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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立中国的中道和谐观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 编辑

2011年4月11日

目录

特稿

《华盛顿邮报》:精英不过是被包装起来的垃圾

仲大军:中国城市规划和建设的问题

丁耘:树立中国的中道和谐观

向东:精英就是自以为高人一等的垃圾

新浪微博:女企业家洪晃女士的50条经典语录

经济与社会

何新 :中国是最大外储国又是最大负债国

史宗瀚: 大陆贫富悬殊可能带来货币灾难

IMF:中国资产泡沫将破裂 房价可能急速回落

刘纪鹏:世界第一央行的难点与对策

刘纪鹏 李 征:防范内幕交易不能只打苍蝇不打老虎

吴庆:通胀是如何导致两极分化的?

郑联盛:全球通胀:现状、根源、趋势及影响

路透记者:庞大的外汇储备加重中国通胀

香港明报:BBC全球大调查:对中国崛起的忧虑

夏明毅:中国版“GPS”北斗导航百亿产业园在重庆两江新区启航

《商界评论》:失去日本制造的日子

白益民:华为亮剑,阻击日立

明报:中国人在温哥华疯狂抢房

维舟:为什么美国不会有高铁

草根:日本会不会失去未来三十年?

环球时报:利比亚石油收入贡献九成财税

美国凯托学会:重估中国的崛起:已知和未知

于时语:山姆大叔在中东地区的“维稳”努力

政史

张洞生:中国社会的3种政治力量和3种发展前景

陈一鸣:西方文明的六大杀手级软件

知明: 当今中国的道义

柳祥平:政府当在国家经济生活中担当什么样的角色?

陈永苗: 药家鑫案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

药家鑫案被害家属代理人张显:南方某报的丑恶嘴脸

阿秋:非理性的有产暴政与群魔乱舞----药家鑫案心理分析

刘秀:张宏良是官僚资产阶级的左派

王旭苍:论中国民主化进程的问题与路线图

崔永元:我们的电视台是全世界最脏的

贺卫方: 致重庆法律界的一封公开信

龙应台:台湾人不想统一和社会制度无关

施晓渝:茅于轼一派超低水平胡言

茅于轼:卡扎菲爱他的人民,但是......

苏中杰 :茅于轼第N代迷奸粉上市

武坚:中国现代化历程的回顾与前瞻

丁耘: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天安门广场的政治地理学

王朔:我看艾未未抄袭事件

轲南:少年时代我常去艾青家,艾未未高瑛没人缘

冉云飞:粗俗的疯子还是天才?

苹果日报:仿造中山陵 华国锋陵墓耗资过亿

朱学渊:中原古代人名的戎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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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1-04-17 01:09:44 +0800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抄送:标题: 华盛顿邮报: 地铁里的一个实验

    大军网编者按:这篇文章证实了这样一个事实:精英,不过是被包装起来的垃圾,而不是自以为高人一等的垃圾。所以,当今这个社会,精英们拼命打造和包装自己,抬高自己的身价,制造精英崇拜和迷信。这样他们才能从社会上攫取更大的资源。

精英不过是被包装起来的垃圾

----在美国地铁里的一个实验

《华盛顿邮报》:

April 16th, 2011 by mznews

    2007年一个寒冷的上午,在华盛顿特区朗方广场地铁站里,一位男子用一把小提琴演奏了6首巴赫的作品,共演奏了45分钟。他前面的地上,放着一顶口子朝上的帽子。显然,这是一位街头卖艺人。没有人知道,这位在地铁里卖艺的小提琴手,是约夏·贝尔,世界上最伟大的音乐家之一。他演奏的是一首世上最复杂的作品,用的是一把价值350万美元的小提琴。

    在约夏·贝尔演奏的45分钟里,大约有2000人从这个地铁站经过。大约3分钟之后,一位显然是有音乐修养的中年男子,他知道演奏者是一位音乐家,放慢了脚步,甚至停了几秒钟听了一下,然后急匆匆地继续赶路了。

    大约4分钟之后,约夏·贝尔收到了他的第一块美元。一位女士把这块钱丢到帽子里,她没有停留,继续往前走。6分钟时,一位小伙子倚靠在墙上倾听他演奏,然后看看手表,就又开始往前走。

    10分钟时,一位3岁的小男孩停了下来,但他妈妈使劲拉扯着他匆匆忙忙地离去。小男孩停下来又看了一眼小提琴手,但他妈妈使劲地推他,小男孩只好继续往前走,但不停地回头看。其他几个小孩子也是这样,但他们的父母全都硬拉着自己的孩子快速离开。

    到了45分钟时,只有6个人停下来听了一会儿。大约有20人给了钱就继续以平常的步伐离开。约夏·贝尔总共收到了32美元。要知道,两天前,约夏·贝尔在波士顿一家剧院演出,所有门票售罄,而要坐在剧院里聆听他演奏同样的那些乐曲,平均得花200美元。其实,约夏·贝尔在地铁里的演奏,是《华盛顿邮报》主办的关于感知、品味和人的优先选择的社会实验的一部分。

    【试验目的】精心策划这样一个试验,《华盛顿邮报》针对的问题是:一、在平凡的地方、不方便的时刻,我们能够感知到美吗? 二、如果能够感知到的话,我们会停下来欣赏吗?三、我们会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认可天才吗?

    【实验预期】在实验前的准备阶段,《华盛顿邮报》的编辑们紧张地聚在一起讨论:“如果围观者众多,该怎么办?”

    根据华盛顿地区的人口以及约夏·贝尔的知名度,很容易做出如下逻辑推导:一定会有不少人认出他来并停留观看,随着人越来越多,其他不明就里的人也会暂停脚步“看这些家伙在看什么”,进而在交通尖峰时间引起出入口堵塞,被赌的人爆发脾气,通知国民警卫队前来……接着催泪瓦斯、塑料子弹等等齐上……像暴动一样,说有多恐怖就有多恐怖。

    实验开始前,作者走访了美国国家交响乐团指挥史拉特金(Leonard Slatkin),询问他对实验结果的预期。他说:“即使没被认出来,而被当成一般街头艺人———但是因为他真的够好,所以我不认为人们不会注意到他。”

    史拉特金推测,在1000人里,至少有30—40人能够辨别音乐的好坏;75—100人将停下脚步,花点时间聆听;最后,约夏·贝尔应该至少有150美元的收入。

    【实验分析】结果,编辑们显然忧虑过头,根本就没有那种既惊讶又感动竟然可以在地铁站遇到大师的场面出现。非但没有人群聚集,连收入,史拉特金都高估了太多!

     根据隐藏摄影机与报道记录,45分钟内总收入为32.17美元,扣除事先放入的25美元,大师45分钟只挣了7.17美元。也就是说,其余投钱的25人大部分给的是25分硬币(Quarter),甚至有人只给一美分(Penny,有人评价,这丢给乞丐都会觉得不好意思)。

    与约夏·贝尔平时每分钟1000美元的演奏酬劳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怎么了?难道朗方广场地铁站位在穷乡僻壤吗?还是出入的人没有美学品位?事实上,朗方广场地铁站位于华盛顿的核心,出入的人大多是中产阶层的公务员,也就是说,多的是戴着响亮头衔的人物:政策分析师、项目管理员、预算审查官员、专家、顾问等等。

    针对这个结果,作者询问了美国国家画廊馆长莱特霍伊泽(Mark Leithauser)的意见。他说:“如果我拿一幅抽象画杰作———假设是埃尔斯沃思·凯利的作品好了,一幅价值500万美元的画———将它从画框上取下来,走下国家画廊的52个阶梯,穿过雄伟的圆柱来到餐厅。这里刚好在寄卖可可然艺术学校的学生原作。我把价值500万元的画作挂在标价150元的学生作品旁边,即使有眼尖的艺术评论家抬头看到了,也只会说:‘嘿,这幅看起来有点像凯利的喔。请帮我把盐递过来好吗?’”

   【实验结果】没有什么结果,最后的结果只是试验者丢给读者的思考题。当世界上最好的音乐家,用世上最美的乐器来演奏世上最优秀的音乐时,如果我们连停留一会儿倾听都做不到的话,那么,在我们匆匆而过的人生中,我们又错过了多少其它东西呢?

    约夏·贝尔

   当今乐坛最热门的美国小提琴家,曾因电影《红色小提琴》而获得奥斯卡最佳原声音乐奖,青春阳光的“帅哥”形象,令他被美国著名《人物》杂志评为“全球50大最俊美的人”。

    约夏·贝尔的个人才华与实力在小提琴家中称得上数一数二。2007年,《华盛顿邮报》的专栏记者基因· 温加滕找到他,邀请他参加一项社会试验,在地铁站内“测试”旁观者反应。一向喜欢接受挑战的贝尔答应了。虽然这篇报道获得了2008年的普利策特写奖。不过贝尔过后觉得,路人匆匆而过,却不肯花一秒钟来听他的演奏,多少令他沮丧。

    贝尔在美国拥有大量女性乐迷,官网上也贴满了粉丝们与他的合照,论坛上也满是对贝尔俊朗外形的赞叹。不过他自己则说,他宁愿乐迷评价“他的琴拉得真好,可长得太丑了” 。2010年6月,约夏·贝尔曾在北京国家大剧院演出。

 

 

 

 

发件人:<zdjun@263.net> 2011-04-12 01:08:04 +0800 收件人: <wangyujing0621@163.com>抄送:标题: 回复:采访稿文字内容确认(凤凰城市杂志)

中国城市规划和建设的问题

----凤凰城市杂志采访稿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

2011年4月

     在我国,城市规划常常变成了具体部门的闭门造车。城市建设中的决策经常不采纳公众的建议,比如北京地铁线与线的换乘很不方便,距离太远,这就是地铁设计不科学的表现。一个地区的市政改造规划怎么样,设计者们很少跟市民们商量或通报,市政部门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改造街区或者某个东西,很少有公证,公示和讨论,老百姓看到的时候就已经是处于施工和完工的状态。

    最为遗憾的是,不仅老百姓没有讲话的渠道,专家学者也插不上嘴,很多城市规划就是市政建设部门自己在关门瞎鼓弄。特别是地铁交通道路的设计,关系到每天人们的出行,对城市影响最大。可是偏偏地铁公路这些至关重要的地方,工程设计既不倾听不同领域专家的建议,也不向公众事先通告,征求意见。就拿北京市举例,城市改造之前得有预先计划,应该把计划蓝图提前向北京市民公布,比如我们的城市要发生哪些变化,要计划在哪修什么东西,要改造什么地方。可是北京几乎没有这种做法,首都都是这样,其他地方就更不用说了。

    针对重庆的公租房建设的大大提速,从时间上来看让人担心科不科学。重庆做法从理念上来讲还是好的,用心是好的,是想为普通老百姓多办点事情。但是有时候主观愿望和实际操作过程中是否能完全一致也会有出入。良好的愿望变成好的结果需要在操作上下功夫,如果缺少这种机制,那就很遗憾,应该给他们建议:城市规划的决策需要更加完善,合理,科学,更多地听取广泛意见,采纳各种建议,防止“好心办坏事”。

    中国很多事情“大跃进”式的发展,有利有弊,比如人民大会堂仅用380天就建起,是世界罕有的奇迹;但是急躁冒进也容易滋生许多偷工减料的豆腐渣工程,国内存在许多,引导其必须从机制上进行约束,并从质量上把好关。

    重庆有着为平民百姓干事的文化思想氛围,用良心办事,有了这种思想基础,有了这种氛围,一切事都好办了,真正为民办事的人,有速度一样可以有质量。

    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博弈关系决定了公租房今后的发展的走向,因为房地产资源有限,贫富差距严重,大量的有钱人拼命占有房产,然后当房东。普通老百姓没房住,只能租房。是租私人的便宜,还是租公家的便宜?这才是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如果公共部门的房租低于私人部门的,那么我还是主张大力发展廉租房。私人的房租随着房价水涨船高,大大高于廉租房。在这种情况下,如其将大量的房产资源让私人占领,不如让政府占有。

    在现实的压力下,保障房的建设是在现实逼迫下政府出于政治安全、社会稳定的考虑,占有房地产资源调配给普通百姓。 当然,国内公租房的规模相对于商品房来说就是九牛一毛,整个中国房地产面积几百亿平米,目前建设的规模,所占比例连千分之一都不到,应避免对于其规模大小过度夸张的宣传。公租房建设的成效还未显现,等待今后时间的考验。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1-04-12 23:06:55 +0800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抄送L_C_cc:标题: Fw: 斗争、和谐与中道 ——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

树立中国的中道和谐观

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 丁耘

2011年4月

儒家主张“仇必和而解”吗?

    《礼记.曲礼》云:“父之仇,弗与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交游之仇,不同国。” 不反兵是指不回去取兵器,随身携配,见即格杀仇人。交游之仇不住在一个国里,就行了。杀父之仇是一定要复仇的。

    复仇实出于对君臣父子关系主导的伦理秩序的维护,非同小可,实是大经大法所在。《春秋公羊传》更是对此做了强调。它认为,作为鲁国国史的春秋之所以高度肯定鲁仇齐襄公为报九世远祖之仇而灭纪国的行动——须知齐襄公于鲁君有弑父之仇、淫母之辱——就是为了表彰复仇大义。甚至齐襄公的卑劣都无法掩盖他复仇行动的高尚。“《春秋》…..何贤乎襄公?复仇也……九世犹可以复仇乎?虽百世可也!”(《春秋公羊传.庄公四年》)荣复仇,正深恶不能复君父之仇也。不复仇者无人臣人子之道,不可立于天地之间:“君弑,臣不讨贼,非臣也。子不复仇,非子也。”(同上,“隐公十一年”)

    在儒家传统的影响下,中国历代法律主流虽对私相复仇设定了若干限制,但仍坚持了复仇大义,甚至设立了“亲属为人杀私和”的罪名(参见《唐律疏议笺解》卷第十七,“贼盗”)。这就是说,不是不许复仇,而是应当依律复仇;不复仇、“和而解”是有罪的。

    于此可知,与张载的主张正相反,有仇必复是儒经大义。宋儒主流,于春秋大义,每多隔膜。故北宋先默然于“攘夷”,南宋终噤口于“复仇”。张载以北宋五子之一,甚至公然说出“仇必和而解”来,倒是为赵构秦桧之流的腼颜事仇,事先给了一个哲学辩护。

    综上所述,无论核之以经学还是理学,无论察之以宇宙论还是社会政治,“仇必和而解”之说均未得儒家之正。至其末流,学出异端,行在乡愿而已。张载在哲学上一味强调抽象统一,贬低乃至取消对立,在实践上就为抹煞家国天下之内必须的伦理界限开了方便之门。以德报怨,似是而非。知和而和,乡愿之道。伦理上的乡愿主义对应的就是政治上以和平主义面目出现的投降主义。张横渠本力学君子,其学虽有不足,盖非其人所乐见。而冯友兰的当代发挥,恐怕正应了程伊川评价张邵二子的话:“特立不惑,子厚、尧夫而已。然其说之流,亦未免于有弊也。

“和”在儒学中的意义与地位

    冯友兰自认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倒转是承接了中国古典思想“和”的学说。现在撇开冯友兰所谓“辩证法”意义,专就儒家思想考察“和”。

    关于“和”最著名的儒家论述大概出自《论语.学而》:“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此章既讲了和对礼的补救,亦讲了礼对和的节制,决非单纯主和,而是透出了儒家在这个问题上的圆融与审慎。朱熹《论语集注》引前贤语,以为此章得礼乐之本。则此章所谓“和”,实指乐之用。儒家一贯礼乐并重。盖礼主分别,乐主和融,不可偏废。“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者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礼记.乐记》)“离”,郑玄注曰:“析居不和也。”礼主分别,分别过甚则疏远不和,此时即需“乐”的补救。“礼之用,和为贵”的真意即以和融克服礼的分别疏远倾向。而反过来一味主和,则“乐胜则流”,“流”为“合行不敬”,概指上下失序,抹煞界限,即孔子所谓近则不逊之类。此时便需礼来节制这个越界的“和”。然则礼乐孰为本?礼为本,和为末。

     朱熹确然指出:“有礼而不和,则尚是存得那本之体在。若只管和,则并本都忘了。”(《朱子语类》卷第二十二)。如此看来,和只是对礼的补充,地位逊于礼。

    儒家对“和”在实践上最全面的阐述当推《礼记》之《乐记》篇。“和”在儒家经典之中的首要意义是“乐”的功用。《乐记》篇对乐“和”的阐述即从自然与人性的本源一直贯穿到伦理与政治的意义。但即使在这篇赋予“和”最高地位的权威文献中,乐也始终附随于礼。“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礼记.乐记》)。此篇中但凡说和,必并举礼乐。但凡礼乐并举,多说一端过重之危。实际上,“和”只是自然德性之一。天地之德既备,单举一端便是不准确的。王道法天地,不可只取“和”。“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同上)

    很明显,王道不能仅用“和”概括。王道不是无原则的亲善和平。它也包括了适宜的刑戮甚至战争:“夫乐者,先王之所以饰喜也。军旅斧钺者,先王之所以饰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侪焉……喜则天下和之,怒则暴乱者畏之。”(同上)这就是说,斗争与和睦一样是王道的组成部分。两者都是王道的运用,都不是根本。根本在于运用斗争还是和睦的合宜原则与适时判断。这就是 “时中”。

导“和”归“中”

    对于“和”在道学上的意义与地位,儒家最深刻的表述出于《礼记.中庸》。此篇并未选择“和”,而是强调“中”为根本: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礼记.中庸》)

    《中庸》所谓“和”首先拓展了《乐记》之意,将后者与乐之和对立的“怒”都收入“和”的范围之内。但两者仍有贯通之处,这就是以“节”引导、规范和。节就外在而言,出于礼文。其实质即无过无不及,亦即篇题所谓“中”。

    “‘中庸’之中,本是无过无不及之中,大旨在时中上……是兼已发而中节、无过不及者得名。”(《朱子语类》卷第六十二)

    也就是说,时中为和之本,和即时中之用。和只是中节,也就是无过无不及。和无非是中的一种形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周濂溪甚至干脆将和化入中:“惟中者,和也,中节也,天下之达道也。”(《通书.师第七》)复核《乐记》可以发现,王道中体现为战争的中节之怒,在《中庸》里完全可作时中之和处理。

    通过以上梳理,可以发现,“和”在儒家传统中固然重要,但只是表用的,不是表体的。就其狭义而言只是补救性的,与一切补救性的东西一样带有片面性。而就其作为一切时中发用之广义而言,包含了斗争。无论如何,“和”不是首要、全面、得体的概念,不宜用之概括中国古典思想或者中华文明的精神,更不能拿它代表中国古典哲学来抗拒毛泽东思想。

    如我们恰当地把握儒家思想的精髓,就不会对马列主义辩证法与中国古典思想的关系采取那种鲁莽灭裂的态度,也就能更好地把握“和谐”与“斗争”的关系。

“中”比“和”更为重要

    上文已示,儒家哲学比“和”更为根本的概念是“中”“中”有两个基本维度。一面通过“时中”与变易(时)联系,一面通过“中庸”与常住(庸)联系。也就是说,“中”体现了变易与常住的统一与沟通。儒家义理学的最重要典籍《周易》与《中庸》研究的就是常变关系问题,“中”就凝聚了儒家对于这个问题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双重回答。

    中道既包含随时变化的尺度,又体现平实不变的定理,更指涉在行动上把握适宜的分寸、通过变化实现不变。

    从儒家传统看来,中为本、体,和为末、用。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看来,“中道”概念更是将“斗争”与“和谐”作为两个环节统一在自身之中。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三阶段的哲学最合适基础就是中道。理论上的和谐与斗争已包含在“中”对常变的统一之中,实践上狭义的和谐与斗争则都是时中之用。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问题正是常变关系问题。所谓矛盾的斗争性与统一性就是用来思维常变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主张变化是绝对的,常住是相对的,而绝对与相对又是统一的,相对之中也包含了绝对。马列主义辩证法的矛盾论充分地思维了变化和常住的原理,但却没有为两者之间这个如此重要的统一性单独提供一个概念,以致常常要做补充说明。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传统哲学完全可以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做实质性的推进 ——当然不是以冯友兰的方式。

    “中道”哲学除包含常变统一之外,也保证了两者在实践上的沟通。中在实践上的体现就是广义的“和”。政治伦理学说都可依此发挥。“中”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双重意蕴既代表了儒家的精髓,也可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上同时推进辩证法与实践哲学。在把儒家从误读中解放出来的基础上,中国古典思想与马列主义的贯通与互补是可能的,对“和谐”观念进行更深入的思考与辩护同样也是可能的。“和谐”的本意并非与“斗争”也就是运动变化对立的死水一潭的稳固。正如老黑格尔早就指出的那样:“和谐正是绝对的变或变化”(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

    所谓“和谐型”文明的真正基础,只能是与变化、斗争不相割裂的“中道和谐”观。

 

 

 

发件人:"Richard Xu" <richardx@telus.net>  2011-04-13 02:05:22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FW: New civilization

精英就是自以为高人一等的垃圾

向东

    优是不是强?劣是不是弱?没有必要纠缠文字游戏。按人类的道德观念,持强凌弱令人不齿。道德是什么?道德是人类赖以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的意识形态(即思想观念)。因为人类社会需要秩序,如果社会的秩序是建立在强欺弱的规则上,那么这个秩序就永远建立不起來,或者讲即使能建立起來也非常脆弱,不能持久。为什么?因为强中自有强中手,一山还有一山高,强与弱是相对的,暂时的,可以变化的。强可以变弱,弱可以变强,如果社会秩序是建立在强压迫弱,奴役弱,掠夺弱的基础上,作为暂时弱者的一方不甘心被压迫、被奴役、被掠夺,起来反抗,斗争,于是就发生战争,战争发生之日,就是秩序瓦解之时。

    一场战争结束,重新决出强弱。跟着是什么?如果我们不去检讨、反省造成战争的原因,改变思想观念和社会制度,而是象中国几千年改朝换代那样周而复始,开始新一轮的循环,社会的进步体现在哪里?中国之所以落后,就是因为几千年来都是这样改朝换代周而复始的循环。在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新的统治者少有想过要进行思想、文化和制度上的深刻改变。毛泽东是唯一的例外。毛泽东在取得政权,威望如日中天的时候,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就是因为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想是认真的,是真的要实现理想的革命领导人。

    我参加了文化大革命,在1977年被打成反革命,我知道文化大革命失败了。失败是要付出代价的,文化大革命失败的代价非常巨大,这个代价就是文化大革命后三十五年的倒行逆施,三十五年开历史倒车,三十五年的反动。我不是亳无理由咒骂这三十五年,而是看到这三十五年,中国是如何一步一步又退回袁世凯北详军阀治下的状态。你如果不喜欢读点历史,问问你弟弟,他应该知道北洋军阀时代的中国情况,是怎樣演变成1911年以后的38年战争的。

    什么是精英?精英就是自以为高人一等的垃圾。是封建等级观念重新包装的产物。为了挤进精英行列,为了得到精英的特权,激发出多少丑恶在人间上演。既要制造等级压迫,又不准下层人民反抗,有这种可能吗?中国现在这种状态继续下去,又将是几十年的乱世与战争。愚不可及啊,中国精英。
 

 

 

女企业家洪晃女士的50条经典语录

----洪晃是真女人,佩服!

新浪微博

2011年4月9日

    “女人一生睡八九个男人算赚了”、“一个没有吃软饭男人的社会一定是不文明的”……曾提出这些爆炸性观点的内地著名出版人、女企业家洪晃,将于近日宣布“退休”,不再介入娱乐圈,连她自己的出版事业、时尚事业和服装零售业,也将一并交出,给信得过的职业经理人打理。

    1、我从不依赖男人,但我需要男人。

    2、床上用品应该选用品质好的优等货,包括男人。

    3、虽然我名花已有主,希望你敢来松土。

    4、我不后悔跟你做过什么,后悔的是跟你没做过什么。

    5,风流男人靠斗智,聪明男人靠调情,老实男人靠撒娇。

    24、你如果不离婚就得学会自娱自乐,等着这男人对你好大概没戏。你可以自己去健身,和女朋友吃饭。 多帮你男人花点钱,这一般能治百病。

    25、如果女人学会不去左右一段情感,不非要有什么结果,就能变得让人更好接触了。

    28、最没救的就是又难看,又贤惠的女人--完了,千万 不要听那些拿“内在美”说事的谎言,你有“内在美”没长相,雇你当保姆的人有的是,没人娶你当媳妇。那漂亮得要死,坏得流油的人总是被男人抱回家供养得好好的。多少年来,贤惠是女人最大的缺点,最后倒霉全是贤惠闹的。

     41、治骑驴找马的坏男人的方法:找到他最喜欢的高级餐厅,在他和一群同事或现在女友吃饭的时候,把开水泼他裤裆里,然后转头大声哭泣地逃走,治不了根也让你痛快一回。 42、我们的虚伪在于我们真的特别希望看到活得比我们好的人活受罪。

    44、感情和友情都是经不起考验的,不要去考验。

    46、男人分两截,上半截是修养,下半截是本质,结婚前用上半截,结婚后露下半截。

    47、好男人是饭后甜点。

     48、忠贞不渝并不比睡5个男人更高尚。

    49、爱情是神圣的,有投入,有欢乐,有悲伤,有失望,比谨慎小心过一辈子要值得,因为爱情如果不是生命的一部分,生命本身就要打折扣的。 50、如果你已经知道对方不善于表达,还在那里等着他表达,这是不是有点不太符合逻辑啊?比较拧巴。

    ,50,如果有一天我变成流氓,请告诉别人我曾经纯真过。女人一生睡多少男人算“值”——零 = 白活了;一 = 亏;二到三 = 传统;三到五 = 正常;五到十 =够本;十到十五 = 有点忙;十五到二十 = 有点乱;二十到三十 = 有点累;三十到五十 = 过于开放;五十以上 = 完全瞎掰。

   

 

 

 


发件人:"Zhongying Pang" <zhongyingpang@gmail.com> 2011-04-17 09:40:20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dipstudynk@yahoo.com.cn>, <zhongyingpang@gmail.com> 抄送:标题: 外储真相惊现:非最大外储国而或成最大负债国

中国是最大外储国又是最大负债国

何新

2011-04-17

    外储真相惊现:非最大外储国而或成.. 共济会财阀差点让黑奥的美国政府下.. 经济学家被某些专家神秘化了 下一个就是伊朗 又见股市羊群效应:愚蠢的抢盐潮 港版《命运与思考》序:往事沧桑 关于取消全民食盐强制加碘制度的提.. 2011-2012,全球大萧条时代降临?.. 汇率改革以来,中国外储增长异常值.. 《统治世界:神秘共济会揭秘》序

  今年两会期间,何新向外储局提出一个问题:中国近年以来外汇储备增长异常,不可能全部来自对外贸易顺差。要求外储局披露有关数据。4月1日,外管局终于披露了一批关于中国外汇储备 的重要数据。那么,增长过快的巨额对外储备真正来源究竟在哪里?以下这篇分析,给出了较为接近真相的谜底——在中国约2.4万亿美元的巨额外汇储备中,大约有1万亿美元是外国在华企业的直接投资 (FDI)。必须指出:投资是一种债务关系。

  这些境外投资按照约18%的回报率获得快速增长,并且随人民币每年平均约7%的升值率而自动快速增值。按照目前的国际投资头寸表,2009年中国对外资产净头寸约为1.8万亿美元,这其中FDI按历史成本法评估约为1万亿美元,但如果按照FDI资产及其利润的当前市值评估,则已经增长为2.8万亿 美元。这笔巨款,随时可以撤离中国。那么,再加上外储局已经承认的入境热钱约3000亿美元,以及中国已经出借给美国的1.9万亿美元————虽然中国名义上还是最大外汇美元储备拥有国,但实际上中国手中拥有可以支配的外 汇储备却是负数。

  一方面中国是一个持有巨额美债、欧债的当今世界上最大债权国家,但另一方面中国外储却是负值也是世界最大的债务国。

外汇局终于披露:FDI留存利润至少万亿 可随时撤离中国

    第一财经日报分析说,4月1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了新口径之下的2010年国际收支平衡表,并通过口径调整,对2005年~2009年国际收支平衡表进行了修正。这一修正意义重大,但还未引起广泛的讨论。

  外汇局这一修正的核心,是参考国际标准,将外商直接投资(FDI)在中国市场产生的留存利润,考虑进国际收支平衡表。这让长期未进入主流讨论的FDI留存利润问题,浮出水面。

  根据外汇局国际投资头寸表,截至2009年底,FDI累计余额已经达到9974亿美元,接近1万亿美元。这1万亿美元外国在华资产,每年都在生成高额利润,而这些利润绝大部分并没有汇出中 国,而是留存国内。由于在中国市场运营,FDI利润是人民币形式,并日渐成为游离于主流讨论的“人民币热钱”。

  关于FDI在华留存利润问题,由于没有进入官方统计,而且其规模日益巨大,已经成为观察中国经济的“暗物质”。而随着外汇局对2005年至2010年国际收支平衡表的调整,这一“暗物质 ”开始浮出水面。“暗物质”的能量之大,以至于刚一浮出水面,就要改变我们的很多定性认识。

  所谓暗物质,是一个物理学概念,指的是宇宙学中那些不发射任何光及电磁辐射的物质,人们只能通过引力效应得知宇宙中存在大量暗物质。中国经济里,未经统计的FDI留存利润,无论 其规模,还是其难以统计的特点,都可以定义为中国经济的“暗物质”。

  外汇局此次回归国际标准、修正统计口径,所上调的“暗物质”规模为2100亿美元或1.4万亿元人民币。这部分资金,所有权属于FDI,但表现形式却为人民币。按照国际收支管理规则, 这部分人民币资金随时可以无条件兑换成外币并撤离。

“暗物质”调整的规模

  外汇局此次按新标准发布了2010年平衡表,并对2005年~2009年的平衡表进行了调整。

  按照外汇局此次修订原则,这一修正是“按照国际标准,将外商投资企业归属外方的未分配利润和已分配未汇出利润,记入国际收支平衡表中金融账户直接投资的贷方”。而由于未分配 利润、已分配未汇出利润的表现形式为人民币,将归属于FDI的人民币利润,换算成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美元。

  根据最新发布以及调整的数据,2005年~2010年累计净流入中国的FDI规模达到8758亿美元。2005年~2009年流入规模则累计修正上调了1691亿美元。按报告发布的4月1日汇率计算,上调的 部分折合人民币1.1万亿元。

  这其中,2010年数据是直接公布的修正数字,如果按之前口径的话,笔者估计年度FDI流入要下修400亿美元至1600亿美元。这意味着,2005年~2010年6年累计上修的规模,应该为2100亿 美元左右(1691亿美元+约400亿美元)。累计上修规模约为人民币1.4万亿元。

  这即是外汇局此次回归国际标准、修正统计口径,所上调的“暗物质”规模,2100亿美元或1.4万亿元人民币。这部分资金,所有权属于FDI,但表现形式却为人民币。按照国际收支管理 规则,这部分人民币资金随时可以无条件兑换成外币并撤离。

  需要注意的是,根据外汇局数据,2010年我国FDI流入规模高达2068亿美元(比2009年高出42%),流出规模为217亿美元,净流入规模1851亿美元(比2009年高出62%)。在流入的2068亿美元 之中,金融部门流入120亿美元,非金融部门流入1948亿美元(其中房地产业是271亿美元,增幅78%)。

  国际收支平衡表口径的FDI流入,大幅高出商务部统计的FDI流入。根据商务部数据,2010年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7406家,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057.35亿美元(同比增长17.44%)。

  可以发现,国际收支平衡表口径流入的2068亿美元FDI,已经是商务部口径流入1057亿美元的接近一倍(196%)。累计2005年~2010年6年,以流入规模计算,国际收支口径累计流入9686亿美元,商务部口径仅为累计流入5127亿美元,前者是后者的1.89倍。

  目前来看,国际收支口径高出商务部口径,主要原因,一是统计口径原因,商务部口径只统计当年“三资”企业流入以及企业外部借入资金,而国际收支口径则含纳境外母公司对境内子 公司关联贷款、境外机构购买国内建筑物等项目;二即是此次新调整的,对于FDI留存利润(未分配利润和已分配未汇出利润)的计算。

  可以说,目前市场广泛引用的商务部FDI统计口径,已经大幅落后于FDI流入的渠道和规模本源。尤其是第二个留存利润因素的漏统,导致FDI在中国经济中形成了目前不广为讨论的“暗物 质”。

  “暗物质”有多大?实际上,由于已经累计的近1万亿美元的FDI存量,其年度利润产生的规模,已经超过FDI年度纯流入的新增量。

FDI留存利润仍然低估

  需要强调的是,笔者认为,外汇局此次只是开了一个揭开“暗物质”的好头,但对于FDI留存利润的规模评估,或许依然处于低估状态。

  计量FDI留存利润,一个本质问题是FDI的投资收益率是多少。我们初步可以将外资企业实收资本净利润率,作为FDI在中国真实投资收益率的一个估计。在统计上,可以使用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中外资企业实收资本净利润率来近似替代。比如,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工业统计数据,在2005年至2006年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外资企业实收资本净利润率高达19%。按照这一收益率, 2005年至2006年FDI在中国的投资收益分别为849亿美元和1050亿美元。

  将这一数据减去过去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FDI投资收益,即是没有被监测到的FDI留存利润。按此计算,2005年至2006年间未被统计到的FDI留存利润分别为639亿美元和758亿美元。而根据外汇局最新调整,2005年、2006年上修的留存利润规模,分别为381亿美元、460亿美元,约为以上计算的六成。

  根据国家统计局《2010年统计年鉴》,2009年计算所得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外资企业实收资本净利润率约为18.6%。依此计算的2009年FDI利润就达到1780亿美元,扣除原口径里国际收 支平衡表的利润汇出部分,还达到约1150亿美元留存利润。但此次外汇局上调的2009年留存利润仅为360亿美元。笔者倾向于认为,这一数据依然存在低估。

  “暗物质”有多大?实际上,由于已经累计的近1万亿美元的FDI存量,其年度利润产生的规模,已经超过FDI年度纯流入的新增量。比如,假设FDI在国内收益率为18%,其年度利润就达到1800亿美元,而不考虑利润再投资的年度FDI纯流入规模可能只有1500亿美元。FDI在本质上已经出现“逆差”效应。

  “暗物质”对国际收支安全是否具有潜在的破坏性?答案很显然,是的。根据国际投资头寸表,2009年底FDI余额为9974亿美元,即便按10%的投资收益率计算,其年度利润也达到约1000亿美元。如果外国投资者每年把利润全部汇回本国,意味着,中国要保持 经常项目的平衡,就必须保持10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由于目前庞大的FDI余额,其年度利润规模的庞大,已经足以对中国的国际收支安全产生影响。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上,我们将很快看到,所谓“FDI自身净逆差效应”的出现,即年度FDI新 增流入少于年度未汇出利润。这将是FDI对国际收支产生逆转性影响的开始。

  笔者认为,目前国际收支平衡表对FDI留存利润规模仍然存在低估。这一逆转性影响实际上已经到来。更应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FDI利润的汇出已经呈现大幅上升态势,在人民币升值幅度到位之后,必然将迎来FDI留存利润大幅汇出的时候,而这时,由于其巨大的规模以及不受约束的属 性,将给我国国际收支安全带来冲击。

  为什么中国巨额海外资产的收益如此低,而对外负债的成本却很高?这是由于,中国对外资产主要是外汇储备资产,而对外负债则主要是FDI等高成本负债。外汇局仅仅调整了FDI留存利润 ,就改变了中国对外投资的净收益情况。

2009年:1.8万亿美元净头寸利润仅为1亿美元

  仅仅一项FDI留存利润的调整,让我们对中国整体对外资产收益情况产生了重新评估。在2006年刚刚发布2005年国际收支平衡表时,笔者曾欢呼雀跃写过一篇评论文章《12年资本净输出 投资收益一朝终转正》(《第一财经日报》2006年7月19日)。

  文章描写的是,2005年中国终于结束了自1993年至2004年持续了12年的“资本净输出国但投资收益却为负”的窘境。根据当时的国际收支平衡表,当年中国实现投资收益净流入91亿美元 。但根据外汇局此次对2005年~2009年国际收支平衡表的回溯调整,笔者“欢呼雀跃”的时间要推迟到2007年了。

  根据最新调整,2005年中国对外投资净收益依然为负,-176亿美元;2006年为-74亿美元。2007年第一次转正,为净收益35亿美元;2008年净收益113亿美元;2009年净收益1亿美元。不过, 这种终于转正值得欢呼雀跃么?

  再看一看取得如此规模净投资收益的头寸资产吧,根据对外投资头寸表,2007年~2009年分别为1.19万亿美元、1.49万亿美元、1.82万亿美元。也就是说,2009年中国高达1.82万亿美元的对外净头寸投资,累计净收益只有1亿美元,收益率仅仅为1.82万分之一。

  更丰富的具体数据是,2009年中国对外金融资产为3.46万亿美元,当年投资收益收入为994亿美元;对外金融负债为1.64万亿美元,当年投资收益支付为993亿美元;1.82万亿美元投资头寸 的净收益为1亿美元。

  为什么中国巨额海外资产的收益如此低,而对外负债的成本却很高?这是由于,中国对外资产主要是外汇储备资产,而对外负债则主要是FDI等高成本负债。外汇局仅仅调整了FDI留存利润 ,就改变了中国对外投资的净收益情况。实际上,按照笔者理解的,如果FDI留存利润依然低估,那么可以断言,即便中国目前有2万亿美元的净对外投资,整体的对外投资收益,或许也依然为负。

  历史成本法统计的1万亿美元FDI,在中国已经累积成了巨量无可估算的“市场价值”,加上其累计留存利润,共同构成了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的“暗物质”。目前,已经有学术机构在尝 试编制中国的国际资产负债表,这将开始涉及到对FDI资产的市值评估。

FDI存量的市值评估

  另一个更深刻的问题在于,中国是否保有对外净债权国的地位。与FDI留存利润问题相类似,但其规模更庞大的另一个方向的“暗物质”,是FDI本身在中国国内资产的市值评估问题。由于多种原因,目前中国国际收支头寸表上的FDI余额,是“历史成本法”计算考量。而在美国等国家,对FDI的统计均是“市场价值法”。在几乎所有的会计统计体系里,“历史成本法”早已因与时代发展脱节而被替代,但中国对外投资头寸表的FDI项目上依然使用这种方法。

  这里有很多统计问题,综合考虑,虽然不排除有一些外商投资企业经营失败,但从外商投资企业总体在国内的成功经营可以得见,目前国内FDI的市值肯定大于其历史成本。

  这类市值的评估,如果FDI所投资企业已经上市,其市值评估非常容易。比如2009年,建设银行的境外战略投资者美国银行,大幅减持建行股份,累计套现并流出102亿美元,但当年美银的投资规模为30亿美元(后又增持)。这一FDI的投资增值行为,体现为FDI 市场价值的提升。

  另外比如,汇丰控股在2007年进行业绩披露时曾指出,其在中国对于平安保险、交通银行等公司的投资,累计市值约达400亿美元,但其当时投入的规模则非常之小。汇丰控股在国内的 FDI市值,已经远不是其“历史成本”。

  历史成本法统计的1万亿美元FDI,在中国已经累积成了巨量无可估算的“市场价值”,加上其累计留存利润,共同构成了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的“暗物质”。目前,已经有学术机构在尝 试编制中国的国际资产负债表,这将开始涉及到对FDI资产的市值评估。

  对FDI资产的市值评估非常重要,将牵扯到一个重大的定性判断,即中国是目前全球最大的债权国么?中国还是一个净债权国么?

  目前中国FDI体系中的留存利润,已经具有明显的投机性质。另外,上世纪拉美金融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的经验证明,在危机时期FDI同样会掀起撤出浪潮。对于国家国际收支的安全考量 来说,这是一个不得不考虑的“黑天鹅”。

中国变身债务国隐忧

  按照目前的国际投资头寸表,2009年中国对外资产净头寸为1.8万亿美元,但这其中FDI是按历史成本法评估为9974亿美元,也就是说,如果FDI资产采用“市场价值法”,评估为2.8万亿 美元,那么中国就将从一个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家,变成一个债务国。

  从一些个案FDI的市值评估延伸,笔者不认为得出这个结论有多么危言耸听。实际上,为了考量中国国际收支的安全性,评估FDI的市值问题,已经迫在眉睫。

  在国际资本流动中,FDI往往被认为是稳定的、非投机性的。但目前中国FDI体系中的留存利润,已经具有明显的投机性质。另外,上世纪拉美金融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的经验证明,在危 机时期FDI同样会掀起撤出浪潮。对于国家国际收支的安全考量来说,这是一个不得不考虑的“黑天鹅”。

  作为本文最后,我们想问的是,如果通过FDI的市值评估,扭转了对中国对外净债权国的认识,会给市场带来多大的冲击,会给中国对自身经济的评估带来什么改变?

  对这个问题的讨论,还牵扯到一个目前热议的政策话题。目前中国正在热议创建国际板,并试图允许更多外商在中国的公司直接上市。如果国际板最终成行,这将是FDI在中国获得高溢价 的最佳市场,FDI的市值也将获得清晰评估。

  可问题在于,有没有计算过,如果FDI在中国国际收支的计算体系里,从1万亿美元,进行资本市场溢价,放大到2万亿美元、3万亿美元或5万亿美元,乃至更高,中国的对外投资头寸表、 国家资产负债表、央行外汇储备适度规模评估,会是怎样的改变?

    山野闲人评论:按照目前的国际投资头寸表,2009年中国对外资产净头寸为1.8万亿美元,但这其中FDI是按历史成本法评估为9974亿美元,也就是说,如果FDI资产采用“市场价值法”,评估为2.8万亿 美元,那么中国就将从一个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家,变成一个债务国。这些可能只是中国经济真实面貌的冰山一角?

     何新简介:在今日中国知识分子当中,最具争议及传奇性的人物非何新莫属。自从80年代以来,何新先生的文化研究,经济和国际问题研究,他所首先倡导的一些基本观念,已汇为思潮,深刻地影响了当代中国的文化和社会发展。受到支持者和反对者的广泛注意。人们可以不赞同他,但是不可能不重视他。何新的学术在80—90年代中国政治与文化这一巨大转变时代留下了深深的思想印迹。由于何新的特殊影响,他一度成为海内外各主要新闻机构追逐采访的对象。采访过他的包括美联社、纽约时报、共同社、ABC、NHK、美国之音、路透社、独立报、费加罗报等世界著名传媒。1994年后,何新主动拒绝与一切内外传媒作直接接触。也不再出席公开会议,讲课讲演。从公众视线中遁失。

 


发件人:"Zhongying Pang" <zhongyingpang@gmail.com>  2011-04-15 08:25:26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glongzy@live.cn>, <zhongyingpang@gmail.com> 抄送:标题: 台北《旺报》社评-大陆贫富悬殊可能带来货币灾难

大陆贫富悬殊可能带来货币灾难

台湾旺报 社评

2011-04-15

    这几天在美国举行的布列顿森林会议中,美国西北大学史宗瀚教授针对大陆富人手中掌握过多的流动性资产现象提出警讯。万一中国的实质报酬率持续低迷,对于中国的外汇储备或是人民币而言,资金外流的可能性,会成为一颗不定时炸弹。大陆一向认为,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将危害货币稳定,但如果富人资金外流造成外汇储备流失,人民币贬值的后果将比升值更具杀伤力。因此大陆社会贫富悬殊现象,可能比美国财政部的压力更可怕!

   要避免大陆富人资金外流,短期而言,不但需要紧缩性政策压制通膨,也需要维持人民币升值的轨道,才能消除资金大量外流的诱因。长期而言,更可以借镜台湾经验,改造资本市场并广开财富储藏管道,才能化解大陆内部可能的货币威胁。

   史宗翰分析,中国将近3兆美元的外汇储备,正面临3个潜在的威胁。一是实质存款利率及债券殖利率为负,二是藉由经常帐实施的资本管制漏洞百出,更危险的是财富过度集中。中国最富有的1%人口、约210万个家庭、主要分布于沿海城市,他们很清楚国内外资产报酬率的差异,也有能力在重重管制下调度资金进出中国。

   根据2010年11月的统计,大陆家庭部门资产总值约达10兆7千多亿美元,其中存款约占4兆5千亿,股票约2兆9千亿,不动产总值不到2兆8千亿。这些资产中约有40%至60%,是握在最富有的1%家庭的手上。招商银行年报显示,1.54%的存款户,掌握了45%的存款总额,及三分之二的信托资产。中国改革基金会王小鲁博士在《灰色收入与国民收入分配》报告中更指出,2008年中国境内的灰色收入约达1.4兆美元,占当年GDP之30%,而其中三分之二属于最富的10%家庭所有!

