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网编者按:当今中国的主要问题是平民失势,精英独大。所以导致社会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发展都不平等。现在的问题是,平民开始觉醒,争取权利,而精英拼命捍卫保护已到手的特权,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将寸步不让。各派政治力量已壁垒分明,各有各的舆论攻势。先放上几篇文章,今后几天还会有补充。】

如何认识1%与99%?

北京大军智库公司 编辑

2011年10月12日

目录

余永定:新兴经济体的“资产危机”

资料:国资银行高层巨额年薪已为世界之最

香港《东方日报》:世界向左转,中国向右行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美国的1%与99%

刘胜军:隐性税收加剧分配不公

克鲁格曼:1%精英的恐慌

刘纪鹏:创业板背叛了中小企业

郭泰:精神崩溃的21个迹象

第一财经研究院:美元拐点如何到来

Louis Kuijs:亚洲经济能否跟着下降?

约瑟夫·奈:驳美国衰亡论

郑联盛:浅析欧洲救援新工具

BBC中文网:缅甸为何叫停中缅大坝工程

李先一:均分就业岗位

 

胡星斗:建议取消特供制度,解决特权腐败

亚电:北京高干子弟们纪念粉碎“四人帮”

剑平:今天的中国教授真愚蠢

环球网:朱镕基如何步入高层的?

郑永年:中国知识体系建设的未来

信力建:中国与新加坡的秘密

信力建:辛亥百年:高调纪念不如还政于民

横舟: 中国不能在专制与殖民之间抉择

秋风:中国自由主义二十年的颓势

宫宏宇:文革不仅是红宝书、样板戏、语录歌

史长:埃及为何被异族统治两千年?

谢选骏:辛亥革命百年透视——新南北朝的曙光

秋风: 辛亥革命错了吗?

芦笛:辛亥革命的千古失误在于废除帝制

余英时:辛亥革命爆发的原因

金满楼:殷鉴不远:清末财政的急剧扩张诱发了辛亥革命

朱雲漢:辛亥革命的政治奇蹟

金复新:如果大家拥戴我当皇帝

AATISH TASEER:我父亲为何仇视印度?

余治国:从铜钱到钞票:中国古代的通货膨胀

韩毓海:作为“中国方法”的《大同书》

柳河东:重建中华礼仪之邦 再造现代君子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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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1-10-11 11:39:07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标题: Fw: 余永定:新兴经济体的“资产危机”

新兴经济体的“资产危机”

The “Asset Crisis” of Emerging Economies

原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所长 余永定

2011-10-06

  理论上,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入和流出之间的差距应该为正数——它们应该是资本净进口国,余额应等于经常项目赤字。然而,自从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以来,许多东亚国家便一直持有经常项目盈余,成了资本净出口国。

    东亚国家持有巨大美国国债

  更奇怪的是,尽管它们是资本净出口国,却有着金融(资本)项目盈余。换句话说,这些国家不仅借出了从经常项目盈余中赚取的钱,也借出了从资本项目盈余中借来的钱——主要是借给美国。结果,东亚国家现在积累了巨大美国国债外汇储备。

  中国吸引了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FDI),但它所购入的美国政府债券数额更大。在2008年,美国公司在中国的FDI平均回报率是33%,而中国的美国国债投资平均回报率只有3-4%。为什么中国要把这么多储蓄投资在低回报的美国国债上,而不投资于高回报的国内项目?

  一个答案是过去30年来,中国的FDI政策将中国投资者挤出了高回报项目,迫使他们不得不接受回报较低的项目。然而,还是有不少投资者在中国找不到任何合适的投资机会,他们手里握着的过剩资源,只能投资于美国国债。

    美元贬值对东亚国家意味着什么  然而,中国的海外资产是以美元计价,其债务如FDI却大多数是用人民币计价的。结果,当美元对人民币贬值时,中国的对外债务的美元价值就会上升,而其海外资产的价值却维持不变。结果,中国的净国际投资头寸(Net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Position,简单NIIP),即中国总资产与总负债之差距会自动恶化,反映了财富从中国向美国的转移。

  进入21世纪以来,拜贸易扩张和FDI政策所赐,中国的总资产和总负债显著地增加了。结果,中国的NIIP变得极其容易受美元贬值影响。

  与此同时,自2007-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入出现了剧增。去年,中国的资本项目盈余为2300亿美元。今年的资本流入额也依然颇为可观。由于总美元资产和总人民币负债不断增长,人民币升值意味着中国将因汇率变动的价值效应而遭受额外的利益损失。(值得注意的是,这并非只是中国独有的现象,所有新兴市场国家都面对这个问题。)

  在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东亚经济体为过度积累美元债务付出了沉重代价。由于政府无法捍卫本国货币,它们被国际投机者赚去了数千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不管是为了自我保险,还是为了维持竞争性汇率,东亚于亚洲金融危机后再一次积累了过多的美元债务。这一回,由于美国财政状况恶化及美联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正如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经济学家埃斯瓦尔·普拉萨德(Eswar Prasad)所说:“新兴市场外部资产负债表的长期风险正转向资产方面”。

  与1997-1998年间面临债务危机的情况不同,新兴市场经济体如今面临的是“资产危机”,但其结果是一样的:巨大的外汇储备资本损失。事实上,损失的程度将不亚于当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甚至会更高。

  中国政府需要更努力地通过常规手段实现经济再平衡,但同时也应该更关注调整总资产和总负债的货币结构。中国尤其应该尝试用人民币资产取代美元资产,用美元负债取代人民币负债。

  如果中国不能对现有的总资产和总负债做什么改变,那它就应该修正新的资产和负债,以便把未来的资本损失最小化。简言之,中国必须认真考虑当前新兴经济体所面临的资产危机,特别是当它在探讨实现人民币完全可兑换和国际化等有重大后果的课题的时候。

    作者是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曾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及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



 

 

 


发件人:"李延明" <liymbj9206@126.com>  2011-09-29 06:43:39 +0800收件人: "仲大军" <zdjun@263.net>抄送:标题: Fw:转发:转发:国资银行高层巨额年薪已为世界之最

国资银行高层巨额年薪已为世界之最

资料

    香港特区金管局总裁任志刚年薪酬一千万元,被舆论指是世界各银行行长收入之冠,但漏了中国内地银行高管的年薪酬,如用与之相比较,任志刚的新酬可能要排在第一百名之后了。

    据银监委最新披露:国资商业银行董事长、副董事长、行长、副行长、总经理等高层,二OO六年、二OO七年、二OO八年,三年,有37家银行122名高管的年薪酬在1千万元以上至4千七百七十多万元。享有4千万元以上超级年薪酬的分别是9家银行的15名高管。这九家银行是浦东发展银行、深圳发展银行、上海银行、广东发展银行、兴业银行、淅江银行、广东省银行、光大银行、平安银行。

    部分银行高管年薪酬概况:

    浦东发展银行董事长,薪金四百二十万、津贴一千五百万、奖金二千八百万;董事长秘书薪酬(薪金加其它)六百三十三万。

    深圳发展银行行长,薪金八百三十万、津贴八百六十五万、奖金二千二百二十万,特别奖励六百万。

    广东发展银行董事长,薪金七百二十万、津贴一干二百万、奖金二千四百万;行长,薪金八百万、津贴一千二百万、奖金二千二百万。

    上海银行董事长,薪金三百六十万、津贴一千二百万、奖金二千八百万;行长,薪金四百八十万、津贴一千二百万、奖金二千六百万。

    浙江银行董事长,薪金四百八十万、津贴一千八百万、奖金二千万;常务副董长和行长,薪金四百二十万、津贴一千六百万、奖金二千万。

    套用前副总理吴仪在国企高层会议上的一句名言:“请问台下哪一位没有高级别墅,请举手!” 近千名与会者没有一个举手的。又问“哪一位银行董事长、副董事长、行长、副行长、总经理的年薪、津贴、奖金不超过一千万?”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10-10 14:50:42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大同书 此文揭示了当今中国最深厚的悲剧根源:悖逆世界发展潮流,距离人类文明越来越远。

世界向左转,中国向右行

香港《东方日报》短评

2011年10月

    回顾30年来的发展轨迹就会发现,中国在悖逆世界文明的道路上越滑越远,甚至已经滑出了人性所能容许的边缘和极限。

    ——就社会组织法则来讲,整个世界都在向扶弱制强、劫富济贫的人性法则回归,这已成为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法则;可是在中国,却是持续30年强制推行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兽性法则,把一个拥有千年文明的礼仪之邦变成了野蛮血腥的魔兽世界。

    ——就社会政治体制来讲,整个世界都在由传统的精英统治向大众政治转变,自然法取代社会法成为最高法律,公众立法取代精英立法成为基本程序,法律开始成为道德良知驾驭的从善工具;可是在中国却完全颠倒过来,少数精英随意操纵的社会法把自然法踩在脚下,法律不讲道德的口号响彻云霄公众立法被称为是法西斯大民主,法律完全成为作恶的工具,不仅仅是某个集团作恶的工具,甚至直接称为某些人作恶的工具。以往社会的法律仅仅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并未成为极少数个人直接作恶的工具,像现在这样法律成为少数个人直接恶的工具,在人类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就财产占有制度来讲,整个世界演变的基本历史顺序是:私有化——国有化——社会化,资本的社会化已成为世界大潮,社会公众不再仅仅是生产主体,而是越来越成为投资主体和财富占有的主体;可是在中国,所有制的演变顺序却颠倒为:国有化——私有化——官有化,在公有制被摧毁的废墟上成长起来的并非是传统的私有制,而是历史上极其罕见的官有制怪胎,与公有制相联系的左派和与私有制相联系的右派,同时被官权踩在了脚下。

——在分配制度上,随着大众经济的发展,整个世界财富分配越来越向劳动者倾斜,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世界平均水平超过50%,发达国*家超过70%,刚刚恢复元气的俄罗斯是经济增长的70%落入了老百姓腰包;可是在中国,2006年全国工资占GDP的比重居然下降到10左右,即便如此,还通过财税体系进行反向转移支付,把穷人的钱集中起来送给富人,在已经是负利率的情况下,仍然对穷人征收利息税,而对洋人实行免税,对富人实行退税。把中国经济变成了洋人经济和官人经济,被世界银行概括为世界独一无二的富人增长模式。

    ——在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上,整个世界都在推广作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公费医疗、免费教育、福利住房和社会养老等福利保障制度,医疗、教育、住房、养老四大福利制度,已成为世界公认的文明社会的基本底线,九十年代末俄罗斯在经济已经彻底崩溃的绝望情况下,都没有取消这四大福利制度,美国这个全世界最仇恨社会主义的国家,都要拿出财政收入的70%用于这四大福利制度;可是在中国,免费的医疗、教育、住房、养老等社会福利,被列为极左路线的一大历史罪行给改革掉了,作为对推翻旧的三座大山的历史报复,又把中国人民重新压在了新的三座大山之下(由于现在的老人还有毛泽东时代留下的多子女照顾,人们还没有感受到穷愁潦倒的晚年凄凉,所以只是把医疗、教育和住房称为三座大山)。

    ——就民/主权利来讲,整个世界正在由精英民/主向大众民/主转变,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正在成为现代人/权的基本内容;可是在中国,随着对大民主的声讨和**,社会大众越来越被排除在民主之外,民主完全变成了精英集团内部的一种闺房游戏,只有在公众视野之外才能尽情嬉戏。未来历史学家将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这一代中国人的高超智商:把允许**自由看作是极左专制,把禁止自由看作是伟大民/主。自由不仅是除当今中国之外全世界所有国*家劳动者的合法权利,甚至是连驴骡牛马等牲口都具有的基本权利,可是在中国居然成为违宪重罪。把**自由列为违宪重罪的理由,是**自由属于极左路线,**自由是否属于极左路线暂且不论,即便退一万步真的属于极左路线,也不能成为把老百姓变得不如畜生的理由。

    ——就精神生活来讲,整个世界在平等友善、崇尚真美的道德和宗教旗帜引导下,人们越来越向简朴高尚的生活方式回归,理想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光辉正在撒向整个世界的精神天空;可是在中国,物欲泛滥的恶臭不仅淹没了最后的人性,像有毒奶粉有毒药品等行为甚至突破了最野蛮的兽性极限,对理想主义的最高评价就是"牛逼 ","爱国贼"竟然成为爱国主义的代名词,中国的精神堕落超越了所有宗教关于末法时代最KB的预言和想象。

    ——就社会关系来讲,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整个世界特别是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的最大特点,就是贫富对立逐渐弱化,社会矛盾趋于缓和,社会关系越来越和谐;可是在中国,原本和谐统一的社会被撕裂为贫富两个极端,富人对穷人的掠夺和仇恨,已达到无以复加的极端境地,贫穷不再仅仅是一种生存状态,而成为穷人与生俱来的滔天大罪,穷人更是成为富人眼里最不可饶恕的天然罪犯,无休止地疯狂发泄对穷人的无比仇恨,已成为当今学界媒体取悦权贵富豪的一大生存之道,胡**为化解阶级对立提出的和谐社会发展道路,正在被富人的疯狂仇恨彻底堵死。

    不过,眼下最让中国人着急的还是在目前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中的与世界背离现象。目前“世界向左转中国向右行”的背离发展还仅仅是一个次要方面,更为主要的背离现象是中国经济正在开足马力为美国救市。

    世界金融危机唤醒了经济民族主义,世界各国都在努力筑堤自救,可是唯独中国正在悄悄地为美国牺牲自己。对于现在的美国来讲,最大的压力不在于金融机构的破产,而是美元信用的破产,一旦用废纸般的美元换取别国主要是中国廉价商品的游戏被终止,美国的通货膨胀就会立刻火山般爆发,美国老百姓就会立刻陷入此前难以想像的贫困境地,金融危机就会立刻由虚拟经济波及到实体经济领域,并且在美国民众愤怒声讨下演变成社会综合大危机。

    所以美国最需要的就是中国继续为美国生产廉价商品,让中国用已经极其匮乏的子孙后代的资源去继续换取废纸般的美元。本来,资源换取美元的惨烈后果已经唤醒了许许多多的中国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都盼望着能够借此机会把中国经济转变为内需经济,让流血流汗辛苦了几十年的中国老百姓也享受一下发展成果。可是,让13亿中国人欲哭无泪的是,中国经济的庞大齿轮再次奏响了美国华尔街的福音:继续用信贷和税收两大政策刺激出口企业发展,用中国的廉价资源压住美国物价,维持超越中国人40倍的美国高消费生活水平。

    同时,为了平衡国内富人的利益,动用国家机器和公共资源托高房价,维持国内富人的暴利产业。如此一来,洋人和富人都在喜笑颜开,就在此刻,电视里传来了美国财政部长鲍尔森高度赞扬中国在金融危机中勇于承担责任的兴奋声音,不停地大声赞扬"中国接受了作为世界主要经济体所承担的责任"。可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却听得冷汗直流、手脚冰凉。要知道,迄今为止,所有遭受金融危机波及的美欧国家,无一不是虚拟经济的危机,无一遭受到丝毫实际资源的损失,唯独中国,全世界唯独中国,正在面临着残酷的资源和环境危机,如果再把这最后一点儿资源也调往美欧国*家,那最后我们自己、我们子孙将凭借什么生活呢?

    我多么希望听到的不是鲍尔森兴奋难耐的高声赞扬,而是暴跳如雷的大声指责,甚或是可怜楚楚的低声请求。可是电视传来的依然是鲍尔森那兴奋难耐的高声赞扬,以及那高声赞扬背后掩藏着的千万中国股民的绝望哀号和亿万百姓的失望眼神……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10-10 14:27:56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L_C_cc:标题: 转发: 斯蒂格利茨街头声援“占领华尔街”

诺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声援“占领华尔街”

段皎宇

    图为诺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周二来到纽约示威者聚集的Zuccotti公园表示支持

  新华报业网讯 美国东部时间10月5日(北京时间10月6日)消息,诺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周二来到纽约示威者聚集的Zuccotti公园表示支持,他表示,金融系统正在让美国社会承受损失而使得私人获利。这不是资本主义、不是市场经济,这是一个扭曲的经济。如果不摆脱鲁莽借贷和投机行为,美国不会恢复强劲复苏。

    斯蒂格利茨称,美国经济正处于一个扭曲状态。如果不摆脱鲁莽借贷和投机行为,恢复融资的能力,美国不会恢复强劲复苏。我们的金融市场承担重要的角色,他们应该分配资本和管理风险,但他们已经分配不当并产生风险,而我们却要承受其劣迹的成本。金融系统正在让美国社会承受损失而使得私人获利。这不是资本主义、不是市场经济,这是一个扭曲的经济。如果这种形势继续下去,我们不能够实现增长,不能让我们成功创造一个公正的社会。”

  斯蒂格利茨对银行业进行抨击,他表示“银行所作的事情之一是通过掠夺性贷款抢劫穷人。经济危机时纳税人帮助银行摆脱困境,他们理应随后恢复银行贷款,然而他们却恢复的是自己的奖金!经济危机泡沫破裂之后,银行在一定意义上继续不服从法律,他们把人们从自己的家园赶出去,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这些赶出去的人并不欠银行的钱。权利的平衡已经被扭曲。”

  斯蒂格利茨指出华尔街正在利用政治权力压制社会反对声音,他表示,“我们了解他们的所作所为。尽管有些人试图制止他们,但他们利用他们的政治权力,即华尔街利用其政治权力阻止了那些试图制止他们的人”。除非我们能够处理反竞争的做法、鲁莽的借贷和投机行为,除非我们恢复融资的能力,否则美国不会出现一个强劲的复苏。

附文:

    内容提要:本文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于2011年5月在美国著名杂志《VANITY FAIR》上发表的文章。斯蒂格利茨认为,美国人一直看着别国民众抗议特权与贫富不均,并为之鼓与呼,然而在美国国内,1%的人群拿走了每年全国总收入的四分之一,这种极端的不平等最终会令富人也觉得后悔,因为他们虽然享有最好的住房、最优质的教育和最舒服的生活方式,其命运却取决于另外99%的人生活得如何。

    原文载于http://www.vanityfair.com/society/features/2011/05/top-one-percent-201105。

 

美国的1%与99%

----1%的人所有、1%的人治理、1%的人享用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2011年10月

    对已经发生的事视而不见,那是没有用的。现在,身居美国财富金字塔顶端的1%人口每年收入占全国总收入将近四分之一。若以所拥有的财富而论,这1%人口所控制比例达40%。而在25年前,这两个数字分别为12%和33%。对此有人表示,是独创性和干劲给这些人带来了财富,并主张说二十多年来所有人的生活都已水涨船高。

    这种观点是具有误导性的。过去10年来,上层1%人群的收入激增18%,中产阶层的收入却在下降。而对于只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人来说,收入的下降尤其明显——光是在过去25年里,就下降了12%。最近几十年来所有的经济增长,还有其他好处,都流向了金字塔顶端的人群。在收入平等方面,美国落后于小布什曾经嘲笑过的“老旧”、“僵化”的欧洲国家,这方面可与美国比肩的是存在寡头政治的俄罗斯,还有伊朗。拉丁美洲许多过去以收入不平等著称的国家——如巴西——最近几年都急速发展,成功地改善了穷人的困境,缩小了收入差距,而美国却让不平等状况加剧。

    很久以前,经济学家就试图证明巨大的收入不平等是正当的。19世纪中期,美国深为这种情况困扰时(虽然与现在相比,那时的差距只是小菜一碟),他们就提出了“边际生产力理论”,将高收入者与更高的生产力、对社会有更大贡献联系在一起。富人一直深爱这种理论。

    然而,没有多少证据表明这种理论站得住脚。过去三年来,造成经济危机的那些公司高管对社会及自己公司的贡献主要是负面的,然而他们至今仍领取着大笔“绩效奖金”。有时连他们所属的公司也觉得“绩效奖金”之名令人尴尬,改称“留才红利”,虽然它们唯一留住的是这些人糟糕的业绩。与这些把全球经济拖到毁灭边缘的人相比,那些给社会真正做出贡献的人——包括遗传研究先锋和信息时代领航者——所获取的报酬简直是微不足道。

    对于这种状况,一些人耸耸肩,一笑了之。这个人赚了,那个人亏了,那又怎么样呢?他们说,现在重要的不是如何分配蛋糕,而是蛋糕的尺寸有多大。这种观点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一个大部分市民年复一年境况越来越糟糕的经济体——亦即美国这样的经济体——长期来说也不可能表现得很好。理由如下:

    首先,日益扩大的收入不平等其实是另外一件事的外部表现,那就是机遇的减少。无论何时,只要机遇的平等在减少,这就意味着我们未能以最有效方式使用最有价值的资产——人;其次,很多导致收入不平等的不当做法——比如鼓励垄断、偏向特殊利益集体的税收政策——都会降低经济效益。而新的不平等还导致新的错误,使经济效益进一步降低。仅举一例:许多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受丰厚收入吸引进入金融行业,而不是进入更符合他们兴趣、更有利于发挥他们的才华、更能塑造健康经济的领域工作;第三点,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现代经济要求“集体行动”——它需要政府投资于基础设施、教育和技术。政府资助的研究引领了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促进了公共健康等领域的飞速发展,美国和世界各国都从中受益匪浅。但长期以来,美国便饱受基础设施、基础研究、各级教育投资不足之苦(看看我们的高速公路、桥梁、铁路和机场吧),接下来这些领域的预算还要被大幅削减。

    这些现象的发生丝毫不足为奇——当一个社会的财富分配极为不平衡时,这一切就会自然而然地出现。一个社会在财富分配方面差距越大,用于公共需要的财富数量就会越少。富人无须依靠政府建的公园,政府办的教育、医疗和个人安保机构,他们可以用钱买到这一切。在此过程中,他们离普通人越来越远,对于普通人曾有的同情也随之淡化。他们也不喜欢大政府——因为大政府可以利用自己的力量来调整这种不平衡,拿走他们部分财富,以投资于公共需求。他们可能会对美国现有政府颇有怨言,但事实上他们还是挺喜欢它的:囿于条条框框无法实现再分配,各部门意见分歧,除了减税,什么事也做不成。

    经济学家不知如何充分解释美国出现的收入日益不平等现象。普通的供需原理肯定在其中扮演了一定角色:可以节省劳力的技术令很多蓝领、中产劳动者失去工作机会,全球化浪潮则创造了一个世界性的劳动力市场,迫使昂贵的美国非熟练工与廉价的海外非熟练工竞争。社会变化也起到一定作用——比如说工会的衰退,过去美国三分之一的工人加入工会,现在只有大约12%。

    但是,之所以出现这样大的收入不平等,一个主要原因是:金字塔顶端的1%人群希望事情变成这样。最明显的例证就是税收政策。

    富人们很大一部分财富来自资本收益,而降低资本收益税率让最富有的美国人几乎可以坐享其成。垄断和类垄断经营一直是大亨们的收入来源之一,从20世纪初的洛克菲勒到20世纪末的比尔?盖茨,莫不如此。而反托拉斯法规执行不力(特别是在共和党执政时期),对金字塔顶端人群来说是天赐之福。今日之收入不平等还有很大一部分来自金融系统的操纵,辅以监管规则的变化(均由金融业出资推动,这是他们最好的投资之一)。政府以近乎为零的利率,将钱借给金融机构,当他们失败时又提供慷慨的救市资金,条款极为优厚。对于该行业的不透明和利益冲突,监管者则视而不见。

    细看美国上层1%人群所控制的财富规模,简直可以说扩大收入差距乃现代美国一大成就——当初我们在这方面远远落后,可是现在位居世界前列。目前看来,未来数年中,我们还将继续巩固这种“优势”,因为财富会带来权力,而权力则将带来更多财富。在不久前的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中,最高法院取消了对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影响选举结果的限制,为企业出钱收买政府大开方便之门。在今日之美国,富豪与政治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几乎所有美国参议员,以及大部分众议员,以金字塔顶成员身份出任,靠金字塔顶的财富支持留任,在任时会卖力为这一人群服务,以便卸任后得到相应犒赏。行政部门贸易与经济政策方面的重要决策者亦基本来自这一人群。他们通过立法,禁止最大药品采购方——政府——在采购药品时议价,相当于给制药公司奉上价值万亿美元的大礼。除非为富人大幅减税,否则对穷人有利的税法就无法出台,对此你也不要大跌眼镜。鉴于塔尖人群所拥有的能量,政府这样运作,我们一点也不该感到惊奇。

    收入不平等正扭曲着社会。大量事实证明,不少普通大众效仿塔尖1%人群的生活方式,消费超出自身承受能力。先富带动后富的“滴入式经济”也许只是一种狂想,但塔尖人群的行为方式倒是真的成功渗透到了下面。收入不平等极大地扭曲了我们的外交政策。塔尖1%人群很少去服兵役——志愿兵那点收入根本不能吸引有钱人的儿女,他们的爱国主义仅止于此。国家参战时,他们亦不会受到高税额的“勒索”:因为国家全用借来的钱支付这些费用。外交政策的定义本是平衡国家利益和国家资源。但掌权的1%人群因为从不付出任何代价,所谓平衡和限制的概念有时和实际差得很远。于是美国经常冒不必要的风险,企业和合同商则跟着逐利。同样,经济全球化规则也是为富人而设计的:它们鼓励国家之间的商业竞争,这会导致对企业降税,减少健康和环保方面的投入,破坏过去被视为核心价值的劳工权利。

    假如这些规则鼓励国家之间的劳动力竞争,结果将会怎样?各国政府会争着保障经济环境稳定,降低对普通工薪阶层的征税,提供好的教育和清洁的环境,这些都是劳动者关心的,塔尖的1%人群才不在乎这些。

    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们以为自己不需要关心这些。塔尖1%人群给社会带来诸多负面影响,最大后果就是侵蚀了人们对美国公民身份感的认同,让普通人不再相信公平竞争、机会平等和社区意识。美国向来以社会高度公平为傲,宣扬人人都有机会,但统计学数据却证明了另外一个事实:美国穷人,甚至是中产阶级,挤进上流社会的机会远比许多欧洲国家要小。现实的牌局对他们不利。最近中东动荡,正是因为人们不满于体制不公,认为没有出头的希望,食品价格上涨和年轻人失业率高企只是导火线。眼下美国年轻人失业率达到将近20%(在一些地方和族群中甚至达到40%),六分之一的美国人想得到一份全职工作而不能,七分之一的美国人要靠食品券生活,大量证据表明,好处全部留在上层,并未“滴流”到下面,惠及其他人群。这不可避免地导致疏离感——上次大选中,二十多岁人群的参选率约在21%,与失业率相当。

    最近数周,在中东一些国家,数百万人涌上街头,抗议糟糕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一些政权被推翻。该地区其他统治家族也正紧张地躲在空调房里,观望形势——下一个会是自己吗?他们的担心是对的。这些社会有一些共同点:一小部分人群——不到1%——控制了绝大部分的财富,而且财富是权力的决定性力量,种种腐败已成痼疾,渗入日常生活,此外富人常常极力阻挠有利民生的政策的实施。

    看着别国街头的乱象,我们该扪心自问:什么时候会轮到美国?在很多重要的方面,美国正变得跟这些遥远的、动荡的国家一样。

    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曾经阐述过他眼中美国社会的主要优势,他称之为“适度的利己”。重点在于“适度”二字。

    每个人都有狭义上的利己思想,“适度的利己”是不同的。它认为关注别人的利益——换句话说,关注公共福利——是实现个人最终利益的先决条件。托克维尔并不认为这种想法有多么高贵。事实恰恰相反,他认为这是一种美国实用主义的标志。精明的美国人理解一个基本的事实:关心别人不仅对灵魂有益,对生意也有好处。

    塔尖1%的人群住着最好的房子,享受最好的教育、医疗和最美妙的生活方式,但是有一样东西钱是买不来的:那就是意识到自己的命运取决于其他99%的人生活得如何。纵观历史,无数1%的人群最终都明白了这一点,但往往为时已晚。

 

 

 

隐性税收加剧分配不公

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副院长 刘胜军

英国《金融时报》   2011年09月23日

    近日,《人民日报》罕见地“屈尊”与《福布斯》中文版主编进行辩论,而且辩论对象是《福布斯》2009年推出的“税负痛苦指数”榜单,该榜单显示,中国内地的“税负痛苦指数”位居全球第二。

    《人民日报》对《福布斯》“税负痛苦指数”的质疑包括名义税率不等于实际税率、最高边际税率适用范围很小等,并指出以国际标准“宏观税负”衡量,中国税负并不高。但是,《福布斯》“税负痛苦指数”包含了纳税人对纳税负担的实际感受。决定纳税人痛苦程度的,不仅有税收的高低,更重要的是税收的用途。通俗地讲,如果“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公众的不满程度会低于“取之于民,用之于少数人”。

    笔者以为,公众情绪的不满,不仅仅针对税收负担,而是包含了复杂的制度变量。

    第一,税收制度不合理。以个人所得税为例,白领阶层成为纳税主体,而企业家、富豪则很容易通过少拿工资、家庭成本列入公司账户抵税的方式避税。在房价飙升的一线城市,“白领贫困化”现象已经相当突出。此外,中国在基尼系数达到0.5左右(与美国相当)的情况下,迟迟不开征遗产税、资本利得税,无疑是纵容了收入差距的急剧扩大。

    第二,高房价问题的实质是政府变相征税。房地产绑架中国经济,房地产相关产业对GDP贡献高达三成,而卖地收入更成为地方政府最重要收入来源,一些城市甚至占到财政收入一半左右。在多数国家,私有土地是公民最重要的财产,而中国的土地国有制度则为地方政府创造了源源不断的财源。百姓买房,也只能买到70年的土地使用权。一线城市房价收入比在十倍以上,甚至高达几十倍。结果,白领沦为房奴。

    第三,央企垄断对公众多重掠夺。央企垄断涉及石油、电力、通信、金融等很多关系公众日常生活成本的领域。首先,垄断降低竞争效率,导致高价格,侵蚀公众福利。其次,由于公司治理的难题,国企本身必然是管理低效的。天则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发现,2001-2008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累积获得利润总额为49174.8亿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7.68%,但这些利润主要来自国企享受的种种政策优惠(财政补贴、融资成本和土地及资源租金等),若还原真实成本并对垄断所致的超额利润予以扣除,则2001-2008年国有企业平均真实净资产收益率为-6.2%。再次,央企的利润不会像国资委副主任邵宁所说的那样成为“全民储蓄”,而是会沦为少数人的馅饼。2008年垄断行业员工占全国就业人群8%,而工资却占全国50%。最高行业平均收入与最低行业平均收入的差距的高达15倍,创造了世界记录。央企,已经成为社会分配不公的重要源泉。

    第四,法治不彰,导致公众再次被掠夺。由于司法体系缺乏独立,加之地方政府的GDP崇拜,在利益的裹挟之下,弹性执法、选择性执法层出不穷。结果就是导致环境污染失控、食品安全防线完全失守。这些因素都会通过对公众健康的影响,最终提高公众的生活成本。这就是经济学上的“外部效应”:企业把生产成本通过污染环境的方式转嫁给社会公众。另外一个突出问题是企业对工人安全防护投资不足,导致大量职业病(如尘肺病等)。结果,工人辛苦多年的积蓄还不够看病的,这显然也是对工人利益的掠夺。

    房价问题、央企问题、法治问题,都构成了对公众的“隐性税收”,加大了公众生活成本,降低了实际收入。而且,这些现象的背后都是财富的不合理分配,导致社会收入分配以“不正义的方式”迅速扩大。据世界银行的报告,目前中国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而劳动者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已经从1980年的65%下降到了2007年的39.7%,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如果从税收的用途来看,问题就更加突出了。中国财政收入、土地出让收入、央企资源,不可谓不雄厚,但其主要用途却是养人(臃肿的公务员队伍)和投资。结果出现了“铁公机”投资大干快上、三公消费几近失控、各种大型活动(奥运会、世博会、世园会、亚运会、大运会)此起彼伏,各地政府招商引资催生大量重复投资和过度投资。而到了关乎民生的教育、社保、医疗等关键领域,总是捉襟见肘。2006年中国行政管理支出占财政支出18.73%,同期日本为2.38%,英国为4.19%,韩国为5.06%,法国为6.5%,加拿大为7.1%,美国为9.9%。相反,世界很多国家的社会福利支出是其财政总支出中的最大项目,一般都在30%以上,德国更是高达71.49%。

    中国人,谁伤了你们的幸福?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1-10-11 17:06:02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标题: 克鲁格曼: 1%精英的恐慌

1%精英的恐慌

Panic of the Plutocrats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 克鲁格曼

By PAUL KRUGMAN
Published: October 9, 2011

It remains to be seen whether the Occupy Wall Street protests will change America’s direction. Yet the protests have already elicited a remarkably hysterical reaction from Wall Street, the super-rich in general, and politicians and pundits who reliably serve the interests of the wealthiest hundredth of a percent.

And this reaction tells you something important — namely, that the extremists threatening American values are what F.D.R. called “economic royalists,” not the people camping in Zuccotti Park.

Consider first how Republican politicians have portrayed the modest-sized if growing demonstrations, which have involved some confrontations with the police — confrontations that seem to have involved a lot of police
overreaction — but nothing one could call a riot. And there has in fact been nothing so far to match the behavior of Tea Party crowds in the summer of 2009.

Nonetheless, Eric Cantor, the House majority leader, has denounced “mobs” and “the pitting of Americans against Americans.” The G.O.P. presidential candidates have weighed in, with Mitt Romney accusing the protesters of waging “class warfare,” while Herman Cain calls them “anti-American.” My favorite, however, is Senator Rand Paul, who for some reason worries that the protesters will start seizing iPads, because they believe rich people don’t deserve to have them.

Michael Bloomberg, New York’s mayor and a financial-industry titan in his own right, was a bit more moderate, but still accused the protesters of trying to “take the jobs away from people working in this city,” a statement that bears no resemblance to the movement’s actual goals.

And if you were listening to talking heads on CNBC, you learned that the protesters “let their freak flags fly,” and are “aligned with Lenin.”

The way to understand all of this is to realize that it’s part of a broader syndrome, in which wealthy Americans who benefit hugely from a system rigged in their favor react with hysteria to anyone who points out just how rigged the system is.

Last year, you may recall, a number of financial-industry barons went wild over very mild criticism from President Obama. They denounced Mr. Obama as being almost a socialist for endorsing the so-called Volcker rule, which would simply prohibit banks backed by federal guarantees from engaging in risky speculation. And as for their reaction to proposals to close a loophole that lets some of them pay remarkably low taxes — well, Stephen Schwarzman, chairman of the Blackstone Group, compared it to Hitler’s invasion of Poland.

And then there’s the campaign of character assassination against Elizabeth Warren, the financial reformer now running for the Senate in Massachusetts. Not long ago a YouTube video of Ms. Warren making an eloquent, down-to- earth case for taxes on the rich went viral. Nothing about what she said was radical — it was no more than a modern riff on Oliver Wendell Holmes’ s famous dictum that “Taxes are what we pay for civilized society.”

But listening to the reliable defenders of the wealthy, you’d think that Ms. Warren was the second coming of Leon Trotsky. George Will declared that she has a “collectivist agenda,” that she believes that “individualism
is a chimera.” And Rush Limbaugh called her “a parasite who hates her host. Willing to destroy the host while she sucks the life out of it.”

What’s going on here? The answer, surely, is that Wall Street’s Masters of the Universe realize, deep down, how morally indefensible their position is. They’re not John Galt; they’re not even Steve Jobs. They’re people who got rich by peddling complex financial schemes that, far from delivering clear benefits to the American people, helped push us into a crisis whose aftereffects continue to blight the lives of tens of millions of their fellow citizens.

Yet they have paid no price. Their institutions were bailed out by taxpayers, with few strings attached. They continue to benefit from explicit and implicit federal guarantees — basically, they’re still in a game of heads they win, tails taxpayers lose. And they benefit from tax loopholes that in many cases have people with multimillion-dollar incomes paying lower rates than middle-class families.

This special treatment can’t bear close scrutiny — and therefore, as they see it, there must be no close scrutiny. Anyone who points out the obvious, no matter how calmly and moderately, must be demonized and driven from the stage. In fact, the more reasonable and moderate a critic sounds, the more urgently he or she must be demonized, hence the frantic sliming of Elizabeth Warren.

So who’s really being un-American here? Not the protesters, who are simply trying to get their voices heard. No, the real extremists here are America ’s oligarchs, who want to suppress any criticism of the sources of their wealth.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10-11 16:55:20 +080收件人:"Flynn" <yilu@sse.com.cn>抄送:标题:转发: 刘纪鹏:创业板背叛了中小企业--写在创业板开通两周年之际

创业板背叛了中小企业

――写在创业板开通两周年之际

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主任 刘纪鹏

2011年10月

    十年前,中国创业板举步维艰,而深交所上创业板不成、欲恢复主板又不能也陷入困境。与此同时,全球交易所之间出现并购潮。在中国,上交所和深交所的同构化问题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诟病,上交所的一位副总经理也几次在不同场合提到深交所没有存在的必要。刚刚履新的深交所理事长急于寻找走出困境的对策。

    2002年6月,我国《中小企业促进法》颁布,这让困境中的深交所感觉到一次生存和发展的机遇的到来。陈东征理事长敏锐发现《中小企业法》的核心是为中小企业解决融资难的问题,而这一问题又和创业板的产生密切相关。

    于是出现了让证券市场人士看不太懂的画面,这就是深圳股票交易所与国家发改委中小企业司及科技部在2002年7月19日联合召开了第一届深交所主办的《落实<中小企业法>为中小企业融资》的论坛。深交所策略性的提出创业板分两步走的战略,这就是“先搞中小板为中小企业融资服务,在条件成熟时再搞创业板为中小企业融资与科技创新服务”的大思路。

    在该论坛上,专家学者普遍指出,我国的中小商业银行力量太弱,而大型商业银行又不愿给中小企业融资,中小企业融资成本高、风险大,不受商业银行待见。因此,中小企业的融资要靠直接融资,民营、中小、高科技企业的发展都要靠建立在资本市场基础上的创业投资。

    这就把为中小企业融资和深交所的生存紧密连接起来,同时也把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和深交所的发展密切相连。而迄今为止这一论坛已开了八届。

    落实《中小企业促进法》,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必须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创业投资、风险投资又是直接融资的主力,它们对科技中小企业的发展也情有独钟。当然,创业投资投资的前提是资本退出渠道要通畅,而建立通畅的退出渠道就要发展中小板和创业板。于是一条很自然的连接链条开始形成,即要在深交所先开通中小板、再开创业板,分步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

    2004年,经过近三年的理论和技术准备,一个中国特有的既像主板,又像创业板,取主板之规则(交易方式、监管制度),取创业板之规模,世界独一无二的中小板诞生了。五年后,即2009年10月,相对低门槛的创业板也随后开通。

    人们对创业板寄予厚望,包括笔者在内的所有专家学者都为创业板奔走呼好,在发展深交所内部多层次资本市场同时,满足中小企业融资的需求。笔者还多次讲,创业板为中小企业融资服务,用5千万至1亿就可以点燃一家企业的创业激情,解决其融资艰难的问题。而深交所负责人也提到:“创业板门槛低,一年上市300家,3年搞到1000家,打开中小企业批量上市融资的渠道。”中国中小企业众多,按照投资和上市10:1的比例,三年就可以通过融资上市的带动效应解决上万家中小企融资难的问题,真正起到创业板为中小企业融资服务的作用。

    从2009年10月创业板开通算起,至今已近两年。然而,创业板的发展无论在公平上还是在效率上都让人们大跌眼镜。两年来,创业板上市的企业只有264家,然而花费的资金既不是像我这样的专家学者鼓吹的用1个亿左右的资金点燃一家企业的创业激情的264亿,也不是这264家企业在招股书中平均每家预计募集2.5亿资金的660亿,而是整整花费了1874亿资金,平均每家7.1亿,超募了1209亿,实际融资是计划融资的近三倍。

    当全国的中小企业都在资金紧张的“闹钱荒”时,当中国的股市惨不忍睹、排名仅先于理论上国家已破产的希腊时,当中国的股民只做“捐钱”的典范却极少有人赚钱时,这264家创业板公司却闲置着高达1209亿的超募资金,要么无所事事闲置浪费,要么买房买地挪做他用。设想这1874亿资金如果给2000家企业去发展主营解决融资难,该是何等的效率。再从公平上看,创业板则是个更坏的样板。当社会思想混乱,人民痛恨腐败、分配不公的时候,谁能想到创业板市场发行制度的不合理才产生了近两年来中国社会最大的分配不公。而创业板上市的企业千军万马走独木桥,只要争得上市,在只对几个“宠儿”搞市场化询价的招牌下,不用创业,即可创富。截至目前,创业板上市的264家企业发行一完成,造就了799个亿万富翁,111个十亿级富翁家族。大蛋糕不是创造出来,而是不合理发行制度分配而来。迄今为止,264家企业平均以63倍的市盈率,32元的发行价,已打破了人类资本市场史上绝无仅有的记录。

    在创业板开通两周年之际,基本上可以对创业板做两个误导两个危害的评价,即:误导决策者在我国股市如此长期低迷的形势下仍然认为股市的泡沫很大,难以推出积极股市政策,保护投资人利益;误导创业者,不合理的股市造富发行制度所带来的合法资本剥夺的神话,使他们不惜通过辞职和内部交易等各种手段放在股份的减持兑现上,泯灭了创业激情;同时,危害了后续上市企业的进程,使得后续企业上市越加艰难;还危害了股民的利益和中国股市的健康发展。创业板上市造富的神话还败坏了社会风气。创业板两年的历史证明这是中国资本市场的败笔。

    今天尽管导致创业板三高超募的发行价格有所回落,但这完全是因为大盘的持续低迷和人们对创业板的痛恨造成的。监管者丝毫没有进行任何制度上的反思,不肯承认也不肯寻找创业板败笔的根源,这种在限制规模的基础上,只搞个股从天花板到地板的询价,其实是伪市场化。

    纵观创业板十年的发展可以看到,创业板受益于为中小企业融资的口号和旗帜,受益于为高科技企业服务、培养中国微软的标榜才可以登上中国资本市场的舞台。然而它却背叛了生育它、养育它的中小企业,在创业板和中小企业融资结盟的互助合作中没有实现双赢,为它上马搭梯的中小企业仍然没有解决上市难、融资难而且越来越难的问题。人们越来越感到,创业板为中小企业融资服务的承诺不过是一句美丽的空话,我们以为创业板播下的是龙种,其实生下来却是个跳蚤。这一已被人们普遍看到的残酷现实,却仍不足以唤醒监管者反思的意识。这不得不说是中国股民和股市的悲哀,更是中国中小企业的悲哀。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1-09-30 00:23:13 +0800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标题: 21个金融迹象?

精神崩溃的21个迹象

----金融世界将会有大事件发生的21个迹象

The European Sovereign Debt Crisis

译者:郭泰

guotai-cufe@163.com

    全球金融市场将会在十月达到拐点吗?目前有很多迹象暗示金融世界将经历精神的崩溃。大规模的投资资金正在退出股票市场,巨大的赌注将在十月攻击标准普尔500 指数。欧洲债务危机将继续恶性发展,不可思议的金融变化正在席卷全球。所有这些不寻常的活动表明某种大事件将要发生吗?我们并不希望。但是从历史上看,最大的股市崩溃将要在秋季发生。所以,我们正处在“黑色十月”的边缘。

    下面的 21 个迹象暗示着金融世界将发生一些重大的事情,全球金融市场正处在精神崩溃的边缘……

    1.我们看见目前正有数量惊人的赌注投向标准普尔500 指数。根据美国有线新闻电视网,上个月,投向标准普尔500 的赌注金额达到了一年中的最高水平。但是这与我们所看到的十月份的金额相比不值一提。十月份投向标准普尔500 指数的赌注金额是极度令人惊叹的。一些人正准备趁下个月股市崩溃大赚一笔。

    2. 投资者正在从股市中大规模撤资。难道他们知道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下面是从《金融邮报》中一个报导中进行的摘录……投资者已经从美国股票基金撤资,从4 月低开始,撤资的数额比雷曼兄弟倒闭后5 个月撤资的数量还多,增加了美国股市2.1 万亿美元的动荡。

    过去4 个月大约750 亿美元从股票基金中撤出,彭博咨询依据华盛顿的投资公司研究院和麻省的基金行业调查公司(EPER Global)所编制的数据显示,从2008 年10 月到2009 年2 月撤离的资金是728 亿美元。

    3.西门子公司已经从两家主要的法国银行撤离了超过5 亿欧元,并将这些钱存入了欧洲中央银行。他们是知道什么事情,还是仅仅有些紧张呢?

    4.星期一,标准普尔将意大利的信用评级由A+下调至A。

    5.欧洲中央银行正在购买更多的意大利和西班牙债券,以试图为迅速发展的欧洲金融危机降温。

    6.美联储、欧洲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日本央行和瑞士国家银行发布声明表示,它们将在10 月、11 月和12 月为欧洲商业银行提供“无限”的资金。

    7.到目前为止,意大利最大的银行已经损失掉其超过一半的价值,第二大的银行损失了44%。

    8.安格拉·默克尔的团队在德国当地的选举中正变得窘迫。最新的民调显示,令人惊讶的82%的德国人认为她的政府在处理希腊危机中变现糟糕。目前,德国的民众意见是对援助持负面态度,这对希腊来说是非常糟糕的消息。

    9.希腊此时正经历了完全的经济崩溃。看看最近《卫报》的一篇社论提供的数据吧……首先想想危机的规模,在2009 年和2010 年的经济收缩后,2011 年二季度GDP 进一步下跌了7.3%。在这个人口1100 万的国家里,失业人口正接近90 万,并预期超过120 万人。这些数据让人想起了1930 年代的大萧条。

    10.2009 年,希腊的债务占GDP 的比率大约是115%。如今,希腊这个比率是160%。所有的节制消费的措施对他们来说根本无助于解决长期问题。

    11.希腊债券的1 年期收益率目前超过了129%。一年前这些债券的收益率在10%以下。

    12.希腊副财长Filippos Sachinidis 称,希腊的资金只能坚持到下个月为止。

    13.意大利目前债务占GDP 的比率大约是120%,并且它们经济规模要远远大于希腊的经济规模。

    14.葡萄牙两年期债券的收益率现在超过了17%。一年前这些债券的收益率仅为4%。

    15.中国似乎对欧洲银行的稳定产生了担忧。下面的内容来自于路透社最近的一篇报导……一家中国大型国有银行停止了与许多欧洲银行的外汇远期和互换交易,原因是欧洲无停止的债务危机。星期二路透社从两条途径得到此消息。

    16.欧洲中央银行目前购买的黄金超过其出售的数量,这是超过20 年来第一次发生的事情。

    17.IMF 首席经济学家称:全球经济进入了“危险的新时期”。

    18.以色列抛售了46%的美国国债,俄罗斯也抛售了95%的美国国债。它们难道知道我们所不知的事情?

    19.全球金融市场正期待美联储这周发布新的债券购买计划,以进一步降低债券的长期利率。

    20.如果一些富有的投资者相信奥巴马的税收计划有希望在国会通过,他们也许开始在今年年底抛售股票,以避免在2012 年遭到更大的税收。

    21.根据美林最新发布的研究,美国经济有80%的概率进入另一场衰退。当金融市场的情绪真得变得如此紧张,其结果是将推动一场大规模的多米诺股票效应。但愿十月份不会发生什么大事。

    但愿全球金融市场不会经历一场精神崩溃。但是目前的局面更像是2008 年的每一天。引起 2008 年危机的问题还都没有解决,如今的金融体系是二战结束后最脆弱的时候。正如我昨日所说,美国从未真正从上场金融危机中复苏。

    如果我们在下个月看到另一场大规模的金融崩溃,其结果将是毁灭性的。我们正逐步丧失抵抗力,准备着被击倒的那一天。让我们期待金融世界能联合一致。我们不需要更多的经济伤害。

 

 

 




发件人:"第一财经研究院中国战略思想库" <zhanlue@yicai.com>  2011-10-09 19:28:25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第一财经研究院《战略观察》22期、23期

美元拐点如何到来

 ----美元指数向上拐点实现分析评估报告

第一财经研究院

2011.10,

    2011 年 9 月,美元指数在时隔近 10 个月的下挫和 4 个月低位盘整后迎来了拐点:美元指数先是在 4 月至 8 月底持续在 73.4-76.3 区间盘整,之后从 9 月份开始,从 74 上攻突破 78,盘中最高接近 79,而欧元兑美元也在 9 月一度跌破1.35,结束了此前长达数 4 个月的 1.40-1.45 区间盘整。

    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美元价格不仅是反映美国经济状况、资金拆借水平的标尺,也是全球各国综合国力的比色板,全球资金流动趋势的风向标;同时,美元作为金融市场日交易量最大的投资币种,全球主要信用市场体系、企业股权市场体系、战略资源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的价格标尺,是反应全球风险偏好强弱水平的度量衡和风向标,也成为全球最主要投资者(投行、对冲基金、货币市场基金等主要机构投资者) “必争之地”。纵观历史上每次美元拐点,均为全球政治、经济形势重要关口的直接反应,因而,此次美元再次走强,其重要性不可不察。

    本报告意在梳理和总结此轮美元拐点形成过程。本报告以欧元兑美元走势和机构观点为节点,将 2011 年 4 月至 9 月分为四阶段,对本轮美元走强过程以来的经济形势、市场走势、主导话题、以及金融主力观点、投资者偏好进行梳理,以把脉此轮美元拐点前后的变化节奏、驱动话题、以期对评估当前美元主导因素、判断未来走势有所参考。

    《战略观察》23期——“看低了美元:解剖高盛2011交易策略:2011.04-2011.09美元指数向上拐点实现分析评估报告(下)”指出美元在9月份的升值,主导了整个国际金融市场的格局走向,即资本从风险资产撤出,全球股市、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新兴市场货币贬值等等。但作为全球最主要的金融机构,高盛却并未把握住以美元升值为主导的国际金融变动,并且在核心资产配置上出现重大损失。

    综合来看,高盛持续至2011年8月底依然维持对美元弱势的判断,但此时美元上冲的力量积蓄已经完成。9月15日高盛下调了欧元/美元汇率展望,但是目前高盛依然没有调整美元判断方向。从高盛展望美元贬值的原因与逻辑来看,高盛将影响美元价值长期的贸易赤字、宽松政策、财政问题,用来判断美元的短期走势,并且低估了欧债危机的严重性。与高盛一样,从长期来看,我们认同美元长期贬值的趋势。但是在信用货币“比差效应”格局之下,更恶劣的欧债危机压低了欧元,主权债务危机风险的放大则重塑了美元、美国国债市场避险地位,并推高了美元汇率。

    高盛今年至今的交易整体盈利,8大战略性交易中有2笔目前大幅亏损。针对外汇市场,其战术性交易总收益至9月13日达到10%,但平均每笔交易的收益不足1%。最新情况是,9月22日高盛欧元/美元多单被强制性止损出局,亏损4.2%。外汇交易的这些亏损主要因为高盛对美元的方向判断错误(过于看低美元,没有抓住美元的强势反弹),目前虽然高盛下调欧元/美元3个月的目标位至1.40,但并未改变美元贬值的核心观点,根据其最新的交易动态显示,高盛依然未调整其美元空头仓位。高盛基于美元走弱而进行的交易仍在进一步亏损中(或原有盈利在进一步缩水中)。

    第一财经研究院秘书处

    颂琪

    本报告为第一财经研究院内部刊物。本报告的版权为第一财经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刊登、发表、上网或引用。我们已经邀请您加入第一财经研究院的Mailing List。我们将定期向您发送《战略观察》、《战略参考》报告。如果您不愿意再接收我们的邮件,请直接回复本邮箱。联系人:徐以升,联系方式:电话:010-58685706。

 

 

 

发件人: "Kuijs Louis \(HKG Int\)" <lkuijs@mfglobal.com> 2011-10-07 19:12:02 +0800 收件人: "Kuijs Louis \(HKG Int\)" <lkuijs@mfglobal.com> 抄送:标题: MF Global Asia Economics: How much will Asia slow down in a global downturn? - Louis Kuijs

亚洲经济能否跟着下降?

Asia Economics

How much will Asia slow down in a global downturn?

Louis Kuijs

+852 3553-1187 (lkuijs@mfglobal.com)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1-10-11 11:39:07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标题: Fw: 

驳美国衰亡论

约瑟夫·奈

联合早报

2011-10-10

  美国正经历艰难时期。其2008年后的复苏已经放缓,一些观察家甚至担心欧洲的金融问题将让美国和世界经济陷入第二次衰退。

  此外,美国的政治依然在预算事务上僵持不下。因为2012年总统大选将近,妥协也变得越发困难——共和党人都寄望经济问题能帮助他们把奥巴马赶下台。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都预测美国将走向衰退,尤其是相对于中国。

中国将超越美国?

  这不仅仅是专家学者的观点。最近由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re)在22个国家进行的调查显示,其中15个国家的大多数民众相信,中国会取代或已经取代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强国”。在英国,认为中国已经超越美国的人,从2009年的34%上升到目前的47%。同样的趋势也出现在德国、西班牙和法国。事实上,调查发现相对于拉美、日本,土耳其和东欧,与美国关系最长久也最亲密的盟友对美国的态度更为悲观。即便是美国人自身,也对中国是否将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霸主出现了50对50的分歧。

  这些观感是对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缓慢增长和财政问题的反映,但在历史上却不是头一遭。美国在历史上不乏错误估计自身实力的时候。比如说1950和1960年代,在苏联发射世界第一颗人造卫星“伴侣号”(Sputnik)后,许多人认为它将把美国比下去;在1980年代挑战美国地位的成了日本;如今又变成了中国。然而,随着美国的负债额在未来十年内几乎将相等于其国民收入,其不能有效运作的政治体系似乎也无法应对国家面对的根本挑战,“衰退论者”最终是否会被证明是正确的呢?

  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未来政治变革所带来的不确定因素——它们往往被低估了。经济发展会让中国在权力资源上更接近美国,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中国会超越美国成为最强大的国家。

  得益于其庞大的人口及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率,中国的GDP几乎肯定会在十年内超越美国。但如果用人均收入计算的话,中国再多几十年也赶不上美国。

  此外,即便中国没有遭遇到任何重大内部政治挫折,当前的许多预测都仅是简单地建立在GDP增长的基础上。它们忽视了美国在军事和软实力上的优势及中国在地缘政治上的弱点。日本、印度及其他试图平衡中国实力的国家都欢迎美国继续留在区域。情况就好像北美的墨西哥或加拿大试图与中国结盟来制衡美国那样。

美国综合实力会衰退吗?

