规律的观念,这叫科学观念。

    约翰•洛克说,自然界如此有规律,九大行星围绕太阳旋转,如此有序,人类社会为什么如此混乱?人类社会是不是也有自己的规律?他发现,人类社会之所以混乱不堪,不是因为没有规律,而是因为规律没有被遵循。于是,他着手研究社会的规律。当初,十七世纪的英国,社会混乱不堪,之所以如此,之所以规律没有被遵循,因为仍然建立在一个陈旧的传统观念基础之上。这个传统观念就是“君本位”。其实,三四百年以前,东方和西方的主流文化基本上是一样的,都是君本位,他们叫国王,我们叫皇帝。我们是董仲舒,儒家提出来的,君王至高无上,因为君权神授。他们是产生在基督教文化基础上的,上帝创造了人,亚当和夏娃偷吃了禁果,被打下人间来赎罪,谁来管理他们呢?君王。所以当时的基本观念,君权是神授的,他们的神是上帝,我们的神是天。但是,不同的是,他们发现了问题,改了。我们还要继续坚持。我们这个社会最喜欢的就是“坚持”。动辄就坚持这,坚持那,你怎么能进步?怎么能发展?约翰•洛克的《政府论》上半部分,翻译成中文大约十万字、一百页。我反复看了,其实就是一句话:我翻遍了《圣经》,上帝从来没有授予任何人君王的称号,君权神授是骗人的话。他提出,人才是社会的中心。我经常爱说一句话:如同哥白尼把颠倒的地心说颠倒过来,建立了日心说的新观念,约翰•洛克则把颠倒的君本位颠倒过来,建立了人本位的新观念。这两个颠倒,也就是两个观念的转变,把人类带进了新的时代。现代文化的核心就是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人本位是针对君本位而言的。不知道我们领导同志知道不知道这个东西,是直接摧毁、颠覆君本位的。你不能既要君本位,又要人本位!不破不立嘛!他这篇文章,政府论的上半部,实际上是1680年发表的,八年以后,1688年英国就从原来的君主制转向君主立宪,开启了人类社会走向民主的新纪元。这就是人类民主的开始。所以人本位是针对君本位而言的,如果你不改变君本位,现在已经演变成官本位、权本位,那么人本位就只能是说说而已。像现在总理说的,我们的政府是服务的,他也只是说说而已,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现在权力之上,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我的意思是,这个文化大背景,这个观念和制度大背景的问题不解决,教育的问题,难以解决。当然,研究研究,讨论讨论,触动触动,还是很必要的。

    我们说,教育的根本目标就是培养合格的公民,也可以。但是,问题就是什么叫合格的公民?现在我很担心,搞公民教育,一“联系实际”,一“中国化”,把公民的概念念歪了。市场经济的经,已经念歪了;股份制的经,也已经念歪了;素质教育的经,也念歪了;公民教育的经,再念歪了,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又成了政治教育的翻版。将来中国再也找不到什么好词了,那就麻烦了。最好用教育本身的内涵、概念来解决教育问题。那么,我就觉得联合国这个提法是对的,教育的根本目标是发展和完善人格。

    为此,我提出人格素质,现代人的四大人格素质:第一,科学素质。认知和处理客观世界的素质,理性的素质,讲事实、讲规律、讲原理,它的价值判断标准是真。第二,艺术素质。即情感素质,认知和处理情感世界的素质,感性的素质,讲感觉、将情感、讲形象,它的价值判断标准是美。第三,信仰素质。认知和处理心灵世界(超现实的)素质,悟性的素质,讲约定、将虔诚,它的价值判断标准是善。第四,人文素质。认知和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素质,融理性、感性、悟性于一身,而又不混用,讲真诚、讲诚信,它的价值判断标准是爱。

    真、善、美、爱,这四个字,我们基础教育是要在孩子们心中播下这四颗种子。现在,我们这个社会,假、丑、恶、恨,肆意横行,非常值得忧虑。我常说,我最担心的是,我们这个民族,两个素质大破坏,是最大的危机。两个素质,一个是国土素质,一个是国民素质。

    最近,针对金融危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一位教授写了一篇文章,非常有意思。他首先提出,叫什么是进步?八个字:“苦难减少、幸福增加。”然后他又提出,什么是幸福?他认为,人际关系质量是幸福的泉源。人际关系质量包括家庭、单位和社区。第三层意思是,在英国和美国,六十年代,60%以上的成年人认为“大多数人是可以相信的”。现在这个数据降到了只有30%,他说世界经济的发展,是以牺牲人际关系质量为条件的。

    你要在我们中国,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大多数人是可以相信的”,有多少人赞成?恐怕不是60%,也不是30%,百分之零点几!你看我们北京,家家都安防盗门,户户都装钢铁窗,处处都是保安,假药、假酒,注水肉、有毒食品,真是无处不在。我去年到美国,到孩子那去,我说要买个高压锅、买个电饭锅,在网上订购,送货上门。有一天,孩子说,明天送货,你们在家里等着,结果等了一天,没有人敲门。一直到晚上下班的时候,孩子从门口把高压锅搬进来了。我说不是送货上门吗?怎么没有敲门?孩子说,在美国送货上门,送到门口就走了。这叫路不拾遗!当然不是说美国每个地方都是这样,但是可以说大多数地方都是这样。这是一种文化,不是“典型”,不是个例。是一种普遍的共识。我们每天出门散步,从来不锁门,路上遇到行人,陌生人,见面总是微微一笑,打声招呼。这种文化,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给人一种愉悦感、幸福感。

    现代教育是以受教育者为中心,以儿童或者学生为中心。以发现为目的,就是发现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然后充分把他发挥出来,以培养有意义生活和创新为宗旨。那么我们的传统教育是什么呢?是以教育者为中心,以灌输和控制为目的,以培养求生存和服从人为宗旨。生存,就要索取;生活,才懂得奉献。而且,现在有一种意识,为了生存,可以不择手段,这是一个非常可怕,对社会极具破坏性的意识。
前年我写了一篇文章,关于素质教育的再思考。列了一个表:

人格素质

素质要素

认知和处理对象

思维方式

沟通与认同方式

思维特征

价值标准

气质特征

科学素质

客观世界

理性

事实与逻辑

——晓之以理

抽象,清清楚楚,并需求证

理智

艺术素质

情感世界

感性

情感与形象

——动之以情

具象,朦朦胧胧,但凭感觉

激情

信仰素质

心灵世界

悟性

心灵约定

 ——抚之以心

感悟,玄机重重,无需证明

虔诚

人文素质

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

三性皆有

分别运用

 

真诚

    我还提出,科学的理性,艺术的感性,信仰的悟性,不同的世界,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思维方式。在我们国家,要吗不讲科学,要吗又唯科学,以为科学可以说明一切。科学揭示客观世界的秘密,艺术揭示情感世界的秘密,信仰揭示心灵世界的秘密。科学与艺术,科学与信仰,科学与人文,它们的关系始终不清楚,然后各持一端,争论不休。现代社会,没有科学不行,仅有科学也不行。仅有科学素质是不够的,还需要有艺术素质、信仰素质,以及三者的融合——人文素质。

    比如,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为什么不叫“中央教育研究所”,教育研究不仅仅是科学,还有艺术,还有信仰,还有人文等等。教育研究包括科学,但不仅仅是科学!所以我们的教育研究,始终研究不出好的成果来。又如清华建筑系,你不能叫建筑科学系。建筑,除了科学,还有艺术,当然还有信仰、人文等等。一个好好的中医研究院,要赶时髦,改成中医科学研究院,这一下玩了,中医的丰富内涵被改丢了!