  以上的各种数字显示,中国最富有的人们,拥有高比例的流动性资产,以及无法申报的庞大资金。以2010年之水平而言,包括现金、存款及股票在内的流动性资产,估计可达到5兆美元之谱。如果中国的通膨持续不已,透过资本管制的松绑或漏洞,大规模的资金外逃可以轻易耗尽中国的外汇储备。因此,高度扭曲的财富分配,乍看之下是个内政问题,但是当富人资金外逃时,就会引爆国际金融灾难。纵使中国有近3兆美元的外汇储备,一旦开始流失,人民币也可能像美元一样长期看贬,其杀伤力远胜于升值。如果人民币回头重贬,美国、欧盟及IMF等,会拿出2010年纾困欧元时的决心,挽救人民币吗?所谓「居高思危」,在人民币看似无敌的今日,史教授的一番警语值得我们注意。

    要避免史教授所担心的灾难发生,大陆一方面必须紧缩信用以压抑需求性通膨,同时在市场中维持高档的利率水平,才能确保基本面的安全。但是,以长期持有之流动性资产而言,在跨国的选择当中,货币的价值储藏功能更为重要。正如同索罗斯在布列顿森林会议中所言,就稳定外汇储备的观点而言,强势人民币是对抗通膨的首要武器!除此之外,中国在上调利率时,应该特别提高大额存款帐户的利率,以有效确保高净值存款户的忠诚度。另外在金融体系结构上,中国应提升长期性资产的风险报酬,以降低流动性资产在资产组合中的比例,才能从根本上消弭资金外流的风险。这一方面,可以借镜台湾经验。

   根据台湾主计处2008年的国富统计报告,家庭部门资产结构中,现金及存款等高流动性资产仅占总额之29%,远低于大陆的42%。除了实物资产及有价证券分别占44%及14%之外,台湾家庭还分别有13%及15%的资金配置在保险以及其它金融资产上。正因为有这样的偏长期性的资产结构,即使面对1996年台海飞弹危机,台湾的金融帐在前后3年间,每年也不过多流失了37亿美金,不到当年度贸易出超额的一半!台湾长期以来对保险及信托商品的推动,以及税负上的相关优惠配套措施,足为大陆师法。如果大陆能在现金、存款及股票外,增添20%的中长期资产,富人的流动性资产可望降低至3兆5千亿美金,大大化解对外汇储备的威胁。

    就像新台币一样,人民币的升值总是让货币当局如临大敌。但是,史教授的观察提醒我们,如果中国富人资金大举外流,人民币反而会贬值,这对两岸甚至东亚都是灾难。大陆如果无法改变富人坐拥资金的现状,就应该坚守高档利率与强势汇率,并且借重台湾在金融市场发展上的经验,降低流动性资产在市场中之比例,才能有效化解可能的货币灾难!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04-13 09:15:39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房地产泡沫将破

IMF警告:中国资产泡沫将破裂 房价可能急速回落

中国经济网 王红娟

2011年04月12日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周一发表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对中国经济面临的中期风险发出了异常严厉的警告,报告中称中国大陆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信贷膨胀和资产价格涨势令人不安,最终或将出现泡沫破裂,给地区经济带来巨大冲击。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报告中呼吁中国及其他快速发展的亚洲经济体上调利率以缓解经济过热的压力,同时再次呼吁中国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

    报告指出,虽然中国及其他快速增长的新兴经济体可能会在短期获益,忽视初现萌芽的经济过热压力,但如果政府相关部门不及时采取行动,将会为未来的硬着陆埋下隐患。中国大陆和香港目前的信贷仍在高速增长,对房地产价格可能出现急速回落及其影响的担忧正日渐加剧。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对中国消费者价格涨势提出警告,预计中国今年通货膨胀率可能达到5%,超过政府官方目标4%,也高于IMF去年10月时预计的2.7%。对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速预期维持不变,预计今年GDP增长9.6%,2012年增长9.5%。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与吴敬琏先生的观点“中国又在进行大跃进”有异曲同工之处。IMF担心中国会由于信贷膨胀和资产价格膨胀最终出现泡沫破裂,给地区经济带来冲击,并估计中国今年的通胀率将达到5%,远远高于去年的估计。这种以高通胀为手段的高速发展是国家的福音还是人民的苦难?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04-11 11:33:21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刘纪鹏:世界第一央行的难点与对策 研 究 报 告 Research Report 2011―3     

世界第一央行的难点与对策

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主任 刘纪鹏教授

博士生  曾斌

2011年4月10日

    2011年1月末,中国央行的总资产高达26.9万亿元(合美元4.09万亿),远大于美联储2.45万亿美元总资产的规模,成为世界第一大央行。十年来,中国央行总资产规模扩张了7.3倍,其中国外资产规模更是扩张了14.8倍。然而,中国央行成为“世界老大”后,给我们带来的更多是忧而不是喜。

一、 世界第一央行资产负债表剖析

     中国央行资产负债表(详见表1)显示,其总资产是4.09万亿美元,比美联储同期的2.45万亿美元总资产多出1.64万亿,这样巨大的数字落差反映出我国央行系统拥有巨额的金融资产,但深入探究,却是一种“虚胖”。从央行职能定位看,它无法有效对如此巨额的资产进行合理配置和管理,从而构成我国金融经济诸多问题的根源。

表1:中国央行资产负债表

2011年1月, 单位:万亿

资产

RMB

美元

占比

负债及自有资金

RMB

美元

占比

国外资产Foreign Assets

22

3.34

82%

储备货币Reserve Money

19.4

2.95

72%

外汇Foreign Exchange

21.1

3.21

78%

货币发行Currency Issue

6.4

0.97

24%

货币黄金Monetary Gold

0.07

0.01

 

其他存款性公司存款Deposits of  Other Depository Corporations

13

1.98

48%

其他国外资产

Other Foreign Assets

0.8

0.12

3%

发行债券Bond Issue

3.9

0.59

15%

对政府债权Claims on Government

1.54

0.23

6%

国外负债Foreign Liabilities

0.39

0.06

1%

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

Claims on Other Depository Corporations

1.59

0.24

6%

政府存款

Deposits of Government

2.7

0.41

10%

对其他金融性公司债权

Claims on Other Financial Corporations

1.13

0.17

4%

其他负债Other Liabilities

0.5

0.08

2%

其他资产Other Assets

0.64

0.1

2%

自有资金Own Capital

0.02

 

 

资产合计Total Assets

26.9

4.09

100%

负债及权益合计

26.9

4.09

100%

         注:1、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网站数据整理, 2、按人民币汇率1美元对人民币6.55元计算;

    资产负债表左侧的资产方,其中的外汇资产为21.1万亿元,占比近78%,构成央行资产的主要成分;这笔高额的外汇占款迫使央行增发基础货币,从而在右侧的负债方形成高额的央行储备货币投放,超印的储备货币最终进入市场,制造了流动性泡沫。央行虚胖后,资产方产生的“绿票子”引发的贬值风险和负债方超印的“红票子”引发的通胀威胁,共同构成我国当前经济发展中必须直面的两道难题。

 二、 央行虚胖,引发外储贬值和通胀风险

    (一)外汇储备过高,引发贬值风险

    首先面临的是央行近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贬值风险。我国持有外汇储备的主要方式是购买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的债券,其中65%左右都是以美国国家和机构债券为主的美元资产,这一方面让人均GDP排名第95位的中国,变相向排名第9位的美国提供长期低息贷款;另一方面,在美元不断贬值的背景下,购买大量美元资产蕴藏着巨大的贬值风险,美元每贬值1%,我国的外汇储备将直接损失约三百亿美元。按照一架416座的波音747飞机价值2.2亿美元计算,这三百亿美元可以买136架波音747飞机。

    自去年八月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从1美元对人民币报6.82,到目前的6.54,升值约4.1%,由此导致的损失逾1200亿美元。在1999-2009十年期间美国在华投资收益率为15%,加上人民币升值总收益率达18%;对比之下,中国在 2002-2009期间外储投资收益率为5.72%,考虑美元贬值因素,真实收益仅为1.25%,两者反差巨大。

    目前,巨额外汇储备的形成原因主要是贸易盈余、FDI和热钱流入,这是依靠低端制造业“中国制造”低廉的劳动力,在产业链低端给美国人打工,对能源资源的高消耗以及环境污染的高昂代价换来的“血汗钱”,是随时都会进一步贬值的“绿票子”。在我国当前的外汇管理体制下,这些“血汗钱”通过贸易顺差等方式一进来,央行就要被动地跟着美联储开动印刷机,同时还得按美国人的步调被动升值,替他们的经济危机买单。大量持有美元资产的现实,决定我们的巨额外汇储备和国内货币政策随时受到美国货币当局政策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对外汇储备的实质话语权,严重阻碍我们的经济发展。

    面对外储贬值风险,我们必须找出真正的病因,对症下药,采取多种方式合理有效的管理外汇储备。

    (二)流动性泛滥,引发通胀压力和资产泡沫

    央行为了对冲外汇储备的增加而大量印刷“红票子”,将超印的货币注入市场,最终导致市场流动性泛滥。流动性泛滥对经济的直接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到消费领域表现为通货膨胀,到房地产等投资领域则表现为资产泡沫,形成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另一道难题。

    在商品价格领域,2010年以来CPI持续上涨,今年2月CPI同比上涨4.9%,通货膨胀形势严峻。除我们熟知的大蒜和绿豆等食品价格快速上涨外,人们为了规避通胀风险,拓宽投资渠道,使很多消费品和收藏品成为了投资品,进一步加剧了商品价格领域上涨的态势。以贵州茅台酒为例,在2010年7月到12月间,一瓶五十三度飞天茅台的终端价格从868元涨到了1280元,短短数月上涨47%,购买茅台酒俨然成为了人们投资理财的一种方式,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目前的通胀形势。

    在以房地产为代表的资产价格领域,尽管政府不断出台调控政策,但据上海证券报报道,北京2010年新建商品住宅均价已达到20328元/平方米,大涨42%,上海、广州等其他一线城市的房价涨幅也超过了20%,资产泡沫形势加剧。房价虽然没有直接纳入CPI的统计范围,但是房地产价格上涨所引起的资产价格泡沫却是我们当前不能回避的经济难题。

    此外,量化宽松后的输入型通胀也越演越烈。量化宽松政策最初是由日本央行于2001年提出,一般是指央行通过买入政府、企业债券等途径大量印钞,为经济体系创造新的流动性,这是一种面对经济困难和通缩背景下的极端措施。美国先后采取两次量化宽松(QE)政策,合计近9000亿美元注入市场以提振经济,日本则为应对特大地震而向金融市场注资1830亿美元,这些超量引发的货币必然在全球各地寻找投资机会,以各种形式进入投资前景更好的新兴市场国家,从而进一步催生资产泡沫,推高物价水平。量化宽松政策将导致大量美元流入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引发货币输入型通胀,去年印度、俄罗斯、巴西和中国的CPI分别达到9%、 8.8%、6.5%和3.4%,通胀形势严峻。

    具体而言,我国的通胀可分为输入型通胀和结构型通胀,前者由美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引发,后者则是受我国到达“刘易斯拐点”之后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因素影响,相比之下输入型通胀是主要矛盾。因此,我们认为中国目前通货膨胀的实质是货币现象,不是商品现象,其根源在于货币投放量过大。

    如果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央行释放的大量人民币,没有渠道将他们引导到资源配置的最优领域进行沉淀,而只是简单采用加息和提高准备金率的“两率治通胀”的传统做法,试图回收流动性,只会引来更多的热钱。提高准备金率进行调控被证明效果甚微,提高0.5%准备金率相当于回笼3600亿资金,但自去年10月份央行加息以来,第四季度新增外汇储备达1990亿美元,合人民币13034亿,是前者的三倍还多,流动性泛滥的问题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解决。

    结论:针对央行“虚胖”导致的难题,解决对策是双管齐下:“回收红票子,花掉绿票子,化汇为产”化解外储贬值风险;实行以汇率为主的“三率治通胀”取代“两率治通胀”,同时推行积极股市政策,使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水面结合,负负为正”,化解流动性泛滥引发的通胀压力。

三、 双管齐下,破解两大难题

    (一)央行“瘦身”,化解外储贬值风险

    我们目前面临的首要问题是调整外汇政策,“回收红票子,花掉绿票子”实现央行的“瘦身减肥”。从国民经济核算恒等式中居民消费(C)、企业投资(I)、政府投资(G)三个角度考虑配置外汇资源,我国的外汇储备主要由政府投资(G)购买美国国债和其它等价物,未来投资主体一定要向居民用汇与企业用汇转变,“藏汇于民”和“企业国际化”是化解外汇储备过高矛盾的两大重要渠道。当前,尤其是通过企业国际化实现对矿产资源的战略投资,来化解外汇储备过高的风险,不失为一条良策。

    1、采用“宽出严进”的政策,藏汇于民。应该考虑放宽私人企业和居民出国消费、旅游、留学、投资的用汇限制,鼓励对外进行投资、消费,在进入的一端控制好热钱的流入。目前每人每年的换汇额度仅5万美元,有超额需求的公民不得不通过地下钱庄等方式进行兑换。鼓励公民和私人企业到央行用“红票子”兑换“绿票子”,反向兑出,做到“回收红票子,花掉绿票子”,“绿票子”让民间带出去,实现央行的“瘦身减肥”,堵住这个外汇储备大幅增长的根源,最终起到稳定货币调整结构的作用。

    2、拓宽外汇储备的使用渠道,做到“化汇为产”。鼓励我们的企业利用外汇买回国内建设需要的煤炭、石油、黄金、飞机和农产品等战略资源,将外汇政策和产业政策有机结合。

    考虑设立国家级高科技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以参股或贷款的方式资助相关国内企业进行境外收购,改变目前的中国投资公司模式;从突破中国经济发展的资源瓶颈的角度,建议重点收购境外矿产资源,比如中国铝业战略性收购力拓集团的股权,华能集团全额收购新加坡大士电力公司的股份,都是非常成功的案例。

    (二)“三率”治通胀,推行积极股市政策

    目前,货币市场的“烦恼”是流动性过剩,“水”太多;资本市场的“烦恼”是钱少,但是“面”太多。面对两大烦恼,关键是理顺当前体制,提出积极的股市政策,有效打通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连接渠道,用货币市场的水和资本市场的面有机相连,使“烦恼”负负相加,负负为正。

    1、从“两率”治通胀,到以汇率为主,“三率”治通胀。除传统的利率和准备金率外,应更突出汇率的作用,通过主动的有我们自己步调的,而非被动的被美国牵着鼻子走的升值模式,先发制人,化解国内的通胀困局和国外的政治合围。

    具体而言,人民币升值后一则可降低成本而刺激企业进口,从而抵消石油等大宗战略性商品涨价传导到各行业所致的通胀压力;另一方面,升值后顺差减少,央行从而少印“红票子”,逐步消化掉之前高居不下的“绿票子”,减缓流动性泛滥。但在这一过程中,应继续对资本账户进行管制,充分重视监控热钱的流动风险。

    2、将积极股市政策纳入宏观战略。应当充分考虑将积极的股市政策作为一项经济金融领域的重要战略,正式列入宏观经济战略,并将间接、直接融资规模列入宏观安排,以年为单位,制定直接融资总量计划并向社会公布,明确金融监管部门、投资者乃至社会预期。

    提倡人们树立正确投资观,建立股市新文化,通过广大投资人带动上市公司发展,共同分享优质公司成长的果实。当前经济增长形势良好,上市公司质量日益提高,每年盈利均以20%-30%的速度在递增,但是资本市场仍然无法获得足够的重视。对紧缩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股市政策,没有从一致性、互补性、相通性考虑,没有通过积极的股市政策来辅助调整中的货币政策,对通过资本市场直接融资来取代货币市场间接融资缺乏战略性的考虑。

     3、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吸收过剩流动性,从根本上化解流动性给我们带来的印票子过多、热钱过多的烦恼。首先,重新调整对热钱的认识和理解,认识到热钱不仅仅只有非法的、简单追求投机性质,其本身也是一种投资行为,只要这些热钱是合法的,我们就应该持欢迎态度,而不是简单地以加息的方式,使他们再回流到央行,再养成货币“老虎”,使得这些热钱既赚取了汇率利差,也赚取了利息。最好的方法是将他们引导进入资本市场,利用资本市场的“面”来化解货币市场的“水”,实现“水面结合,负负为正”。

     在积极吸收流动性的同时,重视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发展,要考虑主板、二板、新三板的配套发展,继续打破行政垄断;在品种上要把公司债、衍生品和股票的多层次化引向深入。要在建设新三板市场的理念上,减少行政审批和实质性核准,尽快推出备案制度。

     同时,还应当充分认识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是融资模式的转变。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充分启动私人投资,外商直接投资,私募股权投资(PE),风险投资(VC),并利用《投资基金法》等相关立法予以规范,最终利用证券市场的放大功能来连通资本和我们的实体经济建设,使金融资源配置变得更为合理,符合“十二五”规划有关经济结构调整的重大战略。

    注:刘纪鹏教授 中国政法大学

       曾 斌   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

 

 

防范内幕交易不能只打苍蝇不打老虎

刘纪鹏 李 征

2011年4月11日

一、市长被捕引发的热议——中山公用交易案

     从证券市场诞生的那天起,内幕交易的恶疾便如影随形,挥之不去,我国亦是如此。2010年11月16日,经证监会、公安部、监察部、国资委、预防腐败局联合部署,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证监会等部门依法打击和防控资本市场内幕交易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10]55号),重拳出击治理内幕交易,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而今日开庭审理的中山公用内幕交易案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令防范内幕交易再次成为社会热点话题。

    其实该案并不复杂:原中山市市长李启红利用其掌握的中山公用要重组的内幕信息,由其亲戚在公用科技公布重大事项停牌前累计买入近90万股,非法获利近2000万元。案情看似简单,却具有典型的意义——犯罪嫌疑人李启红一市之长的身份,正是我国内幕交易特殊市场背景的最佳注解。

 二、小苍蝇背后的大老虎——我国内幕交易的特殊市场背景分析

    为什么看似与证券市场不相关的行政人员,竟会成为重大内幕交易案的犯罪嫌疑人?这正与我国证券市场中的内幕交易行为的独特市场背景息息相关。

    一方面,我国的内幕交易行为具有内幕交易的一般性特征。在资本市场虚拟经济和信用交易等基本特征下,人们判断一只企业股票的价值主要是靠信息;而在现代金融市场经济中,金融价值的增值,尤其是看不见的资本的增值,已经成为人们快速致富甚至暴富的主要手段。在金融领域,特别是资本市场、股票市场上,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和防范内幕交易,是保证建立一个好的市场经济、好的资本市场的关键。否则,内幕交易引起的不公平和不合理的财富分配转瞬之间就会在无形的、无纸化的交易中完成,严重扰乱资本市场秩序。这个现象在市场经济中具有普遍性,也充分体现了内幕交易的一般特点。

    但另一方面,中国的内幕交易行为却有其特殊的市场背景。从中国的特殊性来看,中国搞的是在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是政策指导下的市场经济,是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这种中国特色有两个主要特点:第一,在国有企业和资本市场的关系中,以国有上市公司为主导;第二,国有上市公司由政府主导,大量的信息源,尤其是决定着股市走势、市场增值的信息源来自于政府。因此,中国防范内幕交易的整治对象,实际上不仅是二级市场的黑嘴,而且还有一级市场的券商腐败,因为他们才是重要信息的发源地和知情者。而在中国,资本市场上又采用的是行政审批制,这种审批制就意味着财富重新分配的权力掌握在有关部门的手中。中国防范内幕交易的重点应该是这些掌握行政权力和重要内幕信息的有关部门与掌权者,他们才是内幕交易中躲在小苍蝇背后的大老虎。

    但可惜的是,这一点往往被忽视了,甚至反而是由这些掌握大量权力和信息的人负责着中国上市公司信息的纯洁化。因此,五部委发出把清理整顿上市公司内部信息做为重点的通知,就不仅仅是来革二级市场黑嘴的命,而是首先要对掌握重大上市公司重组还有上市审批权力的部门,进行一场公正信息传播、防范内幕交易的教育。也只有从权力的源头防范非法内幕交易,强化领导干部和权力人员的廉洁自律和职业操守,才能对我国的内幕交易问题真正做到因病施治,药到病除。

三、制度建设的具体建议

    在具体制度建设中,我们同样也要紧抓这一要点,针对中国的特殊市场背景设计相应制度,开源节流,标本兼治。具体而言:

    第一,应放松管制,减少审批,加强监管。在我国的制度建设中,应当尽量放松管制和审批,把内幕信息传播范围缩到最小。现在不管是宏观政策的信息、微观重组的信息还是宏观加息的信息,往往都是通过行政审批部门传播,造成人们非法巨富。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应在现阶段放松管制,上市的问题、重组的问题,更多应按照事先约定的市场标准,由保荐人承担责任,而不是一两个甚至不相关部门的市领导全都要了解,全都要审批,无谓的扩大内幕信息的传播范围。

    第二,应加大对内幕交易惩处力度。在中国证券市场上,内幕交易行为一旦被发现,就应严格惩处。现行刑法中对内幕交易罪的最高量刑为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其威慑力不足,难以起到应有效果。必须通过几个典型案例,大张旗鼓的让人们认识到这种信息的走漏就是犯罪甚至是重罪,才能真正的体现法律对内幕交易行为的威慑力,有效减少内幕交易的发生。

    第三,切不可只打苍蝇不打老虎。以往的监管中,我们往往是谁买的股票多了就给谁打电话,浪费了大量精力却收效甚微。在当前贯彻五部委防止内幕交易文件的过程中,监管的注意点要从简单的市场转移到信息源、权力部门以及信息源头部门的工作人员中去,而且要集中优势精力和兵力打歼灭战,突出重点,打苍蝇更要打老虎。这也正是我们贯彻五部委打击内幕交易、防范内部信息非法传播犯罪的工作重点。

    综上所述,我国的内幕交易行为有着其独特的市场背景,打击内幕交易切不可只打苍蝇不打老虎。我们的监管工作应直指宏观和微观内幕信息的源头,完善相关制度,抓住内幕交易链条上端的大老虎。只有这样,才能填补我国打击内幕交易的关键性空白,推进我国证券市场健康发展。

    注:刘纪鹏教授 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主任

    李 征   中国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

 

 



发件人:"Qing WU" <wuqingdrc@gmail.com> 2011-04-04 19:49:53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 标题: Re: “Freedom is not free(世上没有免费的自油)”——山寨某某花格命即使成功也只能换来盗版的民猪

通胀是如何导致两极分化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吴庆

2011年1月10日

    许多学者认为,在穷人的全部资产当中,现金和银行存款占的比例比较高,因此在通胀中受到的损失比例也比较大;富人持有各种类型的资产,分布在现金和银行存款上的比例比较低,因此在通胀当中受到的损失比例较小。

    上述分析有两个缺陷。其一是只考虑了居民的财产和财产性收入的变化,没有考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变化。对于中低收入者而言,劳动报酬在收入中占大头。忽略了工资变化,就无法准确判断中低收入阶层经济状况的变化。其二是上述分析没有联系通胀发生的过程,因而自相矛盾。如果把通胀发生的过程忽略不计,只对比通胀发生之前和通胀完成之后的两个状态,那么经济学家认为:货币超发造成的结果是让所有以“元”计价的价格上涨相同的比例,任何两个价格之间的比率(真实价格)并不变化。

    本文分析通胀对社会各阶层的影响,建立在以下基础之上:首先,让我们关注社会上三个阶层的经济状况变化。我们暂且称最下层为“农民工”:他们家里有一块农地,到城里来打工,大多从事非技术性工种。有些农民工随时准备回家务农,因此城市中的农民工供给具有弹性;中间是“白领阶层”:他们文化程度较高,在城市从事技术性工种。白领们即使来自农村,也不可能重新务农,因此这个阶层的劳动力供给是刚性的;最上层是“富裕阶层”,主要依靠财产和企业家精神获得收入。

     其次,让我们把通胀的过程分为前中后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货币超发导致通胀预期形成;第二阶段是通胀预期推动资源品和资产价格上涨;第三阶段是价格上涨以成本推动的方式沿着产业链从上游向下游逐渐传递,直到100%地传递到消费价格。这是这一轮通胀的真实状况。

    通胀对各阶层经济状况的影响如下:

    首先,富裕阶层的经济状况从第二个阶段开始发生变化。在第二个阶段,资源品和资产价格的上涨导致富裕阶层的财产升值、财产性收入增加,导致富裕阶层的经济状况改善;在第三阶段,消费价格上涨导致富裕阶层的经济状况恶化。尽管“改善”和“恶化”的程度一样,但是由于“改善”比“恶化”来得更早。因此在第三阶段结束之前,“改善”的程度比“恶化”的程度更大。这样,富裕阶层的经济状况暂时改善了。

    其次,农民工的经济状况在第三个阶段、消费物价开始上涨的时候开始恶化。由于农民工的工资收入接近维持城市最低生活标准的水平,因此,有些农民工不愿意接受经济状况的恶化,选择回家务农。他们的选择减少了城市里的农民工供给,推动了农民工工资上涨。在过去几年里,市场力量推动农民工工资加速上涨。

    但是,一旦农民工的真实工资有所提高,一定会吸引新的农民工进入城市。因此,农民工工资水平还会在城市最低生活标准附近波动。换言之,农民工的真实工资以及他们的经济状况已经低得不能再低。最近几年农民工的名义工资之所以上涨较快,是因为价格上涨导致城市最低生活成本上升较快。

    最后,白领阶层的经济状况也是从第三个阶段开始“恶化”。与农民工不同的是,白领阶层的劳动力供给没有显示出足够高的弹性。不仅如此,1998年金融危机之后开始实施的高校扩招政策暂时推迟了就业压力的释放,但也导致了越来越严重的“文凭通胀”。更糟糕的是,这些得到文凭的高校毕业生即使来自农村,毕业之后也就失去了农民的身份、土地和务农的机会,别无选择地成为城市里的“产业白领”。由于这个阶层的劳动力供给快速增加而且缺乏弹性,从业者不得不接受越来越低的工资水平。据报道,目前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已经接近农民工的工资水平。

    综上所述,在这一轮通胀中,富裕阶层的经济状况暂时改善;城市农民工的经济状况基本维持,但这个维持以一部分农民工回家务农为代价;城市白领的经济状况还在恶化。通胀以压缩中间阶层的方式造成两极分化。

 

 

 

 

发件人:"CN CASS" <cass.rcif@gmail.com> 2011-04-15 20:41:02 +0800 收件人:抄送:标题: RCIF Policy Brief No.2011.021 全球通胀:现状、根源、趋势及影响

全球通胀:现状、根源、趋势及影响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 郑联盛

April. 15, 2011

zhengls@yahoo.com.cn

(请点击题目查看)

 

 

 

发件人:"Zhongying Pang" <zhongyingpang@gmail.com> 2011-04-15 17:21:46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中国3万亿美元外储是包袱 不是幸福

中国3万亿美元外储是包袱不是幸福

庞大储备加重中国的通胀问题

路透记者 Koh Gui Qing 编译 吴云凌

2011年 4月 15日

     中国外汇储备已经突破3万亿美元且势头不减,这助燃通胀、搅乱经济平衡,并给国家的货币管理者制造了很大的麻烦.

    乍看起来,这些天文数字的储备卓然是中国快速积累的财富象征.但深入分析後就会发现,持有庞大资产对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来说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分析师称,储备暴露了人民币的低估程度,揭示未来通胀的剧升轨迹,以及政府本可以用来国内投资支持经济可持续增长的资金规模.

    中国人民银行周四称,第一季外汇储备增加1,970亿美元至3.05万亿美元.中国的外汇储备规模已是世界之首,较排名第二的日本高出近两倍."这明显太多了,显然超出需要.更重要的是,它正在损害经济,"渣打银行分析师王志浩(Stephen Green)表示.

    中国的贸易顺差和为压制人民币汇率而持续购买美元的做法,导致外汇储备在过去10年中激增17倍.

     外储每增加1美元,中国国内就相应地发行约6.5元人民币,向经济注入更多的货币.这种情况令人忧虑,因为通胀率接近三年高位之际,中国已经在为吸收过剩流动性而大伤脑筋了. "外储中新增的每一块钱其实都是基础货币,通胀是被它们推高的,"王志浩说.

    代价过高

    为了抵消所有这些创造出的货币影响,中国施行了所谓的"冲销操作".主要工具就是提高银行的准备金率, 迫使银行截留原本将用于放贷的资金.中国几家最大银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已经达到20%的纪录水平,损害其获利能力.分析师相信,进一步调高
准备金率的空间有限.

    多数人的看法是中国只需要约7,800亿美元的储备.根据一国需要持有多少储备以防备金融危机的标准尺度衡量,上述储备规模足以支付三个月的进口,并支付中国所有的短期外债. 而储备之所以膨胀到这麽大的规模,是因为中国出于出口受影响的担心,拒绝让人民币加速升值,这让其贸易夥伴,特别是美国备感无奈.

    "仅仅为了保护出口商,就让整体经济承受高通胀,这个代价太大了,"李杰说,"中国的国内市场巨大,不能牺牲自己的内在经济." 2009年中国净出口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占比仅为4%,而消费和投资比重则分别达到48%.

    大量储备何去何从?

    如何为3万亿美元找到安全的投资去处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除了美国公债,多数市场都容纳不下中国这 一大笔资金,让政府随时面临美元贬值的风险.

    李杰称,通过分拆出国家投资公司以求提高储备回报的尝试没有切中要害."世界上任何一个基金经理都没有办法管理好如此巨大的储备,"他说."真正问题不在于他们的投资有多成功,而是缺少完全由市场决定的汇率机制."

    中国积累外汇储备还存在机会成本.过去10年中国的高储蓄率,意味着必然有高投资率.如果中国早让本币升值,投资就会投向学校和医院等国内亟需的领域.然而,现在这些投资最终囤积在美国公债等资产里.

    不论中国如何辩称人民币没有低估,需要慢慢升值,但在国内,对于人民币还不够强势的认知却在日益发酵.中国民众愈发意识到,更加坚挺的人民币有助于对抗输入型通胀,对外投资时腰包也会更鼓.中国社科院分析师张斌称,"政府在提高汇率弹性上动作太慢.他们绝对应该加快升值速度."一些分析师称,对出口商的担忧过度.原材料和其他部件进口成本降低,同样令其受益.

    近日来央行管理的人民币兑美元汇价接连创新高,暗示中国或最终开始加快人民币升值进程,也许会抑制外 汇储备的增长.

 

 




发件人:"wujian" <wujian2004_3@hotmail.com> 2011-04-16 04:13:22 +0800收件人: "仲大军" <zdjun@263.net>抄送:标题: 感谢贵网刊登了我寄去的几篇文章。现在寄去两篇供参考。(2011/04/15)

BBC全球大调查:对中国崛起的忧虑

香港 明报

2011-04-15

    虽然中国不断强调“和平崛起”“永不称霸”,但是全球的民众普遍对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加感到疑虑。BBC最新的全球民调告诉你,他们是什么想法。BBC World Service 最新的一个全球民意调查显示,各国民众对中国增长的经济实力越来越感到忧心。

    这个调查是由国际民调公司GlobeScan和美国马里兰大学PIPA机构为BBC World Service执行,在全球27个国家访谈了28,619个人。调查显示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国,特别是G7国家中,认为中国经济实力增强是件坏事的人明显的增加。

    与BBC World Service在2005年的调查相比,对中国经济发展持负面看法的人不仅增多,而且在一些国家已经成为主流民意 - 法国(从44%增加到53%),加拿大(从37%到55%),德国(从44%到53%),意大利(从47%到57%),还有美国(从45%到54%)。负面看法在另一些国家也有显著增加,例如英国(从34%到41%)和墨西哥(从18%到43%)。

    然而尽管许多国家渐感不安,所有受访国家平均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看法还是处于持平状态,有50%说好,33%说不好。最乐见中国经济发展的两个国家都在非洲 - 尼日利亚(82%)和肯尼亚(77%)。本调查也显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忧虑,与他们认为中国对外国进行不公平贸易有关。

    整体来说,超过三分之一的受访者(35%)认为中国有不公平贸易,28%认为美国有不公平贸易,而仅有五分之一(20%)认为欧盟存在不公平贸易。此外,那些对中国经济发展较持负面看法的国家,也更认为中国有对外国的不公平贸易,包括日本(75%认为有)、法国(59%)、韩国(58%)、德国(56%)、意大利(51%)、美国(45%)、英国(44%)、墨西哥(41%)和加拿大(39%)。这些国家都是中国主要的贸易伙伴。

    许多国家也认为,美国对本国经济的重要性,在未来十年会被中国取代。调查中要求受访者就美国、中国和欧盟对自己国家经济现在和十年后的重要性评分(从0到10),中国获得的平均分数,现在的重要性是6.85,但十年后是7.29 - 比美国和欧盟还高。

     GlobeScan的董事长Doug Miller评论说:“比起2005年的情况,今日中国的经济奇迹更具有争议性。在饱受经济萧条的摧残之后,G7国家的人民更不知道如何跟中国这个庞然大物竞争了。”

    PIPA的总监Steven Kull说:“中国可能觉得在贸易关系中取得优势和建立强大的军事力量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本次调查显示,认为中国不公平贸易的比例增加,导致一些主要贸易伙伴开始疏远,而邻国们更警戒的看着中国的军事扩张。”

    本次调查的有效样本有28,619人,由GlobeScan和PIPA于2010.12.2至2011.2.4之间,在全球27个国家以登门或电话方式访问。

深入分析

    除了对中国持续增长的经济实力的看法之外,受访者也被问到对中国越来越不可忽视的军事力量的感受。对此受访者有更为不好的看法,平均有55%持负面态度,只有26%持正面态度。比起2005年,各国的忧虑都上升了,尤以中国的邻国为甚,如韩国(从58%上升到76%)、俄罗斯(从50%到69%)、菲律宾(从46%到63%)和日本(从78%到88%)。

    深入分析显示,受访者认为美国、欧盟和中国这三者,在未来对自己国家经济的重要性,仅有些微的改变,但已足以让中国跃居首位 美国目前的重要性(6.97)高于中国,但被认为十年后(7.12)会稍逊于中国。欧盟目前(6.80)被视为与中国同等重要,十年后(7.10)会追上美国。

    在一些地区,对中国贸易关系的重要性已经被摆在美国之上。中国的亚洲邻国给出的平均分数是7.18,给美国的只有7.00。同样的,非洲受访的国家认为现在对中国贸易关系的重要性有7.87,对美国只有7.59。

     相较之下,另一个新兴经济大国印度则认为,十年后与美国的经济关系仍然重于它与中国的关系。印度人认为与中国的经济关系重要性现在有5.36,十年后将提高到5.49,但与美国的重要性则从6.37下跌到6.11。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1-04-16 12:15:13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抄送:标题: 中国版“GPS”北斗导航百亿产业园在两江新区启航

中国版“GPS”北斗导航百亿产业园在重庆两江新区启航

重庆两江新区网 夏明毅

2011-3-29

    两江新区网3月29日消息:去年年底,中国版“GPS”——北斗卫星导航产业园签约落户两江新区,仅过了3个多月,这一以卫星定位器“元器件-终端-系统”为产业链的百亿级产业园就在两江新区开工建设。该产业园一期建成后,将实现年产值100亿元,到2020年建成时年产值将超过500亿元,为新区信息产业服务全球客户提供强有力支撑。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中国自行研制开发的区域性卫星定位与通信系统,是除美国的全球定位系统(GPS)、俄罗斯(“格洛纳斯”)之后第三个独立运行的卫星导航系统。从2006年以来,中国已成功发射了7颗“北斗导航卫星”。专家介绍,目前我国北斗卫星系统的建设已跨入第二阶段,到2012年,北斗二代将覆盖整个亚太地区,初步打破国外的技术垄断。随着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密集组网,卫星导航的民用产业也快速发展,正逐步应用于交通、通讯、电力、物联网、森林防火、环境监测等各个领域,即将转入规模化推广阶段。

   重庆北斗卫星导航产业园的开工,不仅标志着北斗系统西南运营中心的启动,也是北斗系统在国内由地方运营的第一个产业园,具有重要的意义,相信这个系统及其应用产业在全国甚至更大范围内将得到广泛应用,并成为两江新区系列高水平、高技术产业的代表。

    北斗项目从洽谈、签约到开工仅用了半年时间,充分体现了两江速度,对新项目的引进也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带动效应。卫星导航可形成上千亿元规模的巨大产业,是继计算机互联网、手机移动通信后的第三大信息产业。发展以北斗系统为基础的应用产业,不仅能够填补国内相关产业空白,而且对于两江新区发展以直升飞机为主体的航空产业园将起到重要作用。

    重庆北斗卫星导航产业园将吸引应用终端机元器件制造、核心芯片研制、应用软件开发及其北斗卫星应用相关企业入驻,形成“元器件—终端—系统”产业链。项目投资总额50亿元,计划引进企业100家,其中包括国家级研发工程中心、营运中心、检测中心,预计一期建成后产出规模100亿元,2020年产出500亿元。

    重庆北斗导航应用技术公司还将联合其他入园企业,重点发展卫星导航、授时、通信等以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推广应用为基础的高新技术产业链,并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等加强沟通交流,形成以高端研发、科技孵化和总部经济为主体,“产、学、研、用”相结合的卫星应用技术创新体系,使两江新区成为国家科技成果转化的战略新兴产业基地。

    另据专家介绍,与其他导航系统相比,北斗导航应用技术具有五大优势。一是同时具备定位与通讯功能,不需要其他通讯系统支持,而GPS只能定位。二是覆盖范围大,没有通讯盲区,北斗系统覆盖了中国及周边国家和地区,不仅可为中国、也可为周边国家服务。三是特别适合于集团用户大范围监控管理和数据采集用户数据传输应用。四是融合北斗导航定位系统和卫星增强系统两大资源,因此也可利用GPS使之应用更加丰富。五是自主系统,安全、可靠、稳定,保密性强,适合关键部门应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比较优势融合两江新区信息产业优势,不但极大完善了新区信息产业链,而且进一步巩固了新区的信息产业竞争优势,对新区打造长江上游的创新中心和战略新兴产业发展意义重大。

    北碚区委副书记、区政府区长龙华,北碚区人大主任丁正国,北碚区区委常委、水土公司总经理常斌,北碚区政协副主席黄大勤,两江新区管委会主任助理、水土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韩流,两江集团副总裁刘风,以及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应用管理中心参谋马冬,重庆北斗导航应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向春晖等参加了开工仪式。

 

工信部副部长杨学山到重庆两江新区调研云计算中心

夏明毅

2011-4-13

    两江新区网4月13日消息:4月12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杨学山到两江新区调研云计算中心,并听取了国际离岸云计算特别管理区建设情况汇报。杨学山表示重庆两江新区在发展云计算方面具有多重优势,工信部将给予两江新区大力的支持。市委常委、两江新区管委会主任翁杰明出席了汇报会。

    据介绍,“云计算”是未来全球IT产业发展的重点,目前,全球IT产业10%的投入用于发展云计算,其收入增长率超过40%,云计算日益成为跨国IT巨头“决斗”的主战场。对中国而言,正面临发展云计算的良好机遇,因为全球金融危机,跨国公司纷纷通过建立国际离岸云计算基地来降低信息运营维护成本,中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成为跨国企业建立离岸数据中心的重要选址地。

    有关统计数据表明,未未5年,中国云计算相关业务收入将达到1万亿元,国内各城市纷纷制定云计算战略,比如北京的“祥云计划”,上海的“云海计划”。重庆也将实施“云端计划”,在两江新区水土高新技术产业园建成最大的国际离岸云计算产业试验区。

 

 



发件人:"白益民" <baiyimin@sina.com>  2011-04-12 22:32:20 +0800 收件人: "baiyimin001" <baiyimin001@sina.com> 抄送:标题: 失去日本制造的日子

失去日本制造的日子

《商界评论》杂志 记者 胡浩 陈志强 丁保祥

2011年04月12日

  一个美国女人写过名为《离开中国制造的一年》的文章,用亲身经历告诉读者,没有中国商品,每天都像露营一般艰苦、凄惨,让美国人因此惊叹于中国商品的无孔不入。

上篇:日本停摆

  当许多日本企业随着大地震暂时停摆之时,从美国到马来西亚,从台湾到深圳,有一大群人像关注自己企业一样,关注着这些企业的重建。对他们而言,这场大地震冲击的不仅仅是日本制造,同样冲击着他们的企业。

  在美国,这群人是丰田美国工厂的员工;在马来西亚,他们来自佳能的相机代工厂;在台湾,最焦急的是仁宝、广达为代表的电脑制造商;在深圳,富士康的流水线随时可能停转……日本制造已经渗透到了世界经济的每一个角落。

  日本人精心打造的产业链已经遍布全球,与当地经济血肉相连,骤然的抽离,不仅会感受到巨大的疼痛,也会让我们慨叹,原来我们对日本制造已经依赖太深!

  ●墨西哥汽车厂商大量停工与裁员,墨西哥每年大约从日本进口25亿美元的汽车零部件,占墨西哥进口产品金额总量的8%。

  ●中国的3C产品,笔记本电脑、数码相机、手机纷纷涨价,数码单反相机的价格竟然上涨了500多元。

  ●苹果的股票大跌,因为苹果手里有着一张长长的日本供应商名单。

  汽车产业:从高端蔓延而来的阵痛

  美国丰田工厂的工人可以长舒一口气了,公司已经停止了在规定时间外的加班生产;在墨西哥的哈利斯科州,工人们却忧心忡忡,本田工厂要削减一半的人力,1100名员工可能会失业。

  英国德比郡和北威尔士的丰田工厂也取消了所有的加班,工人们在为一个时间充裕的周末兴奋着。与郊游和球赛相比,加班工资在他们眼里不值一提。

  往东去,印度的本田工厂正在为雅阁轿车核心配件的缺货而坐立不安;丰田的第二家新厂在逐一打电话对客人说抱歉,开业酒会要延期举行。

  在中国,日产的整车组装遇到了麻烦,公司在日本的零部件生产基地受灾停产,再加上物流条件遭到破坏,对中国公司的零部件供应接近中断。

  造化弄人。3月8日,丰田社长丰田章男踌躇满志地公布了“2020年全球展望”计划,准备在2015年前让公司年销售额达到1000万辆。过去两年内,丰田虽然受到千万辆汽车的召回拖累,却仍将销量全球第一的桂冠夺回。话音刚落,丰田国内的第三大生产基地全部毫无戒备地被地震“洗劫”。该基地位于本州岛东北部,属于重灾区,两个整车生产厂、两个配件厂的生产线遭遇了严重破坏。

  这次地震给日系车企来了一次猝不及防的急刹车。3月14日,丰田、本田、日产三大汽车厂商宣布在日本本土全面停产,对设备和厂房、码头等进行一次严格的检查,以便消除安全隐患。铃木、三菱、斯巴鲁也相继宣布停产整顿检查。

  这些工厂多位于产业链的中上游,掌控着日系车的核心零部件的研发与生产。像引擎、变速箱等零件的相关技术都是日企紧紧攥住的不传之秘。利益和技术高度内循环的日本企业,谁也不愿意将这些核心的生产内容转移到海外。地震中,这些本土工厂并未伤筋动骨,只需对硬件设施加以完善,各大车企就能迅速恢复元气,进而给海外工厂足够的补给。这像是上帝突然给日系车的生产按下了重启键,程序还在,一切照旧。

  以丰田为例,在日本国内,丰田有12个工厂;在海外,则有51家工厂。利润最丰厚的零部件、发动机、高端内部装饰等部件的生产,被牢牢掌控在国内嫡系企业,利润微薄的组装环节甩给了众多海外企业。

  在美国、中国等地,日系品牌大多能够实现本土化生产。像美国的本田汽车,其本土化程度为90%;在中国,丰田威驰的本土化率在80%以上,本田雅阁为85%,飞度的本土化率则高达90%。对于核心部件,海外工厂通常都储备了有能够满足一周内生产的日本进口部件,另有足够两三周生产所用的部件在运输途中。

  倘若总部核心零部件的生产供应不能跟上,耗完库存之后,中国、美国,还有印度的工厂定然难为无米之炊。无奈之下,也只好给工人放假削减产能了。而在墨西哥,日系车厂大约每年从日本进口25亿美元的汽车零部件,占该国进口产品金额总量的8%,对日本进口零部件的依赖程度最高,当地的工厂对风险的承受能力也就更低。

  如果日本能够很快恢复配件工厂的生产,供应中断只是短暂的,日本汽车厂商可以通过增加班次弥补生产缺口。最能够杀伤日系车企的是日本本土的配件工厂,倘若长时间难以恢复生产,衰退自然会来。至于海外企业,更像是顶在一线缓冲风险的“敢死队”。

  3C产品:全球恐慌

  灾难给整个电子市场带来了恐慌,许多国家的百姓像抢盐和碘片那样去抢购电子产品。因为包括索尼、松下以及富士通在内的日本电子产品制造商等都纷纷停产,从手机芯片到液晶面板之间的所有产品的生产都陷入停滞。

  几乎全球所有的电子产品企业都在默认并等待着产能的中断,零部件成本的上涨,苹果也不例外。在高科技产品这条产业链上,即使是苹果这样的巨头,命运也攥在最上游的日本企业手里。

  笔记本电脑遭受重创

  尽管台湾地区只是略有震感,但占了世界80%以上PC代工份额的台湾厂商却伤得不轻。在仁宝、广达的生产线上,电池、硬盘、存储器等笔记本电脑配件都高度依赖日本进口,尤其是锂电池的供应,索尼与三洋两大供应商突然撂挑子,这让仁宝董事长许胜雄和广达CEO梁次震的心情有如亲历震灾现场,焦灼不已。

  索尼却很可能成为受损最大的日本电子巨头。它的工厂主要分布在离震中较近的日本东北部,直接受到冲击。地震发生后,索尼在宫城县和福岛等地的8家工厂陆续被迫停产。海啸甚至“突袭”了一座索尼的工厂,卷走了13万台PS3,以及全球总量10%的笔记本电池。

  在2000年以前,日本的笔记本电池产量占到了全球总量的95%以上。一方面,索尼等日本企业生产的锂电池续航能力更强、性能也更稳定件;另一方面,即使向韩国、中国订购笔记本电池,但生产锂电池的材料,也是依赖于日本进口。

  日本古河电工占有锂电池电解铜箔市场55%的份额,日立化成是全球锂电池负极材料的最大厂家,市场份额也高达50%,JX日矿是全球锂电池正极材料主要厂家,三菱化学则占有锂电池电解液原料市场25%的份额。偏偏这四大企业的生产工厂几乎都集中在日本东北部的枥木县和茨城县灾区。

  数码相机惶恐涨价

  数码相机几乎是被日系企业独霸的一个行业,芯片、影像传导器等零部件多数来自于日本,然后在国外组装。日本如果电力紧缺,工厂无法开工,地震之后短短一周内,从广州到北京,各类3C产品纷纷涨价,以尼康D90为例,在京东商城的标价已从7099元攀升至7799元。而佳能5D mark Ⅱ涨势更加凶猛:3月16日23199元,22日25999元。与此同时,在马来西亚、泰国等地,一大批数码相机代工工厂正“嗷嗷待哺”。原材料库存越来越少,工厂里的流水线随时会停止运转。

  作为相机领域的两大巨头,佳能和尼康在这次地震中的受灾情况特别令人担心。在宇都宫市,佳能的高端镜头工厂因房屋顶部坍塌暂时停产;尼康的情况更为糟糕,其旗舰级产品的生产工厂位于受灾最严重的仙台地区,受损情况尚不得而知。松下、富士、理光等厂商也分别关闭了其部分工厂和研究所,似乎所有厂商都没能躲过地震的影响。上游的原材料恐慌随时会演变成实实在在的缺货,这种恐慌表现在终端市场,就是一场地震海啸般的涨价潮。

  智能手机遭遇釜底抽薪

  日系手机尽管已经远离了手机市场的聚光灯,但却始终扼住了智能手机芯片和载板材料的供货命门。在地震刚刚过去不久的3月14日,日本手机零部件大厂三菱瓦斯化学致信给苹果、诺基亚、三星和HTC等智能手机客户,宣布暂停供货,也不接受下单,给整个智能手机产业供应链带来另一场地震。

  三菱瓦斯和日立化成的BT载板材料加起来占了全球九成的市场,而且无日本以外的生产基地,短期也无替代来源。如果三菱瓦斯停止供货一个月,全球最主流的几大智能手机将面临无货可出的局面。

  台湾的几家大芯片制造商透露,这些企业的库存原料最多还可以支持1个多月的生产,如果到时停供还不结束,那么手机芯片企业只能面临停产,从而直接威胁到下游的手机制造商。随之而来的将是全球智能手机生产、出货、即将上市的手机等通通都将延迟,因为苹果、三星、诺基亚、HTC等主流手机厂商将面临着无米之炊的威胁。

  抓狂的苹果

  西海岸,伟大如苹果,也仍然体验到了大地震带来的打击。这支在过去一年涨幅达到70%的股票,从3月15日开始,两天内从350美元降至330美元,市值蒸发超过200亿美元。一场万里之外的地震,是如何影响到苹果股价的?这一次,苹果是真的缺货了。3月11日以来,苹果不断推迟着iPad 2的网络预订发货时间,由最初的3~5天发货推迟到了4~5周。

  在万里之外的日本,有五大供应商为iPad 2提供核心配件,东芝公司是NAND闪存的主要供应商,尔必达负责生产DRAM内存卡,AKM半导体为iPad 2生产指南针,Asahi Glass公司生产触摸屏外层玻璃,苹果的日本分公司则生产系统电池。

  除了这五家公司,苹果还有一张长长的日本供应商名单,只要其中有任何一家受到地震的影响,都可能影响到苹果热销产品的出货。即使这一长串企业在地震中都毫发未伤,地震后的物流中断、电力不足导致的停产也会打乱苹果的供货计划。随着苹果的几大供应商纷纷停产,未来iPhone 5将推迟上市的传言似乎正成为现实。一场地震,让iPhone 5的上市日期变得扑朔迷离。

  一部iPhone中从日本采购的零件就占了手机总成本的34%。日本的电子工业在总体上依旧领先于台湾地区和韩国,即使日本供应商产能中断,这些配件生产也不可能转移到其他地方。因此,iPhone 5什么时候上市,富士康这样的代工企业说了不算,台湾地区和韩国的技术配套商说了不算,就连苹果CEO乔布斯说了也不算。如果没有来自日本的元器件,韩国和台湾地区的技术配套商、为iPhone提供组装服务的大陆代工厂只得无奈等待。

  钢铁:亚洲各国钢企难有可趁之机

  中国的钢铁企业收获了两个“水深火热”的惊喜。日本地震后的一周内,亚洲铁矿石现货价格下跌约3.4%,约147美元/吨。而在2月份,价格还一直在170美元/吨徘徊。

  铁矿石价格下跌的同时,钢材产品的价格却火热无比,猛然提升。国内钢材市场价格自3月14日以来止跌反弹,市场价格明显上涨。地震之后,宝钢、武钢出台了4月份的价格政策,其中,高档的取向硅钢的出厂价赫然上调了1000元/吨。

  高档板材的采购商在暗暗叫苦。汽车、机械、家电等制造类企业对这种钢材的需求比较大,国产货的性价比又低,牢骚自然就出现了:新日铁、住友金属没有停产前这类钢材价格稳定,怎么国货唱主角的时候价格就贵了呢?

  由于日本的新日铁、住友金属的受损严重,整个海运矿石市场因此可能丧失2220万吨的需求。对于矿商而言,每个月约有350余万吨铁矿石要重新选择销路,这无疑将缓解全球铁矿石的短期供应紧张。

  日本之外的亚洲钢厂能从中捞到好处吗?

  日本的三井物产已经直接或间接占有世界最大铁矿石生产销售商巴西淡水河谷和澳大利亚的必和必拓和力拓公司的股份。铁矿石涨价使日本的钢铁企业利润受损,但上游铁矿石的利润却可以弥补钢铁企业的损失。

  地震发生后,许多人一厢情愿地为中国钢厂算账:日本地震的受灾面积广,东北三县也受到不同程度损害,灾后重建工程庞大,新日铁等当地钢厂的产能又有所下降,再加上钢材产品的溢价,国际国内供需两旺情况下,完全可以大赚一笔。当矿石资源价格掌控在日本人手里的时候,普通建筑钢材利润能有多高呢?