  在绝对意义上的衰退来说,美国的确面临许多真实的问题,但美国经济依然具备高度生产力。美国在总研发支出、大学排名、诺贝尔奖得奖者人数和企业精神指数上依然排名世界第一。根据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上月发布的年度经济竞争力报告,美国的经济竞争力在全球排名第五,(位居瑞士、瑞典,芬兰和新加坡这些小经济体之后)而中国只排名第26位。

  此外,美国在生物科技及纳米技术这些尖端科技领域依然维持领先地位。在这方面可看不出任何的绝对经济衰退的迹象。

  一些观察家担心美国社会将逐渐僵化,正如一个世纪前处于权力顶峰的英国那样。但与英国那种工业家后代在伦敦追逐贵族封号及荣誉不同的,是美国文化更具企业家精神而其权力也更为分散。尽管对移民问题的焦虑在美国历史上层出不穷,美国还是从移民中得到巨大的利益。在2005年的统计显示,此前10年美国创立的新企业中有25%有外国移民参与。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曾告诉我,中国可以从13亿人口挖掘人才,但美国却可以从全球70亿人口吸引人才,并且把这些人在一种多元文化下重新整合起来,这种方式所能强化的创造力,是汉族民族主义无法做到的。

  许多评论员对美国低效的政治体系表示担忧。没错,美国的开国元勋建立了一个分权的制衡体制,牺牲效率来保障自由。美国目前正经历一个党派极端对立的时期。但这种政治对抗在美国历史上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在它建国的年代也不是一帆风顺的。美国政府和政治经常经历这类情况,当前的局势看来非常恶劣,但以前的情况有些比目前更糟。

  美国面对一系列严重问题:包括公共债务、低水平中学教育及政治僵局。但请记住这些问题只是整体局面的一部分——而且它们原则上都能在长期内得到解决。

  把这些问题与那些原则上无法解决的问题区分开来是重要的。当然,美国是否能实施可行的解决方案也是个未知数。有几个委员会已经提交了利用增税和削减开支来改变美国债务不断上升趋势的可行方案,但可行性不能保证这些方案一定会被采用。李光耀认为中国“将给美国带来强有力的竞争”,但在总体实力上将无法在本世纪上半叶超越美国的看法,大概是正确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些令人沮丧的关于美国绝对衰落的预测,将被证明是与过去几十年类似的预测一样具误导性。同时,在相对意义上,即便“世界其他地方的崛起”意味着美国将没有以前那么具有支配力量,也并不意味着中国一定会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霸主。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10-10 14:00:51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RCIF-ESDC.004 浅析欧洲救援新工具

浅析欧洲救援新工具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 郑联盛

Oct.10 2011

zhengls@yahoo.com.cn

    由于现有救助机制的资源日益减少,而债务危机却愈演愈烈,欧盟金融稳定的压力不断提升,因此,寻找新的救援机制成为欧元区和欧盟现实而急迫的任务。与此同时,如何改革和完善欧洲金融稳定制度成为更为根本的任务。欧元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二元结构矛盾是欧洲债务危机的制度基础,欧元区成员国货币政策是统一制定的,成员国只能更多地以财政政策来救援经济并促进增长和就业。欧洲债务问题更为内在,更具有必然性。如何打破这种宿命,也成为欧元区金融稳定改革的重大议题。基于此,欧元区和欧盟针对后续救援和改革,提出了多种解决方案和改革措施。其中,最有影响力的举措包括银行税、金融交易税和欧元区债券等。本文将简单介绍银行税、金融交易税以及欧元区债券的定义及其发展的情况。

银行税

    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给国际金融市场和全球实体经济造成巨大的冲击。欧美在反思危机的根源时认为,过度交易和过度负债是金融风险爆发和传染的重要原因,为此,需要对过度交易和过度负债做出制度性约束。银行税就是针对金融机构过度负债的政策安排。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银行税首先由英国提出。2010 年2 月时任英国首相布朗首次提出征收金融交易税来限制过度交易特别是投机交易。布朗认为,全球应该就开征一项全球银行税达成一致意见,并希望在2010 年6 月加拿大G20 峰会上达成协议。但是,该提议受到了美、加、俄等国的强烈反对,IMF 和欧洲央行也不支持这项提议。

    2010 年6 月,英国宣布将在2011 年开始实行银行税,但由于金融稳定仍然面临不确定性,英国银行税实行折扣税率0.05%。2011 年2 月,英国认为银行业复苏形势好于预期,银行税折扣税率取消,恢复0.075%的税率。根据这个基准税率,英国2011 年将征收约25 亿英镑的银行税。

    银行税征收的税基是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英国是对银行的总负债进行征税。英国银行税征收对象是在英国的银行业机构的资产负债表,包括英国银行集团和住房贷款协会的合并资产负债表、外国银行或银行集团在英国的分支机构的资产负债表以及非银行金融集团的银行业务的资产负债表。英国财政部还设立了一些豁免征收的条件:

    比如储蓄保险计划的日常存款、主权债务担保的再回购等。为了应对过度负债及其导致的大而不倒效应,英国对于银行业负债中的200 亿英镑负债不征收银行税,超过200 亿英镑负债的部分才征收银行税。为了避免短期负债过度、鼓励配置相对更多的长期负债,对于长期负债征收一半的银行税。

    银行税得到了德国和法国的效仿。2011 年3 月,德国宣布开征银行税,并在随后几个月内敲定征税草案。2011 年6 月,德国、法国和英国发表联合声明指出,三国将推出银行税。2011 年7 月,欧盟就征收银行税进行了政策讨论,欧盟委员会主张向欧
元区的银行征收500 亿欧元税款,以资助新一轮希腊纾困行动。

金融交易税

    金融交易税的理论根源于托宾税,是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宾于1972 年提出的。托宾认为,应该在“飞速运转的国际金融市场这个车轮中掷些沙子”,即对全球外汇交易课征全球统一的交易税,即托宾税。金融交易税是针对过度交易的一个政策安排。

    随着金融交易的发展和各国的实践,金融交易税大致可以分为四类:传统的托宾税、所得税、预扣税和无息准备金等。传统的托宾税主要是指对所有外汇交易或金融交易征收一定比例的交易税;所得税是对非居民持有本国资产获得的收益征税;预扣税是在不明确税率或获得资金的初始环节预扣一定比例的资金;无息准备金是要求跨境投资按照投资额一定比例向货币当局缴纳本币或外币存款准备金,该准备金是无息的。

    金融交易税的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抑制投机,通过征收基于交易的托宾税,可以缓解短期资本的大规模流动,抑制货币投机,稳定汇率,使资本和资源更多地流向实体经济而不是虚拟经济,促进全球经济的资源配置效率提高以及经济的稳定发展。二是提供危机救援资金。比如对外汇交易征收金融交易税,每天外汇交易额为2万亿~3 万亿美元,其中不足5%是出于真实贸易交易。如果征收0.1%的交易税,一天的税收收入就高达20 亿~30 亿美元。仅外汇交易的交易税收入,就足够用于金融救援。

    本轮金融危机后,金融交易税成为一些经济体管理短期资本流动的政策工具。如巴西、泰国和韩国,都有过这方面的相关举措。巴西2009 年10 月对资本流入征收2%的金融交易税,2011 年4 月扩大金融交易税的境外贷款征收种类,2011 年8 月出开始征收外汇期货交易(美元)交易税。巴西出台的这些税收政策都属于传统意义上的托宾税,主要是为了限制过度投机导致的金融风险。

欧洲金融交易税

    欧洲债务危机的救援需求,再次激发了欧洲对金融交易税的热情。2010 年5 月欧元区就欧洲债务问题的救援体系达成共识,出台了总规模为7500 亿欧元的欧洲金融稳定体系,其中针对希腊的救助为1100 亿欧元。但经过救援之后,希腊债务危机并没有改善,无奈欧元区和欧盟于2011 年7 月同意进行第二轮救援,规模为1090 亿欧元。同时,爱尔兰、葡萄牙也受到欧洲金融稳定体系的救助。但是,欧债问题仍在发酵,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债务问题引发关注。欧债危机的救援面临更多不确定性,需要新的救助资源。

    作为欧债危机的救援主体,德国和法国承担了最主要的救援责任。欧洲金融稳定基金中各成员国承诺的出资规模,是根据欧元区成员国在欧洲中央银行资本金比例和现实的财政状况做出的。德国在欧洲央行的资本金比例最高(18.9%),救援计划中的原定出资比例为27.1%,调整后达29.1%。法国(14.2%)次之,原定出资比例和调整后出资比例分别为20.4%和21.9%。德法原定出资规模分别为1193.9 亿欧元和896.57 亿欧元。

    寻找新的救助资源是德法的重要任务,金融交易税成为德法的政策选择之一。随着欧洲债务危机的蔓延,德法认为继续投入救助资源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而且正在明显增加。为此,需要寻找一种更为合理的资金来源方式,金融交易税成为德法协商之后的政策选择之一。但是,德法两国表示,征收金融交易税是为了限制过度投机,保障金融体系的稳定性。

    德法的金融交易税计划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目前,德法虽就征收金融交易税达成一致,但征收的范围、税种、税率、机构安排以及收入分配等细节尚未公布。由于金融交易税作为一个“统一税”应适用于欧盟和欧元区,需要所有成员国同意。同时,由于IMF 参与了欧洲债务危机的救援,原则上也需要征得IMF 的同意。当然,由于金融交易已经全球化,德法、欧盟还需要征询其他重要经济体的意见,特别是G20 框架下的经济体和国际组织。

欧元区债券

    欧盟最重要的,是解决其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制度性矛盾,从根源上防止债务问题的进一步演进和再次普遍爆发。欧元区货币政策由欧洲央行统一管理,而经济政策和财政政策由各国政府分别管理。由于各国经济结构不同,统一的货币政策根本无法适应各成员国的需要,财政政策成为区内各国可控的政策手段,这就造成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制度性矛盾的逐步累积。欧盟在未来的政策制定中,尽量将财政自主性和货币统一性的不协调性,作为一个参考变量纳入到政策制定和执行的视野中。

    欧元区债券被认为是解决欧元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二元结构矛盾的根本举措。如果欧元区发行统一的债券,就可以降低不同成员国国债之间巨大的息差,防止成员国的融资成本被迫大幅上升,有利于成员国缓解利息支出,有利于财政整固,并进行财政收支结构改革。

    欧元区债券的根本缺陷在于成本收益的不匹配性。欧元区债券相当于是用欧元区所有国家的信用作为担保,为发生债务危机的国家融资。在欧元区中,德国的信用最高,其融资成本应该是最低的;而希腊、葡萄牙等国的信用较差,融资成本高。如此,欧元区债券的整体信用水平应该在这二者之间。对于德国,其融资成本是提高的,而希腊等国的融资成本是降低的。显然,欧元区债券有利于融资成本较高的国家,不利于融资成本低的成员国。德国总理默克尔2011 年8 月底明确表示,反对欧元区债券,而此前波兰央行行长贝尔卡则认为欧元区债券“指日可待”。

    为了解决成本收益不对称问题,学术界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有研究认为,可以将欧盟各国的债券发行统一到欧盟的框架下,由欧盟统一发行“蓝色债券”(BlueBond),以此来为成员国的赤字融资,并通过设计“蓝色债券”的期限、数量和成员国分配制度,来限制成员国发行过多的债务,以此来提供欧盟财政政策的协调性。

    由于以欧盟的信用为担保,“蓝色债券”的收益率可以比各成员国国债收益率更低,更有利于成员国的偿还。如果成员国的发债规模超过了“蓝色债券”的配置上限,那“发审委”将审核其增量债券的发行,这些新增债券称为“红色债券”,其收益率要高于“蓝色债券”。“发审委”实际上是一个由成员国参加的“独立稳定委员会”。

 

 

缅甸为何叫停中缅大坝工程

BBC中文网

2011年10月1日

    密松水电站位于伊洛瓦底江,当地的缅甸少数民族武装强烈反对这一建设项目。缅甸总统吴登盛下令暂停中缅合建的密松大坝工程,出乎中方预料。事隔24小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周六(10月1日)敦促缅甸进行商讨,保障中国企业权益。洪磊还提醒仰光政府说,两国是在审查评估之后才达成了建坝的协议。

    密松大坝由缅甸电力部、缅甸私企“亚洲国际公司”和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共同开发,拟于2019年在缅甸境内的伊洛瓦底江建成。

    BBC东南亚事务记者哈维说,尽管中国电力集团公司邀请中缅专家对工程进行评估,但评估报告未公之于众。据反对这一工程的活跃人士得到的消息,报告最初建议修建两个较小规模的大坝,但这一建议被忽视。此外,还有消息说,中国合作方表示将在大坝开工后,再对其影响进行研究。批评人士说,这是“本末倒置”。

    根据计划,密松大坝建成后将形成一个面积大约766平方公里的水库,这比新加坡的面积还有大。有报道说,大坝修成后,多达90%的电力将被输往中国,这刺激了缅甸民众的敏感神经,认为中国是在掠夺缅甸资源。

    《中国与印度交汇:缅甸和亚洲的新交点》一书的作者吴坦敏在接受BBC采访时说:“中国虽能从中国的投资和贸易中获益良多,但如果中国项目不透明、对当地的影响不予考虑的话,就会起到反作用。”

    在马来西亚的缅甸人举行抗议,声称伊诺瓦底江不是为中国谋利的。敏感工程密松大坝位于伊诺瓦底江上游,这里有丰富的生态环境,离地震带仅百公里。此外,这里也是反缅甸武装克钦独立组织的活跃地区,该组织认为大坝的修建直接威胁到他们的生计,会迫使成千上万村民搬迁。

    第三,伊诺瓦底江是缅甸的母亲河,孕育缅甸的文化和历史。缅甸的一名评论人士说:“每个人都与这条江有情感联系,这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反对大坝工程。”缅甸的一些环保人士、学者、政客都加入到抵制这一工程的运动当中,包括著名的缅甸民主派领袖昂山素季。

    缅甸学者吴坦敏说,密松大坝给了新届政府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停止工程建设能表明新政府愿“更多地倾听民众的声音,考虑民众的利益”。中国在缅甸投入了数十亿美元帮助经营矿区、木材以及建造石油和天然气管道,停止建坝的事件或许会让缅甸与中国的关系蒙上阴影。

 

 

 


发件人:"李先一" <firstlee01@163.com> 2011-09-27 12:04:23 +0800 收件人 :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北大学生上仲老师

均分就业岗位

李先一

仲老师:您好!

   老师好,我是北大城环学院历史地理李先一。

    变个人为双人,变个人为社会,真正社会主义能实现。夫妻间经过磨合可以达到一定的共产主义关系,人与人经过教育合作,也可以很好的完成工作,解放个人与社会矛盾。当然物质,按人均来说已够,不会使社会总物质,财富下降,而是怎样用的问题。请和于光远等哲学人文老师讨论,此社会主义改革,对大家都有利。

    我现在经过学习思考,有如下看法:共产主义的实现方法及思路:资本主义效果巨大,生产力水平高,但有人收入过亿,有人失业,个人分工竞争极致化,社会人际合作不明显,人性恶也得到发扬,大量耗费能源资源。

    方法是将人从劳动中适当解放出来,因为自动化,机械化,农业和工厂产能巨大,生产力可以满足人们物质需求,可在生产关系上进行微调。比如将一个劳动分成两个人或更多的人做,具体是每周分成2段,每人干3天半,然后交接班。或者每周5天制,每人干2天半,另一个人会接替你干。

    校长,院长,局长,部长,总理都可这样,这样人可以空出大量时间,或者休闲,或者进修学习,或义务劳动。劳动不再是个人实现主义的舞台了。

    增加大量就业,人人都有机会实践,劳动成为人们的需要,社会生产力不会衰退,而是更有效率,更多的是进行创新,更多的是知识交流分享。

    生育后代也不是个人实现的目标了,而是个人和社会共同养育好后代,人口逐渐减少,与自然资源环境协调发展。

    适应老龄化需求,退休年龄也可以大大延迟。因为劳动为人的需要,人会更好进行文化发展,精神发展。

    教育,参照钱学森的大成智慧教育,4岁到18岁,完成准硕士毕业。这个想法可能超前,但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试验,到底是否会有效果。

 

 

 

 

 

 

发件人:"李延明" <liymbj9206@126.com>  2011-09-29 06:43:39 +0800收件人: "仲大军" <zdjun@263.net>抄送:标题: Fw:转发:转发:国资银行高层巨额年薪已为世界之最

建议取消特供制度,解决特权腐败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胡星斗

2011年10月

    特供制度,主要指执政当局专门为高级干部量身定做的一项特殊的食品供应制度(有时也指食品之外的特权供应),特供体系从原料生产、采摘、采购、检测、加工、制作、化验、包装,到调运、配送、验收等各环节,都由专职人员、专门车间、专用设备、专库、专车进行,其大致过程如下:先派出相关人员勘察各地各类日常食材及特产,从中圈选质地最优良的品种及产地,然后以行政命令等方式予以垄断,并按照其内部的规定对垄断对象的整个生产过程进行专门管理,除少量被特许以极高价格面向特定对象开放销售外,一律通过专门渠道只供应给相应级别的领导人及其家属(本文的部分内容参考了:大跃进时期大面积饿死人时干部特供制度;汪园斐:“特供”不除,百姓食品安全是空话;“国宴”特供体系调查等文章)。

    革命家们进入中南海后,公安部设食品专供站、中南海特需供应站。对外称北京饭店招待所,由苏联特供专家设计和监督建造,设四科一室,管辖几个专门生产基地,规模大的是巨山农场,专为中央领导人生产、特制、加工优质的粮油,菜蔬、水果、肉、鸡鸭、蛋、奶及其它副食品。基地有专用屠宰厂,肉食加工厂,糕点糖果加工厂,熟食制作车间,检测化验室等专门设施。这些设施皆属苏联最先进的。

    最高层的特供更是严密,不受标准限制。毛泽东特别喜欢吃长沙东方红渔场的活鱼,于是安排专机每周定期往返北京——长沙,专为毛泽东空运活鱼。

    毛泽东最爱喝的茶是龙井,产在一座特别的小山顶上,他爱抽的雪茄,也是从“晒烟之乡”之称的四川省什邡县,抽调专门人才来京城组成“132”特供烟生产组,秘密为毛泽东制作雪茄。

    毛泽东也喜欢别墅,北京城就有五处,在全国各地建有五十多所别墅,这些别墅往往地处优美的风景区,于是整座山或整片湖泊或海岸便被封闭起来,专供毛泽东享用。就是在大面积饿死人最为严重的时期,也花数亿元在韶山修了个滴水洞。邓小平在1980年8月1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1958年以后,到处为毛泽东同志和其他中央同志盖房子……”。

    毛泽东的几个厨师是国内顶尖高手,也经过严格的审察,可做饭菜时管家必须在厨房内监视,也负责尝菜,尝味道,尝安全。全国饥荒最为严峻时,营养专家与厨师为毛泽东精心制订了西菜,西菜汤菜谱。这份菜谱包括七大西菜系列,即鱼虾类,鸡类,鸭类,猪肉,羊肉类,牛肉类,汤类。

    鱼虾类:蒸鱼卜丁,铁扒桂鱼,煎(炸)桂鱼,软炸桂鱼,烤鱼青,莫斯科红烤鱼,吉士百烤鱼,烤青菜鱼,菠兰煮鱼,铁扒大虾,烤虾圭,虾面盒,炸大虾,咖喱大虾,罐焖大虾,软炸大虾,生菜大虾等。

    鸡类:黄油鸡卷(鸡排),软煎鸡徘,鸡肉饼,鸡肉元,大王鸡肉饼,鸡肉丝,罐焖鸡,红焖鸡,葱头焖鸡,青菜焖鸡,纸包鸡,鸡丁敏士,椰子鸡,奶油鸡等。

    肉类:烤猪排,烤猪腿,炸猪里几,炸猪排,馏猪排,法国猪排,意式奶猪等。

    牛羊肉类:因为毛泽东不是很喜欢,因而只是偶尔掺杂一些品种进去。

    牛羊肉有:羊肉串,烤羊腿,烤马骏,白烩羊肉,煎羊排,煎羊肝,牛扒,煎牛肉,咖喱牛肉,伏太牛肉,酸牛肉,烩牛尾等。
汤类:奶油汤,牛尾汤,红菜汤,鸡杂汤,腰子汤,葱头汤,红花鸡汤,饺子汤,红鱼汤,卜菜泥汤,巴粒米汤,什锦汤,鸡蓉鲍鱼汤,鸡汤蓉汤,意国面条汤,龙须菜汤等。

    在井冈山时期,革命家们就规定各级干部的供给,精细到明文规定各级干部点油灯的灯芯为几根……

    1942年,中国正处于抗战最艰苦的年代,但在延安,“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王实味语),即大、中、小三灶伙食供应制度和斜纹布(黑色)、平布(青灰色)、土布三级服装供应制度……。丁玲、王实味等“知识份子”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批评,但王实味为了这几句话丢了脑袋。

    1950年4月中央出台了《中央级行政人员工资标准(草案)》,规定党政人员最高一级的工资收入是最低一级的28.33 倍。1955年8月,统一实行职务等级工资制,工资差距扩大到了31.11倍。1956年国务院又颁布了新的工资标准,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之间差距达36.4 倍。

    干部们的住房也按级别享有特权。如上海市1956年将各级干部住房划分成了十几种待遇标准,规定特甲级可享受200公尺以上“大花园精致住宅”,特乙级可享受190—195公尺“大花园精美住宅”,一级可享受180—185公尺“大花园精美住宅”等。制度还规定几级以上的干部可以配厨师,几级以上可以配勤务,几级以上可以配警卫,几级以上可以配秘书,几级以上可以享受何种级别的医疗和疗养,也对不同级别的干部享受何种档次和牌子的专车等都有具体规定。至于火车软卧和飞机,最低级别为县处级十三至十六级才可以乘坐。政治信息的传递也有等级的规定,红头文件传达到哪一级,《内参》哪一级有资格看都有严格规定。

    正如《历史在这里沉思》一书所说:“他们享受着五千年来封建帝王做梦都想不到的现代化生活,而掌握的权力又是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政客们享受不到的封建特权”。

    据《童年琐忆》书中“省委大院”一节中记述:在1958年大跃进年代里,作者童年在河南省委第二书记何伟伯伯家度寒假的经历。何伯伯住的省委大院有前后两个院儿,前院是办公区,后院是宿舍区,前后院都有解放军站岗。他住的是两层独立小楼,好大好大,地面是木地板。我一人住了间客房。吃饭的屋子就像个小食堂,一面墙是落地的玻璃窗,厨房也很大,炒菜的灶是那种饭馆用的大土灶,火又大又冲,有专门的厨师。顿顿饭都是山珍海味。记得上的一道鱼,下边铺着一层脆脆的干粉丝,上边的鱼煎得焦黄焦黄,被一种味道极鲜美的汁盖着,色香味都诱人。早上每人一杯牛奶,配一个煎鸡蛋,省委大院的生活就是天堂。我还几乎天天晚上看戏,不是京剧就是豫剧,我们总是坐在最好的位子上,记得剧院里总是冷清的,没几个观众,往往看完戏回家时,何伯伯的麻将局还没有散呢。中国新年那几天伙食更是好,顿顿好菜,主食花样也是好几种。回来后听从河南探亲回来的蔡阿姨提起,河南的饥民发生过抢国家粮库的事情,军队开了枪,打死了人。

    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导致中国大批婴幼儿患病或死亡,民众已对国货食品安全失去信心的同时,网上一篇祝咏兰泄露“中国特色”特供制度的讲话引发海内外舆论一片哗然【照片见文后】。祝咏兰在《讲话》中透露:甄选中央国家机关特供产品条件非常严格,“有机食品的生产必须完全按照作物、牲畜在自然环境中的生长规律进行,在生产加工过程中,不使用化肥、农药、生长激素、无污染,不使用化学添加剂、防腐剂,不使用基因工程技术,并经过有机食品认证机构认证。我国绿色食品的AA级就是参照有机食品的标准而生产的。凡是上述环节有一项不达标就不能算是真正的有机食品,更不能入选为'中央国家机关特供'产品。”

    有人争辩说美国也有特供,比如总统空军一号专机和它上面的“特供”食品。的确,美国总统吃的食品也会经过特殊检查,但是此“特供”非彼“特供”。美国的特供是针对恐怖份子的,而总统吃的任何东西,百姓也能吃到。总统吃的也是超市买来的,只不过为了防止拉登们,上桌前要进行检测。

    在数十年前的美国,其食品卫生和安全也丑闻迭出。当时有人写书反映:工厂把发霉的火腿切碎填入香肠;工人们在肉腚上走来走去并随地吐痰;毒死的老鼠被掺进绞肉机;洗过手的水被配制成调料……

  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边吃早点,边读这本书。看到这里,他大叫一声,跳起来,把口中尚在咀嚼的食物吐出来,顺手把盘中剩下的一截香肠扔出了窗外。

    接下来,他没有去成立“特供中心”,而是敦促国会通过了两部联邦法律——食品和药品法、肉类检查法,并且创建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雏形机构。而中国呢,真正的特供食品百姓不要说吃不到,看都看不到——“132”小组为毛泽东制作的特供雪茄你见过吗?“132”小组成员在工作的3年中,“对自己所做的事情始终保持沉默。他们的婚嫁对象也经过小组负责人的严格考察;他们的子女从未进过这扇南长街80 号的大门;他们既从不向外打一个电话,也从不直接接外来电话……”。

    毛泽东爱抽的“熊猫”香烟你见过吗?据报道:“上海卷烟厂2个月做一次特供熊猫牌香烟。每次特供烟丝送进厂,都有几部警车带枪保卫,每个过程都严密监视,当天烟丝进厂,当天完工出厂,货品从不在厂过夜,怕有人换假偷窃。百姓吸的烟丝进厂都得在仓库呆几个月。只有熊猫牌特供香烟的由警车监护当天出厂。厂里的职工都知道熊猫牌好,有个人偷偷地拿了一点,给判刑2年!”

    中国的执政党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先进文化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一直强调“为人民服务”、“执政为公”。这些政治信条的试金石是什么?就是看能否取消特供制度,解决特权腐败。因此,我建议:

    一、立即取缔高级干部的食品特供制度。

    二、立即取缔国有医院中的高干病房,禁止干部的公费疗养。

    三、改革官民分开的二元养老制度,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

    四、大幅减少公款吃喝、公款用车、公款旅游出国的“三公”特权消费,建立民主财政、阳光财政。

    五、破除国有垄断,缩减庞大政府,降低行政成本。

    六、制定阳光法案,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真心实意做人民的公仆。

    祝咏兰主任在中央国家机关特供产品授牌仪式上(照片)。
 

 

 

 

 


发件人:"James Zhu" <Jameszhu@bellsouth.net>  2011-10-10 01:50:55 +0800 收件人: "James Zhu" <Jameszhu@bellsouth.net> 抄送:标题: 一举粉碎四人帮,与毛派精彩言论

    学渊评:今天中国又出了与“四人帮”一样的毛派集团,期望中国共产党彻底摆脱毛泽东的影响是很困难的,胡德们平能在“否定文革”这样的“最低纲领”上做文章;能有“宪政、民主”的认识,当然是很不错的,但是并没有超越胡耀邦赵紫阳,甚至没有超越文革晚期的邓小平。再来一次“一举粉碎”,把毛帮关进秦城监狱,再一次凝聚中国的人心,换来二十年政治改革的机遇,对中国共产党无疑是最好的选择。怕的是共产党里已经没有汪东兴华国锋那样的英雄好汉了。

北京高干子弟们纪念粉碎“四人帮”

亚电

    今年十月六日是中国粉碎“四人帮”三十五周年,中共已故元老叶剑英、华国锋、李先念、胡耀邦等人的后人和学者共两百多人,当天在北京国贸三期群贤厅举行纪念活动,呼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北京当局刻意低调,官方媒体均没提及相关活动。

    自由亚洲电台引述与会者称,纪念活动由叶剑英的后人、胡耀邦的长子胡德平召集,参加者包括华国锋的儿子、李先念的女儿、张爱萍的儿子、纪登奎的儿子、苏振华的女儿,当时中办副主任李鑫的儿子、汪东兴的儿子、马文瑞的女儿,彭冲、倪志福等人的后代,以及周恩来的两个秘书高振普和季东等。

    与会的大多数人均反对中国左派包括新左派、毛派的观点,认为回到文革绝不是解决当前腐败、执法不公、社会道德滑坡等问题的办法。大多数人认为,还是要用宪政、民主,回到民主与法治的轨道上来。而目前官民矛盾突出是因为缺乏党内民主及监督机制,实行的还是“皇权政治”。

    一批中共中央党校教授也出席了会议,其中有王贵秀、蔡霞、沈宝祥等,另外还有一些研究党史问题的专家学者与会。而会议的另一个焦点是对华国锋一九七六年至一九七八年的主政,给予很高评价。

    十月六日出版的《南方周末》刊登一组文章赞扬叶剑英和华国锋对粉碎“四人帮”的贡献。

    叶剑英侄子、开国上将吕正操女婿叶选基撰写的《叶帅与粉碎“四人帮”》说,叶帅确实打心里很钦佩华国锋的胆略。对华国锋主持解决“四人帮”,叶帅充满信心。其实只要是稍微有点党性良知的人,都会对“四人帮”的所作所为深恶痛绝,何况华国锋呢?!

    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李海文撰写的《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前后》则说,毛泽东丧事结束,叶剑英来看他。华国锋说:“我首先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因为这句话,别人不好先讲,必须由我亮明态度。他见我态度坚决,很高兴,完全赞成这个办法。”

    一九七六年是中共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九月九日去世后,不到一个月,接班人华国锋在军方支持下,抓捕所谓“四人帮”: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及姚文元。紧接着,当局号召百万北京市民到天安门广场庆祝。不过,官方此后从来没有为粉碎“四人帮”举行过任何庆祝或者纪念活动。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10-10 14:34:55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转发:乔冠华这个人

今天的中国教授真愚蠢

剑平

2011年10月

    这个北大的教授也真是愚蠢到家了。在中国痛恨毛的只是一少数,拥护毛的绝对是多数。中国的工人农民还把毛当成大救星呢!但郑教授却在想象着“享受一个节日的巨大快感:彻底否定这个人”。

    郑教授怎么没意识到:那只是你个人的快感,或者仅仅是一小部分人的快感,并不是中国所有人的快感。如果中国有一半的人愿意享受这种快感,恐怕80年代早就将毛否定了。正是忌讳这90%的大多数,所以才不敢否定毛。

    今天中国的社会学教授就是这么愚蠢!以个人的想象来代替大众,以主观来代替客观。这种人也配当教授!

    附文:

北大教授郑也夫讲话大胆,批邓骂毛

来源: 作者博客

2011-09-15

    有一句流行甚广的话,我认为愚蠢并且霸道,就是:历史不做假设。如果历史是一盘下过的棋,历史学家们则一直在复盘。说历史不做假设,无异于取缔历史学。

  三十年前《决议》中的闪光点,随着岁月的流逝日益暗淡。而《决议》中的荒诞吊诡之处则定格在那里,今天看是这样,昨天在明白人眼中也是这样——就是《决议》否定了文革,却没有否定文革的发动者和设计师。今天回过头来看,我感到的是深深的遗憾。加上两个定语,历史的遗憾,永远的遗憾。如果当时执政党不可能去否定毛泽东,我不会说遗憾。之所以说是极大的遗憾,是因为当时距离否定毛泽东只有一步之遥,却没有完成。

  对中国人,对一代伟人邓小平,都是不可挽回的损失。中国人民摊上了毛泽东这样一个领袖,三十年来苦难深重,他们有权利享受一个节日的巨大快感:彻底否定这个人。

  对邓小平而言,这件事可做,但是没有做。三十年前非毛能导致中共垮台吗?不会的。二十大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苏共垮台了吗?邓与赫相比,互见短长。邓的资历更深,声望更高,当然也因此更深地裹挟到老板犯下的错误中,但邓的才能高过赫。非毛后的局面邓是可以驾驭的。毛的时代全体中国人都饱受愚民政策之苦,如果那时候经历一次否定毛泽东的思想风暴,我们的思想在不同程度上都会提升。接受了那次思想风暴的遗产,邓小平也将不是后来的邓小平。不会在80年代末期重蹈毛泽东的悲剧:接连腰斩自己的接班人。我的判断是,如果有了当时的非毛,中国的历史将改写。

  太遗憾了。那个快感,中国人民永远也找不到了。那么现在还要做这个事吗?仍然需要。并且能做就要快做,再迟的话年轻人更麻麻木了,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现在不是有对立面吗?太好了,没有争论怎么吸引社会,吸引年轻人关注呢。现在非毛的意义是什么?毛泽东的罪过在于,他突破了人类文明的若干大限,非毛是为了捍卫人类文明的大限,如果我们不捍卫,我们这个民族不定什么时候还会突破人类文明的大限。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10-10 14:02:50 +0800 收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朱镕基1978年恢复党籍“右派”平反, 有谁知道为什么昨天纪念辛亥革命唯独朱没有出场?

朱镕基如何步入高层的?

环球网

2011-10-06

    1979年,朱镕基到国家经委工作,任燃动局处长。这个新任处长依然不改直言本色。经委党组负责人赞扬说:“遭了20多年的罪,还敢这么坦率地说出自己的独到见解,是个好同志。” 才华、能力、品质都出众的朱镕基受到经委领导一致好评。中国第一位“前右派”的副部级任命,终于在1983年获得通过:朱镕基先后被任命为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从此开始进入“高干”序列。

脱掉“右派”帽子

    廊坊岁月可以说对朱镕基是一个磨练,而这段时期随着国家形势的好转即告结束。

    1977年底,马洪参与中国社科院的组建工作。次年,马洪担任副院长,并着手组建工业经济研究所。1978年4月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成立,马洪出任第一任所长。

    工业经济研究所初创之时,人才奇缺。马洪回忆,“当时朱镕基在廊坊石油工厂里面,他向我提出想调换工作。我们在计委一起工作过,我对他是比较了解的,这个人很正直,意志很坚强,于是他就来到工经所。” 当时朱镕基被任命为研究室负责人,相当于处级干部。

    1978年,对朱镕基来说更重要的是,在这一年,他的右派问题得到彻底解决。

    1978年9月,中央决定为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平反。也就是这个时候,中国社科院宣布为朱镕基等一批当年的受害者平反昭雪。“恢复党籍的会上,我当时在场,他很镇静,很严肃,不苟言笑。”马洪回忆说。

    可以想象,当时的朱镕基应该是百感交集。从1958到1978,从30岁的小伙子到50岁知天命,“右派”两个字像一块巨石压了整整20年。如今,这块巨石终于被卸去了,但,20年的似水年华,已一去不复返!

    马洪评价,工经所时期,朱镕基工作成绩出色,发表过一些文章。1978年,当时正是刚刚粉碎“四人帮”后的华国锋主政中国时期,高层在经济计划设计上,制定了不切实际的经济指标,朱镕基对此即表示异议。

    《亚洲周刊》曾记载,“马洪带着欣赏的口气说,朱‘很有水平,中国的官员如果都像他,国家大有希望’。”

    朱镕基在工经所一共工作了约一年。可以肯定,这一年的经历,对他经济理论素养的提高帮助极大。

经委岁月

    1979年,朱镕基离开了社科院,转到国家经委工作。重新回到经济管理岗位上的朱镕基终于有了展现自己才能的机会。当时,国家经委与国家计委,是中央经济决策体系中的两大支柱,曾有“国家计委制定经济计划,国家经委执行经济计划”的说法。

    来到经委的朱镕基起初任燃动局处长。据一个在老经委工作的人讲述,这个新任处长依然不改变他的直言本色。

    一次,经委召开全体干部大会,经委负责人首先讲话,主任、副主任讲完,会议主持人号召干部踊跃发言。一般来说这样的会议,都是司局级干部发言,处级干部多明哲保身,一言不发,而坐在后排的新任处长朱镕基硬是早早地抢先站起来“放了一炮”。回忆人形容,“江山易改,秉性难移”。

    有回忆者说,朱镕基的发言,分析中肯,见解独到,言之有理,在会场引起一阵骚动,并立即引起经委高层领导张劲夫、吕东、袁宝华等人的关注。

    经委党组负责人会后曾赞扬说:“遭了20多年的罪,还敢这么坦率地说出自己的独到见解,是个好同志。”不久,朱镕基即被任命为国家经委综合局副局长,嗣后又被任命为技术改造局局长。“是金子总要发光”,当事人回忆,在当时的国家经委,朱镕基和赵维臣很快被上上下下视为“最干练”的两名局级干部。

    赵维臣后来任经委副主任。上世纪90年代初,朱镕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赵是副主任。后来赵担负起组建中国联通的重任,成为联通公司第一任董事长。熟悉赵的人说,赵的脾气不比朱镕基小。

    经委时期的朱镕基特别看不惯走形式、花架子、不懂实际、没有知识的官员。他要反对什么,他会提出;他知道什么情况,而下属该知道却不知道,他就非常不高兴,就会提出批评。

步入“高层”

    才华、能力、品质都出众的朱镕基受到经委领导一致好评。1983年,朱镕基出任经委委员、副主任(副部级)。 此时朱镕基已经是55岁了。据李锐回忆,“我是1982年去中组部的,他(指朱镕基)是1983年当副主任的。我来中组部后的任务,是按中央要求搞干部‘四化’。而以他的年龄,是不可能纳入后备干部的。”

    李锐说,当时考察1000个人,年龄标准是40多岁,朱镕基肯定不能说是年轻干部。那么他的升迁,只有一种可能,就是经委领导层赏识他,积极推荐他。

    《侨报》曾发表文章说,“当国家经委党组向中央组织部申报,准备提拔朱镕基为经委副主任时,却再次遭遇小小麻烦。中组部一开始不予批准,理由很简单:无论如何,朱曾经是个‘右派’,让‘右派’担任副部级干部,在中共干部提拔历史上尚无先例。当时的经委党组‘不屈不挠’,坚持说明情况,坚持继续申报。于是,中国第一位‘前右派’的副部级任命,终于在1983年获得‘通过’:朱先后被任命为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从此,朱开始进入‘高干’序列。”

    一位熟悉中共组织工作的同志介绍,朱镕基是不是第一个出任部级干部的前“右派”不能肯定,但他肯定是55万“右派”中最早出任部级干部的人之一。

    按照干部“四化”的标准,如果55岁的朱镕基还不能进入高层,再过几年,那么无论他有天大的本领也只能长叹一声“时运不济”,而由于党内正直人士和坚持原则的同志的努力,朱镕基能够升任副主任,从而进入更高领导人的视野。

    出任副主任的朱镕基保持着一个习惯,每天要处理至少5封群众来信,对下属要求甚严格,但他有一个优点:只批评人,绝不整人。

    据原经委工作人士介绍,在朱镕基担任经委副主任期间,有位处长向国务院领导报告,说朱镕基要对某项工作失误负责。朱镕基知道后狠狠批评了他。但谁也没有料到,不久后,这位干部被朱镕基提拔为某局副局长。朱镕基解释说:“这个人工作负责任,而且敢打我的报告,尽管报告失实,但他是从工作出发的,不应该影响对他的使用。”

    朱镕基的这种性格到底是好还是坏,应该怎么评价?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一位专家对记者说,“我觉得这是双刃剑,当他还是副主任,甚至是上海市长的时候,还可能有人敢当面批评他,甚至打他报告。但他出任副总理或者总理后,他就很难接触到这些年轻干部,而他接触的多是只比他级别稍低的干部。我们知道,干部越是到高级,越是谨慎。那么,还有谁会敢于向他提出批评呢?”

    但无论如何,朱镕基在经委的经历对他熟悉中国经济运作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当时朱镕基对企业运作非常熟悉,据了解,他曾经对企业积压问题很重视,为提高企业效益,殚精竭虑,提出了不少思路。熟悉他的人说,他在经委工作非常细致,而且对当时已经出现的牟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提出过严厉批评。

    超前7年提出宏观调控

    1986年11月22日的《人民日报》第二版,有一篇对朱镕基的专访:《今年经济效益为何波动》。专访发在右上角,上面还配有朱镕基的照片,照片上的朱镕基看上去显得年轻而清瘦。 这是朱镕基作为政府部门领导第一次接受记者采访,也是他第一次在中共中央机关报上向公众阐述自己的经济思想和经济纲领。

    “当时《人民日报》发谁的照片,用什么规格,要求很严。以朱镕基的职务,就只能发一张一寸相片。有人说这篇文章是朱镕基第一次以政府主管经济的负责人的身份,向公众陈述他的思想。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这篇采访的珍贵。”当时采访朱镕基的记者、时任人民日报经济部主任的著名经济学家艾丰说。

    据艾丰介绍,在这之前他有过和朱镕基远距离接触的经历,已经听到有人评论朱镕基有两个特点,一是有思路,二是敢讲话。那次采访证实了这一说法。“可惜,我当时在经济上还是外行,没有对他做深入的求教和观点上的交流。”

    在这篇专访中,朱镕基对当时的经济波动原因进行了分析,对企业效益进行了总结,提出了问题所在。“多年以后,回过头来看这篇文章,我觉得最了不起的是他在当时就已经提出加强‘宏观调控’的思想。据我记忆,这是高层领导首次提出宏观调控的概念,不仅超前,而且很超前。”艾丰说,“中央正式提出宏观调控是在1993年的6号文件,他提前了7年就有所酝酿并公开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宏观调控”后来成为朱镕基最重要的经济思想,也成为中央政府驾驭市场经济的重要手段。

 

 

 



发件人:"Cao Jun" <skylink2001@gmail.com> 2011-10-08 13:09:53 +0800 收件人: "仲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转发: 推荐文章

中国知识体系建设的未来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郑永年

2011年10月

    本栏上周论述了中国为什么缺失自己的知识体系的问题。当然,在亚洲社会,缺少知识体系也不只是中国的问题,各国都是如此。近代社会科学是西方建立的。这并不是说,亚洲各国不能建立自己的社会科学,只是说在历史上没有能够建立社会科学。日本最有条件建立自己的社会科学。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成为亚洲第一个近代化的国家。其很多制度都是学习西方的。但很显然,日本各方面的制度,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和西方的制度相差甚远。道理很简单,尽管所有这些制度形式学自西方,但运作则在日本自己的文化环境中。日本是假装称“西方国家”的亚洲国家。

    这里面有很多因素,例如日本本身学习西方的努力;日本在战略上高度依赖于西方;日本经济和西方经济之间的高度依赖性。但最主要的是,日本只有“西化”的努力,而没有建立自己社会科学的努力。当然,在这个背后则是日本的知识界被西方所消化,尤其是美国,这样的一个事实。尽管日本也有很多社会科学家意识到西方的知识体系不能解释自己,但力量很微薄。更多的社会科学家选择的是简单地接受西方的知识体系。

    亚洲其他国家在知识体系上也都被西方所“殖民”。近代之后成长起来的学者(尤其是精英学者)都是受西方教育的,他们没有意识来改造西方知识体系,更无意识来确立自己的知识体系。当然,在这些国家,也有一些学者有这个意识,但他们是绝少数。不过,除了日本,即使这些国家的学者拥有这样的意识,也没有能力来这样做。规模很重要,很小的社会很难建立起自己的知识体系。

    从各方面的客观条件看,建立亚洲知识体系的希望在中国。从数量上说,中国具有世界上最大的少数几个研究群体。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研究队伍成长很快。尤其是这些年来,随着国家财政能力的快速增强,国家对各方面研究的投入的增长也很快。各种吸引人才的计划也在进行。同时,中国的学术市场也足够大,不像很多小国家建立不起自己的市场而要依靠国际市场来生存。

中国未经历“宏大的论述”阶段

    更为重要的是外界的客观条件。因为中国的经济崛起,越来越多的海外学者,尤其是传统上对中国不感兴趣的主流社会科学界,也开始对中国显示出无限的兴趣。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在提高,他们需要了解中国,更是因为中国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科学研究最大的实验场所。现存社会科学概念和理论,都是建立在西方的经验之上的。或者说,社会科学是西方社会近(现)代化的产物。但是,和西方的转型相比,中国当代转型无论从规模还是深度来说,都是西方所不能比拟的。中国的转型为社会科学界创造了可观的条件来进行知识创新。当然,中国的发展经验,更可以检验所有现存社会科学概念和理论。

    不过,这些有利于的客观条件并不意味着中国能够建立起自己的知识体系。相反,中国面临非常严峻的局势。很多主观层面的要素,严重地阻碍着中国朝建设知识体系的方向发展。中国的知识体系还没有经历过我称之为“宏大的论述”阶段。西方的知识体系自16世纪之后开始得到发展,在18、19世纪得到长足的进步,到20世纪初基本完成。这个知识体系是建立在一系列“宏大的论述”基础之上的,诸如马克思、韦伯、迪尔凯姆、亚当斯密等等。这些“宏大的论述”者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今天,社会科学,尤其是美国,已经转移到微观研究。欧洲还继续有“宏大的论述”的传统,当代优秀的社会科学理论仍然出自欧洲社会科学家。但美国的研究主要转向了微观。微观研究是美国人的优势。不过,这里我们要看到欧洲和美国的分工和合作。美国和欧洲同属一个文化传统。当代美国社会科学本来就是欧洲移民建立的,他们没有任何困难,把欧洲的知识体系移到美国。如果用学术化一些的语言来说,欧洲人建立假设,美国人来检验。这种分工和合作,一直相当有效。

    很多迹象表明,中国的知识体系还没有经历过这样一个“宏大的论述”阶段,就直接进入了微观研究阶段。并且,中国似乎没有主观条件再去做这样一个“宏大的论述”。中国自“五四运动”以来,就努力接受西方的知识体系,也就是说早已经放弃了知识体系的论述。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社会科学过度美国化。现在的学者根本就没有“宏大的论述”的意识;相反,他们不觉得这样的论述有什么价值。他们往往用美国化的思维来研究中国问题。实际上,这种应用性的研究并不是真正的研究,而是用“橛子”(西方)的理论来评判(中国)“苹果”。上面已经讨论过,这种情况不会得到轻易的改观,因为中国一切视西方美国为标准,并且把这些标准通过评审制度等等高度制度化了。这方面已经产生了巨大的既得利益群体,很难克服。

    中国有没有发展出自己的知识体系的可能?上面说过,中国具有很多有利的客观条件。从历史上看,中国可以也能够发展出自己的知识体系。这就需要很多主观上的努力。欧洲的知识体系也是主观的产物。知识体系是人类创造出来的。至少可以从如下一些制度改革入手。

政治控制制约知识创新

    第一,政治和行政分开。对知识体系的创造来说,政治和行政应当有不同的责任。对现行政治应当有个新的定义。现在的政治是知识体系的阻力,因为其强调的是控制。政治一方面要从知识体系领域撤出来,另一方面要为知识体系的创造者,造就有利的环境来进行知识创新。现在的政治控制必须通过政治方法才能得到解决。要意识到,知识体系是政治最重要的支持力量。传统中国是这样,西方社会也是这样。中国当代政治的脆弱就是因为缺失知识体系。因为知识体系是人创造的,行政不可避免。高教、研究所、智库等知识生产组织不可避免行政管理。撤出政治,强化行政,有利于知识体系的生产。

    第二,重新设计基金分配制度。现在的基金或者研究经费是实现政治控制的有效经济手段,是思想意识的控制体,通过行政管理手段体现在知识生产领域,即教育和科研领域。就是说,中国的教育和科研的核心不是知识创新,而是控制。举例来说,如果百分之八十五的收入是基本工资,而百分之十五的收入来自于研究经费或者其它的资源,那么知识创造者就可以不用为生活所担忧,可以凭借自己的兴趣来作思考、来做研究,这样才会有创新。

    但中国目前的局面是,不到一半的收入来自基本工资,而大部分要来自于申请研究经费等。为了生存,教育者和研究者不得不花大量的精力来向掌握资金者(往往是政府部门或者政府代理人)申请资金。而掌管资金的权威和机构并不是为了研究和创新,而是为了控制。政府所掌握的钱越多,可申请的项目也就越多,对教育和研究者的吸引力也就越强。这哪里是研究创新机制,仅仅是控制机制。对掌管金钱者而言,你要向我申请资金,你就必须听我的,我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你越听话,你所能得到的钱就越多。当然,你越听话,表明控制就越有效。怎么办?应当把大部分研究经费作为工资分配给研究者。同时,基金制度要透明化。这方面,发达国家有很多好的经验,不难学。

    第三,设计中国本身的评审制度,去除极端西方化倾向。中国的科研评审体制又是另一种进口的“殖民”体制,用来控制和管理人们的思维和思想。不管这个体制的初衷如何,其最终的结果就是思想和思维的被殖民。例如,在这一体制下,现在的专业经济学家大多是技术性工匠,他们不用对中国的经济问题作任何形式的思考,专门找一些有关中国的数据,放入西方提供的技术模子里面,就可以产生研究结果。整个经济界视这样的研究结果为科学,研究者可以毫无困难地在中外杂志上出版他们的“研究成果”。这也类似于制造业的“外国技术,中国原料”的生产过程。评审制度的高度制度化必然导致思维、思想殖民状态的高度制度化。当被殖民者主导这个体制的时候,谁也不用想改变这个体制,中国也永远不用想产生自己的经济学家。

    当然,评审制度是需要的,但是要去除那些不利于中国知识体系生产的评审制度。在西方,评审制度本来只是研究者同行之间的事情,和政府毫无关系。并且,西方的评审制度是多元的,不同的价值和思想偏好的学者和其研究产品,都能找得到自己的市场和平台。但到了中国,评审制度就成为组织控制其成员的机制。这就是说,要把评审制度从政治人物和官僚手中移交给专业人才。再者,评审制度的内容也很重要,可以通过内容管理来促进知识体系的生产。比如说,可以鼓励那些有“宏大的论述”的作品的出版。

    第四,更为重要的是,要提出知识体系创造这个问题,使得大家对此都有一个意识,有了意识才能自觉地去做。现在根本就没有这个意识。大家照抄照搬西方知识体系,应用西方知识体系,并且以为就是掌握了真理。这种心态是知识体系生产的最大的阻力。有必要开展一场知识界的大讨论,以达到一些最低限度的共识。中国不是没有人才,也不是没有客观条件,而是缺乏知识体系生产的意识和动员机制。实际上,中国可以从西方的知识体系生产和发展过程学到很多经验。中国的问题是本末倒臵,花了大量的经历来学习和引进西方的知识体系,但完全忘记了西方的知识体系是如何创造出来这个根本问题。

 

 

中国与新加坡的秘密

信力建 邓放歌

2011年10月

  新加坡之行终于成行,一出机场,汽车就像穿行在森林里。中国地方政府派了大量公务员去新加坡学习,学习这个城市共和国的治国经验。为什么世界上最大国家的政府居然对这个最小国家的治国经验那么感兴趣?其实我一直就这个问题写点什么,但是由于自己一直没有去过新加坡,不敢轻举妄动。

  如果要说这两个国家有什么共同点的话,其实就两条:两个都是以华人为主的社会,两个都是一党长期执政的国家。其他都是天壤之别。

  我这次去新加坡发现了中国政府学习新加坡的奥秘:它无非是想告诉国人:世界上有一个一党长期执政的国家而且这个国家还是华人国家,进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中国也一定能在保持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条件下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用新加坡的成功为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寻找合法性和合理性。

  《联合早报》的温顺让我误读它是我党在新加坡的报纸

  这两年我一直在关心新加坡的变化,一直上联合早报网,我还一直以为《联合早报》是我党在新加坡办的,这次终于消除误会,原来是陈嘉庚办《南洋商报》和胡文虎《星洲日报》 合二为一而成,是1977年新加坡政府出于各种考虑强行要求两报合并。
  新加坡也就这么一份有分量的华文报纸,控制在新加坡报业控股公司手中,其他的本地报纸《联合晚报》《新明日报》和杂志也控制在它手中,英文报纸发行量比较大的是《海峡时报》,也被新加坡报业控股公司控制。

  新加坡的本地平面媒体和电视媒体,基本没有竞争。新加坡所有的本地媒体对政府都很谦恭,对政府的批评都很收敛。

    中国学新加坡没有?基本没有!我去了新加坡才发现,中国政府虽然派了那么多人去新加坡学习,除了苏州引进了一个新加坡工业园和广州开始搞了一个新加坡知识城,在城市规划上学了点新加坡之外,其实在制度上什么也没有学。

  比如新加坡虽然是一党长期执政,但它的独立的反对党一直存在,虽然被新加坡的执政党人民行动党通过一系列的制度设计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你要在新加坡注册成立反对党很容易,目前新加坡就有20多个反对党,问题是你很难发展起来,因为基本上所有的资源都被执政党控制,任何人想挑战执政党,需要极大的勇气和道德高度,而且基本要放弃发财的可能,任何精英和私人企业家想支持反对党的话,都需要冒极大的财务和隐私暴露风险。除非你是圣人,否则别去做反对党。

  中国其实就没有独立的反对党,“八大民主党派”其实就是花瓶党,吃国库,用国库,组织机构被统战部控制,没有任何独立性可言。八大民主党派总计有成员70万人,是共产党的1%,但各级民主党派机构每年花掉多少纳税人的钱真是只有天知道。

  我曾经混进一个民主党派省级文化委员会去当文化委员,也写了好几件提案,后来发现还是不要在这里浪费时间和感情。比如新加坡的国家政府同时就是市政府,也没有区政府,到下面只有不是一级政府的社区,行政效率极高,你想中国政府的地方政府学了没有?没有?

  比如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没有庞大的组织机构,它没有9大常委,也没有组织部、统战部、宣传部、纪委和相关机构。

  新加坡的执政党、议会、政府其实是三位一体的,你要当部长,你必须先竞选议员。这次新加坡外交部长丢了一个集选区,结果连部长的位置也丢了。这个中国学了没有?没有!

  新加坡的精英党员也是动态的,比如他看中了某个精英,就把它发展成党员,支持他参加竞选,下次落选了,还做回原来的职业。比如它的反腐败机构,是直接向向总理公署负责的,除了总理,一般人无法干预。这个中国学了没有?没有!