     所以,我提出了人格素质的概念,你在认知客观世界的时候,你要讲事实、讲规律、讲原理。这是科学的三个关键词。首先是事实,然后紧接着就是规律。而规律是最根本的东西,那就是原理。但是,科学解决不了情感问题,更解决不了信仰问题。所以仅有科学素质还不够。现在,尤其是很多大学生,科学知识应该说已经很不错了,但是最缺乏的就是情感素质。情感是一种具有条件反射的心理联系,知识,可以传授,情感教育,无法传授,靠养成,养成教育。爱母亲,爱同学,爱周围的人,博爱。这是一种情怀,一种心态。所以这种情感素质和科学素质是同等重要的。人是从感情到情感,以感生情,这叫感情;以情生感,这叫情感。情,一旦有了情,感觉就不一样。艺术家罗丹说,缺少的不是美,而是发现。情,就是发现美的动力源泉。有了情,发现美的能力,审美的能力,都会增强,就会有一个良好的、健康的审美观。我们说,科学的真,具有普遍性和唯一性,而情感的美则具有特殊性和多元性。有句话,“科学是根据事物的普遍性去处理事物的特殊性,艺术是根据事物的特殊性去处理事物的普遍性。”雨果说:“科学是我们、艺术是我”。我们国家教育对这些最基本的东西,非常缺失。情人眼里出西施,一旦有了情,你的母亲再穷,她都是非常伟大的。所谓审美疲劳,没有情才会疲劳。美是一种感觉,是审美主体对美因产生的一种愉悦感。夫妻之间互为审美主体,互为美因。当你对审美对象,也就是美因,没有情的时候,多看几眼,也许就烦了,疲劳了,这就是审美疲劳。但是一旦有了情,哪怕是对方一点点缺点,你也觉得很美,很可爱。夫妻之间,日深月久,情深意重,就会越老越有味道。有一次在香港,有一位记者,问我夫妻保鲜的秘密是什么?我说一个字:“情”。

    情,情感教育,靠的是养成,靠的是活动。在北美,无论是美国,还是加拿大,婴儿出生后,社区总是定期组织活动,让孩子们和家长们一起,或游玩,或游泳,让孩子们从小就懂得,这个世界,除了自己,还有他人,只有和他人在一起,才能快乐。这就是开始社会化的过程。

    还有科学和宗教,宗教和迷信,我们也总是混为一谈。有人对我说,牛顿、爱因斯坦,缺乏科学精神,到了晚年还相信上帝。我说,不对。牛顿和爱因斯坦从小就相信上帝。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和一个虔诚的宗教徒,没有什么矛盾。科学是认知和处理客观世界,信仰是认知和处理心灵世界,完全是不同的对象。科学讲事实、讲规律,科学必须证明。信仰是一种心灵的约定,信仰无需证明。这一点,康德也觉得是一个问题,一个理性的批判,一个是实践的批判,一个头顶天空的上帝,一个心灵中的上帝,两个东西,究竟是什么关系,他始终弄不清楚。难怪,人家在19世纪,科学刚刚诞生不久,认识还有一个过程。现在我们应该清楚了,信仰,是解决心灵世界的问题,科学是解决客观世界的问题,上帝只存在于心灵之中。一个人,有没有信仰,也十分重要。信仰的核心价值观是善。信仰有三大功能:给人寄托,助人宁静,引人向善。当然,如果把信仰用于认知和处理客观世界,那就是迷信,愚昧。科学素质、艺术素质、信仰素质体现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上,就是人文素质。所以,人文素质,既有科学的理性,又有艺术的感性,还有信仰的悟性。什么是悟性,日本的一位佛教大师说:什么叫悟性?我钱包丢了,我就想,因为前世我偷了人家的钱包,现在人家来取了,我还没有来得及给别人送回去,人家自己来取了,还便宜了我。如果,我要偷别人的钱包,我就想,这世我偷人家的,下世人家就会偷我的,还是别干了。这就叫悟性。悟性,说白了,就是找一个说法,这个说法只要能够让人向善,就可以了。悟性,是不讲道理的。却又很神圣,很高尚。因为它能引人向善。为什么叫悟?就是用逻辑是推不出来的,大量事实也很难归纳出来。也就是说用科学的逻辑演绎和归纳演绎,都无法得出的结论。六能慧祖的“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也是这个意思。我们说,人文,有理性的人文,有感性的人文,有悟性的人文。

    我再转述一下约翰•洛克的三大定律。第一,人是社会的中心,也就是人本位,或以人为本。第二,个人利益是治理社会的基础。第三,任何政府唯一的宗旨是保护人,运用他们的智慧创造财富和享受幸福的自由。实际上这三大定律,也是加强对人权及其基本自由的尊重。这个人权观念,我们中国更多的把它政治化了。因为集权制度剥夺了人权。但是人权观念有更广泛的意义,这就是每个人都应具备的基本观念。人权——生命的权利,获得财产的权利,享受自由的权利——既是自己的权利,也是自己的义务。因为人权,是每个人的权利,也就是说,自己和他人平等地享有同样的权利。正因为是“每个人”的,是人人平等的权利。所以,只有尊重他人的权利,至少不损害他人的权利,才能有自己的权利。人权包括尊重他人的权利,所以潘恩说,人权,既是自己的权利,又是自己的义务。

    人权观念的核心,是尊重人,当然就要尊重人的个人利益。可惜,我们长期有一个误会,认为强调个人利益,就是只顾自己不顾别人,是社会万恶之源。这是天大的误会。其实,无论是17世纪的约翰•洛克,还是18世纪的亚当•斯密,无论是率先迈入现代化的西欧,还是紧跟其后的北美,一再强调个人利益是指“每个人”的个人利益。