  更何况,现在的铁矿石现货价格的下降,对于采用长协价格的钢厂来说,成本影响等于零。

  日本钢铁在产业链中还有一个优势体现,通过对核心冶炼技术与设备的创新,用技术垄断性产品在中国企业身上赚取更高的附加值。中国的汽车、家电制造厂商大量进口使用日本的专业冷轧薄板钢铁材料,已经对日本的垄断性钢材患上了依赖症。而中国国内的同类产品,因为其性价比难以与日货相抗衡,亦难以作为此类钢材的替代品。即使给了一个机会,可是限于技术与产品的落后,亚洲钢企均难以从中占到便宜。

  可以预料,当日本钢材产能恢复的时候,国内相应的钢材产品价格便会应声回落。

  化工:关键性原料断供

  日本关东的千叶县三面环海,与东京隔湾相望。震后的几天内东京人忧心不已。千叶县的炼油储罐基地发生了爆炸,大火熊熊不息,曾连续燃烧了5天未能得到有效控制。

  千叶县这个弹丸之地聚集了众多化工巨头企业,有如“弹药库”:三井化学、出光石油化学、科斯莫石油、丸善石化……爆炸让整个千叶县坐立难安,基地的石化裂解装置基本全部报废。爆炸之后,当地所有的化工企业都宣布停产。乌黑的浓烟,刺鼻的怪味,千叶周遭的安全感正在随火苗燃烧挥发到虚空。

  千叶北方紧挨着的茨城,有三菱化学的鹿岛乙烯工厂,由于遭受电力中断而停产,该厂是日本最大的乙烯工厂,产量占日本总产量的11%。

  日本的化工产业规模在世界上仅次于美国。日本化工巨头通过关键化工原料产品的生产销售,在暗中影响着亚洲的合成材料的生产。在中国,2010年从日本进口总额的1767.07亿美元中,化学工业及其相关工业产品148.29亿美元,占8.4%。

  丸善石化与出光石油化学的甲乙酮产能接近20%,当二者宣布停产之后,中国大陆的涂料产业,台湾的芯片闪存等电子材料都随之紧张。作为有毒苯溶剂的替代者,甲乙酮是不可或缺的化工原料,而且涨价已成必然。

  韩国的海力士是世界第二大存储芯片制造商,但是现在它的命运却掌握在日本信越化学的手中,后者是海力士最大的供应商,为海力士提供了超过40%的晶圆。一旦晶圆库存用完,信越化学的供应延迟就可能妨碍该公司的生产计划。

  但是信越化学的影响力远不止于此,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半导体晶片和聚氯乙烯树脂生产商。聚氯乙烯即是PVC,它的全球使用量在各种合成材料中高居第二,而中国市场对日本乙烯法生产的PVC尤为依赖。

  日本的第三大化工企业旭化成,正在增强其微晶纤维素丸芯的开发,这种产品主要用于医药和食品添加剂,可精确控制药物成分、营养成分在人体内的释放速率。事实上,旭化成化学已形成了对该产品市场的垄断。再如灌装饮料的悬浮稳定剂、提高药物生产率的压缩片剂,都是细分领域的优势产品。

  在精细化领域进行专注化生产,然后倚仗既有的技术和产品来号令该领域,这种精细化模式让日本化工企业在不同领域都取得了不可取代的优势地位。丸善石化之于甲乙酮,信越化学之于聚氯乙烯、之于大日本油墨化学印刷油墨皆是如此,其他小的领域更是如此。而且日本化学企业的前瞻性眼光异常独到,他们经常研究二三十年以后的产品,然后提前布局,提前占据市场。

  普通化工原料生产在慢慢地向海外转移,三菱化工、大日本油墨化学都早在中国扩建了厂房。但是日本化工企业看重的不只是产能的扩张,而是更主张战略资源的合作。

  2004年,住友化工决定将产业重心放在石化业务。它没有大肆增加产能,而是向沙特投资1万亿日元(约750亿元人民币)从事石油精炼项目。住友的想法非常明确:保证主产业的原料供应。住友总裁米仓弘昌几经努力,说服了日本政府及数家银行组成的团体共同完成了这项投资。

  合同刚刚签订不久,石油价格就开始走高,到2006年每桶原油价格升到80美元。向沙特的投资成为住友化工的一棵“摇钱树”。这只是投资的红利,掌控了原油资源才是住友化工最大的收获。

  机械设备:谁能替代日本零件?

  3月18日,日本地震已经过去一周。“这个月还能靠库存来保证生产,但下个月日方已经明确表示不能供货了!” 南京数控机床的总经理鲁昌荣一脸苦笑。对于国内大多数中高档数控机床生产企业来说,数控机床的核心零部件——数控系统主要由日本发那科供货。地震引发关东地区限电,发那科无法正常生产,产能中断已是板上钉钉的事。

  徐工集团也遭遇了同样的尴尬,从3月下旬开始,公司的部分产品就开始了停产倒计时。虽然徐工的供应商在主震区的不多,但因日方供应商的上游企业遭遇地震破坏停产,外加物流不畅和限电影响,徐工急需找到可替代的进口零部件。这次地震受影响最大的当数南京数控机床这类倚重日本产品的企业,他们一时间很难找到替代品,或者企业本身就是“日本核心元件——中国组成加工成品——全球市场销售”产业链条上的一环。

  在技术、产权等方面的参与下,产业链传动到中国的时候就已经形成了一个不平衡的利润分配剪刀差。徐工这样的企业,每年都要从日本进口液压件等高端零部件,这些部件占工程机械总成本的40%以上。就这样,国内机械行业接近70%的利润被进口零部件耗掉。

  2010年,中国企业掏钱购买了国外157.2亿美元的机床及其部件,自产机床工具出口挣得了70.3亿美元,尚不到前者的一半。

  中国航空设备、精密仪器、医疗设备、工程机械等具有战略意义的高技术含量产品,80%以上的零部件尚需依赖进口。没有精密技术的注入,多数的机械制造仍然只是停留在基本组装层次,有如绕树而生的藤蔓,根底浅薄,无树即倒。

  下篇:真实的日本制造

  地震,让日本制造的真相浮出水面。

  大海环抱,日本宛如汪洋中一片脆弱的树叶,孤寂与惶惑如影随形。不安全感驱使他们在产业链上做出两种选择,一条路径是把产业链迁移出去,在全球落地,吐旧纳新,茁壮成长,众多的产业链条交织在一起,打造出另一个庞大而隐秘的日本制造,海外日本制造的产量和产能,已经超过了国内的部分;另一条路径则是死死捍卫产业立国的理想,一定要将高端制造业留在本土,不管离岸产业有多庞大,但根基必然还在日本,在本土精心培育,不断地用技术创新的养分去激活布局在全球的产业帝国。

  ●日本持有海外净资产已连续19年称冠全球。

  ●2010年,日本对中国的贸易出口金额达到13万亿日元,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

  ●名噪一时的电影《2012》其实是日本造。

  ●从新世纪(22.84,0.13,0.57%)开始,已经有八位日本科学家获得了诺贝尔奖。

  在海外再造一个日本

  对于日本经济,我们看到的其实是两个:一个就是本土经济,遭遇天花板而步履蹒跚;另一个则是它的离岸经济,在全球配置资源,暗自发力,由跨国公司与财团为单位串联起来的庞大帝国已经悄然形成。

  中国在GDP上越超了日本固然可喜,但是我们应该注意衡量一国经济的另一个重要指标GNP(国民生产总值)。中国在GNP上依然落后于日本。商务部研究院日本问题专家唐淳风有个很好的比喻:“看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不能光看GDP,海外企业的收益和海外资产的收益也是重要指标。就像一户农民,你不能光看他田里种粮的收获,还得看他儿子在外打工、经商、办企业的收入。不能光看他乡下的土砖房,还得看他在城里买的小洋房、门面房和工厂厂房。”由于有着庞大的海外布局,日本制造产业的许多GDP被统计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但在GNP上日本一直保持了高增长,单从经济上看,它已经在海外打造了一个新的日本!

  2010年5月26日,据日本财务省公告,日本在2009年持有海外净资产(海外总资产减去外债)达到2.958万亿美元,创了历史新高,日本已经连续19年在海外净资产排名上居全球第一了。2009年日本的GDP为5.07万亿美元,日本的海外净资产相当于GDP的58%!而且日本的海外资产中,一半以上都是直接投资于制造业和不动产等各类产业。全球哪个地方经济火热,哪个行业销售旺盛,哪个地方就有日本资金在运作。新能源、水资源、高速铁路、粮食基地等项目旺盛,更是日本新时期经济增长战略的必争前沿。

  丰田旗下有丰田通商,丰田通商已经收购了印度尼西亚、越南的稀土矿山,还在着手收购澳大利亚CSG液化天然气项目股权。索尼旗下则是索尼生命保险,目前金融部分占索尼资产的三分之一。索尼集团旗下全资保险公司索尼人寿已经进入中国。名噪一时的电影《2012》其实是日本造,拍摄电影的哥伦比亚电影公司早已被日本收购,是索尼的资本拍摄了这样一部贴近日本人审美倾向与价值观的电影。除了哥伦比亚电影公司外,索尼还收购了好莱坞老牌电影公司米高梅,由此,索尼已经掌握了美国电影市场50%的影片资源,它早已不再是传统的制造业。

  在本土固守产业高端

  从全球产业链的演变来看,以美国为首的许多发达国家表现出来的是“去制造化”,服务立国,以金融立国,日本却几近固执地坚持产业立国。甚至有一种观点认为,正是因为惧怕产业结构空洞化,使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失去了产业结构转型的大好时机,导致在信息产业方面落后于美国。丰田社长丰田章男的一番讲话,更体现了这种近乎悲壮、神圣的产业情结,他说:“虽然市场规模、人工费以及汇率等有关因素导致日本制造理论上已过赢利极限,但公司仍会维持日本制造。我们要有一种不能让制造业从日本消失的使命感。”

  2011年,日本“新时代创造性国家战略研究会”10多位著名专家学者的研究报告描绘了20年以后的国家蓝图,其中重要的一部分仍然是强化产业竞争力。将日本打造成研发基地,将母工厂设在日本,同时在生产工艺方面,促进包含日本本土优势的制造工艺与东亚生产网络的结合。留在日本的制造业必须以高科技和资本集约型产业为主。需要将企业所得税降至世界平均水平,利用经济合作协定撤销出口对象国的关税和降低服务连接成本,强化竞争力。

  是的,日本人知道,如果失去产业,它们那样一个岛国,会脆弱得不堪一击。日本缺资源、缺人(已进入老龄化社会,劳动力匮乏),唯一能秉执的便是技术,以及对产业链的把控与统率能力。

  在产业链移植时,日本一定是掌握最高端的一段,把核心技术和利润紧紧地抓在手中。在许多东道国的合资企业看似生产工厂,实则是在日本布下的销售网络。在这个过程中,把许多东道国的品牌也纳入了日本经济的共同体中。许多品牌其实只是有名无实,核心零部件都是日本的。于是,众多发端于日本的产业链条纷纷撒往全球,纵横交错。日本人苦苦地将链条的一端攥在手中,不像美国那样,时常会慷慨撒手。日本人不能输,也输不起。

  军团作战

  日本制造的链式作战是非常凶悍的,不仅仅是就产业而产业,还辅以强大的金融与商业保障,进攻时三路包抄,攻城略地后又渗透力极强,落地生根,固若金汤,能够在一个领域持续几十年盘踞产业链高端核心位置。

  美国制造就曾被链式作战打得很惨。美国开创了许多行业,比如收音机、洗衣机、电视机、汽车等,但都被日本人一一击败。

  随着世界经济的新一轮发展,日本制造遇到了新的挑战。美国的以资本和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模式逐渐占优,快速研发、快速生产、快速消费的大规模生产模式成为全球化的主导模式,日本曾引以为傲的军团式作战受到挑战。价格高品质高的日本货受到了价格、品质适当的美国货的冲击,更受到了廉价中国货的冲击。

  美国人、中国人这样想:这是一个靠资本和规模决胜的年代,技术成为快速开发的商品,而不再是制胜因素。谁能把规模做大、成本降低,谁就能赢得市场。

  但是固执的日本人并不认为胜负已经分出。他们的许多企业也在加强营销,想法降低成本,但对产业链的固守,并未有更多的改变。日本人不认可美国人把金融和产业、商业分离——商业通过压迫产业来获取利润。金融投资因为生产经营的风险而拒绝投入实业,更倾向于投入风险更小的消费领域。中国也存在这样把企业和商业对立起来的问题,比如,家电厂商被国美与苏宁压榨了。而日本则通过财团把商社和制造企业将产业链整合起来,遵循的是将金融投入到生产领域,通过生产的扩张,到全球市场扩大,占领市场,获取利润的模式。产业链有血有肉,更加有黏性。

  而日本已经通过财团将实业与金融、商业形成了命运共同体。日本问题专家白益民先生有这样的比喻:日本财团实际上就是穿着西装的军团,而且是一个可以进行海陆空三位一体协同作战的现代化军团。财团中的综合商社、制造企业、金融机构分别扮演海陆空各兵种的角色。在日本财团中,综合商社对贸易、物流、信息和人才等拥有综合协调能力,就像军队的“参谋部”和“后勤部”;银行及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就是军队的“弹药库”和“给养库”;众多的大型制造企业则如同各兵种的“野战军”和“特种兵”。综合商社负责调研、规划、人员组织和信息反馈等复杂而琐碎的工作,制定总体“战略部署”,银行体系提供强大的“弹药补给”,一线的制造企业才能在随后的“战争”中勇往直前,所向无敌。

  中日的产业链博弈

  2005年,本刊曾聚集了众多专家做过一个名为《战胜日本制造》的策划,探讨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制造中心,中日制造近期必有一战,中国存在怎么样的取胜可能?

  近年,日本众多的公司显得暮气沉沉,一度给我们日本制造江河日下的感觉,但这次地震,日本制造的瞬间暂停,反而让我们感受到它的强大。它们已经如水银泻地般渗入全球制造的各个角落,到处都有日本制造的身影,到处都能感受到它们的力量。战胜日本制造,更多的是一厢情愿。

  日本制造的强大,除了它们已经从一个个公司的单打独斗汇集成了互相协同的企业群的系统竞争,还在于它们背后日本人那种钻研技术的狂热。日本政府计划在21世纪头50年里培养30个诺贝尔奖获得者。但这个狂想正在可怕地变成现实。2010年日本科学家铃木章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新世纪开始,日本已经有8位日本科学家获得了诺贝尔奖!

  中国制造的崛起背后,也有着日本制造的影子。据白益民统计,中国每年要花费500亿美元来买技术。其中,日本是最重要的技术来源国,500亿美元意味着每年可以再修1.5座三峡大坝。中国在技术和设备引进的热潮中,日本逐渐成为最大的技术和设备的输出国。日本拥有优秀的技术实力和为确保技术优势而对研究开发的巨大投资;日本企业能向中国提供经济建设不可缺少的高质量产品;日本向中国提供工业生产必不可少的大型生产设备。

  而在成功布局之后,中国市场正在成为日本整条产业链上赚取利润的肥美之地。据日本财务省的统计报告显示,在2010年,日本对中国的贸易出口增长了27.9%,贸易金额达到了13万亿日元,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其中汽车出口增长70.9%,半导体等电子零部件出口增长23.1%。2010年上半年日本企业在中国的纯利润累计约达4050亿日元,接近2005年全年的纯利润(4330亿日元),五年内翻了一番,与2009年(7590亿日元)相比也有较大的增长。很多企业把中国作为在亚洲的基地,将获得的红利和利润返还到日本的母公司。

  对于日本,我们曾经做了这个国家一千多年的老师,而过去几十年里,我们却一直在学习它,追赶它。中国的GDP已经超过日本,中国制造正从产业链的底端向盘踞顶端的日本制造逼近。地震,显现了日本从政府到民间的冷静、开放,以及井然有序的危机应变能力,也显现出日本在全球产业链的重要地位,以及其在产业链深耕上的良苦用心。这个对手依然值得尊重。

 

 



发件人:"白益民" <baiyimin@sina.com> 2011-04-12 22:33:40 +0800 收件人: "baiyimin001" <baiyimin001@sina.com> 抄送:标题: 白益民:华为亮剑,阻击日立--中国信息安全领域打响保卫战

华为亮剑,阻击日立

----中国信息安全领域打响保卫战

白益民

2011-4-8

     谁拥有更多的数据,谁能够充分利用这些数据,谁就能够在今天和未来的竞争中占据主动。因为数据的占有量和利用效果,决定了企业的信息化程度。这需要经过长时间的信息化磨合与教训才能完成。国外企业早就走在了国内企业的前面,而且相关的数据存储产品领域也几乎被日美企业占据着。尤其是高中端的数据存储产品,完全是日本日立公司关系企业的天下(参见笔者发表在《环球财经》2011年1月刊文章:“影子日立:隐蔽在美国企业背后的攻城者”)。

     反观中国数据存储市场,除了华为公司以外,几乎找不到能够拥有最高端技术以及巨大利润的公司和企业。中国大多数数据存储公司都是在做系统集成,代理国外的品牌产品,只能赚取少量的代理费,这对发展自主数据存储产品有着极大地影响。没有利润,就无法生存,更谈不上研发。数据存储领域对技术的要求很高,不是传统行业打价格战就可以轻易实现的。况且,数据存储领域关乎国家经济、金融、政治和军事等方面的安全问题,除了依靠我们自己,是谁也不会帮我们的。

“日立GST”挥舞知识产权大棒

    2004年12月29日,日立环球存储科技公司(简称:日立GST)宣布对中国南方汇通微硬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其中国母公司南方汇通世华微硬盘有限公司(简称:汇通世华)及其联营研究机构Riospring Inc.提出诉讼,控告该公司侵犯日立GST硬盘机的多项产品专利权。作为日本当时影响最大的一起对华专利权诉讼,此消息一出,举国哗然。

     在微硬盘(数据存储的一类)生产领域,世界上具有量级生产的厂家只有日本的东芝和日立、美国的希捷、中国的汇通世华,而IBM将其微硬盘卖给日立GST之后,全球的微硬盘技术和生产都有向日本转移的趋势。事实上,东芝的微硬盘产品多数用在自己的消费电子产品上,而供应全球市场的主力目前仍旧是日立GST。

     当时,日立GST有4300多个专利(注:原归IBM所有),而南方汇通有200多个专利,与日立比起来,汇通世华小得可怜。日立为了独霸市场,不仅斥资20多亿美元购买了IBM的微硬盘技术,还投入5亿多美元在深圳建立了微硬盘生产中心,相比之下,总投资不超过2亿美元的汇通世华更像一个“实验车间”。

    然而,自2003年1月正式投产以来,中国的汇通世华依靠专有技术、政府强力支持以及低廉的用人成本,不仅在世界上率先成功推出容量为2.4G(千兆)、4.8G、6.0G的1英寸微硬盘产品,还研发出了容量为40G的1.8英寸微硬盘和容量为1.0G的0.85英寸微硬盘,并先于日立公司攻克了微硬盘的垂直读写技术,在业界引起震动。

    作为微硬盘领域的传统强势力,日立GST在收购IBM硬盘部门之后拥有了微硬盘方面的绝大部分专利技术。而在1英寸微硬盘领域中,日立的最大竞争对手只有汇通世华一家。

    2004年5月,日立存储投资5亿美元在深圳设立微硬盘“整机”厂,主要生产1.8英寸和1.0英寸的微硬盘,与汇通世华的主导产品形成正面交锋。巧合的是,汇通世华的生产厂在贵阳,而销售和管理团队都在深圳。

     日立了解到汇通世华虽然资金紧张,但在政府的支持下,即将引进实力强大的战略投资者,所以日立选择立即起诉,此举不仅能有效吓阻战略投资者,更能通过马拉松式的诉讼和高额的诉讼费用将汇通世华逼入绝境。显然,日立毫不犹豫地对一个在规模上跟自己完全不在一个等量级的汇通世华下手,彻底将中国自己的微硬盘扼杀在摇篮中。

汇通世华:未能延续“华为式胜利”

   研发一直是日立GST谋求成为全球第一大微硬盘生产企业的法宝,中国市场更是日立环储谋求霸主地位不可或缺的部分,而南方汇通此时正处于快速扩张期。把强敌扼杀于襁褓之中,是最保险也最容易成功的手段。倘若一击成功,日立GST固然可以继续坐稳江山,享用微硬盘的巨额利润;即使案件拖延若干年,日立GST也可以让汇通世华疲于应战,疏于拓展市场。

    事实上在2004年,汇通世华的小规格硬盘产量已经突破了100万台,直接对日立造成了潜在的威胁。在2004年10月深圳高交会上,汇通世华获得了3.56亿美元的订单,更是风闻将接到苹果iPod微硬盘的订单。苹果iPod的热销使得全球微硬盘的供应能力陡现不足,日立本身已经难以满足苹果公司的需求,自然更害怕苹果把订单交给汇通世华等竞争对手。

    此时,日立GST要求南方汇通赔偿其经济损失,并向法院申请永久性强制命令,禁止汇通世华及该有关公司在美国生产、使用、进口及销售涉嫌侵权的产品;而汇通世华在2004年12月30日晚发表正式声明称,公司所生产的微硬盘完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日立公司是采用媒体渲染手段进行商业干扰,汇通世华已委托律师全权处理该起诉讼。

    回朔历史,汇通世华案与2003年7月底最终裁决的思科华为案有不少相似的地方。

    美国时间2003年1月23日,国际行业巨头美国思科系统有限公司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地方法院正式起诉中国华为公司及华为在美国的两家分公司——华为美国公司和Future Wei技术公司,称其在美国境内销售的Quidway路由器和交换机侵犯了思科的知识产权,要求华为停止上述行为。

    华为被迫加入这一场知识产权诉讼案。当时的形势对华为是万般不利:思科为了达到目的,早就在其全球业务系统中成立了“Beat Huawei”的机构,专门针对华为的市场行为制定策略。由于华为的坚持,2004年7月28日,思科与华为最终达成和解,法院终止思科对华为的诉讼,全部解决了该起专利争议。

    华为与思科之争,是后来竞争者与市场垄断者之间不可避免的利益之战。华为从被迫应战,到最终“和气”收场,中间经历了种种艰辛劳苦,但也表现出成熟企业的风范。华为最终依靠过硬的技术专利和国际化大企业所应有的管理、竞争模式赢得了这场诉讼的胜利。在时隔不到两年后的2004年12月29日,类似的诉讼案又已拉开帷幕。汇通世华案与思科华为案某种程度上来说惊人地相似。

     然而,汇通世华未能延续“华为式胜利”。 2006年7月2日,星期一,贵州南方汇通世华微硬盘有限公司(汇通世华)关上了大门。随着外籍员工于当日晚间最后一批撤离硬盘厂,这个地处云贵高原的高科技工厂,在靠存货周转了9个月之后,终于沉寂了。微硬盘项目,一度是贵州的光荣,也承载了太多梦想。它身上曾寄托了于三五年内达到100亿美元产值的期待,也是更为庞大的高科技产业跃迁式发展的第一步和最关键的一步。

     与汇通世华一起破灭的,不仅是激情与梦想,还有总计约20亿元的巨额投资。2006年8月2日,贵州省银监局局长邓瑞林在《贵州日报》发表文章,其中透露,“截至 2005年末,农、建、交、商四家商业银行共向贵州微硬盘公司累计发放贷款11.75亿元,产生不良贷款8.7亿元。”

“日立HDS”誓在中国做老大

    就在日立GST起诉南方汇通的前1个月,即2004年11月16日,日立数据系统有限公司(简称:日立HDS)的CEO岩田真二郎到了广州,发出了欲夺中国存储市场老大位置的战斗“檄文”。事实上,日立HDS和日立GST都属于日立公司的信息集团,而日立HDS是其核心业务,2003财政年度(截至2004年3月31日)全球实现了24.9亿美元的营业收入。

     作为专注于高端市场的专业存储公司,日立HDS业务遍及170多个国家,全球一半以上的财富100强企业是HDS的客户。在高端市场上,日立HDS此前在中国市场发布的新一代存储系统TagmaStore通用存储平台,在技术上远远甩开了竞争对手。在日立HDS中国区总经理吴景祥的计划表里,HDS要在两年内成为中国存储市场的老大。

    2005年是日立HDS在中国市场上打基础的一年,在中国市场的业务已经遍及金融服务、电信、政府、媒体及能源等行业,其高端市场的竞争优势业内有目共睹。为满足公司在华业务迅速增长的需求,HDS北京办事处于2005年1月1日迁入位于北京东方广场的新址。

     作为在华增资项目的重要内容之一,新的日立HDS北京办事处办公面积扩展至1800平方米,为原来的6倍。除了办公环境大大改善之外,日立HDS中国员工数量也有大幅度增加。同时,日立HDS将其北亚区存储技术培训中心从香港迁至北京,并在北京新建了一个产品展示中心,为其在中国的合作伙伴和客户进行专业的存储技术和发展的各种培训。

     日立HDS自进入中国以来,在中国的大部分业务都通过渠道合作伙伴来开展,因此渠道合作伙伴对公司继续拓展中国市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高端市场,日立HDS希望将业务进一步渗入中国国内的金融服务、电信和政府等三大重点行业。此外,日立HDS还通过加强与OEM厂商的合作,扩大公司在高端市场的影响力。

     时至2010年7月,刚刚就任日立HDS公司副总裁兼中国区总经理的庄国光,特地在北京的办公室举行了授牌仪式,将其三家渠道商升级为“白金合作伙伴”。日立HDS公司中国区渠道总经理蒋慰慈解释了白金合作伙伴的含义:“与三位白金合作伙伴的关系,已经从普通的渠道合作提升到了非常密切的程度。”
     谈到三家伙伴的晋升,庄国光强调了日立HDS对于渠道的重视,“如果合作伙伴不成功,我们就不会成功。并非只是我们在市场上打拼,最重要的是合作伙伴一直在和我们并肩战斗。”在加入日立HDS前,庄国光曾担任甲骨文公司中国区金融、电信、媒体、公用事业部总经理及上海分公司经理。

“华为”出手,翻“云”覆雨

    2008年,在全球金融危机笼罩的乌云下,企业对IT采购成本控制的欲望比任何时候都要强,而“云计算”、“云存储”、“云服务”这些云模式挤进了人们的眼球,它们提供了采购和使用IT资源更加经济的途径。此时,全球存储和网络安全设备市场已经达到230亿美元,中国的存储和网络安全设备市场预期超过11亿美元。
    在存储领域,中国的产业才刚刚起步,计算领域有曙光和浪潮这样的企业带头,但是此前国内没有真正一家厂商在做存储,直到中国的华为公司从2006年开始做存储。此前,华为公司作为硬件厂商,主要精力集中在基础硬件上面。其实早在2003年,华为就动用几十人开始做预研发,紧接着在2007年开始研究“云存储”。
    2008年2月,华为与美国赛门铁克公司合资成立了华为赛门铁克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华赛),致力于网络安全与存储产品的研发、销售和服务。合资公司总部设在成都,其中华为占51%的股权,赛门铁克占49%。华为总裁任正非担任新公司总裁。华为向该合资企业提供一定技术许可,并提供750人的工程师团队。而赛门铁克为新公司提供一定的存储和安全软件许可,赛门铁克还向新公司投资了1.5亿美元。

    2009年9月,华赛的信息存储安全项目在成都高新西区揭开了面纱,超过1.5亿美金投入已经全部到位,研发重心落在存贮与安全领域,试图为全球电信运营商、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和企业提供解决方案。此时,华赛员工人数已由成立之初的800人扩张至3500人,已争取到政府、运营商、金融、能源、交通等行业的1000多个重要客户。
    华赛在成都的计划是启动部分样板和试点项目,形成向外拓展的平台,吸引更多的合作伙伴和经销商参与。华赛看好医疗、能源、交通等应用领域,此外推进政务数据化和视频监控也是在成都地区布局的重点战略。对于未来,华赛副总裁苏立清表示:“在云时代,华为赛门铁克将坚持以客户需求为出发点,持续投入,致力于成为云基础架构的领导者。”
    2010年5月,华赛在北京发布名为“泛在多业务云”的云战略(“4+1”朵云),满足客户对云服务的多种需求。实际上,华赛自成立之初启动了向云计算进军的战略。华赛云战略的“4+1”朵云,其实都是经受过市场检验,有过实际运用的“成熟”的云。该公司只是将旗下的云产品进行了一次全面整合,以此作为其云发展战略的一个新台阶。
     5个月后,即2010年10月,华为赛门铁克科技有限公司(华赛)宣布为中国科学研究院(简称:中科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成功搭建建设容量达6PB的云存储服务平台。借助华赛云存储服务平台,中科院数据资源中心可以向中科院全院用户提供数据存储服务,以更好地满足科研人员的数据存储、信息资源共享需求,同时该系统未来还将面向市场需求,向中科院以外的用户提供数据存储服务。
    华为赛门铁克存储产品线总裁范瑞琦表示:“云存储基础平台建设作为网络经济下一个新的增长点,是全球存储行业的发展潮流之一,其应用范围正在不断扩大。华为赛门铁克作为少数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的云存储平台厂商,积极致力于推动应用与存储相结合,帮助用户实现从使用存储设备向使用存储服务转变”。

日立急忙架“云梯”

    正值日立集团创业100周年之际,2010年10月27日,日立数据系统(日立HDS)当天在北京举行的 “2010日立数据存储科技峰会”上宣布推出最新解决方案包括新型日立虚拟存储平台,为企业级虚拟化IT解决方案树立了全新的行业标杆。“日立数据存储科技峰会”是日立HDS一年一度的用户大会,2010年大会主题定为“存储无限,立领云道——展望未来数据中心”。

     在此次大会上,日立HDS首席执行官Jack Domme发言中表示:“在预算缩减、组织变革和竞争加剧的背景下,IT必须用更有限的资源完成更繁多的任务和应用,企业正面临着确保信息的可用性和安全性等诸多挑战。我们正在通过采用一种适用于所有数据类型的统一通用平台,并通过日立数据系统在虚拟化技术方面的领先地位,帮助整个IT行业解决这些紧迫的挑战。”

    随后不久,日立HDS高级副总裁及亚太区总经理 Kevin Eggleston在2010年11月15日接受搜狐IT专访时表示:“云存储市场在中国蓬勃的发展,尤其是在一些行业,比如说电信行业(华为的优势领域)这样的重点行业,发展是非常快的。随着全球化越来越明显,日立数据在全球的很多市场都具备了一些共同的特征,进入了一个同质化的过程,但毫无疑问,中国是我们第一位重视的战略市场。”

    云存储热度不减,越来越多的IT厂商正在打造一个个帮助用户顺利升入云端的“云梯”,日立HDS也不例外。作为存储行业的垄断性厂商,日立HDS将“全面虚拟化、全面自动化、支持云计算、可持续发展”视为其产品及解决方案的内在灵魂,并于2010年推出了让用户平稳过渡到云计算的产品及服务,例如日立统一计算平台UCP、高端虚拟存储平台VSP、可加快和简化云部署的HCP v4和HDI,以及私有分层云和公共在线存储云等。

    2010年上半年,日立HDS宣布推出自己的统一计算平台产品UCP(日立统一计算平台)。UCP可用于私有云或公有云的部署,是日立数据云存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下半年,日立HDS宣布推出日立私有文件分层云服务,已经在私有云方面拥有了很多中国大型的企业级用户,比如联想和神州数码。

    “日立统一计算平台”(UCP)作为日立HDS向企业数据中心的一个产品,将四块东西整合在一起,一个是服务器,一个是存储,一个是网络,一个是管理软件。在这四块之上进行综合协调的是日立HDS的智能Orchestration软件,运行在日立的刀片服务器上,但是通过虚拟化,Orchestration可以把各种品牌的x86服务器作为统一资源进行管理。

    日立的刀片服务器叫Blade- Symphony,目前在美国、欧洲、韩国都有销售,但主要还是在日本销售。过去生产该刀片服务器是日立(美国)公司,与日立HDS是分开的。2008年,它也并轨到日立HDS来了,在这之前他只是大量地在日本卖,他们在日本做得很大,算得上是排名前三的服务器供应商。现在它变成日立HDS的一部分以后,也在进行产品研发,制定了很多的策略在全球范围内推广。

   (作者系社科院日本经济学会理事,著有《瞄准日本财团》、《三井帝国在行动》)

 

 

中航百亿投资全力研发航空发动机

新华网

2011-04-12

    4月10日,林左鸣在纪念新中国航空工业建立60周年媒体见面会上介绍说,中航工业集团未来五年内对航空发动机领域的投资将成为中航工业历史上最大的一笔自主决策投资,未来5年,中国航空业将打一场“航空报国”的航空动力翻身仗。

    图片:中国的WS-10“太行”涡扇发动机

    4月10日,林左鸣在纪念新中国航空工业建立60周年媒体见面会上介绍说,中航工业集团未来五年内对航空发动机领域的投资将成为中航工业历史上最大的一笔自主决策投资,未来5年,中国航空业将打一场“航空报国”的航空动力翻身仗。

    林左鸣说,中国航空发动机打翻身仗应该是国家行为,林左鸣引用美国《美国关键技术计划说明书》中的段落说:“航空发动机是一个技术精深、使一个新手难以进入的领域,它需要国家充分保护并利用该领域的成果、长期数据和经验积累,以及国家大量的投资。”美国在《2020联合设想》中提出的构成美国未来战略基础的九大优势技术,航空喷气发动机被列在第二位,放在核技术之前,现在美国只剩下最后连两个政府投入的领域,一个是宇航,另一个就是航空发动机,因此航空发动机是一个国家的战略产业。

    林左鸣在会上特别强调提出,为了在十年时间内,为实现建设航空工业强国的目标,中航工业已经将航空发动机技术的研发摆到了最重要的位置。他透露,中航工业集团已经确定将在发动机领域未来五年内自主投资100亿元,这将成为中航工业历史上最大的一笔自主决策投资。记者根据2010年中航工业公布的数字发现,2010年中航工业集团全年的盈利总额为105亿元。

    目前全世界只有四个国家能够全型谱自主研发先进全航空发动机,据悉,国产航空发动机已经被列入国家重大科技专项,而在“十二五”期间,中国必将成为继美、俄、英、法之后,世界上第五个走上自主研制航空发动机道路的国家。
 

 

 

 


发件人:"wujian" <wujian2004_3@hotmail.com> 2011-04-07 06:34:29 +0800 收件人: "仲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中国人来温哥华疯狂抢房 老华侨火冒三丈 撰文痛批

中国人来温哥华疯狂抢房

老华侨火冒三丈

明报

2011-04-06

    上个月,不仅大温哥华地区的房屋销售量创下歷史次高纪录,菲沙河谷区的销售量亦比2月增加42%,创下五年来新高,其中白石/南素里的独立屋销售量较去年同期增加154%,基准楼价(benchmark price)上升3.6%,表现非常红火。

    大温地產局(Real Estate Board of Greater Vancouver)昨日公布,大温3月房屋销售数高达4,080间,较今年2月增加约三成,仅次于2004年3月创下的4,371间的歷史纪录,所有住宅房屋的基准楼价亦比去年同期上涨5.4%,达到61.58万元。

     大温地区不同类型房屋的销售方面,3月销售最多的是独立屋,达到1,795间,较去年3月增加34.4%,价格同比上涨8.3%至86.68万元;柏文销售达到1,622间,同比增加66.2%,价格上涨2.1%至40.38万元;城市屋及孖屋销售达663间,较去年增加20.8%,价格上涨3.6%至51.03万元。

    大温地產局主席赛特卡西(Rosario Setticasi)说:“大温楼市今年春天的旺季有了很强劲的开始”,3月销售量即能达四千多间,而且市场有七千多间新?牌房屋,很明显买家或是卖家都对楼市有信心,楼市活跃几乎是必然的。

    在菲沙河谷方面,今年3月住宅房屋销售数达到1,818间,比今年2月增加42%,也比去年同期增加16%,其中白石/南素里的独立屋销售达到248间,较去年同期增加154%,基准价上涨3.6%,在菲沙河谷各地区中上涨最多。

    面对温哥华房地产市场异常火爆的新局面,星岛日报发表了老华侨王仁铎律师的评论文章。文章写道: 面对来自中国的抢购大军,我们来了此地良久的老华侨,不禁也要问自己,你会不会去抢?其实这问题是问:第一、你愿不愿意去抢、肯不肯去抢?第二、你就算肯去抢,你懂不懂得抢?中文“抢”字很多意思,是英文没有的。不是说西方人不会去抢,只是英文没抢钱、抢食、抢生意、抢购这种“抢”的意思。这种抢往往是合法的,有时是拿着钱去抢。是因为心理作用,怕要买的东西没有,或者有甚么便宜的东西,会给别人买去,自己就要捷足先登。

    反正“抢”都和“怕”有关,怕以后没有。但和贪就不一定扯上关系,因为抢食并不一定代表贪食。你去?海鸥,他们从你手上抢去食物,不抢就会给别的海鸥啄走。

    贪可能是“抢”的老爸,比较成熟,凡事不一定要靠抢,靠贪更是高明。

    前些日子,日本的核电厂危机,不是引起不少在中国和香港市民去抢盐,结果这些抢盐能手最后做了人间小丑。在温哥华也有很多人去抢购房地产,至于他们会不会变成另一批的人间小丑,就只有靠时间才知道。笔者有位老华侨朋友,前阵子看见这儿抢屋子的人多,自己也心动,于是立志去排队买新楼的楼花。结果发现,那些人在地产商公开销售前三天就在门外日夜排队。等到他去排队时,前面已有一百多人。一个有一百多户单位的大楼,到后来轮到他可进去看时,已剩下几个小单位。

    后来此君发现,原来愿意去抢还不够,还要懂得去抢。那些一早排队的人,有不少是受?排队的“青年军”。这样抢购才会成功,并且可以同时在几个地方抢购。抢得好的单位可以赚他个五六万的话,也是不错的回报。

    我们这些老华侨可能不去抢,原因不是自鸣清高,而是怕不够人抢。以前港人最会抢购楼盘,但现在香港人不够大陆抢购大军厉害,人家钱多,一口气买下数十单位。香港人都不够人家抢;我们这些加拿大老华侨,只有投降。默默耕耘,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对着那些抢着发财的人,我们才可能是真正的白痴?

    温哥华买房压力大 本地人电邮抗议

     近期媒体大幅报导华裔抢购大温房地产,特别是中国大陆买家,有开发商收到本地人士抗议电邮,指房价过高遗祸下一代,且华人已太多,应设限,甚至有人扬言要炸毁开发商办公室。有人认为这些批评者根本是伪君子,边享受房地产高涨带来的厚利,边批评华裔买家推升房价。

    数周前一名本地开发商古德(Cam Good)安排媒体及多位来自中国大陆的买家乘坐直升机前往白石镇(Whiterock)参观一处建案,引起广泛关注。事后该公司收到不少大温民众抗议电邮,担心这些中国投资客会将本地房价推升到更高不可攀的价位。

他说电邮内容琳满目,有人写道「我的孩子将来怎么买得起房子?」有的则用种族主义的言论指「华人已经太多了,应该开始设限」。甚至有一封明显带仇恨色彩的电邮,扬言要炸掉开发商的办公室。该公司已将邮件转交温市警局,警方正在调查当中。

    古德对某些民众的情绪反应并不意外,但他抨击这些人士根本是伪君子,因为当中有许多人都因大温房地产高涨而取得厚利,在享受优渥生活的同时却又抱怨华裔推升本地房地产价格。 他表示中国有钱人愈来愈多,加上中国政府为了防止房地产泡沫化,限制民众只能持有二套房产,许多人开始将房地产投资目光放到海外。他说过去两、叁年中国房地产价格已上涨一倍,对中国投资人而言,温哥华与多伦多的房价还不算高,加上加拿大稳定的政局及居住环境,自然成为他们为投资的热门地点之一。

    古德强调一切才刚开始,因为中国中产阶级现在才开始具备负担国际房地产投资的能力,本地人士最好认清趋势并接受这个事实。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1-04-07 10:27:14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标题: 美国的第一条高速铁路看来已胎死腹中

为什么美国不会有高铁

维舟

2011-04-06

    美国的第一条高速铁路看来已胎死腹中。不久前,美国佛罗里达州州长Rick Scott断然拒绝了23亿美元的联邦高铁补助,理由是州政府难以承担该项目的潜在超支或补贴资金。按中国人的观念,恐怕很难理解这种“中央给钱却不要”的行为——计划中的这条全美首条高铁,只需州政府出10%强的份额,剩下全部由联邦财政出钱,但却仍被坚定地拒绝了。

    此事正折射出了美国复杂的政治和社会生态,在这种环境中,高铁项目想落实,几乎是每推进一小步都困难重重。一百多年前,美国的铁路时代有一句口号“真的,铁路是工会、社会和国家统一的黏合剂”,那么,现在高铁不如说倒是美国社会和联邦/州政府之间争执的引爆剂之一。虽然美国联邦政府最近试图积极推动基础设施建设(“我们无法承担牺牲一些领域,基础设施就是其中一项”),但蓝图绘出之后,难的是如何变成现实——要“赢得未来”,先得过“当下现实”这一关。

    奥巴马在2009年上任不久就提出过发展高铁计划,作为其刺激经济政策的重要一环。今年1月底的国情咨文中他再次提到将建设高速铁路网,在25年之内覆盖80%的美国人口。2月初副总统拜登在费城一个火车站正式了宣布了一个6年内斥资530亿美元的全美高速铁路的计划。

    这笔钱听起来不少,但实际上却根本不够,而钱从哪里来也是个很棘手的现实问题。铁路,尤其是高铁,在大规模兴建时都会给金融机构带来大规模集资和资金调动的压力:1870年代意大利统一后的铁路建设就曾导致严重赤字,引发政治危机;日本高铁建设初期的资金周转也是大问题,到1987年国铁民营化改革实,负债已高达2270亿美元。

    高铁项目初期投入巨大,开通后往往也无法盈利,因此在各国都是靠政府来保证投资。也只有国家才能建设一个统一的高铁网,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修建一些必要的、但不能盈利的那些路线,并确定统一兼容的技术——美国早期的铁路由私企推动,其结果是:从纽约到布法罗的短短几百公里有6个系统和3种不同轨距,乘客中途必须变换客车。在秉持财政保守主义理念的共和党人看来,这正是一个危险的信号:高铁项目将导致大政府的新一轮扩张,新增的联邦预算又将造就一些新的利益集团,使预算规模达到一个新危险高度,虽然它也有一个短期好处:在不增加多少州预算的情况下创造数万就业机会。另一个隐藏的政治目的则是:民主党可以将这类大型公共基建项目通过政治分肥(所谓“pork barrel project”)转化为政治支持,虽然它并非只有民主党一党受益。

     Rick Scott之所以不顾各方抱怨(有两位州参议员甚至因此上诉到州最高法院,申请责令州长接受补助,但当即遭到驳回),断然不要“中央给的钱”,原因大抵在此。他本人是个成功的实业家,从政本来就是为了实践某种政策理念,这一点上他不同于路易斯安那州州长Bobby Jindal——后者虽然也是个强硬的保守派,并曾带头反对财政刺激计划和强烈批评高铁计划,但该州最后还是接受了24亿美元的礼包,原因很现实:金融危机以来,半数以上的美国州政府陷入财政危机,其中不少甚至已濒临破产。即便如此,俄亥俄、威斯康辛等州还是拒绝了联邦高铁补助款。

    就算各州都肯积极推动高铁计划,问题也还刚开始:高铁一旦建成,将对汽车和航空业构成竞争,这两个庞大利益集团必然将游说放弃高铁计划。这在各国都是屡见不鲜的事:晚清时醇亲王就曾因北京的马车夫反对修筑铁路的持续不断请愿而不胜其烦;19世纪初铁路在英国出现时,也曾遭到运河和内河运输集团的反对——它们之所以没成功,是因为铁路利益集团在政治上极其强大。但20世纪美国的铁路集团则输给了航空业和汽车业:1982年美国国内航空公司的客座票里程数接近全世界其他所有其他航线的总和,行业整体竞争力和利益集团极为强大;至于汽车更不必说,因为“对通用汽车有利的事就是对美国有利的事”,汽车几乎是美国精神的象征——那种自由驾驭和掌控的感觉。

    美国铁路的辉煌时代已经过去几乎一百年了。铁路曾是美国首屈一指的煤炭、钢材消耗大户,创造无数就业机会,1916年全美铁路网总长度就已发展到最高峰(40万公里),而中国当时的铁路里程连这个数字的1%都达不到(且95%的资本控制在外国财团手中)。但在二战之后,美国铁路的运输量就开始滑坡,到1960年铁路网就已有1/4因利润太低而不通车了,不少线路被拆除,剩下的几乎全部用来运货。《失落的大陆》一书中曾说:“在美国,只有既坐不起飞机——这在美国可真算是穷到家了——又买不起汽车时,你才会去坐长途汽车。”至于坐火车,人们根本不会考虑。

    确实,就算高铁建成,客流从哪里来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高铁特别适宜于中国、日本这种人口成片密集居住的国家,否则稀疏的人口分布根本无法喂饱高铁的客流需求,但美国却恰好是个人口密度相对较低、居住较分散的国家,现有的高铁规划也只能选择性地连接少数城市,而无法实现全国成网;更何况美国人选择航空和自驾车出行的习惯早已根深蒂固。票价则是另一个问题——现在纽约到芝加哥的机票仅售88美元,火车票还比它贵一倍还不止;高铁建成后,在票价上要和航空、公路运输竞争也很难。客流少必然带来的问题就是无法发挥高铁的全部优势和潜力,愈加难以实现盈利,这又迫使许多投资者和官员三思而行。中国的高铁规划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一个市场行为(话又说回来,铁路完全市场化将使票价飙升),但在美国则必须考虑这一点,因为联邦运输部并没有下属的国有企业。

    如果高铁沿线确实人口密集,那么又有一个新的问题:路线施工征地时必然要让许多人为高铁让路。美国自1970年代以来已很少开展这样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大批征地难以避免地会引发反弹和争吵。就算征到地,又还有技术的问题:美国从未开发自己的高铁技术,连相关的零部件也无法制造(美国的钢铁工业和铁路一样,也早已被视为夕阳产业而空心化),现在这些都得引进(说不定是中国),而这又会为反对高铁者提供一个攻击的借口——这个劳民伤财的项目只会让外国企业和国际中间商获利。

     高铁只是一个缩影,是映照出全景的一滴水珠,其落实推进之困难,折射出的是美国社会和政治的结构性特征。正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要解决这些难题绝非易事。如果说中国高铁建设的快速进展得益于一个强国家的执行效率(在财政拨款、征地、技术发展等方面)和国家意志,那么这却正是一些美国政治家所担忧和恐惧的。对他们来说,这决不只是一个经济、技术问题,而是一个原则问题。没有高铁乍一看似乎是件坏事,但在他们看来却是一件好事。

    虽然预测未来是一件有风险的事,但我们不妨打个赌——我打赌美国不会有高速铁路,至少不会在奥巴马计划的25年之内开通。

 

 

 


发件人:L_C_colon"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1-04-06 00:00:15 +0800 收件人L_C_mailto:L_C_colon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L_C_cc:标题L_C_subject:L_C_colon 利比亚昔日渔村变身现代油港 石油收入成“第三财政”

利比亚昔日渔村变身现代油港 石油收入贡献九成财税

环球时报 记者 邱永峥 王军  王海峰

2011-04-02

    六大石油重镇支撑利比亚

  随着利比亚战事的深入,扎维耶、卜雷加、拉斯拉努夫这些石油重镇在交战双方间被攻过来,又抢回去。这似乎显示出,这些必争之地浓缩了利比亚这个神秘国家的精髓。在这场西方对利比亚的军事干预行动中,“石油”是干预者绝少提及、但却是人们解释时局始终绕不开的一个词汇。无论是利比亚东部熊熊燃起的战火,还是班加西过渡政府迫不及待与卡塔尔签下的第一个合同,都飘散着挥之不去的石油味。《环球时报》赴利比亚特派记者日前走进利比亚数座石油重镇,试图揭开这个睡在石油上的国家的真实面貌,以及“黑金”带给利比亚人的种种自豪、不满和困惑。

  在这里看到利比亚最富的一面

  利比亚的油田主要集中在中部和东部沙漠地区的苏尔特盆地地区,但石油重镇都沿着地中海沿岸狭长地带分布,主要是为了方便石油外运。20多天来,《环球时报》记者先后实地探访了利比亚6大石油生产与输送终端中的4个:图卜鲁格、祖韦提奈、卜雷加和拉斯拉努夫,另两个是位于东部的本杰瓦德和位于西部的扎维耶。

  在这些石油重镇里,记者看到利比亚最富有的一面。在图卜鲁格,城市建设很有规划,居民区多是五六层的新建小楼,街道干净整洁,依海滨新建的马西拉五星级酒店设施远超过开罗的五星级酒店,每晚普通间的收费却只要130第纳尔,相当于人民币550元。在卜雷加,记者看到,这座城市分为3个部分,其中邻近石油终端的A区属于石油公司员工生活区,清一色两层小别墅,并且濒临地中海,据了解,这些房子是石油公司免费提供给工作人员的。

  不过,离开了储油基地、炼油厂、港口以及为石油企业服务的医院、学校、生活区,这些城镇其他地方的基础设施建设就显得比较落后,医院缺药、学校设施落后的情况普遍存在,风貌大致相当于中国西部的县城。石油企业中水平较低的技工和体力工作一般由当地人承担。而当地石油企业的工程师和管理人员很多把家安在班加西等东部大城市,甚至有些员工的家庭依然在六七百公里外的的黎波里、米苏拉塔等地,每周从班加西坐飞机回家探亲。

  与东部这几个石油重镇相比,《环球时报》记者一年前走访的扎维耶,可以说是利比亚石油重镇中最现代、最漂亮的城市,这座坐落在的黎波里以西45公里的海边小城风景优美,基础设施建设较为齐全,当地人受教育程度也比较高。扎维耶炼油厂的日炼油能力可达12万桶,占整个利比亚日炼油能力的1/3。

  石油给老百姓带来什么

  20世纪50年代发现石油前,利比亚今天的这些石油重镇都是小渔村。石油的发现改变了当地人的生活,随着苏尔特湾沿岸多个渔村逐渐建设成为工业化城市,当地的居民也开始从事与石油和化工行业相关的工作。

  在国家石油公司和外资石油公司工作的利比亚人一般可以拿到比其他行业员工更高的收入和福利待遇。据记者了解,利比亚法塔赫大学的毕业生进入政府机构或者国家电力公司工作,第一个月月薪为280第纳尔(约合人民币1450元),但如果进入石油公司工作,起薪将是前者的3-4倍。同时,这些石油公司还给员工提供丰富的国际交流和海外培训机会。战前在图卜鲁格海湾石油公司上班的哈里发每月收入相当于人民币1.2万元左右,医疗和住房不需要自己掏钱,他还有一辆八成新的韩国现代轿车。他说,他这个生活水平在当地“比较有代表性”。地质工程师穆斯塔法是扎维耶国家石油公司的职员,他骄傲地告诉记者,在他父亲和他这一辈,有6个人在石油公司工作,在扎维耶一提起他的家庭,街坊邻居都会露出羡慕的眼光。他还对记者说:“在利比亚,年轻小伙子最愁的就是聘礼太贵,很多人三四十岁都结不起婚。但是只要告诉女方家小伙子是在石油公司上班,那女方家很少有拒绝的,甚至欠着聘礼都能同意结婚。”

  利比亚2010年财政预算是280亿美元,财政收入的92%来自石油。石油带来的巨额财富对于这个人口仅有600万的国家来说是相当巨大的,但也存在分配不均。卡扎菲多次提议“按人头分配石油收入”,实际上却没有切实落实。首都附近的西部地区相对好些,因为基础设施投入大,老百姓机会也较多。政府对班加西等东部大城市近年来都没有太大投入。记者这次看到,班加西全城下水道系统损毁,居民们不得不将生活污水直接排入大海,青年人失业率也居高不下。另外,利比亚石油收入是先统一交给政府,再由政府按约定分给各地区的部落长老,但部落长老通常对实际石油收入存疑。这些都是此次利比亚内战首先从东部城市班加西开始的原因。

  没人敢在石油生产区内打仗

  眼下利比亚石油的日产量从原先的130万桶锐减到10万-13万桶,但石油仍然是在这个国家备受保护的产业。本报记者在图卜鲁格的利比亚海湾石油公司看到,当地的炼油厂一直没有停产过。“即便利比亚政府军快打进班加西的时候,这里也没有停产,只是产量相当于战前的1/3。”该公司员工哈里发告诉记者,海湾石油公司的大型运油车在战争期间一直奔驰在地中海沿岸的高速公路上,为利比亚东部地区提供最后的燃料与油料保障。本报记者在利比亚东部采访期间,很少为汽油担心。事实上,即便是在战争期间,利比亚的汽油仍便宜得惊人:每升第纳尔15分,相当于人民币6毛钱。因为油太便宜了,所以反政府武装甚至有人用汽油去烧被多国联军击毁的坦克残骸。

  在卜雷加港,记者看到,与石油生产输出终端仅一街之隔的公路外就是主战场,但这个只有一道铁门虚掩的厂区内却没有放过几枪。保安哈里大叔说:“至少在上周六,这里一直是利比亚政府军的驻地,驻有大量的官兵,但他们一夜之间就撤走了。”本报记者注意到,在石油生产与输送终端的入口处,有政府军官兵撤走时丢下的大量制服、毛毯和其他生活用品,这说明政府军并没有把偌大的厂区当成战场。

  在拉斯拉努夫,《环球时报》记者注意到,尽管北约战机空袭了利比亚政府军的一个弹药车队,但石油企业内仍有工人在正常上班。班加西的过渡政府要求所有利比亚东部工作人员4月1日正式上班,这意味着该国石油生产与出口能力将会大增。

  卡扎菲与外国做生意很抠门

  近日,对于西方军事干预利比亚动机的质疑声越来越多。印度“雷迪夫”新闻网发表题为“人道主义?呸,是石油,傻瓜”的评论说,不管华盛顿、伦敦、巴黎的领导人声称采取什么样的人道主义立场,它们对利比亚采取行动的真正催化剂不是无数平民的伤亡,而是为了保证它们饥渴的石油需求。乌干达“新视觉”网站也发表题为“西方在利比亚是为了人道救援还是为了石油”的文章称,西方对利比亚发动暴风雨般袭击,主要是为了控制这个资源丰富的非洲国家。否则为什么西方此时不出现在索马里、科特迪瓦、南苏丹等动荡地区呢?