  比如他的行政和司法机构,基本都是英式的,很多法律虽然严厉,但一旦制定,任何人都得遵守,包括美国公民澳洲公民和新加坡公民一视同仁。

  新加坡也没有一个政法委凌驾在法院头上。比如就出现过一个李光耀和李显龙买房子有7%的折扣,虽然符合一般商业惯例,但最后不得不把这个折扣款项捐给慈善机构。

  新加坡其实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遵守法律,虽然法律的制定权在人民行动党手中,但人民行动党一旦制定法律,自己首先遵守。

  我经常面对有人埋怨中国人不遵守红绿灯时说:一个国家的上层不把宪法当回事,你怎么能指望这个国家的下层把红绿灯当回事?如果有违宪审查机制的话,中国的的所有新闻出版法规都是违宪的,所有社团管理条例也是违宪的,他们不是为了实现宪法里规定的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而是限制这种自由。

  新加坡对本地媒体通过法律来控制

  外来媒体只要不触犯其利益基本放开

  比如新加坡法律虽然对办电视台和报纸对股东的控制很严,必须是本地机构,但是它并没有一个宣传部来审稿或每天给新闻机构发指令哪个哪个不能报道,它只是通过一些政府启动的司法案例来告诉媒体那些是应该遵守准则。比如新加坡政府就没有屏蔽比如FACEBOOK、TWITTER这些社交网站和海外媒体,你也可以申请装卫星电视,任何海外杂志报纸都可以在新加坡发行。

  但是新加坡政府还是管制冒犯其的境外媒体。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曾报道李显龙的老婆担任财政部资金管理局淡马锡控股的董事,批评其国家私人化的做法。李显龙大怒,威胁诉诸法律,《经济学人》只好道歉,以确保其在新加坡的业务。

  人民行动党是个资产阶级政党,李光耀是一个政商合一的CEO

  人民行动党虽然是一党执政这么多年,但它其实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和共产党的党章完全不一样。它在执政之初也是全力打压马共的,也抓了很多马共的党员,连马共的根据地新加坡唯一的华语大学南洋大学也给关闭。只不过李光耀要考虑到中国的巨大市场,才和中国奉行友好政策。

  李光耀的本质就是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彻彻底底的商人。如果你能永远控制一个国家,即使这个国家国有企业财富没有记载在你名下又有什么关系呢?你能终身控制的财富和自己的私人财富其实没有太大区别。

  有人和我讲到毛主席在三年自然灾害是三个月不吃肉多么伟大,我就调侃他:如果我能成为一个国家终身主席,我三年不吃肉也可以,不给我发工资我也干,全国各地的别墅都是给他修的,全国人民都读他的书。

  新加坡是政企合一的城市共和国,它的国有企业就是“集体主义”的产物,很多时候集体主义和家长制是同义词。李光耀就是这个城市共和国的家长,他对他的居民还算负责任,新加坡80%的市民住在政府建的公共组屋里。

  新加坡的国有企业控制力和中国有得一比

  如果它在经济方面如果还有什么和大陆相同的话,那就是它的国有企业(也叫政联企业)控制了新加坡的经济命脉,比如裕廊集团、星展银行、新加坡航空、淡马锡控股、嘉德置地等国企控股企业占新加坡上市企业市值的40%,这是联合早报的一个编辑告诉我的数字。外资企业占新加坡的经济比重也比较大,不像香港中小企业有那么大比重。

  新加坡本质是个西方国家

  新加坡奉行的一直是亲西方对西方开放政策,奉行的英语优先英语教育为主的政策,虽然它的一党独大的政治制度一直被西方诟病。他的政治和经济精英基本是留学西方的,行政制度和司法制度也是英式的。

  新加坡除了一党长期执政这点像大陆之外,其实它是一个非常西式的国家,连李光耀的母语都是英文,他的自传就是英文写的,他四十岁才学中文,这个人的确是一个又能干有勤奋的CEO。

  新加坡的成功和它地理位置密切相关

  新加坡的成功除了李光耀这个人不可以复制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地理环境无法复制:它周边的南亚国家没有一个是政治清明、法治和腐败得到有效控制的国家,印尼被集权统治那么多年,军事政变频繁,菲律宾和泰国也是如此,马来西亚也好不到哪里去,印度也是一个非洲次大陆,比较混乱。孟加拉和巴基斯坦也是混乱的国家,所以南亚的有钱人都把新加坡作为财富的避风港。

  香港的房价为什么那么高?其中就有制度溢价在里面,大陆的有钱人把香港作为一个财富避风港,他不用担心无缘无故警察来敲门,政府来罚款,在香港没有政府霸权,有的是地产霸权。

  你看曾荫权给媒体骂得那么凶,他自己也自嘲:为政者埋怨传媒,就像水手埋怨海风的咸味。很多人批评1997香港回归之前香港没有民主,但是大家不要忘了,在港督时代香港之下没有民主,但香港之上的英国却是有民主和法治的,香港的司法是独立的,媒体是独立的,香港也没有什么国有企业,连发行纸币的银行都是私营的。

  用“国家股份有限公司”概念去读懂新加坡和中国

  新加坡,它的成功也不过是一个城市的成功,一个在腐败混乱南亚大陆的发展起的财富避风港。你无法用华西村所谓的“集体主义”成功来证明中国的成功,你也无法用深圳这个政治权贵们的经济后花园的成功来证明中国的成功。

  我发现我用国家股份公司的概念去理解中国和新加坡,一下就豁然开朗。新加坡这个股份有限公司的管理人口500万,管理地域700平方公里,管理层级很少,连区政府都没有。新加坡出现任何一个问题,李光耀都能出现在现场。而中国这个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口13亿,管理地域960万平方公里,管理层级有中央政府—省政府—市政府—区或县政府—街道或乡政府—村或居委,整整六级。

  政治局常委就是这个国家股份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国家主席就是这个国家的董事长,总理就是这个国家的总裁。各省省委书记就是各省分公司的董事长,省长就是分公司的总裁。

  在这样一个巨大无比的庞然大物前面,中国政府学新加坡能成功?在人口一亿以上的国家里面,成功的都是民主法治国家,没有一个集权政府能够成功。

  老人有一句话:树大要分叉,孩子大了要分家。西方国家成功除了多党制、民主法治、三权分立 、言论自由之外,地方自治特别重要。所以你在中国这个集权社会中,你看到的永远是首都发展的比省会快,省会比地级市快,地级市比县城快,县城就边缘化了,农村就荒漠化了! 这和西方国家是天壤之别,你到西方的农村,到处都是花园,这就是西方地方自治的成功。

  中国最坏的三个制度

  中国最坏的三个制度:土地公有制、户籍制度没有迁徙自由,国有企业制度。今天的中国的环境危机其实是公地的悲剧,没有丈夫的女人总是老的最快,没有主人的公共厕所总是最脏。

  今天的国有企业哪叫全民所有?和老百姓有啥子关系哦???国有企业其实是被官僚轮流睡觉的女人,是官僚的小老婆,所以政府也给了它很多特权。

  在中国鸟都能自由迁徙,可是人不行,这才有那么多的留守儿童的出现,才有那么多夫妻分居出现,那么多集体宿舍,才有北京这些原居民剥削外来人口,东莞本地人和外地人倒挂。

  集体主义盛行的国家总是只见集体不见人的,它往往是专制和家长制的代名词,我们的共和国脊梁倪萍就把党比喻成家长,叫我们不要给家长添乱,不要投反对票。

  北欧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其实是最推崇自由主义的。

  我其实特别赞成共产党一分为二,分别叫共产一党和共产二党,既坚持了共产党的领导,又有竞争性,再让8大民主党派合并成一个民主党,不吃国库,靠老百姓的捐款为生,也可以给共产一党和共产二党的竞争增加点趣味。

  我们原来“人民电信为人民”的中国电信都拆分成了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老百姓得了这么多实惠,共产党的拆分和民主党派的重组也真是一个好主意。

  感谢互联网,这次大选打开了政党轮替的大门

  新加坡的大选制度虽然不利于发对党,比如集选区制度,就给反对党非常高的门槛。这么多年来,反对党第一次利用互联网的魅力,利用20-29岁互联网熏陶的青年人的支持,第一次赢得一个集选区选举,对手是新加坡外长杨荣文。

  81∶6,远不足以说明这次选举的激烈。反对党所获得的6席,代表着近40%的选民的支持票。这意味着,仅仅是因为新加坡的选举制度,才阻止了反对党获得更多的议席。(新加坡选举制度中,执政党可以通过划分、合并选区,分散反对党优势票源,从而保证执政党在绝大多数选区获得多数。这就是反对党所获选票与议席相差悬殊的原因所在。)

  新气象肇始于2010年3月,新加坡国会通过法律,废止对互联网的政治审查,允许政党和参选人在互联网上进行政治宣传。虽然这条法令2006年以后就形同虚设,但真正被废除还是令新加坡政治面貌一新。

  这次选举结束之后李光耀预计执政党还能执政两届可能就要面临政党轮替,我想反对党兴起要感谢互联网,让不同的声音有一个廉价的传播工具,也要感谢这些互联网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在他们眼中没有权威,也没有永远的执政党。

  你无法用“没有稳定什么事情也做不成”去威胁一个互联网下长大的青年人,他们本来就要挑战地产霸权和老年人的霸权。

 

 

 

 

发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2011-10-12 08:35:05 +0800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辛亥百年:高调纪念不如还政于民

辛亥百年:高调纪念不如还政于民

信力建

    回顾百年,辛亥革命“打响亚洲民主第一枪”的说法已经彻底沦为苦涩的笑柄。枪响了,子弹也飞了,而且“无量头颅无量血”,结果只是“可怜购得假共和”。从后觉者看来,辛亥所引发的一系列夺权游戏,并没有在中国大陆实现宪政这一最重要目标,所有的鲜血都蒸发成了空气,历史走向了完全相反的方向。

    我们曾经有过通过和平手段建立真共和、真民主的机会,1912年溥仪退位之初,1916年袁世凯在举国骂声中死去后,1945年日军投降后的中华民国,数次机会都曾给过我们一线曙光。可惜,王朝更替、夺取政权、追求一权独大远比相互妥协、议会政治、多党轮替更刺激,大家忙着刺刀见红、你死我活,激情压倒理性,立宪的希望一次次被枪声剿灭。时至今日,环顾四周,中国除了港、澳、台地区之外,在民主共和的道路上,起了大早,赶了晚集,似乎准备留在世界队伍的末尾,跟北朝鲜一道当好杯具的副班长。

    共和的目的在于把政治权力塑造成一种能为共同体中所有人共享的、能保障各阶级利益的公共架构,以使政治共同体能够获得稳定的秩序而得以保存。因此,依共和原则建立起来的国家是“民国”,不是“君国”、“党国”;是“和国”,不是“武国”。

    现代共和是基于法律和制度力量的政体。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现代共和国从一开始就能从单一的道德走向制度建设,这些国家往往都走了很大的弯路,最明显的就是法兰西和中国。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建立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开始,法国就走了一条按卢梭所设计的道德立法的古典共和之路,“先是政治革命被社会革命压垮,后是社会革命被道德革命压垮,一场接一场,不断革命的最后,终于被越来越重的革命本身压垮。”谁都高举着“公意”的旗帜,做出种种道德许诺,以满足共和的道德饥渴,导致法国近代一直风雨飘摇,在帝制与共和制之间来回晃荡。这个特点完全被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所继承。一直到1958年通过新宪法,法国成立第五共和国之后,法兰西才开始稳定下来,也就是说当宪政成为了共和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法兰西的共和才有了制度保证,其特征是:宪政、法治、通过代议制度的自治、对自由的信奉。法国的新宪法除了继续奉行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外,确立了对公民个人的权利和自由至高无上,其必要的制度设施包括:代议制、两院制、司法独立、责任政治、投票选举制等等。由此可见现代共和离不开自由与宪政,自由与宪政也离不开共和。

    宪政的前提是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分离,政党与社会的分离。宪政的精神在于用法律的手段使当权者对公民采取负责任的行动,同时也为公民提供判断政治行为是否合法、是否正当的依据。共和的顺利推行也必须涵盖这一前提。对于一个政府,宪政所关注的不是它能做什么,而是它不能做什么。在宪政的角度看,不论一个政府的组织形式如何,都不得存在不受限制的最高权力。宪政的本质就在于限政。

    对于每个个体来说,一个有自由无共和的地方,显然要好过一个有共和无自由的地方。因为在没有自由的地方,不可能有持续的共和。当然最理想的地方既有自由也有共和,这就需要在共和与民主之间维持足够而和谐的张力。总之,用个人的幸福和自由换来的政府的和谐维稳,决不是宪政所要保障的那种共和,只能是专制。

    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有真民主、真共和、真宪政的标准很简单:

    1、军队是否归属某人、或某个政党所有。如果以国家的名义征兵加入的却是党军,这是以公谋私,军队的本质应该是国防军而非党卫军。

    2、国民是否拥有一张选票。国民如果不能公开独立的参与选举活动,公民权利无从谈起。

    3、主权在党还是主权在民。以党代政,权力过度集中只能证明国家的主权并未在国民手里。

    假共和的最大共同之处在于:统治这个国家的不是国民,而是少数权贵阶层;他们打着国家的旗号,拒绝政治改革,拒绝还政于民。

    正如袁伟时老师所言:辛亥革命之所以发生,“最重要的是(当时的统治者)拒绝政治体制改革,或者说,政治体制改革最关键时刻,没有迈出决定性的一步。”统治者仍然贪恋主权在皇,不肯主动改变游戏规则,百般阻挠,不断延缓立宪的到来,最终激怒了“汉族上层和整个士绅、商绅阶层的不满。”当一切和平转变的道路都被堵死,革命最终以自下而上的激烈方式发生,这是历史的还原,也是现实的警告:如果只是挂羊头卖狗肉,不能真正建立起三权分立的政治架构并保证公民的各项政治权利,走向共和,革命的一幕将很有可能重演。

    辛亥百年纪念,各级政府像打了鸡血一样,高调抢夺话语权,乱拜山头认祖宗并非是明智之举。重披一件皇帝的新装,并不能改变严峻的现实以及变革的需求。历史是由无数偶然拼凑而成,并非按照某些人的意志,呈现出一种什么可以篡改的模式,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局面正是偶然性的戏剧写照,跟晚清呈现出某些相似之处:资源日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不少年轻人,读过一些书,又无法继续教育,不能回归乡村,在城里又找不到工作。眼看个人和国家前途都丧失希望,很多人最后就只能把希望寄于革命。谁敢说现在还有多少人对这个国家政府抱有希望?清政府晚期的政改还有时间表,还有路线图,而现在的政改则遥遥无期、形同儿戏,随时都可能被“不搞”所扼杀。革命是一切都已经绝望后的溃烂,当民众仍然给予你机会的时候,千万不要错过,否则将是万劫不复。

 

 

 

 

发件人:"长河放马" <chfm9@hotmail.com> 2011-10-11 17:31:18 +0800收件人:"大军" <zdjun@263.net>抄送:标题:稿件

中国不能在专制与殖民之间抉择

横舟

    很长时间以来,在中国的意识形态中“闹着”两股势力,即左派和右派。至于左派和右派其中的含义,谁都很难说明白,就是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因为他们谁是保守派,谁是革命派,谁什么时候是保守派,谁什么时候是革命派,都无法确切论定。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其理论根源都来源于西方的意识形态。

    从建国到现在,前三十年是左派得势,天翻地覆的折腾了三十年。先是分了地主的田,又都收回来,搞合作社。接着就是三反、五反、镇反、四清、文化大革命……后三十年是右派得势,又天翻地覆的折腾了三十年。解散人民公社,农民又分地,工人下岗,企业拍卖,强制拆迁,搞私有制……一时间,把老百姓搞得又是鸡飞狗跳,户户有冤情,人人喊不平。

    中国的政治家们,长期以来,周旋在左右两股势力之间,进行“生态”平衡。用一句政治术语讲:两害相权,取其轻。就是那一股势力对自身利益伤害比较小,或者说暂时比较适合自己的切身利益的时候,就倾向于谁。其实,都没有从实质上认清楚这两股势力的危害。

    严格来讲,不管是在历史上和当今的现实中,任何一个政权的存在,都至少要存在两股势力? 4蠖嗍诓慷加懈肱珊陀ヅ芍6肱珊陀ヅ啥疾皇俏颐撬档淖笈珊陀遗桑馄渲凶畲蟮那鹁驮谟诟肱珊陀ヅ墒俏?SPAN class=t_tag onclick=tagshow(event) href="tag.php?name=%E5%9B%BD%E5%AE%B6">国家计,是为民族计。而左派和右派是为主义计,是为自己的集团利益计。更为可怕的是,他们的理论基础都来源于西方,与中华民族的兴衰没有衣血相关的联系。简而言之:左派主张专制,右派主张殖民。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有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华民族有权力选择自己要走的道路。在人类文化史上,中华民族的文化意识,一直是左右着世界文化潮流的。请看西方哪一个大的哲学家,思想家不是靠研究和移植中华民族的文化精髓起家?在他们的每一步作品中,不都是完全的浸透着东方古老文明的博大精深的理念吗。

    而从西方引进的 左、右之争,长期以来,累及多少国务事务,累及多少无辜的生命。而与国家的复兴丝毫于事无补。连年累月的政治斗争,使国家疲惫,政党疲惫,民族疲惫,百姓疲惫。他们一个要搞专制,一个要搞殖民,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赶紧跳出这个“两害相权”的怪圈呢。

    仔细计算起来,左派实际蛊惑人数,5%左右,就是其号召的民众都算起来,不超过8%,宗教倾向严重,且文化素质由于历史原因,都比较低下。右派人数就更是少了,以利益集团为主,在1.5---2%之间。这两者加起来,也就8%。属于国家的腐败阶层。两个势力都有相当大的内耗在里面,其实质内涵很弱,都已经不是,也不可能再代表民族精英层。

    左派奉行的是封固、保守的专制路线,继续的搞强权统治和奴役国民,搞宗教、封建迷信和愚民政策。右派走的是引狼入室的殖民道路,打着国际化的口 号,企图把中国问题国际化,老百姓祖祖辈辈给洋人当牛做马,把中华民族烟消于列强的分割中。

    严格来讲,左、右两派的西方理论观念,都不适合中华民族发展的需要。在这两个意识形态里面追随的人们,要为国家计,为民族计,彻底摆脱左、右之争的困惑,给人们造成的思维误区。摆脱西方意识形态的精神控制,回到中华民族的本质上来,重新理顺思想,才是当今中国改革的必要思考。也就是说,要想彻底的根治中国现行体制的弊端,就必须要跳出这“两害相权”的怪圈。还中国的政治清明,还百姓一个稳定的生活环境。

    所以,中国坚决不能在以往设定的专 制与殖民两者之间进行选择,要彻底认清这两者对于中华民族的危害,发奋图强,克己图治,一定要智慧的走出眼前的困境,寻找出一条真正属于自己的路。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1-09-29 10:19:33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 标题: 秋风:中国自由主义二十年的颓势

中国只有权势者们的自由

大军网编者按

    改革三十年间,中国自由只是少数权势者的自由,精英们的自由;是他们攫取财富和权力的自由,与大众的权利自由无关。中国的自由主义鼓吹者只不过是权势者的帮凶。所有自由主义的鼓吹者,最终不过是给少数人谋福利。所以,今天中国的自由主义让人鄙视!像徐友渔等都逃脱不了落入这种鼓吹手的下场。他们在客观上是权势者的福音,他们兜售的自由主义只造福了中国的特权精英,与人民大众无关。

    只要在平民大众得不到自由的情况下,任何鼓吹自由都是权势者的自由,只能使他们为所欲为地捞,为所欲为地玩女人,自由地进出国门,跨国生存。所以,今天在中国再大谈自由主义已经不合时宜了。秋风作为一个早期自由主义的鼓吹者和信奉者,已看到了一点迹象,所以才无可奈何地写出了“颓势”一说。

 

中国自由主义二十年的颓势

秋风

2011年 8月

  在19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 (以下简称 “中国”) 活跃的诸家思想流派中,自由主义当属支持者最多、传播范围最广、影响也最大的一支。但就在这大约二十年间,中国自由主义经歷了某些相当重大的变化;并且,至少在思想层面上,目前似已呈现出明显的颓势。

  这一变化究竟是如何发生的?本文就此提出一个私人观察性质的解释。“私人观察”的意思是,这不是一篇学术论文,不准备引述文献。本文将主要根据个人过去十几年来的亲身经歷与直接观察,对自由主义在中国演变的趋势进行一些粗疏的评述。

  还需要说明三点。其一,笔者不准备对 “自由主义” 下一个严格的定义,划定明确的范围。这是一件高度复杂的理论工作,本文无力也不准备承担。笔者只是把当事人自以为、旁观者也以为的自由主义者,当成自由主义者对待。其二,为论述需要,本文提及了多位师友。笔者尽可能保持客观、审慎,但仍难免有冒犯之处,敬请谅解。其三,笔者本人已从作为一种现代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立场,后退到仅关注于宪制变革的较为古典的宪政主义立场,因而在论述过程中,于不经意间,对自由主义也许会有某种偏见。这一点,亦请读者鉴别、谅解。

  一 中国当代自由主义的谱系

  本文关注的历史时期始于1990年代初期。尽管至今只有短短二十年,但中国的政经格局已然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一时期大体可以2003年或者江泽民、胡锦涛权力更迭作为分界点,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在这两个时期,中国自由主义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形态。

  1980年代是否存在自觉的中国自由主义思想与观念,无法遽下结论。大体上,受到意识形态惯性的影响和知识资源匮乏的约束,彼时知识界缺乏自由主义的理论自觉,思想讨论所使用的话语,似乎更多是文化的和哲学的。因此,1980年代的思想主题是反思与启蒙,萨特(Jean-Paul Sartre)、弗洛伊德 (Sigmund Freud)、韦伯 (Max Weber)就是最为重要的思想资源。思想界最为醒目的主张是激进反传统主义,电视纪录片《河殇》 的出现是这场思想运动的巅峰。

  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让这一波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启蒙运动戛然而止。此后是一段思想的寒冬期。由于经济政策与意识形态高度相关,因而,此后两年,经济政策也受到波及,全面收紧。全面收紧的结果是经济陷入困境。为摆脱困境,挽救统治权,邓小平决定南巡。邓从1980年代的经验中清楚地知道,要摆脱经济困境,就得开放:既要对外开放,引进境外投资、技术、管理;也要对内开放,允许私人企业成长。为此,邓必须部分地打破本来已经松动、但在1989年后再度强化的意识形态牢笼。邓提出了 “不争论” 的原则,其含义就是不争论新政策 “姓社姓资”,实际上就是默许那些“资”的成长。

  邓小平的这一策略性政治行动,不经意间,为自由主义改变自己在中国的命运创造了条件。因为,对私人企业开放就意味着承认私人产权、经营自由、企业间竞争,总之,这意味着承认市场制度。邓南巡之后, “市场化” 迅速地成为媒体与学术界的主流话语,当局也开始大规模地向市场制度转型。

  藉由这样的机会,经济学异军突起;而且,进入学术与观念场域的经济学,主要是当时在西方也正走红的自由市场经济学派,比如弗里德曼 (Milton Friedman) 为代表的货币主义,科斯 (Ronald H. Coase)、诺斯 (Douglass C.North)、张五常所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以及思想更为开阔的哈耶克 (Friedrich A. von Hayek)。尤其是后者和他的导师米塞斯 (Ludwig von Mises)对计划经济“不可能性”的论断,清除了市场化的知识障碍。

  这构成了当代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分支:市场自由主义或者经济自由主义。借助于市场化的 “政治正确性”,这种自由主义观念在公共媒体上迅速扩张地盘。经济学家基于自由市场理念,对于当时最为重要的公共议题发表看法,这些看起来非常新鲜的意见,总是能够引起广泛关注。受到这种观念影响,直到今天,仍然有很多人惯于从财产权的角度理解权利,从经济自由和自由竞争的角度理解自由。

  1990年代另外一股自由主义潮流则穿着怀旧的外衣登场,此即对民国知识人的怀旧。在那个原创性思想遭受压制的时代,重新发现歷史,尤其是现代歷史,成为人们摆脱意识形态控制的常见策略。这些被重新发现的知识人包括钱钟书、林语堂、周作人等,他们让人们重新界定了现代中国文学史。接下来,出版界、思想界重新发现了陈寅恪。陈寅恪在学术专制的环境中坚守学术尊严的精神,感动了无数读者,其名言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成为在严酷言论环境中具有良知和自由精神的知识人用于自我激励和互相激励的座右铭。

  经过这样的热场,大约于1990年代中期,民国自由主义传统正面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其主角首先是活跃于1920至30年代的胡适,接下来是他的朋友们。

  上海学者章清在一本专着中将他们合称为 “胡适派学人群” 。由他们往下,人们又发现了1940年代活跃在西南联大的具有自由色彩的教授们、创办 《观察》 杂志的储安平,以及 《观察》 杂志的若干作者。这两类知识份子都被冠以 “自由主义者”之名。北京大学的自由主义传统,也被隆重地发掘出来。

  怀旧的力量是巨大的。自由主义进入歷史考察的视野,反过来也改变了人们对歷史的认知,催生了一种 “自由主义歷史观”。不少中青年学者从自由主义的视角看待现代中国歷史演变的过程,现代中国的文学史、思想史、社会史乃至政治史,都程度不等地被系统重写了。这样的歷史?事迅速被人们接受,而似乎成为一种常识。相反,官方的革命史观黯然褪色,在公共舆论空间中消声匿迹了。

  这一传统似乎给1980年代的启蒙主义以更多的歷史和学理论证,藉由这一自由主义传统在公共舆论空间的广泛传播, “反传统” 常识也日益扩展。启蒙的自由主义也就构成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分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袁伟时、雷颐等人。

  同样是借助这样的怀旧,也借助于经济自由主义的东风,1990年代中期,自由主义的另外一个分支——政治自由主义,也得以登堂入室。这个分支的代表人物有刘军宁、朱学勤、秦晖、徐友渔等。虽然笔者称他们为 “政治自由主义者” ,但他们的议题与经济自由主义密切相关。他们特别强调财产权的重要性,个人自由的首要保障是财产权。由此也不难理解,为甚么这种自由主义以与 “新左派”辩论的方式进入了公共场域。对于当时的市场化过程, “八九” 之后出国留学、接受西方学院派学术训练的“新左派” ,持质疑和反对态度。对此,经济自由主义者通常不予理睬,他们专注于经济政策设计,根本不关注学院中的思想论争。政治自由主义者则出面与之论战。因而,政治自由主义虽然藉着启蒙自由主义塑造的公众情感而获得登场的机会,但从一诞生起,它就与经济自由主义互为表1。可能正是这一点让政治自由主义在1990年代中期后七八年间,不仅被官方容忍,甚至享有相当强势的地位。

  上述三种自由主义不只是呈现为学理,也是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公共观念。

  另外一种自由主义——西方当代自由主义——则基本上局限于学院学术圈内。1990年代中期,西方当代自由主义思想也借助中西学术交流渠道,进入中国学界。不少学者、学生到美国接受学术训练,他们对当代西方的学术、思想活动较为了解,并接受了罗尔斯 (John Rawls)、德沃金 (Ronald Dworkin)、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 等人的思想。由此,他们所讨论的诸多议题基本上是美国人和欧洲人所设定的议题,比如少数族群权利、同性恋婚姻权利等。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学院新左派相接近。这样的讨论与中国人所关心的公共问题基本不相干,也因此,他们似乎主要局限于学院中,在大众中缺乏影响,很难说具有多大观念的力量。

  这样,2000年前后,中国的自由主义具有了丰富的面相,即同时存在着三种具有较大影响力的自由主义派别:启蒙的自由主义、政治自由主义、经济自由主义。这其中,第一种继承自新文化运动,后两种则超出了胡适自由主义传统的范畴。也正是这一点,让这一轮自由主义与新文化运动、也与1940年代 《观察》 的自由主义之间,形成重大区别。

  具体地说,这轮自由主义带有古典自由主义的明显特徵。很多自由主义者也正是基于这一观念,在经济思想领域反对凯恩斯主义 (Keynesianism) ,在政治思想领域反对新左派,在中国特定的语境中,则反对极权主义。

  更为重要的是,在现代中国思想史与观念史的脉络中,有些学者基于中国的文革经验,深入反思法国—俄国的激进革命传统,清理其在中国思想和政治领域的遗产。这方面最为引人注目的人物是王元化和朱学勤。他们明确地提出,中国应当告别法国传统,转向英美传统。也正是在古典自由主义的背景下,刘军宁的思想带有强烈的美国式保守主义特徵;具体地说,带有自由至上主义(libertarianism)的倾向。

  上述两种倾向都对启蒙的自由主义构成了质疑。也就是说,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自由主义内部就已经出现了分歧与张力。只是,在自由高度匮乏的时候,每个分支似乎都有充分的拓展空间,因而,这种分歧并没有公开化。自由主义还呈现为一个相当连贯的整体。

  二 自由主义与体制

  在过去二十年中,自由主义对于中国的体制,总体上是持一种批评态度的。这也就为自由主义与体制之间的关系确定了基调。但是,两者的关系倒也并非一成不变;在江泽民主政时代,自由主义与体制的关系还是比较暧昧的。

  形成这种关系的根本原因在于,当局自身就表现出明显的自由化倾向。邓小平南巡之后,市场化成为官方的执政纲领。由此,当局逐渐接受了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策动了一系列改革,尽管毛主义的基本制度和政策框架并无根本变化。这样,经济自由主义也就大模大样地进入官方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

  与此同时,各级官员,尤其是中间层级的官员,在1980年代接受过高等教育,为了适应经济增长导向的政绩考核体系,随后也接受了一定的经济学训练。由此,他们接受了经济自由主义的价值和思考范式。因此,体制内存在着一股强烈的经济自由主义倾向,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发展成为 “增长主义”意识形态——对此意识形态的形成,自由主义经济学作出了一定贡献。

  市场化必然伴随着法治化,几乎所有经济自由主义者都主张: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吴敬琏对此谈论最多。这一点,与共产党内部分老干部对文革深恶痛绝的情感相结合,推动了法治观念在中国的制度化。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法治” ——不再是“法制” ——也进入官方主流话语体系。1999年,当局提出 “依法治国” 理念;2004年,当局更进一步,提出建设 “法治政府” 的政治目标。当年也完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修订,国家保障公民权利的原则正式写入《宪法》 。

  由此, “自由” 、“公民权利” 等概念,成为官员们的公共语言。或许可以说,在江时代,体制呈现出明显的自由化演进趋势,诸多重要法律修订与政策制订的基本倾向是自由主义的。从某种程度上说,体制向自由主义屈服。由此,市场与法治的诸多制度因素进入原来的毛式体制。到江、胡权力交接的时候,呈现出显着的“混合体制” 特徵。

  这样的混合体制与欧洲的混合制度当然大不相同。事实上正好相反:体制的基本框架依然是毛式的,但它已经退隐到阴暗的较深层次。台面上的诸多具体制度和政策,则在一定程度上合乎市场和法治原则 (起码是根据这样的原则制订的) 。正是这些新的制度,让中国人的创造性精神得以释放出来,形成了人们后来惊嘆不已的 “中国奇迹”。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统治体制与外部的自由主义的关系,虽然算不上亲密,但也不算敌对关系。掌权者可能未必十分情愿,但在经济改革之大 “势” 推动下,不得不学习、接受经济自由主义的基本话语。有些经济自由主义者还可以深度介入体制内的某些重大决策过程。

  也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在体制内外边缘地带,形成了以李慎之、谢韬等人为代表的一个相当特殊的自由主义流派。其骨干多为中共资深党员,曾在中高级岗位任职,在1980年代相当活跃,退休后转而关注思想问题。他们的基本主张是民主,希望回到欧洲社会主义。这一点与自由主义有所不同,但他们明确地支持市场化和法治化改革,并且通过对中共歷史真相的发掘,致力于摧毁极权主义的偶像。因而,他们属于广义的自由主义者范畴。

  在体制内外关系暧昧的环境下,自由主义观念大举进入公共传播界,从而对社会变革发挥了重要作用。自由主义于1990年代兴起之后,影响力迅速地及于公众,除了一般图书出版之外,最为重要的通道当属大众媒体。欧洲意义上的自由主义,也即具有强烈经济学知识背景的古典自由主义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中国新兴媒体,这一点是1990年代后期以来传媒界最值得注意的现象,也是讨论作为一种观念的 “自由主义” 时,不能不注意的重要现象。

  应予注意的是两类新兴媒体,第一类是“新锐传统媒体” ,其代表是“南方报系” ,以及模仿它的若干地方都市报; 《财经》 杂志等财经和新闻时政类周刊也属于这一范畴。原来的报刊是意识形态化的,新锐传统媒体至少取得了两项突破:首先,其报导秉持“新闻专业主义” ,尤其是调查性报导总是触及公众最关注的问题,能够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而被广泛传播;其次,新锐传统媒体发展了有别于杂文和官方评论的 “时评” 文体,在问题丛生、各个领域都在变革的年代,这类由接受过社会科学训练的人所执笔的时评,对于所有这些问题,都进行严肃而不乏激情的讨论。

  第二类新兴媒体是网络媒体。在中国,最为活跃的网络是门户网站,而门户网站最重要的内容是时事新闻和评论。这是由中国对传统新闻的严厉控制所造成的特殊网络现象。到今天,很多人已经习惯于依靠网络获得新闻、发表意见。

  这两类媒体相互支持。网络媒体主要依託新锐传统媒体提供的内容;新锐传统媒体也借助网络平台,它们虽是地方性的媒体,却具有广泛的全国性影响。到本世纪初,这两类媒体已经共同成长为塑造中国舆论的主流媒体。官办媒体则在这两者冲击下,陷入永劫不復的衰败境地,连生存都无法维持。

  至关重要的是,从业于这两类媒体的编辑、记者,大多数信奉自由主义理念,只不过程度有所不同、自觉意识有高有低而已。由此可以看出,在一段时间内,自由主义在学院中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尤其是那些关心公共事务的学生,几乎都会接受自由主义。而具有这种偏好的大学生,毕业之后大多进入媒体工作,包括残存的官方媒体。一个非常有趣的事实是,即便是 《人民日报》 、新华社的编辑和记者,大多数也相信市场、法治、民主原则。

  因此,从1990年代中期以来,大众媒体在公众舆论领域中塑造了强势的自由主义气氛。尽管官方的态度在不断摇摆,但舆论在过去十五年间大体上坚持自由主义,包括保障个人自由和权利、限制政府权力、推动市场化和法治,这些都是媒体的新闻与评论最为关心的话题。通过这种舆论,自由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法律与政策的决策过程。应该说,这是自由主义兴盛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自由主义在中国最为成功的地方。我们下面将会讨论,自由主义在其他方向上的努力普遍遭遇挫折。

  但自由主义在大众媒体中的影响力,迄今为止,还没有衰落的明显迹象。不过,自由主义在思想界的兴盛并没有维持多长时间,危机很快就到来了。令人深思的是,自由主义的挫折是从经济自由主义的边缘化开始的,而1990年代以来自由主义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搭经济自由主义的便车,所谓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是也。

  应当承认,经济自由主义者所关注的问题,绝不只是经济自由;相反,他们追求完整的自由,他们嚮往法治、民主。但他们相信,在中国现行的体制内直接追求政治自由,不大可能取得成功,所要冒的风险也太大;而经济自由则具有足够的合法性,由此入手,实现完整的自由的可能性也比较大。哈耶克、弗里德曼等人对统制经济与专制之间关系的分析让经济自由主义者相信,透过增进经济自由,就可以推进政治自由。因为,那些西方理论家证明,现代专制政权与统制经济之间存在着直接关系,那么,瓦解了统制经济,也就拆除了专制统治的基础。弗里德曼在 《资本主义与自由》 (Capitalism and Freedom)一书前言中的论述则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正面的理据:随着经济自由扩展,到了某个临界点上,政治自由就必然到来,不管以何种方式。简而言之,经济自由主义者相信,可以通过市场化“哄”出一个包括法治与民主在内的宪政制度。

  但是,经济自由主义者的期望在相当程度上落空了。不错,在1990年代中后期,国有部门确实在缩小,私人经济部门也确实有所发展。但是,最为悖谬的是,国有部门缩小的过程,引发了一个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导致了经济自由主义的边缘化。

  国有企业产权改革过程中,存在大量内部人私有化、权贵私有化现象。而对此,经济自由主义要承担一定责任,至少是理论上的责任。基于上面简单勾勒的信念,他们急于消解国有部门,就像着名的“冰棍理论” 所暗示的,尽快私有化,不管採取何种方式;而最快捷的私有化当然是权贵私有化。经济自由主义从经济系统整体效率改进的角度,对此予以默许,甚至给予一定的支持,因为这起码实现了私有化。

  很快,经济自由主义就要为自己理论上的短视与政治上的幼稚,付出沉重代价。权贵私有化本身就是腐败,它激起了舆论和民众的不满。这一过程也扩大了贫富差距。尤其严重的是,这一过程总是伴随着普通工人在没有得到充分补偿的情况下大规模下岗,从而制造了新的城市贫民群体。

  凡此种种现象引发了2003至2004年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大讨论。当然,这只是一个导火索。事实上,1990年代初期以来形成的混合体制,固然释放了企业家的创造性,同时也给权力变现为资本提供了最佳机会。因此,这个时代中国经济固然快速增长,市场制度也在缓慢生长,但权钱交易同样也在四处蔓延,甚至速度更快。在这样的制度背景下,群体间的贫富差距迅速扩大。民众深感失落、失望。他们无力辨析问题出在混合体制的哪个部分,于是採取了最简单的办法:你们叫得最响的东西,一定只对你们有利,而对我们不利。那我们就反对它。最后带来的结果是,民众反对“市场” 。

  这就是2003年以后民众的普遍情绪:民众要求 “市场” 对他们的下岗、地位的相对下降和无所不在的官员腐败等现象,承担全部责任。当局立刻发现,这是推卸责任的良好机会。因此,当局迅速地实现了执政纲领的转型,于是有了胡温执政以后 “和谐社会” 纲领的提出。

  相反,经济自由主义者相当迟钝,仍然按照自由市场经济学的逻辑进行自我辩解。但是,这种复杂的学理性辩解不可能说服公众。在大众眼中,经济自由主义声誉扫地。从此,他们失去了十年间在公众心目中的荣耀:在公共政策讨论中,他们也日趋边缘化。

  最为有趣的是,中国的经济奇迹本来源于经济自由主义者所主张的私人产权和竞争制度,用1980年代的主流话语说是 “放权让利” 。对于这样的政策,新左派一直持反对态度。但到了2008年以后,藉着中国的经济奇迹, “中国模式”横空出世。新左派却俨然作为中国模式的政策设计者和理论阐释者,活跃于海内外思想与政治界,彷彿过去十几年的中国奇迹,就是他们所设计的。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这个时候,经济自由主义者却在悲愤地抗议 “国进民退” 的现象——张维迎教授卸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职位,也许就是这一诡异事态的象徵。

  经济自由主义的边缘化,给整个中国自由主义思潮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在此之前,因为体制自身在经歷自由化转型,经济自由主义也活跃于决策中心,因而,当局对整个自由主义还有一定包容性,这似乎可以收到增加执政正当性的效果。2003年以后,既然经济自由主义已经声名狼藉,它对当局来说也就是一种负面资产。当局自觉地拉远与经济自由主义的距离,这当然会导致体制内外的关系趋向紧张。

  双方关系吃紧的更重要原因也许是,自由主义所主张的新的制度因素,在混合体制内,已经触及毛式体制的天花板。回溯自由主义兴起的歷史就可以发现,当局所冀望于自由主义的东西,主要就是经济自由主义,就是希望自由主义提供能够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秘方。整个自由主义思想体系中,只有这个部分与体制的目标是大体吻合的——并且,也只是发生在为了走出困境的最初短暂时期。至于经济之外的自由主义的其他主张,对于体制而言,总体上是威胁;包括经济自由主义者提得最多的法治——在中国语境下,法治意味着党权受到控制、政府权力受到控制,这是体制内的人所不愿意看到的。

  因而,当局在获得了自由主义提供的经济增长秘方之后,立刻背对自由主义,这是合乎其自身的统治逻辑的。大众抛弃经济自由主义,给当局提供了一个反思和决策的契机。当局对自由主义学界和公共舆论界积极参与2004年 《宪法修订案》起草、讨论的压制,就清楚地揭示了当局态度转变的轨迹。

  因此,2003年确实是当代中国自由主义歷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当然,也是当代中国歷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此后,体制内外的关系发生了大逆转,自由主义与当局从默契的同路人,变成了心照不宣的敌人。经济自由主义被抛弃,政治自由主义遭到压制。凡此种种变局推动中国自由主义思潮内部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三 自由主义的自主实践

  经济自由主义的消退,对整个自由主义思潮产生了较大的冲击。自由主义者被迫从不同方向上,重新寻找可能影响中国变革的渠道,由此,中国自由主义内部出现了若干新的观念与政治现象。

  首先是“维权运动”的兴起。维权运动大约兴起于2003年,其概念的提出与阐发约在2004年初中期。维权运动兴起的社会根源,与经济自由主义被边缘化的根源是相同的。那就是,在混合体制下,权力广泛介入经济过程,民众的权利和利益遭到严重侵害,起而抗争。这类民众包括下岗工人、农民工、上访民众,以及城镇房屋被拆迁的居民和乡村土地被徵用的农民等,概括而言,他们属于弱势群体。

  权力与权利在这些方面的冲突,伴随着增长主义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经济增长的战线日益扩展,在本世纪初日趋广泛而严重。

  面对这种情势,在法治化过程中成长起来的一些律师,在接受了自由主义理念后,在正义感的驱动下,起而协助这些弱势民众。他们通常是利用专业知识,介入司法程序,协助民众维护、主张自己的权益。他们构成了一个维权律师群体。也有一些草根知识份子,尽管不是律师,也成为维权活动人士,他们活跃在各地的维权活动中。

  走司法维权之路,当然也与自由主义者关于法治治理的想像有密切关系。中国当代自由主义一个非常重要的共识是反对暴力革命,希望和平变革。现在,他们看到了民众的怨恨,期望通过司法途径,通过普通民众维护个人权利的抗争个案,推动法律与制度的渐进变革。当然,走司法之路,并不一定意味着不使用政治策略。事实上,维权活动人士通常与同样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媒体保持密切联繫,尤其是网络媒体,为他们突破官方新闻封锁、寻找同道,以及将个案政治化,提供了相当大的便利。而没有这样的政治化策略,个案抗争不可能取得成功。

  最初,维权运动取得过一定成就,其中的标志性事件是2003年“孙志刚事件” 推动收容遣送制度被废止。这是维权运动的经典案例,被人们津津乐道。不过,公民维权运动中真正取得成功的个案其实很少。

  在现有体制下,这并不奇怪。与经济自由主义不同,从一开始,维权运动就遭遇极大压力。原因在于,在相关个案中,侵害弱势民众的主体,通常都是基层政府、地方政府。因而,个案维权总是直接与政府发生对抗。正因为如此,维权代表人物郭飞雄、高智晟先后被捕入狱。积极参与公民维权的北京公盟谘询有限责任公司 (“公盟”) 遭到冲击,被迫解散。2010年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当局更加强对维权人士的监控。随后爆发的北非 “茉莉花革命” 让当局异常紧张,控制、拘捕了相当数量的维权人士。或许可以说,这一轮维权运动已被推入谷底。

  对于中国的自由主义来说,这是一次严重的挫折。自由主义向来被视为一种外来价值和观念,而很多自由主义者认为,自由主义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之所以遭遇挫折,就是因为自由主义缺乏民众基础。维权运动的倡导者认为,维权运动是自由理念植根于普通民众的一种有效渠道。但现在看来,草根知识份子转向民间参与民众维权活动的努力,并没有取得可观的效果。

  与维权运动紧密关联,自由主义也经歷了一次宗教化转向,尤其是转向基督教。二十世纪初的自由主义进入中国,是与启蒙主义、唯科学主义结盟而行的。因此,新文化运动期间,最为响亮的口号是“科学”,启蒙者号召人们走出迷信。胡适等人公开反对宗教,提出用科学替代宗教的设想。受此风气影响,在1920年代,不少自由主义知识份子曾经深入参与、推动带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非基督教运动” 。这场运动把启蒙主义反宗教的倾向与反帝的政治意识綑绑在一起,从而为未来中国在国家精神上走向彻底的无神论,打开了通路。

  但是,与激烈地反儒家的坚定态度不同,自由主义者对基督教的态度,始终不是那么绝对。最有意思的是,从2003年开始,大量具有自由主义自我期待的人士皈依基督教——当然是非官方的家庭教会。这种皈依固然基于个体对生命意义之追寻,但也有很多人是理性的皈依者。他们看到,现代自由宪政制度形成于欧美,而欧美的主流宗教信仰是基督教,尤其是新教。基于这样的歷史考察,他们从知识上相信,现代自由宪政制度与基督教之间一定存在着直接关系。据此,他们得出一个关于转型的政策结论:中国要成为一个宪政国家,必须经歷一个基督教化过程。已故经济学家杨小凯曾经公开提出过这样的理论,他是知识份子皈依基督教的典范。

  还有一些自称自由主义者的人士,尽管没有信仰基督教,但是基于对西方制度的羡慕,相比于儒家,他们对基督教有更多肯定。在一般的知识性论辩过程中,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把基督教当成宗教的最高形态。他们也相信,如果一定要选择宗教,那基督教就是最好的。如果宪政一定需要宗教基础,那就只能是基督教。从某种意义上,他们都是基督教的候补皈依者。

  应该说,自由主义与基督教之间发生关联,极大地增强了自由主义的力量,尤其是在公民维权运动中。事实上,家庭教会的维权活动是维权运动中最为重要的领域之一,因为政府经常打压家庭教会。借助于宗教信念的激励和教会的有效组织,这方面的维权活动的成功率似乎也比较高。

  不过,基督教进入自由主义场域,也在自由主义内部引发了紧张。这其中最具有标志性的事件是,2006年5月,李柏光、王怡、余杰等三位基督徒不允许非基督徒郭飞雄到白宫会见布什 (George W. Bush) 。此事在自由主义圈子内外引起巨大震动。宗教在给自由主义带来力量的同时,似乎也让自由主义陷入某种程度的分裂。

  应当说,维权运动与自由主义宗教化是自由主义从理论走向自主的实践的两个至关重要的尝试。这1说到 “自主的实践”,旨在区别于经济自由主义者作为学者的实践。经济自由主义也参与了实践,推动了经济领域若干制度的变革。不过,大体上他们仍然是作为学者活动的,他们为民众突破计划体制的制度创新提供了学理论证,为政府制订政策提供了备选方案。他们的身份主要是幕僚。维权人士则直接作为司法或者政治活动的当事人,参与到民众维权过程中。

  除了这两种实践外,自由主义还有另外一种实践,那就是通过公众舆论,影响法律与公共政策决策,以及影响个案。后者相当重要,因为,维权运动虽然走司法程序,但在司法缺乏独立性的制度背景下,真正能够影响司法的力量还是政治,而自由主义可以影响政治的唯一途径是舆论。因此,所有取得成功的维权活动都离不开媒体的深度参与。恐怕也正因为两者之间关系如此密切,自2003年以来,当政府在打压维权活动的时候,总是会打压媒体。

  四 走出困境的可能性

  经济自由主义没有“哄”出宪政,政治自由主义遭到压制,相对草根的自由主义维权运动受到镇压。应该说,从2003年起,中国的自由主义经歷了一个又一个挫折。

  在这种情形下,自由主义学术似乎也在解体。自由主义在学院中曾经具有较大影响力,尤其是在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等与市场及其支持性制度相关的学科内。但同样是从2003年起,这种影响力似乎在急剧衰减。相反,人们普遍相信,市场要对中国目前存在的问题承担责任,学院新左派的影响力随之迅速扩大。当然,另外一个因素也有利于新左派的扩张:愈来愈多的海归学者进入大学,这些学者的新左派倾向一般比较强烈,有一些人甚至成为 “毛左派” 。

  当代思想界还有另外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一些曾经的自由主义者经过一次根本性转折,转向了国家主义者,与新老左派相互唱和。这其中最为重要者是刘小枫,而甘阳也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这样的转向。在他们的影响下,学院中不少青年才俊 (尤其是在政治哲学学科内),争相以晦涩的语言,为中国现行国家体制重构正当性,并唿唤中国支配世界。

  与上述种种思潮的强势相比较,自由主义明显地处于劣势。而这样的教育格局,对于自由主义的前景,将产生致命影响。过去十几年中,自由主义观念之所以能够主导公众舆论,就是因为在1990年代中后期,自由主义在学院内拥有较大影响力,从而影响了一批具有公共关怀的青年。那么,根据学院目前的气氛,或许可以推测,未来相当数量具有公共关怀的青年将会离开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在大众媒体领域的影响,注定将会萎缩。

  总结一下,从2003年以来,自由主义在理论、实践两方面,均陷入困境。这一点在思想史和中国制度演进上究竟具有何种意义,还有待观察。这样的困境当然与不利于自由主义的政治环境有关。但是,自由主义的宗旨本来就是改造旧秩序,塑造新制度,因而,将自己的挫折、失败归咎于不利的制度环境,乃是毫无意义的。自由主义介入现实而遭遇挫折,本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观念与新制度之间,横亘着旧制度及附着于这个制度的巨大利益,穿越这两者的过程,不可能轻而易举。而如何有效地完成这一穿越,恰恰是自由主义者目前应当思考的根本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的思考,也许可以从这个事实开始:每一次,当自由主义遭遇挫折、失败,似乎没有甚么反响。这一事实令自由主义者尴尬。但一百年来,这种情形已经司空见惯。这一事实也许显示了自由主义的一大困境:与中国的疏离。

  现代自由的成熟观念是外来的,是藉着自由主义思想于二十世纪初进入中国的。这已被人们公认为一个事实——但我们下面的讨论将提示,这一所谓的事实究竟是否成立,显然是需要深入推敲的。即便它就是一个事实,我们依然可以说:事实不等于价值。

  不幸的是,很多自由主义者却刻意地把这个事实当成了价值。这也许是人类观念史最为奇怪的事情: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似乎一直在凸显自由观念的外来性质。这种离奇的倾向,在新文化运动启蒙自由主义及其当代的传承者那1,表现得格外显着。他们的推理过程是这样的:中国传统是专制的,没有一点自由的影子。自由是纯粹外来的。中国人要享有自由,就必须放弃自己的全部传统。 《河殇》 最为集中地表达了这样的主题:走出黄色文明,走向蓝色文明。

  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特殊主义” 论说方式,它意味着,中国和自由,相互具有特殊性。自由是西方特有的,中国的特徵就是无自由。哪怕从自由的传播学角度来看,这样的论说方式也是令人难以理解的,这等于把自由置于中国文明之外。于是,对中国人来说,自由纯粹是一种外来之物,而自由主义者彷彿就是 “偷火者” ——很多自由主义者就有这样的自我定位。如此一来,自由主义当然也就成为少数人观念中的稀缺物品。按照这样的论说,自由主义者尽管一直在想像一个普遍自由的世界,但除了孤独、愤懑的自由主义者之外,这个理想世界与现实之间,似乎没有任何宽阔得足以让国民通行的通道。也就是说,自由主义 (尤其是启蒙自由主义)的思考方式,让自由注定了不能进入中国人的生活。

  就这一点而言,1990年代兴起的经济自由主义,以及其延伸到法学领域中的论说方式,要聪明很多。它断言,追求财产权和经营自由、追求个人权利,乃是人的普遍天性,不分中西。也就是说,自由的学说固然是西来的,自由却是内生的,中国人的自由观念也完全可以、并且应当是内生的。

  这样的论述拉近了自由与民众之间的关系,也因此,经济学、法学自由主义中的 “产权”、“竞争”、“权利” 等诸多词汇,顺利地进入公共话语体系中,甚至变成最底层的拆迁户、访民用以主张自己利益的话语。正是这一点,让维权运动得以展开。而一旦民众使用这些话语,它们就能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使用者的观念和行动模式。

  由此可以看出,在中国语境中关于自由的普遍主义论证方式,更有助于自由的观念融入中国人的生活之中,也有利于自由的话语进入公共话语体系中,从而在较为广大的社会中催生一种以观念生成新制度的意向和行动——最起码,自由主义在遭遇挫折的时候可以获得同情,而不被民众当作无关的事情对待。

  这个普遍主义的自由论说,至少可以有两个维度:首先是哲学的维度,也即,从哲学和伦理学的角度论证,人,包括中国人,天然地倾向于自由。其次是歷史的维度,也即论证,中国人在漫长的歷史中,并没有甘于接受非自由的生存状态。因而,对于中国人来说,自由不仅是一种伦理的自然,而且就是一个现实,尽管是一种没有完全实现的现实。由此,自由就在中国人的生命中,中国人不可能拒绝它,也一定可以圆满地实现它。

  这些命题都需要深邃而广泛的理论论说,不幸的是,中国的自由主义在这两个方面都没有甚么作为,而只有一堆常识。这也就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另外一个严重缺陷:理论的匮乏。这一点,实际上是过去一百年来中国自由主义的致命缺陷。也许,康有为、严復、梁启超等先贤还是有理论思考的意向的,但到胡适那一代的自由知识份子,完全放弃了在这方面的努力。这与他们对启蒙的迷信有关。他们相信,既然西方已有成熟的自由主义理论,中国人就不必深思了。中国人现在要做的工作,只是把西方的常识教导给中国人,尤其是青年人,然后就万事大吉。在他们看来,中国人再去进行理论思考,简直是一种智力的浪费。因此,他们一直满足于宣传自由主义的常识。顶奇怪的是,胡适等人是学者,而且是大学者,但他们的学术与自由理论毫无关系,他们是红学家、史学家、逻辑学家,而没有一个是专门研究自由社会秩序之性质与实现进路的伦理学家、政治哲学家或政治科学家。

  1990年代初兴起的另外两个谱系的自由主义——经济自由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在这方面略有改观,但也极其有限,大体上这两种自由主义者也只是常识的传播者。经济自由主义在重复美国自由市场经济学的常识。政治自由主义是在与新左派的争论中登场。按理说,学院新左派具有很强烈的理论抱负,这种抱负理应推动自由主义者进行理论思考。但是,自由主义者似乎并没有这样做,而依然以常识来回应对方。当然,在与新左派争论的过程中,有人也曾试图从理论上予以回应。但这种回应却与中国的现实严重脱节。因为,新左派大体上主张一种后现代理论,与之论辩的政治自由主义的思考,也就显得十分怪异。比如,有些自由主义者按照新左派设定的议题,竭力论辩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不好。在当代中国语境中,这是一种奇怪的政策结论。因为,很显然,中国有大量最为弱势的人口不能享有最为基本的生活条件。自由主义者的这一论说,只会让他们被大众抛弃。

  这一事实显示,中国自由主义者缺乏理论的自觉,缺乏设定理论议题的能力。在西方,自由主义拥有丰厚的传统,因而,中国自由主义背负了太多常识,容易错误地幻想:凭藉这些常识,就可以解决自己在中国所遇到的全部问题。其实,不光中国大陆自由主义者这样对待理论,台湾自由主义者同样如此。这样,自由主义从理论上所讨论的大多数议题,是被自己的对手设定的,要么是政治上的对手,要么是观念上的对手。也因此,中国自由主义始终无法深入到理论的世界中,无法在中国经验中发展出完整的自由主义理论体系。

  而没有这样的理论体系,自由的常识就是脆弱的。至关重要的是,没有这样的理论体系,自由主义就没有源源不断地生成观念的能力。这样,在中国社会中,自由的观念也就是时断时续的,缺乏连贯性,终究不能融入文明之肌理中,更无法变成这个文明的灵魂。

  中国自由主义要摆脱目前的困境,当然要做很多工作,包括重新寻找介入现实的途径。此外,还有另外一项至关重要的工作,那就是深思熟虑。也即,中国自由主义需要进入哲学、进入理论的世界。

  专制制度也许不需要制度设计,但要获得优良的治理秩序,就必须进行制度设计。市场、法治,更不要说宪政制度,都是多种规则、程序、制度的异常复杂的组合,它们的构想、构造,以及运转,需要集中人类一切治理智慧。一个国家,即便它的精英殚精竭虑,也未必能够设计出良好而可运转的制度。试图依靠常识就完成这一工作,实在是过于轻浮的想法。

  当然,中国自由主义的理论构建,必须立足于中国现实。事实上,过去三十年间,或者六十年间,或者一百年间,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人类最大的文明体的现代转型经歷了诸多挫折、反覆,中国目前仍然在经歷转型的痛苦。这一歷史与现实乃是理论思考最好的对象。透过这样的思考,中国学人完全可以在一切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范畴取得重大突破,丰富人类关于人与秩序的认知。

  理论决不是无足轻重的。当代中国新左派、国家主义作为一种观念的兴起及其在精英群体中所发挥的强大影响力,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而中国自由主义理论上的贫弱,面对迅速变化的现实时设定理论议题能力的匮乏,乃是其在学院、学术界,乃至在观念世界和政治世界中逐渐丧失魅力、甚至被边缘化的根本原因。

  作为后发国家,在中国,自由首先呈现为知识。中国自由主义在中国语境中进行的理论思考,乃是实现关于自由的外来知识 “本土化” 的唯一途径。普遍的知识唯有本土化,才有可能具有构造制度的能力。理论可以生成观念,观念可以催生行动。在中国语境中对自由进行理论性思考,可以极大地推动现实的制度朝着有利于自由的方向演进。

    最为重要的是,透过自由主义的理论构造,自由将被置于中国的文明脉络之中,或者更确切地说,通过这样的理论思考,自由将呈现为从中国文明内生的中国样态。中国与自由不再互为特殊,而是共生一体的:自由不再是知识,而是事实,伦理的事实或者歷史的事实,总而言之,自由就是中国之 “道” 。这样的知识或许可以在中国知识界或透过大众媒体在大众中,塑造强有力的观念,尤其是塑造一种对于自由的普遍的信念。对于制度变迁来说,再也没有比信念更重要的因素了。

 

 

 



文革不仅是红宝书、样板戏、语录歌

----康浩( Paul Clark) 著文革文化史述评

宫宏宇

2009􀀁08􀀁25

    作者简介: 宫宏宇( 1963~ ) , 男, 奥克兰大学博士, 曾就读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音乐学院和奥克兰大学亚洲研究学院, 1997 年起任教于新西兰国立UNIT EC 理工学院语言研究系( Em ail: h gong@ unit ec. ac. n z) 。

    摘要: 只要是研究当代中国, 文革都将是无法回避的话题。剑桥大学出版社2008 年6 月刚刚出版的, 由新西兰奥克兰大学亚洲研究学院康浩教授( Paul Clar k) 所著的《文革文化史》 ( The Chinese Cultur al Revolution: A H is tor y ) 是近年来国外唯一的一部以文革中文化艺术为主题的专著。《文革文化史》的一个特点是它的涵盖面之广, 文革期间的文化事象, 如样板戏、革命芭蕾舞剧、前期的红卫兵歌曲、语录歌、中后期的器乐曲、中小型舞蹈作品、战地新歌中的歌曲、话剧、曲艺、电影、官方审定出版的小说诗歌、民间流传的手抄本、知青地下文学、美术、建筑等等, 都在其讨论之中。

    关键词: 康浩; 文革文化史; 文化事像; 述评

    只要是研究当代中国, 文革都将是无法回避的话题。由于文革在中国政治、文化、社会、经济等各方面的重要性, 有关文革的课题在海外一直倍受学者关注,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甚至有所谓的“文革发生在中国, 但文革学在西方”之说。1 除专门的研究外, 文革作为红色中国的一个特有的、轰动世界的现象, 对国外的普通学子也有很大的吸引力。研究文革的世界头号权威马若德( Roderick MacFarquhar )1980 年代中在哈佛首次开设有关文革大课时, 选修这门课的学生竟有上千名之众。之后多年, 这门课与耶鲁大学史景迁( Jonathan D. Spence) 最近刚刚结束的中国近代史共同课一样, 一直是哈佛最“叫座”的课程之一。关于文革的各类出版物在海外更是应有尽有, 除大量有关文革的资料汇编外, 历年所出版的专著和论文集也汗牛充栋。但众多的研究几乎都是从国家政治这一层面来诠释文革时中国的政治斗争。如马若德早些年所著的权威性的3 卷本《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他与费正清一起主编的《剑桥中国史》系列之《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1966 -1982》, 以及2006 年出版的他和另一位文革研究专家瑞典隆德大学的沈迈克( Michael Schoenhals)所著的长达近700 页的《毛最后的革命》( 哈佛大学出版社)一书, 都注重对文革共产党中央领导阶层间的政治斗争的研究。对文革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文艺,只是作为派系斗争的脚注稍稍涉及。剑桥大学出版社2008 年6 月刚刚出版的, 由新西兰奥克兰大学亚洲研究学院康浩教授( Paul Clark) 所著的《文革文化史》( T he Chinese Cul tural Revolution: A H istory )是近年来唯一的一部以文革中文化艺术为主题的专著。

    国内音乐界的人士知道康浩的人可能不会很多, 但对从事中国电影研究的海内外学者来说, 他却绝不应该是个陌生的名字。早在中国电影研究还不时髦时, 他就开始在这片土地上默默地耕耘。不夸张地说, 他是海内外最早从事中国电影研究的元老级学者之一。他在哈佛大学历史与东亚语言专业读博士学位时, 论文的题目就是中国电影。博士学位完成后, 他曾有将近十年的时间在美国“夏威夷檀香山东西方研究中心”从事中国电影研究工作, 并参与策划夏威夷国际电影节。1990年代初, 他的母校新西兰奥克兰大学特邀他回校任亚洲语言文学系主任一职。由于治学严谨, 不盲从时髦理论, 不随意发表文章, 康浩有关中国电影的著述在学界口碑极好, 常常被学者引用。剑桥大学出版社1987 年出版的他在他哈佛博士论文基础上改写的《中国电影: 1949年后的文化与政治》( Chinese Cinema: Culture and Pol iti cs Since 1949) 一书, 可以说是最早研究新中国电影的专著, 已成为研究新中国电影的经典著作。

此书自出版后20 多年来一直是研究中国电影的学者所必须参考的, 国外的大学只要开设中国电影的课程, 就一定会把它定为教科书或参考书。他的有关于中国电影和通俗文化的论文在数量上虽然不是很多, 但大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特别是他关于中国电影中少数民族形象的塑造的论文) 。2 他的近作《再创中华: 一代人及他们的电影》 ( Reinv enting China: A Generat ion and I ts Fi lms) 2005 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后, 也深受同行及读者的好评。