    关于个人利益的“三大原理”:第一,“平等原理”。个人利益是“每个人”的个人利益,不是某一个人的。任何一个人都享有同他人平等的个人利益。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人在实现自己的个人利益时,都不得损害他人的个人利益。个人利益既是自己的权利,也是自己的义务。第二,“制约原理”。正因为个人利益是每个人的,所以任何人的个人利益随时受到他人个人利益的制约,以社会为条件。个人只有满足他人和社会的需要,为社会做出贡献,才能实现自己的个人利益,而且贡献越大,个人利益也越大。这就是亚当•斯密《国富论》的核心思想,也是市场机制运行原理的精髓。第三,“多层次原理”。个人利益或者说个人需求是多层次的,包括物质的利益和精神的利益。当基本生活需要得到满足以后,人们又会产生更高层次的需要,如获得安全、友爱、尊重,归属感,高成就感,以至自我实现,等等。

    人是有意识的,尽管社会上也不乏越富越贪婪者,但多数人都受社会机制的指导,从低层次的需要上升到高层次的需要。在我们这个社会,还有一个很深的误解,好像承认个人利益就是承认人都是自私的。把个人利益和自私自利混为一谈。我们应该严格区别个人利益的正当性和自私自利的非正当性。

    严格区别个人利益的正当性和自私自利的非正当性的四大原则:第一,以损害他们的个人利益来获得自己个人的利益,这叫“自私”,应该受到谴责,严重的还应受到法律的制裁;第二,以不损害他人的个人利益来获得自己个人的利益,这叫“正当”,无可指责;第三,以满足他人的个人利益来获得自己个人的利益,这叫“高尚”。应该得到鼓励。第四,个人利益从低层次上升到高层次的需求,并且把获得的利益反馈给社会,这叫“伟大”。

    在道德教育中,我们应该事实求是地承认个人利益,个人需求。否则是毫无说服力的。但同时又要事实求是地强调个人利益是“每个人”的。他人同我具有同样的、平等的个人利益。只有尊重他人的个人利益,才有自己的个人利益。而且他人——千百万的他人——的个人利益,形成了一种社会制约机制,使得任何个人都要受社会机制的制约,必须给社会做贡献,才能获得个人利益。

    我的第一个小孙子五岁多了,已经上了一年的预备班,今年9月份要正式上小学了。无论在美国,还是加拿大,对孩子的教育,从小就贯穿着四个单词:第一,“嗨!”(Hi),见人一定要打招呼;第二,“谢谢!”(Thank you),人家帮助了我,一定要表示感谢。第三,“对不起”(Sorry)。做错了事,一定要道歉;第四,“分享”(Share),有东西一定要给他人分享。这些都是人文的养成教育,在日常生活中养成的。
92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聚会,有一个记者问一位白发苍苍的获奖者,你认为那一个阶段的教育对你最重要?他说:幼儿园。再问:幼儿园的教育对你影响最大的是什么?教授回答说:吃饭前要洗手,做错了事要道歉,用完了东西要放还原,有东西吃,一定要分给小伙伴一半。为什么放还原呢?因为你不放还原别人要用,就找不着了,影响了他人。这些,就是素质,心中有他人,为他人着想。这就是人权观念,对人权之尊重。有一位科学家,物理学诺贝尔奖获得者,周培源的老师,我有一次提起这事,周老很高兴。这位科学家说:什么是教育?教育就是所学的东西都忘光了,还能剩下来的东西。能剩下来的东西是什么?就是素质。我们的教育能剩下什么?
我认为,教育的根本目标就是发展和完善人格。

徐景安:

    教育要以人为本,那么对一个学生来说,本是什么?这也就是教育的功能与目的,我认为:一是教育怎么做人,二是教育怎么做学问。1932年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在开学典礼说:“教授责任不尽在指导学生如何读书,如何研究学问。凡能领学生做学问的教授,必能指导学生如何做人,因为求学与做人是两相关联的。”

    1948年6月10日,冯友兰在清华大学发表“论大学教育”的演讲。他说:“所谓‘人’,就是对于世界社会有他自己的认识、看法,对已往及现在的所有有价值的东西---文学、美术、音乐等都能欣赏,具备这些条件者就是一个‘人’。”他还指出,大学教育除了给人专业知识以外,还应该让学生养成一个清楚的头脑,一颗热烈的心。只有这样,他才可以对社会有所了解,对是非有所判断,对有价值的东西有所欣赏,他才不至于接受现成的结论,不至于人云亦云。

    归纳起来,就是教人向善的心、爱美的能力、求真的方法。应该说,三四十年代我国教育家的这些教育理念是正确的。但是,建国以后教育成为政治的工具,从“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直到今天“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教育一直受政治的管制。市场经济的开启,教育又为经济利益所驱动,陷入产业化的误区。一是政治化,一是产业化,使得教育功能严重蜕变和异化,成为权力与金钱的工具。

    当今教育怎么教育做人?作为正宗、主流依然称为政治思想教育,充斥着政治术语,为学生普遍厌恶。但不管爱听不爱听,教材还是这么编,教师还是这么讲。事实上,当今中国学校的主流已放弃了做人的教育。正在探索中的是传统教育与公民教育,这是很有意义的尝试。

    传统教育采取读经的方式,让孩子了解中国文化的经典,扎下中国文化的根基,十分重要。传统文化有精华,也有糟粕,怎么诠释、解读、引导有待于实践中摸索。我认为,传统文化至少有两点是现代人必须继承和吸取的。

    第一、将做什么样的人放在第一位,注重道德、人品。作为传统文化主流的儒、释、道,尽管主张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人不能放纵自己,人不能做禽兽。儒强调仁义,释强调善行,道强调无为,都是劝导人们提升境界,不要囿于一介私利,而放弃做人的准则。尽管中国古人中“说是仁义道德,做是男盗女娼”的现象大量存在,但始终存在对道德的敬畏、对廉耻的顾忌,“不要让别人戳脊梁骨”一直是民间遗训。但今天的中国人,包括年轻人,无所谓做人、道德、廉耻,不分善恶、是非、对错,实用主义、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盛行。

    第二、将他人放在重要位置,注重情感、情分。传统文化强调做人,就是摆正自己,正确待人,从孝敬父母做起,爱兄弟、邻里、老师、朋友以至草木、天地……中国古人从人与人的情感中寻找生命的价值与意义,对一味地从物欲的满足中找快乐的现代人,包括年轻人是很值得借鉴的。但传统文化作为对现代人的教育,有两个基本问题,一是传统文化强调责任忽视权力,强调整体忽视个体,强调克己忽视自由,强调内省忽视外求,这可以补充现代教育的不足,但其本身存有缺陷,不能完全取代现代教育。二是传统文化对道德的敬畏是建立在对祖宗的崇拜,对父母的敬畏上面。要为家族争光,不给父母丢脸,是中国古人最重要的价值目标。孔子说,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言。要求现代人,尤其是年轻人敬畏祖宗、敬畏父母,已不可能了。但传统文化对父母孝的情感,是可以继承的,只要一个人心存良知,对父母的爱,可以作为道德教育的起点。在政治教育失效的情况下,以公民教育来替代,是很好的做法。

    东平教授编了《新公民读本》,讲公民的道德,仁爱、诚信、责任;讲公民的价值观,民主、自由、人权;讲公民的知识与技能,等等,
这本读本,教育部门能接受作为教材吗?