  利比亚是仅次于尼日利亚和安哥拉的非洲第三大石油生产国,也是世界第十二大产油国。美国国务院的报告显示,利比亚每年出口340亿美元原油,其中意大利得到38%,德国10%,法国8%,西班牙8%,瑞士6%,美国5%。

  据记者了解,欧洲13%的原油从利比亚进口,主要是轻质原油。欧洲的很多炼油厂就是按这个标准来建设的。因此,一旦利比亚石油的供应出了问题,这些炼油厂就发挥不了作用了。因为沙特、苏丹等地的油含硫含酸比例高,不像利比亚石油被欧洲人称为“甜油”。

  2009年至2010年,卡扎菲政府两次强行与外国公司重签石油协议,调高外国公司上交利比亚政府的石油份额,比如中国台湾中华石油公司已经被逼到要上交90%,而一般的西方公司也要上交86%左右,外国公司对此抱怨很多。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日前这样解释参与利比亚军事干预的原因,“你们知道,欧洲人作为我们在北约的盟友,10年前和我们一起上阿富汗战场……他们坚定地支持我们。现在轮到利比亚了,我们也应该帮助英国、法国、意大利,这关系到他们的国家利益”。

  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29日发表评论称,认为正在利比亚发生的战争只与人权有关,而与石油一点关系都没有是“天真的”。奥巴马为军事干预利比亚辩解的演讲有3362个词,但其中有两个词可能漏掉了:一个叫“石油”,一个叫“能源”。西方之所以现在站到利比亚反对派一边,是因为反对派在战场上取得了上风,支持他们意味着能保证西方在利比亚的利益。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王联30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在这场战争中,石油因素肯定是存在的,否则不能解释为什么法国和意大利这么积极。而且战争一开始,利比亚就打石油牌,威胁要把石油合同给中印等国。但石油因素并不是最主要因素之一,卡扎菲前几年与西方全面改善关系,西方已经在利比亚获得大量石油利益。因此西方决定动手可能有其他原因,比如法国重点考虑的就是地区影响力问题。

  利比亚变局冲击中国利益

  中国在此次利比亚冲突中也有一定损失。据记者了解,中石油总公司和下属7个子公司,在当地有3.6亿美元合同,其中仅长城钻井就有八台钻机,一台钻机价值高达上千万美元。目前中石油公开宣布的在利比亚亏损数额是12亿元人民币。中石化工程公司在当地损失不大,但2010年开始中石化每年从利比亚进口600万吨原油,比以前翻了一番。现在班加西过渡政府还没有给续约承诺。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殷罡认为,如果利比亚变天,新政府不一定会履行原来的合同,中国在利比亚的合同有些可能恢复,也有一些可能恢复不了。

  目前,利比亚6大石油生产与输出终端中有5个在反政府武装手中,利比亚政府只控制了扎维耶一个。利比亚石油储量最丰富的是该国西南的沙漠,而当地也是反卡扎菲情绪比较严重的地区。利比亚反政府势力对于未来的石油开发与出口考虑显然掺杂了很大的政治因素。比如说卡塔尔在此次政治动荡中完全支持利比亚反政府武装,并且成为世界上首个承认班加西过渡政府的阿拉伯国家,而法国和英国也已经成为过渡政府最亲信的国家。有消息称,班加西过渡政府3月28日宣布,它与卡塔尔签署了第一份石油交易合同,特批卡塔尔帮利比亚出口石油。对此,英国石油分析员马特·史密斯28日在接受路透社记者采访时承认,从长远看,“西方国家,尤其是法国和英国将会在利比亚未来的石油洗牌中占上风,而俄罗斯、印度和中国都可能会受到冲击”。

 

 

 


发件人:"Zhongying Pang" <zhongyingpang@gmail.com>  2011-04-11 12:05:23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zhongyingpang@gmail.com>, "中" <zppang@yahoo.com.cn>抄送:标题: 日本重生?

日本会不会失去未来三十年?

草根

2011-04-11

    草根简介:1968年生于福建长汀,199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警官大学科技系,工学学士。当今国内最活跃的时评人之一,现为中国青年报《青年话题》编辑、东方早报评论专栏作者、搜狐星空财经评论专栏作家。

  中新网3月28日转载韩国《朝鲜日报》28日报道说,受联合国委任负责监督各国是否遵守联合国《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奥地利中央气象和地球动力研究所(ZAMG)分析说,日本福岛核 电站泄漏事故向大气中排放的放射性物质含量已超过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水平。

  随着福岛核泄漏旷日持久得不到控制,随着核辐射能量日复一日向外扩散,日本本岛的“孤岛效应”正日渐呈现:一是由于电力不足导致的汽车和电子产业的供应链中断;二是由于核 辐射污染导致日本农产口出口受阻。三是旅居日本的其他国家居民和日本本土居民在核恐慌的阴影之下,如惊弓之鸟,随时有可能离开日本寻求更安全的住所。这样的苗头早已呈现,核泄漏 之初,各国就紧急撤离重灾区的本国民众。最新的进展是25国驻东京大使馆临时关闭。

  无论福岛核电站最终的命运如何,日本都再也回不去了,人类也再也回不去了。回不到原先的能源体制,回不到原先对核的安全感。甚至不排除一种可能,因为人们恐慌性离开日本, 日本将在失去过去二十年的基础上,失去未来三十年甚至更长时间。

  短期内,日本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或者仅次于中国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第二大美元债权国,本次9级大地震、海啸、大火和核泄漏等灾难给日本造成的即时损失不管是如三菱 日联证券分析的为日本GDP的5%;还是巴克莱资本和瑞士信贷银行的预测的3%,或是美国风险研究建模公司AIR Worldwide评估的6%,或者最悲观如伦敦智库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资深研 究员维尼撒?罗斯所预计的20%,这些都算不上致命威胁,真正的威胁来自中长期,而最大的变量不是财富的减损,而是一切财富的核心因子——人口的变化。

  有人认为这场灾难不足以全面重创日本经济,中长期看甚至有可能演变为一次转机。理由是从日本历史和国民性来判断,每一次灾难都意味着崛起。刚刚沦为全球GDP季军的日本,在中 长期内能否通过经济结构转变和公共财政之间的平衡,重演明治维新、战后复苏以来的第三次经济奇迹,值得我们关注。

  但是持此论者忘了,人口才是一个国家和地区兴衰的最大变量。人类在不确定性的恐惧面前,最安全、对自己、对家人和后代最负责任的选择是“三十六计走为上”,靠理想主义和爱 国主义的精神意志是无济于事的。理想主义和爱国主义战胜了不了核泄漏,也战胜不了核恐慌。日本人在海外的资产高达2万亿美元,但如果核泄漏和核恐慌扩散,那么日本人不一定可能从海 外回国“拯救国家”,反而有可能有更多的日本人和产业外迁。

  地震、海啸、大火乃至于战争、瘟疫都是急性病,来得快去得也快,灾后重建只要有足够的意志和财力就可以实现。而核泄漏却是慢性病,影响可能长达数千年。1986年,苏联切尔诺 贝利核电站发生爆炸,强辐射物质喷涌而出,前后近10万人丧生,数百万人因辐射影响健康,6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污染,恢复生机需待800年以后,而持续的核辐射危险将持续10万年。切 尔诺贝利及其周围地区成为一片“鬼域”。直接经济损失高达2350亿美元。

  日本是一个高度老龄化的国家,朝野上下一致意见都是要引进人口来维持、促进日本的经济社会发展。但核泄漏和核恐慌将有可能中断甚至逆转这样一个“日不落”梦想,不仅导致大 量外国人口外迁,甚至可能导致日本本国人口外迁。这才是日本未来可能要面对的最大灾难。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正好读到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建新的《人口规律与大国兴衰》,其中正好也写到了日本,不妨让我们重温一下:“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傲视群雄,曾一度挑战美国,但很快日本就没有敢跟美国再说‘不’的底气了。原因之一就是在其后短短20年里日本人口进入了加速的老化期,65岁及以上人 口比例由1980年的9.0%迅速上升到2000年17.2%;而同期美国老年人口比例则是由11.2%微升到12.3%。正是日本人口如此急速‘衰老’使其丧失了强劲发展的动力。

  ”1750年以降500年的大国兴衰,背后是人口转变、人口兴衰更替的500年。大国的兴起与持续,皆以人口的兴起、壮大为后盾;而大国的衰落与迟滞,则有人口过度衰老的影子。

  “大国兴衰的历史事实上是多种看似独立发展但却相关的因素耦合的结果,不存在任何单一的决定性因素。不过,由于人口是最基础性和持续性的因素,其变化对民族、对国家的兴衰 有着不可低估的重要影响,尤其是人口变量还处于活跃之时。但又由于人口变化常以百年为单位,变化周期较长且影响作用滞后,常常迷惑误导当代人,而人口转变、兴衰替换规律也被小觑 !

  ”比如,当年我们批判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口无计划人口爆炸时,爆炸的人口却创造出了改革开放30年前所未有的奇迹;而今当我们沾沾自喜1980年计划生育30年以来那些伟大“成就 ”时,却为未来30年埋下了人口结构严重失衡的巨大隐患。“

  此次日本核泄漏给全世界敲响的最大警钟是:不管一个国家和地区多么的富裕和发达,如果不能给身处其中的民众保障足够的自由(包括免于恐惧的自由)、安全和安全感的时候,任 何爱国主义都只会成为缥缈的幻境,既拯救不了它的民众,也拯救不了国家本身。当它的民众只能”用脚投票“来选择自己的安全和自由的时候,等待这个国家和地区的,也许只有两个字: 衰落。
 

 

 



发件人:"wujian" <wujian2004_3@hotmail.com> 2011-04-07 12:15:06 +0800 收件人: "仲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重估中国的崛起:已知和未知

重估中国的崛起:已知和未知

美国凯托学会网站

     现在一种几乎已成为惯常思维的观点是,中国是正在崛起的超级大国,在下一个25年中国就将挑战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这个国家的人口和过去30年来的惊人经济增长使得这种推测听起来十分可信。尽管这种观点可能是正确的,但出现其他结果也是有可能的。

     当然,最近全球发生的―系列事件让中国已然强势的地位进一步受益。日本的地震(专题)、海啸和核灾难削弱了中国一个主要经济和战略竞争对手。专家已指出,中国公司(还有韩国)将是日本灾难的最大受益者。

    美国挥霍冒险让中国得利美国的经济、财政和外交政策问题也让中国获得了一些优势。美国大肆挥霍的习惯不仅削弱了美国,也让中国有了重要的外交和经济杠杆。现在中国是美国国债的最大外国债主。迄今为止,中国在这一杠杆的使用上还十分小心,但美国官员却过于担心这种依赖性所导致的脆弱。

    美国在穆斯林世界的军事冒险也让中国得利。这类有争议的军事行动不仅助长了地区和全球对美国的愤怒,也使中国对伊斯兰和其他国家来说显得像一个不那么爱指手画脚而更具建设性的伙伴。美国的军事任务代价也很高,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花销一年在1300亿到1750亿美元。美国坚持当世界警察并支援欧洲和亚洲盟国的国防导致其军费预算超过了7000亿美元----差不多是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这种财政大出血是北京方面能够也乐于避免的。

    美国需要中国支持(至少是容忍)它的军事干预行动,这就给了中国讨价还价的机会。尤其让人们好奇的是,奥巴马政府对中国做了什么让步,才让其在对利比亚(专题)动武的联合国决议投票时没有行使否决权。不过也只有讲条件才能保证赌注十拿九稳。

中国飞速崛起的三点警示

    尽管如此,对于中国的飞速崛起,更多的警告甚至怀疑也是完全站得住脚的。至于中国“不可避免”要成为超级大国----更不要说其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领导者的能力----的观点,有三个有力的理由可以对其亮起警示灯。

    第一,太多这类预测都是基于对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简单线性分析。随着中国经济基础越来越庞大,经济日益成熟,要维持快速的增长会更加困难。一个从赤贫状态起步的国家如果经济政策对路,实现8%到10%甚至更快的年增速是可能的。但大规模成熟的经济很少会出现这样的增长。没人会指望美国----或者就这一点来说,日本、德国、意大利等国家----以这样的速度来增长。对更成熟的经济来说,5%或6%的年增速已经是非常快了。在某个时候,也许在下一个十年,中国就会出现这样的转变,其经济增速会逐渐放慢。

    这就引出了中国崛起论应小心的第二个原因。这样的经济成就需要持续的社会安定和政治稳定。每年有大量的年轻人,尤其是男性,离开农村,他们需要被大城市特别是沿海地区的城市所吸纳。私底下,中国的学者和舆论领袖已在担忧,如果GDP增速跌至7%或8%----更不用说更低水平----会导致什么后果。

    第三个应警惕的原因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外交和政治成绩都是美国自伤的直接或间接结果。华盛顿方面决定在穆斯林世界实施两次军事干预和国家重建任务,这会被口后的历史学家列为惊人失策的例子。如果日前在利比亚(专题)的行动最后没能维持在美国发挥有限作用的小事件层面,这次干预也将载入美国外交政策失误的史册。

中国发展或将碰上“大凹坑”

    也许中国会很走运,美国的政治和政策精英们仍将继续在中东的沙漠和阿富汗的山地中追寻昂贵、血腥而又不切实际的幻想。也许美国领导人还会实施新的军事行动,进一步加重美国军队和纳税人的负担。但是华盛顿总是有可能出现更明智、更节俭、更现实的领导层。如果是那样的话,在奔向超级大国地位的路上一直顺风顺水的中国可能就会碰到减速装置,甚至很大的凹坑。

    中国可能会成为21世纪的领袖大国。但西方权威和政策专家们不应把这当做一个板上钉钉的结果。在中国未来地位的问题上,有着太多国内经济、政治和社会变数,同时也有太多国际战略和外交变数。

 

 

 


发件人:"Zhongying Pang" <zhongyingpang@gmail.com> 2011-04-13 14:34:13 +0800 收件人: <zhongyingpang@gmail.com>, <dipstudynk@yahoo.com.cn>, "Pang Z. Y."<zhongying@yahoo.com>,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山姆大叔在中东地区的“维稳”努力

山姆大叔在中东地区的“维稳”努力

于时语

2011-04-13

  美国近日最大的政治“悬念”,无过于民主党与共和党的预算案僵局。在联邦政府面临“关闭”的前夜,两党最终达成妥协。这幕政治剧的中心,是去年中期选举大胜的共和党以国债失控为名,坚决主张缩小“大政府”,迫使白宫同意在剩下的半年削减380亿美元联邦开支。

  在共和党眼中,除军费之外,其他一切政府开支,尤其帮助弱势群体的福利项目都在大砍之列,对外援助也是“浪费公帑”的主要例子。可是据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报道,在这霍霍大刀之下,一项所谓“中东稳定”(Middle East Stability)外援预算项目,却获得共和党主要议员的大力支持。

  两党你死我活预算大战中这一似乎不起眼的“稳定”共识,披露了山姆大叔几十年在中东“维稳”的基本国策。早有人指出,在维基泄密暴露的大量美国国务院有关中东的文件中,“稳定”是个主题词,也是在今年阿拉伯民主浪潮中奥巴马政府不断强调的关键。最出名的,无过于埃及民主示威风起云涌之际,希拉莉国务卿还公开声称穆巴拉克专制政府是个“稳定”的政权,而拜登副总统则急不迭地赞扬穆巴拉克本人“不是独裁者”。

  华盛顿极力维持中东稳定的主要出发点,一言以蔽之,是美国的两项“核心利益”──石油供应和以色列的安全。在这两项利益的主导下,中东地区所谓的“温和“阿拉伯政权,虽然专制腐败,内部劣迹和危机深重,几十年来在山姆大叔心目中却一直是“咱们的狗娘养的”(Our SOB),而竭力扶植保护,以“维持中东稳定”。

  在这些专制政权中,埃及和约旦关系到以色列的安全,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和其它海湾喽啰国,则是美国的能源保障,所以都在华盛顿的“维稳”之例。至于伊拉克的萨达姆和利比亚的卡达菲,虽然在不同时间受到过华盛顿的拉拢利用(伊拉克在两伊战争时;利比亚在近年“反恐”战争中),但是说到底不是“咱们的狗娘养的”,而不在“维稳”之例。

美国维稳加剧中东专制主义

  美国在中东“维稳”的一个长期效果,是阿拉伯专制主义的恶性螺旋。

  埃及是个典型例子。曾几何时,埃及是阿拉伯现代民族主义和反殖主义的领袖,在中东享有很高的道德权威。即便在1967年六日战争惨败后,纳赛尔总统依然保持广泛的社会支持,也毫无培养“太子”接班的作为。

  随着阿拉伯世俗民族主义的退潮,和埃及政府全面倒向华盛顿,不顾民意与以色列求和,其道德权威迅速下降,丧失了意识形态上的吸引力。结果是统治集团为了保有权力,只能不断缩小政治参与面,尤其上层机器日益依赖“自己人”,造成“太子党”泛滥,体制世袭化和“贵族家族化”,下层民心日渐离异。

  在华盛顿的支持容忍下,专制政权的对策不是政治改革,而是加强全面社会控制,同时利用经济利益和手段帮助“维稳”。其一是以经济利益来转移和“赎买”民众的政治诉求,埃及约旦等穷国依靠美援,而沙特则仰仗石油收入;其二是以赤裸裸的金钱利益来酬劳政权的支持者。

  于是出现与政治权益密切相关的既得利益特权,以及明显的两极分化。在突尼斯和埃及等国,一面是下层民众相对贫困化,一面是“太子党”和特权势力不断增加的金钱财富,导致严重的内部腐败,造成沸腾的民怨。

  当局的对策是强化情报治安体系和社会控制,警察监控无孔不入,以高压手段将所有“不稳”现象和人物消除控制于萌芽。政权的道德权威江河日下之外,基层治安机器因此成为民怨的焦点,突尼斯革命因当地“城管”对弱势群体的强暴触发,绝非偶然。

  另一对策是紧缩民间活动空间,全面控制所有传媒,压制社会舆论和批评。突尼斯和埃及的报章影视因此是一片“歌颂”之声和“稳定”的假象。下层弱势群体失去民意表达和上传渠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是目前阿拉伯民主浪潮的写照。

  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中,华盛顿一直是阿拉伯专制政权“维稳”的支持者。除了与这些政权控制压制民众的情治机构的密切合作,新近有人披露,美国军方开发软件,利用虚假网民身份,在网络上散布亲美宣传,“反对极端分子”。这样的“五毛党”活动,明显是针对中东和穆斯林世界。

  数十年来,华盛顿为了中东“维稳”花费巨大,积年亿万美援之外,天文数字的军费开支也大笔用于这一海外地区。按照力学原理,这种无视中东下层巨大民怨的“维稳”,实在是在势能曲线顶端维持一种平衡状态,相当于把一个大铁球放置在山顶,需要花费极大努力维持,而仍然可因微小扰动随时崩塌。突尼斯一个街头小贩引发的阿拉伯民主浪潮是个明证。美国国会的““中东稳定”预算、默许沙特出兵占领巴林、防长盖茨会见沙特国王等等,表明白宫仍然企图在海湾地区维持这种岌岌可危的“稳定”。

    (作者在北美从事科研工作)

 

 

 


发件人:"李延明" <liymbj9206@126.com>2011-04-16 07:10:53 +0800收件人:"仲大军" <zdjun@263.net>抄送:标题:旁观者清

中国社会的3种政治力量和3种发展前景

----中共18大哪一派掌权决定中国的前途

张洞生

2010-11-24

    【内容摘要】:由于金融经济危机对世界各国经济政治产生的巨大影响,使中国从2010到2020年的国内外的政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中国过去30年来靠劳动密集型的廉价低端出口产品和基本建设投资拉动经济发展的模式已经走到尽头,内忧外患,危机重重。中国正处在3岔路口,有3种可能的发展前景。然而中国今后只有将现有的“劫贫济富”的经济发展模式改变为“抑富助贫”,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即回到走邓小平的“共同富裕”的道路,才是正确的方向和前景,才能避免日后造成社会的大动乱,而转危为安。但关键问题在于中共高层能否克服“权贵利益集团”的阻扰。现在 该集团已经占据了党政军经高层,左右着政府政策和发展方向,他们不会自动放弃既得利益。因此,18大高层只有进行政治改革,实行相应的“法治民主”,有效实施宪法第35条,才能保证社会公平正义和民众的合法权益。只有民主,才能保持社会稳定,走向“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的轨道。

    【关键词】:中国社会的“贫富对立”、“官民对立”和“黑(社会)民对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收入分配结构;2012年中共18大;中国的权贵既得利益集团;中国党内的3股力量和未来的3种发展前景;

    【一】。对整个今后政治形势发展大势的看法和分析。

    2010年2 月3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说:“综合判断国际国内经济形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刻不容缓。”,他就此提出了8点意见。在第一点中就提到“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在胡锦涛主持的“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等”内容为主题的中央高层学习会议上,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在部署2010年财政工作时,强调进一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一针见血的指出:“经 过2009年,大家对‘调结构’的理解发生巨大转变,以往调结构更局限于产业结构,现在则认识到,调结构,首先是调整收入分配的问题,其次是消费不足储蓄过高问题,然后是内需不足、外需过高的问题,最后才是产业和区域问题。对经济结构的逻辑关系认识得更为真切。” 温家宝总理说,“只有民主才不会出现人亡政息”,“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公费出国,其实也关系到整个反腐败,应该也必须管得住”。

    中国现在的关键问题是政治问题,政治体制问题,是上层建筑阻碍了经济持续协调地发展。但是,知易行难,能否贯彻实行胡锦涛温家宝的上述正确观点和路线,主要取决于中共高层领导能否有效地反贪和克服特殊利益集团对政治改革的操控和阻扰。现今胡温的17届政治局受制于江泽民旧势力的阻扰,连官员申报财产的制度都通不过,大量的3公挥霍(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公费出国)和不少官员到境外赌博都管不住。从2010年3月初人大政协两会上的空话、套话、官话来看,毫无新意。 2010年两会刚结束,北京一天之内成交6块土地,总金额达143.5亿,拍出了3块地王,均为央企所得。可见现在的胡温政府在18大前只能仍然是“政令不出中南海”,“空话治国”。由于没有制度性的保障,胡锦涛的上述正确思想能否成为18大的政治路线就难以预料了。

    从前的东亚四小龙和日本、现在的巴西的崛起的历史经验证明,当经济起飞后,在威权体制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收入分配,只能走政治民主化的道路。中国也不可能例外。在2012年刚上台的中共18届高层中,新的人才辈出,江泽民旧势力式微,人心思变。在“物极必反”的危机面前,有利于中央高层顺应民意,克服权贵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行必须的、有效地“法治民主”,包括必要的党内民主制度,比如差额选举,才能缓和“贫富对立”“和“官民对立”。走回邓小平的”共同富裕“的道路,使中国社会转危为安,正如从前毛泽东和邓小平在面临生死存亡关头所作所为的一样。但如果18届高层仍然被权贵既得利益集团掌控,依然故我,中国的发展前途会危机重重,可能会出现社会的大动乱,甚至分裂。

    【二】。现在中国国内和党内实际上有三股力量,这三股力量代表着代表着3种利益和3条路线,代表着中国未来的社会发展的三个不同的发展方向。

    纵观过去历史上东亚4小龙、日本、希特勒德国、巴西60~70年代经济的高速发展,都只能维持20年左右就必须转型。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长达30年,已经是世界的奇迹。这种例外的巨大成就一方面是拜中国地大、物博、劳动力众多所赐,同时也是由于“一党专政”能够靠强大的武力维持社会稳定。中国前30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强大的权贵特殊利益集团,造成现在的尖锐的“贫富对立”和“官民对立”。说明中国现行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方式已走到了尽头,处于3岔路口,面临危机和“拐点”。中国现行的这种高消耗低产出的粗放型经济发展,这种“劫贫济富”式的发展,这种经济现代化与政治现代化不配套不平衡的发展,如坚持不改变,就可能引发重大的社会经济危机和动乱。[15] 今后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可能有以下的3种路线和前景。

   《2-1》。第一种路线和前景:这股力量是“极左派”。他们是一小撮不得志、权欲膨胀而崇毛的知识分子、年轻人和曾经得势而现在失势的一些城市平民和工人。他们打着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毛泽东的一些极左口号,煽动仇恨和阶级斗争,企图将现在的改革开放路线退回到毛泽东时代。党内的“极左派”想利用现在尖锐的“贫富对立”和“官民对立”,鼓动底层民众的不满,特别是无知的文革后出生的年轻人的不满,疯狂地煽动“崇毛热”,反对“政治民主化”,极力维护“一党专政”,鼓吹逐步扩大“国进民退”,排斥消灭私有企业,加强政府控制经济,缩小市场经济,然后企图以反贪腐、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名义搞阶级斗争,最后倒退回复到毛泽东式的贫穷、平均、专制、封建的“社会主义”,像现在的朝鲜一样。但历史也不可能简单平顺地由原路退回到改革开放前的毛泽东时代。因此,如果“极左派”得势上台,就只有一路的血腥的波尔布特式的大屠杀才有一点可能完成这种历史的倒退过程。这种历史的倒车是违反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世界潮流和全国大多数人的意愿的,倒退是没有出路的。倒退的后果必然会搞得民怨沸腾,民贫国弱,导致社会动乱或者国家分裂。最后逼得中央高层或某强人出来带领广大民众收拾残局,重新返回到“改革开放”的正确路线。因此,这种前景实现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但是,其代表人物却打着维护正统和“公平正义”的旗号招摇撞骗,迷惑底层民众和文革后的年轻一代,是引起社会动乱的思想根源。他们一方面反对“政治改革”的正确路线,另一方面对“劫贫济富”的错误路线也有某种批判抵制作用,所以任何事物都具有的两重性。其实,他们中的代表人物的真实意图不过是藉民众的不满,以图增加自己的政治资本,而向当权者分要一些权力的残羹剩饭而已。

    《2-2》。第二种路线和前景:这股力量是“极右派”,他们是现在占据了党政军经的高层、要维持现状的权贵既得利益者,是掌权派,即贪官、买办、暴富的权贵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左右和掌控者党政的政策和发展方向,他们反对“经济转型”和“政治体制改革”,坚决维护现在的“一党专政”,大搞“国进民退”,要继续近15年所实行的江泽民式的“劫贫济富”的“3个代表”路线,贪污腐化,意图维护和延续他们富贵N代。

    在改革开放头30年中暴发起来的太子太妹们所组成的官僚、买办、大款、精英的既得利益集团,如果今后还长期在党政高层得势,就会继续操控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决策权,继续“劫贫济富”的发展路线。他们所坚持实行的实际上是暴富的封建、权贵、垄断、买办资本主义,极力排斥私有经济和市场经济,维持垄断和操控市场,排挤私有中小企业,操控市场,实行家族和近亲繁殖,贪污腐化,掠夺和出卖国家利益和资源,垄断金融和国家银行,他们用保持大部分人贫穷的政策,维护其家族N代的权势和利益。

    中国现在旧的经济发展模式,如不转型而继续发展,就是在走60 ~ 70年代的“巴西模式”的拉丁美洲化的老路,这是一种不可持续发展的模式,而与东亚四小龙日本和现在的巴西的可持续发展模式是不相同的。

    60~70年代中的旧巴西的基尼系数(即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进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比)是0.45;工资增长落后于GDP增长;100家最大企业中75%的资产是国有资产;要知道,当时很多评论家预言巴西将成为西半球巨人,可以在经济和政治上挑战美国。但是巴西的繁荣不到15年就没落了。[7] 现在中国正在大搞“国进民退”,是在走旧巴西的老路,应该牢记旧巴西的经验和教训。过去学界对中国收入分配拉美化讨论得较多,如果收入分配长期拉美化的结果,必然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拉美化。

中国的现况也很类似从前的巴西,经过多年的高速增长,也逐渐出现晚期的过胖疲态,经济虚热和产能过剩。例如,2005年中国兴建全球最大的“华南购物中心”,如今空置率高达99%。此外,中国在内蒙鄂尔多斯兴建的一座豪华城市,如今也成为空荡荡的鬼城。房地产泡沫和产能过剩都靠政府和银行输血以维持暂时的虚假繁荣。

    中国现在有些暴富官员和学者坚持认为收入分配的恶化是阶段性的,是经济增长的暂时的派生物。这正是上世纪60年代经济学家根据拉美发展经验总结出来的错误观点。但观察其它东亚地区的案例,却找不到一个经济发展必然导致收入分配恶化的例子。韩国在70年代中期有几年基尼系数上升,也恰是那几年韩国政府加强经济干涉所致。80年代初韩国很快调整政策,支持中小企业,基尼系数就稳定下来 了。而东亚模式是真正经济成功的模式,拉美模式则是经济失败的模式。也就是说,中国的部分官员和学者执意要用不成功的拉美经济模式来支持收入分配不公,却刻意完全忽视成功的经济模式,其目的在于为中国的权贵既得利益集团服务。

    一个国家收入分配长期恶化,这本身就说明它的经济模式是不成功的,不能良性循环的。巴西当时经济有一个特点就是居民收入落后于GDP的增长。

    结论:中共如果今后仍然由“极右派”掌权,坚持不改变现有的经济发展方式和“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结果只能是:1*。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强军强国,走希特勒和斯大林的老路,这种路子最多也只能走10~20年,就会和希特勒德国或者前苏联的结局一样。 2*。或者由于“贫富对立”和“官民对立”日益恶化,由于房地产泡沫破灭、高通货膨胀、高失业、官员压迫掠夺老百姓等,引发大规模的社会动乱,而走向拉美化。

    《2-3》。第三种路线和前景:这股力量是“中间派”即“政治改革派”,他们是由广大的中产阶层和平民大众以及各界的政治改革派所组成。他们要求沿着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方向前进。他们坚持要求推进改革开放,实行政治民主化,以便实现经济发展发展方式转型、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和产业升级,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这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正确方向。也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关键在于中共18大高层今后能否使“改革开放派”得势,以便逐步实行一些有效的“法治民主”制度,以反对和克服特殊利益集团对经济转型、调整收入分配和反贪腐的阻扰。

    可以看出,过去30年的发展是一个“劫贫济富”的、过分追求GDP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这种发展模式已接近“山穷水尽”的地步,危机重重。特别是后15年的畸形发展,造成中国是世界上问题最多的国家:环境污染,生态危机导致天灾连年,如2010年春的云南广西贵州的大旱灾。空气致命,水有毒,食物也有毒。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福利处在世界低端水平。多少民众在苦苦地等待老有所终,幼有所养,妇有所保,壮有所工,病有所医,学有所教,更有那几十万喝了“三鹿奶粉”的孩子和几百万为假疫苗所害的孩子,被判无钱赔偿,处在无处可诉、无所可依的惨境。但中国政府几乎全然不予理会,一面打肿脸充胖子,大搞面子工程,使权贵富豪们乘机捞钱,一面到国际社会上去充当救世主,一如“2012”所描写的一样。中国在拯救世界,但又有谁来拯救中国呢?

    综合媒体2010年11月1日报道,北京环球舆论调查中心近日针对政治体制改革所做的民调,近80%的受访民众表示中国应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但是只有15.5%的受访者认为政改目的是推行西方式民主政治体制。一个不实行政治改革的政府能与世界潮流和广大民众的民心能够坚持对抗多久?

    中间派即改革开放派认为,由30年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所带来的许多严重问题,只有“依法治国”和必需的“政治民主化”才能解决。就是说,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继续改革开放,就是必须经济和政治都要转型。一方面要使广大人民群众有充分有效的“自由民主权利”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和过有尊严的生活。这就必须反对贪腐,要官员申报财产以便接受媒体和群众的监督。另一方面要大力抑制“国进民退”,大力发展私人中小企业和服务业、扩大内需、产业升级,以壮大中产阶级。还要相应地发展社会主义的公共福利事业,扶助弱势群体、增加广大民众收入,减少贫富差距,逐步扩大广大底层民众的生、老、病、死、居住、教育、就业的7大最基本而较公正的权利和社会保障。最终使80%以上的农村市镇化,将80%以上的农民脱离农业转入城市。这才是“以人为本”的持续稳定发展正确道路。

    《2-4》。结论:1*。经济转型必须配合相应的政治转型是世界上所有过去成功转型为发达国家的必经之路。如过去的东亚4小龙、日本、现在的巴西等。中国只有特色,但必须遵循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而不可能成为例外。

    2*。如果中共18大高层不能顺应民意、世界潮流和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不管是“极左派”上台实行毛泽东路线,搞阶级斗争为钢;还是现在的权贵利益集团的“极右派”继续掌权,坚持现在的经济和政治结构,以维护他们N代的富贵。其结果必然是中国将会走向灾乱。当然,在灾乱20~30年之后,中国还是会走回“经济和政治转型”的正常轨道的。正如毛泽东在消灭中国资产阶级25年之后,邓小平不得不开始又引进部分资本主义,以救活毛氏“封建专制的、极端贫困的、人咬人的、垂死的社会主义”,道理是一样的。历史规律、世界潮流、人心所向,是不可违的。

    3*。中国现在正面临“经济和政治转型”的“拐点”。正确的道路是18大由改革开放派掌权,才能能够顺应民意,克服权贵利益集团的阻扰,作出必须的有效地政治改革,依法治国,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收入分配结构,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三】。中共2012年18大前“极右派”联合“极左派”对“政治改革派—中间派”的激烈斗争。中国的“民主化”道路,只能从逐步实行和扩大党内的民主开始。这就是“鸟笼民主”,而后逐渐扩大鸟笼。

    《3-1》。以3个代表为首的官僚、买办、富豪中的太子太妹们为骨干的权贵既得利益集团的“极右派”们,为了维护他们富贵N代的利益,反对更深层次的经济和政治改革,极力维护现在的“劫贫济富”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现有的“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反对“以法治国”和党政职能的转型。他们最近广造舆论,提出了许多反对政治改革口号,如有:“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政治总代表”,“强军强国”,“国进民退”等。2010.9月,光明日报发表一篇重要文章,批评“深圳政治改革有人「混淆了由谁统治、如何统治的问题」”,该报意指“社会主义民主”就是维护共产党“一党制”下的民主。一个对社会不追求公正的党和政府,连党内民主都不敢提,却侈谈“社会主义民主”,他们连宪法第35条都不敢承认和实施,连最起码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都通不过,何来民主?因此,他们所谓的“社会主义民主”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假民主。在现今权贵家族及其代理人控制中共高层的现实下,所谓“由党统治”,实际上是要在“极右派”统治下由他们分赃的民主。

    《3-2》。以张宏良等为代表的毛左派,即“极左派”,主要是利用后30年“改革开放”中出现的弊病和问题以否定30年“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以证明“今不如昔”,即“改革开放”的后30年不如毛泽东统治的前30年。他们不敢具体地描述前30年的封建专制独裁统治下的真实的民间惨状,而用抽象的“一笔带过”的模糊的教条语言和概念说明当时的点滴好处。他们知道现在民众虽然不满现状,但决不愿意回到过去的“吃不饱、穿不起、无房住、不敢言、不敢怒、人斗人、动弹不得、被奴役”的穷困的生活时代。因此,时代不同了,他们想用打倒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方式回复到毛泽东的封建社会主义社会是不可能的。他们大多数人只是为了想从极右派手中分享一点权力和利益而已。

    因为“极右派”打不出像样的旗号以迷惑文革后的中青年和底层民众,都是形左而实右,所以利用极左派的崇毛旗号。而“极左派”都是“权欲熏心”的小爬虫,他们力量微小,所以要依附和借助“极右派”的力量往上爬。因此,现在两派狼狈为奸,共同抗拒和阻扰政治改革,以图维持现在的“一党”体制不变。

    吴敬琏:极右方面的权贵腐败不仅对弱势群体剥削压榨,也严重损害没有权势的中间阶层(专业人员、大部分企业家等)的利益。然而,“极左是对极右的惩罚”。在这种情况下,极左力量又力图利用大众对权贵资本主义的不满,极力宣传回到毛泽东晚年的道路;要求重搞“文化大革命”,实现“全面专政”,从语言暴力到实际的暴力,都跃跃欲试。这是一种危险的趋势。

    现在中国国内的“崇毛热”有升温的趋势,就是“极右派”玩火,而纵容和利用“极左派”、两派‘狼狈为奸’的结果。目的在于阻止18大可能进行政治改革。在高层的权贵‘极右派’都有外国的禄卡,并不害怕万一‘极左派’的可能得势,所以能够‘放心大胆’地利用毛左派兴起“崇毛热”以阻止政治改革。比如,鼓动毛左们胡诌《奸相掌军权是亡国之兆》以批判温总理。这叫做‘放狗咬人’。

    《3-3》。“中间派”就是以胡温为首所代表的广大民众利益的“政治改革派”,即邓小平派。他们的政治主张是进行“政治改革”,以解决现有的经济政治社会的转型和存在的问题。他们政治改革的最终目标就是要实现邓小平的理念:“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实行政治民主化,保证公民的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完善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真正实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最终实现共产党由“一党制”转型为民众选举的合法的“执政党”,使政府职能转变为守法执法型、服务型、利益协调型的机构。社会转型为多权力结构相互制衡的多元社会。

    在中国现实中,共产党几乎垄断了所有的权力,民主党派有少许的议政权,平民几乎只有服从和被宰割权。因此,在短期内从体制外进行政治改革是完全不可能的。“民主化”只能从逐步实行和扩大党内的民主开始。这就是“鸟笼民主”,而后逐渐扩大鸟笼。实际上,从前各国资产阶级民主也是这样进行的。我觉得,如果能在广大舆论和民众的压力和配合下,将这种“鸟笼民主”,即 “有限的民主”(而不是假民主),在共产党中央的领导下,逐步有序有效地在党内扩大和向党外扩散,使政治改革的进程能分阶段进行,这种 “鸟笼民主”可能并不是坏事。现在,越南共产党成功地扩大党内民主的做法就值得借鉴。现在在中越边境,有十万以上的边民逃亡到越南定居,就表明了人心所向。

    【四】。中国政治制度的根本问题和必须政治改革的根本原因。

    现在中国不仅正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还面临着更加严重的政治社会危机。今天政府已经没有能力将批评反对的言行统统消灭在“萌芽”状态,这说明广大民众的切身权利被非法剥夺而得不到法律的保障。

    邓小平说:“ 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据有资料指出,现在中国全年的军费是800亿美元,而维稳的费用已经达到了750亿美元,用如此强大的武力、财力、人力来对付自己的手无寸铁的民众。这就是中宣部所称的“社会主义民主”?

    《4-1》。由毛泽东创造的政体,是个“打天下者坐天下”的封建专制政体,是60 年来中国人祸不断的根源。依靠这个政体无法创建和谐社会和长期的持续的“科学发展”。谁都知道,中国政治制度的根本问题是60年来在“一党制”下形成的“党大于法”、“权大于法”和“官大于法”。特别是经过近15年来经济的“劫富济贫”式的高速发展,造成了尖锐的“贫富对立”、“官民对立”和“黑社会与民众的对立”。在过去经济的高速发展和满足民工脱贫愿望的情况下,这些尖锐的对立没有显性化。现在,在内需不足、高失业率、高通货膨胀、社会保障福利严重不足和官僚富豪黑社会暴力掠夺民众财产的5重压力逼迫下,社会大小的群体动乱事件已达到无法压制的临界点。

    《4-2》。“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是铁律。现在中国官员的贪腐已成为“集团化,部门化,市场化、高层化和黑帮化”的五化特征。而“权、钱、色、黑社会”之间的勾结和利益交换使无权的民众成为“任人宰割”的猪羊。实际上那些已经成为暴富的封建权贵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已成为统治中国的统治阶级。他们是掌权者和反对政治改革的主要阻力。现在不仅权贵和官员欺压百姓,无法无天。而且官二代、富二代飞扬跋扈,已经成为社会公害。一个毫无公平正义的社会,严重的压迫必然会引起群众的反抗和社会动乱。频繁的杀害小学生事件,杨佳、邓玉娇、“我爸是李刚”等事件是大动乱的警信。

    《4-3》。政治改革的关键无疑应该是实行公平正义的法治,保证“依法治国”能有效地实施。但是只要存在着破坏法治的足够强大的集团力量,法治就无法实行。这就必须要有效地“政治民主化”,以便能对破坏法治的强大势力的权力给以一定程度的削弱、压制和打击。现在官僚买办富豪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为了维护他们家族富N代的富贵,与毛左派一唱一和,极力维护现在的“一党专制”制度,阻碍和反对经济转型、依法治国和政治改革。大搞“国进民退”,他们现在是极其强大的政治力量。

    《4-4》。毛泽东时代也有法,现在法更完善。但为什么不能实行呢?毛泽东“无法无天”地整死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并不是、也不敢依法宣判,他对地富反坏右和臭老九等上千万人的专政劳教和监督劳动改造都可以不通过法律来实行。而现在的党政高层把宪法第35条当作废纸。地方大小地方官员都变成“无法无天”的小毛泽东。这说明,要能够实行“依法治国”,必须有强力的政治制度作保证,赋予民众和媒体足够大的有效权力,才有能力抗衡破坏法制的强势力量。这就必须实行有效地“政治民主化”。

    《4-5》。因此,要能有效地实施“依法治国”,就不能官权独大,就必须分权,使民众有足够的权力去制衡和监督官员的权力。所以,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就是实行有效的“政治民主化”。一方面削弱和减小官僚买办权贵的权利,另一方面增加和扩大民众权利。才能保证实行温总等提出的“公平正义的法制”以“依法治国”,和保证“公民的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的民主政治。”使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可见政治改革不同于经济改革,它触动的主要是国家各领导(统治阶层)阶层的权力和利益。因此,实行政治改革的过程既是社会各阶层力量较量、拼搏和斗争的过程,只有动员广大民众积极地长期的参加争取民主的斗争,民主化才能实现。只有中共高层和有实力的领导出来领导民众争取实行“法治民主”,才能在民主化过程中避免大的暴力和动乱,保持社会稳定。

    《4-6》。中共中央党校刊物《学习时报》2010。9月13日以头版位置刊登题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民意所向》的文章认为,世界民主化潮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以及由腐败与分配不公所引发的人民对公平正义、幸福与尊严的要求等三大因素,促成了民意要求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4-6》。结论:可见,中国如果不进行政治改革,即逐步实行政治民主化,就只有死路一条。这是世界潮流、历史规律和民心所向。瑞典、丹麦等国自从建立现代民主制度300多年以来,没有战争和社会动乱;英国从资产阶级革命以来国内没有发生战争和社会动乱;提倡多元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美国在200多年内除因奴隶制政策导致“南北战争”外,没有发生内战,更没有血腥的权力之争。这说明民主政权具有高度的稳定性,这就是民主制最大的好处。说什么“中国一民主就乱”,这是“极左派”和“极右派”为了维护现有的“一党专政”体制,放出的吓人谎言。

    像泰国、菲律宾、巴基斯坦等国家的乱像,是由于军阀割据、或宗教、或种族、或地区经济不平衡等一些因素综合而成,并非民主惹的祸。

    【五】。中国政治改革的道路虽然崎岖,阻力虽然强大,但不必悲观。对中共18大应该寄予希望。从古到今,实际上所有的改革或革命几乎都是被“逼出来”的。哪个统治者不想过舒服太平的日子,吃饱了没事干,却愿意冒着风险去搞改革?民众愿意冒死干革命?