    康浩也是海外较早从事文革中文化艺术发展研究的学者之一。他着手写他的《文革文化史》一书时, 正好是笔者随他攻读博士之日。对于他的这一研究项目, 笔者起初是不以为然的。原因除笔者当时还没有挣脱《文革无文化》之说的影响外, 还不免对他能否有厘清文革文艺界复杂内幕的能力有些怀疑。因为研究电影以外的音乐、舞蹈、话剧、曲艺等其他表演艺术毕竟不在他的专业范围内。所以他的《文革文化史》面世后, 笔者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详阅样板戏、语录歌、红卫兵歌曲、文革期间的器乐曲等与音乐有关的章节。结果不仅对他书中所论述内容之详尽非常满意, 更对他深入浅出、条理分明的叙述方式深感钦佩。

    《文革文化史》的一个特点是它的涵盖面之广,文革期间的文化事象, 如样板戏、革命芭蕾舞剧、前期的红卫兵歌曲、语录歌、中后期的器乐曲、中小型舞蹈作品、《战地新歌》中的歌曲、话剧、曲艺、电影、官方审定出版的小说诗歌、民间流传的手抄本、知青地下文学、美术、建筑等等, 都在其讨论之中。本书除前言10 页和结论14 页外, 共有正文五章, 加参考书目和索引一共352 页。此外, 还有照片宣传画15张。第一章以追溯文革文化的主导形式革命样板戏的起源为主, 兼及20 世纪京剧的改革与创新。通过人物采访与检索大量的原始资料, 康浩清晰地叙述了样板戏的肇始过程、出台内幕、江青插手的经过和编演人员的变迁。他呈现给读者的是, 后来被江青据为己有的样板戏, 其艺术上的创新在文革开始前已完成。样板戏不仅是多年来有关专业创作人员与演员合作辛勤实践努力创新的结果, 也是左翼文艺、延安艺术及十七年文艺发展的自然延续。第二章论述样板戏( 包括芭蕾舞剧) 是通过何种机制与渠道, 以何种方式而成为新的大众文艺的样板的, 其中也用了部分章节讨论样板戏的移植。第三章虽然论述的是文革中的电影, 但仍与样板戏有关, 特别是其中的第三节重点陈述电影在传播样板戏中所发挥的作用。通过叙述样板戏电影的出台内幕拍摄及发行过程(包括生产适合边远地区放映的电影放映机和16 厘米胶片等) , 康浩告诉读者没有电影这种现代传播媒介, 样板戏就不会在中国有那样广泛的流传。

    第四章讨论文革期间的舞蹈和1970 年代官方与民间的文化的生产、传播与接受。其中第一节以1967年江青认可的八个革命样板戏中的舞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为主, 兼及1970- 1976 年间全国各地出现的其他歌舞剧和小型舞蹈作品。这里不仅涉及到《沂蒙颂》、《铁道小卫士》、《草原儿女》等广为人知的作品, 还提到《喜送粮》、《战马嘶鸣》、《野营大军进山来》等多部中小型舞蹈。第四章第二节最值得注意, 这节重点讨论文革中的交响乐和各类器乐曲, 除了谈到钢琴伴唱《红灯记》、钢琴协奏曲《黄河》、《白毛女组曲》等作品及其创作背景外, 还涉及到文革中后期的改编器乐曲热潮。康浩认为文革期间中国人民的音乐生活有了引人注目的转变, 具体的体现是: 外来的交响乐和适合精英人士趣味的古典音乐在文革中经历了进一步的通俗化( 或华化) 过程; 而植根于本土传统的、民众积极参与的民族民间音乐却被进一步的现代化( 或西化) 。他注意到, 文革中虽然提倡民族化, 但其间所创作出的音乐却体现出更强的西化倾向。特别是在乐器的选择、和声的配置、音响效果的追求、创作体裁( 交响、合唱、重奏、齐奏等) 的选择等方面, 西化的倾向非常明显。

    到文革晚期时, 甚至连数度遭抨击的无标题音乐( 如陈铭志的复调小品11 首、陈钢的G 大调小提琴协奏等) 也开始出现。他还注意到, 文革初期中国本土的民族民间音乐并没有得到重视, 但少数民族音乐却例外。他用了很多具体的例证表明, 与汉族音乐相比, 少数民族音乐无论在选题上或表演上都有较大的自由空间。除专业创作外, 本章还对《我爱北京天安门》等业余爱好者创作的有影响力的通俗歌曲、文革时期的话剧和曲艺、美术作品和建筑等有所论述。对红卫兵时期的艺术活动, 如漫画、小分队演出节目等也有涉及, 但都不是很详细。同样, 第五章在论述文革中的官方的和地下的文学创作, 包括宫宏宇: 不仅仅只是红宝书、样板戏、语录歌, 193 手抄本小说时, 也给人以匆匆带过的印象。笔者曾就此缺陷问过他, 他说文革文化史的主旨是概述文革时的文化, 红卫兵时期的艺术活动的具体内容和详尽讨论将在其正在写作的另一部专论文革时青年文化的书中重点论及。

    康浩写书的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条理清晰、用词简洁、可读性强。这一点就连对他的《中国电影: 1949 年后的文化与政治》一书批评多于赞赏的詹纳尔( W. J. F. Jenner) 也不得不承认。康浩不似目前国内外的一些学者, 喜欢卖弄时髦理论, 故意把简单的道理弄得玄而又玄。文革文化史一书也不例外, 文革十年的文化和政治错综复杂, 牵涉的人和事多不说, 所涉及的理论问题极为复杂。但康浩对文革中文化发展的主要趋向和相关脉络在此书中都有清晰地疏理和陈述。康浩在引言中明确说明, 他所要达到的目的有三: 一是提供文革时期的文化史; 二是对文革共产党中央领导集团和精英阶层之外的生活提供更多的洞见力( ins ight ) ; 三是把文革十年牢固地放置在20 世纪的大语境中来分析, 而不是把这十年当作一个断层, 把它分裂开来单独的看待。

     看完全书, 我觉得他确实做到了他所要做的。他笔下的文革时期不再是一幅单色调的、枯燥无味的文化沙漠图, 而是一幅多色彩的、浓淡有致的画面。在他用诸多具体事例绘制的图画中, 我们所看到的文革艺术不只是政治符码, 而是艺术工作者如何在极端政治高压下, 利用有限的自由创作空间创作出可以为后人所欣赏的、在方法上不乏创新的、有独特艺术特点的作品的生动画卷。通过对文革中公开发表的和地下文学的讨论, 我们看到老百姓所体验到的文革文化不仅仅是“红宝书、样板戏、忠字舞、语录歌”, 或浩然创作的、以无产阶级为题的、主人公都千篇一律“高、大、全”的御用小说, 也有《第二次握手》、《一双绣花鞋》等描述知识分子爱情和谍报题材的文学作品。同样, 通过把样板戏置身于20 世纪中国戏剧发展史的大语境来观测, 康浩不仅揭示出样板戏是如何在继承、扬弃、吸收、改造的矛盾中建立了改良戏剧的典范, 还令人信服的阐明了它与20 世纪初即开始的旧剧改良, 特别与其前身- - 革命现代京剧- - 之间的内在联系和逻辑关系。遗憾的是, 在论述文革文化与20 世纪大众文化的关系时,他没有参考台湾学者李孝悌的有关论著, 特别是李于1996 年提交给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戏曲、社会与政治: 中国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化, 1901- 1937》。因为在论文的第二部分李孝悌对上海的改良戏曲及海派京剧有很详尽的讨论。 李孝悌的研究表明当时的改良京剧不仅在内容上有社会改革剧、政治剧、荒诞剧、历史剧, 在舞台设计、布景配置、演出形式等方面也有了我们一般认为是20 世纪中期才有的新的突破。如早在1900 年代, 上海就以圆形的新舞台取代了传统的正方形舞台, 引进了可以用机关控制的旋转舞台。除了现代的灯光和舞台设计外,还采用了写实的布景等现实主义再现手法、用了上海工部局的管弦乐队伴奏( 比文革时的样板戏早了半个多世纪)。

    另外还有的一点不足的是, 康浩并未就革命样板戏与1930 年代的“主题先行论”和1940年代的“旧剧改革论”之间的逻辑发展关系进行明确的厘清。即使如此, 他把文革间的文化发展置于20世纪的大语境的这种取向还是非常有见地的, 也是与当前的研究总体趋向同步的。澳大利亚学者T re vor T . Hay 甚至把样板戏对世界无产阶级文学艺术的贡献作为其博士论文的焦点之一。在最近发表的一篇有关样板戏研究倾向的综述文章中, 惠雁冰也指出, 侧重从特定的时代背景、文化环境, 包括文革时期特定的政治斗争来阐释样板戏出现的历史动因与建构过程, 忽视样板戏与30 年代左翼文学、40 年代解放区文学, 尤其是与最切近的十七年文学的发展关系, [ 1] 是当前研究的主要缺失之一。

    康浩擅长叙述、以简驭繁, 其功力在于他的史学训练和他对新中国文化史的熟悉。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同龄的康浩出生在新西兰的一座海滨城市。在奥克兰大学历史系读硕士时, 他就有关于新西兰毛利族群性认同的专书问世。中国和新西兰建交后不久, 康浩即于1974 年以中新交换学生身份来到北京, 1975 年至1976 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中国历史。1980 年代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时, 他师从有研究中国文化和历史的祭酒之称的美国研究中国学大宗师史华兹( Benjamin Schwartz) 。严格的史学训练和他在北大时对文革的亲身经历让他拥有了局内人和局外人双重优势。此外, 他一直从事的中国电影研究和他对文革后脱颖而出的新第五代中国电影人的熟悉, 也无疑有助于他研究文革其他文化事像和美学事象。在谈到文革文化史的起因时, 康浩坦诚说他文革后期在北京度过的时光和他多年来对文革期间成长起来的一代中国电影人的研究是最主要的原因。从文革文化史中对文革文化的客观评价以及他之前的两部专著中对新中国电影的理性叙述可以看出, 康浩对文革的文艺不仅能以历史的眼光做出分析, 对文革艺术界的内幕也能挈其要领。

    康浩的另一个长处是他对国内外学界研究成果的关注。相比起国内, 国外关于文革文化的研究起194 黄钟( 中国 武汉音乐学院学报) 2009 年第4 期步较早。早在文革结束前, 就已有关于样板戏的专著和学术论文发表。从1980 年代开始, 哈佛、印第安纳、海德堡等大学又相继举办了与文革有关的学术讨论会, 在会后出版的论文集中, 通常都有涉及文革文化( 特别是样板戏) 的论文。

    虽然国内音乐界从事文革课题研究的人不多, 成果也很少在专业音乐学刊外发表, 但康浩仍能把握国内研究的基本倾向, 并对其主要得失予以评价。如在论述样板戏的有关章节中, 他不仅参考了戴嘉枋流传较广的两部著述( 《走向毁灭: 文革文化部长于会泳沉浮录》、《样板戏的风风雨雨、江青、样板戏及内幕》) , 对汪人元《京剧样板戏音乐论纲》等专论也颇多引述。对戴嘉枋发表在《中国音乐学》上的有关知青歌曲的研究论文, 也予以注重。但奇怪的是, 他对梁茂春的有关研究成果似乎没有注意到。在别的章节中, 他对居其宏、王宁一、汪毓和的著述也有不同程度的借鉴。但他对国内学者的研究并非照单全收, 如对王宁一“萌生、失落、复苏、发展: 新中国音乐美学四十年”一文中只用几行就把文革一笔带过的做法颇不以为然。

    与国内学者的研究不同的是, 康浩的研究从一开始就避免价值判断。由于政治敏感性和情感矛盾的原因, 1980 年代中期国内文革音乐开始起步时, 偏激的情感否定远较心平气和的学术讨论为多。

即使是今天, 心平气和地讨论文革期间音乐发展的论著,特别是博士论文仍很罕见。 文革音乐产生和成型的特定时代特色和鲜明的政治色彩当然是康浩所不能不关注的层面, 但他更注意的是在政治高压下艺术工作者所显现出的创造力及其所创造出的艺术作品本身及其社会效应。文革文化史除从创作的角度涵盖思想主题、文本改编、创作思路、叙事模式、人物塑造、技艺分析、语言风格等外, 还不忘从艺术消
费的角度对观众及其传播方式和渠道进行观测。

    康浩的著作素以严谨、认真闻名, 但也难免出些小错。如把电影导演应云卫( 1904 1967) 拼为 Ying Yunei, 把柔石( 1902 1931) 拼为 Ruo Shi , 把草原红鹰的鹰拼为 yin等。但这些都是小疵, 瑕不掩瑜。总体来说, 文革文化史无论是对专业音乐学者, 还是对喜读书的人士都是一部非常值得一读的好书。

    注释: 1, 近年来, 由于宋永毅、徐友渔、王友琴等海内外一批学者长,期以来的不懈努力, 以及香港中大的中国文化研究所和大学服务中心在文革研究中发挥的重要基地的作用, 中国人在文革研究方面也开始占居重要地位。

 

 

 

 

 

 

 



埃及为何被异族统治两千年?

----中国与埃及多么相似!

史长

2011年10月

    《圣经》有关埃及的预言

  当以赛亚、耶利米和以西结这些先知在世的时候,埃及是历史悠久,非常强盛的国家。它是世界的粮仓;无论在科学、美术、军事、建筑,各方面,在列国中出类拔萃。历代以来,它那些著名的金字塔,高耸竖立,如同傲慢的前哨,炫耀它辉煌的成就。在常人(包括政治学、科学家或哲学家)眼中,埃及将永远兴盛。然而先知们却预告埃及的失败和灭亡,而且会有许多令人惊诧的遭遇,但以西结书第廿九至三十章有埃及这样的预言:

  一、埃及在荒凉的国中成为荒凉,埃及人分散在列国,四散在列邦,必为万国中最低微的,也不再自高于万国之上,不再辖制列国。

  二、将埃及地赐给巴比伦尼布甲尼撒,他必掳掠埃及群众,抢财夺货,作为他军兵的酬劳。

  三、埃及的地将卖在恶人的手中,外邦人的手,使这地和其中所有的变为凄凉。

  四、必毁灭偶像,从挪弗除灭偶像,必不再有君王出自埃及地。

  五、埃及必不再作以色列家所倚靠的;扶助埃及的,也必倾倒。

  耶和华通过以西结指出埃及最大的罪恶,是骄傲自高,拜偶像,是上帝使它成为荣美,它却狂妄到高抬自己是神,说什么:“这河(指尼罗河)是我的,是我为自己造的”,真是“贪天之功,据为己有”,和撒但同一类型。如此的埃及怎能不受审判,遭报应呢?

    有关埃及的预言是怎样奇妙地应验的?

  一、以西结预言有刀剑临到埃及的预言是公元前587年。两年以后,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开始围攻推罗城达十三年之久(公元前585-572年),以致“头都光秃,头都磨破”,城虽攻破,但俘虏甚少;因为那么长的时间,推罗人能运走一切贵重的财物,正如预言中说的“然而他……并没有从那里得什么酬劳”。尼布甲尼撒就转达而发兵攻打埃及,将所得的战利品酬劳他的众部将,正应验了结29:19-20的预言,那年是公元前568年。

  公元前525年,波斯人征服埃及。埃及在以后的170年间一直是波斯王国中一个叛乱的省份。也就是说,在巴比伦和波斯统治之下,还是本国人掌权,并没有受外族人统治。

  到了公元前350年,奥克斯(Ochus)终于粉碎埃及。从那时起,埃及就一直在外国人的统治之下。但埃及仍然是强盛富庶的国家。二、到基督在世的时代,埃及没有显示出衰落灭亡的征兆。

  “安东尼战败之后,该撒奥古士督(罗马的第一代皇帝,公元前31年到公元后14年统治罗马),在埃及发现了巨大的财富,他用其中一部份发放了军中所有欠饷,及在战争中所负一切的债。就在他将埃及随意劫掠之后,埃及看来还是如此强横,以致他不敢将埃及交给任何有权势之人管理,怕的有人利用埃及起来与他反抗。所以他将治理埃及的大权,授给出身很低的迦勒斯(Gallus),他不许在亚历山大城设市政府,并且宣称所有埃及人不得进入罗马的元老院。这些措施说明他对埃及国力的强大,心怀忌惮。

  埃及的亚历山大城是罗马帝国的第一城市。怀疑派带着嘲笑的口气去读以西结的预言。不错,预言的一部份(指埃及被外国政府征服及统治)是已经应验了,但预言埃及的荒凉,在人看来还非常遥远渺茫呀!

  三、罗马征服了世界,连埃及在内;但在公元后五世纪,罗马又被北方的蛮族所征服,然而埃及继续仍是富庶强盛。回教徒的部落虽屡战告捷,因胜而骄,最初还犹豫不敢攻打埃及。亚拉伯人最后决定攻打,围攻亚历山大城十四个月,亚拉伯人死了二万三千余人。亚历山大城的最后被攻下,还是由于百姓受了他们主子希腊人的残酷压迫,内部倒戈而实现的。著名亚历山大图书馆的焚毁,乃是世界大灾难之一,使亚拉伯人得了六个月的燃料。亚历山大的财富显示出埃及国家的富有和势力。公元4-7世纪埃及并入拜占廷帝国,七世纪建立阿拉伯国家。1517年成为奥斯曼帝国一部份。1882年成为英国保护国。

  四、“列国中最低微的”和受治于“外邦人的手”的预言似乎应验很慢,也是连续的,却是可靠的。我们且看两位非基督徒的著作中是如何论述这一点的。一是佛而尼在他的《旅行记》卷一第74、103、110及193各页上说的:“二千三百年前埃及失却了原来的主人,它的肥田曾连续的落于波斯人、马其顿人、罗马人、希腊人、阿拉伯人、乔治安人及最后土耳其鞑靼人的手中。那些被贩卖沦为奴隶后作骑兵的曼弥洛克人,不久便篡夺了政权,另选了一个领袖。”

  “他们的地位,后来由他们本国带来的奴隶取代。他们的压迫制度,是井然有序的。凡旅客所看见或听见的每一事物,都使他想起他处在一个奴隶和暴政的国家之中。”

  二是吉本所著的《罗马帝国之盛衰》第五十九章的论述:“外邦人和奴隶们专横治理埃及,将当地的土人罚作永远苦工,恐怕没有人可以想出比这更不平与更荒谬的制度了。然而埃及处此情况,却有五百余年。”

  以上两位没有基督教信仰的历史学家,证明埃及的确逐渐衰落,它的景况正如先知所预言的一样,已变成“列国中最低微的”,而且受治于“外邦人的手”。

  五、“不再有君王出自埃及”。这项预言常被人忽略,但是它甚至到今天还可以应用。现在的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是1952年革命军人推翻作为英国保护国的法鲁克王朝,废除君主制才建立的。1939年埃及国王法鲁克,按世系乃是阿尔巴尼亚人。

  在1952年以前,埃及并没有成为无政府状态,它长期维持君主制,预言中的“不再有君王出自埃及”,乃是说再没有君王从埃及本地出来,说它的政府要由外族人来领导,如前面介绍,这点已经全部应验。

  六、要从挪弗除掉偶像。上帝是忌邪的上帝,在十条诫命中明令禁止拜任何偶像。撒但煽动人们拜偶像,把受造之物当神来敬拜,意图从人们的心目中抹煞创造主的形象,并以此来激怒上帝来刑罚人,用心极其狠毒。

  许多国家遭受神的谴责和刑罚,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崇拜偶像,反对真神,讥笑迫害上帝的选民。埃及在这方面表现非常突出,它不但把许多自然物当神来拜,而且把法老王吹捧为神明。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多年,深受其害,他们在西乃山拜金牛犊,就是例证。以西结30:13“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毁灭偶像,从挪弗除灭神像。”这项预言应验了没有呢?

  挪弗就是今天我们所知的埃及古城孟斐斯。此城是埃及历史上第一座开始制定崇拜神像及神庙中敬奉仪式的城市。《新旧约全书批评性、试验性与实践性之注释》1961年版的书中对孟斐斯曾有如下的记载:

  “孟斐斯是埃及中王国的首都,也是偶像之城。历史上虽无明文记载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曾毁坏这些偶像。但我们知道,后来波斯王康比西士在与埃及作战时,曾夺下埃及门户贝鲁辛城(即结30:15的训城,和挪弗并题。这段史期约在公元前525年)。他的战略是将猫狗排在军队之前,因埃及人视猫狗为圣物,因此不肯上前应战。康比西士就这样轻而且举地夺下贝鲁辛城。他入城后屠杀圣牛Apis,并焚毁了许多埃及的偶像。

  康比西士利用贝鲁辛人拜偶像的风俗攻城,进城后焚毁许多偶像,可以合理推论,他攻占孟斐斯城时,也必然会焚毁挪弗城的许多偶像。耶和华最憎恶偶像的事,孟斐斯(挪弗)的败亡就因犯这罪的缘故。

  到主耶稣时代,孟斐斯城依然存在。史揣伯(Strabo)视孟斐斯为埃及仅次于亚历山大的第二大城。等到开罗兴起,孟斐斯第七世纪开始没落,且有部份城被人迁移,但它并未完全自土地上消失。十三世纪的旅行家拉第福宣称孟斐斯的市中心部份仍在,依然是“一群优美建筑的组合。”但最近旅行家眼中的孟斐斯,却完全荒凉,先知的预言终于应验了。

  “古代堂皇的建筑如今已成零散稀疏的废墟,而且这一点遗留下来的残迹也不值得仔细观赏。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以前会有这样繁华的一座城座落在这里。”“世界最古之城挪弗所剩下的都在这里了:几个垃圾堆,十来个破坏的石像和一个名字。”

  旅行家和考古学家还注意到一种奇怪的现象。在埃及别的城中,现在无论是兴盛或已倾覆,都可寻出无数的神像和偶像。如埃及故都底比斯,当挪弗仍显赫时已成为荒址,但如今在那里就可找到许多偶像和神像。为什么挪弗(孟斐斯)却找不到许多偶像和神像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以西结的预言:“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毁灭偶像,从挪弗除灭神像。”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10-10 14:50:42 +080收件人:"Flynn" <yilu@sse.com.cn>抄送:标题:转发: 大同书

辛亥革命百年透视

——新南北朝的曙光

谢选骏

2011907

    内容简评:本书的重要创见是发现了“新南北朝现象”,其中最为精彩的部分,是对比研究了中国历史上“外来文化的两次胜利”。

    对中国文明历史的具体研究可以发现,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上,经历过两次外来文化的压倒性胜利:一次是公元四世纪至六世纪印度佛教文明的胜利,它在政治上造成了“南──北朝时代”的分治;而且示范了“海洋中国”与“内陆中国”的二元对立。

    一次是当前二十世纪西方科技文明的胜利,它在政治上造成了“国──共党时代”的分治;而且同样示范了“海洋中国”与“内陆中国”的二元对立。这个时代就是由辛亥革命拉开序幕的,而且至今犹存。

    这个时代错综复杂,各种势力犬牙交错。但是无论犬牙如何交错,国共两党都是师法苏俄的,都是孙中山“联俄”政策的产物,所以整个国──共党时代,不仅是外来文化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代,而且是外来的政治军事势力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代。

    从这样的事实看问题,中国文化实体所面临的第一次外来挑战与第二次外来挑战,具有不同的性质。

    两个挑战的可比性主要在于:都由于外来压力造成了内部瓦解。但即使瓦解的方式也还是有所不同:造成五胡乱华的八王之乱是内生的危机;造成八国联军的义和团运动则是外来入侵刺激起来的。印度──西域的挑战和欧美──日俄的挑战,具有相似又有相异,虽然并不等量其观,但仍然可以“在比较其相似中体味其相异”──并从中托出“预后”。

    据我所知,这在迄今为止的中国思想界还算得上一个“创举”。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也是从中国历史自身发展的观点看,可以把“国──共党时代”视为“第二次南──北朝时代”。它在政治上的新颖之处,诚然是以“党国”代替了“王朝”,以之作为重新集合那个业已崩溃了的文化与社会的支点。但这种“党国新颖”,实际上是胜利了的西方文化给强行带入的。中共口口声声“反对西化”,十分滑稽;殊不知马列主义是最大的西化。共产主义就是全盘西化的代表,而历次政治运动的残暴性,正是西来的斯大林主义的产物。

    在斯大林主义的专政下,“党魁”的“全民政治运动”取代了“皇帝”的“全民佛教运动”,为分崩离析的社会注入“理想蓝图”的绝命兴奋剂。取代了第一南──北朝时代”的“乐土天国”的,是第二南──北朝时代的“世界大同”,其实是在为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机器提供舶来的样板。

    从中国历史的分析着手,可以把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史,与一千八百年前开始的“魏晋南北朝时代”,进行饶有兴味的比较研究,并提出“南北朗时代就是文明社会倒退野蛮的时代”这一命题。从而对众说纷坛的中国近现代史的脉络,做出别具一格的说明。

    所谓“国──共党时代”,也就是“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两个党国对立争战的时代”,它构成了“第二南──北朝时代”的主轴。在它之前,已有源远流长的南北分裂:太平天国与清朝,南方军阀与清朝,革命军与清朝和袁世凯,广州政府和北洋军阀,中华民国与日本帝国……在这种意义上,日本入侵中国与其说是“国际战争”,还不如说是“代替满洲政府的东亚争霸”。凡此种种,不仅是历史上海洋中国与内陆中国的二元对立的延伸,也是在现代国际条件下、在全球化背景下的较量。例如我们在本书结束时将要谈到的,现代中国的南北朝也好,三国演义也好,都是在国际势力的操纵下展开的。它在政治上的新颖之处,诚然是以“党国”代替了“王朝”,作为重新集合崩溃了的传统文化与社会力量的支点。但这种“新颖”,实际上是胜利了的西方文化给带入的。

    西方科技文明当然不同于印度佛教文明,然而,当它们先后作用于中国社会时,由于对象的相似,“国──共党时代”也就不可避免地具有了“南──北朝时代”的诸多特征:

    (一)在军事和政治上对峙的双方(南北朝时代是海洋中国的“宋齐梁陈”,与内陆中国的北魏、北齐、北周之间的抗衡;国共党时代是尊崇“中华民国法统”的海洋中国与1912──1927年的北洋军阀、1993──1949年的陕甘宁边区、1949年迄今的中共政权之间的抗衡)──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如,宋齐梁陈具有发达的海外贸易,而北朝政权则受北方内陆游牧文化的极深影响。再如,国民革命的思想受到西方海洋文明的启发;而1912──1927年的第一北京政权,1949所迄今的第二北京政权(第一北京政权是“北洋政权”),则以中国内陆、北方苏俄,为战略靠山、精神支柱。

    (二)对峙的双方代表着不同的社会力量。如,海洋性的南朝政权代表了中国士农工商的既得利益,内陆性的北朝政权代表了游牧民及其贵族的侵略愿望。再如,国民政府代表了海洋中国的工商业等发展,北洋和中共这两个北京政府,则利用了内陆的农村对这一发展的疑虑和不满,先后两次领导北方的农民军,成功地扼杀了海洋中国的势头。

     (三)军事与政治的对峙的持续化。其“合理性”是因为它代表了中国大地上的文化冲突,如古代的汉魏晋文化与西域印度文化间的冲突;近代的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及共产文化之间的冲突。以及这些冲突导致的社会分裂,如海洋中国的士农工商与内陆中国北方游牧集团的分治;海洋中国的近代工商业与内陆中国的传统农业之间的分治。

    (四)由于文化与社会的分治,支持着军事和政治的对峙,所以,古代的南北朝长达两个世纪,现代的南北朝到目前为止也已将近百年,而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海洋中国和内陆中国由于同质性太低,也很难稳定地统一。海洋中国与内陆中国之间,不论是古代的南北朝还是现代的国府与中共,其最终的军政统一的内在基础,只能是文化与社会的先行统一。

    (五)古代和现代的南北朝格局,采取了不同的名:古代南北朝叫做“两个朝廷”,现代南北朝先是“两个政府”──广州政府和北洋政府;后是“两个党国”──国民党的中华民国和共产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种区别,是时代特征,且是由于双方的文化方向决定的,它们表明中国的不同力量正向不同的源泉吸收力量,分别形成海洋国家与内陆国家。

    (六)由于不同的文化资源、不同的社会来源,再加上长期的军事对峙与政治隔离,海洋中国和内陆中国的政治实体之间,在语言、风俗甚至心理方面,拉开了日益增大的距离。除非双方通过文化与经济交流,来缩小这一距离,否则强行的军政的统一除了劳民伤财,一无可取。等到南北朝双方以各自的方式调整了文化冲突,从而消除了内部的离心倾向,并进而达到彼此间的同质性,统一才水到渠成。

    (七)不论在上述哪种“南──北”格局下,海洋中国的性格,总是不同于内陆中国,南方开放,北京保守;南方温柔,北京敦厚;南方文雅,北方粗犷;南方喜静而内省,北方好动而外向;南方纤弱,北方豪放;南方注重义理,北方注重行动……类似的形容词还可以用上一大堆。何况自古以来南北中国的居民,就有这些地缘乃至种缘的差异存在,只是“南北朝”的分治、海洋中国一内陆中国的对峙,更强化了它。

    本书的重要工作是研究了“两个南北朝”在中国历史上的转折作用,其中最有争议的部分,是对比了中国两次南北朝历史上的“两个王朝和两个党国”:王朝和党国,是区分古代的古代南北朝与现代的现代南北朝之关键。古代的南北朝格局(两个王朝)和现代的南北朝格局(两个党国)具有以下具体差别:

    (一)造成古代南北朝(两个王朝)的外力是二元的:鲜卑(五朝之一)的武力和西域的佛教;造成现代南北朝(两个党国)的外力却是一元:西欧的炮舰和西欧的思想。后来从中分化出苏联的坦克和共产国际的思想;有趣的是,苏联占领了鲜卑的故土即“西伯利亚”,并在地缘政治上对中国构成类似的压力。所以,中国人在古代南北朝的生存空间,相对大些,处境好些。而现代南北朝远为恶劣的生态环境,促使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抵抗,远甚于过去对于印度文化的抵抗。

    (二)“八国”联军自非“五胡”纷纷之可比,所以,义和团也未能博取祖狄、刘琨的令名;西方武力(包括共产化的鲜卑和现代化的倭寇)的绝对胜利,使现代南北朝没有力量采取“夷夏之防”的形式,而只能采取“内战”的形式:北洋军阀各恃外援不说;汪精卫亲日,毛泽东亲苏。

    (三)这种民族堕落,在古代南北朝并不多见。但这也并非始于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我们知道,古代南北朝是从“秦──两汉帝国”的破裂中诞生的;现代南北朝却是从“元──明清帝国”的破裂中诞生的。这个差别极重要。秦两汉是中国军政扩张的峰顶,元明清却是中国军政萎缩的谷底──1279至1911年的六百三十二年间,竟有三百五十六年处于异族统治的枷锁下。当时中国与蒙古人、满州人的关系,要比与日本人、高丽人、越南人的关系更为疏远,所以蒙古、满州“在中国的战争暴行”,比三十年代的日本毫不逊色,且比后者更多文化隔阂。例如,安禄山之乱以来的一千二百年,云燕地区只有明朝那两百多年的时间里,是在自己手里。

    (四)民族机能的退化,使中国人的角色变得复杂,甚至失却了身份感。当人们吹嘘林则徐是一位民族英雄时,到底指他为哪个民族的英雄?1840年的那场鸦片战争,何尝不是衰败的清帝国主义和新兴的英帝国主义的较量?而非中国民族之战!否则,中国不会败得如此轻松。看一看,林则徐本人的角色就是双重性的甚至是混乱的:既是一位禁烟的“满大人”,又是一位镇压反清起义的“汉奸”:是满是汉不知其然,故满人命他镇压太平天国时,他毫不犹豫。我们二十世纪也同样存在这个问题:汪精卫张场民族主义,却勾结日寇;毛泽东反抗美帝苏修,却拜服马列:谁更像是汉奸?这不仅是他们个人的闹剧,且是民族身份的错乱。

    (五)意识形态不同。古代南北朝时代,中国的思想文化虽然佛教化了,但社会──政治制却没有无从异化。现代南北朝时代,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却根本改变。

    古代的南北朝格局(两个王朝)和现代的南北朝格局(两个党国)虽然具有以上差别,但其基点上的相似却是更多:

    首先,在分治期之前,不论古代格局与现代格局之间,具有两组相似到雷同地步的特征:

    (一)周天子的春秋战国与天可汗的“唐蕃镇──辽金宋”;

    (二)秦灭齐、楚、燕、韩、赵、魏等六国与元灭夏、金、南诏、吐蕃、朝鲜、宋等六国;

    (三)陈胜、刘邦与刘福通、朱元璋(刘邦与朱元璋还是中国史上仅有的一对平民皇帝);

    (四)西汉与明;

    (五)赤眉绿林的“流民”与张献忠、李自成的“流寇”;

    (六)地方豪强刘秀的东汉与地方豪强爱新觉罗的满清;

    (七)太平道张角与太平天国洪秀全;

    (八)皇甫袁绍与曾国蕃李鸿章……甚至,连袁世凯的“逼宫”都与董卓的“谋逆”相似!

    下面,不妨更细致地观察一下上述特征:

    (一)在分治期之前的“大一统帝国时代”(秦──两汉;元──明清),都各有“三个节拍”:(1)秦──西汉──东汉;(2)元──明──清;两汉之前有秦的苛刻,明清之前有元朝的暴虐;然后,归于两汉明清的制度化。期间,不论西汉还是明朝,其前锋都是一场天翻地覆的“群雄并起”(陈胜吴广、项羽刘邦反秦;红巾军、朱元璋等反元);作为两段长期稳定的代价。而在“西汉──东汉”之间“明──清”之间,又各隔一次短暂而火力集中的改朝换代的“农民起义”(赤眉绿林;张献忠李自成)的接管,作了嫁衣裳。

    (二)回头看一眼,类似的相似还有许多:早在秦与元的“世界帝国”正式出台之前,都各自经历了一个长达几百年的“世界主宰之战”:秦、齐、楚、燕、韩、赵、魏等战国七雄,事实上是与宋、辽、金、西夏、土蕃、大理、高丽、渤海、日本等“异国”同一性质的“大中国文化圈内独立的区域性国家”!只是在历尽了坚韧甚至残忍的“兼并战争”(请注意,这不同于一国内部的“统一战争”)之后,那被称作“虎狼之国”的主人,才得以成就“气吞八荒,功盖尧舜”的扩张。在这种意义上,忽必烈对日本的两次远征,就不再是什么个人意志或领土野心,而是不折不扣的“中国文化圈内的作业”!在“兼并”(即同一文化圈内的不同民族的统合)的意义上,忽必烈的日本讨伐战比之秦始皇的内蒙、两广征服战,更少“侵略性”;因为元代的日本已是“熟番”,而秦代的匈奴和越南还是“生番”!这史实仿佛告诉人们:长期的兼并战争(“世界主宰之战”:春秋、战国;五代十国──宋夏辽金元)的逻辑结果,就是“矫本过正”的秦、元式的恐怖统治。以及,伴随着“中央权权”而来的多元文化的大量歼灭。

    (三)再回头想一遍,类似的相似并非偶然:五代的嬗兴、十国的变乱,不仅下连北宋与辽、金、夏的“异族共处”,南宋与金、元、大理的“国家平等”;而且上接唐代“安史之乱”后的“蕃镇割据”。现在,我们的视野一下子豁然贯通了──从蕃镇割据经五代十国到宋、辽、夏、大理、渤海、金、元对阵,中国文明再一次经历了“春秋战国”的过程!谁能否认,中国历史上最富创造性的时代除了春秋战国,就是南宋、北宋及可以上溯到唐的中晚期蕃镇割据时期?又一个有趣的雷同是:开辟了“第二次春秋战国(从安史之乱到“元的世界一统”)时代”的安禄山,竟与开辟了第一次春秋战国时代的犬狄,同为“蛮族”!这表明,多元文化的进程开始了。看来,创造中的文化,是与大一统的格局确实格格不入……唐朝的蕃镇犹如春秋的诸侯一样“尊王”;五代十国和宋辽金等则如战国诸王一样自立门户。我们过去的历史观封北宋为“统一王朝”,多少是出于狭隘的正统观念;谁不知道,在唐代蕃镇割据之前的一百四十多年间(这相当于西周时代,所以,人们把“贞观之治”比做“成康之治”是很有见地的)──夏辽金元的“领土”都属“唐皇帝的版图”(他甚至被尊为“天可汗”与“周天子”相似的世界共主),相形之下,宋帝不过是一区域性国家的首领(看看他父子同被金国俘虏的惨状),岂能与唐的“天可汗”相比?但也正因为如此,宋帝又是中国史上最文雅、最开明的帝王。

    (四)现在,可以继续向前观察:统一帝国三节拍中的最后一拍(东汉与清),同各自毁于“一次带有强烈异端意识形态性质的、秘密宗教组织的暴动”;而且,这两个秘密宗教组织的名字都冠以“太平”二字(太平道──黄巾军;拜上帝会──太平军),显然,这乃是对前此长期稳定的“太平盛世”的绝望招魂。而且,这两次暴动的极端组织严密和极强意识形态,都使它们截然不同于其它历次揭竿而起的“农民起义”。显然,不如此,则无从推翻那业已延续了几百年的超级帝国。

     (五)历史善于讽刺:仿佛越是严密的反抗就越不容易成功,不论前面的张角还是后面的洪秀全,都是轰轰烈烈而后一败涂地。而且失败的原因也不约而同:他们的异端性质激起各地豪强(皇甫嵩之类与曾国蕃之辈)的反抗,而在其它王朝末年,这些豪强原是革命的主力(如项梁的起兵反秦、杨玄感的首义反隋)!所以,当张、洪“妖党”失败之后,这些豪强也就顺势裂地而据,如皇甫嵩、袁绍、曹操;曾国蕃、李鸿章、左宗棠。后来人们把袁世凯比做做董卓,也并非没有道理。

    (六)随后就是绵延数百年的混乱时期:(1)三国、魏晋、五胡、南北朝;(2)北洋军阀、八国联军、日寇、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中华民国的分治。这出注定要绵延一二百年的连台大戏,现在还远远没有结束的迹象……

    南北朝式的两个中国的分治也告诉我们说:统一不是绝对的善事。不错,两汉与明清的稳定制度,在中国历史上不可多得。然而长期的压抑仿佛冬眠,使民族的应变、抗病的能力下降。当西方的春潮以其意外的袭击,震醒了中国之后,革命打破了冬眠时代,淤积的一切浊恶也就爆发了出来。那么人们不仅要问:淤积的浊恶,究竟是统一时代的产物,还是分治时代的产物呢?

 

 

 

 

 




发件人:"儒家邮报" <rujiayoubao@vip.163.com> 2011-10-11 09:15:57 +0800 收件人:抄送:标题: 儒家邮报第166期-共和国62年暨孔子2562年〔耶稣2011年〕阳历10月11日

辛亥革命错了吗?

秋风

2011年10月9日

  辛亥首义成功一百年了。这场革命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最重要的事件,但辛亥首义之后的二十世纪,中国充满了反复、曲折、灾难。见证了这些之后,今人对辛亥革命的看法,也就大相径庭,而且,不乏悖谬。

  比如,一直有人称赞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年帝制”云云。然而,早在革命之前,梁启超就已清楚指出,帝制的对应物是共和,宪政的对应物是专制。继续保留帝制,并不妨碍中国实现宪政、民主转型。辛亥革命后,梁启超先生评价说,革命真正的功劳是建立了宪政政府。也就是说,辛亥革命的功劳根本不应当是推翻帝制。一百年后,官学两届似乎全然不知梁任公所说之常识。

  另有一些人的认知同样赶不上任公。先生在革命前虽反对革命,但革命后则义无反顾地支持建立共和,在袁世凯称帝后,也策动倒袁运动。然而,过去三十年来,很多人却把推翻帝制当成辛亥革命的一大罪状。比如,萧功秦先生断言:辛亥革命是二十世纪多灾多难时代的开端。李泽厚也说,辛亥革命的胜利是一个偶然性事件,之后形成了很强的历史惯性,那就是不断地革命。

  这样的看法今日仍然十分流行。反辛亥革命似乎成为一种时髦。最早提出这种立场的人,多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以及与此相关的种种灾难。痛定思痛,他们开始寻找原因,先是找到他们参加的激进革命,然后找到国民革命,再找到五四运动,最后找到了辛亥革命。据此,他们提出“告别革命”说,当然要告别辛亥革命。

  然而,革命果真可以如此轻易告别么?李泽厚先生说辛亥革命是个偶然事件,人们也完全可以说,此后日益激进的革命也完全可能是历史的偶然。它确实是历史的偶然。如果不是欧洲因为一战及其政治后果,中国会掀起那么大的波浪么?二十世纪,整个世界都受到了欧洲形成的激进观念的震撼,而不限于中国。而略加分析就可以发现,辛亥革命,哪怕二次革命,性质上与二十年代之后的革命完全不同,虽然都有着革命之名。

  既然告别了革命,反过来,他们高度肯定清末立宪,并断言,如果没有辛亥革命,中国可能会通过渐进改良的方式实现社会的转型,维护皇权秩序的立宪改良是中国走向民主宪政的唯一道路。更有人主张,如果袁世凯复辟成功,中国也许就有救了。这些学者依据他们的这一历史想象,提出了或者信奉“新权威主义”。

  对此,人们可以提出疑问:历史真的有唯一正确的道路么?退一步说,即便学者们在一百年后知道,在辛亥革命之外还有一条更好的路,当时人有没有可能具有这一后见之明?辛亥革命前一年,哪怕是立宪派,对于清廷也相当失望,而趋向激进化,难道他们也错了?新权威主义者说,立宪改良派本来是可以成功的。但他们也支持和参加了革命,那么,那条所谓的正确道路确实是正确的么?再退一步说,同样身处于历史进程中的我们,怎么知道哪一条道路是将被历史证明为唯一正确的道路?

  上面简单的分析说明,以今天思想学术界的积累,还没有到准确评估辛亥革命的时候。问题的关键在于,今日的思想学术界对于现代中国历史的演变,尚没有提供一个恰当的解释框架。关于现代中国历史的旧范式已经失灵,但替代它的新范式还没有出现。也就是说,思想学术界还没有准确地把握,现代中国历史的主题究竟是什么。这样,人们虽然具有了重写现代史的愿望,由于缺乏有效的新范式,这一工作却无法展开。

  令人沮丧的是,现代中国的主流史学界和社会科学界,由于严重的“汉学化”,已经丧失了针对现代中国历史提出新范式的能力。

 

 

辛亥革命的千古失误在于废除帝制

芦笛

2011年10月

    历史选择论认为,凡是发生了的都是合理的,都为冥冥之中某个“社会发展规律”决定。这学说由黑格尔首倡,为马列继承,不但变成了几乎所有大陆人的历史观,而且竟为海外史学家黄仁宇、唐德刚等人不遗余力地鼓吹。这是人类智识堕落。

    一部中国的近现代史,就是蠢动不已的精英们写下来的负选择史,专门汰优存劣,把下三滥捧上高位,而这种负选择之所以能够发生,完全是辛亥革命造成的。

    我已经在旧作中一再强调指出了:辛亥革命的千古失误,在于它废除了帝制,从而彻底破除了将那中古帝国缔结在一起的精神权威,拉断了连接国家的精神纽带,从而拉开了几十年的军阀混战和党阀混战。

    传统社会的维稳机制,主要是孔孟之道提倡的君权至上,而不是庞大的常备军、武警、国安、公安、保安,等等。它是比枪杆子还要厉害万倍而又无比经济的“软实力”,并不需要超过国防预算的“维稳预算”,却是整个国家赖以存在和运转的粘合软件。把它一除去,便再也没有为全社会公认的不容争辩的最高权威了。其第一个直接恶果,就是军队失去了可控性,接之而来的不但是军阀混战,而且是无法以传统方式结束的军阀混战。

    如所周知,以往在朝代更替时发生的军阀混战,总是以某个“真命天子”出场而结束。只要大众认定某个实力最强的军阀获得了“天命”,便会万民归心,连反抗者也为之夺魄,不战自溃。新式军阀混战却再也没有了这种好事。一个强人的武力膨胀到一定程度,其军队就要发生裂变。几乎所有的军阀都难逃此命运,以冯玉祥的命运最典型。该同志一度几乎统治了整个华北,其庞大的军队却因将领纷纷叛变而崩解于旦夕之间。这是因为再也没人相信他是不可取代的“真命天子”了。在这种情况下,谁能控制住军队,谁才能指望一统天下。

    这就是“历史的负选择”的作用点,就是造成了中国社会大幅度倒退的根本原因。“历史的天使”以老毛子的形象现身,效法《水浒传》上的九天玄女娘娘,传授给孙文以及中共党徒列宁“革命工艺学”的造反真经。蒋介石只学会了点“以党领军,以党治国”的皮毛,便解决了“军队裂变律”的问题。他可以裂变实力比他雄厚的军队,以战无不胜的银弹轻易荡平对方的反抗,而对方却无法裂变他指挥的中央军——无论是在抗战还是戡乱战争中,倒戈投降的基本是杂牌。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10-10 14:05:09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 标题: 余英时:辛亥革命爆发的原因

辛亥革命爆发的原因

余英时

2011-10-05

    图为慈禧太后(1835—1908)

    2011年的10月10日离1911年的10月10日武昌革命,刚刚100年,这是很大的事情。因为这个辛亥革命把中国几千年的皇帝制度推翻了,这是不得了的事情。在亚洲是第一个国家这样做的,像日本就没有经过这样大的改变,把皇帝制度都取消。所以这件事情是两岸三地、包括国外的学者都很注重的。

    但整个大陆讨论辛亥革命,又有另外一层意义。因为许多情况都是觉得辛亥革命为什么会发生革命、而没有能够进行君主立宪的改革,这样可以平稳地过渡到现在,他们关心的是这个问题。但是问题他们关心的不是辛亥革命本身,只是从他们自己处境讲的。他们现在事实上就把中共看成是一个满洲的专制王朝一样。怎么样能够把中共的制度不经过很大的暴动、不经过很大的动荡或者流血,而变成一个合理的社会,这是国内许多史学家关心的问题。

    所以讨论集中在改革呢,还是革命。照他们说法,事实上是有问题的。就是说清朝末年已经有意识要改革了,慈禧太后有想改革,但是革命爆发了,让改革没有成功,所以造成这100年来中国不上轨道。所以换一句话说,这里多少有点抱怨辛亥革命的意思,就觉得现在要变动的话,最好是采取康、梁所建议的一种缓和的改革、君主立宪,不要推翻它这个王朝,但是从基本上换成现代的一个政治制度、或者政治系统。

    这是现在许多人的想法,所以许多记者也在这个问题上特别关心,我就被访问过至少两次,都讨论过。但是在国内讲这些话是非常含蓄的,不能公开讲,不能讲得太明白。所以我现在就重新讲一讲我的看法,我不愿意用影射的史学,就是拿辛亥革命做一个表面的文章,而实质上讲的是中共。但是在国内那个情况之下,记者写出来的就变成那样一个方式,所以我现在专就清朝讲清朝。

    我觉得辛亥革命是不得已被逼出来的,逼出来的原因就在慈禧太后。慈禧太后掌权掌了50年,这50年之内她都是以太后来作主的,光绪30几年,都是从小孩长大;长大以后,光绪自己受到甲午战争、就是1894年被日本人打败、割去台湾,这个惨痛打击,想进行改革,刚好康有为乘虚而入,要提倡改革、中国不要为列强所瓜分,把他心打动了,所以才有决心要进行改革。

    这一进行改革,就有权力的问题。这个权力就是慈禧太后在他长大了以后,不能不把权力交给年轻的皇帝,可是还是想在背后牵动,要这个皇帝听她的话。但是皇帝慢慢已经不肯了,并不是不孝,而是觉得非照康有为的办法,用君主立宪的方式,采取明治维新的办法,把中国变为富强、变成一个强国,不被欺负的强国、不被人家瓜分。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他要戊戌政变。戊戌政变完了以后,皇帝被囚在瀛台,康有为、梁启超都逃到海外,另外戊戌六君子、谭嗣同六个人,杀头了。所以改革到那个时候就停顿了。在后面的十几年中间,戊戌政变是1898年,它亡的时候是1911年,相去是13、14年,严格地讲没有真正的改革可言,只有行政上的调整是有之,但是没有改革。

    没有改革的原因就是慈禧太后越来越不相信汉人、越来越怕汉人,曾国藩、李鸿章等。所以像训练新军的袁世凯,到了戊戌政变以后她也慢慢地不信任了,把他军权夺过来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满人是越来越有势力。在1906年的时候吧,有一个新的内阁出现。她很寄希望,以为会焕然一新,事实上相反的。结果是让汉人在13个内阁之内只占4名,其他9个都是满人。换句话说,保大清、不保中国,这是她既定的政策。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戊戌政变以后,她就运用义和团,希望用这个方式来对付外国人,结果造成更大的后果。跑到西安,在西安一呆一、两年,回来以后就讨好外国人,但是另外一方面还是不肯改革,这才逼出辛亥革命来。所以严格地讲,孙中山也不是一开始就要推翻满清的,他最早《上李鸿章书》大家都知道,而且是很合理地要改革。满洲人绝对拒绝改革以后,革命才起来。

    所以1905年科举的消灭,好像是改革,事实上是行政的调整。学校的设立,我们以南方为例,像上海、无锡这一带,都是当地的商人,事实上是中国社会自己要改进的。所以辛亥革命一方面在政治上没有很大的变动,换句话说,只在袁世凯出山以后,打了一仗,胜利了,但是南方的革命势力还是在增长中,各省都宣布独立,所以清朝没有办法,只有委托于袁世凯,袁世凯就乘这个机会,把这个总统搞到自己身上来。

    但是社会的变动,社会变动是中国工商界的人,尤其像上海到无锡这一带,新的学堂非常多而且很有名,那现代化是从社会开始的、是从工商界开始的,而不是从政府。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一点,有些改革是社会改革、教育改革,但是力量来自社会,不是来自中央,不是来自政府。

    所以换句话说,清朝的辛亥革命完全是慈禧太后晚年一手逼出来的,所以辛亥革命确实可以跟现在情况加以比较,不过比较结果我们要分别看,有相似之处,但是不是一回事情。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作者审校)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10-10 14:34:55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转发:乔冠华这个人

殷鉴不远:清末财政的急剧扩张诱发了辛亥革命

金满楼

2011年10月01日

    大体上说,中国的传统政治是一种“小政府、大社会”的模式,而所谓的“中央集权”也只有在中央这一层面上才是真正的集权,地方上则是一种相对放任的半自治政治。实事求是的说,这种政治模式的运作成本和资源需求都不高,因而不需要大量的征收赋税,这对于传统的农业社会来说未尝不是一个合理的选择,但在鸦片战争之后的大变局及列强的重重压迫下,1901年后开始的清末新政以极快的速度演变成为一场全方位的改革,而各项新政举措的重大开支与传统的赋税状况产生了极大的冲突,由此也对清末社会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清末新政靠的是“赤字财政”

    历史学者王树槐在《清末民初江苏省的财政》一文中指出,“财政为行政之母,财政不健全,行政则无从发挥其功能。近代政治革新,社会福利措施,经济发展,无不以财政之健全与否为成败之关键:一在办事非钱莫行,一在筹款必有良方。近代中国政治、经济之失败,原因固多,而财政尤为其重要原因,清末如此,民初亦然。”

    自康熙朝以来,清廷即标榜并坚持“永不加赋”的国策,但在“不加赋”的前提下,清廷只能维持一个不作为或少作为的“小政府”,这在十九世纪这样一个弱肉强食的国际社会中,显然是不合时宜的。钱不是万能的,但搞新政、练军队、办实业、兴学堂、还有警政、地方自治等等,不管主事者报什么样的美好愿望和善良动机,没有充足的资金保障,终究什么都办不成。所幸清末新政的“总规划师”,张之洞与刘坤一这两位老成之臣在《江楚变法三折》中即附有一片专门论及办理新政如何筹集巨款,实属有先见之明。

    曾任户部主事的何刚德在《客座偶谈》中说:“财政前清由户部专管,户部之库,余在京时奉派随同查过四次,出入互有盈绌,盈时不过千一百万以外,缩时亦不过九百万以内。……至外省亦有省库,苏州有藩、粮二库,余任首府,凡遇巡抚司道交代,每年不止查过一次,为数不过数十万,间有过百万者甚少,缄藏严密,毫无假借。此省库也。江苏算是大省,而所藏不过如此,则小省可知。计部、省各库,计算不过三千万,视乾隆时部库尚存七千万者,殆已不及,中国可谓贫矣。”
 

    乾隆时期是清朝积累最繁盛之时,仅部库即有7000万两的盈余,但在嘉庆道光咸丰三朝不过五十余年的时间里,这些钱即被国内的各种乱事消耗一空,特别是咸丰时期,为了扑灭起事的太平军、捻军,国库告罄,国力凋敝,直至同治、光绪年间近三十年的恢复,清廷的财政收入才勉强恢复到8000万两左右的规模,但刨去各项开支后,每年所剩不过数百万两甚至不敷使用,有时甚至要靠短期借债方可度日。

    据不完全估计,慈禧太后在庚子年前的主政时期,清廷的财税收入仅占全国GDP的3%(但不容忽视的是,因地方上的各种陋规及腐败,老百姓的实际负担又远远超过3%),其中还有很大一部分是靠总税务司赫德主管的海关所缴纳。中央财政极其有限的财税收入,不免令洋务运动大打折扣,光打造一支北洋舰队就历时十余年,其间资金腾转挪移的辛酸,恐怕只有李鸿章心里最清楚。

    清末推行新政的时机并不算好,仅“庚子国变”所闹下的巨额赔款,已足以令清廷喘不过气来。但是,在“不变亦亡、亡国亡种”的压力下,清廷为推行新政,也只能以“赤字财政”作为代价。据周育民在《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一书中的统计,1903年清廷的财政收入为10492万两,支出为13492万两,当年赤字3000万两;到了1910年,累计的赤字已达8000万两,而后一年(1911年)的预算收入为29696万两,预计支出为33865万两,当年的预计赤字就高达4000万两,如果加上历年的累积赤字,几乎占到了当年预算收入的一半。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清廷最后十年的财政收入有了极大幅度的增长,但支出的数额却更大,这显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大问题。

财政支绌愈演愈烈

    自古以来,各朝代均奉行重农抑商、压抑私人资本的政策,商业发展水平缓慢迟滞,新政推行后,发展经济、把蛋糕做大即成为当务之急。在末代状元、实业论者张骞等有识之士的大声疾呼下,奖励实业、扶植工商的政策依次出台,1903年更是新设立了商部。商部的宗旨是保护与开通工商实业,在朝中各部中的地位仅次于外交部,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政府首次公开扮演倡导与奖掖实业的角色,可称是开创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先河。

    为促进工商实业的发展,商部特意出台政策奖励有特殊贡献的工商业者,如能制造轮船、火车、铁路桥、发电机及对探矿、冶炼、水利、垦植等有突出成绩者,还有创办农工商矿或经营公司确有成效者,“即各从优奖励”。在清末的最后10年中,朝廷鼓励工商实业的政策取得了相当的成效,自1902至1911年,中国自行创办了超过330家厂矿,资金量达7000多万两(军事工业除外)。与1901年前的20多年相比(洋务运动时期),这10年的厂矿增加数是过去的两倍,资金则增长了一倍多,进步可谓迅速。在这些厂矿中,民营厂矿约80家,为过去20年的8倍,其中涌现了一大批的民族资本家,近代知名的企业如张謇的南通大生纱厂、孙氏兄弟(孙多松、孙多森)的上海阜丰面粉公司、荣氏兄弟(荣宗敬、荣德生)的无锡茂新面粉公司,均为当时创办(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

    据汪敬虞在《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中的统计,清末实业投资的规模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如1895年至1898年间,投资万元以上的新设厂55家,而1904至1910年间,投资万元以上的新设厂276家,其数量远高于此前。另外,清廷制定《矿务誓行章程》后,各地掀起了兴办矿业的热潮,在1904至1910年就新建矿48家,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时期,而在交通、商业、金融等领域,民族资本也得到了明显的发展,由此也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就业机会。杨诠在《五十年来中国之工业》中,将清末十年称为“中国政府奖励工业最力之时代”,“最热心奖励工业的时期”,从1895至1913年间,中国民族资本工业达到年均15%的增长速度,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还略高一点,称之为“黄金十年”,也不为过。

    实业的振兴对清廷财政收入的增长起到了相应的拉动作用,到了1911年前后,全国财政收入接近3亿两(1885年为7700万两),其中农业税增至5000万两(1885年为3000万两),各种杂税约为4500万两,商税则超过2亿两,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

    财税的迅疾增长固然是史无前例,但随着清末各项新政的逐次铺开,财政支出的日益扩大,整个帝国的财政情况仍不容乐观。在清末十年中,中央财政赤字已经是见惯不怪,各省财政状况也大多是出大于入,譬如1909年,奉天岁入580万两、岁出940万两;吉林岁入180余万两、岁出450万两;黑龙江岁入90万两、岁出200万两;山东每年亏空150余万两等。在财政匮乏的各省中,支大于收在百万两以上的有贵州、江苏、安徽、福建、广西、湖南、云南、江西、湖北、四川十省(彭雨新:《辛亥革命前清王朝财政的崩溃》)。严重的财政赤字,使得各省督抚们在谈及财政问题时无不摇头叹息,“支绌”二字几乎成为他们的口头禅。

   征敛过度引发民变迭起

    1907年,江苏巡抚陈夔龙在奏议中称:“慨自甲午而后,继以庚子之役,偿款数钜期迫,财力竭于外输,其原因一也。内外亟图自强,百度同时并举。他不具论,即练兵、兴学两大端,岁支之款殆不可以数计,其原因二也。各省筹款之法,不必尽同,要以征榷为宗,说者每谓征榷取之于商,固胜取之于农,不知商人重利,断不肯坐受亏耗,于是加其售价以取偿,而四民胥受其累矣。”

    清廷及地方各省为推行新政而征敛无度,进而导致民生日困,清末山西巨人刘大鹏在《退想斋日记》对本省滥增税费而大发感慨:“阅邸报及晋报,当时要政只以富强为尚,而大小臣工莫不讲求利权,向民间搜刮财利,修铁路,开矿务,加征加税,不一而足,民心离散,并不顾虑”(1902年12月9日);“现在捐款甚多,广东捐及妓院,谓之保良捐,广西捐及赌局(此为1902年12月13日记,后来山西也开妓捐,分上中下三等,上等妓每月2500文,中等1500文,下等1000文,刘大鹏大叹息:‘捐至于妓,可谓极矣!’)”;1907年6月3日,刘大鹏对官方征税大发议论:“近年所行之新政,虽云自强,其实自弱也。凡举一政,必费巨款,而其款即从民间科派,一之不已,至于再三。无安民之政,悉系扰民之政,非自弱而何?”