杨东平:

    被禁止出版了。

徐景安:

    这就是改革的困难,你要以公民教育来替代政治教育,他要把公民教育纳入政治教育。现阶段公民教育也有两个问题不好解决:一是公民教育讲公民的权力和义务。宪法规定的中国公民权力没有得到保障的情况下,要求公民承担责任和义务,究竟有多少说服力,能否经得起学生提问?可能会说,你们还是先给领导们进行公民教育吧,这怎么回答?二是民的责任和义务靠什么维系?靠法律,靠舆论,靠道德。西方公民靠宗教,对上帝的敬畏。靠法律,对宪法的敬畏。总统宣誓,不是手扶圣经,就是手扶宪法。今天,中国共产党员入党,向党旗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有多少心存真诚?将爱国作为公民教育的内容,没有疑意,但是作为公民教育的核心,是否合适?说到底,是信仰问题,这是德育教育的头号问题,可是整个中国、整个社会都没有解决,又怎么来教育学生?这就回到创建中国新文化的起点,不是教育问题,而是核心价值观问题。

    信仰是一个人的终极追求,也是一个人的心灵敬畏。能为今天中国人终极追求的、心灵敬畏的是什么?我研究的结论是人生的幸福和对生命的敬畏。“追求幸福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是人的终极目标,是人的共同追求。”“人有性别、阶层、民族、国籍的差别,对幸福的理解也各不相同,但追求幸福的动机、愿望、目的是一致的。”“为了自己的幸福,要自觉约束自己。”为了自己的幸福,要善、要讲道德。进一步追问,人为什么要追求幸福?这就是对生命的敬畏,人的生命来之不易,不要白活一辈子。以此为逻辑起点,人要敬畏自己的生命、他人的生命、人类的生命;人要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要继承东西方道德文明的结晶:“追求自由与约束自己,拥有权利与承担责任,勇于获取与慷慨付出,外求开拓与内省修行”。这就是我起草的《21世纪幸福宣言》的基本观点。追求幸福与敬畏生命是现代人,尤其是年轻人所能接受的。若有可能,我也想编一个读本,从“我”出发,怎么认识自己,怎么对待生命,怎么追求幸福,怎么活得有价值,怎么活得有意义?然后怎么对待他人、社会、国家、自然、地球?其中包括怎么对待困难、挫折,怎么对待恋爱、婚姻等,这就是以人为本位,而不是以家庭为本位,以国家为本位。这是符合人的认识规律的,首先要认识自己,什么是幸福,怎么追求幸福,然后才是怎么对待他人、社会、国家……我听一个朋友介绍,以色列人编成一本一本书,由浅入深,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大学,让学生看。我想,能不能把这些道理编成一个一个故事,将理性教育与情感教育、审美教育结合起来,将传统教育与公民教育结合起来,这可是巨大的工程。

    怎么做学问?教育的功能主要的不是传授知识,知识是海洋,教不了那么多;教的知识未必受用,可能不干这一行;知识可用现代技术搜索,没有必要背。教育主要是培养思维能力和学习研究方法,而当今中国教育传授的是为了应付考试的标准答案、方程公式、解题技巧,都是一辈子无用的死知识。

    比如什么是大象,我们的学生要背是食草动物,长鼻、腿粗……西方教育就是让你查资料,大象是什么的知识没有意义,而查大象是什么的方法很有用。又比如成吉思汗曾经打到欧洲,我们的考试题是成吉思汗帝国的版图。而西方的考试题是,如果成吉思汗没打到欧洲将怎样?我们有标准答案,为了考试。人家没有标准答案,为了启发想象力。

    又比如物理课讲抛物线,我们是化时间背公式。西方让学生编组做一个抛物的机器,然后比赛,看谁抛得远,训练了想象能力、动手能力、合作能力。我外甥女在澳大利亚上小学二年级,每天背着小书包,里面放着糖果、饼干,非常快乐。五六个小孩围一个圈讲故事,培养孩子的表达能力、沟通能力以及学习倾听别人的讲话、对他人的尊重。可是我们的孩子失去了童年,获得的大都是一辈子无用的知识。

    让学生失去快乐、痛苦煎熬十多年的我国教育,是不是把智育搞上去了呢?1999年、2001年统计,在《自然》与《科学》两个杂志发表的论文,六所中国一流大学,共发表20篇文章,哈佛大学是399篇,同属亚洲的东京大学131篇。我们一直以基础教育扎实为荣,但最需要的思维能力、创造能力却很弱。谁都知道,我国的出路在于创新,然而我们的教育让学生创新吗?

    归结起来,教育就是教学生做人的ABC、做学问的ABC,可我们的教育恰恰没有这两个功能,就教你如何应付考试,考完就无用。然而,这种教育制度不许改、不能改,说是中国仅剩下的最公平的制度。

 

 

发件人:"伟 刘" <liuky_szb@yahoo.com.cn> 2009-06-05 11:36:09 +0800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关于奥数问题的再来信

奥数为什么成了公害?

深圳第二高级中学 刘伟

电邮:liuky_szb@yahoo.com.cn

    因为我大学学的是数学专业,又曾经在中学教过十年数学,所以常常有家长问我,该不该送孩子去学奥数?我一般这样回答他们:“如果你的孩子确实很喜欢数学,并且不觉得其它功课压力大,那么你可以送孩子去学奥数。但不要給孩子任何压力,也不必做很多奥数题,奥数竞赛考得好不好也不必在意,就当是智力游戏,业余玩玩就是了,跟孩子喜欢下棋一样对待。如果你的孩子并不喜欢奥数,那就千万别学。”

    可是我发现,我的建议根本不起作用,大多数家长最后都会送孩子去学奥数,而且从小学就开始学,不管孩子喜不喜欢,給孩子极大压力,家长累,孩子苦,奥数真的成了社会公害。这种公害是怎么形成的呢?