    现在的胡温虽然“空谈误国”,无为而治,大概尚未到“火烧眉毛”的地步,“皇帝不急太监急”也没有用。中国的事情在不饿死人和不大动乱的情况下应该也只能慢慢来。不必操之过急。老子:“治大国如烹小鲜”。

    在18大的2012~2017的5年内,不仅是“危机四伏”,而可能是危机大爆发。外有2012年的美国大选、俄罗斯大选、台湾改选,巴西、俄罗斯、印度崛起,东欧发达,越南缅甸民主化。国内可能会出现房地产泡沫破灭、通货膨胀或紧缩、高失业率、权贵富豪官僚掠夺民众引起的群体事件,再加上太阳风暴和地球磁变所可能引起的广大地区的巨大天灾、转染病,所有这些都是悬在今后中国天空的许多达摩克利斯之剑,如果机缘巧合的某些剑汇集在一起在较广大的地区落下来,很可能引发出中国的巨大危机或者灾乱。在巨大的危机或者灾乱面前,中共18大高层是无法躲避的,不在危机中倒下,就在危机中崛起。没有第三条路可走。

    江山代有才人出。在2012年的中共中央18届政治局里,许多人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上山下乡和工厂劳动,上无老,下只有独生子女,家庭利益链短,包袱少.有利于建立反贪腐的权威和通过个人和家庭财产申报制度。比如,习近平、薄熙来、王歧山、李源朝、汪洋、仇和等等,有助于他们中之一些人施展其政治智慧才能和抱负。不像从前的D.C.W.L,L,J,Y等等元老家族有许多太子太妹需要照顾提拔和委以重任,使他们为了家族的私利而牺牲广大民众的利益,甘当腐败官僚买办和大款的代言人和保护伞。

    同时,“上帝让谁灭亡,必先使他疯狂”。现在,在特殊利益集团疯狂掠夺国家和民众财富得不到政府和民众抗拒和抵制的状况下,他们贪婪成性的欲望在18大前必然会更加恶性膨胀,当他们弄到天怒人怨、党和政府危机四伏时,也就是“物极必反”、“否极泰来”之时,到那时,“反贪腐者,得民心,得天下”,自然会有顺应民意而有远见、有智慧才能、有政治理想和魄力的党内高层集体或者领袖出来收拾他们,正如从前毛泽东邓小平所作的一样,也正如从前的香港和新加坡所作的一样,谁不愿意抓紧“大好时机”一跃而以成为“转危为安”的领袖人物呢。必须记住,世界上凡是不符合天理(自然规律)、潮流(时势)和人性(民心)的东西,不管一时多么强大,终究会被民众抛弃的。

    克服危机需要广大民众的支持,就必须满足广大民众的权利要求,就只能向权贵既得利益集团的“极右派”的利益开刀,就必须实行有效的政治改革和政治民主化。

关键在于18大以习近平为首的领导班子如有智慧、能力和魄力,在大危机来临前能够顺应民意,政治改革就能成功,就能避免社会大动乱。如果在大危机到来后才被迫进行政治改革,危害和损失就会很大很大,危害的时间可能较长,还有可能造成国家的分裂。

    【六】。总结论:今后10年,中国如不进行必须的有效地政治改革,使经济政治转型,必然会爆发重大的社会危机和动乱。在2020年前,如果18大和19大能领导经济转型,政治实行了相应的民主化,以后中国可能会较平稳地发展,会继续政治社会的 转型。

    《6-1》。中国是一个具有优秀传统文化的大国。因此,中国的主要问题还是内部问题。只有中国内部能够稳定和持续发展,与外国的冲突甚至局部战争,都不能阻止中国的发展前进。新中国成立后,本来就应该走以前共产党所承诺的“新民主主义”道路。毛泽东折腾了27年之后,邓小平用恢复部分的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办法,才将毛氏社会主义从死亡线上抢救了过来,成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30年来,虽然经济上取得了史无前例的辉煌成就。但由于“政治民主化”严重的滞后于经济发展,形成了现在种种的经济政治社会危机。如果18大后“极左派”上台,走毛泽东的路线;或者现在在台上的“极右派”拒不实行经济转型和相应的政治民主改革。如前所说,中国一定会发生大的社会动乱或者分裂。但在折腾20~30年后,中国还是会走回经济上消除“工农、城乡、地区3大差别”,和政治上“民主法治”的道路的。但是,经过再折腾20~30年后,西藏新疆台湾南海是否会失去,就难以预料了。

    《6-2》。从以上的分析和论述可见,未来10年,是中国发展和转型的关键年代。面临经济政治社会制度的转型和“拐点”。3派力量较量,胜负未分,使中国现在处在3岔路口。现在“极右派”和“极左派”联合打压“改革开放的中间派”的斗争很激烈。如上所述,内忧外患,危机重重。如果中共18大高层在重大的内忧外患危机面前,能当机立断,有能力顺应民意,领导民众,克服“极右派”和“极左派”的阻扰,走向必须的、相应的“法治民主”,就能克服危机,转危为安。

     《6-3》。中国对外的核心问题是中美之间的博弈冲突斗争和可能产生的局部战争,当然主要的还是金融经济战争,在2020年前,如果中国在对美国的较量中没有被打垮,台湾又能够“被统一”,世界就可能成为一个真实的多极世界。在“核威慑平衡”的条件下,中国与美国、俄罗斯、印度等核大国的关系会有摩擦和斗争,但很难出现战争危机。如果台湾仍然未“被统一”的话,则中美之间的斗争和较量就仍然为主要问题。虽然美国的力量有可能衰弱一些,但仍然会比中国强大得多。但由于中美2国的经济结构经过10年的调整之后,在金融经济方面的纠缠会减少,2国之间的其它冲突会在2020年之后减少。

    《6-4》。各国社会历史的前进绝对不会走直线,它会左右摇摆,但无论摆幅多大,它总会围绕着历史主轴的方向前进。在2020年之前,中国如果解决了台湾问题。在18大后,中共克服了权贵利益集团的阻扰,有效地反贪、调整收入分配和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并以实行宪法第35条为基础的“法治和民主化”,以缓和“贫富对立”和“官民对立”,维持中国内部的社会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发展。这就基本上走上了持续的“共同富裕和以人为本”的发展的正确轨道。那么,中国以后的经济政治社会的发展就会平顺得多,当然不可能再有GDP增长10%以上的奇迹。如能维持4~6% 的增长就很好了。但民众的生活会过得平安幸福和有尊严。

    《6-5》。任何国家的“法治和民主”都是有缺陷和不完善的,都是该国历史发展过程的产物。所以,法治和政治民主化是长期的、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历史过程,它保证人人应有的基本权利,从而保证社会的长期稳定;它调整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不平衡的发展。以促进社会的和谐;它保证市场经济的公平进行,以促进经济繁荣。所以民主是世界潮流、人心所向,是社会历史的发展到封建王朝被消灭后,必须采用的政治制度。只有封建王朝专制独裁者、军国主义才公开反对民主。垄断资本家和集团不大敢公开反对。所以,中国今后无论偏向左或偏向右发展,在历史的长河中,这种暂短的偏离改变不了围绕历史主轴的方向前进。各国根据其国情可以实行不尽相同的“法治和民主”制度,但是,以“公正、平等、自由、博爱、人权”等为核心价值的“法治和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所以具有普世价值。而无这些核心价值的“民主”都不过是骗人的口号,是假民主。

   【参考文献】:

[1]。郎咸平:三驾马车无一能动 2010年中国经济的困境 。郎咸平博客2010-01-05 01:16:28
[2]。张洞生:试论中国目前经济中的房地产泡沫问题。 http:/www.sciencepub.net/academia/aa0201
[3]。张洞生:试论熙来在重庆打黑反腐的重大意义。http://www.sciencepub.net/academia/aa0201/
[4]。张洞生:中国现在大力发展的国有垄断企业,今后是否会成为祸国殃民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www.wenxuecity.com 董申章博客此后,
[5]。张洞生:为什么中国现在反腐败太难太难,以后还有出路吗? www.wenxuecity.com 董申章 博客
[6]。中国的困扰:普遍、庞大、凶猛的"特殊利益集团"。中评社 于 2009-12-02 09:35:35
[7]。“中国模式”有多独特? 信源:亚生博客|编辑:2010-03-01| 网址:http://www.popyard.org
[8]。国企、央企推波助澜 。联合早报:这才是中国畸形高房价的真正病源。中评社2010-04-17 21;50;12,
 

 

 



发件人:"John Wells" <holyyeast@qq.com> 2011-04-13 18:02:31 +0800 收件人:抄送:标题: 令人遗憾,美国右派佛格森未将民主列入6个“杀手级应用软件”

西方文明的六大杀手级软件

《环球时报》驻美记者 陈一鸣

  据3月23日出版《环球时报》报道 曾创造出“中美国”概念的哈佛大学经济史学教授尼尔-佛格森近日再次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在他的新书《文明:西方和其他》中,佛格森提出,西方文明能统治世界长达500年,关键在于掌握了“6大杀手级软件”,崛起的中国、印度和东方国家都在“下载”这些“软件”。他还称,印度将这“6大杀手级软件”都下载到手了,而中国只下载了一部分,因此,在印度和中国的“龟兔赛跑”中,印度将在未来赢过中国。

  佛格森在书中称,从15世纪开始,西方文明超越“实行海禁政策”的中国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变得越来越强大。他认为,西方文明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在其他文明走向衰败的时候,西方文明发展出了6个“杀手级应用软件”:竞争、科学、财产权、医学、消费社会和职业道德,现在世界上的其他文明都在刻苦学习西方。他还说,西方文明现在处于“暮光”中,原因不是其他文明“下载了全部的杀手级软件”变得强大,而是西方人对自己的文明没有了自信。

  美国彭博社22日以“中国呼啸着前进时,佛格森夸奖西方”为题报道说,在中国强势崛起和美国深陷金融苦海的今天,佛格森新书“猛夸西方文明”的主题显得有些“不伦不类”,但他的目的是为西方人“打气”:对自己的文明恢复信心,使其长盛不衰。

  印度的经济发展被佛格森作为“东方的典型”重点剖析,他一一列举了印度如何“下载西方杀手级软件”并“活学活用”。印度CNN-IBN电视新闻网21日刊登对佛格森的专访,他说,印度和中国的关系就像童话“龟兔赛跑”中的乌龟和兔子,“在未来的10到20年中,中国就像是跑得飞快的兔子,在经济竞争中超过印度。但着眼更长的时期,比如未来的30年,印度将最终赢得比赛。”他认为,中国的下一代将面临两大主要问题,一是独生子女政策带来的人口不平衡,二是向更民主的政治体制过渡。佛格森称,虽然印度的民主也“并不完美”,但印度已经完全获得了西方文明的6个“杀手级应用软件”,而中国并没有完全获得。佛格森还在采访中称,中国的经济总量将在10年内超过美国。

  美国《赫芬顿邮报》21日称,让印度人失望的是,民主并未被佛格森列入6个“杀手级应用软件”。文章还质疑称,把印度的经济发展归功于“下载了西方的杀手级软件”不能令人信服,佛格森所说的“杀手级软件”并不是印度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文章称,一直到现在,印度政治、经济的分权化形式和西方国家仍然有很大区别,单一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的概念也未渗透进印度社会。

 

 



发件人:<dfhsk2011@126.com>  2011-04-10 17:12:55 +0800 收件人: "m5222" <m5222@126.com> 抄送: "wuyouzhixiang" <wuyouzhixiang@gmail.com>, "仲大军" <zdjun@263.net>, "maoflag" <maoflag@126.com>, <wyzx@wyzxsx.com> 标题: Re:投稿 知明你好!现在已经启用这个邮箱dongfanghongwang@126.com,欢迎你与这个邮箱联系,孙华

当今中国的道义

知明

    道义论源自古希腊词deon, 意为“那适当的”,“那应当的”或“职责”,是一种以根据责任而行动为基础的伦理学。

    在中国古代以“义”抑“利”的思想成为了中国道义思想的核心,并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就占据了极其重要地位,重规范与动机的道德行为标准。当一个社会以“利”抑“义”成为全社会的道德行为标准时,从道义上说这个社会离开终点已经不远了。

    今天,我们来谈谈当今社会的道义,作为那应当的职责,中国党和政府应该为中国的人民群众作那些根据责任而应该做的行动。伟大的哲学大师黑格尔说:“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必将成为现实。”这里说的现实的合理性是指现实存在的理由,随着时间的进展,这种合理性渐渐地变为不合理而死亡。这里的合理必将成为现实是指人民心中普遍的愿望必将成为现实。这种愿望越来越强大,从愿望变成行动,渐渐地成为现实。每个社会中的人们就成为其中的动力和工具。这是被人类社会历史无数次证明的颠扑不破的真理。从我们生活的周围来看,回归社会主义,回归毛泽东正成为人们越来越强烈的愿望,它必将驱使人们将这个愿望成为现实。中国党和政府应该尽快完成人民群众的这个愿望,而不要一意孤行,走到人民的对立面,最终只能被人民群众所抛弃。

    中国人民的导师毛泽东去世后。80年代的改革开放从开始具有的现实合理性,从领导层的转向,人民的欢呼,到9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资本主义的全面引进,全面开花、全面实施,进入21世纪后在这条道路上的迅猛快跑,快马加鞭。终于和资本主义全面接轨,而且是有过之无不及。到今天,是天怨人怒,人人指责,改革开放的合理性渐渐地变成为不合理,改革开放放出来的资本奴役着一切,人民群众渐渐地都看清了这一切,心中的怒火与日俱增。你不服不行,这就是无情的历史辩证法。党和政府如果还不转向,回归毛泽东,回归社会主义,难道要等这大火成为冲天大火烧毁一切?

    那么七十年代末开始的改开,是怎么来到它的末日?80年代的中国,当时全社会的共识是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不是向资本主义的过渡。30年过去了,出现在人民面前的其实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就像一座规模无比的大厦,从外况、框架、标志来看是社会主义,但是走进去一看,不对了,全都是资本主义,人们在资本的奴役下,为了生活,从早到晚不停地忙碌,为了吃饭,为了住房,就是没有理想,对青年人来说,拥有一套自己的住房就是理想,这是多么可悲,哪里还有社会的职责,人类的理想,没有了,只有为了自己而不停地忙碌。你说没有社会主义吧,党和政府的公务员享受的可是高福利的社会主义,他们拿的是高薪水,全民中最好的医保,办公大楼是最豪华的,有的公务员可以做到工资一分不用,吃、穿用全部是公款--人民的税收。请问全世界还有比他们更舒服的公务员吗?没有了,他们已经到共产主义了!从社会的道义来讲,人民还需要他们吗?

     改开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吗?今天的现实告诉我们不是,而是骗人的鬼话,是以社会主义的名义搞国家资本主义,而且要搞到2049年不动摇,美其名曰发展生产力,实质是放弃共产党的职责,放弃政府的职责,想走一条模仿西方治理国家的道路,但是在中国是走不通的,看看现在的维持稳定的费用超过国防费用,成为人类有国家历史以来的笑话,就可知道这是一条永远走不通的路,放弃共产党的斗争哲学,放弃毛泽东思想,既想当领导,又想图轻松,不愿进行党里边的尖锐思想斗争,对中国的实际状况进行深刻分析、思考,找到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这些太让人民群众失望了。

    关于毛泽东,看看几十年来,他们向伟人毛泽东泼了多少污泥浊水,其源头难道不是七十年代末的那个什么四千人会议吗?在矮凳的旗帜下,这些名为共产党老干部,实为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老干部把那个会议开成功一个诉苦会,批判毛泽东的会。这些老干部想想真冤枉,本来以为打天下坐天下,没想到在毛泽东领导下,还要时时在人民群众监督下生活、工作,这真冤,这真苦,所以一定要批毛泽东,把他的人民万岁埋起来,老子不仅要坐天下,还要让子孙万代荣华富贵。30年过去了,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这一切不都是现实吗。中国高干子弟亿万富翁的正确数据,全世界都是明明白白。西方的一位亿万富翁,要几代人的辛苦打拼,而我们的高干子弟、亿万富翁只用几年,多则十年就完成这一切,这个中国特色,使西方人目瞪口呆。难道财富从天上掉下来了,不是!那是全中国人民60年来的辛苦劳动的财富。他们是掠夺,他们是剥削,他们是抢劫。但是资改派他们千算万算,就是没有想到人民革命这个事情,时间一到,全部报销。这是人类史的规律。几十年来,在毛泽东时代受到批判的牛鬼蛇神,他们向伟人毛泽东泼了多少污泥浊水,没有相当高层的领导同意,在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可能发出那样的污泥浊水吗?从社会的道义来讲,毛泽东为中国人民立下的丰功伟绩,中国人民永远感谢他,他们这些人怎么能这样无情无义,人民还需要他们吗?

    现在的中国,人民在思考,人民在觉醒,人民在行动,共产党更要深刻思考,你们到底要把中国带向何方?你们更要觉醒,30年的资改路线不能再走下去了,共产党更要行动,完成人民群众的普遍的愿望。资改派不要以为社会主义是你们想怎么搞就这么搞,历史的发展不会按你们的意愿进行,它只能按人民的意愿发展,凡是合理的必将成为现实,这里的合理就是指人民心中普遍的愿望必将成为现实。今日中国人民胸中的普遍的愿望就是回归毛泽东、回归社会主义、回归公有制、消灭剥削、贫富悬殊。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搞社会主义,不搞公有制,否定毛泽东,人民群众是决不会答应的,人民心中普遍的愿望必将由行动成为现实。

    唯一可以告诉资改派的是:谁把毛泽东的人民万岁埋起来,人民就将谁埋在九层地狱之下!

 

 

 

 

发件人: <lxpbk@sohu.com> 2011-04-13 11:49:48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L_C_cc:n标题: 政府当在国家经济生活中担当什么样的角色

政府当在国家经济生活中担当什么样的角色?

柳祥平

    近几年,在我国的经济运行中争议的较多就是什么“国退民进”、“国进民退”、“外进国退”、“外进民退”等等,孰是孰非,争议不断。甚至有一些舆论将它们视作“洪水猛兽”,咋听起来似乎个个都有道理,怎么国家利益啦,民族利益啦,让人听了心痛不已。似乎这些经济行为,都是一种对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损害。

    的确,在当今我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着许许多多不尽人意的地方,可以说在许多方面让我们的民众是感到痛心疾首的。三十年的经济改革,广大民众听到了看到了许许多多不堪回首的人和事,尽管这些都是主流媒体讳莫如深的,但它却又是我们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也是无法掩盖的事实,而且许多“事”还在“华丽外表”下有愈演愈烈之势。那就是,我们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确确实实存在着大量的国有资产在流失,被贱卖,广大人民的利益被掠夺,人民群众尊严一再受到侵害和践踏。然而,在我们经济运行中,我们又不可避免地要进行一系列经济改革。这是因为,由于体制或法律制度以及管理者能力和道德等诸多方面的原因,我们不得不正视的,就是我们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的经济运行已步入了困境,走到了死胡同,不改不足以摆脱困境。可以说,这场改革势不可挡,也不可能因噎废食。因此,我认为,一味地纠结于所谓的“国退民进”或“国退外进”是没有意义的。任何新经济形式的出现,只要它有利于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我们就应当赞成并支持,而不是莫名地惊诧或简单地以脚投票来做回应。

    正因为长期以来我们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的国有经济步入了死胡同,我们才不得不开始了向市场经济改革的步伐。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在向市场经济迈进的过程中,我们始终把握着一个基本点,那就是我们的政府始终通过经济政策的权杖掌控着国家的经济命脉。也正是如此,尽管我们已进行了三十年的经济改革,虽然我们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有所下降,但我们的国有经济仍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占有着很大的比例。这也难怪西方的一些经济界人士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缘由不断地责难中国不是市场经济国家。按他们的话说,基础的、能挣钱的,譬如能源矿产电力电讯烟草银行等行业,这些都有国有经济部门在掌控在经营,放开的都是些不挣钱的行业。即便是有一段时间国家放开了一些地方煤炭业的开采权,也是因为我们的国有煤炭企业由于无法克服自身在经营和管理上的混乱,他们的生产经营,已无法满足国家经济运行中对煤炭的需求,致使我们国家在经济运行中出现了能源危机,才不得不退出让民营企业介入。这也就是我们能源行业独有的短暂的“国退民进”吧。
我们的国有企业名义上是为全国人民所共有,但实质上,我们的人民既不能占有国有企业的股份,也不能享受它们带来的红利。而在国有企业的经营中,人民既没有知情权,也没有参与权。不仅如此,由于大多数国有企业的垄断性实质,非但不能为人民谋取利益,反而产生了谋利于民或与民争利的现象,甚至产生了对广大人民群众掠夺性争利的现象。我们的国有企业在改制的过程中,一些权贵通过暗箱操作,使得国有资产大量流失。我们的一些国有大型企业在重组、上市过程中,一些权贵与经济界的御用学者相互唱和,与国外的一些不良学者摇旗呐喊,使得我们国家的利益受到严重损害。人民,处于被掠夺的状态。

    譬如,我们的许多国企借助改制,一些企业管理者,甚至是一些政府官员,与一些私有企业主或境外投资者,利用合资、租赁、投资等手段,贱卖企业资产、矿产资源等,转移瓜分国有资产。我们的一些国有大型企业,借改善公司治理结构,提升公司管理档次,提高公司科技水平,以及上市之名等,行卖国之实。使那些在我国没法绕过政策制度门槛介入行业的境外投资者,以参股方式,一样取得了不菲的红利。而作为国家的主人,名义上是国有企业“所有者”,本当在其中拥有一份权益。但我们的广大民众非但不能享受国有企业带来的红利,甚至无法在一级市场买到货真价实的股票,我们的民众即便是在二级市场花高价钱买到的高价股票,所得的红利也不及境外投资者的几分之一。他们的钱能改善公司治理结构,难道我们的民众的钱就不能吗?只怕这些权贵们一个个另有所图,看看这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的经济在取得“举世瞩目”的成果的同时,我们官员的外逃数量也是举世瞩目的,带走的国家资财也是举世瞩目。

    这些,能不让民众对经济改革中所谓的“国退民进”、“国退外进”另目相看,感到心寒吗。

    我认为,不管是“国退民进”的私有经济,还是“国退外进”的外资经济,都是当今我国国有经济为主体的必要补充。当计划经济体制下全民所有制的经济形式走向死胡同时,多种经济的发展也就成为一种必然。私有经济作为多种经济的形式之一,在管理等方面自有国有经济不可比拟的优势。它们的发展壮大,也是经济运行中的优胜劣汰现象,因而国有经济在一些行业逐步退出也就大可不必为此惊诧。一个国家的经济要想得到长足发展,就要融入国际社会,就要积极地参与国际社会的分工,这也都势必会造成我国国有企业要在一些行业与境外投资者进行整合,以达到利益共享。而对有些行业或企业来说还会有退出的可能。

    其实,不管是“国退民进”,还是“国退外进”,都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在走向市场化的必然,它们都不过是企业整合的经济行为之一而已。这在欧美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体系中,也都是再平常不过的。作为政府,需要关注的是,它们的行为是不是危害到了国家利益,公众的利益。这也就是说,退出也好,进入也好,都不过是企业间整合的经济行为。问题的关键是怎么退出,怎么进入,是不是做到了“公平、公开与公正”,是不是做到了“守法、合理”。

    在我们三十来年的改革开放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招商引资。从中央到地方,我们的各级政府为那些境外投资者们提供了种种法律和制度上的便利。许多地方,不但税收可以减免,还低价或免费出让土地,并提供交通、水、电等能源等方面的优惠和便利。这些钱都哪来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说穿了,都是各级财政对它们的补贴,是税收的转移,是千千万万民众的血汗啊。税收的一项重要职能就是通过它的转移支付促进社会分配的公平,而我们政府的一些行为,正如一些媒体人所说是:杀贫济富!它们所受的待遇不仅是国民待遇,甚至的最惠国待遇,或超国民待遇。也无怪乎坊间有说过去欧美国家的强梁用枪炮夺取的,我们现在却用近乎献媚的方式把它们引进来了。于是乎,我们原来的一些私有企业也纷纷效仿,到国外注册一个公司,然后转身到国内变成外资、外企,来享受国民待遇或超国民待遇。

    从这点上看,我们的政府在职能上是严重错位的,错误地把“国富”当作一种执政理念,不可避免地把GDP当作执政目标。对国有企业而言,通过法律政策的扶持,使其垄断化,使其利润最大化。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通过三十年的改革,我们的国家是富了,呈现给世界的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而我们人民的生活水平虽说较过去有很大的改善,但也每每是“捉襟见肘”。我没去过国外,但从一些资料上看,欧美国家的国有经济大都涉足的是社会公共产品领域,目的是通过财政转移支付为了向广大民众提供优质廉价社会公共产品和服务。这样既可以减少由垄断性暴利给民众带来的生活压力,也可以减少恶性竞争带来的资源浪费。而我们的政府则反其道而行之,国家控制的水电煤油以及通讯等每每成为物价飞涨的始作俑者。

    我们的政府尚且如此,那些私有企业、外资企业,他们又将如何呢?不说那些与权贵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本地私有企业,单说那些外资企业,近年来屡屡曝光,一向在欧美被视作守法典范的家乐福、沃尔玛、乐购、肯德基、必胜客等著名的外企,都出现了以次充好、价格欺诈、哄抬物价等种种违法违规现象。难道真如古人所说:橘生淮南则为橘,生淮北则为枳?其中的根源是什么?我想,不言自明!但愿我们的政府在经济工作中能够正本清源,回归本质,担当好自己应有的角色!

 

 

 

 


发件人:"刘海波" <lhbsea@263.net> 2011-04-15 00:57:03 +0800 收件人: 抄送: <zdjun@263.net>, 标题: Re:回复:Re:请注意辩论规则

    在经验的意义上,阶级矛盾这个概念可以用,要看一个社会具体的情势,有时候就是一个非常准确的描述性概念。出现阶级矛盾当然是大悲剧,但回避这个字眼没有意义,于事无补。你死我活的阶级对立,还是杂乱重合的多个利益集团博弈,制度起作用。土地占有的不平等最易形成阶级,罗马至今的历史证明这点。资本主义的大发展未必形成阶级,有雏形也易被社会党的政策消解为多利益集团,美国北欧的历史证明了这点。中国社会的趋势,陈永苗说的对,这是让人心惊肉跳的。

药家鑫案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

陈永苗

    不管从药家鑫本身的新闻,还是其师妹的言论,包括李刚门,你就可以看到官二代和社会既得利益集团、官僚集团对低层民众有一种阶级仇恨的问题。这是特权意识的体现,是一种极端自私的阶层,如此情形之下,老百姓的生存权得不到保证。特权者与被特权者之间的矛盾,正在发生从量变到质变。没法不让人不产生有阶级仇恨的判断,因为可以再看药家鑫的央视辩护人公安大学李玫瑾教授对待军二代药家鑫的春风般温暖,对待穷二代马加爵和杨佳的秋风扫落叶。

    这样的阶级仇恨,由把民众当做蝼蚁的特权意识引发。这些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权力产生了不同等级的人,上等级的人,觉得自己不应该受到下等级的人威胁。在这些人的心目当中,他人并不是“人”,只是对他有利或有害的物体而已。官二代、富二代的眼里就根本瞧不起普通平民。它们的上一代就没什么内心敬畏,优越感加偏执心态,再加上教育的畸形和颓废,致使它们成了最大公害。他们每天耳染目濡的是没有用钱摆不平的事,所以认为杀人也可以用钱摆平,生命在它们眼里如同草芥。它们是对社会危害最大的群体之一。

    马克思说阶级矛盾不可调和,到了终局,社会和解和和谐的可能性破灭,确实阶级矛盾。而这一些并不是教育能解决的。政治纠纷,不能简化道德问题,教育问题,简单是人心道德可以调整的,而且可以说利益是比人心道德起的作用要大得多。这种权力带来傲慢与特权意思,不是道德教育能解决的,只有死亡,才能给他们带来人的平等意识。教育是不万能的。如果要说教育,那应该说成权力如何教给药家鑫,如何人身傲慢,如何凌驾于民众之上。权力给人的特权意识,任何一种人间教育都解决不了。只有死亡和流血,或者地震,才能让他看到原来也是一个人。阶级矛盾是不可调和的,除了在死亡面前,这一些人不可能忏悔。

    同时对药家鑫李玫瑾的评论中,也可以看到被欺压的平民阶层也对上层社会充满了仇恨,原因是除了官僚子弟和昧心投机者,所有人的上升途径都被堵塞、都处于失望和愤怒之中。示威者失去理智也只是为了最起码的生活,能有口饭吃,有衣穿,这已经是社会生活的底线了。生存与体制不可分。当生存与体制息息相关的时候,对体制内的火气是很正当的。当老百性的生存与制度性疾病紧紧捆在一起的时候,那么从肉体上潜在消灭的人,老百姓也肯定是。关键是生存资料也在极权政府手上,阿伦特说的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被迫发生在一起。

    和解的社会经济条件,并不是弱势者一方面的义务,而是强势者先行一步。强势者越来越远,那么只有流血才能洗净他们的罪恶。这不是教育能解决的,而是超教育。

    这种权力带来傲慢与特权意思,不是道德教育能解决的,只有死亡,才能给他们带来人的平等意识。反对以暴制暴,主张废除死刑的人,在不合适的时间和地点进行启蒙,坚持其绝对性,就是好心办坏事。退回到其好心,为理想辩护,没有必要,同样无法其绝对性的狂妄。必须警惕到一种状态:沉湎于办坏事的好心而自得。没有人嘲笑其理想或好心,而是攻击其理想或好心背后的自得,自我为义。

    意识形态的道德专政,就是特殊群体当局有话语霸权的时候,将其特殊的道德,当做大多人的保证凌驾于弱势群体之上,对他们进行无形的心理迫害。这是将自己动物性欲望美化成道德,他们确实是臭味相投地活在自己的动物世界中。

    群体有其心理学,这背后隐藏阶级的动机,废除死刑的呼吁,以普世面目出现的,背后隐藏着这样一层意思:我们的人,动不得。平等人平等自由,不平等的人不平等不自由。可以在死刑废除呼吁的一系列案件中,显示其隐隐约约的阶级鸿沟以及对鸿沟暧昧捍卫。对死刑废除呼吁案件的选择,不管是自觉的,还是基于言论条件被迫的,可以总体的显示出其政治性。例如从经济犯罪开始,为什么不是从贫穷早的犯罪先开始呢。

    启蒙公共知识分子已是特权的代言人。他们理性非暴力和平秩序的诉求,通过转嫁给底层民众的方式,通过贬低民众的方式。这一些争论背后都藏着心理动机:我要比你强,比你更安全。在海中把别人推下海的方式,或者把别人挤下去的方式求得。可以说,启蒙公共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所需要的稳定与专制的所需要的稳定,具有同构性。

    药家鑫罪不可赦情无可逭。用死亡拯救他们的净化。只有死亡才能让自我神化的人,牛逼哄哄自我入巫的人,例如太子党,官二代富二代,认识到自己原来是赤裸裸来赤裸裸去,学术的话,叫做死亡面前的平等。他们的父母都不会如此牛逼,如果有,那也是用来掩盖内心的空虚的。有了高官父母在场,这二代才是“神仙”。

 

 

 

 


发件人:"John Wells" <holyyeast@qq.com> 2011-04-15 00:53:07 +0800 收件人:抄送:标题: 非理性的有产暴政与群魔乱舞——药家鑫案心理分析

南方某报的丑恶嘴脸

药家鑫案被害家属代理人 张显

文章发于:新浪微博

    该报的理由是:正因为药家鑫十恶不赦,一片喊杀声,所以呼吁不杀他,这样就为中国取缔死刑的文明前进了一步,也做了很大的贡献。这个立意是很好的,就是我们不愿用所谓的高尚行为去被人高尚一回,我们也不愿意被玩闹。这是你们的想法,我们有权捍卫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尊严,因为法律是穷人的生命线。

  · 牺牲我们的利益,很武断,狂然不顾我们受害方的感情,而显示自己办报风格与众不同,也显示自己的清高、伟大和高尚,呼吁不杀药家鑫,为文明做了些贡献,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目前是有死刑的,我们的社会状况与取缔死刑的国家相差甚远。因此,这个报纸就是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和空想主义者,也很会蒙人的。
  · 这个报纸就是为所谓的那个精英服务的,他的立场是与老百姓有距离的,往往在利用百姓,为某些利益集团服务。
  
  · 我现在才认识到这个报纸的反动,他们打着所谓追求“高尚情怀”的名义,在宣扬西方的人权,在践踏祖国的法制,你在人民面前,只能是鸡蛋碰石头的!我们要法律的正义,不需要披所谓“被高尚”的外衣。
  
  · 他们很担心法院周五前宣布结果,因为他们的报纸是周五发行的。

  · 以赔偿的名义引诱我们,实际上是在侮辱我们,侮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劝说我们与药家鑫父母见面,我的回答是:怕见,不愿见,也不想见,见他们以后会做恶梦的;用所谓的人性感化我们,回答是中国目前有死刑,就就得让某些坏蛋去接受,这样好人才会安全些,国家才会可爱些。

  · 告诉大家:药家鑫死刑几乎已定;药家目前活动相当积极;南方ZM于4月5日与我谈过近4个多小时,劝说我们不杀药家鑫,遭到断然拒绝,我们回答是:不是我们要杀他,是法律要杀他!该报某位记者打着所谓人性,取缔死刑的幌子为药家鑫近于,我既收到电话,也收到了短信,当然坚决的态度得到的是他的狂吠!

 

 

 

非理性的有产暴政与群魔乱舞----药家鑫案心理分析

阿秋

 2011年04月13日

   和谐社会的荒谬世象真是光怪陆离千奇百怪,每天都在挑战人们的神经,去年10月16日一个年轻的富二代开私家车在河北大学飙车撞死了人,抛出一句雷人的“我爸是李刚”,一炮走红大江南北。紧接着(四天后)另一个年轻的大学生又在西安开私家车撞伤了女工张某。张某的职业是路边小吃店的服务员工人,每月工资700块,当时刚下夜班。有称她为“农妇”,应该是因为她家在附近农村。

    荒谬处在于,肇事者下车后竟然又连捅八刀,把与他无怨无仇的无辜的伤者活活捅死——据这个肇事杀人者自己在法庭上说,他怕这个农妇将来没完没了地向他要赔偿,所以干脆杀人灭口。之后发生了更神奇的事情——比李刚他儿子上CCAV去哭更有大胆创新——在2011年3月23日法院开庭审判时,肇事杀人者的四百多名同学和老师等到场旁听,并且带来了他们乃至杀人者的邻居写的四份请愿书,请求法庭给杀人者悔过自新的机会,肇事杀人者则当庭痛哭忏悔(庭审视频,另见2010年12月13日央视一台《今日说法》)。这位叫做药家鑫的肇事杀人者一举成名,红遍大江南北,受到广大网民的围观拍砖。

    但是更更神奇的是,一位名叫李枚瑾的“著名的犯罪心理学砖家”也为药加鑫声辩,辩称其“他心里有委屈,在他有痛苦,在他有不甘的时候,却被摁在钢琴跟前弹琴的一个同样的动作”,认为药受车祸刺激,情绪不好,拿受害者当钢琴砸了。更更更奇特的是,这位李大婶以前在评价同样杀了人的马加爵和杨佳时,却认为这两位年轻人所受的歧视和巨大冤屈都不能说明犯罪行为。一时在网上引起热议,网友讽刺李把药评为“弹琴强迫杀人法”,并把她对马和杨与药的评论放在一起暗示其虚伪的双重标准。

    就法庭判罪来说,这件事情其实明白得不能再明白了——北大教授孔庆东对肇事杀人者的愤怒声讨其实只不过反映了任何一个普通民众自然会有的义愤情绪——案件的是非一目了然,这个没必要多谈。受李玫瑾神奇观点刺激,我更感兴趣的是探究杀人犯药家鑫的心理问题,这个问题比已知案情更复杂,更有意思。我一直非常关注杀人犯的心理,马加爵曾使我震动和深思,值得同情声援的讨薪杀人民工王斌余,还有崔英杰、王衍芳、胡文海、杨佳、刘汉黄等等这些当代中国无产阶级可歌可泣的杀人英雄和反抗者都使我深深感动和共鸣。但我将尽可能严谨、认真地证明:药家鑫案绝对不能与这些无产阶级反抗者事迹相提并论,尤其反对用“激情杀人”辩词为前者开脱,否则是对英烈们的极大侮辱。

    这个药家鑫案看似心理很荒谬,且有当年恶评过马加爵、杨佳的资产阶级专家为药做公开的心理辩护,而这个专家李玫瑾我没记错的话,我早几年就看过她针对马加爵的狗屁心理学分析——只是当时我在学校图书馆翻看时觉得连认真批驳的必要都没有——这种人走在路上都迟早挨雷劈。另外舆论对药家鑫的阶级出身也极力辩解,以他不是官、富二代暗示为其开脱;还有其他种种所谓心理学、法学、案件事实、舆论上的问题,看似十分扑朔迷离。所以药家鑫案特别使我感兴趣。更重要的是,从社会心理学方面看,药案风波已经具有资产阶级心理合谋的性质,呈现出巨大的非理性的有产暴政,种种克制和理智的言论下是群魔乱舞的资产阶级群氓情绪,隐含着穷凶极恶的反民众统一战线。

    本文并非左.翼.时评或道德控诉书,而是一个心理学分析。因此,为求准确、严谨、理性,本篇的引用和分析比较多,篇幅不可避免地较长,请读者理解。

解剖药家鑫心理:非常典型的资产阶级特征与对穷人的强烈阶级仇恨

    主流媒体、一些专家及少数网友(通过报道、谈论和谨慎表述网上的介绍资料)极力传达的信息是:药既非富二代,也非官二代。但百度百科里网友提供的资料好象并不那么简单,然而那些资料出自哪里也没说明。而且案发后药的父母从未对受害者家人、媒体露过面,药案开庭也没来(这相当狡猾,毫无疑问是在极端地逃避责任)。事实上,药家鑫是否官、富二代严格来说目前的确不易确定。但是据我观察思考,根据药家鑫本人的法庭供词、接受记者采访时的回答以及药第二次撞人后的目击者描述,我敢断言:药家鑫的心理具有非常典型的资产阶级特征,而且有对穷人的强烈阶级仇恨。

    理由如下:

    第一,纵使完全不追查药的阶级出身事实背景,就是从药谈到家庭生活的法庭供述(凤凰卫视文涛拍案,从20'20''开始看),以及从央视媒体对药从大学到小学的走访、对其街坊邻居的探访(《今日说法》)来看,药从小到大被父母家教严格限制于“有高等教养”(被强迫习练钢琴高雅艺术)的生活中,并且在直到大学以前都相对封闭的生活环境中,形成了极端自恋的性格(参考:文涛拍案视频,2010-12-26新京报的详细报道)。

   固然,无产阶级和一般小资产阶级的家庭也会出现极端自恋的人格,但是与“高等教养”的价值观紧密相连的这种极端自恋,再加上相对封闭的生活环境(父母主观上还严格限制其生活范围),这几个因素共同出现所造就的心理特征,惟独只能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精英心理,而且是非常典型、非常显著的资产阶级心理。这在普罗大众看来这很“超常”很“不可思议”,其实对于资产阶级精英内部生活来说是天经地义的,在他们那个阶级中是非常正常的。所以他同学中有很多人同情他,甚至公然为他辩护(参见“药家鑫师妹”的言论),从相似或相同阶级心理的角度来讲都非常正常。

    第二,在开庭审判之前,药家鑫接受记者采访时的说法进一步证明了具有相对封闭的阶级性质的心理,而且证明了这种阶级性质与我们普罗大众阶级的“常识”迥异,甚至隐藏了内在的对立性质。药在回答记者提问“撞伤人后不救人、反而起杀念”的回答,我认为是非常能说明问题的(注意我加着重的地方):“我害怕撞到农村的 特别难缠 因为就是接触过 有的时候看到城中村或者一些开的(店铺) 他们做生意 就是感觉跟他们不太好沟通 说话会比较直白一些 感觉不太好跟他们讲”。他接着又提到交通肇事撞残比撞死更麻烦:“还有很多人说……撞死了就还比较好处理 不会说一直纠缠着 如果把人撞残了 可能一辈子都要缠着你那样”(凤凰卫视文涛拍案,从9'42''开始看)。

    注意我加着重的地方——我发现媒体有意放大了药说农村难缠的前两句——我认为后面那些才是重点。主流媒体有意识地放大城乡矛盾、尽量避免宣传有阶级矛盾性质的话语,药案第N次证明了这一点。请注意我加着重的地方:这些话其实已经迥异于大多数人的生活经验,大多数人都不可能会觉得社会中下层的人特别不好沟通(这个社会的大多数人就是中下层),相反,很多社会生活经验更可能会告诉我们:那些最有钱和有权势、“有教养”的人往往最难沟通。药家鑫为什么觉得社会中下层群众“不太好沟通”?因为药觉得他们“说话会比较直白一些”,从一般群众心理来讲这也是相反的,我们大多数人都会觉得说话比较直、有话说话的人才比较真诚,特别是社会中下层群众如果他们说话是比较直白的,那才比较好沟通,反而是社会中下层人员里说话拐弯抹角、有意话中带话的人,那才不好沟通。所以我们完全撇开事实和行为,从心理心态上看,就会看到一个与大多数群众心理迥异、从小到大生活在相对封闭的“有高等教养”社会环境中的药家鑫。而且要注意:药这番讲话不是一般社会点评,而是在公开回答记者问为何撞了人又捅死人时的犯罪动机,我目前所看到的“心理专家分析”没人“注意”到这点。如果思考分析到这里,你还意识不到内在潜藏的对立情绪,那可以说你的社会经验和心理感觉都太迟钝了。

   第三,根据药家鑫撞杀人后开车逃跑时,又撞飞撞伤两名路人后所发生的当事人对媒体采访的回答,药家鑫当时表现出异常冷静的不负责任和义无返顾的冷酷态度,而目前还没有任何迹象证明供述者有意抹黑药家鑫。而且根据交警大队说,药家鑫第二次撞人被扣车时也完全不提之前撞人又杀人的事。事实上药家鑫是过了几天才去自首的。

    当然,就算单单是极端自恋,或者单单是对穷人有偏见,或者单单是极端自保,等等,单独去看这些心理,甚至都不能说明什么。但是我们把整个分析的因素——相对封闭的“高等教养”生活环境、对穷人群体的特殊偏见、极端个人主义、极端自恋、极端自保、对被伤害者和弱者的冷静的冷酷——都整合在一起,形成药家鑫的人格心理和人生个体,那完全可以断言,他具有非常典型、非常显著的资产阶级心理特征,并且本能地、发自内心地、深入血液和灵魂地仇视穷苦大众。

一般群体心理与个体心理的反差----“群体心理学”的说明

    主流媒体都不约而同地放大了药家鑫从小到大受同学、身边人好评的报道(我后面再分析主流媒体的这种态度是有原因的),并且媒体人物评论药案时,不时地暗示药的个人性格是内向安静文弱,甚至天真的。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说阶级心理使然,也许人们可能难以接受。但心理学家很早就已揭示群体心理与个体心理的反差现象,并且把他作为一个惊人的特点和学术研究的课题。以下摘一段1895年勒邦的名作《群体心理学》的话,虽然勒邦是在关注一般的社会活动群体,但它有助于解释一般群体心理与个体心理的那种反差(后附笔者分析):

    “由心理群体所表现的最惊人的特性如下:无论组成心理群体的个人是谁,不管他们的生活模式、职业、性格或智力是相似还是不相似,他们被转变成一个群体这一事实,使得他们拥有一种集体心理(collective mind)。这种集体心理使得他们以完全不同于他们每一个人在独处时的方式进行感觉、思维和行动。除个人形成一个群体的情况之外,某些观念和感情就不会产生,或者不把它们本身转变成行动。心理群体是由异质因素形成的暂时性存在——它们暂时被结合在一起,正像细胞通过它们的重新组合而构成一种生命体形式一样,这种新的存在物展示出非常不同于每一细胞单独时所具有的各种特征。”

    这段话其实并不完全对,但它很有道理。我们不要扯得太远,就这段理论结合本案加以再思考,可以从三个层面去说:

    其一,药家鑫从小到大置身于不同的学校/班集体中,他在这些群体中所表现的性情就算多么温和,都不足以说明他在独处时的特点。而且据媒体报道,药单独时有大量极端自恋、极端个人主义化的表现,而这些如果仅看其学校群体中的表现,未必看得出来。药疯狂刺杀被害人张某时,恰恰是他单独与人相处时。拿群体生活中的药,不足以说明他独处时的个体心理。

    其二,在药家鑫成长过程,就是他的个体心理不断屈服于资产阶级化的集体心理的过程,虽然他在个体心理上一直极为不情愿(从心理学角度而不是道德角度,我们完全可以很好地理解这一点),但最终群体心理(即资产阶级心理)对他产生了更具决定性的同化作用。

    其三,这段理论用形式逻辑的同一律(比如说“甲是甲,乙是乙,甲不同于乙”)区分群体心理与个体心理,这有助于说明两者的相对区分,但并没有考虑在心理变化进程中两种心理辩证转化的实际可能性。从生活事实上反映出来的是,纵使药家鑫那个不情愿的未被同化的个体心理是真实的,但那已经过去了(或者准确说不再主导自我意识),已经被融于资产阶级心理的新的个体心理同化。药案所暴露出的这个人现在的生活,就带有本文所详细分析的非常典型的资产阶级特征。从这个角度说,药家鑫在法庭上用自己过去的被迫练琴来说明自己一直承受巨大压力,这在心理上是在对承担责任恐惧的心理背景下,为了极端自保的选择性记忆。

    对群体心理与个体心理的关系学来说,药案更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与药同属资产阶级立场的主流媒体、许多法学家和所谓专家们却都不同程度地为药做某种辩护。有的网民觉得不可思议,认为他们人性道德有问题,其实不是他们的人性道德个个都有问题,而是在资产阶级化的群体心理的决定性影响下,相应的个体心理不约而同地倾向了他们的同类。

     这实际结果是导致了一些荒谬的法律辩护。

 

 

 




发件人:"hua li" <hihualee@gmail.com>  2011-04-10 13:00:50 +0800 收件人: "maoflag" <maoflag@maoflag.net> 抄送:标题:张宏良是官僚资产阶级的左派

张宏良是官僚资产阶级的左派

刘秀

2009-08-23

    被许多左派誉为左派旗手的张宏良8月16日在著名左翼网站乌有之乡发表了题为《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的演讲,在该网站上引起了一片叫好声,我认真学习了张宏良的演讲,感觉问题多多,遂择要批之,以明无产阶级解放之大是大非。所引用张宏良的文字皆出自张宏良本人事后公布的演讲大纲《迎接伟大的社会主义复兴运动(一)----当前中国的危机和出路》。

    张宏良在演讲开篇不久就说"在历史道义力量方面,代表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毛派共产党人和左翼力量占据绝对优势,他们拥有民生、民族和民主三面大旗中的两面半,即拥有一面民生大旗和一面民族大旗,另外还有半面民主旗帜,而右派只有半面民主旗帜。所谓半面民主旗帜,是指左派倡导大众民主,右派倡导精英民主,所以各占半面民主旗帜。可以说,民生、民族、民主这三面大旗,是决定中国各种政治力量胜败的根本因素,任何一个政治力量只有同时拥有这三面大旗,才能被人民和历史所接受。所以,右派的半面民主旗帜注定了他们一定会被历史淘汰的政治命运。"

    读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什么是"历史道义力量",这个词怎么象资产阶级整天高叫的民主、人权那样抽象、空洞,这个"历史"是谁的历史?这个道义是哪个阶级的"道义"?撇开阶级,谈历史道义,谈民生、民族、民主,不是和西方资产阶级高唱民主人权的卫道士一样虚伪吗?"民生、民族、民主这三面大旗,是决定中国各种政治力量胜败的根本因素,任何一个政治力量只有同时拥有这三面大旗,才能被人民和历史所接受。"张宏良不是毛泽东思想的信仰和实践者吗,什么时候成了三民主义的信徒?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学说,在半殖民半封建的旧中国,自有其进步性,可在当今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张宏良这个毛泽东思想的信仰者,怎么又突然祭起了资产阶级的三民主义的大旗呢?

    张宏良又说:"在现实力量方面,代表腐败势力、买办势力和汉奸势力的右派则占据绝对优势,他们拥有国家行政力量,媒体力量和经济资源,甚至在向军队渗透,据说连首富黄光裕都在暗中联合富豪、勾结军队,试图由他们出资镇压左派。对毛派共产党人进行大屠杀,正在成为当今右派的阶级共识。"

     看来,张宏良认为,右派只掌握了"国家行政力量,媒体力量和经济资源",还没有掌握执政党党务系统,这个"中国共产党"还没被右派掌握,张还说右派"甚至在向军队渗透",那这个国家的主要专政机器军队,还没有被右派掌握,那就还是人民军队。看啊,张宏良为我们描述的这个资本主义大发展的国家,执政党和军队都没有掌握在右派的手里,那这个国家就不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那我们就没有必要革命了,张说了半天,真是用心良苦啊!张宏良说黄光裕这些民营资本要出资购买军队对毛派共产党人搞大屠杀,现在执政的共产党人就没有对张宏良这样的共产党人进行大屠杀,还给予大学教授的高地位,高待遇,所以张宏良自然认为还是现在这个执政的共产党好,没有被右派掌握,千万别革命,可死在监狱里的江青和千千万万被现正腐屠杀的革命毛派他们在地下会这么想吗?

     张宏良继续说:"此前我们多次强调,中国历史上所有大动荡、大分裂、大混战、大流血,无一不是官权泛滥的结果;中国历朝历代的覆亡,也无一不是亡于官权泛滥。所以,中国历代政治的基本任务,亦无一不是约束官权,所谓吏治,其实就是治官,包括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也是在探索如何有效地约束官权。"

     张又在用他的唯心史观解释历史,只谈官权泛滥,不谈阶级矛盾,阶级斗争,阶级专政,看来不要阶级革命,只要约束好官权就可以了,看来张宏良要的不过是一个吏治清明的资本主义,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张宏良没有一丝毛派的影子。
张宏良说:"中央向官员放权,民众向官员让利,通过这两条途径,把社会所有的权利最大限度地集中在官权手里,官权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超越皇权的至高无上的权利。"

     又是历史的第一次?张宏良真是善于信口开河,"官权"超越"皇权"?我们可是知道,三十年来的资本主义复辟,是在中央政府的强力推进下进行的,是在两手都要硬的铁腕镇压强行推进的,"始终和党中央保持一致"成了每个人必须牢记的信条,在这样的情况下,大谈"官权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超越皇权的至高无上的权利",并认为是社会矛盾的根源,岂不成了天方笑谈?张宏良大肆宣扬官权超越皇权论,不过是在为官僚资产阶级的"皇权"做开脱,为宣扬他的资产阶级的改良保皇理论做铺垫。

    张宏良说:"可是,后来为了巩固老爷子"垂帘听政"的地位,便对上削弱中央集权,对下镇压百姓民权,无限放纵地方官权;特别是为了防止改革开放发生逆转,保证家族后代安全,便采取了一个极为决绝的方法,就是和后来成千上万的各级官员捆在一起,逼迫各级官员为了自身利益,也会誓死捍卫老爷子地位,誓死捍卫老爷子家人。"

     看来官权泛滥,中国出现如此阶级矛盾激化的局面,全是因为巩固老爷子巩固垂帘听政的地位,而不是官僚资产阶级复辟的恶果,如果换个年轻有为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皇帝,就不会出现这样的局面了,这正是张宏良日夜梦想的结果。

    张宏良接着说:"中国人民的灾难便由此开始了。"

     张宏良把中国灾难的原因归结为矮子为垂帘听政造成的官权泛滥,而不是官僚资产阶级的复辟和修正主义路线,张宏良一直在回避阶级斗争和阶级专政,张有一点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影子吗,张到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学者。

    张宏良说:"同样是共产党的官员,薄熙来在重庆清腐打黑唱红歌,让老百姓看到了中国的明天,看到了共产党的希望,老百姓如同解放初期那样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可是吉林、河南的老百姓却相反,天天笼罩在恐慌和绝望之中,电视报刊不停地喊:"国企改制绝不走回头路",什么叫"国企改制绝不走回头路"?无非就是宣布要继续联合那些黑心老板把工人往死里整!结果是在同一个中央领导下出现了截然不同的两种政治景象:重庆那种满天歌声的"解放区",和吉林、河南那种黑沉沉的"国统区"。重庆的老百姓在歌唱共产党,吉林、河南的老百姓却在准备对付共产党。"

    哦,张告诉我们重庆解放了,重庆的同志们,你们感到了没有?你们"太幸福"了!这个社会主义解放区也来得太容易了,不过是官僚资产阶级中央任命了个地方主要官员,随之抓了几个黑道老大,又唱了几句红歌,"无产阶级革命"就成功了,真是世界历史上最容易的"革命"。一个所谓的清腐打黑,不过是官僚资产阶级整顿资本的运行秩序,使资本积累能在合乎资产阶级法律的情况下顺利运行,重庆的打黑行动依照现官僚资产阶级中央的整体安排进行,本质上是为稳定资产阶级的统治秩序服务的,全国许多省市都在做,不知道张宏良从那里看出社会主义革命的半点影子,一个到处是资本主义的重庆怎么会成了社会主义的解放区呢?还有重庆唱红歌的事,张宏良也许忘了重庆市政府向社会推荐的不仅是老红色歌曲,还有以《春天的故事》为代表的改革开放的新"红"歌,难道在张宏良心目中的社会主义的解放区里还需要广泛传唱歌颂资本主义复辟的歌曲?那这解放区还是社会主义的解放区吗,难道不是地地道道的资本主义的解放区?还有重庆市推荐的那些老红歌,三十年来一直在唱,80年代到90年代初唱的尤甚,但人民感受到解放的半点气息吗?老百姓不能继承革命精神,不敢造反有理,只是唱几首老红歌,这难道不是官僚资产阶级为了应付社会危机,在有意麻醉和欺骗人民们?和到基督教堂里唱几句耶稣圣歌有什么两样?薄熙来如果真正想宣传毛泽东思想,怎么不大力推荐文革时代颂扬人民造反有理、宣传阶级斗争为纲,大批走资派的歌曲呢?