    新政是用银子铺出来的,清末十年中财税收入的剧增,与新增加的各种捐税有着直接的关系。据统计,清末各地征榷的名目,计有肉捐、车马捐、厘捐、酒捐、煤炭捐、房捐、铺捐、茶捐、船捐、猎捐、渔捐、剃发捐、糖捐、鸡鸭捐、国民捐、米捐、警捐、花捐、、牌照捐、戏捐、户口捐、河捐、路捐等不下百种,这些历朝历代闻所未闻的税目几同于天罗地网,网住了黎民百姓,更网走了他们本就有限的钱财。

    在新政考核目标的压迫下,各省自开捐税已无法度可言,如《国乘备闻》中所言:“予观近时筹款之法,灼然共见者盖有数端:一曰百货统捐,创自江西;一曰烟酒增税,一曰酌提州县盈余,一曰八省膏捐,皆创自北洋;一曰铜元余利,创自广东;一曰漕粮折价,一曰推广捐例,皆创自部臣;一曰房捐,一曰米捐,一曰亩捐,一曰报效,一曰彩票,一曰盐斤加价,一曰整顿契牙各税,皆东南各督抚私自筹画。取民之法愈巧,侵蚀之术愈工。”

    中央无款可拨,地方便自行其是,对百姓的盘剥更是百般设法,无所不用其极。1910年5月,有读者向汉口的《东方时报》投书批评新政:“现在什么东西都得上税,棉花、谷物、食油、燃料、牛,不管什么——并不光是一个田赋的问题。官吏们在征收这些税课时竭泽而渔,他们的下级僚属,以‘灯钱’、‘证劵勒索’、‘检查税’和无计其数的、荒诞怪异的恐吓威胁,竞相效尤”;汉口的《公论新报》指责新政“仅仅是一个蒙蔽我们的弥天大谎,以此作为由头来经常榨取我们的财富而已”。《东方杂志》也发表文章称,对于农民们来说,“以前不办新政,百姓尚可安身,今办自治巡警学堂,无一不在百姓身上设法”。

    同年,《国风报》在论及“莱阳民变”(因增税引起)时说:“夫今日民生之窘蹙,人心之杌陧,譬犹炸烈之药遍布室中,爆发之期但需时日。使不燃守线,犹可旦夕苟安,若导以火而触其机,则轰然不可复遏。我国今日之新政,固速乱之导线也。十年以来,我国朝野上下莫不奋袂攘臂,嚣然举行新政。兴学堂也,办实业也,治警察也,行征兵也,兼营并举,目不暇给。然而多举一新政,即多增一乱端,事变益以纷奴手,国势益以抢攘。夫我国今日所谋之新政,固行之东西文明诸国,致治安而著大效者也;然移用于我国,则反以速亡而召乱。”

    有一年慈禧太后万寿节,湖广总督各衙署悬灯结彩,铺张扬厉,费资巨万,当时还邀请了各国领事大开筵宴,并招致军学界奏西乐,唱新编《爱国歌》。时为湖广总督张之洞幕僚的辜鸿铭在座陪宴,他与学堂监督梁某戏言道:“满街都是唱《爱国歌》,未闻有人唱《爱民歌》者!”

    中国近代史始于鸦片战争,鸦片为近代国人之痛,清末新政中有一举措颇值称道,那就是从1906年后开始实行禁烟,“著定限十年以内,将洋土药之害,一律革除净尽”,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为止,清廷颁布了一系列禁烟章程与法规,并多次严谕各省督抚、将军认真禁烟,此举尚可称得上“爱民”,其成效已为国内外史学家所肯定。但就这样一项“善政”,却大大加剧财政上的危机。

    据统计,在禁烟政策实施前,清廷每年从洋土药所得收入高达1000万两左右(含进口鸦片的进口税、土药的厘金、烟亩捐等),而这项收入多用于编练新军。在严重的财政困难下,各省不得不削减用于军队的开支,但这招来了军界人士的极大不满。1910年10月,被派往江宁陆军中学学习的第九镇军官被宣布只发给7成的薪俸时,学员们的情绪表现十分激愤。1910年底,湖北宣布削减新军开销,总数达56万两,军人对此表示抗议,有的甚至带着武器离开了军营。1911年,清廷已无可能足额发放官兵们的薪俸,于是在当年的5月宣布各级军官的俸银削减40%,这无疑是新军军官们在辛亥年与清廷离心离德的一大原因。

    在大量的搜刮民财之后,各项新政的效果也未必见佳。民国知名的遗老、清史撰者柯劭忞在述及清末新政时曾不无沉痛的说:“庚子以后,骤增各国赔款,财力已属不支,加以兴学、练兵及开办工艺、巡警各局,地方行一新政,即须筹一巨款,商捐民捐,丛见迭出,几同竭泽而渔。然锱铢取之泥沙,用之薪水之滥,建筑之侈,购买之贵与夫管理之侵渔,开支之浮冒,固已耗之大半,其施之于实用者,不过十之三四。”

    腐败是历朝历代难以克服的痼疾,特别是在新政的十年里,在大量钱财的收取与运用过程中,更容易找到营私舞弊、贪腐自肥的良机。正如民众所揭露的,“他们总是假借地方自治的名义征税,并把税款落入腰包”,各级官吏们贪污腐败所引发的民怨在各项举措的成效彰显之前,无疑是激起民众对新政反感、对清廷痛恨并诱发革命的导火线。

    (撰稿:金满楼,刊于《中国报道》2011年第3期,财政部财税研究所网站转载)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1-10-08 21:45:25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标题: 朱雲漢: 辛亥革命的政治奇蹟

    睁着眼说瞎话!哪有什么国家没有破裂的政治奇迹!公元1911年,辛亥革命一爆发,成吉思汗三十世孙哲布尊丹巴就在蒙古地区称帝,定都乌兰巴托,建国号大蒙古帝国。公元1912年,西藏地区独立。公元1921年,蒙古唐努乌梁海地区独立,建国号土瓦人民共和国。蒙古地区独立,建国号蒙古君主立宪国。公元1924年,蒙古君主立宪国改为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面积大约有一百六十万平方公里。1947年,蒙古宣布独立。从此彻底从中国分裂了出去。195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才收回西藏。

辛亥革命的政治奇蹟

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朱雲漢

中國時報 2011-10-08

   對於辛亥革命的性質與歷史真諦,國民黨與共產黨的正統論述有相當大的差異,但也有若干相契合之處。國民黨將辛亥革命定位為「未完成的革命」,而共產黨將其定位為「不徹底的革命」。不過,這兩種歷史解釋都忽略了一個重要的面向,共和的建立主要是透過政治協商讓清帝和平遜位,既倖免了生靈塗炭,也避免了帝國的分崩離析。這場中外古今歷史所罕見的「大妥協」,充滿著高度的政治智慧,其難度猶如創造政治奇蹟。

 從國民黨的角度,辛亥革命是一場未完成的革命。因為民國成立之後,中國並未順利的踏上民主共和坦途。一九一二年南北議和之後,孫中山先生將臨時大總統的位子讓給袁世凱,然後革命黨人制訂《臨時約法》試圖推行內閣總理制,並要求袁世凱到南京就職,但並未能有效約束袁世凱的政治野心。袁世凱的稱帝鬧劇雖然最終導致眾叛親離的下場,但中國自此陷入軍閥割據、四分五裂之局。終其一生,孫中山先生的建國理念並未能付諸實現,在他臨終前還不念念不忘「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

 共產黨的正統論述不脫階級鬥爭理論的窠臼,基本上將辛亥革命定位為一場「不徹底的革命」,因為從他們的角度出發,這是一場資產階級的革命,而不是讓無產階級翻身的革命。不過,中共一向尊奉孫中山為革命先行者,因為他們高度肯定他一生所堅持的反帝國主義與爭取民族獨立、維護國家統一的基本立場。共產黨的歷史論述認為,雖然孫中山曾經提出「耕者有其田」的目標,主張農地應收歸國有,再由國家授之以田,農民向國家直接繳交地租,消除地主的中間剝削。但此一主張並不為許多同時代的革命同志所接受,所以共產黨總是宣稱消除地主階級的革命目標,最後是在他們手中完成的。

  上述這兩種定位都未能呈現歷史的全貌。最近不少歷史與政治學者將焦點移轉到從武昌起義到清帝遜位這關鍵的歷史轉折,如何可能避免了內戰的浩劫以及國家結構崩解,這樣的歷史結局不必然會發生。嚴格說起來,辛亥革命並沒有像法國大革命將波旁王朝路易十六推上斷頭臺那樣直接「推翻」了清朝與帝制;更準確的說法應該是,清朝的統治者乃是迫於辛亥革命後出現的南北分裂,以及袁世凱掌控的北洋軍系傾向議和,最後做出明智選擇,順應歷史潮流,頒布「遜位詔書」,將統治權和平過渡到共和體制。

  但這絕對不是清廷唯一的選項。當時,南方政府有效控制地區有限,也尚未得到列強承認;而清朝仍有效控制北方,軍力上仍處於優勢,更何況清廷還有退回關外進行長期抗戰的選項,如果清廷決心困獸猶鬥,結局如何還很難意料。不過,清廷最後沒有做出魚死網破的決定,一方面顧慮北洋新軍不聽指揮,也顧慮到散落各地滿族的安危,更顧慮到全面開戰必然導致帝國版圖分崩離析,以及虎視眈眈的列強隨時準備出兵干預。

  引導清廷深明大義,顧全大局的關鍵之一,是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孫中山在南京發佈的《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宣言書》,在這份重要文獻裡孫中山排除了不少擁抱漢民族主義之革命黨人所主張的「十八省獨立」的架構(也就是剝離滿蒙藏,在漢族集中地域建立一個民族國家),而明確主張「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的五族共和方案。同時,南方臨時政府又拋出兩個重要的議和條件,一是主動提出「清室優待條件」,第二是孫中山主動表示願意辭去臨時大總統,虛位以待袁世凱。最後,透過袁世凱與清廷協商,達成「清室優待條件」以及「遜位詔書」內容的共識,宣統皇帝退位後在紫禁城內仍舊可以像教宗在梵諦岡內一樣享有崇隆的地位與待遇。

   辛亥革命是發生在一個民族構成相當複雜的帝國,而最初的有力革命訴求是「驅逐韃虜、恢復中華」,是類似歐洲民族主義的漢民族建國運動。在世界近代史上,多民族帝國的共和革命極易造成國家分裂,無論是奧匈帝國、俄羅斯帝國,還是鄂圖曼帝國都無法跳脫此一命運。辛亥革命卻最終並未造成國家解體以及民族衝突,民國基本上繼承了清帝國的版圖與人口,不能不說是個政治奇蹟。

 

 

 




发件人: From: <jin.f.xin@gmail.com>  Date: Mon, 10 Oct 2011 15:21:33 +0000  Subject: To: zdjun@263.net;

如果大家拥戴我当皇帝

我有信心帮助世界摆脱经济危机

金复新

2011年10月

    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长久无法复苏,以致于某某花革命没在大家盼望的中国绽开,却反倒极不情愿地在运运们仰慕的美国持续半个月了,现在已从纽约蔓延至美国其它各大城市。除了占据华尔街,高呼“消灭资本主义”的口号,抗议者们还打出了中国国旗,宣扬中国政府集权的好处,批评资本主义的腐败,认为集权专政能让建设更加快速,让行政更有效率,让社会更加公平合理,共产主义是美国应该效法的。而警察粗暴对待示威者,高呼言论自由的美国主流媒体对此集体失声。这虽然让中共都感觉不好意思,但也让整天喋喋不休歌颂西方政治经济体制的美奴们目瞪口呆,大跌眼镜,以往他们一旦看见哪个国家爆发街头革命的消息就疯狂往国内转发,寄希望国内哪个蠢蛋去效仿,然而今天一下子就蔫了。

    苦于不能再玩弄一下他们屡试不爽的把戏,栽赃那些打中国国旗的纯正美国白人是中共派来的“五毛”,可是这么说鬼都不信,现在唯一能做的祈祷着这些消息不要被国内的愚民看见,以免“搞乱了思想”。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向以前被他们洗脑的群众解释这件事情,只好惺惺作态地说“示威者们只是想早日结束经济危机,解决1%的金融人士占有99%财富的问题,让他们以后不要在大量民众失业的情况下分大肆分花红,并不是想要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这只是体制内修修补补的改革而不是革命。我们以前向你们推销的西方政治经济体制一点也没错。”但是我想要告诉大家,不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不重新革命恢复帝制,经济危机问题不仅不会解决,而且会越来越严重,社会不公贫富悬殊问题将永远得不到解决。

    辛亥革命百年来的历史证明,无论资本主义还是共产主义在哪个国家,都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我们不能一条道走到黑,到今天确实到了有必要重新回顾一下人类所走过的漫长道路的时候了,尤其要检讨近百年前一时冲动而抛弃了帝制究竟是不是个深思熟虑后的明智之举。

     有的人说:“我赞成你恢复帝制,但有个前提条件,那就是得让我当皇帝。”言下之意,如果还是让他当百姓,他就反对帝制,这就是被百年民主思想毒害后极端自私自利的人说出来的话。他怎么不想想:你有什么施政纲领能解决社会这么多问题?就懂得享福一晚上翻几道牌子?他怎么不想想:在现行体制下当百姓,吃的是地沟油,还的是高房贷,过的是变态的高压生活,而在帝制下,虽然也是当百姓,却能保证吃不到地沟油,保证没有这么大的生活压力,保证见不到如此的社会不公,那么该选择哪种制度呢?你情愿以你一人之喜好而置天下苍生之福祉于不顾?

    如果我当了皇帝,我的施政纲领里会首先推行两条政策,这两个政策如果得到切实有效的执行就让世界摆脱金融危机。第一个政策是要限制个人或家庭或家族拥有的财产,无论这种财产是合法还是非法取得的。假设这条界限设定为十亿美元,这足以使人继其若干后代过上荣华富贵的生活。如果超过这个界限,要么须立即消费掉,要么强征国库,要么捐献给穷人。

    没有止境没有约束没有限制的“奋斗、拼搏、竞争”,是贫富不均的根本原因,社会所有的矛盾几乎都由此产生。但有的人会说:“这种政策是在提倡平均主义,会打击人们创造财富的积极性,给社会带来消极影响。”但我认为,钱赚得越多的人,竞争力越强,越具有霸占赚钱机会的能力,我要令他这个时候松开他越握越紧的手,退居二线,把赚钱的机会让给别人,也该让别人也发发财了。人活着并是来做个赚钱机器的,赚了那么多钱,决不可能是给人打工老实赚出来的,应该把下半生花在享福和考虑人生意义上去。没有了温饱问题的忧虑,你应把时间花在学佛和忏悔上了,多为后世修点福。他若再扩张下去,再霸占下去,就不是在造福社会而是在危害社会了,是在垄断社会所有机会,让别人没有了活路。

    第二条政策是遏制炒股、炒楼、期货、基金等投机市场,提倡人人劳动。正如我以前的文章中提到的,炒家并没有为社会做出贡献,相反却兴风作浪,哄抬物价,危害了社会,不仅没有受到惩罚,反而能大赚其钱,这本身就是必须予以纠正的咄咄怪事,虽然现在道德败坏的人类几乎人人对此趋之若鹜,但我要说这就是社会最大的不公。有人说,这是资本聚集的方式,是扩大再生产必需的,取消不得。而我认为,这只是人类过度消费所必需的,而过度消费的思想是资本家故意向人们灌输的生活方式,目的是让自己的商品更有销路,赚取更大的利润,造成的结果,不仅使资源浪费,而且造成环境污染,甚至使人类出现许多原来没有的疾病。既然过度消费有害,则资本聚集实无必要。

    恢复帝制后,其中有一项重要的改革,就是要让人类的生活方式从过度消费,被动地攀比追求,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让经济朝着良性循环转换。一旦拨乱反正,扩大再生产就没有了必要,要让股票、期货、基金等投机市场从社会生活中消失,取消信用卡,让人们量入为出地生活,让那些今天在里面兴风作浪呼风唤雨的炒家、红马甲、黄马甲、股评家失业,让温州炒房团破产,让在银行工作的人回到和大家一样的工资的时代,让形形色色的投资公司们关门倒闭。这个时候大家会突然觉得怎么手头不这么拮据了?生活的压力怎么不那么大了?房子怎么又买得起了?空气怎么又清新了?河水怎么又清澈了?农民怎么不潜心研究苏丹红咸鸭蛋了?餐馆老板怎么不老想用地沟油了?

    邓矮子有条歪理几乎欺骗了所有十几亿中华愚民,愚民对此几乎都深信不疑。邓矮子为了给高干子弟开绿灯,哄骗大家说:“大家不要有意见,让我们先富吧,我们先富了的以后会带动你们后富的。”并威胁性地暗示说:“你们要有意见,那我就不改革开放了,大家都一块穷下去!”于是当年愚民们容忍高干子弟批条子倒卖钢材,放任它们采取一切偷鸡摸狗违反乱纪的行为去挖到第一桶金,心里盼望着高干子弟们能早点能够完成血腥的原始积累,然后早点把穷人从火坑里救出来。但邓矮子从没向大家承诺高干子弟捞到多少亿才算是个“富”,什么时候才算是个头,才会大发慈悲来带动百姓后富,直到今天高干子女还是很谦虚地说自己还不富,也许要等到猴年马月吧。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10-10 14:34:55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转发:乔冠华这个人

我父亲为何仇视印度?

AATISH TASEER

华尔街日报

2011 年 10 月 1 日 星期六

    我的父亲萨尔曼?塔希尔(Salman Taseer)在今年1月遇刺身亡前10天曾发出一条关于印度火箭坠落孟加拉湾的推特消息:为什么印度要乱搞什么空间技术让自己出洋相呢?依我之见,他们还是搞两个宝莱坞算了。

    我父亲是巴基斯坦最大的省旁遮普省(Punjab)的省长,这条嘲弄印度不幸遭遇的推特消息应该令他的众多追随者欢呼雀跃。它直接助长了巴基斯坦对印度的不健康仇视情绪。1947年,巴基斯坦从印度分离出来,独立建国。

    尽管我父亲对印度的这种态度在巴基斯坦非常盛行,但它导致我们父子之间的关系相当紧张。我有一半印度血统,由我的印度母亲在德里抚养长大,因此我把印度视为自己的祖国。我父亲由于替一位被控亵渎先知的基督教妇女辩护而被他的保镖刺杀,此前我已经三年没有和他说过话了。

    要了解巴基斯坦人对印度的情感、体会这种特别尖锐的歇斯底里的情绪,有必要先弄清楚存在于巴基斯坦这个概念深处的对印度及其文化和历史的抗拒意识。这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正是由于巴基斯坦对印度的这种敌意,促使其不愿意与伊斯兰极端主义对抗,同时积极地和别的国家一起暗中破坏其表面上的盟友──美国──的战略目标。

    最早认真提出巴基斯坦这个概念的人不是教士,也不是政客,而是一位诗人。1930年,穆罕默德?伊克巴尔(Muhammad Iqbal)向全印穆斯林联盟发表讲话,提出印度的穆斯林应该建立一个独立国家,实现他们在政治和伦理道德方面的要旨。尽管他一直没有说清楚这个新国家究竟应该怎样,但他相当明确地指出:这个国家不应该像古老的印度多元社会那样集多种文化于一身。

    伊克巴尔的设想在1947年8月得到了具体的落实。尽管当时巴基斯坦和英属印度已经实行了分治,但最初看来似乎不会出现人口迁移。然而很快就发生了暴乱,显然,在这个属于印度穆斯林的新国度,没有非穆斯林群体的容身之地。印巴分治使数百万人失去了生命,还导致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人口迁移。

    对这场大屠杀和惨重损失的共同感受正是两国现代关系的基础。从整个人类的角度来看,这意味着我的双亲──在巴基斯坦的父亲和在印度的母亲──在成长过程中经历了相互对应的关于驱逐和被驱逐的暴力事件。但是在巴基斯坦,这种分治有另外一层更深的意味。它从文化和人类文明的角度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巴基斯坦从印度分离出来到底意味着什么?

    由于缺乏真正的国家特征,巴基斯坦将自己定义为印度的对手。它否定了分治以前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的所有共通点。从服装、习俗、节日、结婚仪式到文学,原先的一切都受到质疑。这个新的国家为自己设定的一项任务就是抹去和印度次大陆的所有联系,许多人将这种联系视为污点。

    如果说这种对国家特征的强烈主张意味着排除异己或外来事物、支持自身或本土的特征,那么这种行为可能已经产生了更强大的影响。通过主张一种新的阿拉伯化的穆斯林身份、排斥自己本地的和地区的文化,巴基斯坦其实是在自我伤害,甚至陷入虚无主义。在努力否定与印度共同拥有的过去的同时,巴基斯坦也否定了自己。但是,巴基斯坦还面临一个问题:印度就在国界那边,仍然保持其混合的、多元化的本色,生活在这里的穆斯林和巴基斯坦的穆斯林一样多。它每天都会让巴基斯坦想起其努力要抹掉的过去。

    巴基斯坦存在的这种混乱使其在分治后的几十年中明显处于政治动荡局面。这个国家从来未能按照法律程序实现权力的交接;政变是家常便饭。而且,直到1980年,我父亲仍然觉得印巴分治没有错,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印度的民主政体和多元性,这个国家的经济极为糟糕。

    2009年5月,巴基斯坦旁遮普省(Punjab)省长萨尔曼·塔希尔(Salman Taseer)。他在2011年1月遇刺身亡。

    巴基斯坦拥有更好的公路和更好的汽车;巴基斯坦企业欣欣向荣;巴基斯坦居民可以把外汇带出国。和饥饿的社会主义印度相比,巴基斯坦的生活要有保障得多。这样看来,印度有民主政体又如何?除了干旱和饥饿,它无法带来任何东西。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这两个国家的命运开始发生逆转。巴基斯坦在独立后的这些年中享有的优势逐渐消失了,很明显,去除印度特征的种种努力使巴基斯坦付出了代价:一个新的、危险的伊斯兰教派别出现了。

    印度在经济开放政策的推动下逐渐崛起,巴基斯坦却衰落了。这个起源于一个诗人的乌托邦梦想的国家已衰退至崩溃和破产的境地。这种衰落的罪魁祸首是巴基斯坦军方。美国向巴基斯坦提供的大量援助和资金(自911事件以来达到110亿美元)的受益者是军方,他们把很大一部分资源投入到针对印度的军备中。在阿富汗,巴基斯坦寻求的既不是安全也不是稳定,而是一个后院,一旦美国撤离,这个后院可能给阿富汗提供对抗印度的“战略深度”。

    为了实现这些目的,巴基斯坦军方一直在牵着美国的鼻子走,看起来好像是在打反恐战争,但从来没有真正赢过,因为只要战争持续下去,就意味着可以源源不断地得到美国的钱。一直以来,巴基斯坦军方都在耍两面派,对一些恐怖分子实施打击,对另一些却积极支持,比如在2008年协助虔诚军(Laskhar-e-Tayyba)对孟买展开恐怖袭击。

    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在重兵把守的阿伯塔巴德镇(Abbottabad)被击毙后,巴基斯坦军方口是心非的真面目终于在今年5月份暴露无遗。这只不过是最能说明其罪行的最终指控,这些年来,巴基斯坦军方涉及的不法活动包括创建塔利班、为国际恐怖主义提供资金以及从事获利颇丰的核机密交易。

    一直以来,由于假想中的来自印度的威胁而名正言顺地存在的这支军队对巴基斯坦自身造成的危害是最大的。每年它要消耗这个国家四分之一的财富,破坏了一个又一个平民政府,通过控制一系列经济事业(从面包店、购物中心到大型物业)养肥了自己。

    这两个国家命运的逆转(印度的突然繁荣和文化影响力被巴基斯坦视为仅次于伊克巴尔乌托邦梦想破灭的灾难)可以解释我父亲在遇刺前几天发出的推特消息中包含的苦涩意味。它捕捉到了这样一种愤怒的情绪:明明是一种很容易让你有归属感的文化,你却不得不排斥它。通过印度的宝莱坞,巴基斯坦人每天都能在家中感受到这种文化。

    正是由于这种愤怒,使巴基斯坦在安全问题或克什米尔领土争端问题上都不可能减轻对印度的敌意。只有在1947年造成的伤口愈合之后,这种恨意才能消除。对印度来说,也没有什么值得庆祝的,因为在气势汹汹和张牙舞爪的外表下,是干旱贫瘠带来的伤痛和悲哀。

    (本文作者阿蒂西?塔西尔(Aatish Taseer)是《我的穆斯林父亲:一个儿子的伊斯兰之旅》(Stranger to History: A Son's Journey Through Islamic Lands)一书的作者。他的第二部小说《正午》(Noon)将于九月份在美国出版。)

 

 

 



   
发件人:"余治国余伟" <yuweiyuwei4@hotmail.com>  2011-09-27 10:40:03 +0800 收件人: "仲 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从铜钱到钞票:中国古代的通货膨胀

从铜钱到钞票:中国古代的通货膨胀

《世界金融五百年》作者 余治国

中国古代繁荣的货币经济  

    通胀猛于虎。在物价普遍高涨的时代,社会中下层辛辛苦苦存下的钱迅速被通胀这头怪兽所吞噬。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房产、黄金和股票等资产的投资门槛太高,他们用血汗积累的财富大多都只能存入银行。但由于通胀,各种商品和资产的价格不断上涨,货币随之不断贬值,老百姓最终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存款渐渐缩水。而那些富人和权力阶层拥有足够的财富,可以在国内外进行各种投资,他们的身家在高速通胀下不仅不会缩水反而会增值。结果,贫者愈贫,富者愈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当通胀达到天文数字时,改朝换代将不可避免的到来。乱世人不如太平狗,人命如草芥成为司空见惯的常态——这便是恶性通胀所导致的严重后果。

   “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商品”是货币主义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名言。在他看来,任何通货膨胀都只是一个货币问题,商品价格的普遍上涨,就是货币太多的缘故。其实通货膨胀的原因远非这么简单。  

    既然通胀的后果如此严重,那为什么政府不能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来控制通胀呢?

    绝大多数人一看到物价上涨,就会不由自主地说这是因为纸币印刷太多,所以钱越来越不值钱。还有人会引用一些经济学家的名言来说明通胀是纸币超发的原因,比如“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商品”。那少印钞票不就能解决通胀了吗?

    其实,现代社会的货币经济并非是人们想象的那样纯粹的纸币经济,而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货币与信用循环的大系统。纸币印刷过多导致恶性通胀的现象在现代社会从来就不存在。常识往往是谬误,这种现象恰恰在古代社会才真正出现过。因此,要分析通胀的原因,就要从机理较为简单的中国古代货币经济谈起。

    自鸦片战争以来,很多中国人被西方的坚船利炮吓破了胆。言必称希腊罗马,自己不争气却怪祖宗坟上不冒烟。其实,中国古人的聪明才智会让我们现代人汗颜。现代人以为古人交易时所用的钱是金银与铜钱,甚至于还有人以为,中国古代是自给自足、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或顾名思义称之为自然经济。

    实际上早在战国时代,中国就领先于西方的古人——希腊人与罗马人。在古希腊与古罗马,金银是货币的主要材料,而在中国最迟在战国时便以铜为货币了。金银价值比较高,不可能给老百姓用来购买油盐酱醋茶。金银只能在贵族或大商人之间的流通,涉及的一般都是奢侈品的大额交易,尤其用在古代地中海地区的对外贸易上。铜钱价值比较低,可以用在老百姓吃穿住行的小额零售交易上。由此我们推断,货币经济在当时就已经深入到普通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中国的商品经济与货币经济比希腊罗马要发达得多。

    现代人总是说中国古代重农抑商。其实战国时代的大商人权势熏天,甚至能独霸一方,只手遮天。陶朱公、范蠡、吕不韦、计然、白圭,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古代商人都是鼎鼎大名的历史人物。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有千金的人家可以比得上一个都会的 封 君,有巨万家财的富翁便 能同国 君一样的享乐。”即使是所谓的千古一帝秦始皇面对巨商大贾也不敢怠慢。

    现在一提到甘肃,就想到贫困地区。秦代的甘肃却是出了名的富裕。甘肃平凉、固原一带是秦朝的北地郡乌氏县,当时该地聚居着大量的戎族,称为乌氏戎。乌氏戎有位叫倮的人(乌氏倮)是闻名全国的的大商人,也是中国最早的少数民族企业家。现在的富商权贵是三多,房产多、钞票多、女人多。乌氏倮只有一多,牲畜多,多到用简单的头、匹计数已无法统计准确,只能用多少“山谷”的牛羊来计数。乌氏倮提供大量战马给秦始皇,为秦国一统天下立下汗马功劳。秦始皇给乌氏倮以等同于王侯的待遇,他可以和秦国大臣们一样,进宫朝见,参议国家大事,享有商人、贵族与官员的三重地位。

    重庆涪陵出过一个中国最早的女企业家,史书上叫寡妇清。她早年嫁给一位青年企业家。但不幸丈夫早逝,寡妇清主持起丈夫留下的开汞炼丹业。她的生产销售网络遍布全国,成为当时富甲天下的垄断企业。秦朝对民间进行刀具管制,任何兵器不得私藏。但秦始皇却对富甲天下的寡妇清格外开恩,允许她豢养一支庞大的私人武装,来保护其遍及全国的商业网络。寡妇清晚年将全部财富捐给秦始皇修长城,还为秦始皇修建骊山陵墓提供大量的朱砂和水银。秦始皇封她为“贞妇”并诏她住进皇宫,给以公卿王侯的礼遇。富贵如此,夫复何求啊?

   在物物交换的条件下,市场上有n种商品进行交换,需要有n(n-1)/2种计算方式才能完全表现出每一种商品的价值。而在货币经济中,计算方式只有n种,也就是说,只要标上n个商品的价格就可以了。  

    商业的发展必然造就繁荣的货币经济。我们可以算笔账:在没有货币流通只能采用以物易物的情况下,如果市场上有2种商品进行交换,两种商品可以互相作为对方的价值表现,那么用来评估商品价值的计算数量为1。如果有3种商品进行交换,同样的道理可以得到计算数量为3。如果有4种商品,计算数量为6。如果市场有1000种商品,则有499 500种计算方式。如果商品的数量有上万种,计算的数量更是高得骇人。当用货币来计价时,有1000种商品的市场只需要有1000种价格就可以了。因此,货币的应用可以大为降低商品交换的交易成本,方便人们之间的交易。

战国货币由商人组织铸造,作为筹码在市场上循环流通。商人用铜铸造的各种式样的钱向农业与手工业的生产者购买商品,这些生产者又作为消费者用钱来购买消费品。当时各个诸侯国的货币式样百出,各国之间的商品流通极为不便。

    秦始皇统一天下也统一了货币。现在看来,一国使用一种货币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其实,货币的统一却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事情。想一想欧元的艰难历程,想一想现在要把全世界的各种货币统一为一种货币将有多么困难,就知道秦始皇的壮举是多么的伟大!

    秦始皇实行的是金钱本位制,金是黄金,钱是铜钱。黄金是上等货币,黄金仅限在于帝王的赏赐和贵族之间的馈赠。铜钱是下等货币,用于民间的日常交易。铜钱的铸币权在秦代收归政府所有,政府统一规定铜钱的重量与式样。当时铜钱以重量为单位,规定1两为24铢,一枚铜钱的法定重量为12铢,因此秦钱又俗称半两钱。半两钱内方外圆,所谓孔方兄的铜钱式样自秦一直流行到清末。

    西汉初年,政府只负责规定铜钱重量与式样,铸币权下放给私人,铜钱可由私人自由铸造。这种自由只是贵族、豪强和富商们的自由。他们占有铜矿山,拥有雄厚的资本和专门的技术。那些既无钱又无权的平头百姓却无力享受这种自由。

    私人铸钱的代表人物是邓通。越是有权势的人越迷信命运与鬼神。汉文帝也不例外,他信鬼神、好长生。有一天,文帝做梦梦到自己要飞升上天,但怎么都飞不上去,这时有一个黄头郎推了他一把助他登天,他回头看到黄头郎穿了一件横腰的单短衫,衣带系结在背后。梦醒后汉文帝四处寻找梦中之人。恰好四川人邓通的衣着打扮正合此梦,而邓通阿谀奉承的功夫十分了得,甚得文帝这位领导的欢心。于是本是船夫的邓通扶摇直上,官至上大夫。又一次,文帝让算命先生为邓通相面。算命先生说:“邓通命中注定会穷困饿死。”文帝不信:“能使邓通富有的在于我,怎么说他会贫困呢?”皇帝一言九鼎,说到做到。文帝将四川的铜山都赏赐邓通他,准许他铸钱,邓通也因此成为大富商。

    贵族铸钱的代表人物是吴王刘濞。吴王刘濞占据东南沿海的多铜地区,铸钱30多年,富甲天下。刘濞是做总理的好材料,十分善于治理国民经济。他治下的吴国百业兴旺、举国繁荣,老百姓无须交税也不需要服劳役,刘濞因此而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免除农业税的统治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帝最不愿意看到地方势力的坐大。汉景帝采纳了御史大夫晁错的建议,准备削夺诸侯封地。刘濞以“请诛晁错,以清君侧”为名,联合刘氏诸侯起兵造反,史称“七国之乱”。叛乱很快被平息,刘濞兵败被杀。景帝趁机将各诸侯国的行政大权收归中央,并在公元前144年颁布法令,禁止民间私铸货币,只准诸侯国铸币。这样,西汉政府才初步控制了铸币权。

    直到汉武帝时代的公元前118年,西汉政府才完全掌握了铸币权,统一铸造并发行历史上著名的五铢钱。五铢钱是中国历史上用得最久最成功的货币,作为全国统一的法定货币沿用了700多年。

    自此,中国古代货币发行与流通的渠道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那是没有现代银行,货币是通过官员工资、奖金的发放或政府的其他开支从国库流入到官吏和商人的手中,官吏手中的货币也通过购买商品流入商人手中。商人购买农业与手工业小生产者的产品使得一部分货币流入普通老百姓手中,普通老百姓购买生活消费品和生产资料又让这部分货币回到商人手中,最后通过税赋的形式流回国库,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循环过程。

    两汉时期的通货膨胀  

    翻开中国几千年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我们赫然发现,金属货币并不能阻止恶性通胀的发生。当然,现代通胀的结果无非是财富缩水、老百姓生活水平下降,而古代的通胀意味着老百姓是生存还是毁灭。两汉时期就发生过四次要人命的的恶性通胀。

    第一次要数汉初通胀。千百年来,人们都津津乐道于帝王将相史,但平头百姓的痛苦却被忽略不计。秦末战争持续十几年,大小战役百余场,死伤几百万人。项羽火烧阿房宫,大兵所到之处,玉石俱焚。刘邦称帝连四匹同色的马都找不到,大臣们只能乘坐牛车上朝。平民生活更为艰辛凄惨。战乱使当时的社会生产大倒退,各种物资均短缺,尤其是粮食和马匹极度匮乏,物价必然普遍上涨。

   秦汉时代的铜钱单位一般都用重量单位来计量。汉朝的1石相当于现在的30斤。10钱为24铢,24铢为汉朝的1两。汉朝的16两为1斤。汉朝的1斤相当于的现在的 250克 。  

  西汉初年,国家每年财政收入不到40亿钱。即使以40亿钱算,按当时物价,只能买4千匹马或40万石米。40万石相当于现在的1200万斤,按全国人口2000万算,人均年供应不足1斤。为了搜刮民间财富,汉初统治者有意降低铜钱中的含铜量,这样相同重量的铜材就可以铸造更多数量的铜钱。结果,通货膨胀愈加严重,1石米要卖5000到1万钱,1匹马价值100万钱。与秦汉时代的正常年份相比,粮食价格上涨了180-350倍左右,马匹价格上涨了230倍左右。按照一家5口人计算,汉初普通人的家庭财产不超过3万钱左右,倾家荡产也只能买到90斤米,仅能维持一家人一个月的口粮。西汉在开国之初便出现了“老百姓失去产业,大饥荒蔓延,人吃人,死者过半”的末世情景。刘邦只好下诏“让老百姓卖儿卖女换口饭吃并建议老百姓到外地去逃荒做乞丐。

    长安的皇帝们非常清楚,通胀最主要的原因是生产倒退、供给不足。汉初几代皇帝都坚持将农业作为立国之本,积极推动农业发展来保障供应,稳定物价。经过70余年的休生养息,到汉武帝即位时,米价降到1石10余钱。当时普通人的家庭财产约10万钱,能购买近3万斤米,生活水平比汉初提高了300多倍。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拥有雄厚财力的汉武大帝踏上了北击匈奴的光辉历程,标志着了汉匈战争的正式爆发,同时也导致了两汉的第二次大通涨。

    游牧民族几千年来一直是中原王朝的大敌,他们无数次侵扰中原,甚至在元清两代还入主过中原。游牧族强悍善战的主要原因在于其生活生产方式。游牧生活居无定所,生产不易受战争的破坏。游牧族以战养战,一旦得胜便可以抢掠巨量的中原财富,即便遭遇大败,无非是换个地方继续骑马牧羊。出身事弓马,少年有胆气,游牧族全民生长于马鞍之上,平时的放牧活动训练了他们马上作战的能力,粗劣的游牧生活锻炼了他们勇猛善战的习性和孔武有力的体格。

    中原王朝正相反。中原人以精巧的技术、高深的学问与温文尔雅的行为为荣,以好勇斗狠、粗犷剽悍为耻。中原王朝社会结构复杂,劳动分工精细,大部分人从事于各种生产活动,只有少数人适合当兵打仗。中原王朝的生产和军事是背离的,强大的经济实力无法有效转化为军事实力。要将中原武士的战斗力提升到匈奴人的水准,中原王朝必须要花费巨额的财富。中原王朝的军队在进攻游牧民族时,必须要依靠中原的财富来支持对外的战争。冷兵器时代的通讯、物流技术水平与现在无法相比,中原王朝一旦对游牧民族发动大规模战争,必将在后勤补给上耗费海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武帝北击匈奴就面临着这样的难题。

   河套在今天的陕西北部、宁夏到内蒙古地区,包括包头、鄂尔多斯和呼和浩特等城市。河西在今天的甘肃西北与新疆东部地区,著名的敦煌即在河西。漠北在今天的外蒙古到俄罗斯贝尔加湖的广大地区。  

    公元前200年,刘邦在山西大同的白登山败于匈奴冒顿单于。从此以来,汉朝对付匈奴一直采用和亲政策的战略守势。武帝即位后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卷旗夜劫单于帐,乱斫胡儿缺宝刀,卫青、霍去病等名将先后夺取了河套、河西地区,并在漠北重创匈奴主力。汉朝对匈奴的大反攻,不亚于美国发动对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军事打击。看看今天的美国人为战争而疲于奔命的窘态,我们就能想见2000年前汉王朝的困境。当时,军费要占财政收入的57.5%,军队的粮食消耗达到全国产量的14.5%,以至于清空国库,增加税赋,都不能供养军队。

    战争高于一切,武帝绞尽脑汁地筹措军费。公元前119年,武帝打算将72.5万的关东贫民移民到北方边境屯田戍边,但国家却没钱来组织这个战略行动。于是,武帝下令铸造白金来支持大规模的移民活动。白金分为龙币、马币和龟币,分别值3000、500、300钱。但白金作价过高。就拿其中的龙币来讲,重8两,每两合375钱,当时的银价最多才值125钱。

    汉代白金不是铂金,而是一种银锡合金。但政府未规定银锡的比例,这对于盗铸者是一种极大的诱惑。汉律规定盗铸者死,但人们仍然前赴后继进行盗铸。白金发行五年后,因盗铸钱币被杀的人有几十万,私下相互告密被杀的不计其数,但盗铸之风却仍然无法遏制。盗铸白金就像现在的房地产一样,房产暴利让越来越多的人将资金从实业抽出转而投向房地产,结果实业不振,生产者日少而投机者日众。当时的民众要么当兵打仗,要么从事盗铸白金的投机生意,要么逃亡为盗。整个社会生产的秩序已无法维持。这导致物价飞涨,通胀严重,比如马的价格从每匹5千多钱上涨到20万钱。

    为了控制通胀、平抑物价,武帝任用理财高手桑弘羊为大司农。大司农是主管全国财政经济的官员,相当于现在的发改委主任兼财政部部长与商务部部长。桑弘羊在全国推行了均输、算缗和平准政策。均输政策,就是地方上交中央的贡品,一律按当地市价折合成当地出产的实物,交纳国家后,由政府统一调运到缺乏这些产品的其他地区出售。中央政府利用地区之间的产品差价能获得高额利润。

    算缗政策有点类似于现在的财产税。算缗中的1算为200钱,1缗为1千钱。凡从事工商业者,都要如实向政府呈报财产数,2缗抽税1算;小工商业者可以减半抽税。凡平民乘马车者,一驾马车抽税1算,运货的马车抽2算,船长5丈以上的抽1算。随后,武帝推出告缗令,鼓励大家告发瞒报财产的人,经调查属实者,被告人戍边一年,所有财产一半充公,一半奖励给举报人。告缗令推出后,中产以上的家庭纷纷破产,而政府搜刮了无数的的民间财富。

    均输和算缗政策实行之后,政府手中掌握了大量物资,桑弘羊开始推行平准政策来控制通胀。平准是设在在长安的政府机构,它通过国家掌握的物资在市场上贵卖贱买,以稳定物价。这就好比建立一个中央银行进行宏观调控,使国民经济得到适当的控制与调节,通胀最终被控制住了。武帝之后的几代皇帝,物价都较为平稳。直到喜好折腾的王莽上台后,才发生了两汉的第三次恶性通胀

    刚开始,天下太平。但王莽却是一个不甘平淡的穿越者。他发明过游标卡尺,还亲手解剖过人体。曾有能工巧匠发明了飞行器,王莽亲自接见并给予资助。他制定过类似于今天的廉租房政策。在长安城中投资建设200个廉租房小区,供贫民居住。王莽拥有一颗正义之心。他曾规定,从皇帝到官员全都实行浮动工资制:如果粮食丰收,皇帝与百官就享用全额的生活费,如果出现天灾人祸,就按比例扣减生活费。这在古代实在难以想象!

    西汉后期的贫富差距急剧拉大,豪强大族田连阡陌,穷人无立锥之地。这自然入不了王莽的法眼。为了打击大地主,王莽强行规定,土地一律国有,不许买卖抵押。男口不足8人而土地超过900亩的人家,把多出的土地无条件地分给九族、邻里、乡党。无田者按一夫百亩的制度受田。有敢违抗者,流放四夷。既得利益者怎么会放弃自己的利益呢?改革被豪强大族有意扭曲,良法变成了恶法。社会中下层不仅没有得到土地,反而被禁锢在国有土地中当牛做马。

    王莽以节约铸币成本为名,废止五铢钱,宣布黄金国有,并用龟、贝、银等物品做货币。他铸造新币,以小易大,以轻换重。比如其所铸“大泉”铜钱,重不过12铢,只相当于五铢钱的2.4倍,法定价值却是五铢钱的50倍。他意图通过这种方式将豪强大族的货币财富收归国库。但过快过猛的货币改革扰乱了正常的货币流通秩序,农民失去了土地,商人丢掉了生意,正常的生产秩序被打乱,商品的流通也停滞了。高速通胀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米价上涨到1石1万钱。

    既得利益者自然不会放过翻身的机会。各地豪强纷纷率众反叛,在起兵首领中,平民出身的仅占29%,而豪强地主与商人出身的竟占到了71%。伟大的改革家王莽被推翻了,豪强大族在东汉时代再次控制了政治与经济的双重统治大权。

    东汉时期的匈奴被彻底打垮。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西北地区的羌人部落逐渐替代匈奴成为东汉朝廷的心腹大患。为了平定西羌,政府耗费了240亿钱的巨资,相当于整个西汉时代铸钱的总数。两汉的第四次大通涨终于发生了。物价打破了历史纪录,一石米卖到几万钱,一匹马要卖200万钱。遍布全国的饿民走投无路,纷纷揭竿而起,国家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持续几十年的豪强内战——三国时代,千里无人烟、白骨蔽平原,物价涨到粮食比黄金还贵。在那个时代,涨价事小,保命事大。只要能活着,就是一种幸福。

    战争是古代通胀的祸首  

    从经济学上讲,贵金属货币不会发生恶性通胀。假如只使用黄金做货币,货币流通过程中存在的金币数量,完全取决于对货币的社会需求量的大小。当社会需求量提高时,金币的数量因需求增加而通过采矿铸造或从国外进口的方式随之增加;当社会需求量降低时,相同数量的金币所用购买的商品数量减少了,用贬值的金币购买商品得不偿失,人们便会将金币储存起来,流通的金币数量随之减少。因此,金银的购买力会长期保持稳定。当然,某种商品产量的骤然变化比如粮食因某一年的歉收而导致的价格上涨,并不代表所有商品价格都上涨。通货膨胀意味着物价水平的普遍上涨。

    但以铜为货币却不是这样。金银是古人最主要的窖藏对象。一旦政府铸造铜钱时,以小充大,以轻代重,人们不仅不会窖藏铜钱,反而急于将铜钱脱手,于是货币转手的频率大大提高,换而言之,货币的流通速度大为增加。社会流通的所有货币加在一起的总量,称之为货币存量。货币存量要远小于整个社会财富的总量。好比一个国家所有财富加在一起价值10000亿钱的铜钱,但实际流通的铜钱数量也许只有1000亿钱。在古代,只有商人的财富才以铜钱为主,绝大部分人的财富主要以土地、稻米或丝绢等实物的形式体现出来,铜钱的持有数量只要能保证日常开支就足够了。因此,在商品种类与数量变化很小时,货币流通速度越高,物价就越高,通胀就越严重。

    与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不同,古代社会发展的速度慢,商品种类与数量长期保持稳定。只要没有天灾人祸,即使统治者骄奢淫逸,通胀的程度也不会太严重,老百姓依靠自己勤劳的双手仍然能过上安定的生活。纵观历史,只有战争才是通胀最主要的原因。这是因为,只有战争才能迫使政府财政支出急剧上升,统治者必然饮鸩止渴,采用以小充大、以轻代重的铸币方式,随之而来的便是恶性通胀。

    就拿那个传说中宽厚仁慈的刘备来说,他在真实的历史中绝非善类。天府之国四川在刘璋统治时期使用蜀五铢钱,民殷国富,物价平稳。而刘备治下的荆州却物价沸腾,粟米与黄金同价,连养兵的钱都捉襟见肘。没钱只好抢,刘备打下四川后纵兵大掠,随后便发行直百伍钱打劫老百姓。直百伍钱的重量只有蜀五铢的3倍,却作价100枚蜀五铢。刘备有意降低铜钱价值,只用了几个月时间就将四川的财富洗劫一空充作军费。四川步荆州之后尘,物价普遍飞涨。蜀汉统治者却毫不在意,连年兴兵伐魏,政府财政赤字连连。

    三国时代各国的物资交流十分频繁。当时,魏国卖马,吴国卖矿、蜀国卖锦。作为蜀国贸易对象之一的吴国,财经状况也很糟糕。为了吸收蜀国的铜钱,吴国采取货币贬值的策略。蜀国不甘人后,两国货币争相贬值以防止本国铜钱大量流失。到蜀汉末年,直百五铢的分量只有最初铸造分量的1/20,物价上涨根本无法控制。蜀亡前一年,吴国使蜀的大臣 向吴国 君主报告说:“蜀国政治黑暗,风气不正,老百姓皆面露菜色”。荼毒人民的政权必然垮台,蜀汉再次证明了这个道理。

    到了三国归一于晋后,由几十年的大混战,西晋时代生产停滞,人民生活困顿,货币经济发生了严重的倒退。古代货币发行渠道主要是官吏的俸禄和政府的其他开支。两汉官员俸禄主要是铜钱,西晋官员俸禄几乎全是实物,包括粮食和布匹。当时政府铸造和发行的货币相比两汉要少很多。老百姓大多采用物物交换的方式,铜钱的购买力相对较高。

    西晋末年,五胡乱华,神州大地分裂为无数个小国家,他们连年争战不已,老百姓生不如死。那是中国历史中最为动荡与黑暗的时代之一。直到公元589年,隋文帝统一南北朝,结束了中国南北分裂的局面与长期的战乱。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里程碑。欧美汉学家认为,隋文帝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皇帝。这种观点虽然夸张,却也不无道理。

    除北魏孝文帝这样的特例外,北朝上层贵族都热衷于胡人文化,蔑视汉文明。当时有一钱汉的说法,意思就是一个汉族男人只值一钱。大儒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说,北齐汉人为了做官都竭力学习鲜卑语讨好鲜卑贵族。隋文帝登基后大力复兴汉文明,让中华文明避免了西方的罗马帝国在蛮族入侵下所遭受的厄运。在文帝的统治下,物价稳定,人民安居乐业,整个国家蒸蒸日上。文帝所造的长安城是当时世界第一城,面积是明清故宫的1.5倍。隋朝外部最大的威胁是突厥。文帝拉拢分化突厥,使其耗于内战,最终各个击破。602年,隋军大破突厥,夺回了河套地区,把边界扩展到阴山以北。强大的突厥汗国分裂成东西两部,并都臣服于隋朝。西方汉学家认为唐太宗对付突厥只是收拾残局、乘虚而入,主要功劳还是隋文帝的。

    文帝死后,被人误解千年的隋炀帝即位,定年号大业,大气磅礴的年号表明他试图建立一个旷古未有的伟大帝国。表面上看,大隋四海安宁,但政治统一并不牢固。经过数百年的战乱与分裂,中国南北方在文化、经济上并未有真正统一与融合起来。南人认为北人粗鄙无文,北人则视南人胆小懦弱。两地相视,几如异族。大运河工程与炀帝下江南的举措,目的在于融合南北。尤其是大运河工程奠定了中国一千多年的的政治、经济的规模和格局,大运河促进了南北经济与文化的融合,迅速将大隋王朝的统一从形式升华为精神。

    炀帝建设东都洛阳,从当时的战略地位和政治来看,正适应了中国政治中心东移和经济中心南移的需要。在隋炀帝的治下,隋朝民户达到890万,人口总数达到4603万人。号称中国第一盛世的唐太宗时代的耕地数量还不到炀帝治下的1/3,人口不到炀帝治下的1/2。哈佛大学 费正清 教授曾给出这样的评价:“在隋文帝和隋炀帝的统治下,中国又迎来了第二个辉煌的的帝国时期。大一统的政权在中国重新建立起来,长城重新得到修缮,政府开凿了大运河(这为后来几百年间的繁华提供了可能),建造了宏伟的宫殿,中华帝国终于得以重振雄风。”

    在对外关系上,炀帝集成了乃父的遗愿,继续奉行扩张政策。605年,隋军大败契丹,遏制住了契丹崛起的势头。608年,隋军消灭西北强国吐谷浑,开疆数千里。从西域东部到整个青海地区都实行中央直接管理的郡县制,正式将这一地区纳入了中国版图之内。隋军还在东南地区大肆征伐,使疆域扩大到安南(越南北部)、占婆(越南南部)及台湾等地。但隋炀帝却没有让民众休养生息、喘一口气,而是马不停蹄地投入到征服高句丽的大规模战争中。

    高句丽占据今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北部,是东亚地区仅次于隋朝的第二大强国。从军事角度来看,高句丽兼营农耕和游牧,拥有农耕民族的筑城攻防和游牧民族的机动骑射优势,存在与隋朝相抗衡的潜力。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高句丽己在东北亚建立霸权地位,形成了俯瞰中华的态势,一旦中原有乱,南下席卷中原,易如反掌。

    消灭高句丽的战略原本是非常正确的,但炀帝却好大喜功,急于求成。612年,隋炀帝出动几乎全国的青壮年从今天的北京向高句丽进发,宋代司马光评价到:“近古出师之盛,未之有也”。炀帝以为倾全国之力,以大击小,必令高句丽胆寒,最终将不战而胜。哀兵必胜,骄兵必败。隋军被打得大败而归,30多万的人死在了高句丽。战争不仅损兵折将,天文数字的战费最终得由老百姓来承担。迫于无奈,很多民众,甚至一些豪强巨富,都开始私自铸钱。私人所铸的钱质量越来越低劣,从刚开始的1000钱重2斤渐轻至1斤。到最后甚至裁剪铁皮,外面糊上纸来当钱用。货币经济伴随着整个社会经济正在走向绝望的深渊。

    隋炀帝却不为所动,又于公元614、617年两次亲征高句丽。但饥寒交迫的民众再也无法承受这样的压迫了。私铸铜钱不如揭竿而起,许多人纷纷占山为王,反抗暴政。与此同时,已被灭国的吐谷浑趁机恢复国土,还屡次侵扰隋朝边境。早已臣服的突厥也浑水摸鱼,谋求独立。615年,隋炀帝北巡长城,东突厥始毕可汗率领几十万骑兵将其围困于雁门(山西代县)。在各地勤王之师的帮助下,侥幸脱险的隋炀帝却仍逃不了3年后在扬州身死国灭的悲壮结局。连年的战争毁了隋朝的货币也毁了文帝开创的大好局面。

    从货币到纸币:世界上最早的纸币经济  

    唐高祖上台后,废除了流通700余年的五铢钱,铸造开元通宝,并规定每10文重1两,每1文的重量称为1钱,相当于现在的 4克 左右。开元通宝成为唐以后历朝的铸币标准,沿袭近1300年。但开元通宝在唐代早期流通并不广泛。经过隋末大乱,中原经济遭受严重打击,甚至到唐太宗时代都没有恢复元气。唐太宗在平定突厥后,曾打算到泰山封禅,魏征却谏言道:“现在从伊水、洛水以东,直到大海和泰山之间,荒草芦苇丛生,沼泽遍布,茫茫千里,人烟断绝,听不到鸡犬的声音,道路萧条,来往艰难。怎么能把蛮夷引到这里,暴露我们的虚弱?就是竭尽财力赏赐,也满足不了蛮夷的欲望。”由魏征的话可以想见,当时的社会经济已经衰落到什么程度了。

    当时实物交易盛行,货币经济落后。官员俸禄与政府其他开支主要采用米、绢等实物形式发放。一直到唐玄宗时代,官员俸禄才开始用铜钱。当时货币的购买力极高,贞观年间的米价每石仅30-50文,到了唐玄宗开元年间最高才不过100多文。然而好景不长,安史之乱将盛唐打入地狱。唐王朝分崩离析,无力平叛,只好用金钱赎买回纥等少数民族帮助平叛。西北边境的重兵皆调入内地,造成边防空虚,西边吐蕃乘机而入,尽得陇右、河西走廊,西域随之全部丢失。中晚唐时期,吐蕃咄咄逼人,把唐朝打得无还手之力,长安都好几次沦陷于吐蕃。

    连年的战争开支浩大。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公元758年,唐肃宗实行通货贬值政策,铸造大钱,称乾元重宝,1文当开元通宝10文。次年又铸重轮乾元重宝,重量为开元通宝的3倍,却作价开元通宝50文。结果物价普遍上涨,酒价从每斗10钱涨到300多钱,绢价从每匹110钱涨到1万钱,米价最高时每石涨至7万钱,以至于饿死者相枕于道。在格雷欣法则的作用下,价值较高的开元通宝被人们收藏起来,而市场上流通的都是价值较低的乾元重宝和重轮乾元重宝,结果通胀的势头更为猛烈。

   格雷欣法则也称劣币驱逐良币法则。在政府强行规定两种货币同时流通时,如果其中之一的实际价值相对低于另一种货币的价值,实际价值高于法定价值的良币将被普遍收藏起来,渐渐从市场上消失,最终被驱逐出流通领域,实际价值低于法定价值的劣币将在市场上泛滥成灾。  
    战乱使北方的社会经济遭到空前破坏,几乎整个黄河中下游一片荒凉。大量北人南渡,中国的经济重点逐渐南移。安史之乱后,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是“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的扬州等东南地区和“行尽青山到益州,锦城楼下二江流”的四川地区,俗称“扬一益二”。东南与四川的商人将各种商品贩卖到北方。华北物资匮乏,南方商人难以采购到合适的货物贩运回本地。此外,唐朝中后期,外有强敌虎视眈眈,内有藩镇割据,社会秩序极为混乱,商人要将赚取的金银与铜钱运回本地,易在途中遭到抢劫。华南、河北以及大部分河南地区的藩镇完全不听唐朝中央政府的号令。东南与四川的地方政权却一直心向朝廷,他们每年都按时向长安缴纳租税,供养朝廷。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中国最早的汇兑信用工具,也是最早的纸币雏形——飞钱。

飞钱又称便换,钱无翅而飞,故曰飞钱。商人先到官方开具一张凭证,上面记载着地方和钱币的数目,之后持凭证去异地提款购货。此凭证即飞钱。双方所持纸券相合,核对无误,即能拿到现钱。最早的飞钱出现于四川。蜀道难,难于上青天,通过飞钱,四川商人与四川地方政府就不必艰难地在四川与长安之间转运铜钱,只要运输四川出产的实物到长安即可完成两个地区之间的经济循环。

中原王朝的军事与经济一向脱节。中晚唐时的经济发展迅猛,铜钱不敷使用,钱荒在各地频繁发生,飞钱迅速扩张到全国。806年,唐宪宗规定:天下各道(唐朝的行政区划,相当于现在的省)商贾贩运货物至京师后的所得款项只能使用飞钱。所谓进奏院,相当于现在的各省驻京办,是藩镇在长安设立的办事处,专门负责呈递奏章,向朝廷请示汇报。私人钱商也办理飞钱。他们在长安开设总店并在全国各地设立分店,建立起遍布全国的汇兑网络,向商人发放票据,只要将票据在分店核对无误后便可领取现钱。

   北宋普通城市居民每天收入300文左右。北宋中产阶层的家庭财产一般在1000贯左右。1000文为1贯。当时的1文可以买2只螃蟹,也可以在杭州的歌舞表演场所喝1杯茶。10文钱可以供1个人在浴场里潇洒1次,也可以买1碗鳝鱼。1贯钱,可以在开封买l头公猪。10贯钱,可以在开封可以买1匹民用马或1头牛。100贯钱,可以造一艘木制战车。1000贯钱,在福建可以买1艘商船或1位美丽的小妾。10000贯钱,可以在开封、燕京等大城市买一座供贵族居住的豪华住宅,也可以造1艘航海的大船。  

   飞钱本身不在市场上流通,不行使货币的职能,实质上只是一种汇兑票据,并不是真正的纸币。但由飞钱发展到纸币仅有一步之遥。唐末与五代十国时期,地方割据,战乱纷繁,飞钱遗憾地始终未得到进突破性的发展。

    历史学家陈寅恪说过:“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两宋是中国古代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顶峰,宋朝工商业的繁荣空前绝后,在北宋时期,农业税仅占国家财政收入的30%,工商税却高达70%,南宋则更甚。当时出现了种类繁多的工厂,如造船厂、火器厂、造纸厂、印刷厂、织布厂、官窑等。和现代一样,厂中的工人按期领取薪水。在城市,各种店铺星罗棋布。从北宋保存至今的清明上河图,我们能看到当时汴梁的繁荣举世无双,而南宋的临安与汴梁相比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农村中,小贩、货郎走街窜巷,各地集市人潮汹涌,农村商品经济之发达亘古未有。经济的繁荣带动了市民文化的形成。大批的手工业者、商人、小业主构成了宋朝的市民阶层。富庶安逸的生活使宋朝的城市居民善于消费,敢于消费,这极大地刺激了茶坊、酒店、娱乐业等第三产业的迅猛发展。每当夜幕降临后,宋朝的城市灯火通明,摊贩的叫卖声直到天明,娱乐场所中百戏竞演,市民欣然前往观看。无怪乎很多当代人梦回宋朝。  

    工商业的空前繁荣带动了货币经济的大发展。飞钱终于在北宋演化成了纸币。无独不有偶,纸币又诞生于四川地区。宋代四川流通的是铁钱。铁钱价值较低,10文铁钱才抵得上1文铜钱,交易时非常不便。当时四川的一匹丝罗要卖铁钱2万文,重约130斤。宋朝的1斤相当于现在的 0.598公斤 ,约合现在的 77.74公斤 !