    我觉得奥数公害反映了我国教育的诸多弊端和重大的思维误导。奥数问题麻雀虽小,但五脏俱全,值得深入思考剖析,揭露出其中的重大误区,并尽快剜除这个毒瘤,否则将严重影响中国的未来发展。

家长的无奈

    许多家长跟我说,现在许多重点中学都根据奥数成绩来录取学生,奥数竞赛的得奖者还可以免试升入重点大学,如今升学竞争这样激烈,有这样的机会,哪个家长不竭尽全力争取?

    他们说的是事实。我曾经在一所公立重点中学工作过,这所中学会聚了全国最多的奥数高级教练,甚至把国家奥数集训队总教练都高薪聘来了。这所中学每年录取新生时,都要偷偷地调查全市小学毕业生中有多少奥数获奖者,我就曾被学校派去一个奥数赛场,像地下工作者一样,偷偷把获奖名单用相机拍下来,然后私下和每个获奖者联系,鼓动他们来本校上学,并給他们许多承诺,比如让他们进重点班,为他们专门配备奥数高级教练开小灶辅导,免除学费,参加竞赛得奖后给予金钱重奖等等。全市几所重点中学都用这种办法争夺好学生,奥数获奖者成了各校争抢的香饽饽。这些获奖者有许多机会参加全国奥数比赛,比赛得奖后,许多重点大学免试录取。有些重点大学就在全国奥数冬令营现场录取获奖者。在这种大背景下,家长们怎能不对奥数趋之若鹜?

    奥数之所以变成了公害,就是因为这种免试升学制度和开小灶造成的。奥数获奖者可以避开残酷的高考,还可以在重点中学获得众多特殊待遇,比别的学生有更多的升学机会,得奖后学校还給重奖。本来公立重点中学已经享受着政府的特殊待遇,办学条件和师资力量都大大超过普通中学,可它还把大量教育资源集中到少数奥数学生身上,造成了双重的不公平。

    公立重点中学拿着纳税人大量的钱办教育,本应尽量维护公平,这也是教育的目的之一,连两千多年前的孔子都倡导“有教无类”,平等对待每一个学生,怎么我们当今的公立重点中学却在千方百计地制造不公平,比两千多年前的观念还落后?人们能看到我国经济上分配不公造成的不公平,但很少关注我国教育资源分配不公造成的更大的不公平,这种不公平对孩子心灵造成的潜在影响更为深远,更为可怕。孩子(包括哪些奥数获奖者)长期在一个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平的环境下长大,他们能形成“人人生而平等”的现代观念吗?没有平等观念,他们能成为现代公民吗?

    在这种制度环境下,从奥数中获利的只有两种人,一是重点中学的校长。因为奥数获奖者免试升入重点大学能算入升学率,还有极大的宣传效应,能彰显校长的“政绩”(而不是“教绩”),这和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只用升学率来衡量学校教育质量密切相关,也和社会大众普遍看重升学率的心态密切相关。二是奥数辅导老师,这些老师可以收取高额的奥数辅导费,学校还给予重奖,许多奥数名师收入极高。某市政府就曾经奖給国际奥数比赛金奖获得者的教练30万元,致使奥数培训机构遍地开花,奥数教师越来越多。政府、学校、奥数老师三方共同努力,把奥数之风吹遍社会,还用制度来保障,家长怎能不就范?

    一种制度如果和功利目的联系起来,那么迟早会走向极端,并成为摧残人的怪物,中国的科举制度就是一个典型。科举制度把考试与当官发财的功利目的联系起来,最后变成了奴化人、摧残人的荒唐制度。如今我国许多学校把奥数竞赛(实际就是更难的考试)与升学和重奖联系起来,已经越来越荒唐和摧残人,已经成了如科举一样的社会公害。

    教育是最不能急功近利的,“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是常识,做学问也只有在非功利的兴趣引导下才能做出大成就,可在全社会急功近利的急火攻心下,家长只看重升学率,学校只抓升学率,政府只以升学率来评价校长,三管齐下,天网恢恢,孩子们在劫难逃,成为世界上最辛苦的小可怜,中华民族将来也必将成为想象力和创造力最贫乏的可怜民族!

 奥数背后的思维误导

    可能有人会说:奥数获奖学生不是也得利了吗?奥数起码选拔出了一批优秀学生啊,給这些优秀学生一点儿特殊待遇也不过分啊。
问题是:奥数获奖者真“优秀”吗?

    我曾看到过一家教育科研机构的调查报告,其中调查了全国历届奥数获奖者的发展状况,出人意料的是,奥数获奖者后来很少在科研或工作中做出较大贡献的。更让人惊奇的是,这些被认为是数学尖子的学生,后来少有学数学专业的,基本没有在数学研究上做出成绩的,甚至鲜有喜欢数学的。

    这说明奥数获奖只給这些学生起了升学敲门砖的作用,升入大学之后,这块砖就被扔了,他们也并不真正喜欢数学,奥数也没让他们喜欢上数学。如今许多重点中学的奥数学生可以不上体育、音乐、美术等副课,不参加学校各种活动,寒暑假和周末经常加班加点做奥数题。想想看,长期做那些偏题怪题,参加一场又一场的考试,谁会喜欢它?爱因斯坦说过:“无论多好的食物强迫吃下去,总有一天会把胃口和肚子搞坏的,纯真的好奇心的火花会渐渐地熄灭。” “人们为了考试,不论愿意与否,都得把所有这些废物统统塞进自己的脑袋。这种强制的结果使我如此畏缩不前,以致在我通过最后的考试以后有整整一年对科学问题的任何思考都感到扫兴。”。正是那些大量的奥数训练和考试,让学生纯真的好奇心的火花渐渐地熄灭了,连对数学本身都没兴趣了。只要上了大学,他们马上就对数学不感兴趣了,奥数最终只起到让学生讨厌数学的作用。

    我曾经认识一位家长,他当年是湖北省奥数尖子,曾经得过全国奥数一等奖,现在是一家银行的行长。我问他奥数对现在的工作有什么帮助没有?他说基本没有帮助,因为现在稍微复杂一些的分析计算都是电脑代劳了,电脑专家系统一秒钟的运算超过一百名奥数尖子的运算。工作中最有用的是语言表达能力、写作能力、社会交往能力、学习能力、思维能力、判断能力、创新能力、组织能力、管理能力。我说思维能力不是跟奥数有关吗?他说,奥数主要是做一些钻牛角尖的题目,只不过比别的题目绕的弯子更多而已,而且是有答案的题目,而现在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往往是没有答案的,需要探索研究,更需要发散的创新思维,跟奥数的思路完全不同,所以当年花大量的时间在奥数上很不值得。他认为把更多的时间花在语言表达、写作、发散性思维训练、探索研究能力、艺术修养上更好。他现在就是一位古典音乐的发烧友,因为他发现音乐最能激发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爱因斯坦也说过:“如果没有早期的音乐教育,我将一事无成。”可如今的奥数训练,恰恰就让学生把影响一生的音乐、体育、美术等副课抛弃掉,用大量的时间来专做奥数题。