    看到张宏良这些歪理邪说,不仅让人想起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说过的话:"当伟大的革命家在世时,压迫阶级总是不断迫害他们,以最恶毒的敌意、最疯狂的仇恨、最放肆的诽谤对待他们的学说。在他们逝世以后,便企图把他们变为无害的神像,即所谓把他们偶像化,赋予他们的名字某种荣誉,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级,同时却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灭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现在资产阶级和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在对马克思主义作这种"修琢"的事情上正一致起来。他们忘记、抹杀和歪曲这个学说的革命方面,革命精神,把资产阶级可以接受或者似乎接受的东西放在第一位来加以颂扬。"是啊,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者最善于挂羊头,卖狗肉,打左灯,向右转,为了他们的利益,还有什么愚弄人民的手段使不出来。

    张宏良继续告诉我们:"此前我们曾多次讲过,欧洲中世纪皇权与教权双峰并立的政治格局,在客观上把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融成为一体,知识分子成为了人民群众的天然代言人和自然领导者,无论是社会内部变革还是抵抗外来入侵,整个国家都能够统一成为强大力量。"

    在张宏良的笔下,欧洲黑暗的中世纪,竟然是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融为一体,知识分子成为了人民群众的天然代言人和自然领导者,不知这个"人民群众",是少数剥削者,还是受压迫的广大农奴?根据历史事实,只能是前者吧,所以张宏良口口声声的"人民群众",不过是剥削阶级,就现在来说指的是资产阶级的代名词。

     张宏良说:"中国如同一条大船,主流精英如同一群强盗,他们抢劫了船上旅客所有的财物,并且已全部搬运到了西方国家那艘船上,现在最渴望的就是把中国这艘大船凿沉,以便能够塌实放心地在西方那艘大船上继续吃喝玩乐。当掌管大船的船员要毁掉大船时,大船的厄运将很难避免。"

    张宏良既然认为中国的统治势力主流精英最渴望把中国大船凿沉,可中国的统治势力为什么今天拼命在各地镇压人民的反抗,高喊稳定第一呢?中国这个社会的统治者,既然大船是他们的,他们靠剥削工农群众为生,他们有必要渴望把它凿沉吗?不仅不想凿沉,而且还在时刻为保卫这条大船残酷镇压广大工农的反抗。张的说法不是与活生生的现实矛盾吗?这种矛盾说明了张宏良认为的这个人民的主要敌人"主流精英",不是当今的统治者,而是另有其人,张宏良只不过在悄悄玩文字游戏,把人民对统治者痛恨的矛头悄悄引向别的方向,这难道不是改良保皇的高超伎俩吗?

    张宏良说:"由于同人民相对立的主流精英控制了主要社会舆论,人民群众的要求无法通过主流媒体表达出来,加之长期的严厉控制和打压,人民群众又没有统一的组织领导,矛盾一旦爆发将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无序状态,把革命变成暴乱,把人民变成暴民,重演义和团时期的革命悲剧。"

    人类历史上哪次革命造反都是劳动人民完全准备好的?造反一开始哪里都是有秩序的?统治者能叫你有秩序的造反吗?大乱才能大治,张宏良竭力渲染革命的可怕前景,就是要求老百姓放弃走革命的道路,老老实实走改良的道路,继续当奴隶。看来在张宏良的眼里,义和团就是暴民,义和团运动就是暴乱,按此逻辑,历史上历次农民造反,莫不是暴乱,造反的农民也都是暴民,张宏良到底站在哪个阶级的立场上,不是很明显吗?在毛泽东上世纪2、30年代领导的农民运动,也被当时的地主阶级、官僚士绅诬蔑为暴乱、暴民,如果张宏良生在当时,看来也莫不如此。

    张宏良在文章最后说:"这是知识精英和人民群众相背离所带给中华民族的巨大灾难。每当中国进入历史转折时期,就会无比沉重地感受到知识精英带给这个民族的无边劫难,就会深深回想起中国老祖宗的谆谆告诫:"万戈为成,贝文为败",贝是金钱,文是文人,一旦文人和金钱相结合,把学问当作追求金钱名利的工具,等待中华民族的就必然是劫难和失败。中华民族用牺牲整个资源和环境的代价,中国老百姓用重新背负三座大山的代价,才换来了对失败这个"败"字的深刻认识。黎阳先生说得好:中国自古文人皆文匪。文士治国,必然亡国。日本人之所以在明治维新之前劫难不断、几乎亡国,就是因为听信中国文人谎言,采用文士治国的原因,后来通过明治维新换上武士道精神,东洋三岛上一群半死不活的小瘪三,立刻成为了世界强国。"

    张宏良把中国危机的根源又归结在文人也就是他和黎阳所说的"文匪"身上,那么,76年叶华李汪在老军阀的支持下发动了反革命政变,由此开始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历程,难道不是"武匪"在起关键性作用吗?不是资产阶级"武匪"在抓捕无产阶级的文人们吗?在三中全会上起作用那些老干部、老军头,还不大都是革命战争起家?中国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是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起来的党内军政官僚演变成的资产阶级所完全主导的,这些执政的官僚资产阶级,中国真正的统治者倒行逆施,正是中国当前社会危机的总根源。无论黎阳和张宏良,都和那些老官僚老干部关系很深,所以他们不会把矛头指向那些老干部、老官僚,张宏良更不会把反抗的矛头指向中国的统治者官僚资产阶级身上。恰恰相反,为了转移人民的斗争方向,抹煞官僚资产阶级和"老干部们"所起的反动作用,他们又引出了文匪治国灾难论,把人民斗争怒火只引向几个资产阶级御用和自由派文人替罪羊身上,其用心不是昭然若揭吗?

    在整个演讲中,张宏良一会说"毛派共产党人和中国左翼力量将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伟大的社会主义复兴运动正在中国大地上如火如荼地蓬勃发展,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将很快会再次屹立于世界东方,所有共产党人,所有爱国人士,所有人民群众,都应该积极行动起来,迎接伟大的社会主义复兴运动,重建社会主义美好生活。""而现在,中国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其中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已经和老百姓走上了同一条道路。不仅人民觉醒了,部分知识分子觉醒了,包括被称为红色权贵的那些共和国元勋后代也有许多人觉醒了,党内健康力量正在亡国灭种的大祸到来之前迅速聚集";一会儿又说"由于同人民相对立的主流精英控制了主要社会舆论,人民群众的要求无法通过主流媒体表达出来,加之长期的严厉控制和打压,人民群众又没有统一的组织领导,矛盾一旦爆发将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无序状态,把革命变成暴乱,把人民变成暴民,重演义和团时期的革命悲剧。这是知识精英和人民群众相背离所带给中华民族的巨大灾难。",真是前后矛盾,那张宏良的真意是什么?通观全篇,张宏良其实在告诉工农群众,千万别造反,别暴乱,只有在官僚资产阶级中央的主导下搞有秩序的改良,才是唯一出路。这就是文攻武吓资产阶级文人的惯用手法。

     张宏良这些所谓的左派旗手其实不是无产阶级的左派,他们不是官僚资产阶级的左派,就是小资产阶级的左派,为了维护他们的阶级利益,为了挽救他们濒临灭亡的阶级,为了激起广大工农群众的同情,这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左翼文人、武人们,不得不装出满怀同情无产阶级的面目,似乎他们早已把自身的阶级利益抛到九霄云外,变成无产阶级利益的化身。他们不敢直刺统治者的核心,只是拿几个西化知识精英或外国资本做靶子,唱唱诅咒他们的哀歌,或者哗众取宠、夸张地说些凶险的预言,显示他们高人一等的见识,以此吓唬受苦受难的无产阶级,不要造反,要维护得来不易的资产阶级江山的稳定。

    这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左派,就产生了他们心目中的社会主义,有时他们也能用辛辣、尖刻的评论刺中现实社会的某些弊病,揭露资本主义运行的某些矛盾,但是,当人民真正跟着他们走的时候,就会发现,他们所要的不过是个改良的资本主义,一个他们理想中可持续发展的资本主义。他们为了自己的阶级利益,整天担心社会动乱的爆发,整天担心工农群众变成遍地造反的"暴民",但是他们整天担心的正是历史的希望所在。正是资本主义危机的发展,诞生了一个强大的革命无产阶级,正是这个革命无产阶级将用革命的暴力摧毁这个吃人的资本主义旧社会,到那时,这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左派们将会彻底撕下他们虚伪亲民的面具,而"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是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发件人:"同一" <xawxc@126.com> 2011-04-10 16:15:46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稿:论中国民主化进程的问题与路线图

论中国民主化进程的问题与路线图

王旭苍

一、中国民主化的现状的看法

    本文不打算从学理角度讨论民主,只列举相关要点,然后做些分析,是实实在在的“引玉”之“砖”。大家知道民主是手段而非目的,社会需要民主最主要的原因是因辩证法规定人群在任何时段、任何事情上永远存在两种以上的想法;民主的作用是能够帮助社会避开最坏的决策和选择;衡量一个社会的政权组织与运作方式是否为民主制,最主要的考察点有二:第一,政权与人民群众是否处于对立状态?第二,对最高权力是否能有效监督与制约?从这些简单要则出发看待和评判中国的政体的确不是民主制;但也不是专制政体,属于过渡、完善中的政体形态。最恰当的称谓是“非完善民主政体”。

二、1949年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是历史选择

     若试着按照描绘股票的走势图为中国的国运也画一幅走势图,这国运走势图在前边几千年中始终震荡向上,但到1840年开始这走势图开始出现前所未有的巨大跌幅,特别是同治、咸丰之后更是加速下跌;再到日本侵华,成为国运的谷底。拐点在1949年,那之后国运又以陡峻的斜率向上昂扬,将这时段与国运的走势相比对时,人们必须承认这是中国国运最辉煌的一段。如果谁拒绝承认这一事实、或者对这事实感到不快,便可看作自身存在病态的偏颇。

     1949年的胜利是历史必然。历史很公平,1840年后为中国社会农民、封建官僚、各种买办、大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等,各主要阶级都提供过尝试自己主张的机遇,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惟独共产党搞成了,这只能看作是历史的选择。有人曾幼稚地拿出华盛顿的例子,说他在得胜后不专权。这类言论的显然以为选择什么样的政体是纯主观过程,这本身就是一种罕见的幼稚,已经不具备谈论任何历史课题的基本资质了。

     1949年前与国民党对抗的只有共产党,在40年代才出现几个没有自己军队的民主党派,用假设的方式去指责革命成功时的共产党没有选择西方的民主政体没有任何意义。中国在1949年开始的政治与经济模式都是历史的必然,谁想认真思考和谈论中国民主问题应该从这一基本前提出发,胡乱的咒骂对民主化进程只会是种消极的力量。中国的文化和历史也许有着自己内在的、强大的逻辑结构,它使得任何胜利都不能纯粹和干净,中国毕竟有着2000年封建专制的传统,专制的基因的力量远比别的民族的同类更为强大,千年中历代农民起义要做的事情仿佛是摧毁一座宫殿后,再翻出原先的图纸,照原样再建一座而已。辛亥革命把它从形式上绞得粉碎,但专制基因仍以强大生命力完成自我修复与复制。由此来看,指望1949年的革命能够完全摆脱它的影响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善良愿望,而这种愿望存在着被敌视中国的外部力量利用的可能。因此,真正关心中国民主化进程的人们应当、而且只能认真参透中国国情,滤除情绪化的因素,探求符合自己文化传统与社会现状的改革设计。

三、毛泽东对民主的思考与文革

    毛泽东是领导中国摆脱1840年以来被侵略、被凌辱历史的领袖集团的代表,他对于民主的看法与思考应当被放在突出位置予以考察和研究,因为作为领袖,他的主要关注与思考本质上都是历史的规定。如果对毛泽东的相关思路作些考察,应当承认,他是共产党决策集团中最关切人民民主的领袖人物。他的思考的着眼点、起点是如何摆脱历史上一乱一治的循环?

    从现有文献资料看,毛泽东从延安时代就产生这意识,他曾在郭沫若《甲申300年祭》加批语要全党读;毛在1949年取得政权已成定局时,相关思考更为自觉了,在与黄元培的谈话清楚表明他注意到历史上那么多农民起义军打天下与得天下后两种反差强烈的局面,并明确而自信地表示找到了解决“其兴也勃,其败也速”的怪圈,那就是人民民主。当然因历史条件限制和文化传统的强大,毛的估计显然不足,毛的自信存在盲目。50年代初毛泽东在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上所做的大量眉批,表明他始终在关注与思考始终在深化,并开始注意政权的“蜕变”问题;再加上刘青山、张子善案等等。毛泽东的担忧清楚指向一件事:政权能否保持平民化的本色?党内是否会出现一个与工农阶级利益相分离、最终相对立的官僚阶层、既得利益集团?

     毛泽东的思考也伴随着对解决出路的思考,在1956年的“双百方针”和随后的鸣放、整风,是他早就想过的依靠人民民主防止政权蜕变的实践。显然,那时的毛泽东没打算搞大民主,更希望依靠知识层的监督和批评,防止权力异化。但知识层过于出圈的“鸣放”使得毛在党内恰恰成为“右”的代表,成为党内左的思潮的攻击材料,以至他不得不牵强辩解为只是为了“引蛇出洞”。一个美国人在“中国:1949--1976”一书中引用一些高级干部的回忆都涉及反右初期对毛泽东“右倾”的批评和不满。其实,党内的愤怒有些是自然的,连一般基层群众都对那时的“右派”的言论愕然,许多鸣放者以很亢奋的情绪在那喊让共产党下台。但后来发起的反右运动运动也存在扩大化。许多人似乎没有注意到文革是整风的继续,文革中的造反派做的事与当年右派在方向上是一致的,是毛泽东被知识阶层的排共倾向吓坏后直接将民主交给工农的尝试。

    观察和思考文革的核心点:那时的中国是否已经出现一个与人民利益相对立的既得利益集团?与此相关联还可以置换为另一命题:考察体制本身是否具有产生官僚集团的内在机制和倾向?这是研究文革的基本出发点,简单否定或肯定都是错误的,无助于防止社会再次出现文革那样的动乱。谈论文革首先要使用的词汇是认定文革是历史必然,是试图现代化的中国必须与沉重而复杂的文化传统所必须的正面对撞。讨论文革最该首先说清楚的基点是:文革是历史的必然。

     毛泽东想解决的主要是防止出现与人民利益相对立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出现和固化,他想运用的方式是人民民主,一种更全面、更充分的人民民主,一种世界历史上无论哪国都没有出现过的、由国家权力赋予的泛民主。 文革要打击的对象是“一小撮走姿派”[既得利益集团、官僚集团]。被打击对象的主要对抗手段与策略是扩大运动的打击范围,用“打击一大片”分散落在自己身上的火力,他们与毛的方针相对抗的最著名口号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样就使文革成为一次文化浩劫,一个还不具备适合自己民族使用的现代思想、没有现代意义的法制框架的民主,只能是一场浩劫。要使的国家不因这场浩劫而崩盘只能是专制。于是辩证法在这里再次显示出奇妙的逻辑:以泛民主开始的运动,恰恰得以专制的形式结束,否则社会将付出更高昂的成本和代价。

    中国2000年历史表明:忽略人民利益必然导致社会动乱[那些起义]。文革10年动乱表明:在缺少基本法律框架的泛民主,也必然带来灾祸。两个极端都行不通,也许政权的平民化理念本身就行不通。

四、合理的民主化路线图

    现代化是全方位社会工程,绝非简单地建造多少工厂、单纯提升生产力与社会财富。政治生态建设、制度文明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当然课题、基本课题、主要内容之一。应当说中国的改革设计者虽然了解这点,但在排序与改革实际进程看,认识远远不够,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热情与速度都不合格。这种不合格表现在多方面,比如以国庆特殊拒绝对相关问题思考和讨论;比如以国家机构改革说成政治体制改革等等等等。这里不一一列举,笔者所理解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全方位的制度文明设计与改造,其核心课题是实现现代意义上的人民民主。

    同时,笔者也坚决反对那种简单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想法和鼓噪。二战后,美国对战败的日本实行改造,连制宪小组的组长都由美国人担纲,可连美国人都懂得需要研究国情、历史与文化传统,都没有将美国的制度简单复制到日本。

     我对民主化进程的思考主要来自毛泽东的思想遗产、既对他的思想的缺陷的反思。我觉得毛泽东的着眼点错了,从开始就错了,他50年代寄希望于知识层是错的;60年代直接诉诸工农基本群众也是错的。他在民主的步伐也存在激进的想法,他最该研究和解决的是党内民主、先在较小的范围实现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在世界人口最多封建专制传统最悠久的以小农自然经济为基干的国度搞民主,只能先在特定阶层或族群中展开。在1949年后的中国,最该首先建立完善民主制的应该是执政党的党内民主。希腊在公元前就实行过贵族民主,那么在几千万党员的执政党解决民主化问题,远比在几亿人口的农业国搞全民民主要容易许多,社会为此支付的成本也会低许多。

      这种党内民主的形态类似于二战后日本执政时间最长的自民党的党内多派的形式[俱乐部]。其前提条件是舆论管理制度的改革与放开,使党内不同思想有着自己的媒体工具、舆论手段和部分党校,使得辩证法所规定的永恒存在的矛盾与不同意见能够有制度化的讨论的安排,不致在刻意压抑中转化为有害能量积淀起来,成为最终会对社会造成冲击的破坏性能量。这样的讨论机制也是最好的民主学校,能训练全民关心国家生活的主要方面,真正具有主人的感觉。

    要以制度保证[党纲]党内多数派取得决策权;而少数派自动获得监察权,从而建立起有效的监督机制,使得任何政党所必须的自洁与更新机制得以维持。

    归纳民主化进程路线图:放开舆论---党内分派。全社会的民主化进程则自下而上逐步推进政权直选,比如县、市、省,省级政权的直选在未来条件具备、且该省人代会自己向全国人大提出申请后逐一实行。

    最后,对民主化进程进行讨论本身就具有重要意义,也附带使国际上敌视中国现代化努力的势力分化,使中国潜在的主要对手内部的反华势力被消弱。从这意义上说,思考和讨论民主化进程本身等效增兵百万。

五、结语

    是历史规定的课题就必须做,区别只在于以较低成本主动去做?还是在矛盾激化后总爆发而被迫去做?五四运动已经过去了近90年,中国为民主耕耘了90年,实在该收获了。民主化进程的落后不意味着注定落后,笔者感觉嬗变中的中国文化中精华成分能够培育出最健康的现代制度文明,最终能够创造出令世界其他民族羡慕、甚至于嫉妒的最充分、最健康的人民民主制度。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2011-04-13 09:25:27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转发:永元:我们的电视台是全世界最脏的

我们的电视台是全世界最脏的

崔永元

    现在中国的知识分子,能做到洁身自好就相当不错了。哪一次商业炒作,哪一次对消费者、读者、公众的欺骗,后头没有学者、科学家、甚至院士帮忙?哪一次没有?这是中国文化的悲哀。

    如果我们的电视台都是公共电视台的话,那我们的电视台就是全世界最脏的公共电视台;如果我们的电视台都是商业电视台的话,那我们的电视台就是全世界最差的商业电视台,又不好看,又挣不着钱。

    如果我做商业电视,我做的节目会比他们庸俗得多,我有好多招呢。

    《超级女声》的那些评委一塌糊涂。

    人物周刊:先求证一下,“收视率是万恶之源”这句话确实是你说的吗?

    崔永元:那天通知我去开一个播音员和主持人的会,去了后看到标题,才知道是《抵制庸俗化》。这个会我可以参加,我有话要说,我也想听听别人的说法。

    “收视率是万恶之源”这个话不是我说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的时统宇说的,他是很有名的媒介研究者。他讲这话时,既有前提,又有论据,而不是喊口号。我说不是我说的,没有推卸责任的意思,我是坚决同意他的这一说法的,我今天可以在这个场合正式说这话:收视率是万恶之源,没有问题。

    时统宇准确的意思是片面追求收视率会造成很坏很坏的影响,他说之所以出现电视节目低俗化,是收视率闹的鬼,所以“收视率是万恶之源”,表述得非常清楚。他说这话时,我注意到现场有很多记者,大概20多家媒体,他们在那儿聊天,发短信,没有一个人在认真听,当时我就想,可能会出问题。

    那天两个人的发言最精彩,一个是时统宇,一个是清华大学的尹鸿,他们的发言对我们从业者是最有帮助的,但是后来的报道几乎没有他们的声音,都是我和李咏、朱军的。这就是媒体的问题了。多万恶啊你说,一个很好的学术研讨活动,那么多明确的、清晰的、真实的观点,最后给描述成一个批判会、批斗会,这不万恶吗?非常万恶。

    人物周刊:你觉得《超级女声》庸俗吗?

    崔永元:那天时统宇也只说了一句:《超级女声》这样庸俗的节目,对电视节目的健康发展是不利的。我记得大意如此。为什么不利,他没有解释,因为当时会议快结束了。在我、朱军、李咏3个人的发言中,好像我跟朱军提了,李咏没有提。我提的是,比如央视十套《人物》、《探索·发现》这样的节目,它的收视率是没法跟《超级女声》比较的,在那之前我还有很长的铺垫,讲什么是公共电视,什么是商业电视。我认为我那天的发言真的非常好,是我人生发言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笑),但是都给写成那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了。大概过了五六天,好几个朋友问我,你为什么老攻击《超级女声》呀?我就回想我怎么攻击《超级女声》了,可能性很小啊,因为我都没有看过《超级女声》,我从来没有看过《超级女声》。

    又回到了我在会上发言的话题:什么叫公共电视?什么叫商业电视?我认为目前中国所有的电视都是公共电视。公共电视就是一个公共平台,收看不受限制,任何人、任何时间都可以看。电视机前还有很多不接受《超级女声》理念的人,包括孩子,他会问为什么看两眼就会爱上这个姐姐呢,爱上是什么意思呢。

    国外这种纯商业节目,都有个告知的义务,你愿不愿意参加?如果愿意,你可能遇到如下问题,这个节目将给你带来什么后果。参与者要有知情权,甚至要签合同。在做《实话实说》时,我们也没有规范,不签文本什么的,但是我们都会告知。很多人第一次上电视,可能不清楚媒介的力量。在国外,这是用法律界定的,比如BBC,我们国内是靠道德。显而易见,《超级女声》连这个都没做,那些评委想说什么他们自己都不清楚。

     人物周刊:一定要在区分了商业电视和公共电视之后,才能讨论《超级女声》吗?

    崔永元:一定要这样,否则《超级女声》的事儿永远说不明白。公共电视,它有非常严格的责任,这个责任就是:教育。我们看到“教育”这两个字时很刺眼,因为中国观众现在最烦的就是“教育”,说你教育谁啊,你就让我们高兴就行了。但是国外的公共电视起的就是教育作用,宣传民族传统、民族文化,表述各党派政策,不做评论,他就干这个事,服务人民。

    我们这儿没人研究商业电视,为什么?因为商业电视不用研究,商业电视和任何商品的销售都是一样的,就算投入产出,就算利益最大化,只要能多挣到钱,又不被人抓到尾巴,那就是商业上最大的成功。卖衬衫是这样,卖袜子是这样,卖电视节目也是这样。回过头来说《超级女声》,如果它是商业电视台的一个商业节目,任何人都不要说三道四,管得着吗?卖得好就是好;如果它是公共电视平台播出的一个节目,那就不止骂,必须要封掉。

    人物周刊:我们国家现在没有这样的区分。

    崔永元:对,那天讨论会我说的就是这个事:为什么严肃节目收视率低会被攻击?娱乐节目收视率高会被攻击?弄得电视人没法做。我认为我们首要的工作是把电视台划分出来,分清楚谁是公共电视台,谁是商业电视台。我们有没有公共电视台?有没有商业电视台?比如中央电视台,我们都认为它是公共电视台,但是它的资金来源是广告收入,这叫什么公共电视台呢?你说它是商业电视台,我们想做很多挣钱的节目,没人同意我们做,得台里立项,上级批准才可以,哪有商业电视台是这样运行的呢?在体制不理清的情况下,无论你是做严肃节目,还是做娱乐节目,都会面临种种困惑。我当时希望解决的是这个问题,被媒体描述成我攻击《超级女声》。

    人物周刊:你不承认《超级女声》有非常高的收视率?

    崔永元:我不承认。如果说它收视率高,你一定要把最科学的数据拿给我。我去过日本,我专门看过它的调查公司,日本人口1亿多,它的收视仪有一万一千个,一万一千个收视仪!我们也做过测试。而我们的样本采集少则500个,多则2000个,用这么少的采集量来推论十几亿人口的收视口味和收视率!既然大家觉得收视率重要,就要花力气去做,一边觉得它重要,一边又不用科学态度,对不起电视制作人,也对不起观众啊!

     人物周刊:好像有数不清的人在看《超级女声》,你不怕你这样的批评是“站到人民的对立面”吗?

    崔永元:我不怕,首先我不觉得站在人民的对立面是件坏事。我清楚地记得,当时党代会表决开除刘少奇党籍,只有一个人投了反对票,只有这个人站在人民的对立面,后来的历史证明他是正确的。我对公共电视和商业电视的评述,将来终有一天会证明我说的是对的,这不是《超级女声》节目本身的问题,而是我们的体制问题。其实我也为《超级女声》的操作者鸣不平,因为在本土将一个外来的商业概念实验成功是非常不容易的。

   人物周刊:不容置疑的是大家都在谈论《超级女声》。大众的喜好有那么可恨吗?

    崔永元:我认为有两种可能,第一种是《超级女声》很好看,所以街谈巷议都是这个话题;第二,是《超级女声》操作过程中出现的事情多,议题操作得多。 比如说我投资5万块钱,就可以让《电影传奇》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为什么?只要崔永元在拍摄《电影传奇》的过程中,每两天出一个绯闻,那《电影传奇》就是街谈巷议的议题。这些东西是可以操作的,没有问题。

    人物周刊:现在央视栏目的生存是否也是靠收视率决定?

    崔永元:如果你问主管领导,他们都说不是,有观众评价,领导评价,还有成本回收是否成比例等等。他们说很多,但是节目制作者感受到的,只是收视率。收视率低,你就没有什么资格说话。

我反对的是公共电视庸俗化

    人物周刊:你是否给电视赋予了太多的社会责任?也许大家今天更需要的是开心和娱乐。

    崔永元:我女儿快9岁了,看到我天天这么难受,她也不是很开心。我不在家时,她在看美国、日本动画片,我回家了,她说,哎呀爸爸回来了,咱们看爸爸喜欢的节目吧。那天晚上国家地理频道连续播放了两个纪录片,其中一个讲海洛因,讲美国毒品市场的演变过程。这是个非常严肃的节目,又用了非常好看的方式,但看这个节目时,我女儿又说爸爸咱们不看这个行吗?为什么呢?因为里面有很多血腥场面,贩毒、杀人、毒瘾发作,她受不了。一个严肃电视台的严肃节目里都有孩子不能接受不能容忍的镜头,何况商业电视,那种无节制的所谓娱乐?

    人物周刊:前几年你就开始炮轰中国电视节目的庸俗化了,现在看来,我们的电视节目是更庸俗了,还是相反?

    崔永元:越来越多了,不可抑制,庸俗到头了,要复苏了,很可能向严肃这个方向复苏,如果复苏不了,就会往荒诞这个方向走了,已经到头了。我没反对庸俗化,大家不要曲解我的意思,我再明确表述一下,我是反对公共电视庸俗化。现在大家都不界定清楚,所以老瞎争,一点意义都没有。如果我做商业电视,我做的节目会比他们庸俗得多,我有好多招呢。做商业电视,我只会考虑市场效应,不会考虑其他事情的。如果这个前提不解释清楚,我觉得大家永远是乱打一气,一点意义都没有,对谁都不公平。

    人物周刊:你觉得电视节目的庸俗到头了,你能举个例子吗?《超级女声》可以作为例子吗?

    崔永元:说实在的,我就看了10分钟,我还不敢说它是最庸俗的。我们台一个主持人在做谈话节目,采访一个艺术家,这个艺术家很投入,很忘情,主持人也在现场号召大家向他学习。出来后他跟我说,这傻B真配合今天。我说过,有些人根本不配当主持人,他们没有这样的人格。但是观众看不到这些,比如,策划会上有人会说,这丫呢,挺聪明的,咱们得找点招,弄弄丫,设点圈套,这叫策划会。讨论会上又有人说,这种傻B以后不要让他来了,找他又费劲又不讨好,还不如做做流行歌星什么的呢。做流行歌星时,会跟他的经纪人谈,经纪人说你能不能这样,能不能那样,他说行,那你能不能给我们点钱,如果你给我们节目组5万块钱,我们还可以在现场推销一下你的唱片。好多好多,我下次再乱说时,我就给你揭行业黑幕:一个电视节目是怎么做出来的!一部电影的票房是怎么统计出来的!我都有数据和证据。我在看这个节目时,他(那个主持人)在哭,我就呕吐。真恶心,太恶心了!观众不知道,全蒙在鼓里,大家所说的人民,被他们像傻B一样对待,你知道吗?我们心里怎么能踏实呢?

    人物周刊:这是你绝对不能容忍的?

    崔永元:一个电视节目主持人,尤其是谈话节目主持人,他的节目的人格,节目组的人格和这个主持人的人格应该是统一的。尤其是节目是好的人格,他是坏的人格,这是不能接受的。

    人物周刊:可以用你的这个标准衡量央视吗?

    崔永元:在央视就不要提这样的要求,奢望。

    人物周刊:在哪儿能用这样的标准呢?

    崔永元:到哪也不要提这样的要求。BBC,NHK,也许可以,但他们也有问题,只是比我们好得多。科学家贩卖人口,博士剽窃别人的论文……我确实是悲观的,我已经无数次重复我的悲观了。

    人物周刊:节目是否低俗,标准是什么?应该由谁来制定这个标准呢?

    崔永元:如果是公共电视,这个标准是可以制定的,我给你准备了些资料,你可以看,非常清楚,什么是低俗,制定得非常明确。商业电视的标准无法界定,比如花花公子台,我们怎么能评价哪个节目好呢?做爱时间长,姿势多,就是好节目吗?《超级女声》该用哪个标准呢?不知道,我们根本不知道湖南卫视是商业电视台,还是公共电视台。

    人物周刊:我们经常听到一种逻辑,说一个孩子因为看了电视,开始学做坏事了,这是电视人的某种自大吗?

    崔永元:绝对不是。以低级趣味博取收视率,绝对不是公共电视的发展方向,势必会造成恶果,如果我们假定国内所有的电视台都是公共电视的话。因为已经有一些案例出现了。即便在公共场合讨论这个问题,也有人反驳我,说那只是极个别的现象,整个社会还是平稳的,没有因为电视受那么大的影响。我非常反对这种说法。我知道对社会来说,它只是极个别现象,但对这个家庭这个人来说却是灭顶之灾。中国的看客太多了。很多人都说,不就是一个孩子自杀吗,那又怎样?你想没想过,如果他是你的孩子呢?你不会觉得问题非常大吗?所以对公共电视应该有极高的要求。

    不光影射我,还影射和晶,怎么不让人愤怒呢?

    人物周刊:《手机》“事件”后,你一直没有接受媒体采访?

    崔永元:大概一年了吧,我把手机什么的全换了,所以现在几乎没有媒体知道我的手机号,大概只有三个记者知道吧,即使这样,还是经常看到对我的“采访”:情况可能分两种,一是他(她)从别人的采访里编一些,这个还说得过去,起码是你的意思;有的就是瞎编,根本没这事儿,也没给我打过电话,没提过这问题,我也没有回答过,就编出一整篇“报道”来。

    人物周刊:你说的公共电视和商业电视的区分,是不是有点像电影的分级制?

    崔永元 :当时我批评冯小刚的《手机》,也是类似的讨论,我认为是一次非常平心静气的讨论,最后就被媒体渲染成人身攻击,当时我真是焦头烂额,非常难受,因为我的意思被无限曲解了,完全变成一个小心眼的人,特别没有意思。我以前也说过这个看法,作为3级片来看,《手机》太差了,该脱不脱,该上床也不上床,那叫什么玩意?作为无限制级播放的电影,它也有问题,里面已经有性暗示等等,那是不行的。我是在探讨这个问题。现在电影局在酝酿电影分级制,这就是进步。到那时候,我会大摇大摆地到电影院去看我该死了,你谁也说不着我什么,社会允许。

    人物周刊:即使过去这么久,我还是很想知道,你当时那么愤怒是因为“严守一”影射了你吗?

    崔永元:那次我主要针对的是电影的分级制度。我当时说了,崔永元的生活可以比这个更糜烂,可以比这个更龌龊,但是艺术家没有权利把它搬上银幕,这是我的原话。也就是说,一个人的生活品性可以是堕落的,但是影视作品、公共作品,要对受众负责,尤其是电影还没有分级,男女老少都买票去看的时候,不能这样做。我觉得那部电影是在美化婚外恋。

    人物周刊:你还是认为《手机》对你来说是个凶险的圈套?

    崔永元:起码让我看到冯小刚的为人。我后来就跟他没有接触,我对他的评价还停留在《手机》之前跟他的接触上。比如他请我到他家,给我包饺子,说想拍一个主持人题材的电影,不知道主持人的生活是什么样,希望我给他提供一些好素材。我问他拍的是什么电影,他说是喜剧片。后来我把自己工作中的一些苦恼啊什么的都讲给他了,他当时咬着手指头听,上映前一周我们俩还坐一块吃饭,他说你看吧,你肯定喜欢这个电影。他给我讲了这个电影的故事,把脏的部分去掉了。为什么?他心虚,没说。等到电影出来我才看到,连那个主持人的接班人,都是他的情人。所以不光影射我,还影射和晶,怎么不让人愤怒呢?和晶是个弱女子,我好歹还是个男子汉啊,我不拍案而起,谁拍案而起呢?既然说了,就说个明 白,所以冯小刚的为人,电影分级制度,影视文化的价值取向全谈了,但是后来媒体描述出来的是一场人身攻击。

    人物周刊:之后你没有和冯小刚再聊过?

    崔永元:没有,他在报纸上说过一段话,但是我不记恨他,因为我不相信报纸。我说文艺作品起码要对得起父母,对得起孩子,你不管其他的人,你得管自己家里的人吧。然后冯小刚说,崔永元说,一个作品要上对得起父母,下对得起孩子,这不是我对作品的要求。我说,MD,这人禽兽不如,连自己父母孩子都不顾忌,哪还能顾忌别人!真是禽兽不如!但是为什么我没有对此发表言论?我不敢相信这是他说的,有可能是记者杜撰的,对吧。

    人物周刊:当时大家都很明显地感觉到你的愤怒。

    崔永元:愤怒,非常愤怒。后来我还看了一些影片,比这个还要脏,还要恶心,特别特别恶心。社会在进步,为什么影视却不断堕落呢?社会往前走,他们往后走,我当然愤怒了。可以说,如果我们的电视台都是公共电视台的话,那我们的电视台就是全世界最脏的公共电视台;如果我们的电视台都是商业电视台的话,那我们的电视台就是全世界最差的商业电视台,又不好看,又挣不着钱。《手机》也吃了没有分级的亏,如果有分级制,就敢拍露骨的镜头了,对票房大有好处。

    人物周刊:但总体的印象是,《实话实说》不怎么好看了。

    崔永元: 一方面,这样评价和晶、阿忆非常不公平。现在的《实话实说》是在近200个同类型的节目里竞争,而我主持时,只有一两个;另一方面,我也认为他们做得确实不如我。昨天我还跟和晶讨论这个问题,她说有一个观点认为崔永元做的《实话实说》就是有意思,和晶的呢,则过分强调意义,所以就不好看了,没意思了。她问我,“你是这么做的吗?”我说,“不对,和晶。用‘有意思’的方式表达‘意义’,当然是最完美的方式,如果我们只能选择一个,应该把意义放在前面,把有意思放在后面。”她说她明白了,也接受了。和晶目前的节目可能在“意思”方面欠缺一些,但“意义”方面肯定没有什么减弱。

    人物周刊:能具体评价一下和晶的表现吗?

    崔永元:女主持人最大的毛病就是矫揉造作,辽宁的黑龙江的,都说香港话,和晶没有,不浓妆艳抹,得体,值得赞赏。还有一点,她的心理素质特别好,跟我不一样,我那时像惊弓之鸟,听到非议会紧张,她应对自如,她根本不在乎这些声音,她才不管别人怎么说呢,这是她的优点,是我不具备的。

    人物周刊:缺点呢?

    崔永元:她生活中就是个比较中规中矩的、严肃的人,不爱开玩笑,可能大家会觉得没什么意思。大家习惯了在《实话实说》中有意思地探讨话题,如果不叫《实话实说》,改个名字,大家可能一下就接受了。

    人物周刊:你给她的主持打多少分?

    崔永元:在女主持人里可以打80分以上。

    人物周刊:在《实话实说》里呢?

    崔永元:勉强及格。

    人物周刊:你怎么评价阿忆?

    崔永元:阿忆不及格。阿忆是个特别好的人,我们很熟悉,他的文笔非常好,学识比我高,我很喜欢看他的文章,我一直在想,为什么阿忆的学识在主持节目时显露不了呢?阿忆可能不适合做主持人,他就适合做学者,写文章,做学问,给学生讲课,当他面对镜头,还要化妆吹头发,这些可能彻底摧毁他的自信心。我觉得生活中的阿忆是100分,镜头前30分都不到,差异很大。

    我跟阿忆开玩笑说,你看这本书我看3页,我能发挥出5页的内容,你看100页,但你连个前言都说不上来。人和人有区别,他在口头表达能力上可能有点欠缺。还有一点不好,就是他极力希望做到有意思。生活中他不是个特别爱开玩笑的人,很严谨,电视机前非要开玩笑,可能节奏就很难掌握。

     人物周刊:你希望中的自己,希望中的别人,希望中的外界社会,有没有点乌托邦色彩?

    崔永元:我才不认为那个是乌托邦世界呢,我认为那是美好的世界,我相信有这样的地方。比如我带我女儿去朗布拉邦(音),老挝一个城市,那地方非常非常好,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让人特别感动。回来我就想,什么叫文明?什么叫发达?是不是纽约就叫文明?华盛顿就叫发达?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大概就叫文明吧。

    人物周刊:你认为自己已经做到了你对别人的那些要求了吗?

    崔永元:对,我就能做到绑票不撕票,收了红包不塞纱布。主持人请人家来做节目,人家好好配合你,你别背地里骂人家,我就这个要求,这个要求高吗?

    人物周刊:你老站出来说话,你的家人怎么看呢?

    崔永元:我的家人也觉得我像个疯子,甚至从一定程度上讲像个疯狗,见什么都要咬一口。看电视时在骂,看报纸也在骂。比如前些日子黎莉莉去世了,那是个对中国电影做出过卓越贡献的老人,报纸上连个豆腐块都不愿意给她,把那么大的篇幅给王菲、李亚鹏、《七剑》。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健康的社会,起码是个文化不高的社会。

     人物周刊:医生建议你换个轻松的、不需要太多责任的职业,你觉得自己可以离开吗?

    崔永元:当然可以,这有什么值得留恋的,这个行业?

    人物周刊:但现在你还是在干这一行。

    崔永元:我能做什么呢?我没有别的手艺啊。比如我想过做房地产,那样可以挣很多很多钱,那时候崔永元是个商人,在商言商,我就挣钱,你管得着吗?但是偷税漏税、偷工减料,我又不能容忍,就没法去;也有一些企业找我做形象大使,推荐这个药那个保健品,干那么三五档就够这辈子花了。但这东西行吗?真是虎骨做的,蚂蚁泡的吗?我会跟人较真,一较真就会露馅,然后心里又不平衡,所以简直是没法选择,非得坏了良心。我要坏了良心,我就不要换职业,我就可以在这个圈子里如鱼得水,我水平比他们高,这我知道。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04-13 09:14:22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 标题: 转发: 致重庆法律界的一封公开信

致重庆法律界的一封公开信

贺卫方

尊敬的重庆市法律界各位同仁:

    一年多来,我一直想写一封公开信与各位交流一下关于重庆“打黑”的看法。不过考虑到自己在博客等媒体上对于某些事件已经作出过不少评论,担心“说三道四”,饶舌惹厌,也就作罢了。但是,最近重庆的某些走势令人颇感焦虑,如鲠在喉。在我看来,在这座城市里所发生的种种,已经危及法治社会的基本准则,作为一个法律学者尤其是一直参与司法改革的学者,我觉得,公开地把自己的一些困惑和批评意见发表出来已经成为一个紧迫的义务。

    促成我写这封公开信的另一个因素是,重庆是我的母校西南政法大学的所在地,是我魂牵梦萦的一座城市。1978年,经历了“八千里路云和月”,在歌乐山下的这座校园里,自己开始了此后的法学生涯。当年上学的时候,我们的老师们也刚刚从“十年浩劫”中备受压制的状态里回到校园,谈起文革期间无法无天、生灵涂炭的一幕幕,一些老师不禁泪洒讲坛。其实,我们这些学生也都是文革的亲历者,所以每个人都是何等地珍惜法学这门专业。我们憧憬着祖国法治建设的前景,盼望着能够早日投身到这桩伟大的事业中,为保障公民权利与自由作出贡献,并下定决心,绝不让文革悲剧在这片土地上重演。

    然而,时过三十多年,我们多么熟悉的这座城市里却发生了很多事情,令人恍然有时光倒流、文革重演之感,法治的理想正在沦丧。是的,我指的正是已经持续两年多的“打黑除恶”(当然也包括“唱红”,不过“唱红”这里就暂时不讨论了)。在整个“打黑”行动中,我们看到了运动式执法和司法在轰轰烈烈地开展。在短短八个月的时间里,当局发动社会密告(所谓“群众来信和检举”),抓获“涉黑”人员近五千人。随之而来的是数百个“专案组”突击工作,以“重庆速度”批量化地逮捕、起诉和审判。文强案二审之前出现在最高人民法院官方网站上的王立新法官的日记清楚地表明,公安、检察和法院之间是如何不分彼此、联合办案的。不仅如此,所谓“大三长会议”几乎是公开地登堂入室。对于一些重大案件,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公安局局长开会协调,导致案件还没有开审,判决结果就提前决定了。最后的审理过程就是走过场。制度设计中所追求的三机关相互制约机制也就完全失灵了。各位同仁,你们不觉得这种做法完全违反了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所明确规定的检察权和审判权独立的准则么?

    在李庄案的审判过程中,我们分明看到,法庭基本的中立性已经荡然无存。庭审中,李庄及其辩护人请求证人出庭接受质证。我相信主持审判的付鸣剑法官深知这种当面质证的重要性,因为你在西南政法大学的硕士论文研究的主题正是证人出庭作证的必要性。然而合议庭却拒绝了被告方的要求,理由居然是证人不愿意出庭作证。请各位查一下刑事诉讼法,有没有证人出庭与否取决于他或她的意愿的规则?况且该案的七位关键证人均在重庆执法部门的羁押之下,他们提供的书面证词很可能出自于刑求或其他威逼利诱,必须通过面对面的核查印证,才能让李庄究竟是否唆使相关人员做伪证等真相大白。然而,江北区法院――这是我当年大学实习的地方――却硬是仅仅凭借这些无法质证的所谓证词作出了有罪判决。

    在该案二审时,出现了极其蹊跷的一幕:李庄由一审绝不认罪到二审时突然完全认罪。我们无力深究这戏剧性转变背后的影响因素,不过当法庭宣布由于李庄的认罪,将刑期由两年六个月改为一年六个月时,李庄明显表现出受骗后的屈辱和愤怒,他大声说:“我的认罪是假的。希望法庭不要给我按认罪处理,认罪是在重庆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诱导之下进行的”(据“经济观察网”2010年2月9日报道)。李庄的言辞表明,他仍然没有认罪。这样一来,依据他认罪因而减轻处罚的二审判决就被釜底抽薪了。作为一个公正的法庭,必须立即宣布暂缓作出二审判决,查清李庄认罪是在自由意志支配的行为,还是确有背后交易导致以认罪换缓刑。无论如何,既然李庄已经明确地拒绝认罪,二审合议庭需要在这一新情况出现之后作出新的判决。如果法官们确认一审所认定事实无误,那么就应该改为维持原判,而不是减轻处罚。当然,如果存在着警方和检察机关诱骗认罪的情节,法院也需要追究相关人员妨碍司法的罪责。但是,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却任由法警将正在怒吼的李庄拖出法庭,对于合议庭依据虚假认罪基础上的判决无动于衷。这又是为什么?

     看得出来,围绕着李庄案的审判,重庆方面做足了“功课”。法学界也无法置身事外。庭审现场,有学者应邀旁听。12月30日的庭审持续到凌晨一点多。接近尾声时,在法庭楼上的一间可以通过视频直播看到庭审现场的会议室里,“有关部门”连夜召开法学专家座谈会。“有关部门”是哪个部门?深夜被叫来参加座谈会的西南政法大学教授梅传强告诉《南方周末》,是重庆市政法委召集的。第二天,《重庆日报》便刊出了庭审纪实和学者们力挺这次审判、批驳李庄及其律师在庭审中所提出各项质疑的发言摘要。基层法院的一次审判,直辖市的政法委亲自主导,星夜召集学者座谈,市委机关报第一时间为之造势。面对这一切,若还有人相信这样的审判以及后来重庆第一中级法院的二审有一丝丝审判独立、程序正义的意味,那实在是天真到可笑的程度了。

     问题在于,假如没有法律界的配合,这一出出司法闹剧又如何可以顺利上演?参与者也许会辩解说,在目前的体制下,个人即便内心有疑问甚至抵触,但是你如何抗拒这种压倒性的支配力量?诚然,这是一件十分纠结的难题。但是,在消极顺从与积极迎逢之间还是有着清晰的界限。某些受过严格法律训练的检察官那种罔顾法律概念,创造性地为一些非法行为背书的行为,实在令人齿寒,也可以说是法律教育失败的象征。

    这里还要特别表达对于重庆法学界某些学者的失望之情。如果说实务界由于身份困难而不得不听命于上峰的话,学者们却完全可以保持最低限度的独立性。对于践踏法治准则的行为,也许你不愿意发表直率的批评,但至少还有保持沉默的权利。世界不少国家的法律史表明,在维护法治基本准则方面,法律学界都承担着为实务界提供理论和知识后援的使命,同时也肩负着耶林所谓“为法律而斗争”的神圣义务。面对干预司法独立、违反法律程序、损害公民权利与自由的行为,学术界需要作出清晰而坚定的批评和抵制。但遗憾的是,一些学界同仁不此之图,反而在一审判决尚未作出的时候,就在官方报纸上集体合唱,发表对于五个程序事项一边倒的言论。你们可以看一下随后网络上各方人士如何评论,给学界尤其是西南政法大学带来了怎样的声誉损害。我不明白,促使诸位做这样事情的动机究竟是什么?