    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为了便于交易,四川老百姓发明了交子。北宋初年,成都出现了专为携带巨款的商人经营铁钱保管业务的交子铺。存款人把铁钱交给交子铺,交子铺把存款人存放铁钱的数额临时填写在纸质票据上,再交给存款人,存款人凭票提款时要付3%的保管费。这时的交子不能在交易中流通,还不是纸币,而是一种存款和取款凭据,相当于现在的支票。

    由于交子使用轻便,迅速受到青睐。商人之间的交易,干脆直接用交子代替铁钱。交子铺在经营中发现,只要不是所有客户同时取款,交子发行数量超过实际寄存的铁钱数量不会伤害交子的信用。于是,实际流通的交子数量开始超过了能兑换的铁钱数量。这样,交子演变成了代表铁钱价值的符号,开始真正成为信用货币,即可兑换成铁钱的纸币。

    作为纸币的交子本身并没有什么价值,如果没有铁钱做准备金,其本身就变得一文不值。交子流通功能的实现在于人们相信它能兑换为有实际价值的铁钱。但在经营中,很多钱商惟利是图,贪得无厌,滥发交子,恶意欺诈,甚至挪用客户存款经营自己的生意。天有不测风云,做生意总有风险。一旦生意失败,交子便无法兑换成铁钱,从而激发了社会矛盾,制造了社会不稳定因素。这引起宋朝政府的重视。

    为了保证交子的币值,政府精心遴选了信用与财力俱佳的16户富商,作为发行交子的特许经营商。为保证交子的自由交换和随时兑现,政府严格监督交子的印制、发行和经营。当时还出现了纸币防伪技术:“同用一色纸印造,印文用屋木人物,铺户押字,各自隐密题号,朱墨间错,以为私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那些富商仍然挪用存款来经营商业店铺、田产等其他生意。时间一长,由于经营不善,他们发行的交子经常不能兑现。交子信用一落千丈。

    与其让私人经营,不如政府直接发行。公元1023年,宋仁宗禁止交子铺发行交子,已流通的交子全部回收,同时设立官营交子机构——益州交子务。交子发行权从此转移到政府手中。为了保持币值的稳定,政府规定了兑界,交子每用2周年,就统一以旧换新,全部更新。每界发行1256340贯,准备金是36万贯铁钱,准备金相当于发行量的28%。就像现在的人民币分各种不同面额一样,交子面额分别是500文、1-10贯。到宋徽宗时,改交子为钱引,改交子务为钱引务。钱引和交子类似,只是流通区域比交子更广一些。

    宋朝政府对纸币的信用特征和易于仿造和滥发的弱点有着充分而清醒的认识,有50多年的时间都很严格地按照规定控制发行量,绝不滥印、滥发。直到宋神宗时,为发动对西夏的战争,将每界交子的流通时间延长到4年,两界并用相当于交子多发行一倍,即2512680贯。这引起交子的轻微贬值,交子币值下降不到10%。总的来说,交子的币值稳定大约维持了70多年的时间。

    和私商一样,政府一样不能保证纸币的购买力。一旦政府需要筹措巨额款项,将不得不滥用政府信用,过量发行纸币,最终必然造成通胀。宋哲宗时代,为了给陕西边防军购买粮食和募兵,政府将每界交子发行量增至1406340贯,由于两界并行,相当于每界发行2812680贯。后来又将每界发行量增至1886340贯,仍因两界并行,相当于每界发行3772680贯,这是宋神宗以前发行量的3倍。交子随之贬值。到宋徽宗时代,钱引(交子)滥发的情况更为严重,总共发行了53112680贯,为宋神宗以前的42倍。交子从流通工具变成了朝廷敛财的工具,通胀和纸币信用的丧失随之而来。到北宋末年,面额1000文的钱引只能换十几文。北宋这座看似豪华的大厦已摇摇欲坠,女真蛮族的南下只是提前结束这个腐朽政权的生命而已。

   通胀由铜钱时代的百倍到纸币时代的亿倍:金朝不稳定的纸币经济  

    公元1127年,女真灭亡北宋,徽、钦二宗被掳到东北,靖康之耻成为中国历史上一道穿越记忆的伤疤。金朝建国之初,杀戮生灵,劫掠财物,驱虏妇女,焚毁房屋产业,四处屠城,以破坏中原经济为己任。史籍记载,当时北到内蒙、南到淮河的中原地区尸积如山,有些地方的尸臭味能传到几百里外。女真蛮族入主中原以后,千方百计将中原人贬为奴隶。一般女真家庭拥有奴隶几人到几百人不等,而大奴隶主则有几千甚上万人。1129年,金朝下令剃发易服,凡不改为女真发型与服饰者,当街处斩,以儆效尤。

    中原在金朝的残暴统治下,货币经济急剧倒退,流通的都是北宋或辽国的旧铜钱。直到女真人逐渐汉化,海陵王完颜亮迁都北京后,中原人民才有了盼头。迁都的第二年,金朝仿效北宋发行自己的第一套纸币——交钞。交钞面额以铜钱为单位,最高面额为10贯,以七年为一界,期满兑现或换新钞,也可缴纳一定手续费在政府制定的地点与铜钱兑换。

    海陵王平生有三大志向:第一,天下大事他说了算;第二要率师攻打敌国,把敌 国 君主抓来,在他面前问罪;第三,得到天下最美的女人做妻子。要做到这三点,攻灭南宋是必要条件。1161年,海陵王对宋朝发动大规模战争。当时的金朝已经汉化成中原王朝,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以战养战了。女真人当年劫掠的无数财富在海陵王的南征过程中消耗殆尽,铜钱也不例外。当时金政府因缺乏铜钱筹办军衣,只好从国库中拿出1万匹绢在开封以物物交换的形式换得衣、袄、穿膝一万件作为军队补给。

    出师未捷身先死,海陵王后死于部将之手。试想海陵王如果灭亡了南宋,是不是也会被后人赞颂为统一中国的一代英主呢?当然,历史不能假设。史称“小尧舜”的金世宗趁机篡位,自立为帝。金世宗继承的大金帝国,百业待兴却缺少铜钱。中国铜矿资源主要分布在西藏、辽吉黑东部、西南地区和华东地区,其中西南和华东占中国铜矿资源储量的60%以上。以当时的技术,金朝开矿铸造铜钱的收益竟然连成本收不回。金世宗即位时,需要1000万贯铜钱,而国库却只有区区200万贯。可见当时在整个金国蔓延的钱荒严重到什么程度。

    金朝对付钱荒的策略有两条:其一,吸收南宋的铜钱;其二,用纸币代替铜钱。为此,金朝在货币制度上采取了“一国两制”的方法。以北京为中心的黄河以北地区使用铜钱,以开封为中心的金朝经济最发达的黄河以南地区使用纸币。从1154年到1186年的32年间,格雷欣法则起了作用。铜钱在河南(黄河以南地区,不是河南省)被纸币排挤,退出流通领域,大量流向政府国库。

    在世宗时期,纸币流通期限一旦超过7年都被有规律地赎回,政府也严格坚持着固定的纸币发行额度,币值相当稳定。但是,世宗的货币制度为金朝后期的大通胀以埋下了隐患。世宗时的本位货币仍是铜钱,交钞只是大额铜钱的代用券。交钞由国家保证能随时兑换为铜钱,并且本身方便携带,交钞在河南地区的大额交易中代替铜钱获得了主币的角色。但是,能兑换铜钱才是交钞流通的根本,其支撑条件就是政府手中有足够多的铜钱。一旦政府丧失纸币的承兑能力,纸币经济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危机。

    金政府走在钢丝绳上。要保持纸币稳定必须要源源不断地把南宋铜钱吸收到河南地区,随后再转移到河北的中枢地区。在河南地区铜钱输入稳定的情况下,金朝纸币经济才能维持,政府财政支出才能保持稳定。一旦情况有变,政府只有两条路可以走:要么滥发纸币,最终市场上流通货币量超过市场需求的货币量,政府没有足够的铜钱回收超出货币需求量的交钞;要么政府财政长期处于赤字状态,政府手中的铜钱大量流失,无力兑换交钞。这两种情况互为因果,一旦出现就会形成恶性循环,不可遏止,最终纸币经济与政府财政将不可避免地同时崩溃。

    1190年,新登基的金章宗全面废除了纸币的流通期限限制,增加了纸币的发行量。接着,他又向全国推行纸币。纸币由河南地区的地方货币变成了全国性货币。章宗初期,北方连年遭受各种自然灾害,流民日增,土地荒芜,税收减少。北方蒙古蛮族不时侵扰边境,铁木真的崛起也隐隐可现。南宋韩侂胄倡议兴兵灭金,不断出兵攻扰金朝边境。金朝虽依仗军事上的强大在南北两个方向上均获得胜利,但损失也非常惨重,军费开支用掉银70万两,绢5万匹,铜钱100万贯。尤其是战端一开,河南难以吸收到南宋铜钱,纸币经济的稳定性基础动摇了。同时由于连年的灾害与战争,金政府的财政入不敷出,把国家只好大量发行纸币。纸币贬值随之而来,货币流通的稳定性遭到破坏。军队的官兵俸给与军需成了难以应付的问题。金政府随即发行20和100贯面值的纸币,很快,200和1000贯的纸币也开始流通。由于纸币币值急剧下降,民间开始用白银做货币,拒收纸币。

    为了抑制纸币贬值的速度,金政府招数迭出。1192年,颁布法令规定流通中的纸币不能超越可兑换的铜钱量,但随着财政负担的日益加重,最终不了了之。1193年,一些先前用铜钱来缴纳的税种改为用纸币来支付,扩大纸币的流通量。由于格雷欣法则的作用,市场上流通的铜钱越来越少,为了让民间藏钱进入市场,一面限制民间蓄钱,一面提高税收吸收民间铜钱。为此,1194年,规定汉人最高只能蓄钱2万贯,女真人最高1万贯,但当时的人都不遵守限钱法,收效甚微。1197年,铸造银币,规定 28克 银等同于2贯铜钱。大量发行以银币为本位货币的小钞,希望借此取代铜钱的地位。在全国规定官俸、兵饷、军需的支付一半用银币,一半用纸币。在东北地区,规定了所有涉及到超过1贯铜钱的交易都必须用银币或纸币来支付。但相对于铜钱,银币与纸币的价值都被高估了,格雷欣法再次生效,铜钱均被收藏,而银币被大量盗铸,银币与纸币的信用大跌。

    所有措施都是为了维持纸币经济,提高社会对纸币的需求量。不过这远远无法抵消滥发纸币造成的后果。不管怎样,增发纸币是金朝皇帝们迫不得已的举措,他们并非不知道币值稳定的重要性。1206年,政府努力回收了最大面额的纸币;1207年,政府下令某些税种的1/3可以用大面额纸币来支付,以后这个比例被放宽到了2/3。全国范围内超过1贯铜钱的商业交易被勒令用纸币支付,小额纸币也被允许在全国范围内流通,纸币全面替代铜钱成为主要货币。

    实际上,章宗时代的纸币正在变成不可兑换纸币。而章宗对稳定纸币经济做出的种种尝试,始终无法突破一个最大的障碍,就是国家没有足够的财力来维持一个铜钱本位制的纸币系统。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1211年,40万金国主力部队与9万成吉思汗率领的蒙古军在河北野狐岭决战。金军人心涣散,一战即溃,纷纷逃走。蒙古军穷追不舍,直追击到河北万全县的会河堡,杀得金军伏尸百里,战死30余万人。这场战役的亲历者波斯人拉施德说:“金兵被杀戮之多,致使尸体到后来还使草原散发出很大的臭气。”

    金朝当兵打仗主要是猛安谋克,猛安谋克是女真人组成的军户。在1191年之前,金政府规定,严禁猛安谋克与汉人通婚。这40万金军集结了当时猛克谋安几乎所有的精兵强将。野狐岭一败,金军精锐皆没于此。女真人南迁中原,侵占土地,与中原人产生了巨大的矛盾。数十万辽国遗民在金国受到最为严重的歧视与民族压迫。他们都趁金国丧乱之际蠢蠢欲动。外有蒙古,内有叛乱,金朝的统治开始走向衰败。

    一边是军事上的失利,一边是纸币经济的摇摇欲坠。纸币泛滥,一发不可收拾。1210年,整整84车的纸币被运往陕西前线慰劳士兵。到1214年金宣宗迁都开封时,先前发行的纸币几乎已丧失了原有的价值,币值跌到面值的千分之一以下。

    1215年,蒙古军攻灭北京,黄河以北地区与陕西陷入战乱。同年,金朝政府废除旧纸币,发行新纸币——贞佑宝券,同时禁止了铜钱的流通。由于战事的不利与生产的破坏,财政亏空日益暴涨,纸币难以控制过量发行,新纸币迅速贬值,第二年面额1贯的纸币暴跌到连铜钱1文都不值,连工本费都收不回来。1217年,这些纸币以1000:1的兑换率被更换成另一种新的纸币——贞佑通宝钞。

    1218年,南宋军队配合蒙古军发动了对金朝的战略进攻。金朝陷入蒙古军、宋军与北方汉族起义军的多重打击中。金政府为调拨军需,不得不饮鸩止渴,打死增发纸币。既要加大纸币发行量,又要控制物价,金政府处于两难境地之中。他们希望通过提高税率,来大量回收纸币,缩小纸币流通量,提高民众对纸币的需求量,从而保证纸币的价值。但是,在当时那种政治衰败、军事不利、人为回收纸币的方法是无效的。因为纸币的信用是国家背书的,但由于连年战争的失败,国家信用正在趋于崩溃,即使纸币流通量降低,纸币信用也毫无保证,其币值仍会下降。

    到了1222年,1贯贞佑通宝钞的价值就跌至相当于1文铜钱,金政府不得不再次发行新纸币——兴定宝泉,以1:400的兑换率更换了贞佑通宝钞。但很快在第二年,兴定宝泉的价值就跌至面值的千分之六左右。同年,金政府最后一次更换纸币,以1:50的兑换率更换兴定宝泉。如果用白银来计算,从金章宗初年到1223年,金朝物价以纸币来计算涨了30亿倍!在铜钱为主币的时代,这是不可能发生。只有在纸币经济中,才有以亿计算的通胀率!

    在金朝苟延残喘的最后几年,政府财政窘迫到连印刷纸币的材料和费用都不足的程度了,纸币经济与政府财政已经完全崩溃。1232年,拖雷率蒙古军在河南三峰山与金朝最后的主力部队决战,金军35万人战死。金政府再也无力组织力量抵抗蒙古军。1234年,蒙宋联军攻破蔡州城,金朝宣告灭亡。在蒙金战争中,整个中原死亡3000万人,减损85%,女真人也遭遇了灭族之难,仅在河南遗存数千户。真可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啊!

   面对纸币,南宋皇帝难以安眠  

    现代人看古代史,总觉得古人的种种决策与行为非常愚笨。如果我们能够设身处地站在古人的角度,想其所想,行其所为,就会恍然大悟,原来古人所面对的问题,若让现代人取而代之并不一定做得更好。南宋政府的纸币膨胀政策便是这样看似荒谬,却是当时唯一可行的选择。

    宋室南渡之后,南宋与金国在各个方面都展开了斗争。从军事上看,西至川陕、东到江淮的广大地区,宋金两国展开了打打、谈谈、停停的长期的军事拉锯战。从经济上看,由于古人都将铜钱视为财富本身,金朝采用各种策略从南宋吸引了大量铜钱,受到中国文化影响的日本、朝鲜和东南亚等地也大量吸收南宋铜钱。13世纪上半叶,日本镰仓幕府政权名义上最高长官太政大臣西园寺公经,曾派遣船只以超低价倾销日本产品,一次就带走10万贯南宋铜钱,相当于南宋全国一年的铸币量。在这种情况下,纸币的推行无疑成了维持南宋小朝廷的强心针。

    南宋纸币经济条块分割,极为复杂。虽然南宋偏安于中国南方,但它狭小的国土上却分成不同的纸币流通区域。在四川地区,继承于北宋的钱引仍然通行。为了阻止铜钱流到金国,在河南南部、湖北北部、陕西东南,推行不兑换纸币——湖北会子,在江淮地区,采用以铁钱为本位货币的地方性纸币——淮南交子,并严禁湖北会子与淮南交子用于长江以南。这种条块分割的纸币经济目的无非有两点:其一,保证边防军的军需;其二,维持南宋统治核心地区的经济稳定。

    南宋统治核心地区是经济最发达的以杭州为核心的东南地区,政府财政收入多取之于东南。东南地区的货币需求量很大,但铜钱量却极为不足,本身钱荒就非常严重。1149年,富有扩张野心的海陵王称帝,他营建开封,征调并整训各路兵马,准备吞并南宋统一中国。风声鹤唳的宋高宗政权秣兵厉马以应对金国的战争。

    打仗就必须要有财政支持。为了解决财政问题,南宋政权于1161年在杭州设立行在会子务发行两宋流通量最大的纸币——江南会子。行在的意思是天子巡行之处。南宋政权为显示收复故土的决心,在杭州设立临安府,称之为行在,京师永远是汴梁开封。和长安的长治久安之意正好相反,临安为临时安顿之意。金亡之后,南宋甚至派遣军队进入中原,意图恢复故都。直到元代,杭州仍被人们称为行在。可见在古人心中,杭州从未做过首都。

    会子以铜钱10万贯为发行准备金,不设定发行限额,也没有到期以旧换新的设界制度。会子上印有兑换铜钱的地点,每次兑现收取2%的手续费。但金国吞并南宋的企图虽被阻遏,但南宋为了解决军费,却在会子发行之处便滥印滥发自1661年到1666年,共发行2800多万贯会子,纸币严重贬值。宋孝宗即位后,多次表示,时机成熟时一定要废除纸币的流通。他极为担心纸币大幅贬值所带来的经济崩溃与政权不稳定的后果,史书记载,宋孝宗面对纸币曾发出过这样的感慨:“朕以会子十年睡不着”。

    孝宗以皇帝私产银钱200万两,回收近500万贯纸币,然后当众焚烧,以恢复了会子的信用。为了限制会子发行量,孝宗又于1168年宣布纸币定界发行,每3年一界,每界1000万贯,每界交子使用6年,这相当于北宋交子发行额的6倍以上。同时,规定会子可用于除四川外的南宋全境。就在这一年,宋孝宗还做出了一个世界金融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壮举——会子不再与铜钱兑换,成为与现代人使用的纸币几乎没有差别的不可兑换纸币。北宋发行的纸币是一种可兑换纸币,它以铜钱和铁钱为本位货币。而南宋的不可兑换纸币是国家强制流通的,不受金、银、铜或铁准备金的限制,成为纯粹的货币符号。

    但纸币由可兑换纸币变成不兑换纸币,也为南宋中后的通胀埋下伏笔。锐意进取的孝宗处在那样一个战争频繁、铜钱匮乏的时代,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南宋政权所面临的财政与军费问题,唯有依靠纸币发行来弥补财政亏空。这是因为不可兑换的纸币失去了价值之锚,政府发行纸币变成了一种向老百姓转嫁财政危机的变相税收。

    孝宗皇帝与当时的大臣们十分清楚,要想让老百姓接受不可兑换纸币,必须要维持会子的价值。会子本身是几乎没有价值的废纸,政府必须通过征税来收取会子。或者说,不可兑换纸币的流通是建立在政府税收愿意接受的基础之上。南宋政府自然非常希望财政收入中的铜钱能多于会子,财政支出中的铜钱少于会子。但是,一旦财政收入中的会子比例降低而支出中的会子比例提高,会子的信用大幅下降,通胀将随之而来。

    在这种情况下,南宋政府采用了钱会中半制。所谓钱会中半,是指国家对铜钱、对会子不偏不倚,一视同仁,政府财政赋入与支出实行铜钱与会子数量对等的制度与原则。换而言之,政府将铜钱和会子视为地位平等的法偿货币,这样才能提高会子得到老百姓的接受。从此,南宋的本位货币从铜钱逐渐转变为纸币会子。

    会子发行早期,南宋政府采用了各种维持会子货币信用的措施。1174-1189年,世面上流通的纸币高达2400多万贯,会子贬值,物价疯涨。孝动用金银回收了过多的会子,恢复了纸币的价值。会子币值在孝宗时代虽有一些振荡,但大体上保持了几十年的稳定,物价上涨的幅度不大。在孝宗时代后期,浙江、湖南一些局部地区甚至出现了军民不要铜钱却要会子的现象。

    到了12世纪90年代,由于蒙古部落的崛起,宋金之间战端又开。宋宁宗乘蒙古攻金之机决意收复北宋旧土。1206年,韩侂胄贸然举兵伐金,但被金国打得大败而归。1208年,宋金签订和约停战。金国被蒙古打得节节败退,竟然采用北退南进的政策。金政府认为,金军虽然不低蒙古军,但对付南宋军尚绰绰有余,因此北方虽然丧土割地于蒙古,但可以通过占领南宋获得补偿。1217年开始,金国向南宋川陕、湖北、江淮地区发起线进攻,被宋击败。一直到1224年,金国才停止对南宋的战争,全力阻止蒙古南下。

    战争的进行产生了大量军费需求,南宋政权疯狂发行纸币,流通的纸币竟有1.4亿贯,不过会子购买力只有轻微的下降,东南地区只下降了10%,其他地区下降了15%左右。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在这段时期内会子流通范围的扩大与南宋货币政策的改弦更张。会子从东南地区覆盖到整个南宋国土,纸币在南宋第一次全面替代了铜钱的主币地位,纸币流通量的扩大部分抵消了纸币贬值的压力。而南宋政权也不再以金、银、铜钱回收过剩纸币来恢复会子价值,而是直接承认会子贬值。通过印造新会子以1::2的兑换率兑换旧会子,再以新会子向富户强行征购粮食以充军饷。实质上这仍是变相地增发纸币,无非是让货币贬值被转嫁到老百姓头上,以暂时保持纸币经济依的稳定。

    不过政府把它的一部分固定支出用增发纸币来满足。尽管纸币在境内的扩散速度也许暂时跟得上纸币的增发速度,然而纸币最终会流通到整个帝国而纸币的增发却不会停止。终会达到这么一个临界点,届时额外增发的纸币就会造成货币价值的降低。这个危险的临界点出现在金国灭亡之后。南宋政权认为,金国灭亡后,中原空虚,可以趁机恢复旧土。1234年,宋蒙联军攻破蔡州,金国灭亡。按照事先约定,宋军和蒙古军在灭金后各自撤退。当时河南便成了无人占领的空白区。结果因粮草短缺,十几万宋军精锐被蒙古军歼灭。南宋开始直接面对蒙古铁骑的压力。

    随着战争的失败,会子价值一落千丈。1247年,南宋政权取消了会子流通期限的限制,发行永久性的不可兑换纸币,通胀一发不可收拾。南宋初年1石米仅售钱3贯,此时1石米已经卖到了1000贯,货币贬值超过300倍。南宋的纸币经济和政府财政几乎濒临崩溃的边缘。

    1259年,所谓的“奸臣”贾似道上台,他是南宋杰出军事家孟珙的弟子。孟珙曾与蒙古联军攻灭金国,后又多次战胜蒙古侵略军,是南宋几十年屹立不倒的擎天一柱。俄罗斯历史学家沃尔科戈诺夫将孟珙与二战德军元帅曼施泰因相提并论,称其为13世纪伟大的“机动防御大师”。孟珙认为贾似道之才可大用,极力向南宋政府举荐贾似道作为自己的接班人。贾似道在1238年就针对南宋政治腐败、国家财政被贪官污吏大量吞噬的现状,提出过通过惩治赃吏以改善财政状况的建议。由此可见,贾似道并非天生是个贪赃枉法、苟且偷生之辈。

    贾似道解决纸币贬值与财政亏空的办法与王莽十分相似——打击豪强地主的土地兼并。贾似道推行起公田法,按各级官员级别规定其所能占有的田地限额,超限部分必须拨出1/3由朝廷买回出租,租金充作军队粮饷。比如某官的田地限额为200亩,而他实际田产为1400亩,那他必须拿出1200亩的1/3即400亩卖给政府。贾似道预计政府可买回公田1000万亩,每年价值600-700百万石米的租金充作军饷,从而达到弥补财政亏空,杜绝纸币滥发,平抑物价的目的。

    贾似道以身作则,交出1万亩充为公田,然后向当时最大的权贵巨富——宋理宗皇弟赵与芮开刀,命他献出1千亩良田,以示改革的决心。公田法在东南部分地区进行了一年的试验。试点结果非常成功,朝廷买回约1000万亩的公田,当年收到米600多万石,可以补充军队一年的粮饷。

    但是,改革的愿望是好的,改革的过程却十分曲折艰险。无论之前的王莽、王安石,还是之后的张居正,历史上的改革者很少能得善终。贾似道的改革亦然。豪强地主与官僚阶层原本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既得利益阶层。对于这种侵犯自身利益的改革,他们奉行的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贾似道规定,无论田地的肥沃程度,政府都以每亩40贯的价格征收。官僚地主们有的是钻空子的方法。他们有的用未开垦的荒地来套取征地费,有的以次充好,有的谎报征收亩数,甚至有些地方政府的官僚强迫农民卖田,不愿卖田者将处以极刑。结果大量农民破家败产,社会秩序荡然无存。

    政府财政紧张依旧,无奈的贾似道只有滥发纸币这一条路的选择。物价随之愈加暴涨,纸币变得一文不值。贾似道既得罪了权贵阶层,又得罪了社会中下层,结果两头不讨好。现在通胀不仅没有解决好,反而更加严重。贾似道纵使有三头六臂也阻挡不了改革的失败了。当时,200贯会子还买不到一双草鞋,物价从会子发行之初算起涨了多少万倍以上,纸币经济已土崩瓦解。贾似道对于通胀和财政已无能为力。1274年,蒙古军向南宋发动全线进攻。1275年,贾似道统兵在安徽芜湖鲁港迎战蒙古军。但宋军的范文焕、范文虎等主要将帅均是大地主之出身,因公田法他们早就对贾似道恨之入骨了。他们趁机投降蒙古,倒是贾似道提拔的李庭芝等人以身殉国,宋军此战精锐尽失。不久,南宋王朝便亡国了。

    纸币成为蒙元贵族搜刮财富的工具  

    鲁迅曾说过:“蒙古人的征服‘斡罗思’,侵入匈、奥,还在征服全中国之前,那时的成吉思还不是我们的汗,倒是俄人被奴的资格比我们老,应该他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中国,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的。”其实,蒙古部落在灭金之前就已征服了中亚与西亚的一些国家,在灭宋之前又征服了俄罗斯等东欧国家。鲁迅的家乡绍兴属南宋地区,他的这一说法倒也不算大谬。

孟珙在《蒙鞑备录》中说:“所谓生鞑靼者,甚贫且拙,且无能为,但知乘马随众而已……今鞑人甚朴野,略无制度。”和金国、南宋高度发达的文明相比较,蒙古部落的文明程度甚为粗陋。蒙古灭亡金国与南宋,是典型的落后文明对先进文明的征服。但胜利者并不具有管理先进文明的能力。于是,蒙古人吸收相对文明的色目人,充作管理中原的帮手。色目人包括中亚、西亚乃至欧洲各族人,常见的有波斯人、党项人、畏兀儿人和吐蕃人。色目人在元朝大量进入中国,他们的政治经济地位在元朝仅次于蒙古人。

    蒙古部落以征服者自居,将中原看成殖民地,依靠色目人大肆掠夺中原财富,以至于当时有“穷极江南,富称塞北”的说法。色目人则成了蒙古人搜刮民脂民膏的帮凶。元代是中国历史上唯一实行过包税制的朝代。包税制是一种源于古希腊的古老财政制度,主要是指国家将政府的征税权包给包税商,包税商只需事前付给国家额定的租金就可以拥有该定额之外的所有税收,多收的钱则落入包税商的口袋,成为他们的利润。蒙古在所征服的各个地区均实行包税制,如金帐汗国统治俄罗斯期间也常以包税制的形式征税。

    在蒙古军南征北讨期间,色目商人为蒙古的大汗们提供巨额贷款来支持军费。蒙古人为了犒赏色目商人的忠诚与帮助,授予他们包税的特权。充当税官的色目商人把征税权发挥到最大效用,尽一切可能向人民收税。他们在中原地区横征暴敛,苛捐杂税层出不穷。

    中国自古以来很少用金银做货币。而在中亚与西亚地区,从巴比伦、腓尼基和以色列等古国到东罗马、波斯时代,金银一直充当主币的角色。尤其白银更是充当了主币的角色。阿拉伯人8世纪创建的阿拔斯王朝,其领土西面是东罗马旧土,主要采用金本位制,其领土西面是波斯旧土,主要采用银本位制。

   汉、唐、五代时,将白银铸成一定形状,称之为银铤,形制较大的重约50两。宋代将银铤改称为银锭,一般大锭重50两,小锭重3两、7两、12两、25两不等。蒙元时代,白银仍以银锭为主,一般称之为元宝,和政府财政相关的税锭是1锭重50两的大锭。明清代的元宝有1两、2两、5两、10两、20两不等的形制。  

  蒙古贵族对宝石、珍珠、骆驼、马匹、地毯、名贵皮毛、药材以及香料等中亚与西亚产的供蒙古皇室和贵族享用的奢侈品拥有庞大的需求。为了满足自己的穷极奢欲,他们极为依赖色目商人联系起蒙元帝国与伊斯兰世界之间的贸易。购买中亚与西亚的产品,只能向色目商人支付白银。结果,几千年来中国用铜做主币的历史被打破了,蒙元破天荒地在中原地区以白银作为征税与流通的主币。在色目包税商的操作下,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向蒙古政府和色目商人的口袋,其中一部分流向中亚与西亚地区用于交换奢侈品。

    色目商人还为蒙古贵族充当经营高利贷的中间人,称之为“斡脱”。“斡脱”是蒙古语“合伙”的音译。蒙元时代,蒙古大汗以及诸王、公主、后妃等蒙古贵族提供本金,委托色目商人发放高利贷,从中坐收高额利息,榨取人民膏血。据孟珙的记载,当时斡脱高利贷的年利息是100%,利滚利后,1锭银10年之后竟能收回本息合计1024锭。当时的中原人民向斡脱商人借白银来缴纳税租。很多人为偿还年年剧增的债务,不得不出售田地,卖妻鬻子,即便如此,还是有人无法偿清债务。斡脱商人仗着蒙古贵族的袒护,极为蛮横猖狂,大量农民被逼的破产流亡。这严重动摇了蒙元统治的根基。

    在这种民失其业、白银萎缩情况下,纸币成为蒙元政府最佳的选择。1260年,忽必烈即皇帝位,依照中国传统建年号中统。同年7月,蒙古皇帝发行纸币——中统元宝交钞,简称中统钞。中统钞没有赎回时间,可以无限期流通。中统钞以铜钱为单位,面额分别文和贯,但却以黄金、白银为发行储备金,每2贯纸币等同1两白银。因此,中统钞本质上是以白银的重量为货币单位。这改变了中国以铜钱为本位货币的历史,后来的明清时代均以白银作主币。

    1262年,蒙元政府下令禁止金银充作货币,中统钞变成了不可兑换纸币。人们可以用纸币从政府兑换出买到金银,但只能作为工艺用途而不能用作货币。在纸币发行初期,蒙元政权严格控制发行量。1260年政府发行纸币7万多锭,1261年发行纸币3万多锭, 1269年发行纸币2万多锭,纸币在这段时期的总发行量为70万锭。1275年,元朝灭宋后,禁江南行用铜钱,中统钞开始在江南流通。尽管纸币发行量逐年增长,但就像南宋纸币的早期时候一样,当新币逐渐扩散到蒙古帝国全境时,对新币的需求量能够跟得上稳定增发的纸币的数量。当时中统钞发行总额一直在160多万锭左右。同时忽必烈政府拥有着大量搜刮来的金银储备,尽管这些储备并未全部作为准备金来稳定纸币,但政府拥有大量储备的本身就起到了一种良好的稳定人心的效果。在20多年的时间中,中统钞币值稳定,具有良好的信誉,民间甚至出现了视钞重于金银的现象。

     历史大家孟森说过:“自有史以来,以元代为最无制度,马上得之,马上治之……于长治久安之法度,了无措意之处。”蒙古帝国对中原采取间接统治,重搜刮而轻治理,始终没有一套系统有效的财政税收制度。蒙元统治者热衷于对内敛财,没有给民众修生养息的时间,中原地区的元气大丧。蒙元虽然模仿中原王朝建立国家,但其落后的奴隶制仍继续存在着。大量民众隶属于蒙古贵族,无须向中央政府缴纳税务。即便是中央政府所收的赋税,其中大约一半都赏赐给大大小小的蒙古贵族。与此同时,蒙元政权在一统中原之后对其他蒙古汗国连年征战,军费需求居高不下,财政支出无度,只好滥发纸钞填补漏洞,这样就在忽必烈时代的后期造成了通胀,中统钞开始贬值,民间开始流通金银。为了维护中统钞的主货地位,1283年,蒙元政府规定,私人之间不论出于任何目的的金银交易一律禁止。但纸币贬值严重了,朝廷禁令无人遵守,到1285年,金银禁令被取消。

    1286年,中统钞的流通量相对1260年最初发行时的147倍,物价上涨几十到十几倍。中统钞在民间几乎被视为废纸了。1287年,忽必烈发行了新纸币——至元宝钞,1贯当中统钞5贯,等于是承认了中统钞的贬值。2贯新纸币法定价值1两白银, 20贯新纸币法定价值1两黄金。为了促进新纸币的流通,私人金银交易再次被禁止。而中统钞却未被废除,这一年的纸币流通量增加了40%。实际上政府还是想让新钞取代中统钞的。公元1288年,政府毁掉中统钞的印刷设备,不再印制中统钞。

    但新纸币的发行并未缓解财政压力,政府支出年年遽增。蒙古贵族原本生在苦寒贫穷之地,中原的花花世界对于他们来说无非是抢掠的战利品,他们并未因财政困难而勤俭度日,仍然保持着奢侈无度的生活。蒙古人以骑射为长,但当时射手拉弓的扳指却由实用性极强的皮革改为毫无实用性的金玉。由此可见蒙古军队的腐化程度。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过度享乐导致名震世界的蒙古骑兵战斗力锐减,这为明朝的兴起埋下了伏笔。

    蒙元政府因各种赏赐对政府财政造成了巨大的压力。有时候,为了填补这个无底洞,蒙元政府为了赏赐各路蒙古贵族竟然大肆动用纸币发行的白银储备金。1300年,蒙元政府将存放在全国各地的白银准备金悉数调运北京以赏赐贵族们。这一年全国财政支出需纸币500万锭,但赏赐的白银竟达到100万锭,价值1060万锭的纸币。大量动用白银准备金最终只能让纸币信用一落千丈。纸币信用的降低致使纸币币值下降,从而导致政府财政亏空更加严重。为了弥补财政赤字,又只能超量发行纸币,引起物价大幅上涨,纸币更为贬值,从而形成了一个纸币贬值与财政亏空的恶性循环。到1329年,纸币流通量是1286年增的8、9倍,是1260年的1400-1600倍。纸币贬值已经到了极其危险的程度,蒙古帝国的掠夺式经济陷入难以为继的困境。

    元顺帝即位后,又一种新纸币至正钞被发行,其面值不是以银来衡量,而是以铜来衡量。蒙元政府试图回归中国传统的铜钱本位制来维持自己在中原的统治。但这些举措为时已晚。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以红巾军为代表的农民起义在全国爆发。从此,神州大地,狼烟四起,烽火遍地,英雄逐鹿。蒙元政府为了镇压起义,唯有印制大量纸币才能应付军费开支的剧增。但是,随着局势的日益混乱,蒙古贵族逐渐失去了对社会的控制,禁止使用金银的法令变得越来越难以执行,对货币的需求越来越多地由金银来满足,结果纸币贬值的速度超过了纸币印制的速度,纸币购买力一泻千里。

    人们都把纸币看成劣质货币。在蒙元的政治中心北京,用纸币都很难买到粮食,其他地方要么采用以物易物的方法要么重新采用金银做货币。到1356年,所有纸币都变成了废纸,丧失了流通性。而蒙古部落在中原地区的统治也随之在1368年终结。纵观蒙元这个盛极一时的大帝国,外无强敌,内无包袱,幅员之辽阔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兵马之强壮堪称冷兵器时代之王,但却因为采用掠夺式的殖民统治而亡于内忧。而纸币在其中既是蒙元贵族进行财富掠夺的工具,也为蒙元统治的崩溃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中国古代纸币经济的黯然谢幕  

    滥发纸币导致整个货币经济体系的崩溃是蒙元帝国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明朝的货币政策却未吸取蒙元的教训。洪武大帝朱元璋创建大明王朝后,于1375年发行新纸币,也是终明一朝唯一的纸币——大明通行宝钞,简称大明宝钞。新纸币是典型的国家垄断的不可兑换纸币,它没有发行准备金,也不能兑换成金银或铜钱。新纸币最小面额100文,低于100文的用铜钱。1388年,洪武帝又增造面额10文至50文的小面值纸币替代铜钱。

    为了推行纸币,金银被禁止作为货币使用。民间的金银可向政府兑换纸币,1两银换1贯宝钞,1两黄金换4贯宝钞。但反之则不可。金银单向地从民间流入政府国库,政府变相地搜刮了民间的金银。这样国家拥有的金银越来越多,而民间金银等贵金属日趋匮乏。明朝纸币未设换界制度。换界是政府回收纸币的有效方法,纸币发行有一定的数量限制,纸币流通有一定的时间限制,可以有效地防止纸币增发过多导致币值波动。一旦取消换界制度,这就意味着纸币变成了政府的财政工具,可以印制任何数量的纸币投放出去。

    明初,洪武帝发动统一战争,连年派大军东征西讨。由于蒙元百年的搜刮,民间金银与铜钱的储量很小,再加上元末大混战的原因,人口大量死亡,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庞大的军费只能依靠不断增发的纸币来维持。到了1386年,金银与纸币的兑换率上涨了5倍。按理讲,这时应该会发生严重的通胀。但奇怪的是,自发行纸币之后的20多年中,物价仍然保持稳定。其原因有政府努力的因素。洪武帝努力保持纸币币值的稳定性,他规定,商业税收的30%用铜钱缴纳,70%用纸币缴纳来回收纸币。洪武帝还打击贪官污吏,保持政治清明,尽量不让财政开支过于膨胀。他采取休生养息的政策,充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生产逐渐得到恢复。

    但是,这些政策都只是次要原因。我们将纸币增发与明朝开疆拓土的进程联系在一起看,就知道为什么纸币能保持20余年的稳定了。1368年明朝初建时,仅占有长江中下游地区。同年,明军北伐占据华北。1371年,明军入川,四川平定。1381年,明军进攻云南。1382年,攻破大理,完成了南方的统一。1387年,明军平定辽东。同年,明军消灭北元残余势力,蒙元政权被彻底根除。在明朝开疆拓土的过程中,纸币流通迅速向新征服的地区扩散,只要新征服地区的财力足够,纸币增发的速度不超过扩散的速度,纸币币值就能保持稳定。换句话讲,通过纸币发行再扩散到新征服地区的方式,明军的战争经费有很大一部分是由新征服地区的民众承担的。这边是明初纸币能保持价值稳定的原因所在。

    但是,就像历代一样,一旦达到临界点,纸币发行量不断增大,其流通地域区域稳定,纸币流通范围的扩张速度小于其增发速度时,通胀就要来临了。在14世纪90年代,洪武帝基本统一全国核心地区后,明朝达到了这个临界点。1392年,一些地方的纸币开始贬值,尤其是南方的江浙、江西、福建一带,面额1贯纸的币只能换160文铜钱,物价上涨了6倍。随后,纸币在全国范围内大幅贬值,物价普遍上涨,大通胀终于来了。

    为了维持纸币经济,1393年,明政府下令禁止铜钱流通,纸币成为法定的唯一货币。在中国古代,无论是金银或铜钱,表面上是以集权于一己之身的上天之子——皇帝的名义发行的。因此,任何人都不得拒收或贬值使用皇帝这一最高掌权者发行的纸币。但中国古代中还有独夫民贼人人得而诛之的传统。很多时候,即便是皇帝也只能顺势而为,无法拂逆民意、一意孤行。金银、铜钱依然在民间流通,纸币币值依然下降。1400年,纸币已经跌到只有面值的3%。

到明成祖即位后,他继承洪武帝的遗志,五次征伐蒙古,兵锋直抵贝尔加湖,五上黑龙江,在黑龙江口修永宁寺,驻屯于库页岛,建立治理西藏的政府机构,册封各地藏族政教首领,统一了西藏。明朝疆域一时扩张到1100多万平方公里,幅陨之广,远迈汉唐。但是,这与洪武帝的武力征服性质完全不同。当时中国的边疆地区地广人稀,经济落后,货币需求量很少,成祖时代的纸币不仅无法随着版图扩张的进程而扩散,反而因军费需求日益过剩。

    除了军费之外,成祖还营建了北京故宫、天坛、太庙等规模宏大的建筑,同时进行万里长城的修建、京杭大运河的疏通以及《永乐大典》的编撰等大规模泽被后世的公共项目。这些都造成了巨大的财政负担,解决的方法唯有超发纸币。通胀与纸钞贬值日益严重。米的价格从1375年的每石1贯纸币涨到30贯。到成祖驾崩时的1424年,米价达到每石50贯,纸币价值已经跌到面值的1%-2%,政府不得不允许民间采用实物交易。

   抽分场是国家战略物资储备部门,负责将全国各地国家购买的粮食、木材等军需物资调配到首都作储备物资。龙江提举司是政府的造船业管理机构,郑和下西洋的宝船就是在龙江提举司的监督管理下制造出来的。  

  面对纸币的急剧贬值,明朝的皇帝们虽未像宋孝宗一样睡不着觉,但却也忧心忡忡,采取诸多措施来维持纸币的稳定性。盐自汉代以来都是国家专卖,几乎无法偷税漏税,因此盐税是一种人头税。1404年,成祖提高盐税,规定承认每人每月买1斤,纳税1贯,未成年人每月买半斤,纳税500文纸币。当时1斤盐只值3文铜钱,4斤盐值1贯纸币。当时全国人口约5000万,以1980年世界未成年人比例40%计算,每年可回收过剩的纸币4.8亿贯。这相当于将通胀的损失转嫁到每个老百姓的头上,以民众利益为代价缩小纸币流通量。1424年,成祖南京抽分场与龙江提举司的薪柴木竹以每 10公斤 1贯的价格卖给民间来回收纸币。宣德皇帝继位后,与成祖如出一辙,将损失转嫁给老百姓,他将商税提高了5倍,另增设各种苛捐杂税与罚款来回收过剩的纸币。

    但是这些措施仅获得了暂时的成功。政府以支付官员俸禄、发放军饷、兴建公共项目、赏赐臣民、采购物品的方式每年都投放大量纸币,税收的增加只能回收其中一小部分。结果年年发行的纸币无法回流国库,绝大部分都滞留在民间,最终导致通胀到纸币经济崩溃的局面。1444年,米价涨到每石100贯纸币,纸币已经严重贬值也当然不可兑换,政府开始停印纸币并允许民间用银。明朝纸币经济的崩溃并不是由于失控的印钞机,而是政府放弃了维持纸币经济的努力。

    明朝主币逐渐变成了白银和铜钱。到15世纪中后期,1贯纸币只值1文铜钱。史书记载,当时把无人看管的成堆纸币放在闹市中,都无人问津。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的弘治、正德年间,纸币实际上已废止不行,成为了赏赐外邦与文武官员的象征物,纸币经济名存实亡。明末时,政府曾讨论过重新发行纸币的政策,但始终未付之阙如,没有印过一张纸币。清初虽曾印制过数量可以忽略的纸币,但却是中国古代纸币经济的回光返照,很快便被废止。

    明朝中后期经济繁荣,商业发达,对外经济联系极为紧密。当时,欧洲对中国的瓷器、丝绸、棉布、茶叶等商品有着强烈的需求,而中国对欧洲商品的进口微不足道。欧洲通过向亚洲出口美洲白银来平衡长期的国际收支赤字。反过来,白银则成了中国贸易顺差的结算手段。同时,中国的白银价格大大高于世界其他地方。16世纪,中国的金与银比价是1:6左右,而欧洲约为1:12,因此中国白银的价格是欧洲的2倍。欧洲人趁机套利,将大量出口白银到中国来赚取高额的汇率差价。结果,美洲白银大量流人中国。欧洲人在美洲的殖民地共生产了约10-11万吨的白银。其中5.1-7.7万吨流入中国,留在欧洲的仅5.9万吨。

    由于有充足的白银,张居正掌权后,规定白银为政府唯一法定的缴税货币。自此,币纸币经济在大通胀中黯然谢幕,而白银变成了在中国流通的主要货币。自北宋至明初,中国人在使用了500余年的纸币后,最终还是放弃了纸币,回归到了金属货币与私人钱票并行的货币制度。

    纵观中国古代货币经济,我们能发现其中的一些纸币流通与通货膨胀的规律。铜钱携带不便,交易困难。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人们对货币的需求量日益增加,缺银少铜导致钱荒蔓延,纸币便在这个时候粉墨登场了。但是由于财政上需求,纸币日益增发。如果这个王朝处于扩张期,纸币流通范围也随着军队而扩散,纸币币值尚能保持稳定。如果王朝版图没有变化甚至像金朝一样日益缩小,纸币流通范围也随之缩小,纸币币值必然日益下降。如果再有战争不利的影响,即便纸币流通量没有增加,人们对纸币背后的国家信用产生怀疑,也会让纸币币值逐渐下降。当人们在日渐贬值的纸币与金融货币之间做出选择时,格雷欣法则发生作用了,他们一定会尽快地用掉纸币而保留金属货币,于是纸币流通速度越来越快,纸币贬值的速度随之也越来越快。金属日趋取代纸币,纸币流通范围越来越小。此时,即便政府并未超发纸币,只要政府允许人们自由选择,人们也会立即舍弃纸币。

    当然,在相对温和的通胀期间,由于人们长期使用纸币,已经形成了纸币币值稳定的错觉,因此金属货币替代纸币的过程需要一段时间。当大部分人都开始意识到纸币正在并将继续贬值时,将会选择储备土地、铜钱或金银来保值。这时,作为流通媒介的纸币才开始逐渐被取代。如果要让纸币继续流通,政府就必须要开动国家机器来禁止人们使用金银与铜钱。这样违背民心的政策不会存在太久。随着纸币通胀日趋严重,政府官员本身也和普通老百姓一样违反政策,原先的政策越来越无法得到贯彻执行。最终,政府不得不放弃维持纸币经济的努力,允许民间使用金银或铜钱。随后,纸币在流通货币中所占的份额继续缩小,政府发行新的纸币变得毫无意义。即便政府继续印钞也无法阻止纸币经济的崩溃,通过大印钞票来搜刮民间财富变得比增加税赋还要困难。或许明朝的皇帝们就是因为吸取了前几代的教训而放弃纸币经济的吧!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10-10 14:50:42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大同书

作为“中国方法”的《大同书》

北京大学中文系 韩毓海

2011年9月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礼记 礼运》

    19世纪降临的“现代世界”﹐是西方列强军事扩张和资本主义金融垄断的产物。

    正如安东尼?吉登斯所说﹐这个“现代世界”的发生﹐标志着人类文明的“大断裂”﹐它不是任何一种文明形态和传统(包括希腊~罗马传统和基督教文明)的自然发展和延续﹐而是军事暴力和金融垄断所造成的世界“失序”的结果﹐甚至是布罗代尔所谓“上帝发错了牌”的结果。这一巨大的断裂所带来的突出的问题是﹕我们被卷入的这个“现代世界”并没有真正的价值认同基础﹐由西方军事扩张和金融垄断所制造的现代世界﹐也并没有文化上的合法性。— 即便整个世界都如美洲那样﹐硬性地被打上“拉丁”文化的印记。

    五百年来﹐正是“正义”与“权力(利)”之间的冲突﹐构成了欧洲现代性的基本矛盾﹕“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人的思想中始终贯串着一条冲突的红线﹕即一方面是关于世界普遍性的自然法体系的基本观念﹐另一方面却是在历史和政治生活中起支配作用的霸权事实﹐这两者彼此碰撞。”1 而且﹐在旷日持久的碰撞中﹐“正义”和“自然法”逐渐向权力低头﹑妥协﹐这使得欧洲古典政治学的要旨 —“善优于权力”﹐逐步转化为近代西方政治学的核心 —“权力(或权利)优于善”。“近世以来﹐西方政治理论的一个基本演变轨迹是﹕先从所谓的‘自然法’(natural law)转变为‘自然权利’(natural rights)﹔而在‘自然’这个词贬值以后﹐所谓‘自然权利’就变成了‘人的权利’(human rights)即今天所谓‘人权’— 这一从‘自然法’到‘自然权利’再到‘人的权利’的转变过程﹐也就是西方走向政治虚无主义的过程。”

    1 弗里德里希?迈内克着﹐时殷弘译﹕《马基雅维利主义》﹐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343页。

    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进一步结合近代欧洲“权利优于正义”的政治传统﹐如此论述所谓的欧洲“现代性问题”说﹕

    由于近代欧洲政治思想是以“权利”(或者权力)为核心的﹐故而﹐在那里并没有“伦理”的地位﹐这样的现代性﹐当然也就不可能真正具有世界普遍意义 — 用当今的语言来说﹐就是它不可能成为“普世价值”。于是﹐如何从文化上定义现代世界 — 也就是所谓的文化“现代性问题”﹐就成为我们所身处的这个世界的最大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所谓“启蒙”﹐说到底其实也就是追问现代世界的“文化合法性”何在﹐一个“文明的世界”是否可能﹔同时﹐启蒙也就是力图为现代世界提供一个文化共识﹑文化合法性或者价值普遍性的努力。

    2 甘阳﹕〈政治哲人施特劳斯﹕古典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的复兴〉﹐见列奥?施特劳斯着﹐彭刚译﹕《自然权利与历史》﹐三联书店2003年﹐第64页。

    基于武力和金融支配的现代世界缺乏“文化合法性”这个突出问题﹐康德力图以“纯粹理性”这一范畴﹐申诉“自然有秩序”﹑“历史合目的”之理念﹐以为现代世界创造一个普遍的“自然法”基础﹐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康德所谓法的基础﹐乃是不能验证的“理念”﹐在“哥白尼革命”的意义上﹐它只是一个“假定”而已﹔康德的深刻之处在于指出﹐倘若不假定“自然有秩序﹑历史合目的”﹐如果不以这样的理念为前提和基础﹐那么﹐所谓关于自然的知识和人的知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非但均没有可能﹐而且人类世界便成为彼此攻伐的“疯人院故事”。即恰是这无法验证的抽象的理念﹐构成了知识与存在的基础 — 这便是他对“哥白尼式革命”加以赞叹之深意。

    非但纯粹理性是一个理念﹐是一个假定﹐而且实践理性和判断力也是理念﹑也是假定﹐康德说﹐人的心灵有两种能力﹐其一为认识能力﹐其二为欲求能力﹐实践就是欲求﹐而意志便是向善的欲求﹐“因为善是意志(亦即一种由理性规定的欲求能力)的客体”﹐3 而审美则是伴随着愉快的理性活动。然而﹐康德毕生的著述均没有回答﹕人为什么必然向善而非向恶﹐必然追求美而不是追求享乐﹐世界的本质何以是理性而非混乱﹐对于这个根本问题﹐康德的解释是消极的(或曰“庸人式的”)﹐即如果不“假定”人类具有这样先天的能力﹐那么﹐一切后天的立法﹑法则都将丧失内在的基础。正如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开篇就承认的﹐他自己学说“的用途在思辩方面就确实只是消极的”。他所谓的理性不是必然﹐而是不得不然的假说﹐因此﹐理性不是客观的﹐而是纯粹主观的和先验的。

    康德将理性作为“自然法”的基础﹐但是﹐从他的整个思想体系来看﹐无论真﹑善还是美﹐却都是作为理念或者假定和假说而存在﹑并被繁复地论述构建起来的。这充分表明﹕在一个充满暴力的时代﹐在怀疑主义思潮占统治地位的欧洲﹐康德本人也不敢断言真善美是真实的实存﹐实际上﹐浓重的怀疑主义深刻地困扰着康德的写作﹐这是铸成他繁复拖沓﹑曲折矛盾的文风的一个要因。“三大批判”本身的内在矛盾提醒我们﹕纯粹理性作为不能验证的纯粹理念﹐或干脆只是一个“必要的假定与假说”﹐它表达的充其量不过是弗里德里希大帝时代﹐德国知识分子对于“开明专制”的向往﹐更直率地说﹕作为欧洲的开明绅士﹑成功人士(大学校长)﹐康德所关心的是确立世界的秩序﹐他关心的并不是人民的疾苦﹐在他看来﹐好的世界就是有秩序的世界﹐至于人民对于秩序的感受﹐秩序对于普通百姓意味着什么﹐这并不是他所要关心的。因此﹐他所诉诸的理性和自然法﹐不过就是那个时代欧洲高级知识分子头脑中的理念或者理想﹐而康德“三大批判”本身的矛盾结构﹐便是欧洲社会矛盾在康德头脑中的反映﹐便是托尔斯泰所谓“战争与和平”这一根本矛盾的体现﹐是我们上述所谓“正义”与“权力”冲突的西方现代性矛盾的体现。