    我还认识一位英语特级教师,她的儿子获得了国际奥数金奖,后被保送北大。他到北大后,发现北大很活跃,许多学生多才多艺,学生社团很多,可他因为长期参加奥数训练,只会做题和考试,基本没什么别的爱好,同学去参加各种活动时,只有他自己在宿舍孤零零地做题,跟同学们也玩儿不到一起,心理上日益孤僻。现在他妈妈很后悔,觉得中学时应当全面发展,不该把全副精力投到奥数训练上。

    我的一位同事是全国著名的奥数高级教练,教出了许多奥数获奖者。但他生活自理能力极差,许多生活常识都不懂。他夫人只要出差几天,他家里就乱成一片,衣服脏兮兮皱巴巴,连吃饭都只能去饭馆。他也没什么业余爱好,什么文体活动都不参加,生活枯燥乏味儿,儿子都很不喜欢他。

    我所在的重点中学有一位获全国奥数一等奖的学生,学校把他当宝贝,重奖他一部笔记本电脑和一万元,宣传栏上登着他的事迹和照片,学校处处宠着他,他有毛病老师也不敢批评他。有一次一位老师见他上了老师才能乘的电梯,说了他几句,他竟然说:“你算老几?你知道我是谁?”,奥数文化竟然能把他扭曲到这种程度,真让人匪夷所思!

    1935年,爱因斯坦在悼念居里夫人时,这样赞扬她:“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还要大。” “有时,人们把学校简单地看作是一种工具,靠它来把大量的知识传授给成长中的一代。但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知识是死的,而学校却要为活人服务。它应当发展青年人中那些有益于公共福利的品质和才能。”“应当反对把个人当作死的工具来对待。学校的目标始终应当是:青年人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专家。我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这对于那些培养将来从事较确定的职业的技术学校也适用。被放在首要位置的永远应该是独立思考和判断的总体能力的培养,而不是获取特定的知识。如果一个人掌握了学科的基本原理,并学会了如何独立地思考和工作,他将肯定会找到属于他的道路。除此之外,与那些接受的训练主要只包括获取细节知识的人相比,他更加能够使自己适应社会的进步和变化。”

    奥数就是“接受的训练主要只包括获取细节知识”,把学生引向畸形的解题“专家”。教育更重要的目的是培养全面和谐发展,有服务社会的道德品质,有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能力的学生,这样的学生才能更适应社会的发展和变化。可奥数训练把学生的培养目标全面窄化,使他们成为畸形发展的人,将来会給学生的发展留下长期的隐患,影响他们的终身幸福。

奥数是什么?

    有些家长认为:孩子即使获不了奖,学学奥数也可以训练思维,也没什么坏处啊。这是更大的误区。

    我自己是学数学出身的,我深知,数学的精华根本不在奥数解题技巧里,奥数解题技巧只是数学的细枝末节。数学本身是充满了魅力和美的因素的,数学需要高度的抽象和逻辑思维能力,数学本质上是一种哲学,甚至有人说它是哲理诗。而哲学是最需要宏观、抽象、严谨、超脱、系统的视野。数学中欧几里德几何学呈现的演绎推理体系、归纳法呈现的归纳推理方法、微积分以运动和极限观念来处理问题的方法、各种定理的证明方法和过程,这些思维方法才是数学的精髓,才是终身受用的内容。把大量时间耗费在奥数式的解题技巧里,其实是舍本逐末,因小失大。只有把握了数学的思维之美,深刻理解了数学的哲学内涵和广泛应用,才是学习数学的正道,才能真正热爱数学。而奥数却把学生的思维引导到数学的细枝末节上去,而忽视主干,这是对学生思维的根本性误导。

    爱因斯坦说过:“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想象力是知识进化的源泉。”“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奥数做的是有答案的题目,这些题目连问题都算不上。做奥数题根本不用学生提出问题,题目是出题老师出的,学生只要按照解题套路把题做出来就是了,只不过奥数的解题套路更复杂些。发现和提出问题需要学生的想象力,而解奥数题却需要学生思维入套,这与想象力的培养是背道而驰的。

    世界著名数学家、美国哈佛大学数学教授丘成桐是最反对奥数的,这位获得过菲尔滋奖(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的华人数学家这样评价奥数:“奥数题都是事先有答案的题目,只不过让学生钻更多的套去找到那个答案,这没多大意义。真正有价值的,是从没有答案的现实中发现问题,然后运用数学知识去解决问题。”丘教授在浙江主办了一个新型的数学竞赛,要求学生组成研究小组,自己到生活中去发现问题,然后用学过的数学知识来解决它。这种没有现成答案的竞赛方法,就与奥数竞赛完全不同,实际上是让学生学会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科研方法。
被称为日本“战略之父”的大前研一在他写的《思考的技术》一书中写到:“因为新经济不像牛顿力学,套个公式就可以算出答案。新经济不但是个体系复杂的世界,更是一个所有问题都无解的世界。学校所教的东西,几乎从一开始都是有答案的,因此大多数的日本人事实上是从未接受过思考训练的。”

    长期做有答案的奥数题,也属于从未接受过思考训练,时间长了容易形成思想上更多的套套。真正的思考是像科学研究一样的思考,善于发现问题,并在没有现成答案的问题引导下去探索和思考,设法解决问题,这才是当今和未来最需要的思考方法。

全民奥化

    从奥数的狂热中我们可以发现,我国教育界即存在制度误导(如奥数获奖免试升学制度),也存在更深层的思维误导,比如认为知识学得越难、题目做得越多、考试成绩越好便越是优秀学生。在这样的双重误导下,奥数日益成为庞大的产业,从奥数教材、奥数教练、奥数培训机构、奥数竞赛体系、奥数冬令营、奥数国际比赛,形成了一条龙体系,涵盖了从小学到高中的十多年时间,现在有向幼儿园蔓延的趋势。更可怕的是,现在还有物理、化学、生物、信息等等奥赛,更荒唐的是,英语竟然也有了奥赛,叫做“奥英”!看那趋势,今后出现“奥画”、“奥歌”、“奥钢琴”、“奥小提琴”、“奥机器人”、“奥足球”都有可能,众多的乐器考级、声乐考级、各种职称考试不就是奥化的前奏吗?