    最后,我要对重庆公安局王立军局长说几句话。2010年11月,你被西南政法大学聘为兼职博士生导师,我恰好也是母校的兼职博导(查简历,还获悉你也是北大法学院刑法研究所的研究员,足见我们的缘分不浅),所以这里不妨做些学者间的交流。虽然只是公安局局长,但由于重庆当局将“打黑”运动作为工作的重点,你的角色就特别凸显,可谓举足轻重。对于你主导的这场雷霆万钧的运动,我颇有一些担心。一是指导思想上如果存有净化社会的观念,结果可能是危险的。人性总有某些无从改变的特性,一个健康的社会也许只能对于某些人性的弱点采取容忍的态度。况且秩序与自由有着内在的紧张,过于重视秩序,未免偏于一端,令自由受到减损。

    第二,尽管我们都痛恨黑社会,也赞成以法律制裁这类犯罪行为,不过还是要看到,黑社会在重庆能够发展到你们喜欢声称的那种可怕程度,那一定是我们的“白社会”出了严重问题。例如司法不彰,企业界只好依赖法外手段保证交易安全。打黑固然必要,但治本之策却是健全政府依法行政和司法正义的相关制度。

     第三,假如政府在惩罚犯罪的过程中使用非法手段,例如刑讯逼供,剥夺嫌疑人的诉讼权利,甚至让那些从事刑事案件辩护的律师提心吊胆,朝不虑夕,势必会带来严重的后患。政府用非法手段打击犯罪令人产生某种不好的感觉,那就是“以黑制黑”,强权即公理。而且,过于严厉的惩罚损害了人们的平等预期,对国家心存怨恨的已决犯亲属以及将来出狱的人们将形成一股可怕的反社会力量。多年来,很多非常恶性的犯罪的作案者都是此前“严打”中受到过于严厉打击的刑满释放者。你从事公安工作多年,对此一定有比我更多的了解。

    第四,尽管在现行体制上,公安机关具有超越司法的强势,但是,你作为一个兼职法学博士生导师,我相信一定会理解,法治国家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警察权要受制于司法权;公安需要尊重司法权,要接受检察机关独立的监督和审查,要维护法院和法官的独立性。其实,尊重独立司法对于手握大权的人一样重要。文强在炙手可热的时候根本不会意识到这种独立性的价值,但一旦沦为阶下囚,他也许幡然醒悟,深刻地感受到,没有独立的司法,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

    各位同仁,我在写这封信的时候,时时会想到死亡这件事。虽然相关数据没有全部公布,不过自从“打黑”以来,文强之外,在重庆还有不少人被判处死刑。人都不免一死,由国家公权力剥夺一个人的生命毕竟是很重大的事情。在网上看到你们的城市组织市民唱“红歌”的图片,真是红旗招展,满目赤色。旗帜的颜色也是血液的颜色。“唱红”与“打黑”两者行为都以同样的颜色铺陈渲染,令人不禁产生复杂的联想。不过,无论是权倾一时者,还是屈辱偷生者,生命注定是朝向死亡的。那些死刑犯不过比活着的人早走一些时日。砍头和枪杀都会留下可怕的伤痕,不过,那却是一种无需治疗的创伤。古希腊伟大的戏剧家索福克勒斯对此看得很清楚,容我把他的诗句作为这封信的结语吧:

    等冥王注定的命运一露面,那时候,没有婚歌、弦乐和舞蹈,死神终于来到了。

    一个人最好不要出生;一旦出生了,求其次,是从何处来,尽快回到何处去。等他度过了荒唐的青年时期,什么苦难他能避免?嫉妒、决裂、争吵、战斗、残杀接踵而来。

    最后,那可恨的老年时期到了,衰老病弱,无亲无友。愿各位幸福,并致法治的敬礼!

     2011年4月12日

 

 




发件人:"李延明" <liymbj9206@126.com> 2011-04-10 16:11:41 +0800收件人: "仲大军" <zdjun@263.net>抄送:标题:台湾人不想统一和社会制度无关

台湾人不想统一和社会制度无关

龙应台

    台湾人已经习惯生活在一个民主体制里,而民主体制落实在茶米油盐的生活中,意思就是:他的政府大楼是开放的,门口没有卫兵检查他的证件。他进出政府大楼,犹如进出一个购物商场。他去办一个手续,申请一个文件,盖几个章,一路上通行无阻。拿了号码就等,不会有人插队。轮到他时,公务员不会给他脸色看或刁难他。办好了事情,他还可以在政府大楼里逛一下书店,喝一杯咖啡。咖啡和点心由智障的青年端来,政府规定每一个机关要聘足某一个比例的身心残障者。坐在中庭喝咖啡时,可能刚好看见市长走过,他可以奔过去,当场要一个签名。

    如果他在市政府办事等得太久,或者公务员态度不好,四年后,他可能会把选票投给另一个市长候选人。

    他要出国游玩或进修,是一件极其简单的事,不需要经过政府或机关单位的层层批准。他要出版一本书,没有人要做事先的审查,写作完成后直接进印刷厂,一个月就可以上市。他要找某些信息,网络和书店,图书馆和各级档案室,随他去找。图书馆里的书籍和资料,不需要经过任何特殊关系,都可以借用。政府的每一个单位的年度预算,公开在网上,让他查询。预算中,大至百亿元的工程,小至计算机的台数,都一览无余。如果他坚持,他可以找到民意代表,请民意代表调查某一个机关某一笔钱每一毛钱的流动去向。如果发现钱的使用和预算所列不符合,官员会被处分。

    他习惯看到官员在离职后三个月内搬离官邸或宿舍,撤去所有的秘书和汽车,取消所有的福利和特支。他习惯看到官员为政策错误而被弹劾或鞠躬下台。他习惯读到报纸言论版对政府的抨击、对领导人的诘问,对违法事件的揭露和追踪。他习惯表达对政治人物的取笑和鄙视。

    如果他是个大学教师,他习惯于校长和系主 任都是 教授们选举产生,而不是和“上级长官”有什么特别关系;有特别关系的反而可能落选。他习惯于开会,所有的决策 都透过 教授会议讨论和辩论而做出。有时候,他甚至厌烦这民主的实践,因为参与公共事务占据太多的时间。

    他不怕警察,因为有法律保障了他的权利。他敢买房子,因为私有财产受宪法规范。他需要病床,可以不经过贿赂。他发言批评,可以不担心被报复。他的儿女参加考试,落榜了他不怨天尤人,因为他不必怀疑考试的舞弊或不公。捐血或捐钱,他可以捐或不捐,没有人给他配额规定。

    他按时缴税,税金被拿去救济贫童或孤苦老人,他不反对。他习惯生活在一个财富分配相对平均的社会里;走在街上看不见赤贫的乞丐,也很少看见顶级奢华的轿车。他习惯有很多很多的民间慈善组织,在灾难发生的时候,大批义工出动,大批物资聚集,在政府到来之前,已经在苦痛的现场工作。

    当然,我绝对可以同时举出一箩筐的例子来证明台湾人“进化”的不完全:他的政客如何操弄民粹,他的政治领袖如何欺骗选民,他的政府官员如何颟顸傲慢,他的民意代表如何粗劣不堪,他的贫富差距如何正在加大中……台湾人本来就还在现代化的半路上,走得跌跌撞撞。

   海峡两岸,哪里是统一和独立的对决?哪里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相冲?哪里是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的矛盾?对大部分的台湾人而言,其实是一个生活方式的选择,极其具体,实实在在,一点不抽象。

 

 

 

From: "szjyxr" < szjyxr@163.com >To: "starkling" < starkling@163.com >Cc:  "zdjun" < zdjun@263.net >, Sent: 2011-04-14 20:28:38 +0800Subject: 回复:Re:请注意辩论规则 boxun.com)

茅于轼一派超低水平胡言

施晓渝

    茅于轼最近的文,“卡扎菲爱他的人民,但是。。。”,我看了气不打一处出不已,完全是一派超低水平的胡言。在文中,茅自以为高明,用说反话,指桑骂槐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思想,其实他表达的观点又老套又陈腐。

     一,茅在其文中说所谓的西方势力煽动颠复纯属子无虚有。我驳如下: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莫需有”亦可定罪,没有西方势力煽动颠复要编一条罪也易如反掌,茅扭着这些辩是辩不完的,可以说是扭着枝节问题辩,纯属误导。

    二,卡扎菲为人民服务不得好报,茅说:“卡扎菲很爱他的人民,这是毫无疑问的。他把国家石油收入的大部分用于百姓的福利。…….把政府的收入大部分用于百姓的福利,而且昼夜操心,为百姓谋幸福,为捍卫国家的主权独立而奋斗,还为百姓之间的纠纷主持公道。……..他们如此关心百姓,理应受到百姓的爱戴。…….现在的独裁者并不是只顾个人享受的帝王将相,他们是有理想的人,是负责任人的人。……..但是他们的确是为人民服务的。“现在百姓要的主要不是生活福利,而是平等自由”我驳,茅夸大了民主自由理念,文化的作用,其是追求民主自由是虚幻的有闲人的事,其背后或其基础的利益才是真实的。从理论上讲,人生活满意是不可能造反的,只不过统治者不可能使人们满意。不满意的造反总是有的,如群体事件,专政水平和造反水平才是关健的。这里有个右派和民派的根本区别,争取民主从解决社会不公开始还是从结决制度问题下手。事实上,在你觉得自己的一切不幸都是社会制度造成的时候,你这辈子已经完蛋了一大半,你要是开始维权讨个说法,你这辈子另一半也没有了。

    另,茅好像有暗示民主人士为人民服务不得好报。我驳如下:靠埋怨没用,干不成是自己做得不到位。

    三,茅说,“现在百姓要的主要不是生活福利,而是平等自由。……..利比亚人民生活并不差,他们缺的是人权。”,”中国人改革以来的生活改善,其速度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别的国家。“。茅于轼这点跟辛子陵,刘晓波等一样,吹捧我国比我党还凶。连我党都说我国民生和经济是问题重重,他们却说得好得不得了。

    四,茅说,“独裁者都把独裁看作是神圣的“。我驳,个体总有利益偏好的趋势,这根本不是个认识问题,而是个办不办得到的问题。

    针接受茅氏迷奸粉者,本文送一包醒脑剂: 1、任何独裁者都不可能为人民服务,其第一要务是独霸并扩大手中的私权,给民众些许福利,不是出于良心,而是出于稳固私权的需要。(茅说的卡扎菲所捍卫的“国家主权”,实际上是卡扎菲的个人私权。) 2、任何独裁者都是最贪婪的,最血腥的,他们把人性中的阴暗、奸诈、毒辣、残忍发挥到极致;他们的人性中友善的一面,只对亲族和亲信,而对待异议者,并不讲人性。 3、独裁者中有的人,也并不是不懂现代国家理念(当年《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上关于民主自由的言说,比当今的“自由派”人士深刻有力百倍),但出于巨大的政治经济利益上的考虑,根本不会践而行之。 4、民主自由的希望,不能寄托于独裁者。

    对于被奸淫后的受孕者来说,本醒脑剂也是打胎良药,赶快流产吧,不要生阿斗! 茅那篇东西,是新制售的蒙汗药!他把对独裁者的道德赞美,包裹在民间话语圈里否定专制的言论中,让人们把社会的希望寄托在独裁者的人性上。所以,此毒药具有迷惑性。近日忙,抽空再驳此厮。

 

 

 

卡扎菲爱他的人民,但是......

天则经济研究所 茅于轼

2011-04-11

  卡扎菲很爱他的人民,这是毫无疑问的。他把国家石油收入的大部分用于百姓的福利。全国百姓都享受免费医疗,甚至出国看病的费用也能报销,而且住房不要钱。百姓生活得很满足,而且一年比一年好。他爱百姓,可是百姓不领情,还要造他的反。卡扎菲百思不得其解。最后他找到的答案是西方国家在幕后煽动,否则这事绝不可能发生。
  
  这是一切独裁者的共同思维方式。他们不但把政府的收入大部分用于百姓的福利,而且昼夜操心,为百姓谋幸福,为捍卫国家的主权独立而奋斗,还为百姓之间的纠纷主持公道。他们如此关心百姓,理应受到百姓的爱戴。现在百姓忽然要造反,对他们来讲非常不可思议。现在的独裁者并不是只顾个人享受的帝王将相,他们是有理想的人,是负责任人的人。当然他们也不是理想的君子,思想很复杂。但是他们的确是为人民服务的。卡扎菲很有把握地说,他受到人们的拥护和爱戴。这是他的真心话。他这样忠心耿耿为人民,现在人们反而造起反来了,他完全无法接受。最后他判断完全是西方敌对势力的所作所为。外面人往往以为,说造反派是受了境外敌对势力的煽动,完全是无中生有,是故意歪曲,恶意栽赃。其实并非如此,独裁者不是故意栽赃,他们真是这样想的。不光是卡扎菲,大多数的独裁者都是这样想问题的,因为找不到别的理由。可是他们得出了远离实际的答案。造反是完全自发的,和外国人无关。
  
  正因为卡扎菲深信人民是爱他的,所以当有人反对他时他对这些忘恩负义的人格外痛恨,必欲除之而后快。所以手段特别狠毒,不惜下毒手杀人。不光是卡扎菲如此,一切独裁者对待民间的反政府力量都如此。他们认为杀掉的都是坏人,至少也是不知好歹的被坏人利用的人,所以毫不手软。
  
  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为什么为人民服务而得不到好报?为什么民间反政府人士认为自己是从事正义和高尚的事业,而独裁者认为这些人是忘恩负义,无理取闹,或被人利用。
  
  我认为这里的原因是统治者对国家治理性质的误解。他们不懂得,正如我国宪法上写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宪法总纲第二条)”,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统治者只不过是受人民委托临时管理国家的。卡扎菲不懂得,石油本来不属于他的,而属于全体人民的。他无权决定石油收入该如何分配。之所谓给百姓的恩施本来就是人民应该得到的。他未经百姓同意而私自占有的那部分实际上是贪污了百姓的财产。这样的认识和卡扎菲的认识完全是对立的。判断的绝然相对立,焉能不发生冲突。

  统治者更不懂得人与人平等的人权观念,自以为统治者高人一等,百姓只能听他摆布,不许可有任何自由平等的想法。如果想要和统治者平起平坐,那就是大逆不道。尤其是绝不允许百姓选择别的统治者,铁打的江山要千秋万代传下去。自己死了由儿子接班。从秦始皇开始,天下的独裁者无一例外。

  统治者的野心越来越大,不但不许百姓越轨行动,连类似的想法都是绝对不容许的。所以在这些国家里都关押着良心犯。他们并非存心反政府,只是要求自由平等。可是独裁者决不允许任何人和自己有平等地位,他们把自己塑造成超人的形象,是真理的发现者甚至能够创造真理,是真理的化身。他们的话就是教科书,一开口就是百姓学习的材料,而且他们的讲话就是法律。毛泽东有红宝书,卡扎菲有绿宝书,都是教百姓如何做人的。他们进而想统治百姓的思想,防止妖言惑众,搞出版审查制。于是和百姓的冲突越来越频繁,不知不觉变成了广泛的社会冲突。中国古代的皇帝都认为天下都是自己的,每一寸土地他都有权支配,任何一个老百姓他都有权指挥。现代的独裁者也这样想问题。

  百姓起来造反,在独裁者看来是破坏国家安定,绝对不利于国家和百姓,要把他们消灭于萌芽状态。但是消灭不了,形势越来越严重。于是维稳压倒一切,别的统统都被压倒了。法律的尊严,社会的正义,都得让位于稳定。社会的扭曲越来越严重,维稳越来越困难,倾全国之力还觉得不够。维稳以百姓为对象,有庞大的队伍,充足的预算(来自于百姓的纳税)。这些人拿了政府的待遇,当然要为政府做事。首先是寻找可疑的敌人,结果把本来不是敌人的人也看做可疑分子,限制他们的自由。维稳到此不但没稳定,反而增加了敌对情绪。弄得风声鹤唳,手忙脚乱。结果就是进一步增加维稳的力量和经费,增加维稳的人员,形成正反馈,越搞越紧张。政府靠自我绕不出去,陷入恶性循环。

  独裁者始终不明白,现在百姓要的主要不是生活福利,而是平等自由。利比亚人民生活并不差,他们缺的是人权。也有些学者认为利比亚动乱是地缘政治造成的。所谓地缘政治就是各大强国在当地瓜分势力范围。这一说法非常牵强附会。参与游行的百姓根本不懂什么地缘政治。他们自觉参与到游行队伍中,是因为自身的感受,是因为人权得不到保障。参与游行也不是因为生活问题。中国人改革以来的生活改善,其速度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别的国家。现在中国政府以为改善民生可以缓解社会矛盾,所以下一个五年规划以民生为重点,而忽视政治改革。这样一条路很可能是看错了方向。
  
  独裁者还把国家看得至高无上,因为他们代表着国家。国家至高无上,其实就是他们自己至高无上。至于百姓,那是无所谓的。所以在他们的眼里主权高于人权。为了主权可以牺牲人权。国家如果受威胁,必要时可以无视人权。这次利比亚动乱,国家受到威胁。这个威胁来自反对派的百姓。为了消除对国家的威胁,可以消灭参与动乱的分子。所以卡扎菲动用军队杀死参与反政府活动的百姓,从而引起国际干涉,联合国通过决议在利比亚设禁飞区。禁飞区显然侵犯了国家的主权。为了保护人权,国际社会有权这样做。其理由就是人权高于主权。国家的主权之所以重要,因为它可以保护人权,抵抗外来的侵犯。反过来,如果这个主权自己就侵犯人权,要这样的主权有什么用。

  在卡扎菲的眼中,联合国设禁飞区的决定正是西方在背后煽动的证据。西方国家先是煽动百姓造反,最后亲自出马干涉内政。拿这一点来看,卡扎菲是有道理的。人权思想,自由平等思想都渊源于西方。抵制西方思想的侵袭是许多东方国家领导人的目标。现在世界上的独裁国家都不在西方,都在逐渐西化的东方国家里。于是意识形态的冲突在所难免。可是最近发生在伊斯兰国家里一连串的事件说明,人权思想的确是普世价值。不论东方西方,也不论是什么宗教信仰都认可人权。这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连中国也不得不对设置禁飞区投了赞成票。因为否认人权,把主权看得高于一切,为了主权国家有权屠杀百姓,实在是说不过去的。不过在中国几千年的皇权历史中,任何反对皇权的人都要被灭三族,杀个精光。现在跟随世界潮流,这种认识已经基本上被否定。这是我们政治上的巨大进步。
 
  利比亚的事态还在发展中,结果如何还很难说。追求人权未必能够得到人权。搞得不好反而会破坏人权。如果利比亚陷入内战,双方都说为人权而战,长期流血冲突,国家陷于分裂,最遭殃的就是百姓。如何避免这种结果,双方都要有妥协和让步的思想准备。要真正把人民的利益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来考虑,党派的利益要退居人民利益之后。可惜的是理性往往不能战胜情绪,事情的发展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国家被拖入对一切人都不利的状态也完全有可能。


 

 

茅于轼第N代迷奸粉上市

苏中杰

    中国著名的迷奸粉制售商茅于轼的产品上市了,名称:《卡扎菲爱他的人民,但是……》。作为中国著名迷奸粉制售商,茅于轼的迷奸粉品种繁多,更新换代迅速。此前有《为富人说话,替穷人办事》、《只有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有可能变富》以及反对经济适用房和提高房价、水电价的等等家喻户晓的产品。但曾推出《要客观承认专制也有它的好处》那一代产品,低估了国人的抗药能力,药效不好,同时暴露了迷奸粉的配制方法和主要成份。这一代迷奸粉吸取教训,开拓创新,精制而成,特供为极权延命的合路同仁大量使用。

    技术指标:迷奸粉由香甜剂和毒化剂两部分构成。毒化剂是早已设定好的,不必准备,关键技术是香甜剂制作。这是诱饵,不香不甜,被奸污者是不愿吃的。所以,技术指标是:最大限度地满足受奸人的口味。

    香甜剂成分:这一代迷奸粉花了血本,使用了受奸人很喜欢而且常说着的东西,如称统治者为“独裁者”、“维稳”、“造反是完全自发的,和外国人无关”、“手段特别狠毒,不惜下毒手杀人”、“统治者更不懂得人与人平等的人权观念,自以为统治者高人一等,百姓只能听他摆布,不许可有任何自由平等的想法”、“如果想要和统治者平起平坐,那就是大逆不道。尤其是绝不允许百姓选择别的统治者,铁打的江山要千秋万代传下去。自己死了由儿子接班”、“统治者的野心越来越大,不但不许百姓越轨行动,连类似的想法都是绝对不容许的” ……

    毒剂成分:“卡扎菲很爱他的人民,这是毫无疑问的。” “他把国家石油收入的大部分用于百姓的福利。全国百姓都享受免费医疗,甚至出国看病的费用也能报销,而且住房不要钱。百姓生活得很满足,而且一年比一年好。” “他爱百姓,可是百姓不领情,还要造他的反。” “他们不但把政府的收入大部分用于百姓的福利,而且昼夜操心,为百姓谋幸福,为捍卫国家的主权独立而奋斗,还为百姓之间的纠纷主持公道。”“他们如此关心百姓,理应受到百姓的爱戴。” “现在的独裁者并不是只顾个人享受的帝王将相,他们是有理想的人,是负责任人的人。当然他们也不是理想的君子,思想很复杂。但是他们的确是为人民服务的。” “他这样忠心耿耿为人民,现在人们反而造起反来了,他完全无法接受。”

    昏迷中跟人家上床的逻辑:思考卡扎菲那么爱人民,人民为什么造他的反? 跟着上床的逻辑,接受这样的奸淫:独裁者是英明的,伟大的,负责任的,热爱人民的,是忠心耿耿为人民服务的,为人民谋幸福的。一句话,独裁者的政治道德是高尚的,个人品格是善良的,是值得老百姓信任的。

     他们的缺点只是对“国家治理性质的误解”,他们不懂得,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不知道人民要的是人权,不知道他是受人民的委托来管理国家的,所以未经百姓同意而私自占有的那部分实际上是贪污了百姓的财产。

    奸淫后所怀的胎儿:统治者那么高尚,那么善良,我们可以等待,或者是提合理化建议,让他们提高思想认识,懂得现代国家的一些道理,民主早晚会有的,人权早晚会有的! 利益一受损就维权,那不是搞动乱吗? 这样的胎儿如果生下来,就叫阿斗! 效果:延缓极权寿命的言论目的达到了。

 

 

 

发件人:"wujian" <wujian2004_3@hotmail.com> 2011-04-16 04:13:22 +0800收件人: "仲大军" <zdjun@263.net>抄送:标题: 感谢贵网刊登了我寄去的几篇文章。现在寄去两篇供参考。(2011/04/15)

中国现代化历程的回顾与前瞻

武坚

只有借助“现代化”的视角才能更深入地理解20世纪的中国社会运动。其中值得特别关注的是两个事件——甲午战争、五四运动,三个因素——列宁主义、毛泽东、文化大革命。

甲午战争的失败开启了中国的宪政运动。1895-1919年是中国人对宪政寄予厚望的时代,与其后的时代相比,也是中国的政治领导人最真心诚意实践宪政理念的时代:先是1895-1911年由满清贵族领导,其后是1912-1919年由北洋军阀领导。这段历史值得对于宪政感兴趣的中国人认真研究——为什么1895-1919年之间的中国宪政运动失败了?其中的原因对今后中国的宪政运动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1919年的巴黎和会和五四运动粉碎了宪政救国的迷梦,开启了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篇章。原本以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又实现了宪政民主,中国的精英阶层以为可以就此平等地跻身强国之林。然而巴黎和会上列强们的粗暴粉碎了中国精英们的一厢情愿。

“五四是从启蒙走向救亡的转折点,应该把新文化运动与五四事件明确分别开来。这样,为甚么会发生五四事件就具有特殊意义,因为它象征着本来只关心思想启蒙的知识分子走上街头过问政治。正是基于这一重大事件的冲击,新知识分子的主流放弃了自由主义而亲和马列主义。”[金观涛、刘青峰《五四新青年群体为何放弃“自由主义”?──重大事件与观念变迁互动之研究》]。

列宁主义是政党专制与民粹化相结合的理论体系,它对中国的民族主义转型和其后的发展具有巨大的影响。经过晚年孙中山改造的国民党正是借助于列宁主义的政党理论和社会动员理论取得了对北洋军阀的胜利,成为1927-1949年之间中国的领导力量。然而,与共产党相比,国民党无论在彻底实行政党专制方面、还是在有效掌控底层民众方面,都不如更为正宗的列宁主义政党——共产党。可以假想:即使1945年国共和谈成功,国民党与共产党和平竞争,最终的胜利依然属于共产党。

[附注:斯卡齐波尔(Theda Skocpol)发现(《国家与社会革命:法国、俄国、中国的比较分析》):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中国革命直接源于这三个国家统治阶级的无能,源于这三个国家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失败,源于这三个国家在世界体系中地位的下滑;三大革命的结果,是出现了三个全新的励精图治的统治阶级,是这三个国家的国力大为增强,是这三个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大幅度上升。埃文斯(Peter B. Evans )与斯蒂芬(John D.Stephens)认为(Handbook of Sociology,1988, p744):迟发展者“为了动员资本和压低工资,倾向于喜好专制政府”。国际环境“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条件”,对迟发展者尤其如此。“外部压力强迫各国寻求合适的军事组织结构,而军事组织结构又反过来重铸了国家的内部结构。国家内部权力分配的变化又影响未来的政策和统治方式”。]

对于一个后发国家来说,苏联提供了一个通过集权化取得超越性发展的范例,因此对于试图移植苏联模式的中国来说,就会产生“将社会领导权交给组织性更高、动员能力更强的领导集团”的选择结果,同时在这一选择过程中民众更看重该领导集团未来对民众承诺兑现的可能性(信用)——这就是民心向背的本质。毋庸置疑,基于上述两点(组织性和动员能力、承诺兑现的可能性),原本弱势的共产党得以战胜原本强势的国民党而取得领导中国现代化的权力。

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革命”进程展示了这样一种制度演进趋势:习惯于权威崇拜的中国人为了迅速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局面,自觉或不自觉地选择了以高效率和组织性著称的集权制度。对于中国人对集权专制的偏爱,不应该仅仅从沿袭中国等级传统的方面去理解,更应该从一个试图迅速改变积贫积弱局面的后发国家的领导人所面临的困境与焦虑的方面去理解。从普鲁士、苏联等国家迅速崛起的经验中,包括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等几代中国领导人看到了集权专制对一个试图迅速实现国富民强的后发国家所具有的巨大促进作用。即使在今天的中国,借助于强大政府的组织能力实现国家迅速富强的理念依然大兴其道。

概括而言,在自1912年到1949年的37年里,中国完成了两件大事:首先捍卫了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完整,建立起了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其次确立了建立在“道德优越+(军事)暴力优势”基础上的管治正当性原则——这一原则可以简称为“枪杆子+笔杆子”的“两杆子” 原则。“两杆子” 原则是对宪政原则的否定,它比宪政原则更适合解决“内敛化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在1924-1949年之间,正是这一原则的应用,使得占据“道德优越+(军事)暴力优势”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先后战胜其对手而取得政权(社会管治权)。在自1949年至今的六十多年里,这一原则的应用有效地维系了共产党政权的稳定。可以预言:只要中国的“封闭等级”社会结构和“内敛化”价值伦理不发生颠覆性的改变,未来中国的管治正当性仍将遵循着“道德优越+(军事)暴力优势”的“两杆子” 原则,而不会是宪政原则;同时也应该看到,越来越深入的全球化进程和越来越大的个人自主选择权将最终瓦解“封闭等级”社会结构和“内敛化”价值伦理,只有到那时,宪政原则才可能取代“两杆子” 原则成为构建管治正当性的基本原则。

[附注:在深刻理解了西方发达国家兴盛的真正原因和资本主义的扩张性对人类社会所造成的巨大威胁之后,我们至少应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对那些选择了集权专制的后发国家领导人的道义苛责,因为他们的选择可以部分地归结于传统观念的影响和理性有限性所造成的失误、部分地归结于面对强大外力压迫时的无奈和焦虑,之后的剩余部分才归结于领导者的个人缺陷。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够在抛弃对圣君幻想的同时深刻认识人性的内在矛盾和后发国家现代化的艰难。]

共产党之所以取得对国民党的胜利,毛泽东是一个关键因素。我们认为,应该在“20世纪中国现代化进程”这一背景下整体地、而不是局部地研究毛泽东,只有这样才能够合理地解释聚集在毛泽东身上的种种“有悖常理”的行为与思想。与其同僚(如陈独秀、张国焘、周恩来、瞿秋白、王明、张闻天等人)相比,毛泽东的一大优势是能够将原本分离的两个群体(底层民众和知识分子)有效地联结起来。形象地说,毛泽东是一个“脚踩在泥巴里、头伸进云彩中”的巨人,他比那些浮在半空中的知识分子同僚们更能赢得底层民众的欢心,这是他能够屡屡在党内斗争中获胜的根本原因。

[附注:集权制度最终能够造福于公众的关键在于“集中起来的权力由道德高尚的伟人所掌管”——这是宋明理学的核心所在、也是被传承至今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套用毛泽东的一句名言:当制度(政策)选定之后,领导人(干部)的选择就成为关键。然而,道德高尚的伟人在现实生活中或者难以寻觅、或者存在着能力缺陷,于是那些虽有道德瑕疵、却能力超强的强人就成为替代选择——这是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30年代前期由(公认的道德楷模)周恩来主政转变为30年代后期由毛泽东主政的逻辑。毛泽东取代周恩来,并没有改变20世纪中国革命所体现的一贯逻辑——强化注重道德优势的道德等机制(20世纪中国革命的正面意义也正在于此——道德优势取代了血缘优势而成为占据权力中枢的依据)。道德等级制并不排斥能力要素,而是在领导人的选择中赋予了道德(而不是能力)以更大的权重。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取代周恩来(以及包括张闻天在内的一干同僚)而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是因为:虽然与周恩来相比,毛泽东虽然有道德瑕疵(但绝不是巨大的道德劣势),但是有着周恩来所远远不及的领导能力,正是在对道德和能力的综合衡量后,“毛泽东取代周恩来”的转变才能够得到“全党的认同”——道德瑕疵更为明显、能力并不比毛泽东强的张国焘显然没有获得这样的“全党的认同”。]

毛泽东在本质上是一个有着民粹主义情结的专制者。如果以皇帝的标准来衡量,他是一个亲民的好皇帝——其历史地位或许应该与刘邦类似而高于朱元璋。由这样一个集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于一身的专制者来领导中国的现代化,既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时代的悲剧:当一个伟人被赋予了“拯救全民族命运”的巨大使命时,他也就同时被赋予了实现这一目标所必需的权力,但是基于人的理性有限性和自利本能,那些被赋予了巨大权力的个体很难能够控制自己谨慎地行使权力——无论是基于个人的私利还是基于伟大的正义。

[附注:长期的贫困与天灾、战争所造成的大量非正常死亡是中国人持久的集体记忆。在这种记忆的引导下,中国人形成了弱者的生存逻辑:借助于强势人物和组织的道德感召和暴力强制,将众多个体的微薄剩余聚集起来,或者用于对少数有天赋的后代实施精英教育、以期借助这些精英的智慧为长期处于贫困的民族寻找到一条富强的道路,或者投资于“虽然有着美好盈利前景、但实现的可能性甚微”的事业、以期赌博式地获得财富的大幅增加。(所谓“赌博式”的方式是指期望通过极少的原始投入获得远远超过投入的巨额回报。尽管获得巨额回报的几率是如此的小、以至于可以忽略不计,但是相对于坐守贫困而言,至少这种“赌博式”的方式仍可称得上是在缺少其它有效选择情况下的“唯一积极行动”。)但是,人性的自利本能使得那些被众人寄予了殷切希望的少数精英背离“为民族、公众寻找幸福之路”的初衷,而成为狭隘的自私之徒;有限的理性(认知)能力和普遍欠缺的合作意识使得当初预期具有“美好盈利前景”的事业成为劳而无功的空耗,从而留下为后人留下更多的怨恨。我们认为,这是过去一千多年的历史型塑出的中国式思维与行动的逻辑,也是影响20世纪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传统因素。缺少这一维度的分析,将难以理解造成中国现代化路径迥异于欧美国家的内在原因。]

毛泽东现象是中国专制制度与现代化运动相结合时代的产物,剖析毛泽东现象首先需要剖析中国专制制度与现代化运动对20世纪中国的影响,在此之后才是对毛泽东本人的研究。脱离了对时代背景的深入剖析,将不可能理解毛泽东现象背后所蕴含的、复杂的必然性困境。

[附注:综合的社会学是从对意义的理解发展出来的。它通过一个去中心化的过程,寻求进入他者的主体性,为的是从内部去“理解他人”。这样的一种方法必然是错综复杂的。它需要某种同情。理解并不是宽恕。理解极端行为的基本原理以及它所具有的互动性质,并不意味着要淡化或原谅这种行为。分析者必须超越现实状况的束缚,必须超越那些使其心安理得却无益于知识和讨论的既定想象。分析者要尽力去理解当事人的环境,把个人的行为与集体的历史联系起来。试图(置身于当事人的氛围中)“理解”而不是(站在后人的立场上) “解释”,意在强调理论化和范畴化的局限,后者通常只是对事后分析所重构的过程作出部分的、两可的、权宜的说明。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理解”必须避免泛道德化,避免“善”与“恶”相争的二元论观点。]

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一个最根本的挑战是:以小农经济-家族体制为基础的社会结构和长期养成的社会心理不适应社会化分工广泛开展的现代社会,改变社会心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与国家技术现代化的紧迫感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短期难以弥合的矛盾,因此在中国这样一个长期浸染小农经济-家族体制氛围中的国家里,致力于短时间内实现赶超式强国目标的国家领导人必须设计出一套抑制依附于小农经济-家族体制的传统心理(有私德、无公德)的制度。苏联的经验就是借助于政府的强制力在全社会建立起公有制(亦即名以上的国家所有制、实际上的政府所有制)。在经历了20世纪前半叶不成功的现代化历程之后,这种借助于政府强制力的公有制自然成为“新中国”领导人的首选。

毛泽东时代的诸多激进政策出自普遍存在于中国的“对国家安全的担忧和试图加速现代化的急迫”。“从上个世纪(指19世纪——引者注)末开始, 中国社会的统治阶层和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一直集中关注的是‘变法’的问题, 要‘改造中国’, 变法是为了‘图存’, 为了‘球籍’, 为了使中国能够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强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毛泽东语)。一个多世纪以来, 这个问题以各种方式自觉或不自觉地延续着, 改良、维新、革命、战争、改革无不打上这一烙印。即使本世纪末最后二十年中国的改革开放, 也是这一历史的延续, 是这一梦想的延续。”[苏力《二十世纪中国的现代化和法治》]行为和语言的激进源于内心的巨大压力——意愿与现实之间存在巨大反差的结果。激进导致焦虑、狂躁、绝望、缺乏耐心和不信任感。主导20世纪现代化进程的主旋律是激进——无论是宪政、土改、工业化、乃至反封建,无不是充斥着激进主导下的焦虑、狂躁、绝望、缺乏耐心和不信任感。

[附注: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充斥着对个体生命价值的漠视、对成为殉道者的憧憬,这是中国人在利益纷争中缺少妥协意识、不惜武力抗争的社会心理根源,也是支撑“兼具传统文化继承者和叛逆者双重身份”的20世纪中国领袖人物们思想与行动的价值观。]

如果用一句话概括毛泽东在1957年之后的行为,就是:凭借对中国社会的了解,找到了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源;然而由于自身知识结构和经验的缺陷,并没有找到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有效方法。之所以如此,是由于目标、手段、对象之间的错位——毛泽东(以及以毛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集团)在一个致力于现代化的社会里,试图用前现代的手段解决后现代的问题。

[附注:阿里夫•德里克在题为《全球化与毛泽东的发展理论》的文章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富有远见的发展理论, 能够避免当前世界上主导性的发展模式的很多弊病。这种理论关注自力更生、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以及平等和公正的社会关系的建立。今天中国要解决全球化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 如对全球市场的过多依赖, 阶层不平等、性别不平等以及城乡不平等和地区不平等加剧和生态危机等问题, 需要重视毛泽东在发展理论上的、有远见的思想。]

毛泽东凭借伟人的睿智洞悉了现代化(扩张主义的欲望放纵、官僚等级制度、霸权与国家间的不平等)的诸多弊端,于是出现了“在尚未完成现代化的中国借助于前现代的手段(匍匐于伟人面前的众生平等)试图完成在后现代化阶段才应该实施的任务(抵制扩张主义的欲望放纵、瓦解官僚等级制度、反对霸权主义)”的怪异现象(文化大革命)。

[附注:对于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特别是57年反右之后诸多行为的评价,应该置于20世纪中国现代化的大背景之下。如果希望对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进行深刻的研究,就不应该将研究的视野仅仅限定在毛泽东个人,同时应该将现代化和中国文化传统(价值观、社会心理)这些因素容纳进来,只有如此,才能够理解产生毛泽东的社会环境与文化土壤。如果意图指责毛泽东时代的晦暗,那么被指责的对象不应该仅仅是毛泽东个人,也应该包括导致毛泽东能够集权专制的那些因素——权威崇拜、他主人格、依附惯性……。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论断。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研究历史的学者不应该夸大任何个人的历史作用——无论是正面的神化、还是负面的谤毁,而使得作为历史主体的人民得以免除应有的评价。]

毛泽东对中国政治文化的弊端(官僚集团的腐败、知识分子的教条)有着较其同事更为深刻的认识。然而,基于知识结构和个人经验的欠缺,加之对列宁主义和苏联模式的理想化,使其为中国制定了一条“改造人性”而不是“顺应人性”的发展道路。这是毛泽东个人的悲剧、更是中国社会、中国文化的悲剧。

[附注:基于对中国政治文化的洞悉,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树立了两个意欲打倒的对立目标——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此后如何打倒这两个对立目标一直成为影响其思想、行为的主要因素,并最终引发文化大革命。反对经验主义在本质上是反对官僚集团。正是基于反对官僚集团的目的,加之毛泽东受个人斗争经验和传统中国文化的影响而拒绝民主选举机制,于是催生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反对教条主义不能仅仅理解成为毛泽东“‘反智’情结的体现”,而应该理解成为对中国知识分子普遍存在的“脱离社会实践和现实生活”的反感和抵触。对此问题的理解或许需要借助“实用主义之于美国发展”的历史比较才能够较为深入。]

“通过改造人性实现改造社会”的乌托邦方式决定了“文化大革命必然以失败告终”的悲剧性命运。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暂时平抑了中国人理想主义的狂热,这为邓小平等人推行功利性务实政策扫清了思想障碍。八九年的六四事件进一步瓦解了中国人的集体主义情结,从此中国人走上了极端功利的“个体化逃生”之途。

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的领导集团始终面临着一个现实的问题——如何在“确保人数众多的贫困阶层的生存”和“鼓励精英阶层的致富欲望”之间达成平衡,因为在中国,“生存保障权”与“自由发展权”之间存在着冲突——在一个封闭的、缺乏对外扩张能力的社会里,自由发展的结果只能导致原本贫困的阶层更加贫困(这一点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10几年实践中得以充分的验证)。因此,为了保证现代化过程的顺利实施,中国的领导者必须在制度上寻求一个困难的平衡:既要鼓励精英阶层的致富欲望、通过他们的努力实现国家现代化,又要确保贫困阶层在此过程中得以获得基本的生存资源。领导者的个人偏好导致了对这一困境的不同选择倾向:具有强烈民粹主义情结的毛泽东采取了“高度平等、低度自由”的路线(这是他与具有精英主义情结的刘少奇关于“路线”之争的本质);经历了毛泽东路线失败的邓小平等人,更注重精英阶层的作用,因此选择了“低度平等、高度自由”的路线,同时为了化解贫困阶层的愤怒而制造出“先富带后富”的致幻剂。但是在今天,鼓励精英阶层致富欲望(即“高度自由、低度平等”)的邓小平路线面临着“由于贫富分化而难以持续”的困境。

在促进现代化与确保贫困阶层生存之间的困境是任何一个后发的人口大国都难以避免的挑战,它的本质是“现代化内生的扩张性”与“后发国家缺少扩张空间”之间的矛盾。在人类社会面临扩张极限的时代,这一矛盾的最终解决不在于沿袭既有的现代化路径(即“通过快速的发展解决问题”)——因为这种快速发展的结果如果不是进一步激化本国的贫富对立、就是需要通过扩张将本国矛盾转嫁给其他国家,而在于确立后现代的价值观和发展模式——尽管到目前为止尚未有值得借鉴的成功经验。

20世纪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可以粗略地采用以“经济-政治”、“封闭-开放”为两个坐标轴的体系加以表述:1895-1927是一个政治相对开放(实施宪政)、经济相对封闭(缺乏与宪政制度相适应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其结果是过于超前的政治开放导致管治软化、经济自主权逐渐丧失;1928-1956是一个战乱频生的时代,也是一个试图改变“政治相对开放、经济相对封闭”困境的时代,其间的战争因素多次瓦解了中国自主转向的可能性;1957-1978是一个尝试“政治与经济双重封闭”的时代,这种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名下的尝试所导致的结果是“再一次证明封闭体系难以抗衡开放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攻击”,从而导致领导层的强烈危机感;1979-2009(?)主要基于领导层的强烈危机感而导致经济领域的渐进开放,与此同时为了维持稳定而选择了政治相对封闭(即政治制度的改革滞后于经济制度的改革),由于经济的开放与政治的封闭之间蕴含着本质的对立(政治的封闭在本质上具有抑制自主创新的功效、从而最终抑制经济开放的动力),由此对立而导致的诸多社会问题会使“经济开放与政治封闭”相混合的“精英化”策略在不远的将来难以为继。

未来的预测:第一种可能是,在管治正当性的压力下重新开启政治制度的变革、以使“经济开放与政治开放”相适应,但是长期来看,即使采取政治开放的策略,中国经济的开放依然可能由于“资本主义制度在全球面临扩张的极限”而遭到打击、甚至逆转;第二种可能是,如果没有清晰、稳健的改革思路和策略,未来的政治制度改革将可能造成类似1895-1927之间的“社会混乱”,与国内和国际现实相脱节的理想(激进)主义将会导致灾难;第三种可能是,在一定程度上回归“政治与经济双重封闭”的时代,但是这一方案难以解决“封闭体系难以抗衡开放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攻击”的现代化挑战。

附录: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一种划分方式

1839-1864,重大事件: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原因与结果:抗拒西方侵入的努力与失败、社会内部矛盾的激化。

1865-1895,重大事件:洋务运动、甲午战争。原因与结果:政府主导的“经济领域有限开放与政治领域、文化领域保守”相混合策略的尝试与失败。

1895-1927,重大事件: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晚清宪政、辛亥革命与民国建立、袁世凯称帝、民国宪政、五四运动、军阀混战与国民党北伐。原因与结果:对政治改革的犹疑和不彻底导致领导集团的频繁更替,自由主义和宪政运动从兴盛到衰退,民族主义与威权专制确立主导地位。

1928-1956,重大事件:国民党统一中国、抗日战争与结盟美国、国共争执与国民党的溃败、依附苏联与抗美援朝战争。原因与结果:资本主义与国民党统治的失败导致在现代化压力下的发展模式(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转换、依附对象(美国或苏联)转换、管治方式(威权或极权)转换。

1957-1978,重大事件:社会主义改造与大跃进、与苏联关系恶化、反“右”与文化大革命。原因与结果:隐含在意识形态争端之下的民族主义导致重归封闭、封闭条件下现代化(自力更生)的尝试与失败、国家领导者之间的“路线”争执。

1979-?重大事件:重新结盟美国与对外开放、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六四事件与政治改革停滞。原因与结果:确立政府主导的“经济领域对外开放与政治领域、文化领域保守”相混合策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坚持共产党领导)。

2008年10月27日 完成初稿
2009年06月19日 第一次修改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1-04-11 11:23:08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标题: 天安门广场的政治地理学

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关于天安门广场的政治地理学

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  丁耘

2011-04-07

    (作者声明: 此文发表于《社会观察》2011年第4期。发表时做了较大改动。这里的是原版。援引时请以此版为准。)

    天安门广场无小事。2011年1月11日,一座总高为9.5米的孔子青铜雕像在国家博物馆北广场落成,面临东长安街,与天安门城楼遥遥相望。2011年也是辛亥革命爆发一百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斯时斯地斯人,不免引起丰富的遐想及争论。雕像落成一个多月了,争论仍在继续。

    天安门广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理象征。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中国共产党自称是五四精神真正的继承者。这个党在它的历史上,直接或间接地支持过对儒家发动规模与激进程度不一的批判。中国共产党得以成立的那套“主义”中蕴含着对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与中国政治的系统看法,这些看法与儒家之间的难以并立好像是非常明显的。而正是这个党领导着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那么,在新中国的心脏地带出现了旧中国圣人的雕像,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有一点是清楚的,执政党正试图更积极地看待、甚至学习孔夫子。这一过程由来有渐,从孔子学院的命名,到中央媒体推波助澜的国学热,再到京奥会开幕式丰富的儒家寓意,早就可以发现此类征兆。因此,孔子像在国家博物馆门前的出现,不说水到渠成,亦非全然匪夷所思。然而,关于孔子雕像的争论风头颇健,甚至盖过了不无宗教冲突意味的“曲阜教堂”事件,更吸引了不少左翼知识分子与儒家直接论战。这当然是因为,天安门广场是国家的政治中心。前此种种征兆不过是文化上的,进驻广场则带有明显的政治意味。

    左翼或者以为,和“西化普世派”曾想树立的那尊“民主女神”一样,合法地出现的孔子雕像同样构成了对天安门广场既有政治图景的挑战——甚至更加危险,因为不是什么民间反对派,而是执政党自己在同儒家眉来眼去。而儒家方面在欣喜之余,亦有扩大战果的表示。某位突然披上传统外衣的西化派(此类新奇人物近年颇多)直白地说,孔子目前还只是静候入场而已。更有网络儒生的激进意见,可为此做注脚:孔子像应该立到天安门广场的中央去——这就是说,应该取代人民英雄纪念碑或者毛主席纪念堂的位置。

    事情很清楚了,执政党对儒家的温和肯定,换来的是西化派顺势以儒家的名义(近年西化牌有时已不如传统牌灵光)诱逼执政党进一步否定自己的历史乃至纲领。作为回击,左翼明确拒绝向儒家做任何妥协,大有再来一次评法批儒运动之势。只要执政党尚未成功地构建一种明确、睿智而系统的意识形态将孔夫子、毛泽东以及改革阶段这些看似矛盾的历史形态融会贯通,就无法根除诸如此类的争论。

     争论的双方看似立场截然相反,其实共享了同一个前提:那就是儒家只能被用来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史与执政现实、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制度。西化派为推倒这一切不惜改头换面拥戴儒家,左翼为捍卫这一切不惜继承文革否定儒家。双方的看法、特别是双方共享的前提,都是值得检讨的。

     先看看激进左翼的言论。那些以为孔夫子与天安门广场格格不入的同志们大概忘记了,包括天安门在内的整个紫禁城建筑群,都是按照儒家的庙堂礼制传统构筑的。“国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庙”(《周礼.春官.小宗伯》)。刘敞云:“天子诸侯左宗庙、右社稷,皆夹治朝”(《周礼正义》引)天安门左右两侧的太庙和社稷坛虽已改为劳动人民文化宫及中山公园,但在天安门左前方兴建的革命历史博物馆与右前方兴建的人民大会堂,难道就没有共和国自己的宗庙与社稷的涵义?在这个基本按照儒家经义建造的地理环境里,在革命历史博物馆已然扩建为国家博物馆之后,于广场边缘摆上一个孔夫子,作为整个中国历史的象征,难道有什么不妥吗?如果要说不妥,那是新中国以紫禁城一带为政治中心不妥在先。好在建国者们没有这种鲁莽灭裂的历史观,他们通过对天安门一带别具匠心的改造,明智地展示了何为“旧邦新命”。

    毛主席说过一句名言:“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加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建国以来,孙中山的肖像在某些重大节日庆典总是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作为这句名言的全面落实,增加孔夫子的雕像,又有什么可惊异的呢?有的左翼坚执毛在非正式场合“孔学名高实秕糠”的评论,试图彻底否定儒家,完全推到对立面去。这种打倒一切、自我孤立的做法在政治上是否聪明暂且不论,只需再次提醒激进左翼:在中共历史上对儒家的态度有过起伏,延安时期就比文革温和睿智得多。即使在否定儒家最为激烈的评法批儒时期,作为“法家代表人物”抬出来的不少重要人物如荀子、韩愈、王安石、王夫之等等,无论在自我理解和历史评价上,都是不折不扣的大儒。其他若干法家人物也同儒家有密切的联系。

    文革期间是把孔子作为特权世袭制度以及所谓奴隶主阶级没落文化的维护者加以批判的。但这样的孔子形象并不准确。这一切说明了,对儒家的理解切不可简单化。孔夫子的传统里包含了极其丰富博大的内涵。在漫长的中国史上的大多数时期,截然对立的政治思想派别都号称继承了孔夫子。儒家对大同之世的向往、对封建制的检讨、对统一的认同,在破除等级制度、培养高尚人格与探索仁政善治甚至革命原理方面对中国现代革命与建设的积极影响不可抹杀。你们对此不加辨别地一概否定,只能把对儒家的解释权拱手让给西化派。在这个问题上,执政党甚至西化派都比你们聪明得多。后者近年确实利用儒家图谋不轨,对此最好的回击,不是愚蠢地谩骂孔子,而是把他们对儒家的歪曲纠正过来。这是一个争夺历史归属、争夺文化正统的问题,决不可等闲视之。

    接着看看那些被西化派利用的儒门糊涂人。所谓孔夫子应该进驻广场中心的言论,即使在儒家传统里,也是不合礼法的。儒家提倡敬天法祖。在新中国的政治语境里,天、祖、君所对者当为历史必然、人民意志、毛主席与共产党。政治中心的地理象征当以这些为主。儒家的要义在于按孔子所传之礼各拜其祖,而不是对孔子本人大搞不合礼制的偶像甚至宗教崇拜。“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论语.为政》)。孔家礼制中凡涉及宗庙社稷等,所祭拜者当是祖宗神祇,焉有拜孔之理?在一些文教场所,把孔子作为适当的祭祀、尊崇、纪念对象当然并不为过,甚至应该提倡,但决不应当在国门之前。游夏之徒也绝不会把孔子神主置于鲁国观阙之前。“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礼记•檀弓上》),将纪念孔子的规格抬到等同于祖宗社稷的地步,这本身就是儒家应该反对的非礼之举。以为儒家应该成为拜孔的宗教,这正是对儒家最大的异端式歪曲。真正爱护儒家者,应当多读三礼,辨别儒家同异端的本质差别。