    3 康德﹕《判断力批判》﹐《康德著作全集》第五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16页。

    康德的“自然法”本身就是欧洲矛盾的产物﹐因此﹐时至今日﹐康德的“启蒙方案”— 这一伟大的“现代假说”﹐甚至连将欧洲在文化上统一起来的使命也没有完成﹐而他思想中深刻的怀疑主义色彩﹐却反而成为非理性思想的源头。所谓“超越善恶的个体人生观”﹑“非道德的历史观”﹑“非道德的政治观”﹑“经济学不讲道德”﹐所谓“认识与价值的冲突”﹐如此等等﹐无不导源于康德关于理性不是客观实存﹐而是“主观假定”的深刻怀疑主义。

    黑格尔所提出的更为基督教化的方案﹐则是进一步将基督教的上帝作为“自由精神”的基础﹐将世界史解释为“世界精神”和“绝对精神”﹐以欧洲民族国家即西方列强的世界扩张“为工具”﹐以世界为舞台的异化运动。黑格尔“自由主义”学说中鲜明的“文化帝国主义”(或者说就是“帝国主义的文化”)内涵﹐是难以为那些长期遭受西方军事压迫和金融剥削的民族和文明所接受和“同意”的。

    欧洲漫长的启蒙历程﹐最终并没有为“现代世界”提供文化合法性﹑提供“普世价值”﹐因此﹐今天我们所身处的现代世界﹐依然是一个靠军事实力和金融财力说话的世界﹐而不是一个文明的世界。于是﹐这个现代世界才会呈现出塞缪尔?亨廷顿所描述的基本状态﹕即使西方的军事威力已经天下无敌﹐即使西方的金融垄断已经覆盖全球﹐但是﹐“理性”和“自由”的说辞在此强权支配的世界上依旧显得虚伪且脆弱﹐现代世界的“文化共识”依然不存在﹐现代世界的“文化合法性”根基依然虚无﹐因此几乎不可避免地 —“文明的冲突”日益深化。

    中国是一个独特的“天下帝国”。推崇大一统﹑“天”的力量﹐这是中国政治世界﹑生活世界的根本特征﹐它也构成了与西方所不同的中国的现代性发生的基础。

    何谓“大一统”的“一”﹖“大一统”与“天”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

    首先﹐在中国文化中﹐“天”并不是一个理念﹐更不是一个假定﹐“天”也不是先验的“先天”﹑超验的“第一因”﹐天更不是抽象的秩序。天就是实存﹐是实际的存在。天的第一义就是“化生”﹐即天就是万物的生长和人民的生活﹐所谓“天人合一”﹑“万物与我为一”﹐是说天﹑人和万物是平等的存在﹐是同一种事物﹐而不是“第一因”。而认识到天﹑人﹑万物是彼此平等的同一种存在﹐这也就是“大同”。

    再进一步说﹕所谓一就是“元”﹐而元就是气﹐所谓气者﹐即是“空中细物”。“天地皆运于气”﹐这是说天地都是气的产物﹐天地皆是“空中细物”﹐与万物是平等的﹔天地尚且如此﹐那又何况“天子”呢﹖所以﹐在气﹑“空中细物”的意义上﹐“天子”不过是与万物﹑与芸芸众生平等的“一细物”而已。因此﹐与西方诉诸“上帝”这个唯一主宰者﹑“第一因”完全不同﹐中国的“天”申诉的是无主宰﹑无差别的万物平等。天﹐也就是平﹐所谓“天下太平”﹐也就是以天的名义申诉彻底的平等﹐而这便是“天下观”的要义。

    在中国﹐天子并不能自动代表天﹐代表天的只能是万物构成的“天元”和人民构成的“人元”﹐所谓“王者﹐往也﹐天下所归谓之王”— 这就是说﹐只有继天奉元﹐养成万物﹐为民拥戴者﹐只有化生万民﹐解民于倒悬者﹐故而方才能称“王”﹑称天子。

    在西方﹐政治的基础是法﹐法的基础是理念﹐因此检验政治好坏的标准﹐自然便是看它是否规范化﹑是否理性化﹑是否专业化﹑程序化﹐是否合法 — 一句话﹐是否能够代表﹑维护秩序。故在西方﹐政治者﹐法也﹔而在中国﹐检验政治好坏的根本标准﹐不是一般地维护和维持秩序﹐而是“化生”﹐即关怀和响应民生疾苦﹐因此﹐它要求统治者不能存先天的﹑个人的好恶﹐不能从先天的秩序出发﹐而必须从“化生”出发﹐必须以百姓的好恶为好恶﹐以天下百姓的是非为是非﹔在中国﹐政治凡符合百姓的好恶﹐凡回应民生疾苦﹐这就是符合“天道”的“正道”﹐这也就是好的政治﹐而这便是所谓﹕“政者﹐正也”。
中国思想家中﹐对这个问题有极好论述的是康有为﹐他说﹕

    早在商周时期﹐将权力历史化﹑而非绝对化﹐就成为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极大创新 — 这就是关于“天命”的思想。“天命无常”的历史主义﹐或者权力“相对性”学说﹐更使得“民命”﹑“民视”和“民听”成为权力合法性的最终来源﹐从而完成了对于绝对权力的“祛魅化”。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皇帝并不是西方意义上的“绝对的主权者”﹑秩序的代表者﹐他不过是主权的“托管人”﹐即无非是“奉天承运”﹑“为民立命”而已﹐由于权力的根本来源是“天命”与“民命”﹐这便成为中国之“皇帝”与西方意义上作为主权唯一所有者的“大王”以及日本凌驾于“天”之上的“天皇”的基本区别。由于中国的主权﹐必须在“天命”的意义上才能得到解释﹐万民既要服从皇帝﹐而更重要的却是﹕皇帝本人必须“敬畏天命”﹑“克己复礼”— 以服从“至平至公”的天道。

    中国统治者的楷模何以是“文王”或者周文王﹖这是因为﹕所谓的“文王”﹐也就是指“文明之王”﹐而文明也就是承载“天命”。康有为说﹕“文王﹐周始受命之王﹐王之所命﹐故上系天端﹐方陈受命制正月﹐故假以王法”。承载天命﹐也就是“化生万物”﹐而非代表抽象的秩序﹐恰恰相反﹐只有摆脱了既成的是非善恶﹑个人的好恶﹐才能与天地同好恶﹐与万民同好恶。而与天地同好恶﹑万民同好恶﹐斯为“大同”﹐大同也就是“公”。故明末的周登如说﹕“盖人之好即己之好﹐而何得独无﹖己之好﹐即人之好﹐而何尝独有﹖此谓之大同。呜呼﹐至矣。”

    4 康有为﹕《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康有为全集》第六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0~11页。

    在西方﹐理就是法﹐政治就是秩序﹐而在中国﹐天就是“化生万物”﹐政治就是回应民生疾苦﹐在中国政治学的意义上﹐所谓“好的政治”﹑“文明的政治”﹐也就是指承载“天命”的政治﹐承载天命﹐也并不是代表和维护秩序﹐而是与万物同命运﹑与万民同好恶﹐这也就是“大同”的政治﹐它的理想是“太平”﹐而太平也就是“天下为公”。

    当然﹐这绝不是说中国的历代政治现实已经达到了如此的水平﹐而是说这始终是中国人衡量文明政治和政治文明的标准和尺度﹐也是一切政权合法性的基础﹔作为衡量政治文明的标准和尺度﹐我们把它称之为“政道”﹐作为一切政治行为合法性的基础﹐它也可以称之为“中国的自然法”﹕“董子《繁露》述微言曰﹕政者﹐正也﹐统致其气﹐万物皆应﹐……政莫大于正始。”这就是说﹕历代政治的好坏﹐要依靠这样的“政道”和“自然法”来检验。

    在西方﹐因为政治的基础是法﹐所以﹐它要求政治符合理念﹑符合法的规范﹑遵循程序的正义﹐西方政治的核心要义﹐就是制定规则﹑维持秩序﹐在这个意义上﹐凡不符合西方理念和程序正义的政治﹐自然都属于异类﹐都是坏的政治﹐或曰“专制政体”﹐而在中国﹐判断政治好坏的标准不是抽象的理念﹐不是程序的正义﹐甚至不是维持现存秩序﹐而是人民的好恶﹐特别是统治者是否以百姓的好恶为好恶﹐是否根据人民的好恶﹑要求来施政或制定政策﹐在中国﹐判断政治好坏的标准不是简单的是否合法﹐合乎既定的规范﹐而是是否合乎“正道”﹐而“正道”就是看政治和政策是非符合老百姓的是非好恶﹐老百姓的好恶﹐就是“天道化生”的体现。如果从“政治即是法治”的角度看﹐中国几千年无非都是“专制”﹐中国政治史似乎是一片黑暗﹐毫无研究的价值与必要﹐而这也恰恰表明﹕只有摆脱了这种“秩序决定论”﹐而从政道即“天道”﹑天道化生的角度去思考﹐我们才能对中国的政治传统和治理经验有所自觉﹐才能真正开始有价值的中国政治史研究。

    例如﹐雍正皇帝的政治名篇〈御制朋党论〉﹐即深刻地阐释了这样的道理﹕统治者必须放弃个人的是非好恶﹐必须放弃既有的价值标准﹐— 这便是“去私”﹐去私﹐然后能“戒朋党”﹐从而达到以天下百姓的是非好恶为是非好恶﹐— 而这便是“人君之不自用﹐而必欲化尽天下之偏私﹐以成大同也”。这也就是说﹕一个人一旦从政﹐则须作到“六亲不认”﹐一个人一旦为官﹐则无个人之是非好恶﹐这便是“去私”﹐而如此“去私”﹐方能为“公家人”﹔倘不能放弃自己的好恶而以天下之好恶以代之﹐这便是官僚集团树立朋党﹑搞宗派主义的思想基础﹕

    在这个意义上﹐〈御制朋党论〉与其说是皇权专制主义的诏书﹐不如说是重申“政道”或为政之道的宣言﹐而毛泽东指出﹕“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6 在这里﹐他所强调的政治正义的标准﹐同样也是人民的是非好恶。即革命政治的基础﹐也并不在简单的是否合法或符合程序的正义﹐而在是否符合人民的要求 — 符合了人民的要求﹐就体现了“天道”﹐而将天道落实在政治实践中﹐这就叫做“政道”﹐而这样的政治﹐也就是文明的政治。

    5 雍正帝﹕〈御制朋党论〉﹐见《世宗宪皇帝实录》卷22﹐《清实录》第七册﹐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第357页。

    6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96页。

    这一切﹐均只有放置在中国固有之政治传统中才能真正得到理解。

    在观察中国政治史时﹐还有一个重要问题须得注意﹕近代西方的“自由”是从“上帝”推出来的﹐而近代中国的自由﹑平等这些范畴﹐却是由“天”推演出来的﹔故西方之“人权”﹐即上帝所赋﹐为教权演化而来﹐而中国之“人权”﹐则是自然“天成”﹐这就是康有为何以将人权称为“天权”﹑将“人民”称为“天民”之所以然﹐而离开了中国的“天下观”﹐他的这一切说法亦都成为不可理解的了。

    故“天下”者﹐乃一“大小远近若一”之大同平等之世界。从魏源《圣武记》的记述可见﹐有清以来的历次边疆征战﹐皆是为了制止“四夷”之间的互相杀伐﹐而不是为了开拓殖民地﹐清代实施的所谓“改土归流”政策﹐用今天的话来说﹐也就是从土司和奴隶主们手中解放奴隶﹐这便是所谓的化四夷为“天下”。此所谓“天下有道﹐守在四夷”﹐“天子失政﹐道在四夷”。

   在中国政治思想中﹐既然天就是“平”﹐就是无偏私的“公”﹐所以﹐迫使﹑强制“天下”四周的“四夷”(或四裔)接受中国文化之“正义”与“善”的价值观﹐恰恰又是说不过去的 — 除非他们互相之间已经“流血漂杵”﹑杀得太不象话﹔换句话说﹕正因为始终将权力置于“天”的基础上﹐所以历代王朝才认为﹕所谓武也就是“止戈”﹐“武德”就是有能力和力量去制止暴力﹐以权力和暴力的形式推行中国价值观﹐这从根本上有违“天道”﹑“武德”— 而这就是中国“华夏不治夷狄”的政治思想与欧洲“以武力及商战传教”的文化霸权主义的区别。故罗志田指出﹕

    但是﹐随着军事暴力和金融力量支配的“现代世界”的降临﹐中国实际上就再也不可能对周边和“四裔”取这种“听之任之﹐以存而不论的方式”了﹐而且﹐更为关键的是﹕中国历来引以为自豪的“文治”— 即文明的政治﹐在近代“权力政治”的视野里已被判为“专制”﹐成为“野蛮”的代名词﹐而所谓“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者﹐便是指近代中国的双重困境﹕非但在“实力”上打不过西方列强﹐而且面对“世界大势﹐浩浩荡荡”﹐面对蒸蒸日上的“西方文明”﹐古老的中华文明在“道理”上也陷入理屈词穷﹐在“道路”上似乎也已日暮穷途。

    鸦片战争以降﹐“天下”的问题终于变成了“世界”的问题﹐“文野之分”亦变成了“强弱之判”﹐“化生万物”的问题﹐变成了迫切的“权力”或“权利”问题﹐— 或曰日益变成了国家“主权”之存亡的问题。众所周知﹐“天下”与近代以来流行于中国之“世界”一词﹐其涵义是不同的﹐“世界”本是随着佛教传入而形成的一个外来词﹐即所谓“大千世界”者也﹐只是在近代﹐“世界”才取得了竞争性“民族国家体系”的含义﹐而在民族国家争霸的“世界”中﹐“中国向何处去”﹐无非是说中国面临着两个不同的选择﹕其一就是﹕如同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那样 —“用夷变夏”﹑“师夷之长技”﹐即效法西洋﹐全心全意为维护﹑争夺权力而斗争﹐同时对所谓公平正义(天道与政道)﹐以“听之任之﹐以存而不论的方式处之”。其二﹐就是以“现代世界”为背景和目标﹐重建“正义与权力”之间的关系。而在这样两条道路之间究竟如何选择﹐最终选择哪一条去走﹐这就是中国现代政治思想的核心问题所在。

    7 罗志田﹕〈走向世界的近代中国 — 近代国人世界观的思想谱系〉﹐《文化纵横》2010年第6期。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或者可以说﹐近代中国所面临的遭际乃是双重的﹕ 一方面﹐就是必须重建新的中国认同。因为作为“天下帝国”的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后遭到了西方列强军事﹑金融霸权的根本性挑战﹐处于崩溃的边缘。由于主权的危亡﹐中国文明所诉诸的一切价值﹐都因没有“实力”的支撑而陷入虚妄﹐由于中国国家能力的衰败﹐而沦为举世声讨的“渣滓和糟粕”— 毫无疑问﹐中国近代以来所面对的最直接任务﹐当然就是加强国家能力﹑鼓吹个人权利﹐以此“富国强兵”﹐但是﹐如果不能伸张公平正义﹐不能在这个基础上重新建立中国认同﹐实际上也就不能真正结束中国国家四分五裂的瓦解状态﹐即使暂时完成了形式上的国家统一﹐由于建立在“太平”和“大同”基础上的中国认同崩溃﹐人心大坏﹑价值虚无 — 这种形式上的统一也终究不可能是稳定﹑持久的。

    另一方面﹐就是必须重建新的“现代世界”认同。现代中国和西方一样﹐面临着“强权即公理”的丛林法则的支配﹐如果这个讲求“权利”的现代世界缺乏一个起码的文化上﹑价值上的认同基础﹐如果支配这个世界的基本原则﹐从根本上说就是弱肉强食﹑优胜劣败﹑强权逻辑﹑债务圈套﹐那么﹐人们对它的接受就只能是被动的﹑是迫不得已﹑是不得不然的﹐最多不过是所谓“貌恭而不心服﹐苟免而不怀仁”罢了﹔正如康德所指出的﹐如果不能重建一个被广为接受的“权利的自然法体系”﹐也就谈不上什么权利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如此﹐非但中国不能自主地接受现代化和现代世界﹐而只能是一直“被现代化”﹑“被世界化”﹐而且﹐即使对于西方列强来说﹐那样的现代世界也只能是一个高风险的﹑危机四伏的﹑不能持续的世界。

    以“天道”(或曰“太平与大同”)为基础﹐重建新的中国认同和“现代世界”认同﹐再造人类新文明﹑再造文明的政治﹐这其实也就是毛泽东所概括的“改造中国与世界”。当然﹐这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思想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而这个艰巨的工作﹐是早在19世纪末就在中国努力地展开着的﹐我们今天若要寻找中国的现代性起源﹐要寻找这个工作的开端﹐就不可避免地要把目光投向一部开创性著作 —《大同书》。8

    康有为的《大同书》(原名《人类公理》)﹐于光绪甲申年(1884)开始编纂﹐1902年基本完成。这是中国第一部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使命和目标而写作的经典文献。

    今天看来﹐《大同书》的意义起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就是重建中国文化新的“一统论”﹐并以此作为现代中国制度改革的基础。在“空前未有之大变局”中﹐康有为通过重新阐释中国经典﹐重建中国的知识谱系﹐把“太平”﹑“大同”树立为儒家思想的核心﹐力图把中国文化的优秀因素﹐从帝王统治术和士大夫阶级脱离现实的教条束缚中解放出来﹐以恢复儒家文化的政治性和斗争性。另一方面﹐就是重建现代世界的图景﹐以此重建一种以现代世界为对象的政治哲学。康有为将儒家的“公天下”思想与现代西方的科学﹑自由﹑民主和早期社会主义思想结合起来﹐而把它们与近代西方列强的军事暴力﹑金融垄断和资本体制剥离开来﹐通过这样的方式﹐他力图去展望一个“大同”的世界。

    总起来说﹐第一个方面主要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整理﹑批判和继承﹐后一个方面则主要是对欧洲近代文化的整理﹑批判和继承。就第一个方面的努力来说﹐康有为可以说是传统意义上最后一个儒者﹐但又是现代意义上第一位儒家。他既继承了汉儒“天道即政道”的政治追求﹐又发扬了宋儒“为万世开太平”的哲学倾向﹐并且努力使清代的注疏和训诂工作﹐服务于上述两个目标。

    康有为之所以长期被诟病﹐除了他是政治改革的“失败者”之外﹐更主要原因﹐即因为康有为发明创造的“《春秋》阐释学”具有鲜明的文化政治指向(所谓“于学术则不纯”)﹐简而言之﹐康有为公开宣称自己掌握了《春秋》的“密电码”﹐认为自己从中找到了一系列阐释孔子微言大义的“记号”﹐从而把考据学这门语言学﹐改造为今天所谓的“符号学”或阐释学﹐而这恰表明他是站在儒家教条主义﹑保守主义传统的对立面上的﹐因此﹐用语言学﹑考据学的标准来要求一个思想家是不妥当的﹔萧公权指出﹕康有为写作《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所要做的﹐其实是“政治哲学”工作﹐而钱穆以为康有为上述著作的基本观点﹐不过是“抄袭”自廖平﹐这其实就是看不到清代学术实质变化的书生之见﹕在整个17﹑18世纪﹐“中国学者们日益避开政治与哲学理论上的探讨﹐而转向较无政治性的知识追求﹐钻入汉学牛角尖”﹐廖平的工作当然也并没有超出这个窠臼﹐而真正对整体性的学风作出革命性转换的便是康有为。在这个意义上﹐康有为当然不是一个经学家﹐而是一个政治哲学家。故萧公权说﹕“康有为致力于转儒学为变法哲学﹐不应该简单视为一种经学研究的学术贡献﹐而应重视他对于当时及后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实际影响。”9

    8 关于《大同书》的完成时代﹐可以说是1884年开始撰写﹐1898年9月康有为流亡日本时已成稿廿余篇﹐1901年游历印度﹑南洋﹑欧美后又有见闻补入﹐故可知定稿当在1902年之后﹐康有为晚年定居上海后仍有补续。

    康有为对于孔子的推崇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他把孔子理解为人类政治文明和文明政治的奠基人﹑奉行“天命”的现实制度的不懈改革者﹑一个彻底的公平正义主义者﹐他对于儒学的认识也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10 在中国饱受帝国主义侵略和打击﹑面临亡国灭种之危局的情势下﹐康有为独具慧眼地认识到﹐西方侵略对中国所采取的利器不仅仅是武力﹐而是“借武力而传教﹐借武力而通商”。西方秩序的建立过程﹐也就是中国的“天下”瓦解的过程﹐其中基督教对于中国社会的瓦解又是根本性的﹐它瓦解的是中国的风俗人心﹐瓦解的是中国的文化﹑国族认同。而一旦人心瓦解﹑认同瓦解﹐一旦人心涣散败坏﹐则社会解体﹐中国的复兴亦从根本上成为不可能之事。他看到﹕撇开基督教所诉诸的价值是否具有“普世性”不论﹐基督教的广泛传播﹐又恰恰是借助了西方武力和商战之力﹐即所谓“窃泰西以兵力通商﹐即以兵力传教。其尊教甚至﹐其传教甚勇。其始欲以教易人之民﹐其后以争教取人之国﹐昔者立约时﹐未与定教律﹐故教案之难﹐天下畏之”﹔而返观中国﹐无论天下秩序所诉诸的价值观有多么“普世”﹑何等美好﹐实际局势却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儒教已经严重脱离现实而沦为“伪儒学”﹐这种“伪儒学”与现实经济﹑财政﹑司法的脱节﹐使得它成为没有任何现实权力支撑和依托的空谈。

    9 萧公权着﹐汪荣祖译﹕《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77页。

    在上清光绪帝的第一封奏章中﹐康有为痛陈了他首次进京﹐一路上的感触和见闻﹕教民和会党遍及大江南北﹐“教堂遍地﹐随处可以起衅”﹐而京中上层却歌舞升平﹑贪官污吏横行﹑世风严重败坏。在康有为看来﹐表面上﹐大清帝国面临的危机是武力和通商所带来的﹐而从根本上看﹐则是政治不能回应民生疾苦﹐是政治文明的大崩溃﹐危机更为深重的表现则是基督教势力的大举入侵﹐这是中国文化上被之“西化”的根本。而更加可忧的则是﹐文化上之“西化”﹐则又是中国未来“分化”﹑瓦解的最大隐患。

    随后的历史﹐特别是基督教教民与中国百姓日益频繁的冲突所造成的“庚子拳变”﹐不但印证了康有为的先见之明(“故教案之难﹐天下畏之”)﹐而且﹐重读康氏一个多世纪之前对于中国局势的判断﹐对于今天﹐依然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西方“暴力秩序”的建立﹐伴随着中国“天下”的崩溃﹐这首先就是瓦解了华夏~四夷的天下秩序﹑朝贡体系。在上述第一个奏折中﹐康有为首先通过几个重要事件起论﹐描述了周边交通的断绝﹐所造成的中国孤立状态﹕继日本通过废藩置县吞并琉球之后﹐1802年法国煽动越南内乱﹐1883年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1886年﹐英国由印度殖民地攻占缅甸﹐在这个意义上﹐近代以来中国的封闭状态﹐其实是帝国主义有意识的蚕食﹑包围战略的结果。康有为深刻地认识到 — 这既是朝贡体系的崩溃﹐更是“儒教文化圈”的崩溃。

    10 对康有为是“伪儒”的批评和诟病﹐从戊戌变法时代就开始了﹐这些批评者包括当时的士大夫保守派﹐如荣禄等﹐也包括支持改革的维新派﹐如孙家鼐﹑张之洞等。今人对于康有为否定最积极的是钱穆﹐其最不满处是康有为对于宋明理学的打击﹐但是﹐钱穆的道学习气太重﹐不可能理解康有为把儒学改造为政治哲学和改革意识形态的思想努力和真实用意。

    11 康有为﹕〈上清帝第一书〉﹐《康有为全集》第一集﹐第180页。

    但是﹐康有为认为﹐在西方的暴力面前﹐中国的“天道”不是毫无还手之力的﹐例如﹐他密切注意着日本维新派以“国际法”的名义对朝鲜的觊觎﹐而从孔子“天下为公”的言说中﹐推导出“公天下”﹑世界“公政府”的制度设计﹐在朝鲜即将沦为日本﹑俄国殖民地﹐而中国又无力援助朝鲜的情势下﹐康有为设想将朝鲜纳入世界“公政府”的保护之下﹐成为瑞士那样的中立国﹐即所谓“万国之公地”。14 他认为﹐要使得中国避免四分五裂﹐被列强瓜分的局面﹐若使世界上主要国家和民族免于沦为列强殖民地的命运﹐就要在世界范围内“公天下”﹐即重建以“天道”为基础的文明的政治﹐以对抗暴力和权力的政治。对外而言﹐就是以和平国家和殖民地国家之间的大联合﹐逐步成立世界“公政府”﹐对抗帝国主义列强﹐而对内而言﹐这自然是通过重新整理儒教或者儒学﹐使得儒学或者儒教能够担负得起重建新的“文化大一统”的文明政治责任。

    12 康有为﹕〈请商定教案法律厘正科举文体听天下乡邑增设文庙谨写《孔子改制考》进呈御览以尊圣师而保大教折〉﹐《康有为全集》第四集﹐第92~94页。

    13 康有为﹕〈答朱荣升书〉﹐台北《万木草堂遗稿外编》第62页。

    14 康有为﹕〈保朝鲜策〉﹐《康有为全集》第一集﹐第246页。

    康有为敏锐地认识到﹕“天”不是空洞的虚无﹐因为天道就是政道﹐奉行天道的政治才是文明的政治﹐如果没有政治和权力的支持﹐没有政治制度的创新与改革﹐所谓的普世价值﹑“天理”﹐所谓文明的政治﹐统统不过是浮在真空中的空谈﹐而价值与实际的脱离﹑上中下层的脱节﹑正义与权力的分裂﹐这恰恰又是中国政治思想的最大弊端﹐而这就是他所谓“经”与“权”的分裂﹐在他看来﹐离开了孔子的政治思想﹐《春秋》就是毫无意义的“烂断朝报”﹐那种不触及“权”的“经”﹐貌似“学术”﹐其实不过就是“伪经”罢了﹐而反过来说﹐如果“权”最终不受到正义和善的制约﹐那么这种所谓“行权”﹐其实质也不过就是霸权主义﹐是“强权”﹐它与野蛮没有区别 — 而康有为认为﹕这恰恰又是近代西洋政治的问题所在。于是﹐在他看来﹐倡言天道﹐并不是走向佛老的无为和道学家的空谈心性﹐近代中国与世界的现实处境决定了﹕倡言天道﹐也就是倡言“政道”﹐就是倡言文明的政治﹐文明的政治﹐就是以争取平等和公正的斗争去反抗不平等﹐为了实现“经”﹐就必须运用“权”﹐在这个意义上﹐“权”就是对暴力政治的制止。正如陈立所说﹕

    中国文明的弊端不在于它所诉诸的“价值”和“理想”﹐而在于这种价值本身脱离现实政治经济与社会﹐在于这种价值和理想没有“实力”的支撑﹐而陷入到纯粹的理想﹑空谈乃至说教的地步﹐从而忘记了“天道”就是“政道”﹐因此﹐改革需要“行权”﹑需要斗争﹑需要流血﹐也正是因为中国所面对的﹐乃是“眼中战国成争鹿”的空前暴力的体制﹑残酷权力结构﹐故谭嗣同在戊戌变法失败时说﹕“各国变法﹐无不以流血而成﹐今中国无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兴也﹐有﹐请自嗣同始。”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出都留别诸公〉的名篇中﹐康有为这个改革的“失败者”﹐反而将一个骑士﹑战士的豪迈形象长留于历史中﹕

     15(清)陈立﹕《春秋公羊传注疏》﹐中华书局影印嘉庆刻《十三经注疏》本﹐第4820页。

    康有为彻底改变了儒家学术传统﹐他使经学由考据学﹐变成了政治学﹐康有为认为﹕所谓的“经”﹐乃是诉诸现实权力的“经”﹐是应对现实﹑立足现实﹐而非与现实相脱离的“政治学说”﹐“经”不能离开“权”﹐不能离开现实世界的根本问题﹔什么是现实世界的问题呢﹖现实世界的根本问题就是不平等﹕种族的﹑性别的和阶级的不平等﹔而在康有为看来﹐孔子学说的核心﹐恰恰就是由据乱﹑而升平而太平的迈向平等的进化之道﹐是追求平等政治之道﹐这种平等政治追求﹐才是孔子学说和儒家真经的当代价值所在﹐而这就是康有为所谓﹕“仆之急急以强国为事者﹐亦以卫教也。日夜穷孔子之学﹐乃得非常异义﹐而后之孔子为创教之圣﹐立人伦﹐创井田﹐发三统﹐明文质﹐道尧舜﹐演阴阳。精微深博﹐无所不包。”— 这些话本身﹐就是从政治学(“权力”)的意义出发﹐对孔子和儒学的整理和发明。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康有为指孔子“立人伦”这当然是无疑的﹐但是﹐“创井田”的是周公﹐而并不是孔子﹐至于“发三统﹑明文质”的﹐当然是后来的董仲舒﹐“演阴阳”的则是黄老﹐而康有为将这些放在一起﹐统统归于孔子名下﹐当然就是要把中国传统整理为一个可以运用于当世的政治思想体系。康有为也就是这样﹐成为近代中国思想家中﹐将中国传统整理为以儒学为核心的政治哲学体系的第一人。

    “辛苦遭逢起一经”是文天祥之名句﹐其实﹐这句诗恰恰也正是康有为的写照。对于康有为来说﹐这所谓“一经”就是指《春秋》。而关于《春秋》经﹐需要作以下简单说明﹕我们知道﹐儒家在先秦时代不过是诸子百家中的一个学派﹐它起初是以“子学”的形式存在﹐到了汉代﹐儒家成为诸学之尊﹐才转而以“经学”的形式出现﹐儒生们把孔子尊为圣人﹐把相传由孔子删定过的“五经”奉为经典。不过﹐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五经逐渐形成了不同的版本﹐这就是所谓“文有磨灭﹐言有楚夏﹐出有先后”﹐对经文的解说更是五花八门﹐于是造成了“经有数家﹐家有数说”的局面。比如《春秋》经相传是孔子根据鲁国的史书改写而成﹐后世的弟子对其中的微言大义作出了不同的解释﹐这就形成了“经”之外的“传”﹐汉代流行的《春秋》传有五种﹐各自成一家言﹐其中以公羊传﹑左氏传和榖梁传最为著名﹐所谓《春秋公羊传》﹐即因公羊氏世代相传而得名﹐汉武帝时的宰相公孙弘﹐以及大儒董仲舒都是公羊学派的弟子。至于在“传”后面加注释﹐则称为“注”﹐而将不同的注释加以比较﹐通过博览群经的方式﹐对各种注释加以考据﹑校勘﹑以音释义﹐从而努力形成诸经﹑传互不矛盾的解释﹐即把不同的注释打通﹐这又被称为“疏”。— 故经﹑传﹑疏﹐这可以说是儒家学术的全部。16

    康有为在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重大创新﹐就是他认为《春秋》其实有三个版本﹐一本就是原版的鲁史﹐其中无非齐桓﹑晋文的杀人放火故事﹐而这就是王安石所谓的“烂断朝报”的流水账。第二本是孔子修过的《春秋》﹐其中﹐孔子不但对文字进行了修改和删削﹐而且在需要评论的地方加了记号﹐这本作为“孔子讲义”的《春秋》﹐其要义被《公羊传》和《毂梁传》传承下来。换句话说﹐《公羊》﹑《毂梁》阐发﹑继承的乃是“孔子的讲义”﹐即《春秋》大义。第三本则是公羊家的传人董仲舒与何休的著作﹐他们根据孔子在书中所加的记号﹐通过破译这些“记号”﹐阐发了孔子当年的评论﹐这种阐释非常重要﹐它与时事无关﹐它阐发的是孔子的微言。17

    16 袁行霈﹑严文明﹑张传玺﹑楼宇烈主编﹕《中华文明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33页。

    康有为重视的是后两种《春秋》﹐即《毂梁》﹑《公羊》﹐以及何休﹑董仲舒对于《春秋》微言的阐发﹐从而认为作为鲁史的《春秋》(即杀人放火的故事)属于“烂断朝报”﹐即它毫无意义与价值。按照康有为的说法﹐后两种《春秋》揭示的是孔子的思想﹐即微言大义﹐其中包含着﹑揭示着历史发展的规律。这样的历史规律﹐又可以从两方面去认识﹕一﹐从时间的纬度看﹐孔子认为人类历史是由不平等﹐向着平等不断进化过程﹐这个进化过程有三个阶段﹐或者“三世”﹐这也就是康有为所谓﹕“《春秋》要旨分为三科﹕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以为进化﹐《公羊》最明。”“每变一世﹐则愈进于仁﹔仁必去其抑压之力﹐令人人自立而平等﹐故曰升平。至太平﹐则人人平等﹐人人自立﹐远近大小若一﹐仁之至也。”18 二﹐从空间纬度看 — 这种时间上不断走向平等的历史过程﹐同时也是空间上世界各民族不断走向完全平等﹐即大小远近若一的“太平世”的过程﹐即由“内其国而外诸夏”﹐到“内诸夏而外夷狄”﹐最终走向“远近大小若一”的世界大同。

    17 康有为﹕《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康有为全集》第六集﹐第13页。

    18 康有为﹕《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康有为全集》第六集﹐第17页。

    孔子的“三世”学说﹐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为现实世界的改革和改制指明了方向﹕

    在儒学发展的历史上﹐康有为一方面把孔子当作了承载“天命”的文明政治之王﹐即“真文王”﹐另一方面﹐则是把自己比作了汉代的大儒董仲舒﹐因为以董仲舒为首的西汉古文经学家﹐乃是把《春秋公羊传》捧为孔子“口传亲说”﹑奉为儒家经典核心的始作俑者。他们认为﹕《春秋》的微言大义﹐揭示了历史的辩证法﹐将上天主宰万物的原则运用于历史之中﹐从而使得“天理”落实为制度﹐又使得制度改革成为“天理自然”。20 康有为说﹐汉朝之所以为后世朝代所不及﹐其实就是因为“尊儒”— 但是﹐他这里所说的儒﹐乃是作为政治哲学家的儒﹐不是经学家﹐康有为推崇的儒家学说是政治学﹐是把制度改革思想作为核心的儒家学说 — 是董仲舒﹑公孙弘这些人所主张的儒家学说。

    人们不禁要问﹕曾经长期被视为无补于政事的空谈的孔子学说﹐在汉代是怎样脱颖而出的﹖又是怎样成为汉以来社会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呢﹖

    这就需要我们把思考的目光转向西汉中国政治思想的大变革之中。经过汉初60多年的休养生息﹐新的社会矛盾在文景之际日益凸现出来﹕一方面是诸侯王的租税收入不断增加﹐致使诸侯王的权力日益扩大﹐另一方面则是耕地集中于豪商大地主手中﹐致使农民陷入破产。到汉武帝时代﹐一方面是国力的强盛﹐另一方面则是诸侯王的反乱此起彼伏﹐地方豪强收纳流民冶铁煮盐﹐危及国家财政。其中以大夫邓通﹑吴王刘濞为最。正是这种“弱干强支”的政治不平衡局面﹐恰为儒学的兴起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遇。而当时的儒生们通过呼吁加强中央集权﹑削弱诸侯势力﹐抓住了这个历史机会﹐他们在不断响应时代要求的情况下﹐通过提出“改革”和“改制”的系统理论﹐逐渐恢复了儒学的元气。

    19 康有为﹕《桂学答问》﹐《康有为全集》第二集﹐第18页。

    20 康有为在自编《年谱》中﹐说到其自幼胸怀大志﹑尝自比圣贤﹕“动希古人﹐某事则自比南轩﹐某文则自以为东坡﹐某志则自以为六祖﹑邱长春矣。”

    在这一发展演变过程中﹐为儒家思想复兴做出重大贡献的是西汉大儒 — 董仲舒。董仲舒思想的核心就是他的改制论﹐而他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打击以“七国之乱”为代表的的诸侯作乱﹐这就是所谓“拨乱反正”﹑“复三代之制”。
当然﹐董仲舒所说的“大一统”并不是简单地回到周代的古制﹐他所谓的大一统﹐是“一统乎天子”﹐他的出发点﹐是基于当时的诸侯王权力太大﹐而主张削弱诸侯王的势力而尊天子和中央。因为按照孔子的说法﹐周代的天子与诸侯的关系﹐不过是族与族之间的关系﹐天子不过具有最高的名分而已。但是﹐在董仲舒那里﹐天子与诸侯之间的关系却不仅仅是名分上的﹐也不仅仅是血缘上的﹐而且更是自然法意义上的﹐换句话说 — 天子的地位关乎天下安危﹐诸侯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天子﹐这不是基于血缘宗族的原因﹐也不是基于名分和才能的差别﹐而是基于服从“春秋大法”的义务。到此﹐董仲舒的“儒学”﹐已经不是原始的儒家学说﹐也不是原来的孔孟之术了﹐而是经过他和汉初其它儒家学者们发展﹐吸收了墨﹑道﹑名﹑阴阳等各家 — 特别是法家学说之长的“儒法学”。

    按照公羊家的说法﹐经过孔子删削的《春秋》﹐并不是一部史书﹐而是一部旨在结束诸侯王互相杀伐的“据乱世”﹐而为后世立法的“法律著作”﹐正是号称要继续孔子的事业﹐汉代的儒家完成了“儒家的法律化”或者法律的儒家化。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核心﹐其实也就是致力于﹑服务于汉代国家法律的统一﹐即所谓“统纪可依﹐而法度可明”﹐以结束诸侯作乱﹐这就是“公羊家以《春秋》为汉制法”一说的由来﹐这样做的目的﹐即是将儒家的教化纳入秦法以成汉法﹐使儒术服务于汉代的司法改革。武帝命张汤﹑赵禹“更定律令”﹐正是本着这样的精神。于是﹐在武帝时期﹐《春秋》竟然成为“决狱之书”﹐即司法参考书﹐也就并不奇怪。

    当然﹐董仲舒所诉诸的法律﹐也并不是法家的法令﹐而是推崇包含孔子微言大义的《春秋》作为“自然法”的地位。同时﹐运用“天人合一”理论﹐董仲舒不但使得儒家思想成为汉代制度改革的法律依据﹐不但为汉王朝的政治制度设计提供了理论基础﹐他关于天灾是上天对于统治者的警示的类乎巫术的论说﹐客观上却更起到了鼓励统治者重视﹑发展农业﹐保障民生的作用﹐从而对稳定汉帝国的经济基础﹐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可以说﹐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动乱﹑重视农业﹐这些中国政治的优良传统﹐都是汉代的公羊家所坚持的﹐故汉武帝时﹐召试天下贤良文学人士﹐董仲舒以“天人三策”对﹐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这就成为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的重要依据﹐武帝置学官﹐从此原来“虚名无位”的文学与贤良﹐则成为“属所二千石”的郡国文学士﹐21 通过主张打击诸侯作乱﹑鼓吹防止天灾﹑重视民生﹐儒生从此成功“参政”。

    由此可见﹐西汉统治者和古文经学家之所以要罢黜百家﹐独尊《公羊》﹑《毂梁》﹐这就是因为《春秋》二传乃是他们改革﹑“改制”行动的思想文化基础。董仲舒这些“公羊学者”以为﹐《春秋》二传就是孔子根据“天道”﹐为“后世王者”所制订的法律典章﹐“拨乱反正”这样的说法﹐就来自《公羊传》﹑《毂梁传》揭示的“大义”﹕

       由董仲舒所发明的“三统”说﹐在汉代的意思非常复杂﹐但最简单地说来也就是﹕“黑统﹑白统和赤统”﹐— 依次禅递﹐周而复始。比如对于西汉当时来说﹐“三统说”的历史使命﹐就是主张汉代的皇帝应该效法和回到汉之前的“三代”去﹐而这就是拨乱反正。那么﹐汉以前的“三代”是什么呢﹖这当然就是要改秦制而法周道﹐这就是董仲舒所谓“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所谓“吾从周”﹐就是因为周“郁郁乎文哉”﹐即周制把道德教化作为法律的基础。22 但是﹐汉儒们主张效法的“周道”与“古制”是不是周道与古制呢﹖实际上当然也不是的。他们只是“托古改制”﹐即“托于古制而行己意”罢了。比如说﹕他们所要行的“大一统”的政制﹐便与古制完全不同﹐因为汉儒所谓“大一统”﹐是“一统乎天子”﹐这就是说要君主集权﹐于是﹐在“三统说”的基础上﹐就产生了汉代“强干弱枝﹐大本小末”的削平封建的政策。23

    21 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定本)》﹐中华书局1992年﹐第6~7页。

    而康有为从汉儒和董仲舒那里借来了“三统说”﹐他当然也是要变法﹑要改制﹐这就是他所告诫清帝的﹕清王朝“处列国竞争之世﹐而行一统垂裳之法”﹐这乃是自取灭亡之道。既然时代不同了﹐“统纪”自然应该不同﹐而只有致力于开创一个新纪元﹐使“统纪可依”﹐然后“法纪可明”。按照“三统”之说﹐康有为建议道﹕清王朝的改革固然可以仿效日本明治维新﹐不过由于日本地狭人稀﹐中国地广人众﹐条件不同﹐所以从复“三统”的角度说﹐清王朝应该效法汉制。那么﹐康有为所说的“汉制”又是什么呢﹖康有为所谓“汉制”的核心﹐其实也就在于“以知县上隶属于国﹐汉制百郡﹐以太守上达天子”﹐—这也就是建立中央对于郡县的直接垂直领导﹐而剥夺府臬督道的权力。或曰是中国版“废藩置县”式“明治维新”。

    22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三代改质文第二十三》﹐中华书局1992年﹐第184~185页。

    23 陶希圣﹕《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第254页。

    可见﹐康有为改制﹑变法的目的固然也是“大一统”﹐但是康有为的“大一统”当然又与汉儒们不同。在当时的条件下﹐康有为的“大一统”的实质﹐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是策略性的﹐所谓策略﹐一是说要“皇权归位”﹐这就是说要夺慈禧太后的实权归光绪皇帝﹐让皇帝真正“亲政”﹔二是说“大一统”的最根本﹐是要权力归孔子这位“素王”— 即“文明政治的奠基者”﹐这就是要实行君主立宪﹐而孔子的平等学说﹐则是宪政的基础。于是﹐慈禧才“一针见血”地指出﹕康有为所谓“托古改制”的真正用意﹐其实也就是篡权谋逆。不过﹐康有为真正触动既得利益集团的主张﹐其实就在其“废藩置县”的政策﹐这就是要把权力从地方大吏手中夺取﹐归于中央。

    我们知道﹐自宋代废藩置节度使以来﹐所谓的节度使本来是无兵权的。明代亦是于战时方才设官出巡﹐故称巡抚﹐几个战区的司令长官称“总督”﹐而明代之巡抚﹑总督均为军事首长而非地方长官﹐即有军权而无事权(这可以说是与宋代刚好相反)。到了清代﹐巡抚和总督方才成为手握军政财权的封疆大吏﹐而在帝国主义打击之下﹐清王朝迫切需要加强国家能力建设﹐抑止地方封疆大吏的离心倾向﹐于是﹐康有为方才提出仿照日本之废藩置县制度﹐以中央集权的方式推进制度改革。实际上﹐倘若不剥夺地方大吏的军政财权﹐变法改制确实是不能实行的﹐而最终导致戊戌改革失败的﹐也是地方大吏反抗中央的强大力量。

    同样的﹐正如董仲舒的改革重视基层政治一样﹐康有为也提出了一种特殊的制度﹐这类似于后来所谓“领导干部下基层调研”— 或曰“中央工作组”走“基层群众路线”的制度﹐这个制度乃是康有为所设想的“民政”系统的主干﹐其核心功效乃是沟通中央与基层﹐变“官治”为“民治”﹐当然﹐改革之所以要设立民政局﹐同样是要剥夺地方督抚的行政权﹐最终目的是改革“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的中国政治痼疾﹐这与所谓“效法汉制”﹐主张实行汉代地方直属中央的郡县制度﹐乃是一脉相承的﹕

    今天看来﹐康有为政治改革思想的核心是﹕追求“政治民主”与“政治统一”的结合﹐即他一方面指出﹕只有加强基层政治参与﹐使人民得以从下自乡村﹐上至国家各个阶层来参与政策制定﹐才能避免造反和暴动对于政权的威胁﹔而另一方面﹐处在一个激烈竞争的世界上﹐只有中央政府不受强有力的地方政府的分裂压力的牵制﹐才能有效处理国家所面对的重要问题。也就是说﹐康有为的政治体制改革有两大要义﹕一是以人民从基层到中央的有序参与以制动乱﹐二是维持强大的政府以抗地方利益集团﹑分离势力和西方列强。他对政治民主的理解绝非简单的“官民对抗”﹐而是中央政府﹑地方势力及利益集团﹑普通民众﹑西方列强之间的力量博弈﹐他所提出的 — 必须始终高度警惕利益集团对于“民主”的利用﹐主张以“深入基层”来代替选举民主的观点﹐对于今天的中国﹐依然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其次﹐关于改革财政制度。

    24 康有为﹕〈统筹全局疏〉﹐孔祥吉编着﹕《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

    陆象山曾经指出过﹕儒学退化的一个关键﹐就在于其与财政﹑税收﹑经济之脱离﹐此所谓﹕“世儒耻及簿书﹐独不思伯禹作贡成赋﹐周公制国用﹐孔子会计当﹐《洪范?八政》首食货﹐孟子言王政﹐亦先制民产﹐正经界﹕果皆可耻乎﹖”而认识到改革的关键在提高国家能力﹐而国家能力之关键在财力﹐财力关键又在税收﹐税收根本则在国家主权货币 — 这又是康有为制度改革思想中的要义。其中﹐特别是他提出的统一货币﹐把国家发钞制度建立在准确﹑稳定的国家财政税收基础上﹐同时发行国债﹐“以无为有”的主张﹐可以说是紧紧抓住了中国五百年来财政制度失败的要害﹕

    中国财政之自主﹑自强﹐关键即在于国家货币主权的确立﹐而康有为乃是近代中国最早提出“货币革命”思想的两位先驱者之一(另一个是魏源)。康有为第一篇上清帝书﹐即是〈钱币疏〉﹐这是1888年10月间﹐他替御使屠守仁代拟的。在这篇奏折中﹐康有为继魏源之后﹐提出了“废两改元”的货币改革政策﹐这就是废除银两﹐发行国家铸造的银元的主张。

    25 康有为﹕〈统筹全局疏〉﹐孔祥吉编着﹕《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

    〈钱币疏〉指出﹐中国钱法败坏﹐是数百年之积弊﹐它造成的是“失名﹑失实﹑失用”三大弊端﹐所谓失名﹐就是中国普遍用外国银元﹐致使国家失去了货币主权﹐“乃使天下日用银币之需﹐皆用敌人年号﹐不见君国正朔”﹔所谓失实﹐就说由于中国纯银质软﹐不适合造币﹐遂造成外国以大量含铜﹑铅之银元﹐“易我纹银﹐盖漏卮外洋﹐四百年矣……于今五十年﹐漏卮之巨﹐不可胜算。”所谓失用﹐就是说银两不便运输﹐必破碎后方才能够交易﹐有此大不便﹐故人民方才大量采用外国银元。基于以上原因﹐康有为主张效法乾隆征廓尔喀时﹐为卫藏铸造国家银元的方式﹐废两改元﹕这就是废除传统的银两制度﹐以国家发行的银元为国币﹐国家将银两收购并改铸银元流通。26 而康有为的上述主张﹐到1928年方才为国民政府所实施﹐国民政府废两改元的工作﹐则是由宋子文主持实施的。27

    康有为十分关心外国货币流行中国﹐致使中国丧失国家货币主权的严重问题﹐除“废两改元”之外﹐他还积极主张发行法币﹐不过﹐他主张应该在金本位而非银本位的基础上发行法币﹐康有为的这一见解﹐与国民政府以银本位为基础发行法币的政策相悖﹐但历史证明﹐康有为主张金本位制是正确的﹐而国民政府的银本位制法币政策﹐则是有很大缺陷的。

    萧公权这样评论说﹕上述深入的政治﹑经济和财政改革方案的提出﹐充分地说明康有为绝非什么“西方体制和秩序的迷信者”﹐而是极为深刻﹑立足中国现实的改革家﹐他对于民主政治实质的理解﹐对于中国财政和货币痼疾的诊断﹐甚至超出了孙中山等人的观察﹐当然更不是后来钱穆这样的“新儒家”学者们所能企及的。实际上﹐正是戊戌变法的失败和康氏一生的蹉跎﹐才使得他深深知道中国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但是﹐唯其如此﹐他才深知﹕倘如没有运用权力的勇气和意志﹐倘若没有对中国五百年来国家能力持续衰败的原因的认识﹐真正有效的改革就是谈不上的。在一个铁与火的权力斗争时代﹐康有为从不迷信抽象的西方制度﹐而是立足中国现实提出具体的改革主张﹐这种改革的艰巨性决定了改革者和革命者的“失败者”命运﹐但惟其是失败者﹐才是真正的改革者和革命者。“眼中战国成争鹿﹐天下英雄孰卧龙”— 康有为的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正是在重建政治文明的意义上﹐得以结合起来的。

    26 康有为﹕〈钱币疏〉﹐《康有为全集》第一集﹐第173页。

    27 戴建兵﹕《金钱与战争 — 抗战时期的货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7页。

    28 萧公权﹕《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第237~238页。

    学术与政治的脱离﹐乃是儒家学说衰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这就是王安石所批判的﹕“学者之所教﹐讲说章句而已。讲说章句﹐固非古者教人之道也。”而从这个意义上说﹐康有为对于今文经学的重视﹐乃是志在造成儒学内部“学术与政治”的重新统一﹐他对今文经学的推崇﹐不但为戊戌变法﹐而且为五四运动﹐乃至为中国现代学术的走向﹐开辟了新的方向。

    康有为是一个政治改革家﹐不过﹐他的改革逻辑却是从《春秋》的微言大义中﹑是从汉代以来的今文经学传统中借来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春秋公羊传》的“三统说”。这主要是因为﹐在儒家的历史上﹐“三统说”在汉代就已经成为改革﹑改制的武器了。一方面﹐它主张通过君主“大一统”来奠定集权制度﹐代替汉初的封君政治﹐它积极反对黄老的历史循环论﹐反对“无为而治”﹐而主张托古改制﹐主张推陈出新﹐主张积极有为的政治改革。另一方面﹐它又“主德教”而“反吏治”﹐即它主张的“有为”政治﹑将公平正义作为政治的目标﹐又不是一般酷吏的“有为”﹐因为它主张“君子”而非“酷吏”来充当改制的主体﹐这又“使得它与法家和秦政争”。29 而对于康有为来说其实也是一样的﹐他的托古改制﹐一方面是要跟保守派的士大夫争﹐另一方面又要跟洋务派的大员们争﹐由此看来﹐复杂的“三统说”﹐其所诉诸的战斗性其实是很强的。

    为什么如此复杂的儒家思想理论中﹐竟然会焕发出近代改革的逻辑﹑甚至是“谋反”的逻辑呢﹖甚至连鲁迅都要发生怀疑﹕章太炎﹑康有为这样的革命家和改革家写出的文章﹐为何竟难以读懂呢﹖这里的原因﹐首先是因为康有为等早期中国改革家﹐不过是当时的一代大学者﹐他们所从事的政治﹐说到底只能是从文化的政治入手。而他们诉诸的阅读对象﹐又只是精英群体﹐甚至包括皇帝本人﹐而并不是一般的老百姓。他们的改革﹐既然是自上而下的改革﹐所以就要诉诸上层听得懂的语言﹐而那些于今天的我们早已经不再熟悉的儒家经典和“学术公案”﹐之于当时的中国精英士大夫来说﹐其实倒是非常熟悉的。那些人尽管对于现实可能不甚了然﹐但却熟悉儒家经典﹐也很容易理解儒家学说的政治内涵﹐甚至连慈禧太后﹐竟然也完全能看出这背后的政治用意所在。

    29 陶希圣﹕《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卷﹐第330页。

    康有为之所以要把他的改革思想立足于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初的今文经学﹐又是因为今文经学和围绕着今文经学的辩论﹐乃是清代士大夫精英们得以立身的一门显学 — 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今文经学﹐乃是晚清最大的“学术热点”。

    清代学术的最大成就﹐可以说就是推翻了古文经而树立了今文经的学术地位。那么﹐究竟什么是今文经呢﹖董仲舒和汉初儒家所推崇的“今文经”﹐其实是指汉代学者凭借记忆和口传﹐以汉初的文字(汉代通行的隶书)所重新著录的先秦经典﹐而《公羊传》和《毂梁传》恰就是这样一种后人记录“孔子亲说”的今文经著作。那么﹐什么又是古文经呢﹖首先﹐古文经是用先秦古文书写的﹐而所谓“古文经”的出现﹐传说是伴随着“考古”奇迹的。它是指西汉末年﹐汉鲁共王在拆迁孔子旧居时的神奇发现﹕据《汉书?鲁共王传》描述﹐这次拆迁出人意料地发现了躲过秦焚书之祸﹑由古文体写就的先秦典籍﹐其中最惊人的是发现了《左氏春秋》。由于左思明接触过孔子﹐所以﹐《左氏春秋》的发现﹐立即就压倒了作为孔子“口传亲说”的《春秋公羊传》的核心地位。这样一来﹐尽管《史记》等著作从来没有提到过有古文经典流传下来的事情﹐但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正是随着古文经传奇性地被发现﹐包括《公羊传》﹑《毂梁传》在内的今文经的地位和传统必然地衰落了。汉以后﹐特别是宋﹑明儒家对于儒家经典的注释﹑阐发﹐所依据的自然都是古文经了。马融﹑许慎﹑郑玄都是古文经学大师﹐正是他们开创了注疏和训诂学的学术基业。

    清代是儒学学术化的最高峰﹐但是﹐这种儒学学术化的极端发展﹐恰恰造成了古文经学的崩溃。历史性的转折发生在17世纪末期和18世纪中期﹐— 这甚至也可以说是整个清代学术的最大亮点 — 首先是陈第﹑顾炎武等人通过考察语音历史沿革的方法﹐逐步推翻了古文经的真实性。而随后﹐1745年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出版﹐则宣告了《古文尚书》连同孔安国的注释﹐都不过是东晋时代才出现的“伪书”和“伪经”。最终﹐扬州学派的庄存与及其外孙刘逢禄﹐则在19世纪初发表的《左氏春秋考证》中﹐进一步揭示了《春秋左氏传》乃是一部独立编年史﹐— 即《国语》﹐更指出它实际上与《春秋》根本没有关系﹐而把《左传》篡改为《春秋》的注释的人﹐是汉代刘歆。而王莽外戚篡政利用了刘歆的“学术造假”﹐进一步有意作伪﹐其目标是“以周公易孔子﹐以述易作”﹐从而必然要打击《公羊传》(这就是康有为所谓“以《左传》易《公羊》”)﹐故意造成了儒家和孔子真意的隐匿。

    可见﹐推倒古文经而恢复今文经﹐这是从顾炎武开始到刘逢禄﹑廖平等以来﹐清代持续性的学术考证工作所结出的一个最大硕果。也就是说﹕这种枯燥的学术考据工作﹐最终造成的开天辟地的效果竟然是﹕它一举使得儒学回到了汉初﹐不但将汉末研究“伪经”的儒家一律打倒﹐而且确实是从根本上把宋明以来﹐以古文经作为信奉对象的儒学都打倒了。于是﹐宋明以来的理学﹑道学简直是不攻自破了﹐因为他们研究的都是“伪经”﹐而只有清代的学者和汉初的今文经学家才继承了儒家的正统﹐研究了“真经”。于是﹐儒家的知识历史不但被彻底改写了﹐而且﹐科举考试所尊奉的经典 — 乃至于科举制度本身也受到了巨大的威胁。可以说﹐没有有清一代的考据学统推翻古文经的“伪考古学”发现﹐藉以推翻了汉以降一千多年的“伪儒学”﹐后来的五四时代要想“打倒孔家店”﹐也是没有那么容易的。其实﹐这也是后来专治宋明理学的钱穆等人﹐要激烈排击康有为的又一道理。