    看来中国人今后从小到大将被全面奥化!当世界各国都在努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时候,我国却在全民奥化,从幼儿园就开始全部钻到考试的套套里兜圈子,而且越兜越难,越兜越离想象力创造力越远,这种空前的民族精神自杀简直比纳粹的毒气室更可怕!杨东平先生说奥数比黄赌毒还害人,真没说错。

    全民奥化背后深层思维误区是我国大众太迷信“考试”了,中国大多数人都有考试人格,长期在考试环境下长大,已经习惯了,甚至不觉得越来越摧残人的考试有什么不正常。其实这种学生为考试而学、老师为考试而教、大学录取只看考试分数的方法是千年科举制度的全面复辟,是和世界潮流背道而驰的倒行逆施!

    1985年,享有盛名的美国民间科学团体——美国促进科学协会,在全国科学技术委员会等机构的资助下,聘请了400多位国内外著名的科学家、教授、教师以及科学、教育机构的负责人,用了近四年的时间精心研究和探讨,于1989年完成并公布了一份文件,题为《2061计划:为了全体美国人的科学》(2061年是哈雷彗星离地球最近的年份)。这份长达200页的总体报告和其它5份专题报告,详细地论述了全面改革美国基础教育体系的设想、步骤、目标和科学依据。

    《2061计划》将每个学生从幼儿园到高中毕业的13年教育中应该获得的基本科学知识浓缩为12大类课题:科学、数学、技术的本质、自然界的构成、生态环境、人体机能、人类社会、技术世界、数学世界、科学史观、共同主题、思维习惯。计划中提出的教学方法一改传统的按照不同科目分科教学的做法,而是要求师生围绕不同的课题展开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也就是说,把学习变成了研究。

    这个计划要求:改革的重点不是放在天才学生或哪门特定的科目上,而是为使所有青少年儿童都得到基本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数学和技术教育,使他们生活得多姿多彩并富有成果,这种教育应该适应科学知识和技术力量的急剧增长。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制度化地、系统而理性地提出把学习变为研究,而且从幼儿园就开始、面向每一个学生的研究,古老的学习观念从此发生根本性的巨变。

    这是对以工业文明为基础的教育模式的根本性变革,顺应了知识经济的要求。从此开始,传统的老师主导的“教”,让位于师生共同探讨的“研究性地学”,学校不再像工厂那样批量式地生产相同模式的学生,教育内容不再以“教科书”为中心,而是以各种各样的“课题”为中心,分科的学习,变为师生围绕课题的综合性研究。老师上课也无法满堂灌了,因为“课”已经没法“讲”了,教室变成了师生围绕课题讨论的研究室。相应地,评价体系也必须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你对“研究”的过程怎样进行考试?又怎样打分?可以说,这从根本上推动了评价方法的改革。

    学习一变成研究,有关学习的一切方面都变了!从此,学校、教师、教材、教室、管理方法、评价方法、上课方法、自学方法、培训方法都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其核心就是把“考”的文化变成“研究”的文化。

    把学习变为研究,就是世界教育改革的大趋势,现在世界各国都在你追我赶,尽快把教育体系变为研究体系,可我国却在全民奥化,还在迷信考试。人家从幼儿园就开始研究,我们却把奥数考试延伸到幼儿园;人家面向每一个学生培养综合研究能力,我们却把大量教育资源集中到少数奥数尖子上培养畸形人,完全与世界潮流背道而驰,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并不危言耸听。

研究:现代工作方式

    我国教育界之所以“罢黜百科,独尊奥数”,背后其实有一种数理化崇拜。我国教育界严重重理轻文,迷信工业时代的分科教学模式,这从五十年代大学院系调整就开始了,热衷于培养理工科的工具型人才。当年清华大学是综合性的名牌大学,其文科极为出色,在院系调整中被调整为纯理工科的“工程师的摇篮”。奥数思维是和这种数理化崇拜是一脉相承的。

    在当今知识经济社会,最需要通才,那种数理化崇拜已经过时了。

     著名经济学家、美国耶鲁大学终身教授陈志武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这些年看到这么多从国内培养出来的杰出高材生,他们在专业上这么突出,但思维方式那么僵化、偏执,社会交往能力又那么差,除了自己狭窄的专业就不知道怎么跟人打交道、怎么表达自己,让我非常痛心。由于国内教育体系以及教育理念的僵化,绝大多数中国人再好也只能做些技术活,难以在美国社会或其他非华人社会出人头地,这些都很悲哀。原来没有全球化时不知道这些,但现在中国人也走出去了,跟其他文化、教育背景的人一在一起,就知道彼此的竞争优势与劣势了。这些问题的根子都出在教育上,包括正式的学校教育、家教和社会文化教育。

    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不少。比如,讲到中国的公司品牌,不管是广东,还是其它省份,都很难建立品牌。所以,难以通过品牌赚更多钱,而只能制造一些玩具或者说制造一些衣服、鞋、甚至一些机器和电脑,只能是卖苦力。我们现在也讲产业结构的转型,从制造业更多地转向服务业。

    为什么难以建立品牌、难以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原因当然包括法治制度、产权保护以及国有制的问题,但也与中国教育体系的教学方式和教学内容关系非常紧密。

    美国大学的教育内容经历了一个全面的转型,转向通识教育。所以,在耶鲁大学,我们对本科生的培养理念是:任何一个在耶鲁读完四年大学的毕业生,如果他从耶鲁毕业时,变成物理、电脑、化学或者是任何领域的专家,我们会觉得那是一种失败,因为我们不希望四年大学教育是培养专家,让他们在某一领域里面投入那么深,而忽视掉在其它更广泛的做人、做公民、做有思辨能力的人的机会。我们不主张他们在某个工程领域、科学领域、社会科学领域在大学时期就成为专家。如果有学生在大学四年时真的成了专家,我们不以为那是一种成功,反而会是一种失败。

    中国的教育则侧重硬技术,由此产生的人才结构使中国即使想要从制造业往服务业转移,也难。产业结构也受到教育内容约束。在中国,从幼儿园到小学、大学、再到研究生,一直都强调死记硬背为考试,强调看得见摸得着的硬技能,特别是科学和工程几乎为我们每个中国家长、每个老师认同,这些教育手段、教育内容使中国差不多也只能从事制造业。为了向创新、向品牌经济转型,就必须侧重思辨能力的培养,而不是只为考试;就必须也重视综合人文社会科学的训练,而不是只看重硬技术、只偏重工程思维。离开市场营销、离开人性的研究,就难以建立品牌价值。”

    教育是为未来培养人才,必须有面向未来的战略眼光。世界教育已经全面转向通才教育,可我国却把学生引向奥数训练,成为电脑时代最不需要的解题专家,这不是为国家培养失业后备队吗?