    至于在这次争论中摇唇鼓舌、空前活跃的西化派,本人别无他辞,唯引自由派祖师爷霍布斯的话供他们三思:“应当教导人民不要爱好自己在邻邦中所见到的任何政府形式更甚于自己的政府形式。同时也不要看到统治形式和自己不同的国家目前繁荣昌盛,因而见异思迁。”(《利维坦》第三十章)再忠告一句:为国之蟊贼犹自不可,奈何为道之蟊贼?以为超越国家就能把握真理者,实与尔辈切齿之极左造反派毫无区别。

    最后给国家提一点建议,既有尊孔之意,亦不必羞羞答答。道不过三代,法不贰后王。至少要以汉武帝对待汉高祖的态度、汉宣帝对待汉武帝的态度对待毛主席。要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立法按时纪念毛主席及其它已故领袖。天安门广场的中轴线内容不可改易,毛主席纪念堂不容拆除。最好在周围择地增建先贤祠与英烈堂,使中华民族的往圣先贤与英雄模范都得到隆重的纪念乃至祭祀。慎终追远,民德归厚。以此培养民众的历史归属感与道德崇高感,把我们和祖先在国家大礼中凝聚成一个生命感通的历史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将是中国认同的真正基石。这些祖先在我们心中的降临,也许才是祖国真正的神佑罢。

    2011年2月24日 草于 上海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1-04-10 15:19:05 +0800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抄送: 标题: Fw: FW: 王朔:我看艾未未抄袭事件

     艾未未有深厚的家庭背景,父亲艾青是三四十年代名重一时的诗人,曾任中国作协副主席(副部级干部,总理温家宝就曾公开朗诵艾青的诗《我爱这土地》来表达爱国之情:“为什麽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艾未未自己也是一位名气很大、很有影响力的艺术家。前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陈丹青称艾未未为“中国的安迪华荷”,更是一个坚持人性个性和追求自由的人,套用《人民日报》辖下《环球时报》的社论所言,他是“中国社会的特立独行者”。

我看艾未未抄袭事件

作家 王朔

2009-12-19

    最近在网上炒得沸沸扬扬的艾青之子艾未未抄袭西安艺术家岳路平作品一事,实际上我很久以前就知道了。艾未未用3000万元请1001个人去德国,作品的名字叫《童话》。艺术圈里的人都知道这件作品分别抄袭了岳路平的《艺术航班》、《1001夜》两件作品。

    这件事情在艺术圈中已经传了很久,只是没有人相信有人会捅这个娄子。因为大家都认为艾未未霸道十足,势力范围强大。不会有人敢挑战他,得罪他。虽然也有人认为他实际上是“纸老虎”,毕竟没有人敢开这个头。

    暴出这件事情的是一位参与过岳路平作品的艺术爱好者写的一篇文章,他的文章想要极力证明艾未未的抄袭行为,但是因为其中使用大量专业术语,一般人不太容易完全明白。因为我也一直关注这件事情,所以很容易了解其中的原委。

用3000万元放大岳路平的作品

    岳路平在去年9月份在上海的一个展览上面,用博客公开征集免费艺术航班幸运者。在现代艺术界,岳路平这种把观众用飞机转移到目的地的展览创新模式从来没有出现过。前面提到的文章里还找出英国文化大臣乔韦尔参与岳路平的这个作品的照片,用这张照片来证明岳路平这件作品的真实性。

    但是,由于经费有限,岳路平的计划仅仅运送了3位幸运观众。虽然人少,但是岳路平的独特的创意已经公开发布,应该得到尊重和保护。今年,艾未未用3000万元人民币来放大岳路平的这件作品,实际上是一种艺术寡头的流氓侵权行为。

    艾未未不但用资本放大了岳路平的艺术航班的创意,而且更加无耻的是,在选择的人数上也抄袭了岳路平另外一件作品《1001夜》。岳路平在2004年就跟著名摇滚乐手张楚一起合作,在911之后的第1001天,在西安做了一个《1001夜》的展览;2005年,岳路平在伦敦再一次以《1001夜》为主题实施他的另一件作品:收集1001位普通人的故事。在公开发表的新闻上,对岳路平的作品介绍不断提到“童话”的概念。艾未未的抄袭作品竟然也使用了“童话”作为他的作品标题。

    这些事实一直让艺术圈的人百思不得其解,公开发表,而且有英国文化大臣、著名摇滚乐手见证的作品,既然被赤裸裸地抄袭。

    被抄袭作品是多年坚持的结果,艾未未抄袭作品是“拍脑袋想出来的” 。

    从2004到2006年,一共三年的时间里,岳路平始终围绕童话主题“1001夜”进行创作,而且他跟张楚还在深夜深入穆斯林的葬礼仪式,长期跟西安的穆斯林社区保持良好关系,长期对西安和甘肃的穆斯林地区进行考察,2005年,更进一步参加英国文化协会的“中英艺术连接计划”,在伦敦考察童话主题的对象:伦敦的穆斯林,进而创作了新的作品《1001夜》。

    而艾未未在回答记者询问他的抄袭作品《童话》思路的时候,竟然答不出来,用“他在走路的时候,突然之间想到了”来进行搪塞。

    至于艺术航班的想法,岳路平也曾经清晰地解释,他的想法就是“展转反策”,就是希望改变展览的观看方式和展览的策划方式:不是把作品放到展厅,让观众来看,而是直接把观众运到作品所在地,这样可以更加透彻地了解作品的背景和环境。
而艾未未说他是突然想出来的,实在没有说服力。

 寡头压制弱者

    实际上,这件无耻的抄袭实践,一方面是艾未未败坏了他父亲的一世英名,更重要的是暴露了中国现代艺术的寡头现象。

    象艾未未这样的艺术寡头,垄断了中国现代艺术参加国际展览的几乎所有机会,垄断了收藏家资源和艺术赞助的来源,以此来圈养他扶持的一大帮艺术低能儿。使得他的圈子以外的艺术家永远无法得到机会。

    类似他这样的寡头在中国不出十个。这样的现象对中国的现代艺术甚至现代文化建设实际上产生了摧毁性的作用。

    实际上,岳路平的作品已经不止一次被抄袭了,2004年,他的作品《蒙古包》被参加圣保罗双年展的渠岩抄袭,成为《南方周末》年度艺术十大新闻之一。可见这样的现象已经不是偶然发生,应该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拿“愤青”来套现

    艾未未在年轻的时候是个愤青,去了美国跟垮掉派的一帮人混,捞取了愤青资本。等到2000年以后,中国现代艺术不在被禁止,他就从美国杀了回来。成天在媒体上标榜他的“无赖”作风,我亲眼看到他在电视上恐吓一位本想挑战他美术史知识贫乏的青年。吓得那位青年之后不敢再说话。

    在中国今天犬儒当道的时代,艾未未的这种“无赖”作风不断被媒体追捧。使得他不断地在公众树立他的“无赖”、“垮掉”的形象,以此换取知名度,为自己的公司揽活。

    之所以我会写这篇文章,不是想纠缠到抄袭的炒作里面,实际上我既不认识艾未未,也不认识岳路平。只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事情,让我们可以反省我们今天的文化和艺术的现状。我们如何使自己的国家真正自强不息,不是永远靠“中国制造”的低智商的产品出口,为什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敢嘲笑中国人没有创造力,欧洲人敢嘲笑我们中国人只会抄袭、拷贝。就是因为艾未未这样的艺术寡头的存在。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1-04-10 16:22:19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标题: Fw:少年时代我常去艾青家,艾未未高瑛没人缘

少年时代我常去艾青家,艾未未高瑛没人缘

轲南

04/09/2011

作者:纽约海明律师 于 2011-4-9 02:55 发表于 最热闹的华人社交网络--贝壳村 )

    我少年时期也喜欢舞文弄墨, 跟北京一帮前卫的搞艺术的人混在一起。 他们都比我年纪大不少。 我那时候因为人聪明, 总是喜欢同比我年纪大的人一起玩。

    我们这群朋友里面就有艾未未,三午(叶圣陶的孙子),钟阿城等一帮人。 我那时候也常去艾青家住的那个四合院。 艾青的那个四合院十分普通, 典型的北京老式居家。 北房坐中, 东厢房西厢房一边一个。独门独户是北京其他老百姓所得不到的。 那时艾青是部长级待遇, 作诗人做到部级中国也就是他了。 那时艾青人也已经老了。人很和蔼,没有架子,常喜欢和孙女一起玩掰手指。倒是高瑛永远是一副官太太的架子。高瑛那时候已经独揽了艾青一切事务。 谁要想见艾青都得先向高瑛请示, 过不了高瑛这一关,谁也别想见到艾青。 包括艾青的亲戚朋友们。

    艾未未这帮人也不是省油的灯, 其实就是纨绔子弟。 每天吃喝玩乐,写诗作画,附庸风雅, 其实没有什么真才实学。 因为艾青是诗人, 高瑛和艾未未就也把自己当成诗人。 高瑛就跟我吹过牛, 说某某作家看了高瑛的诗还以为是艾青自己亲手写的呢。 那水平高的跟艾青的不相上下。 艾未未的诗其实更是没法看, 也许就是因为写诗太烂了, 才去搞“行为艺术”。 因为行为艺术简单嘛!脱光了衣服, 往人山人海的大街上一站就能吸引无数的眼球, 还能吸引媒体。 所以艾未未搞别的不行, 就搞起了当街脱光衣服的“艺术”来了。

    这伙人最崇洋媚外。 其实也算是高干子弟了,对普通老百姓懒得理, 连眼皮也不抬一下。 见到金头发的外国人, 比见到中央领导还卑躬屈膝。 只要家里来个外国记者或者是什么瑞典文化参赞的 (当时的瑞典文化参赞取了个中国女诗人做老婆, 也混在这帮人群当中), 这些人就赶快拍马屁。 还跟我说这位二十多岁的瑞典文化参赞有办法推荐他们当中的谁去提名诺贝尔文学奖。 当然这些还不算太 不正常。 但是他们风流成性, 做的那些污七八糟的风流事我在这里都不好意思讲。

     所以, 我就知道艾未未这帮人不是什么天才, 也没多少艺术细胞。 他是怎么成名的,怎么会吹捧为“艺术大师” 的让我至今纳闷。 当然我离开北京也二十多年了, 离开后发生了什么事也都不知道了。也许基因突变,让他聪明了?只知道这伙人里, 女的都嫁给老外了。有一个女的嫁给一个拉丁裔老外之后,据说还被骗去国外的娱乐场所去赚钱, 后来得到了驻外使领馆的帮助。毕竟是老革命的后代, 就帮助她救了出来回归北京去了。 后来又听说艾青去世之后, 艾家的社会地位一落千丈。 因为高瑛人缘不好, 在北京没有结交下多少朋友。 原来门庭若市的艾青家就变成了一个冷冷清清的寻常百姓家了。

    高瑛人缘不好甚至连艾青同前妻所生的孩子也讨厌她。 现在艾未未出事, 按道理本来应该是同情他的。但是根据我对他的了解,我觉得他所做的所有事都是想要出风头。 他这次出事其实反而把他的知名度搞得更大了。他这种性格的人我看对这种事应该早就料到了的, 而且也不一定在乎。

 





发件人:"James Zhu" <Jameszhu@bellsouth.net>  2011-04-08 11:30:07 +0800 收件人: "James Zhu" <Jameszhu@bellsouth.net> 抄送:标题: 世界焦点。。。

粗俗的疯子还是天才?圈内人如何看艾未未

冉云飞

     关于艾未未,说他的人已经不少,我能说出一点什么呢?他的与众不同、特立独行、不羁勇猛、善于创造,那都是说不完的话题。我跟他见面不多,当然不知道流传于他朋友间许多私密的段子,但好在有互联网的存在,我们共同在牛博国际开博客、在推特上一同战斗,所以常能看到他机趣横生的妙语猛话。

    在我眼里,老艾算得上是个“四有青年”。当然这“四有青年”不是对官方同名奖项的承袭,而是一种有趣好玩的戏仿,但这戏仿不是穿着意识形态毛料装束的“五好家庭”,因为我不是来给艾未未颁道德奖牌,作旌表文章的。

     我得公布我的四有标准是有种、有趣、有料、有心。要囊括四有标准,集其于一身,这不是件很容易的事。因为有种的不一定有趣,有料的不一定有种,有心的不一定有趣,总之难以并美。有趣自是指情趣,很多种艺术门类都能玩的艾未未,当然不会缺乏。至于说讲话妙语连珠,擅编段子和故事,我也有所领教,而有心则是有一颗悲悯怜惜爱人之心,他这一点也很充足。今儿我只择他的有种来讲。

一:像傻×一样站出来

    艾未未是个多门类的艺术家,这两年以观念艺术、装置艺术、行为艺术行走于世界各地。这些装置和观念艺术,哪怕以古典材质或者是老旧的外型,依旧掩忽不住当代的叛逆与不羁。有的甚至是在简约底下充满混乱,在平静的表面下深蕴着波涛,一种不安分的气息成为他所有作品的“生理特征”,有一种深入那些物理器材后面的灵魂躁动。

    参加对鸟巢的设计,可能是艾未未参与的最为普通观众所了解的现代风格的建筑设计。但当后来这一切被强大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宣传所左右的时候,他便出来批评一些不为人知的内幕,甚至点名批评张艺谋对官方的屈为逢迎。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要说出如此的内幕和实话,不仅需要勇气,而且需要与巨大利益切割的准备。因为对于近乎黑社会的组织来说,这是一种令他们有锥心之痛的背叛,这种背叛比从不加入该组织分一杯羹,更令该团伙愤恨万分。在某些团伙看来,与它进行一些事项的合作,就必须忠心耿耿、全部委身于它,否则就是一种不可接受的现实,何况你还公然背叛,这是令他们没齿不忘的“内乱”,当然老艾并在意他们切齿的“内乱”。知识界有名声的人,大多被收买,在这几年有“背叛”经历的,除了老艾,还有就是陈丹青。他对中国教育的愤怒和批评,对民国时期社会精神的一些准确把握,使得他这次“背叛”显得格外有说服力和传播力。当然老艾本来就不在体制内,只不过一次合作,而陈丹青则是全部跳出体制本身的约束。

    从“反水”、搞“内乱”之局出来后,老艾开始关注因上海警方枉法,使杨佳遭受极大侮辱,而导致杨佳报复的杀警案。在他所有公共知识分子中,他是持续关注杨佳案最久的人,从呼吁司法透明到程序正义,再到批评官方指定的律师谢有明,与此同时声援、帮助杨佳父母走司法程序,最后杨佳被暗箱枉判,然后他每天点一支蜡烛以示祭奠,大约点了百多支。当多少已淡忘这桩不公的大案的时候,他让人们持续地关注,从而反省人们自身的境遇,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不公制度和权力机器这案板的肉,而任人宰割。因此关注杨佳案,既关乎公义,更关乎自身的安危与做人的尊严。

    当川震中做死难学生调查和反对彭州石化项目上马的谭作人,被官方指控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行将开庭时,同样做着死难学生调查之相同工作的艾未未及其公民调查志愿者团队,一行十几人于八月十一日来成都,欲出庭作证,以证谭的无罪。但无畏的艾未未哪知从此误闯“白虎堂”,凌晨三点在成都的酒店里遭到一伙警察黑打,终至脑袋出血而淤积,堵塞脑血管,要不是在幕尼黑作及时的检查,生命必将不保。但他遭受这样大的打击,后来还受到有司的干扰、查账和威胁,他在接受媒体依旧直言不讳地说,我就像傻逼一样站出来维权。有人说他维权太高调,劝他低调一些,他不为所动。及至有司约他喝茶,他坚决不从,并严词敦请他们放弃幻想,而且出之以戏谑之辞:国保就是电煲。 在这个高压国家中,的确是个异数。

    不特如此,他还在德国慕尼黑忍着被警察打而造成的脑伤,做了一个令人震撼的展览——“非常抱歉”。这“非常抱歉”的展览标题和内容,继续展示出艾未未对社会和世界的敏锐观察,同时也彰显了对他中国政府的深刻嘲讽。联想到当时中国当局极力在法兰克福展示其出版大国所作的荒谬努力——不让戴晴、贝岭出席并演讲,而且与会者居然撒谎说中国写作是自由的——这个揭露中国真相的艺术展,艾未未只能用“草泥马”的精神来说一声“非常抱歉”了。艾未未用九千个书包砌成了一面大大的墙,里面嵌了“她在世上幸福地活了七年”的字样,可谓对当局的控诉。这位杨小纨小朋友悲惨的死去,在她亲人的惦念中,在艾未未持续地对政府责任的追问中,获得了永生。这和刘家琨与遇难学生家长一起建立的“胡慧姗纪念馆”有异曲同工之妙,均是对个体生命的真正尊重。

    在中国,很多人都以聪明人自居,以自己能世故,能虚与委蛇,能韬光养晦沾沾自喜,没有谁愿意犯傻,去为尊严而战,为自由而生。更不愿意去行公义,因为不想别人来搭自己努力的便车,而愿意去搭那些“傻逼”勇敢站出来所维护的公义的便车,这便是世故者所谓的聪明。人人都不想为公平正义而战,人人都愿意搭便车,从而陷入根本没有便车,全部深陷于不能自拔的泥淖,而丧失做人的尊严。那些极其世故的、聪明的欲搭顺风车者,因无顺风车可搭,便去巴结人质劫持者,患上深度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如何在被共同劫持的状态下,当上一个人质的头目,便变成许多聪明而世故者的终极努力。但制度的互害、咬人兼自噬所造就的囚徒困境,会使得你的奴才身份成为终身的紧箍咒。再大的人质头目,终究是人质的一部分,不良制度才是无所不在的绑架者。

二:公民的草泥马精神

    如果有人做个数字统计的话,我想某些词汇在中国正规印刷物和出版物上出现的概率不高,其原因是因为那些词汇敏感。我们祖先发明这些词汇——哪怕是翻译过来的外来词,也融入了我们的生活与文化,成了我们传统的一部分——是为了供给我们尽情地表达一切的,而不是为了禁止我们拿来表达。可吊诡的是,权力决定着哪些 词汇如阿Q头上的癞疤是提不得的,提了权力便要与你拚命,灭你于无形。所以“草泥马”和“马勒戈壁”这样的词汇终于以异样和悲喜剧的方式诞生了。

    如果是在正常的国度,虽然也有时免不了“草泥马”,但他们可以通过正规渠道和法律维权来解决其间的利益纠纷,所以他们用不着杜撰一个“草泥马”而时常用之,甚至这个谐音的杜撰大有代替正牌货的地步。人的表达欲望,就像水一样是堵不住的,你堵住了这里,它就往那里走。你说这个词敏感,那我就换一个谐音来表达自己的想法。

    因为幽默谐音和曲为表达,反而有了一种悲喜剧的效果。对于有话不能直说,本来是件很悲伤的事,但你若出之幽默隐讳之词,而这词又得到了传播者和理解者的高度认可,就会很快流行起来,“草泥马”就是这样一枚流行在网络,“出口转内销”到传统传媒上的国骂词汇。这种隐讳幽默的词汇,用在公共域内,就是一种争取自身权利的表达和对他人维权的声援,也就是说,“草泥马”一词具有对社会不公加以批评的公民精神。

    艾未未是艺术家,他当然常用艺术的方式来表达对这个社会的看法,直中最直接的就是“草泥马,祖国”的十.一竖中指比赛,引得各地网友争相拍摄自己在各处建筑物、公共场所比中指姆的照片——从白宫到天安门等无所不有——传给他,让他及各位评委评选出好作品,以便传达出公共批判的意味。针对官方对政权、国家等意识形态等东西神圣化的倾向,于是艾未未以轻松、谐谑乃至恶搞的方式,以避开敏感语的办法,通过网络来传播“草泥马”的精神,从而使更多人在参与的过程中得到快乐,在快乐中做一个知道维护自己权益和尊严的现代公民。

     在做“草泥马”摄影展的过程,工信部推出的名为保护青少年儿童,实为陷制人们言论自由的“绿坝”,惹恼了大批网民。于是号召翻墙有之,如北风从技术和操作上给出指导,专门写帖子给普通网友传播和使用。我也曾写过一篇《每天介绍一个人翻墙》,以示对封堵网络,阻扰我们自由获取诸种信息的官方之批评。艾未未则在网上号召在工信部预订的绿坝安装之日亦即七月一日,网友罢网以示抗议。当时有很多人还不能理解他这个罢网行动的意义,甚至对网络甚有研究,资深的网络控北风对他这次的行动表示质疑。我明显是个骑墙者,既支持北风号召人们翻墙,亦表达对艾未未罢网的坚决支持,后来他们双方对各自争取网络自由的意义都认可,这是很开心的事。老艾邀请北京的网友到他带着大片草地的工作场所去喝酒吃饭,还免费领文化衫——FUCK GFW,大家在快乐中完成罢网、反对绿坝的行为艺术,既维护了自己的权利,又增添了生活的乐趣。这就是说,公民的草泥马精神,不仅是批评乃至愤怒,还有快乐,我们要学会在快乐中去为自己争取更自由的生活。至于老艾裸体照片的下体上遮掩着一种互联网才有的“动物”——“草泥马”的照片,那是用“草泥马”所做的最有趣的表达。

三:一个带着态度的人

    艾未未在接受法国艺术批评家杰罗姆.桑斯的采访时,说自己是个带着态度做事的人,我认为老艾的自我表达惊人的准确。艾未未对语言有着对图像一样的高度敏感,他往往能够化繁为简、化腐朽为神奇、化愤怒为讥刺,直指人心、直捣黄龙,这样一来,他在有一百四十字限制上的推特上风生水起,跟随者众,已达一万六千多人。每当他对某事件发表简短看法的时候,从理论上讲,跟随他的一万六千人都能看到,加上一推再推的锐推,那么他的公共表达,就形成快速众多的传播,老艾的 态度展示得淋漓尽致。

    说艾未未是个带着态度和有内心想法的人,并不是说老艾有一整套的思想和体系。老艾是个没有主义的人,也没有那么多抽象的思想,他只坚持生命的尊严和为人之自由。他很多看法,全是从自身经历和体悟的常识与直觉而来。

   事实上,只要你睁开双眼去看,用心去感受,就能读懂今天看似令人困惑的中国。五一二大地震以后,面对众多的死难者特别是死难学生,使得有态度的艾未未,不能坐视不理。本来他也像我们许多中国人一样,都在期待政府负起公布死难者名单之责,但政府为了逃脱自己的责任,为了免受对豆腐渣工程的追究,不仅不公布,而且还把调查这些数据的黄琦、谭作人当作罪人抓进监狱去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艾未未自己出钱召集了几十位志愿者,分期分批进入灾区——单是第四批进入灾区的志愿者就分成十二个小组——从学校、班级、遇难者姓名,做了大量细致的收集工作,独立采集获得近五千名死难学生名单。加上谭作人等人的调查名单,终于逼政府交出一份没有学校、班级、姓名的死难学生名单5335 人。虽然政府依旧没能告知公民以真相,但让政府知道,我们每个公民都愿意且可以做些事情来推进社会的进步,让他们知道遮遮掩掩,必受民众持久的追

问。艾未未调查小组在灾区的调查过程中,受到当地政储府、警方、学校等机构的干扰、阻止乃至打骂,不少人受到搜身、拘禁之辱,但他们并没有退缩。具体事件可在艾未未调查小组的志愿者们的回顾性文章里——《公民调查 5.12地震遇难学生调查事件回顾2008年09月04日-2009年08月05日》看到。

    没有态度没有韧性,艾未未及其调查小组不可能坚持得如此之久。在谭作案出庭作证未遂,还被重度打伤以后不久,艾未未调查小组就推出了纪录片《老妈蹄花》。《老妈蹄花》把成都警察胡搅蛮缠、违法违宪的丑陋嘴脸展示无遗。凡是看过该片的人,无不震惊而感到警察作为权力机器的粗暴无理。像金牛法治科科长这样的人,包括后来打

电话威胁志愿者刘艳萍的邱勇所长,都堪称如今警察低劣素质的缩影。《老妈蹄花》出来后,艾未未调查小组将其传到网上,分享给众多网友,而一些网友又将其添上英、日、法、德等语言的字幕,做更为广泛的传播,使灾区政府及警察不作为乱作为的恶政得到了跨国传播。到今年底,他在推纪录片《冯正虎回国》的同时,又推出《花脸巴儿》,反映了灾区的恶政和民众遭受打压的惨景,以及他们志愿者在其间所作调查的艰辛。除了深刻生动了展示了五一二大地震后天灾人祸特别是人祸之外,其取所题目,简洁切题,极合四川的民俗风情,“老妈蹄花”既是一道名菜,也是该片中的引子;而“花脸巴儿”就更是诙谐地讽刺了四川当地政府拆东墙被西墙、做猫盖屎等面子功夫的下作。

    老艾在追查地震死难学生这件事情上并没有因为家人和他自己受到不少阻力、威胁而停步,除了他们继续将调查所得,做陆续的后期整理外,还进一步和志愿者一起给中央及四川各地政府的财政局、教育局、建设厅、公安局、青基会等几十个单位发出一系列,要求他们按政府公开条例公开一系列信息:校舍垮塌情形、财政使用情形、学生死难数字等,但他们得到的回答可谓荒唐无比,竟然说要说列出单位与用途,才会公开。难道一个纳税人、一个中国公民就没有权利知道这一切本该自行公布的信息吗?原来去年公布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就有这样与公开透明彻底相违背的圈套在里面。这正好证明了政府每一次立法看似转变政府职能,实行所谓的依法治国,实则是通过立法的方式使民众深陷泥淖而无耻胜出,要么就是变成明目张胆的钓鱼。

四:终身的反对派

    我对老艾在文革时期的事情了解甚少,由于父母曾受辱,他自然也不免有受辱的经历与感受。同时在文革后期,他可能因为父亲——位不一定很尊但名却很高的诗人 ——的“解放”,会使他的交往圈子和阅读圈子与众不同。艾未未可能读了不少普通读者无法读到的“灰皮书”和“黄皮书”,甚至有可能读到一些特定的“大字本 ”。这些“供内部批判使用”的东西,令人吊诡地完成了许多有一定来路的人之思想启蒙,成为七十年代末、八十代兴起的启蒙运动的嚆矢。

    艾未未似乎在朝着一个终身反对派的路子挺进,挺进的路线和脉络相当分明。上世纪七十年末至八十年代初,他参加星星美展等一系列甚为活跃的艺术活动,打破几被窒息的死气沉沉的生活,诱发人们的审美感受,开启明智。后来居纽约,他也参加了一系列的反对活动,在自由的美国争取更多的自由。大家都知道,在一个专制国家当一个反对者,对于多数人来说,是令人提心吊胆的事,因为恐惧已经内化了,成为人们血液的一部分。所以专制国家的反对者并不多,如反对者的话,一般都能因为现实碰撞和日常的挤压而显得真实,显得有比较坚定的反对目标。事实上,在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做一个反对者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因为民主自由国家允许你反对的事无限多,而且由于制度构架已处于稳定可靠的运营状态,使得大部分人对于反对某事反而还丧失了热情。有的人可以在专制国家做些反对的工作,但一旦到民主便丧失了对权利的敏感,对自由受损的切肤之痛,因此像老艾在约纽住了十二年,依旧葆有对不义之事斗争热情的可谓少之又少。

    遥望八十年代、近观当下,许多与老艾同时代或者同龄的艺术家,都已经功成名就,在名声、威望、财富上都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很多人已经没有多少好奇心和活力。名望及财富成了不少人的名缰利锁,成了许多人的坟墓,有许多人老态毕现,只差抬出去埋了。早年做政治波普的讽刺与戏仿精神,荡然无存;架上绘画的不尽实验成为前尘旧事,过眼云烟;观念艺术上的勇于突破、给人新奇之感,成了目下老颓的回忆资料;行为艺术因害怕现实害怕失去既有的东西,而不拿出以前的勇猛精晋。但艾未未与他们不同,老艾的名望及财富不输于任何当代艺术家,但他一直有闯劲,一直活在当下,做一个活着的见证者。活在当下,不是说他缺少历史根系,没有未来展望,而是说他不回避自己与所处之荒唐时代的紧张感,并愿意身体力行地将这样的荒诞感记录下来。

    不少艺术家多是自由主左派,即在不否认消极自由的基出上,更多倾注于积极自由;对自由主义和市场并不否定,但对正义与公平更为关切。如果非得给艾未未贴个标签的话,我觉得他算得上是自由主义左派。以前我听说过一些老艾有种的事,但都没有这几年他所做的事情带给我如此大的震撼效果。可以这样说,有种是老艾最大的特征,对公平和正义有一种常人所没有的、老虎一般的饥饿感。

    2009年岁末于成都

    前一秒钟,我们国家的总理深情地念我父亲的诗;后一秒钟, 他们跟踪我、打我,这就是我的国家。——艾未未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04-07 10:18:35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为求不朽,却成速朽

仿中山陵而建 华国锋陵墓耗资过亿

苹果日报

2011-04-05

    中共中央前主席华国锋三年前去世后,骨灰一直暂寄北京。当局为他在原籍山西建造的陵墓,现正紧锣密鼓收尾,预定今年 8月20日华忌日时,举行落成及骨灰安葬仪式。

    由于华的陵墓号称媲美南京中山陵,招来舆论热议。民众慨歎小民死后找块巴掌大地方安魂都难,领导人却可安享如此厚葬,当局做法与华国锋生前作风不符。消息指,整个陵墓的投资约一亿元人民币。

    内地网民透露,位于山西交城的华国锋陵墓的建设现已进入尾声,当局准备在今年 8月20日,即华去世三周年之际,举行陵墓落成及华的骨灰安葬仪式,同时安放他的巨型铜像。华生前有遗愿:不葬北京八宝山,骨灰送回山西原籍安葬,获中共中央同意。山西当局从前年4月开始,在交城县外为其修建纪念陵墓。

    华国锋陵墓选址交城风景区卦山南麓,佔据半座山,佔地 10公顷(相当14个标准足球场大),墓两侧是两大山崖,如同张开的鸡翅,墓峰俨如鸡头。当地媒传引风水师称,华生肖属鸡,他曾做过国家领导人,而中国地图又如一隻鸡,故陵墓选址十分上乘。

    据悉,陵墓设计参仿为国父孙中山建设的南京中山陵,坐北朝南,依山而建,居高临下,俯视交城。花岗岩石级共 365级,两侧白玉栏杆相护。最顶墓碑为花岗大石鼎,正看如H,取「华」字汉语拼音开头大写字母,既喻华国锋,也有中华之意;鼎高 5.5米,寓意华 55岁登基成为中共中央主席。

     华国锋陵墓北面是国家级文物卦山天宁寺,东侧有清古庙文昌宫,宫内有千年古柏 40株。知情者指,陵墓投资部份来自北京拨款,部份为山西地方自筹,总投资额约一亿元。本港建筑师戚务诚也认为,照此规模用料,华的陵墓投资「最少都要七、八千万」。

    近年内地墓价楼价飙升,民众大呻「想死都难」,国家建设部高官近日又突然出声,指墓地使用期只有 20年,每20年要续期;华国锋的豪华陵墓引起舆论关注。新浪微博昨有逾2,000条跟贴热议。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指:「陈永贵(已故前副总理)在大寨也有陵,比皇帝陵规格还高,很难想像这是共和国发生的事!」

    有网民指:「当局规定墓地不能超过 0.7平方米,为甚麽他(华国锋)一个人就能佔半个山头?」「华国锋生前那麽低调谦和,死后却享受厚葬,太不相符了!」更有网民指:「天安门广场上有一个(指毛主席纪念堂)已经够恶心了,山西又搞一个,中国到底是甚麽朝代?」

中山陵 VS华国锋陵
-中山陵-
奉安时间: 1929年 6月 1日
位置:江苏南京钟山风景区
地势:海拔 700米
石级: 392级分 8个平台
环境:青松翠柏环绕
顶层建筑:重檐祭堂
佔地面积: 3,000万平方米
总投资额: 150万银圆(相当于 2.4亿人民币)
-华国锋陵-
奉安时间:预计 2011年 8月
位置:山西交城卦山风景区
地势:海拔 848米
石级: 365级分 4个平台
环境:青松翠柏环绕
顶层建筑:花岗石鼎
佔地面积: 10万平方米
总投资额:约 1亿元人民币
 

 

 

 



发件人:"James Zhu" <Jameszhu@bellsouth.net> 2011-04-06 11:50:10 +0800 收件人: "James Zhu" <Jameszhu@bellsouth.net> 抄送:标题: 中原古代人名的戎狄特征。。。

    北京大军网编者按:戎狄本来就住在中原一带,只是周人来了以后,才迫使北迁,甚至在齐桓公时还把卫国给灭掉一次。鲁国的叔孙乔如因消灭了狄酋,而起名乔如。可见直至公元前500多年才把戎狄彻底从中原驱逐的。大禹的这一支子孙从此流浪北方。

中原古代人名的戎狄特征

朱学渊

    汉语与中国北方民族(戎狄)语言没有本质的共同点,但上古中原地区却有过一个“前汉语”(非汉语)的时代,那时中原人名不同于后世“张三李四”式的汉族人名,本文要证明它们是北方民族的人名,这说明上古中原语言曾经是戎狄语言,上古中原社会是戎狄社会,因此黄河流域曾经有过漫长的“戎狄时期”。

    《史记·匈奴列传》说北方民族“其俗有名不讳,而无姓字”,好似其特征;但是该传又说“呼衍氏,兰氏,其后有须卜氏,此三姓其贵种也”,如果果真没有姓氏,匈奴内部又何来这些“贵种”之姓呢?因此,北方民族不是没有姓氏,只是不挂在口头上而已,而“以族名为人名”才是北方民族人名真实特征。

    《八旗满洲氏族通谱》记载的十七世纪女真姓氏和人名都是例证,我们可以随意举〈卷三十六·訥殷地方富察氏〉记载的:孟古慎郭和,镶白旗人,世居讷殷地方,孔锡库之孙,伊星阿之长子,孟古慎郭和同弟罗团莽吉图将讷秦倭济地方始开为路……

    这祖孙四人“孔锡库”、“伊星阿”、“孟古慎郭和”、“罗团莽吉图”的名字前面都没有姓氏,但他们是姓“富察氏”的。其实“富察”就是族名“兀者/赫哲/呼揭”,而人名“伊星”就是“爱新/乌孙”,“孟古”则是“蒙古”。从匈奴到女真,上下几千年,北方民族人名的语音其实很简单,只是“一音多字,一字多音”的汉字把它们搅得貌似复杂了。

    秦是一个“赢姓”戎狄部落,而“赢”、“胤”、“尹”、“阴”与“燕”、“颜”、“奄”、“晏”等字都是读“安”的,秦始皇和康熙帝的名字“嬴政”、“胤禛”是读“安政”、“安禛”,也就蒙古、女真人名“按陈”、“按春”,它们是从族名“按出”衍生出来的“按出-n”,《金史·世纪》 把金朝始祖部落“按出虎”记为“安车骨”。

     北方民族语言中的“金”字有几套读法:或“安息/爱新/乌孙”,或‘按出/安车/阿勒楚’,或“按台/阿勒泰”,而匈牙利语的arany与《魏书·高车传》族名“阿崘”,又是一种读法,但统统都离不开“阿/安”二音。今世满族“安/金”二姓实为同姓,如若秦始皇要改汉姓,从音可为“安嬴政”,从义可为“金嬴政”,但一定不能是“姓嬴名政”。

    夏、商、周、秦王室的“姒”、“子”、“姬”、“赢”四姓,如果都是与“张”、“王”、“李”、“赵”一样的普通姓氏,那么以他们的姬妾之众,“姒”、“子”、“姬”、“赢”早该是天下大姓了。事实相反,“姒”、“子”、“赢”三姓历史上不曾再见,今天还更不存在,如果将大禹作“姒禹”,纣王作“子纣”,周公作“姬旦”,那就比秦始皇“姓嬴名政”更荒谬了。

商族的人名

    商朝是发明文字的朝代,因此它的历史特别可靠,研究商族也就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祷于尼丘得孔子。鲁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顶,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

    孔子的祖先是“宋人”,而“宋”又是“商”的遗族,因此孔子父祖几代该是“最后的商族”了。孔子姓“商”姓“宋”都可以,但不会是“姓孔氏”的。我以为“孔”是从人名“孔丘”中挖出来的一个字,后人就姓了这个音。

    中原汉语形成后,除少数部落保留着戎狄族名如“孤竹”(兀者)、“中山”(长孙)、“蒲姑”(仆骨),大部的国名都单音节化了,如江南的“句吴”简缩成了“吴”。而“商”、“宋”是同音(sang/song)的别字,它们究竟从什么多音部落名简缩成的?一时还说不清楚。

    说“孔丘”是“生而首上圩顶,故因名曰丘云”,是属一类屡见于中国史书的胡说,完全没有讨论的价值。而孔子祖父之名“伯夏”是北方民族族名“仆和”,孔子父亲之名“叔梁纥”是蒙古语称呼朝鲜的族名“肃良合”。由此看来,孔子家族的人名还滞留在“以族名为人名”的戎狄形态。

    〈殷本纪〉记载了先商部落酋长和商朝帝王四十四人:契、昭明、相土、昌若、曹圉、冥、振、微、報丁、報乙、報丙、主壬、主癸、天乙、太丁、外丙、中壬、太甲、沃丁、太庚、小甲、雍己、太戊、中丁、外壬、河亶甲、祖乙、祖辛、沃甲、祖丁、南庚、陽甲、盤庚、小辛、小乙、武丁、祖庚、祖甲、廩辛、庚丁、武乙、太丁、乙、辛(紂)。其中三十六个名字含“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大多数人以为那是“天干地支”中的序字。

    其实,它们也是与北方民族族名相关的人名,其中又以三字人名“河亶甲”最显著,《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中的“瑚腾额/赫东额/鄂通果/艾通阿/傅当阿/鄂尔通果”等,都与之同音或谐音。“河亶”应是〈金国语解〉中的“兀典,明星”,或蒙古语的“星”字odan,或族名“乌潭/乌丹/兀丹”,或西文作Khotan的“于阗/和田”。khotan-gha或odan-gha则是“河亶甲”的完美记音。

    〈殷本纪〉另一个三字人名是帝“乙”的長子,即商纣王的庶兄“微子啟”,〈周本纪〉说周公平定叛乱后,“以微子开代殷后,国于宋”,宋人之裔孔子可能也是他的后代。人名“微子开”就是“微子啟”,而“微”字又是读mo/mi的,《八旗满洲氏族通谱》的“万济喀”、“玛济根”、“玛尔积哈”即是“微子啟”,春秋名人“墨翟”也就是“微子”,它们都是从族名“勿吉”、“篾里乞”等演化来的。

    “啟/开”同音很容易理解,广东话就是这样读的。“墨翟”是“微子”也不应该引起什么争议,因为辅音w/m之间的互相转换是很普遍的,如w音的“望/闻/问/文/蚊/万/味/勿/吻/午”等字都是可以转读为m音,而“毋/母”之同型,“微/末”之同义,也都暗示w→m的变换。

    基于上述的线索,商代商族人名与北方民族的族名人名可能有如下的关联:

螯拜-n 外丙

乌孙 外壬、巫賢

白狄-n 報丁

拔拔-n 報丙

仆和 報乙

仆骨-n 比干、盤庚

女古/昭武/鬼方 祖甲、祖乙、祖伊、祖庚、主癸、九侯、女房

女直/女真 女其、祖己、祖丁

达稽/达稽-n 妲己、太丁

达斡尔 太戊

唐兀 天乙

屠各/屠各-n 太甲、太庚

 周族的人名

     周部落人名的戎狄特征比商族更为明显,“芮良夫”即是其一。芮良夫是一个直言的周朝贵族,《国语·周语》的〈芮良夫论荣夷公专利〉篇说他反对厉王宠信荣夷公,可是厉王还是以贪财的荣夷公为卿士,于是诸侯相率叛去,不久西周就败灭了。这是中国历史上很名的谏言,因此芮良夫也就成了名人。

    中原古人名号常有“夫”字,如“孔夫子”、“孟夫子”、“大丈夫”等,人们将它理解为“男子”的意思;它亦作感叹词发音同“乎”(hu)。汉语“男子”之“夫”与蒙古语“儿子”一字huu有关;匈牙利语“儿子”一字fiú也是huu的变音。今天蒙古人还把huu译作“夫”,如有“红色之子”者“乌兰夫”(Ulan -huu)。

    人名“芮良夫”就是蒙古男子名“纳兰胡”,今世这个人名在蒙古族地区遍地皆是。“纳兰”是蒙古语的“太阳”naran,“胡”是蒙古语的“儿子”huu,“纳兰胡”是“太阳之子”。《八旗满洲氏族通谱》记载的“纳良阿”、“纳郎阿”都是“纳兰胡”的谐音,就如汉族不知道“芮良夫”的语义,女真族也未必知道它们的语义了。

    先秦人名中的“父/甫”(音hu)是“夫”的异字,语义不是“父亲”反而是“儿子”。内蒙古大学全福教授告诉我,他名字Chin-huu 中的chin是蒙古语的“忠诚”,Chin-huu是“忠诚之子”的意思。我想,有“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恶名的“庆父”,是比“全福”音准更高的“忠诚之子”了。

    “富有/富人”在满、蒙两语是“伯颜/伯阳”,在突厥语是“巴依/伯夷”。上古中原不乏“伯颜/伯阳/伯夷”者,《周本纪》则有“伯阳甫”在载,其当可为“富有之子”或“富有的男子”的意思。韩儒林先生说蒙古族名“伯岳吾”源自“伯颜”,人名“伯阳甫”当然也可能是“伯岳吾”直接变音。但不管如何,“伯阳甫”是戎狄人名却是无疑的。

秦本纪〉人名“百里傒”

    战国时各国开始提倡“贤贤”,反对“亲亲”;而宗法不全的秦国,春秋时就“任人唯贤”乃至强盛了。晋灭虞虢以后,大夫百里傒被俘为奴。晋嫁女与秦缪公,百里傒随伺入秦;后来窥机逃走,在“宛”地方被楚人扣留。缪公知道他很有才华,但又怕楚人得知,所以只用五张羖羊皮去赎人,楚人大意竟把他放了。当时百里傒已年过七十,缪公向他请教,百里傒推辞说“亡国之臣,没有资格论大事”, 缪公说“虞君不纳你的意见,乃致亡国,这不是你的过失”,两人谈了三天,缪公便命百里傒执掌国政,还尊称他“五羖大夫”。

    百里傒又推荐宋人“蹇叔”事秦。两人对缪公的事业有很大贡献。《史记·秦本纪》记载,百里傒的儿子叫“孟明视”,蹇叔的两个儿子叫“西乞术”和“白乙丙”。这些父子人名之间,没有姓氏的贯联,与北方民族的人名也非常相似。

     人名“百里傒”(ma-ri-chi)就是族名“蔑里乞”(mu-ri-khi),伯希和等首先指出“篾里乞”是“靺鞨”(mur-khi)的别音。北方民族常把r或l读作ri或li,即将“儿/尔”读作“里”。事实上,《辽史》的契丹部名“梅里急”,《南村辍耕录》的“蒙古七十二种”部名“木里乞/灭里吉/灭里吉歹/末里乞歹”、“”等,统统都是“蔑里乞”。

〈秦本纪〉人名“樗里疾”

    “樗里疾”是秦惠文君的庶母兄,是战国后期著名的政治家,《战国策·西周·樗里疾以车百乘入周》的故事说,西周王室非常衰落,樗里疾率百乘马车访周庭,周君派人出城相迎,楚王知道后大为妒怒。周臣游腾巧于辞令,安慰楚王说:樗里疾来意不善,欢迎仪式上持长矛的士兵走在前面,持强弓的士兵走在后面,实际上是夹住了樗里疾。

    周君惟恐自己亡国,也对楚国不利,这是为大王担忧。楚王听了这番话才高兴起来了。

    〈秦本纪〉是将“樗里疾”记作“[木虖]里疾”的,许慎的《说文》训“[木虖],丑居切”,但他训“樗,读如华,乎化切”却是错的。现代辞书《辞海》说“樗”读“初”(chu,同“丑居切”),“樗里疾”当读“初里疾”,亦是“女直”之真音“主儿扯”。〈秦本纪〉的另一个人名“出子”则就是“樗疾/女直”。

    “樗里疾”这个人名在中原地区早就消失了,但元蒙时代蒙古民族还有人叫“纽儿杰”和“鬼力赤”,“樗里疾/主儿扯/纽儿杰/鬼力赤”也被匈牙利民族带到了欧洲,也就是前面文章提到过的匈牙利姓氏Gyuricza了。

“吕不韦”和“吕布”

    秦始皇的父亲是庶出,幼时不受宠爱,羁居赵国当人质期间与赵人吕不韦相识,吕不韦是一个有远见的商人,他将已有身孕的爱妾赠给了这位潦倒王子,又玩弄手腕把他推上秦国王位,最终也造就了秦始皇。一般人以为吕不韦是“姓吕名不韦”,而且以为他是秦始皇生父,还有一些姓氏书说他是“吕氏”的始祖。

    〈赵世家〉说“赵氏之家,与秦共祖”,秦部落是戎狄,赵部落当然也是戎狄。〈赵世家〉记载的赵国贵族人名,如“黑臀”、“吴娃”、“肥义”、“毋卹”、“邯郸午”、“范吉射”等,根本就不能用汉语作合理解释,而吕不韦虽然不是赵国贵族,但其身后之名甚于一切赵人,他的名字也值得研究。

    “吕不”和“吕布”音同,将“吕不韦”作“吕布韦”,或将“吕布”作“吕不”,也只是换字而已。而吕布根本就不是汉人,《三国志·魏书·吕布传》说他是“五原郡九原人也,以骁武给并州”。五原是在河套、阴山一带,汉代南北匈奴在那里混战,今天则是内蒙古自治区的中心;而“并州”即是后来“太原府”。可以泛说吕布是胡人,准确一点则是匈奴人,按现在的说法就是一个在山西省服役的蒙古族军人。

    叫“吕不韦”的人不止一个,吕不韦死了两千年后,努尔哈赤有一个孙子名叫“洛博会”。既然“吕布”和“洛博会”都是戎狄人名,也就可能是北方民族的族名。《辽史·百官志》恰恰记有部落名“卢不姑”,如将“姑”读作腭音“纥”,族名“卢不姑”、“卢不纥”就与“吕不韦/洛博会”的读音并无二致了。

 “公孙贺”和“公孙敖”

    古代姓氏中的“公”字读“乌”,因此“公孙”就是“乌孙/爱新”。公孙氏的名人很多,除黄帝是“公孙·轩辕”外,春秋秦汉还有:公孙丑、公孙臣、公孙强、公孫卿、公孙庆、公孙度、公孙敢、公孙固、公孙诡、公孙贺、公孙敖、公孙弘、公孙雄、公孙龙、公孙鞅、公孙奭、公孙渊、公孙子、公孙支、公孙昆邪、公孙无知、公孙有山……等等。

    若按汉字的字义解释这些人名,就无法思议“公孙无知”的意义。其实“无知”是族名“兀者”的变写,“公孙无知”是“乌孙·兀者”之复合;而“有”字也是读“乌”的,“公孙有山”是“乌孙·乌孙”之复合,这样的双重复合的人名在北方民族中也常见。

    鲁国有一位外交家叫“公孙敖”,他是“忠诚之子”庆父的儿子。五百年后,汉代又出名将“公孙贺”和“公孙敖”。“敖”、“贺”同音ghu,因此“公孙贺”、“公孙敖”是同名,汉字的“一音多字”又把它们搞复杂了。《汉书·公孙贺传》说:“公孙贺字子叔,北地义渠人也。贺祖父昆邪,景帝时为陇西守。”所谓“义渠”即是“月氏”,公孙贺是出自戎狄的将领。因此“公孙贺”、“公孙敖”是戎狄人名,而不是姓“公孙”名“贺”、“敖”。

   《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中与“公孙贺/公孙敖”可比的人名有几百个,如:“阿星阿/伊星阿/武星额/艾星阿/鄂星阿/额盛额/卫生额/胡星阿/瓦星阿……”等等云云。而《魏书·高句丽传》说“朱蒙至纥升骨城,遂居焉,号曰高句丽”;〈蠕蠕传〉说“大檀者,……号牟汗纥升盖可汗”,〈铁弗刘虎传〉说“铁弗刘虎,南匈奴之苗裔,……虎父诰升爰代领部落”。此中“纥升骨/纥升盖/诰升爰”也都是“公孙固/公孙贺/公孙敖”的别写。

结束语

    中国文字“一音多字”和“一字多音”,就足以把中国历史变成“万花筒”;再加上语音还有变化,如元音游移引起的人名“阿星/伊星/武星/艾星/鄂星”的多样化,就更叫人眼花缭乱了。而传统学术重字不重音,人们大凡认为字不同音同,没有很多的意义,谁也不会去归纳如“公孙贺/公孙纥”或“吕布/吕不”之间的关系。

    传统学术重文字轻语音,一般先研究字型,再研究语音。而中国文字是图形文字,本来都是字字都是“花”,于是中国人读书如“雾里看花”,于是连中华民族的血缘线索也没有看明白。本书是将中国历史语言研究实证化的一个努力,本文则是将一些中原上古人名与中国北方民族人名进行比较,谈不上是完备的语言理论,只是一些语言对比的数据而已。

    二○○七年十二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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