    被誉为“日本战略之父”的大前研一原本是工程师,他曾经进入世界著名的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工作,在他写的《思考的技术》一书中他有这样的感受:“虽然我是以新手和外行的身份进入麦肯锡,做起事来却充满了自信,因为我发现做经营分析其实和进行科学研究没什么两样。”他发现在麦肯锡工作的程序是:“先分析客户提供的数据、业界的数据,再做成图表,提出假设,然后再搜集并分析可以让自己的假设成立的证据等等。”

    当时大前研一年纪不到30,却要去給60多岁的企业领导人提建议,但他却充满了自信,因为“我所提的建议,都是经过无数的假设、验证、实验,才得到‘绝对不会错’的结论,所以即使面对年龄如父辈的经营者,我也毫不畏惧。尤其是通过实地访谈所积累的事实,更是具有举足轻重的分量。以大量的资料及积累的事实为根基,导出敏锐的结论之后,我才会向客户提出建议。因为不管怎么样,我都比企业的经营领导层更了解最近的现场实际情况,所以我根据足以印证事实的资料所做的提案,绝对让客户信服。”

    大前研一写到:“在麦肯锡的两年中,我不知不觉就分析了将近两千件案子。刚开始的时候都是我自己进行分析,后来发现凭我一人之力实在不堪重负时,才开始请客户从自己公司里调派约30名人员,和我共同组一个团队,进行相关的业务。首先由我提出假设,再请这些人员搜集可以印证假设的资料,然后再按我的指示进行分析。也就是说,我以团队总指挥的身份,为他们安排求证的程序。例如:‘这个做完之后,再做那个。’‘如果分析的结果是这样,就进入A阶段,如果不是这样,就进入B阶段。’我就像一台空白图表的制造机,提出假设之后,就开始印制空白图表,然后指示团队中的其他人把图表上所有空白处填满。从‘纵轴是这样,横轴是那样’到‘请这样导出结论’的过程中,所有数据的选取、图表的做法、分析法等等,我都一一下达指示。”

     大前研一生动地说明了管理信息咨询公司的工作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研究过程,并且向团队集体研究的方向发展。在当今的信息时代,越来越多的工作是在处理信息,研究已经不是学院或研究所里的专门工作,日益成为一种现代工作方式。

    现在许多高新科技企业都采取项目小组的方法来工作,大致工作过程是这样的:在市场中遇到待解决的问题,围绕这个问题,企业会组成项目小组,小组成员可能来自各个部门,有不同的专业背景,他们针对问题搜集事实和相关资料,提出假设,围绕假设搜集数据,借助电脑进行分析,根据分析结果验证假设,如果无法验证便修改假设再重复前面过程,直到问题得到解决。这个过程是典型的研究过程。如今研究的工作方式已经迅速扩展到各个行业,所以,尽快把学习变为研究,也是当今和未来社会的迫切需要。为什么我国目前有那么多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只会做有答案的题目,而不会用研究的思维来解决无答案的问题,没有现代社会最需要的研究本领。

考试成绩好并不算人才

    奥数金牌崇拜,还反映了我国社会一个根深蒂固的思维误区,认为考试成绩好就是人才,学历高更是人才。人们说到某个人是人才时,往往会说:他是博士或他是教授,至于这位博士或教授研究出过什么成果,却无人关心。我国传统也认为“金榜题名时”是人生三大喜事之一,至于他金榜题名后做出过什么贡献,却无人关心,反正只要考试成绩好,学历高就是人才。据历史学家研究,我国历史上各朝的状元真正有大成就的极少。

    其实考试成绩好和学历高,只能说明他善于考试,学了许多过去的知识,至于他会不会灵活应用这些知识,有没有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有没有创新能力却是另一回事。有了好的考试成绩和高学历只是具备了做研究的基本条件,真正解决实际问题的研究还没开始,这时他还算不上人才。评判一个人是不是人才,关键要把眼光放长远,要看他能不能做出实际的研究成果,成果评价才是靠得住的评价。

    爱因斯坦就是本科毕业,而且还不是什么名牌大学的高材生,但他做出的科研成果超过多少博士教授?毛泽东就是大专毕业,但谁能否认他是大人才?爱迪生连大学都没上过,但谁有他的发明多?奥数金牌崇拜、考试成绩崇拜、学历崇拜越来越不适应当今知识经济社会了。

应当怎样对待奥数?

    奥数弊端如此之多,那么应当怎样对待奥数呢?当务之急是立即取消奥数获奖免试升学制度,学校不再給奥数学生开小灶,不以奥数成绩来衡量学生优秀与否,而以全面和谐发展来评价学生,平等对待每一个学生。对那些少数有数学兴趣和天赋的学生,可以在自愿的原则下,鼓励他们参加课外兴趣小组,适当做一些奥数题、参加少量的数学竞赛,但不可搞加班加点的强化训练,让奥数回归业余兴趣的正常状态。

    国外学生参加奥赛都不做特别的训练,临时报名,像参加一场游戏一样去玩玩而已,全世界没一个国家像我国这样以举国体制去搏几块奥数金牌,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去争取那没多大价值的考试好成绩,那不过是一种虚荣。真正高明的教育,并不重视考试和竞赛,而是更看重学生研究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的培养,也不急功近利地指望学生在中小学阶段就出成果,而是給他们打下研究方法的基础,寄望于将来他们出更有价值的科研成果。美国人没获得过奥赛金牌,但却获得了全世界最多的诺贝尔奖,发明专利占到全世界的三分之一,这就是他们高度重视研究能力的结果。

    此外我国中小学应当立即开展研究性学习和思维训练。本来我国高中课程改革规定研究性学习占15个学分,大大超过数理化的10个学分,这时适应世界潮流的举措,但因为高考制度不改,研究的过程也无法“考”,所以许多中学都把研究性学习做为装饰花边,上面来检查时做做样子,检查团一走立即取消,还是大力抓考试。这样的教改只会夭折,中国会被世界潮流越甩越远。

    做为家长,不能等着高考和学校改革,更不能被学校误导,不要再逼孩子去上奥数班,应当尽力找到有研究能力的老师,大力培养孩子的研究能力,这才是符合世界潮流的做法。据专家研究,未来世界更需要右脑发达的人才,右脑主要具有想象、艺术、综合等功能,而传统学校主要培养左脑发达的人,左脑主要具有语言、分析、逻辑思维能力,而这些能力正快速被电脑代替,有远见的家长应当尽力矫正学校过于偏重左脑的教育,使孩子全面和谐地发展。如果你今天不早做准备,未来社会发展就会惩罚你的孩子。

 

————————————————————————————————————————————————————————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电话:86-10-63071372,传真:66079391,信箱zdjun@263.net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温家街2号,邮编:100031,

网站网址:www.dajun.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