    而康有为正是利用了这个爆炸性的学术硕果﹐成功地吸引了当时社会精英的“眼球”﹐这不但使他倡导的“改革”通过诉诸汉代今文经的“改制说”获得了合法性﹐而且﹐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康有为进一步指出﹕古文经的目标﹐无非是徒劳地恢复古代的制度﹐其作伪和篡改所造成的更为深重的后果﹐更是把儒学的学说和理想﹐矮化为统治者的意识形态宣传﹐把孔子由中国历史上的“改革者”﹐“政治文明”和“文明政治”的奠基人﹐矮化为统治者的帮闲。康有为认为﹐真正的“文王”即文明之王﹐是孔子﹐而不是周文王﹐周文王不过死文王﹐孔子是生文王﹐“孔子之前皆当乱世﹐争杀无道﹐去禽兽不远。孔子改制之后﹐乃为人道﹐故以为人道之始也”﹐“孔子以人世宜由草昧而日进于文明﹐故孔子以进化为义﹐归于此文也。”康有为说﹕

    这就是说﹕《左传》代替《春秋》二传之后﹐经学家的目标要么是研究毫无意义的“烂断朝报”(这不过是鱼虫之学)﹐要么就是复辟旧制﹐而《公羊》﹑《毂梁》﹑董﹑何的精神却是改革现存的制度﹐由于古文经的作伪者把孔子由政治文明的制定者﹐矮化为教人读书写字的教书先生乃至官学导师﹐所以后世的儒者就变成了弄辞章﹑考据﹑训诂﹑诗﹑科举的“小人儒”了﹐如此中国的政治文明就衰退了﹐而中国人民因为丧失了“立法者”﹐也就逐渐丧失了法律意识﹐这样中国就变成了君主集权的专制国家﹐人民“尽以其权归之人主”﹐从此也失了“民权”和“天民”的意识。

    30 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康有为全集》第三集﹐第101页。

    可见﹐康有为之所以能够如此大胆提出他的改革思想﹐并不是靠宣传西欧近代的君主立宪思想和法国的民权思想﹐在当时的中国宣传那些东西不但没有人相信﹐也没有人可以懂得。康有为宣传立宪改制﹐他依靠的首先就是今文经﹑特别是今文经学在清代所确立起来的儒学正统地位。正是这种儒家正统地位﹐为他的改制和改革提供了合法性。

    通过这样的方式﹐康有为让人们相信﹕历史的演进是制度文明的演进﹐儒学是关于制度改革的政治学说﹐改革和改制﹑建立文明的政治才是儒家的真正使命﹐这种使命就是今文经学所昭示的传统。这样﹐他就把儒家与帝国的意识形态剥离开了﹐不是帝国的命运决定儒学的命运﹐相反— 帝国衰亡了﹐而儒学则不然﹐毋宁说﹐相反帝国的兴衰取决于儒学内含的改革和改制思想动力。

    那么﹐儒家改革和改制的目标和动力又是什么呢﹖当然这就是回到孔子的理想。那么﹐究竟什么才是孔子的理想呢﹖孔子的理想就是建立文明的政治和文明的世界。就是建立一个真正平等的世界﹐同时也是一个科技不断进步的“进化世界”。孔子的理想﹑儒家价值的核心﹐就是康有为所说的“天下为公”﹐“大同”之“太平世界”的实现﹐种族﹑性别和阶级完全平等的新世界的产生﹐就制度而言﹐就是实行公有制﹐即“选贤举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不作﹐故外户而不闭”。

    “人间正道公有制”— 这就是孔子的理想。

    康有为说﹐在孔子之前﹐人类所处的是与禽兽无异的互相杀伐的时代﹐从孔子开始﹐中国率先摆脱了这种“据乱世”﹐开始进入了升平世。但是﹐所谓“升平”也不过是一个“人各为己”的私有制度 — 大道隐去﹐天下为家﹕其表现就是“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并由此起”。— 随后﹐孔子的理想由于古文经学的篡改而丧失了﹐中国文明政治的传统于是中断﹐中国社会从此止步不前。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这是康有为从《礼记》里发明出来的一句话﹐在后来的中国历史上﹐这句话一举成为近代以来中国改革与革命的格言。《春秋》两传和董﹑何学说之外﹐康有为又格外重视《礼记》— 因为“礼”就是文明政治﹐《礼记》是对文明政治的讲述﹐《礼记》的精神实质就是对理想制度的追求﹐其中包含着孔子三世进化的学说。他说﹕

    《礼记 礼运》之所以能让康有为豁然开朗﹐就是使他洞见了孔子“大同”理想﹐洞见了孔子“致太平”— 即对“平等世界”的追求﹐洞见了大同价值之于“眼中战国成争鹿”的现代世界的意义所在﹐认识到中国和中国文化的“世界使命”。康有为认为﹐一旦“经”与“权”结合起来﹐一旦孔子的大同理想与现实政治﹑经济相结合起来﹐一旦高举起争取种族﹑阶级和性别平等的旗帜﹐孔子思想不但将成为中国变法图强的利器﹐同时﹐它也会成为改造世界的利器。

    31 康有为﹕《礼运注》﹐见《中国哲学史教学数据选辑》下册﹐中华书局1982年﹐第418页。

    在康有为看来﹐西方的“权利社会”﹐当然是不知道有“大同”价值的存在的﹐而中国虽然知道有“大同”的太平世界存在﹐但却长期使之束之高阁﹐这是因为﹕一方面﹐由于后世儒学鄙视权力﹐鄙视政治﹑经济的无为倾向﹐极大地影响了孔子思想的传播能力﹐更使得这种以“虚文”为本位的学风﹐导致了近代中国连国家主权亦几乎丧失﹔而从另一方面来看﹐由于后世儒学没有“世界关怀”和“人类担当”﹐故而对世界其它民族皆以“四夷”待之﹐从而造成中国社会即使处于盛世﹐亦对世界其它民族采用听之任之﹑存而不论﹑甚至是麻木不仁的“独善其身”的姿态﹐这种所谓“华夏不治夷狄”﹑没有世界关怀和人类担当的保守姿态﹐亦使得中国社会一直停留在“小康”阶段﹐而不能向“大同”再进一步。康有为说﹕

    这也就是说﹐大同价值观之所以没有得到传播﹐不是因为这种价值观不好﹐而是因为中国国家没有能力﹐更是由于后世儒家丧失了孔子的抱负﹐康有为以为﹐在孔子之后﹐中国之所以一直停留在“小康”阶段踯躅不前﹐就是由于后世儒家没有“世界关怀”和“人类关怀”﹐因为中国一旦进入到内诸夏而外夷狄的小康盛世﹐后世儒者的思想就停留在了“独善其身”﹑自鸣得意的阶段﹐拒绝继续为争取“远近大小若一”的太平世界而斗争﹐因此﹐他说﹕孔子之道先是被荀子的“武断”败坏了﹐继而受到刘歆“伪造”的蛊惑﹐但最终则败坏于朱熹“华夏不治夷狄”的“偏见”。所以﹐“吾中国二千年来﹐凡汉﹑唐﹑宋﹑明﹐不别其治﹑乱﹑兴﹑衰﹐总总皆小康之世也”。而在康有为看来﹐中国如果不追求“大同”﹐如果不致力于改造世界﹐那么其结果便是连“小康”的“升平世”也不能保持﹐最终不可避免地要沦落到“据乱世”之中去。

    32 康有为﹕《论语注》﹐《康有为全集》第六集﹐第393页。

    那么﹐在康有为看来﹐19世纪以来的“现代世界”又是怎样的一个“世界”呢﹖我们怎么去认识这个军事技术空前发展﹑金融垄断不断加强的“世界”呢﹖康有为说﹐总起来说﹐西方社会不好﹐这并不是因为它没有法治﹐没有秩序﹐而是因为它是强权支配的秩序﹐它造成了空前的种族﹑阶级和性别的压迫﹐而且听任这种压迫的存在﹐它造成了“人生苦”﹐而却不能够响应和解决这种苦难﹐是不能响应众生苦难的社会﹐因此西方政治﹐是背离了“天道”的政治﹐无论它怎样标榜法治﹑标榜秩序﹐这样背离“天道”的政治﹐造成的必然是一个离理想的大同社会非常遥远的世界﹐— 西方近代以来制度的核心﹐就是人人各自为己的私有制度﹐是把权利争夺神圣化了的暴力制度﹐这个制度在价值上是虚无的﹐在伦理上是没有基础的﹐举凡西方社会严重的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国家间的不平等﹐特别是严酷的阶级压迫剥削制度﹐无不根源于私有制度。中国学习西方的制度﹐绝不是要建立新的权力崇拜﹑强权崇拜﹐绝不是要学习西方的私有制。一旦中国变法成功了﹐一旦中国强大了﹐中国也不要做世界上一个新的强权﹐而是要通过中国的强大和发展﹐去推动和建立一个“远近大小若一”的“太平世界”的实现。中国改革的最终目标﹐就是要彻底结束“私天下”﹐以建立“公天下”﹐就是要彻底结束一个权力崇拜的世界﹐而建立一个以和平﹑合作为最终价值的世界。在这个意义上﹐西方的制度﹐并非什么效法的最终目标﹐毋宁说正是批判和改革的对象。

    康有为敏锐地指出﹐随着工业革命的发生和机器文明的进步﹐世界上的统治者已经由国王变成了资本家﹐封建王国已经被“资本家的王国”所代替﹐因此﹐国家的强弱问题﹐也必将被阶级的贫富问题所取代﹐而领土的问题将被资本垄断的问题所取代﹐所以﹐阶级学说和均产学说的兴起﹐“乃为此后世界第一论题也。”

    康有为更提出﹕未来社会必定是共产主义社会﹐《大同书》提出了“共产之说”﹐这在中国思想史上还是第一次。他说﹕那么﹐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实现大同社会﹐即康有为所说的共产社会呢﹖康有为认为﹐这取决于以下几个条件﹐一是科学技术﹐特别是交通和通讯技术的高度发达﹐随着交通的发达﹐世界变成了郡县﹐故那时就可以一个“公政府”来治理全世界﹐而随着通讯技术的发达﹐全球化的集中生产﹑集中销售也就可以实现﹐他甚至设想了计算器和互联网这样的发明﹐这一通讯技术的革命﹐将使得全球的生产与销售可以在计划下进行﹐从而避免了私有制下生产和市场的无政府状态。34

    33 康有为﹕《大同书》﹐《康有为全集》第七集﹐第154页。

    第二是政治制度的变革﹐康有为对德国完成统一而实行的联邦制度很感兴趣﹐以为它初步以“公政府”的方式﹐将四分五裂的德国联合起来﹑统一起来﹐同时﹐他还认为美国的联邦制产生了一个更大的“公政府”﹐不过﹐康有为认为﹕无论德国﹑法国还是美国的革命﹐导致的均是列强的联合﹐而未来的联合﹐应该是被压迫民族的联合﹐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成立“大公政府”﹐与列强的联合斗争﹐其结果便是形成一个世界的“公政府”﹐这样一来﹐“大同”世界﹐平等的世界就不远了。

    未来的大同世界﹐是文明的世界﹐而康有为认为﹕这种新文明的重要表现和标志﹐就是工人阶级成为社会主体﹐“创新”成为大同社会的根本追求﹐康有为说﹕“太平之世无所尚﹐所最尚者工而已﹔太平之世无所尊崇﹐所尊高者工之创新器而已。”35 大同世界的主体是工人﹐大同世界最崇尚的是工人的创造性劳动和技术创新。“故野蛮之世﹐工最贱﹑最苦﹐待工亦最薄﹔太平之世﹐工最贵﹐人之为工者亦多﹐待工亦最厚……故太平世之工人﹐皆极乐天中之仙人也。”36

    大同世界是人人平等的世界﹐是没有私有财产的世界﹐但是﹐这样的世界会不会因为没有竞争而陷入停滞﹑丧失发展进步的动力呢﹖康有为很担心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为了防止大同世界的退化﹐康有为指出﹕尽管大同世界反对为了私有财产而竞争﹐但却鼓励各共同体以及个人为了科技进步和公共福利的改善进行充分地竞争﹐同时﹐他主张对发明创造﹑科技创新﹑文化创新进行重奖﹐主张这种奖励以荣誉奖励为主﹐也包括物质的奖励﹐而且﹐他还主张﹕各分政府可以拥有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财政自主权﹐以便通过征税对公共福利设施不断进行改善。37

    34 康有为﹕《大同书》﹐《康有为全集》第七集﹐第157页。
    35 康有为﹕《大同书》﹐《康有为全集》第七集﹐第161页。
    36 康有为﹕《大同书》﹐《康有为全集》第七集﹐第161页。

    今天看来﹐康有为这种“改造中国与世界”的胸怀和抱负﹐确乎是相当惊人的。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也许是第一个将《大同书》与毛泽东的思想进行互文式研究的重要学者﹐他指出﹕如果忽略康有为通过重新阐释儒学的“太平”﹑“大同”主张﹐所表达出的中国近代思想的先进性﹑普遍性﹐那么﹐人们就无法理解后来的“五四运动”和中国革命所提出的那些问题﹐就不能理解这种“中国思想方式”对于全人类的根本意义。从康有为本人思想的不断发展以及他对于后世的影响来看﹐他的思想中毫无疑问地包含着一种超越国族﹑种族﹑阶级和性别的“世界大同”情怀﹐包含着一种从儒家的“太平”(平等)和“大同”出发﹐拯救人类苦难的博大胸襟﹐甚至包含并预示了后来毛泽东所说的“中国要对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大宏愿。作为一个被压迫民族的知识分子﹐生活在帝国主义侵略和欺凌中国的时代﹐竟能拒绝如同时代的日本维新派那样﹐简单地复制和追随弱肉强食的19世纪世界逻辑﹐而是怀抱康德﹑马克思﹑列宁那样的世界大同情怀﹐再勾勒一卷被压迫民族视野中的普遍的“世界史”蓝图﹐在这个意义上﹐康有为恰恰表达了列宁所说的亚洲﹑中国思想在19世纪的先进性﹑普遍性﹐标志着启蒙的方案在帝国主义主宰的19世纪的世界﹑在被压迫民族﹑在中国的地平在线呈现出的新文明曙光和新思想曙光。

    《大同书》最终完成于戊戌变法失败后﹐当时的康有为已经避居印度的大吉岭﹐康德曾经以“世界公民”自许﹐而处于流亡中的康有为﹐则以“天民”自况﹔与康德将“先验法则”作为世界秩序的基础不同﹐《大同书》从“世界大同”和“众生平等”的东方情怀起论﹐38 康德的“法”所指向的是一个规范的世界秩序﹐而《大同书》却把响应﹑面对“众生苦”当作政治的目标﹐通过批判19世纪帝国主义主宰的现代制度所造成的“众生苦”﹐康有为最终从解救被压迫民族和“人类苦”的视野﹐提出了一整套重建“大同世界”的人类改革方案。

    37 康有为﹕《大同书》﹐《康有为全集》第七集﹐第175页。

    38“不忍之心”看起来是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但是﹐佛教却是否定人的现实欲望以求解脱的﹐而康有为则认为阻碍了人间平等自由是“制度”﹐而非“欲望”﹐他对于欲望是肯定的﹐这是他与儒家和佛教的根本不同之处。

     康德的“三大批判”是对知识和思想方式的批判﹐而康有为《大同书》的批判﹐则是对于现存制度的全面批判﹐他认为﹕要实现文明的政治﹐就必须批判霸权政治﹐要达到大同﹐就必须对据乱世的根源进行批判﹐于是﹐康有为的大同理想﹐首先就是建立在对于民族国家形式的欧洲现代军国体制的彻底否定之上的﹐此乃他与黑格尔的根本不同﹐而这就是《大同书》中的“第一批判”﹕“去国界合大同”。康有为认为﹕“有国界之害”的最大表现﹐或曰欧洲形式的现代民族国家之“大害”﹐就在于战争﹐欧洲民族国家是被作为战争机器而设计出来的﹐这种形式的现代政体必然要把战争加诸于全世界的头上﹐同时把战争国债和税收加在劳动者头上﹐发明战争国债﹐这是人类前所未有之灾难。因而﹐他认为“欲去国害必自弭兵始”。即只有拔去民族国家的战争功能﹐才能谈得上人类永久和平﹐也才能谈得上康德意义上的那种世界和平。

    不过﹐与西方先进的思想家们不同﹐康有为能够更进一步认识到﹐欧洲殖民主义又是建立在种族主义伦理之上的﹐因此﹐对于欧洲国家体制的批判﹐必须触及欧洲人自身长期不愿正视的“种族主义”问题﹐对现代欧洲国家的批判﹐必然也要涉及到对于现代种族主义政治的否定。在《大同书》“去种界同人类”一篇中﹐康有为谈到了我们后来称为“生命的政治”(bi-political)的种族主义﹐详尽地论述了种族主义如何成为现代西方殖民主义的基础﹐并且深刻地谈到破除种族主义﹐对于破除现代西方启蒙方案的重要意义。尽管在《大同书》中﹐康有为将种族主义制度仅仅理解为白种人对于黄种人的压迫﹐而没有触及其它种族的人们的苦难﹐甚至也以为棕色人种和黑人不如白种人和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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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人优秀﹐即他对种族主义的批判也还并不彻底﹐但是﹐康有为提出的克服种族主义的方案之一﹐就是实现迁徙的自由﹑跨种族的居住的自由﹐他对种族问题的揭发的深刻性及其论述的系统性﹐与当时﹑乃至今天的欧洲思想家相比﹐毫无疑问也算是先进的。
《大同书》的“第二批判”﹐就是对性别歧视的批判﹐对女性解放的呼吁﹐这就是《大同书》中“去形界保独立”一篇的要旨。而这一部分论述对于后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中国革命思想﹐甚至毛泽东本人的思想﹐显然影响甚巨。

    《大同书》的“第三批判”﹐就是对批判私有制的批判﹐在“去家界为天民”一篇中﹐康有为指出家族制度乃私有制度之源﹐他说﹕佛教主张“出家”﹐这对养育自己的父母来说﹐是一种不公平和不平等﹔而中国的“家天下”﹐特别是“以一人养一家”﹐这对于“一人”而言﹐也是不公平和不平等﹐至于西方的“个人自由”﹐无非是只顾自己﹐听任社会不公﹐这更是大私。他认为﹕人类之所以需要家庭﹐主要是由于生育﹑教养﹑老病需要家庭来承担﹐而一旦将生育﹑教养和老病归之于公﹐“盖自生养送死皆政府治之﹐……是不待出家而自然无家﹐未尝施恩受恩﹐自不为背恩﹐其行之甚顺﹐其得之甚安。故必公天下﹐而后可至于太平大同也。”39

    39 康有为﹕《大同书》﹐《康有为全集》第七集﹐第93页。

    康有为指出﹕家族制度﹑宗族制度和民族制度在历史中形成的必然性﹐实际上都深深植根于人类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 — 即生育和教养制度﹐因此﹐要摆脱家族制度的束缚﹐就必须造成一个能够承担起生育和教养责任的更为合理的社会﹐需要社会和“公政府”承担起建立“育婴院”﹑“小学院”﹑“中学院”和“人本院”这些机构的责任。因此﹐家族革命﹑民族解放和民族革命必须要伴随着彻底的社会革命﹑教育革命。

    而《大同书》的“去产界公生产”一篇﹐则是对建立在私有财产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这分别包括对于土地私有制﹐资本驱动的工厂劳动﹐代表资本家利益的党派政治﹐西方金融垄断的逐一批判。康有为指出﹕私有制的根源﹐不仅仅在于资本家和大商人与一般劳动者之间的财富差别﹐而更在于信息的不对称﹐这种信息不对称﹐使得资本家和大商人总是可以在竞争中取胜﹐但是﹐康有为充满自信地指出﹐这种信息的不对称﹐将随着技术的发展﹑教育的普及和政治制度的改革被消除。因此﹐教育的公平﹑知识的公平﹑信息的共享﹐是康有为大同世界的一个重要内容。40

    而在康有为写作《人类公理》(即《大同书》)的时代﹐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尚未问世 — 也就是说﹐当时的欧洲还并没有如此系统的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面批判的纲领。总起来看﹐康有为的《大同书》是一部全面论述现代社会种族﹑性别﹑阶级﹑国家﹑社群问题的著作﹐上述批判也是一个有机联系﹑逐步推进的整体﹐它最终成为对19世纪以来欧洲现代方案的全面拒绝﹐成为对权力政治的全面拒绝﹐并通过这种批判和拒绝﹐以劣种﹑女人﹑劳动者为主体﹐去重新制订一个人类合理交往﹑有机团结的大同世界的普遍公理和普遍公法﹐去召唤一种文明政治的产生。

     康有为的《大同书》是现代中国革命思想的先声﹐它犀利地揭露了中国封建体制和西方现代体制拥有着共同的前提﹕以暴力为本﹐对于女性﹑下层劳动者和弱势种族的压榨。它的写作时代与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尼采的《论道德的谱系》大致相同﹐《大同书》不但总结和提供了中国传统知识现代化的新的谱系﹐把女人﹑小人和“劣种”当作未来和平的“大同世界”之捍卫担当者﹐而且力图以中国思想为基础﹐第一次尝试着“以中国为方法﹐以世界为对象”﹐去重建具有世界普遍意义的现代伦理﹐去建立一种新的政治文明﹐去建立一个现代世界的普遍认同。《大同书》开创了现代中国改革和革命的道路﹐它使得“中国模式”﹑“中国方法”﹑“中国道路”﹐第一次成为可能 — 而这就是《大同书》的历史意义所在。

    在中国近代历史叙述中﹐戊戌变法运动仅仅被解释为中国现代改革运动的一环(立宪改良)﹐从而﹐康有为思想的价值也仅仅在其“变法方略”的意义上得到研究者的肯定﹐而《大同书》更被当作康有为的失意之作﹑当作一种纯然的空想﹐长期被研究者束之高阁。但是﹐正如魏斐德所指出的﹐将康有为视为“改良派”﹑“政治保守派”是不正确的﹐因为康有为的思想比当时的革命派更为激进﹐实际上﹐康有为既是一个充分现实的改革家﹐同时又是一位高度的理想主义者﹐只有这二者的高度统一才能解释康有为﹐只有“经”与“权”的高度统一﹐也才能解释近代以来的中国革命和中国改革。没有最彻底的改革和革命的意志﹐中国就会停留在贫困落后的状态﹐也就不会有历史的发展和进步。而如果没有人类的情怀和世界的担当﹐现代中国的复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将成为对于西方强权逻辑的复制。

    40 康有为﹕《大同书》﹐《康有为全集》第七集﹐第155页。

    未来社会必然是一个工人当家作主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创新的社会﹑一个公有的社会﹐一场由精英发动的改革﹐却将主体落实在全世界的底层和被压迫者身上﹐康有为的这种奇妙的双重性格﹐甚至使得他与毛泽东在思想结构上具有了某种相似性 — 持续的改革和不断的革命之所以是必要的﹐关键就在于不断将改革的主体落实到下层最广大的民众身上﹐如此才能抵抗人和世界不可抑止的退化本能。41

    41 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着﹐李君如等译﹕《历史与意志 — 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31页。

    今天看来﹐是否存在一个“中国模式”或者一条“中国道路”— 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道路﹐这并不是一般地将中国改革者和革命者的思想视为“空想”﹑乌托邦的人们所能够回答的。因为一百多年来中国革命和改革的历程已经昭示着﹕以人民战争的方式击溃帝国主义的军事霸权是可能的﹐而以勤劳革命的方式完成工业化发展是可能的﹐同样﹐按照劳动者的愿望和斗争去变革生产方式﹐造成一个不断改革和革命的正义运动 — 这也是可能的。

    尽管倘若康有为生于今天﹐他恐怕依然会指出我们的时代离开“大同社会”还差得何其遥远﹐但是﹐他却无疑会这样说﹕不追求“大同”﹐“小康”社会就不能保持﹐不改造世界﹐中国的复兴也没有可能﹐没有“大同世界”的愿景﹐中国的“和谐社会”也就不能实现。不断从最基层﹑从全世界去发现改革的动力﹐将改革和革命进行到底 — 这是因为中国文明对于“世界”负有责任。著名的德国汉学家傅朗克(Otto Franke)在20世纪初说﹕

    魏斐德亦曾用“历史与意志”为题描述中国思想之运动﹐那么﹐究竟什么才是他所谓潜伏在数千年漫长中国历史中的“意志”呢﹖如果这一“意志”不是黑格尔所说的个人或“市民社会”所承载的“自由”﹐它在中国文明的语境中又是指什么呢﹖
我们只能说﹕这种面向“大同”的历史意志的核心就是“远近大小若一”之“平等”﹐是政治平等﹑经济平等﹑性别和种族平等的追求﹐是这种“众生平等”理想在全世界范围内 — 在全人类的实现。

    中国古代的先贤乃至于历代的统治者﹐实际上都没有真正迷信过一个朝代﹐一种体制的永存和万寿无疆﹐在他们看来﹐在历史沧桑和王朝兴衰之外﹐唯一能够源远流长的﹐确实是一种道德意志﹐正是这种道德意志﹐构成了超越个别王朝命运的“天命”。因此﹐维系天命﹐首先就是维系那种为国家﹑为民众牺牲请命的圣哲意志。这就是《周书》中所谓﹕“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长﹐是以并建圣哲﹐树以风声﹐分以采物﹐着之语言﹐为之律度﹐陈之艺极﹐引之仪表﹐予之法制﹐告之训典﹐教之防治﹐众人赖之﹐而后即命﹐圣王同之。”

    在这个意义上﹐“大道之行”的“道”所代表的﹐当然不是哪一个朝代﹑哪一种制度﹑哪一个家族﹐因为它所代表的﹐是对天下百姓疾苦的感同身受﹐是为下层小民请命的道德意志﹐而这种道德意志就是超越朝代和时空﹐贯串于整个历史中的“天命”。

    同样﹐在中华文明中﹐究竟是作一个“大人”﹐还是“小人”﹐这并不是由权势﹑地位和财富来决定的﹐更不是由性别和族裔来决定的﹐而是由胸怀﹑担当和视野来决定的。决定“大我”与“小我”﹐大人与小人的﹐是胸中是否“怀道”﹐而非“怀己”﹐是否“怀义”﹐而非“怀利”。与欧洲文明不同﹐在中国的宇宙观和社会观中﹐“自我”从来不是孤立的﹐因为“己”的上面有家﹐家的上面有国﹐国之上而有天下﹐与天下百姓同心同德﹐斯为大同。“位卑未敢忘忧国”﹐处江湖之远﹐而不敢忘怀家国天下﹐“公者千古﹐私者一时”﹐这就是超越小我而达致大我的社会进化之道﹐这就是摒弃自私自利之心的成人之道﹐以此命令中国人去追求作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对人民有利的人。

    还有 — 如果说﹐在中华文明中﹐道德意志是与天并举的主神的话﹐那么黎民百姓则是另外一尊堪与天齐的主神。我们的祖先早就说过﹕“民﹐神之主也。”他们还说﹕“国将兴﹐听于民﹐国将亡﹐听于神。”“民所欲之﹐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把人民抬到了上天的地位﹐人民比天还大﹐而中华文明的这一特征﹐在人类文明史上是独有的。它把“不平等”视为人间最大的侮辱﹐并把追求平等和“公的社会”视为历史进步的根本动力﹐而这也就是数千年来“陈王奋起挥黄钺”的中国改革与革命运动之根源。

    而这些都被《大同书》继承下来﹐“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成为现代中国人叙述历史﹐解释﹑创造新的历史的重要精神动力﹐并最终将苦难的中华民族引向天安门前那响彻世界历史的宣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正是一卷《大同书》唱响了“红旗”﹐并将我们引向“短促而伟大的20世纪”— 引向“为有牺牲多壮志”的中国革命。

 

 

 

 

发件人:"儒家邮报" <rujiayoubao@vip.163.com> 2011-10-11 09:15:57 +0800 收件人:抄送:标题: 儒家邮报第166期-共和国62年暨孔子2562年〔耶稣2011年〕阳历10月11日

重建中华礼仪之邦 再造现代君子国度

——兼论当代儒家社会组织的历史使命、定位和建设

北京儒学书院 柳河东

2011年10月

前言

严峻之现实,宏大之命题,长远之目标,伟大之使命;
历史之智慧,现代之机制,主体之定位,合力之所系;
系统之工程,非常之举措,长期之奋斗,切实之行动。

    兴礼仪,振纲常,教国民,育君子;抑功利,制贪欲,美风俗,厚人伦,提升全体国民的道德境界,为建设一个外彰礼仪,内满仁爱,君子风行的文明国度而努力。

    关键词:礼仪 君子 儒学 儒家 儒教 社会组织 建设

    没有崇高、长远、伟大的奋斗目标和理想,将不是真正的儒家。离开崇高、长远、伟大,当代儒家亦不会有真正的崛起、挺立、有为,既使一时起来,亦难有长久、持续的兴旺和作为。正象儒家从来都不脱离现实、平常、日用一样,自诞生起数千年来,崇高、长远、伟大已成为她的标志性品性,内化为她的重要生命基因,这亦是其强健生命力的根源所系。

    面对市场经济大潮澎湃、人欲横流、礼崩仁孤的严峻现实,没有明确的担当主体,没有坚强的组织,聚合伟力,形成涤污之浩荡洪流,高大理想只会沦为空谈。不继承文明古国超长维稳、超常文明的传统礼教经验,不借鉴西方非政府组织、现代教团运作的先进经验,不敢大胆创新,融贯古今中西,进行当代儒家社会组织全方位、系统性的开创性有为建设,兴礼仪、教国民只会流于形式。

    中共十七大提出“新社会组织建设”与“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重大命题,中共九十年历史经验总结大会上再次强调建设“精神家园”,并提出“重德进贤”之任务。本文立足实践与操作,试提出当代儒家破解此一重大时代命题的战略思路和实施途径来,同时借此以论当代儒家社会组织的使命、定位、任务、运作与建设。

一、时代命题:兴礼教、抑贪欲、敦人伦

    “中国者,礼仪之邦也”。不仅是褒赞之词,更有深层含义,古代中国是礼教之国。长期以来,“礼仪之邦”、“礼教之国”,不仅是中华儿女引以为豪、中国在世界享有盛誉的美名,亦是中国得以超长稳定、超常维稳、长治久安的重要内因,更是中国政治文明的优长。我们不该遗忘,不该舍近求远,舍本逐末。认真反思,在近百年来的西化潮流中,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东施效颦”、“邯郸学步”的教训过重、代价过大了。


    (一)时代危机与反思:重建与再兴的紧迫性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科技发展成就,但亦出现了不少问题,功利主义盛行,投机主义严重,享乐主义弥漫,腐败屡禁不止,市场假劣为多,社会诚信缺失,国民精神空虚,道德水准滑坡,不和谐音符增多,不稳定因素增加,人的生存环境日益恶化,资源和生态问题成倍增长……表面的经济繁荣之下潜伏着诸多社会危机,时代发出了新的预警和呼唤。


    三十年来,物质家园建设上,我们长期重视,已有骄人成就。精神家园建设上,却一度忽视。物质家园,我们已极大富足。精神家园,却落差很大,显得空虚,甚至荒芜已久,杂草纵生。

    最大失误在于:为了摆脱贫困,急求发展,走向了极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极大地调动起人逐利的积极性,走偏成:集体追逐功利,良知遭蒙,贪欲放大。

    一个人的贪欲是有限的,而资本与功利主义所联结成的现代集团贪欲,大的却是超乎异常。今天,环视国内与世界,资本所过份聚结、助长、推波而成的超强大集体的贪欲,几乎达到了“无法无天”的境地,甚至“养虎为患”为无坚不摧的巨大邪恶势力。世界上最强大的政府都难以抗御其“绑架”,发动一场场战争,不是美国国民说了算,也不是国会与总统说了算,而是极少数的财团寡头所决定。

    资本好比是匹野性十足、威力无际的烈马,驯服与驾驭好的话,可以继续造福人类;放任与失控的话,不仅会将整个中国与中华民族推向绝路,亦会将人类带向深渊。若不引起足够的警惕和警醒,后果不堪。

    处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巨大转型期的当今中国,政治上稳定一统,但经济及其他领域特别是工商业界却成 “诸侯争霸”之态势、“春秋战国”现代放大局面。功利主义深深浸入了我们的社会肌体,许多神圣的职业遭到沾污,许多高尚的领域不再贵洁,人人崇尚“利”,孜孜以求“利”。其结果必然是,贪欲膨胀,人性恶化,兽性泛滥,伦理不存,礼仪荡然。而且渐渐成为一种强大势力和巨大惯性,继续愈演愈烈的坏形势、恶势力,反过来,又会吞噬和瓦解经济建设成果。如不加以有效遏制的话,最终的结果是,不仅人人得不到稳靠的“利”,而且人人自危。我们曾引以为豪的高速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到了该深刻反省的时候了。现代工商、资本主导的文明发展模式到了该修正、与转向的时候了。

    礼崩乐坏、仁失信缺,小人盛行、君子隐没,道德缺失、严重失和,超高能耗、生存危机是国人集体贪欲放大的必然结果,亦是中国转型期体制不完善,信仰与廉耻缺失,价值观混乱所致的严峻现实难题,需要我们共同破解。而重建纲常、重兴礼仪,抑制功利、克制贪欲,重塑人伦、再造新风,则是最好的破题之钥。

    (二)历史经验的汲取:重建与再兴的必然性

     “君子”,是儒家文化典籍中出现频率极高的、与“小人”相对的一个词汇、概念,仅《论语》中就出现一百多次,“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一个小人之风盛行的国度,一个孜孜以求利的民族,是难以和谐与长久的。一个不崇尚仁义、不倡兴君子之风的国度和民族,是无法真正找到和谐之道、长兴之路的。

    1000年前,宋朝大儒张载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500年前,明代大儒王阳明创立了心学,发展了心性儒学,提出“良知之教”,主张“致良知”以达“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之境界;相信人类的良知虽遭遮弊,但终会彰显。140多年前的日本,仁人志士在引进西方现代工商文明的同时,尊孔兴儒,保持中华传统文化精髓,提出“《论语》加算盘”、“士魂商才”,推动了明治维新和现代化,创造了优于西方的工商业文明,实现了“以义制利”、“义利统一”。

    今天,又逢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我们人类的“良知”、中国人的“良知”,受到资本、工商、功利所助长的贪欲的史无前例的巨大遮蔽。为何数千年来先贤主张“重义轻利”、“以义制利”,古人“重农轻商”,为何马克思及中国老一辈革命家警惕资本?是有大智慧在其中的。如何救偏补弊,克制我们的贪欲,恢复与彰显中国人共同的“良知”;如何落实“科学发展观”,持续发展、和谐发展。回过头来,潜下心来,从古代为政文明、传统礼教中汲取营养,大有裨益。


    当今中国,不缺科学、法治,不缺学术、艺术、技术,唯缺操守、道德。不缺聪明,不缺小智,唯缺大智慧,唯缺道与德。无论是科学技术、生产工艺,还是法律知识、管理方法、艺术技法等等,我们都可以通过教育手段在短期内完成培训,将之快速地传授给学生、徒弟、新人、下一代。唯有道德、操守难以短期内进行培训和传授。


    数千年中华文明历史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昭示我们:中华礼仪教化,如春风化雨,是陶民性、培民德、敦民风、育君子、兴善行、造和谐的有效途径,也是保障国家长治久安,民族持续兴盛的重要举措。回首中华历史,夏朝四百年、商朝六百年、周朝八百年、汉朝四百年,唐、宋、明、清四朝均能保持长达约三百年的历史,实属不易。世界上哪个国家、民族可以做到这样?中国古代王朝能够久兴不衰,除了有古代帝王政权、刑法、军事等做保障和维系外,中华礼乐教化制度和运行机制更是功莫大焉。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恶之家,必有余殃”。“楚国无以为宝,仁亲以为宝”。 如何提高当前国民幸福生活指数,如何确保国家长治久安?重建中华礼仪之邦,再造成现代君子国度。兴礼仪,振纲常,教国民,育君子;抑功利,制贪欲,美风俗,厚人伦,提升全体国民的道德境界,建设一个外彰礼仪,内满仁爱,君子风行的文明国度。舍此,别无他方。


    (三)重建与再兴的世界意义

    只有重建礼仪和再兴新风,中国和平崛起才会让世界相信是真实的“和平崛起”。今天的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的确让世界担心,尽管我们声称是“和平崛起”,但国人低下的素养和巨大的欲望不能不令世人担心,甚至恐惧。


世界会因中国在转型发展中的成功示范,推动世界早日走向和平与和谐。重新成为礼仪之邦的中国,尊崇儒家“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天地万物一体之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而不同”、“四海之内皆兄弟”、“协和万邦”、“天下关怀”、“大同世界”等优秀理念和价值的中国,将会在和平世界、和谐人类的国际新秩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


能够修己以达仁,克己以兴礼,德行美好的时代君子大批涌现,一个“富而好礼”、富裕而文明的国度,一个“威而不猛”、强大而安和的国家,是中国人民的最大福祉,也是世界人类的幸运。

二、担当主体:当代儒家社会组织解析

“再造与重建”是一项前无古人成法、成例的开创性时代伟业。完成这一崇高、伟大、艰巨历史使命,任重而道远。这是一项需要凝聚巨大力量、长期为之奋斗的的系统工程,需要专门的社会组织分期、分阶段调动社会各种力量去研究、推动、探索和组织实施。担负这一历史重任的专门社会组织,我称之为“当代儒家社会组织”。现从其现代形态、历史经验、性质定位、功能任务等方面做初步解析:


(一)儒家社会组织的现代形态


我在“第三次世界儒学大会”中提出:儒家文化复兴在未来三十年要走过“三部曲”:初级、中级、高级三个阶段,也可以说是三种当代儒家社会组织,即儒学组织、儒家组织、儒教组织依次走向儒家文化复兴的前沿阵地、交替担负主力军,并通力合作、相辅相成的三个阶段过程。


儒学组织,主要是指儒学社团及相关组织,是以有着高度儒家文化自觉的文化精英,如儒学专家、学者等为主体成员,重在儒学学术理论研究与传播,儒学复兴社会思想动员。在初级阶段担负着复兴儒家文化的主力军作用。如: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华孔子学会、中国孔子基金会、中华儒学会,各省、市县儒学会、孔学会、国学会,高等院校、大型企事业中的儒学社、国学社等。


儒家组织,主要是指儒家社团及相关组织,是以社会精英为主体,其成员怀有强烈的儒家文化情怀,致力于弘扬儒家文化,组织更严密,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中、上层面具有更大的影响,在中级阶段担负主力军作用。如:中国儒家协会、中华儒家社团联合会、中华儒家文化促进会、中国儒学复兴会、中华儒商联合会,各省、市、县儒家文化促进会、儒家协会、儒学复兴会等。


儒教组织最为严密,它是以儒家文化的价值观为信仰,具有宗教热情,成员可以是任何人,从平民到国家领袖,具有全社会的影响力,在儒学复兴高级阶段担负主力军作用。如:中国儒教协会、各省市县的儒教会、孔教会、文庙等。


(二)儒家社会组织的历史经验


严格意义上讲,历史上儒家是不存在我们今天学理意义上的社团组织的。为了实现历史与现代社会的接续,也为了探研、实践、传播上的方便,我亦将之分成儒学、儒家、儒教组织三类。


儒学组织:以探明学理,求智达仁,成就“士”精神、君子人格和圣贤境界为目标,以学社(学教)伦理为纽带,以师生、同学(同窗、同班)、同门关系结成的松散性组织。历史上成功的典范有:孔门学派、孟子学派、董子学派、朱子学派、阳明学派,东林学派、姚江学派、河东学派等。以学派形式出现,以民间办学讲学为主,后期与国家科举制相关联,在学教研(学习、教育、义理探研)活动中实践“师生”与“同门”之间的“仁”道“礼”制,并积极参于和影响政治实践,通过集体智慧促进儒学与时俱进,成为国家的主流思想,为提升社会精英的人文素养和家国的文明久治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保证。


儒家组织:以敦睦人伦、培养情义为目的,追求父慈子孝、兄友弟悌、夫和妇顺之情境,以家社(血亲)伦理为纽带,以长幼、夫妇、同辈、同族等关系结成的儒家组织。如:历代普遍存在的大家族。在家社(家庭、族社)生活中实践“长幼”与“同辈”两种基本关系之间的“仁”道“礼”制,移孝于国为忠,移悌于国为和,成为国家治理与礼教的基本单位,为教育子弟,教化民众,维系家族体系和社会秩序,维护国家政权长期稳定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儒教组织:孔子被神圣化后,孔庙和祭孔的兴起,形成以神道设教和礼仪教化为形式,呈政教合一的国家宗教组织形态。“自天子以至于庶民”皆要祭孔尊孔正心修身,在盛大、隆重、庄严的祭孔释典礼和日常的尊孔重教礼仪之下,在优秀的儒学组织、普遍的儒家组织的相推互动下,促进了礼乐刑政制度和大一统的封建皇权建设,为社会精英安身立命,为普通民众安顿心灵,培养敬畏、感恩之心,视听言动自觉合乎封建礼法,保持国家长期稳定、统一、发展起到了有力的保障作用。有一点需要强调,仁道礼制不仅维护家长、国君的权威,同时,也对长、君的权力进行了有效的制约,如:孝道、师道、圣道、学统对君权的制约非常有效,实现了高度的政治文明。


数千年来,以上三种组织或独立运作,或通力合作,弘扬了以“仁”为核心理念,以“礼”为重要规范,以“五常”为核心价值观,以“中庸之道”为基本方法论的儒家文化,政治实践上达到兴礼教、育君子,厚人伦、美风俗的成效,确保了中华民族的经久不衰,中华文明的绵远长兴。


(三)当代儒家社会组织的定位和任务


社会组织是为了实现特定的目标而有意识地组合起来的社会群体,如企业、政府、学校、医院、社会团体等。新社会组织是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新涌现出来的相对于政党、政府等传统组织形态之外的各类民间性的社会组织,包括中介组织、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以及各类群众团队。


当代儒家社会组织作为一种新生的“新社会组织”,属社会团体,是介于企业与政府之间的非企业组织或非政府组织。其不以盈利与行政为目的,不具备工商经营实力与社会管理权力,凭借自己的公信力与影响力,依靠组织成员的道德表率和宣导,得到政府、企业等社会各界的广泛资助与支持,以弘“仁”道、建“礼”制,明义理、兴教化,追求君子人格和圣贤境界为目标;担负着弘扬儒家文化、振兴礼仪教化,建设现代伦理纲常、提升国民道德素养,推动新时期民族的伟大“修身”、“铸魂”工程之任务;发挥着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保障民族文明永续,促进社会美好、和谐、进步的重要作用。


三、行动框架:人文荒漠中遍兴儒家绿洲


在当前的中国,乃至世界,工商强势,功利盛行,人欲横流,仁稀礼失。当代儒家社会组织建设好比在人文荒漠中植绿洲,一方面要积极作为,另一方面要生存发展,极其艰难。需要抓住机遇,重点突破,更需系统筹措、整体推进。以下简论十大建设任务:


(一)组织建设


组织是事业兴旺的基础和保障。应全面推进世界性、全国性、地方性和各级基层、实体性的当代儒家社会组织建设,为弘扬儒家文化、振兴礼仪教化事业提供坚实的组织基础和有力保障。


世界性组织建设。在建设好国际儒学联合会的同时,积极筹建世界儒家联合会、世界儒教联合会,形成世界范围的儒学、儒家、儒教等联合起来共兴儒家文化的良好局面。建设世界性组织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一、儒家文化不仅是中国的,也属全人类共有,不仅可以造福中国和中华民族,也可以造福世界和人类;二、国际性互助援助有利于增强各国儒家社会组织的活动力量;三、国际性组织的指导和支持,有利于增强各国儒家社会组织相对于本国政权的独立性、自主性。四、海外国家注册创建儒教组织容易。


全国性组织建设。当前国内对学术性、文化类、宗教性的社会团体采取的是监管和限制政策,只许有一个、不许有第二个同类的社团,不允许社会团体设立呈“金字塔”型、层层管理的地方分支机构。因此,在建设好中华孔子学会、中国基金会的同时,要积极争取上层和中央、国家离退休老领导的支持,为儒家文化建设开“绿灯”,积极创办中华儒学全国总会、中国儒家协会、中国儒教协会等。当然,儒家协会、儒教协会的创建需要长时间,一方面是社团领袖、儒教领袖及各级经营管理人才的培养、成长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另一方面,也将涉及中国社团管理法规的重大修正和改进。


地方性组织建设。许多省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建立过孔子学会,但大多因创办人逝世或年高而归于沉寂,唯有不多的几个省接续了下来,如:山东省孔子学会、吉林省孔子学会、中原孔子学会后改为河南省孔子学会、山西孔子学会改注册为山西省孔子文化研究会等。儒学会多为上世纪九十年代和本世纪初产生的,现有的省级儒学会为:广东省儒学会、广西省儒学会、山西省当代儒学研究会、浙江省儒学学会、贵州省儒学会、河南省儒家文化促进会等。实践证明,学术研究、理论探研不是儒学会、孔学会的优长,财力上的先天不足是重要因素,而且单纯搞学术和理论研究没有活力和发展前途。本世纪初新成立的几家省级儒学会、孔学会在运作模式和机制上的大胆创新很有启示:当前,建设以“三儒(儒学、儒官、儒商)联动”,群众喜闻乐见的儒学普及工作为重点的儒家文化促进会、国学促进会、传统文化振兴协会等儒家社团更便于运作,也更有活力。


基层组织建设:市、县级及高校、大型企业中的儒学、儒家、儒教组织建设。目前比较薄弱。已正式注册成立的市级儒学组织有:苏州儒学会、温州儒学会、荷泽儒学会、深圳儒学会、晋城市儒家文化促进会、吉林市孔子学会等。县级儒家组织,较有活力的仅有山东曲阜儒者联合会、浙江温岭市孔子学会、河北行唐县振兴传统文化协会等数家。根据调研,建议当前应加大力度建设社会精英支持、大众广泛参与、以儒学普及和儒教实践为主的儒家组织,并主动与省级儒学社团加强联系,或申请成为团体会员,得到工作指导与支持。


实体性组织建设:文庙、书院、现代私塾、民间读经机构、网站、等。儒教组织有:深圳市孔圣堂,在儒教实践与传播上初有成效,在深圳已产生一定影响力。


(二)队伍建设


人才是事业兴旺的基石与支撑。在组织创建与发初期,没有领导性、领袖性人才牵头,绝无创立与发展的可能。组织创立后,没有优秀的管理、经营、开拓性人才,无发展壮大的可能。组织建立后,没有优秀的研究、教育、传播、宗教人才,组织功效发挥不好,则无组织存在的必要。因此,各级儒家社会组织,从创立始就应高度重视各种人才,特别是是领袖人才、领导人才、管理人才、组织人才、经营人才、研究人才、教育人才、宗教人才八大人才的吸收、培养工作。


与此同时,儒家社会组织的强大社会影响力与作为,既来自于组织本身的公信力和影响力,又来源于其成员的表率和感召力。当代儒家社会组织成员应是有着强烈儒家情怀、深厚儒学修养、坚定儒教信仰的群体,不是高高在上的道德说教者,而是礼仪践行之表率、国民道德之楷模,是正仁心、明信义、致良知的时代先锋、时代君子。因此,尽管人才重要,但道德和素养更根本。奉献精神、开阔胸襟、儒家情怀、君子风范是当代儒家组织全体成员和人才必备的精神和素养。


(三)阵地建设


儒学是生活化、工作化、学习化的,也是政治化、经济化、社会化的,儒家社会组织的影响和传播阵地应该说是无处不在,家庭、学校、机关、企业、剧院、会堂、馆所等无不是儒家文化存在和影响的地方。这里,我们所探讨的专指儒学宣传、儒家活动、儒教传播的核心阵地、重要场地,如:文庙、书院、学校教室、企业礼堂、农村祠堂、社区讲堂、城市会堂等。


文庙建设。文庙是当代儒家社会组织开展工作与活动的核心道场,通过组织祭孔、中华圣诞节、中国礼拜天、开笔礼、成童礼、成人礼、婚礼等现代儒家礼仪,发挥国民素质教化的功效,将其建设成为现代国民的精神家园和人文素养教育基地。搞好四级文庙制建设:中华儒学全国总会或中国儒教协会与国家文物部门相合作,建设好两座国家级文庙:曲阜孔庙、北京孔庙,作为全国性儒林重大活动的场所;各省、市、自治区儒家社会组织与当地文物部门合作,在31个省、市、自治区省会城市建设31座省级孔庙,做为各省、市、自治区儒林重大活动的场所;各市、县建设好400座市级文庙、2800座县级文庙,作为市县儒林重大活动的场所。儒家社会组织首先考虑与文物部门合作修建原有文庙,没有文庙的新城市发挥、调动各方积极性重建新文庙,如:广东三水市文庙是由香港孔教学院院长汤恩佳为家乡捐建的;山西汾阳文庙是由当代儒商孔祥生为家乡捐建的,造价均很高,规模很大。


书院建设。书院做为民间会讲、学派活动、经典教育和人文教育的道场,面向社会精英和成人开展经典教育、励志教育、当代儒学在职专业教育、国学教育等,重在提高儒学、国学人文素养和国民道德素质,与现代以知识、技能、专业教育为主的学校教育相互补、相辅翼。建设上多途径:可与文物部门合作修复、重建当地的历史知名书院,如:定州的中山书院、运城的河东书院等;可以依托当地高校、得到政府与企业的支持新建书院,如:贵州大学中华文化书院,虽为现代建筑,但古色古香,规模气派;当代儒者筹资建设全新书院,如:阳明精舍、长白山书院等。中华儒学全国总会或中国儒家社团联合会设立“中国书院专业委员会”,亦可创办中国书院研究会或联合会进行指导、扶持、教学联动,争取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支持,力争在10-15年内实现平均在每个县建有一座书院。


学校阵地建设。一方面,在大、中、小学教学大纲和课程按排上,继续加大传统文化和儒家文化课程的比重;另一方面,在院校内开办国学、儒学教研机构。目前高校中设立儒学教研机构的有:中国政法大学国际儒学院、山东大学高等儒学研究院、上海师范大学国际儒学院、四川大学国际儒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其他院校应积极效仿与跟进。海口中学将在新学期开设国学班,亦值得其他中学学习。使偏重知识教育的现代学校教育有效融进国学教育、儒家教育,增强学生的文化底蕴和发展后劲。


企业阵地建设。过去农耕时代儒家文化赖以生存和传播的基本单位大家族不存在了,今天工商业时代的企业,特别是大企业、大集团是当代儒学传承的“新家族”。方太集团等企业建有孔子学堂,海航集团编印有《中华传统文化学习读本》,新员工试用期满要考中华传统文化课,等等。许多企业在学习传承儒学、国学以提升员工的人文素养和企业竞争力上已先行一步,许多有战略眼光和文化担当的企业领导人力图将企业打造成经济效益与人文效益双有为的企业。当代儒家社会组织应注意加强与企业的联系与合作,促进当代儒商队伍的壮大。


乡村阵地建设。宗族祠堂、乡贤祠、关帝庙等的修复与建设;书香门第的扶持和重建;指导宗亲会的建设和工作开展:建祠堂、修家谱、祭祖宗、育子弟;指导乡村“红白理事会”的工作,提倡文明、节俭而能彰显儒家礼仪、敦睦民风的嫁、娶、丧、祭,孩童满月、三岁、十二岁庆,老人寿诞,乔迁喜庆等仪程,寓教于俗。


城市阵地建设。与城市宣传部门、精神文明办、社区合作,开办社区国学讲堂、城市大讲堂,联合开展文明城市、文明社区,书香城区、礼仪城区共建活动。

    机关阵地建设。与党校合作,开展领导干部学国学、学儒学、学礼仪等活动。如:中央党校为省部级干部开办了国学系列讲座,与国际儒联联合举办了“马列主义与儒学”论坛,出版了《领导干部国学大讲堂》丛书等,各省、市党校亦应学习与推广。

    (四)理论建设

    包括指导与推动儒家文化复兴的基础理论和制度理论建设两个层面。基础理论建设,是指当代儒学学术、学理的体系建设,以当代儒家哲学和儒家伦理学为核心,以当代儒家政治学、儒家经济学、儒家管理学、儒家教育学、儒家宗教学、儒家生态学、儒家国际关系学、儒家社会学等为主体的儒家当代学术体系理论的系统建设。制度理论建设,是指儒家基础理论与现实生活对接,影响和指导现实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的方式、机制、制度安排,如:当代儒家市场伦理、当代儒家政治伦理、当代儒家宪政理论、儒家社会组织建设理论、现代儒教建设理论、当代儒家教育制度、当代书院规程、中华经典教育大纲、当代公民道德伦理规范、当代儒家礼乐制度等。

    (五)活动建设

    祭孔教化。搞好现代祭孔,实现五大教化意义:一、尊孔敬师,尊师重教,推动教育事业;二、尊孔敬祖,尊祖重亲,对治功利盛行,亲情淡化缺失;三、尊孔敬贤,尊贤重德,选拔干部重德举贤;四、尊孔敬天,尊天重规,培养对大自然、宇宙规律的敬畏心;五、尊孔敬礼,尊礼重法,培养民众规矩意识、法制观念。逐步形成现代祭孔规制:每年春秋两祭,北京孔庙、曲阜孔庙举行国家级祭孔典礼,各省会城市文庙举行省级祭孔活动,各市级文庙举行市级祭孔,各县文庙兴行县级祭孔,各级儒家组织主办,邀请当地政府最高领导主祭或观礼。

    经典教育。儒家经典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中华经典教育是国学普及工作的重要形式,对于弘扬传统优秀文化,传承中华美德,促进人文教育,提升国民道德素质,具有重大意义。对青少年来讲,开展经典教育还能够实现提升说、写能力,进行精英思维训练,塑造君子人格,增强发展后劲。在总结近十年来读经活动经验的基础上,各地书院与当地学校开展日常经典教育,各地儒家组织与各地教育局定期联合举办经典教育比赛、展演等活动,表彰和促进当地经典教育。

    礼仪教化。各级儒家社会组织、文庙、书院积极举办“开笔礼”、“成童礼”、“成人礼”、“婚礼”等现代儒家礼仪,以春风化雨、潜移默化的方式,发挥教育青少年,提升现代国民素质的功效。

    国学普及。各级地儒家组织利用星期六、日,定期举办面向大众的“国学大讲堂”、国学沙龙、儒学读书会,搞好对当地群众的儒学、国学普及教育推广工作。同时,省、市级儒家组织应利用省、市城市专家学者多的优势,积极开展“儒学五进工程”:即进社区、进乡村、进学校、进企业、进机关,送学上门,工作重心下移,提高服务基层意识和普及效果。

    (六)节日建设

    创新建设中华圣诞节、中华圣诞夜、中国礼拜天。这是实现弘扬儒家文化、礼仪教化制度化、深入化、长效化的有效举措。山西太原、河北行唐等有关地区已进行了近七年的实践。中华圣诞节:每年在西历9月28日(或农历八月二十七日)前后3至5天,儒家组织在当地文庙、书院等组织以祭孔为主,辅以儒学术研讨会、论坛、经典诵读表演、书画展、文艺表演等系列庆祝纪念活动,以隆重纪念先师。中华圣诞夜:每年在西历9月28日(或农历八月二十七日)晚,儒门同道聚于孔庙,在烛光摇曳中,听雅乐、闻丝竹、品香茗、诵经典、谈心声,“缅怀先师,沐浴圣教,回归传统,和谐身心”。中国礼拜天:星期六或日,亲子共同走进当地孔庙、书院,进行两个小时的“听讲座、学国学、读经典、拜孔子、敦亲情、和身心”的活动。

    搞好传统节日: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七夕节、中秋节、重阳节、腊八节等,在各级政府支持下,恢复原有的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民间文化娱乐活动,实现寓教于乐,寓教于节。

    (七)网络建设

     近十年来,儒学社团与民间儒者在兴办儒学、儒家、儒教网站方面卓有成效。先后创办了20多家网站和论坛,其中内容更新较快、有活力、有影响力的为:国际儒学网、中国当代儒学网、中国儒学网、中华孔子网、中华孔学网、孔子2000网、儒家中国网、中国儒教网、中国儒网、儒学联合论坛、和平书院等,这些网站为占领互联网传播阵地,扩大儒家文化对青少年的争取、宣传和影响起到了巨大作用。但是,由于绝大多数的儒门网站为创办者个人长期担负运营费用,力量有限,在形式生动、版块丰富、更新速度、安全防范等诸多方面与其他网站尚有很大差距。在互联网日益渗入现代生活,对民众影响日益强大的今天,当代儒家社会组织应加强对以上优秀儒网的关注和支持,同时积极创办更多的儒网,以扩大在互联网的影响力。

    (八)产业建设

    创办儒家教育、培训机构,建设国际孔子学院、世界儒家大学、中国儒家大学、中国儒学书院、地方儒学院、地方书院、现代学堂、私塾等。

    创办儒家慈善、福利机构,展示儒家对社会的关爱。

    创办儒家传媒、出版机构,建设儒家电视台、广播,发行儒家报刊,争取和提升话语权,扩大影响力等。

    创办儒家就业、创业机构,就业服务中心、青年创业培训基地等。

    (九)基金建设

    资金是组织开展工作、发展事业的血液和保障。长远发展,要加强国际性、全国性、地方性的儒学研究、儒家传播、儒教弘扬基金会的建设,提高组织的公信力和影响力,争取政府、企业、民众等社会各界的支持,募集充足资金,实现良性发展。在远水不解近渴的当下,需要各级儒家社会组织的开创者们继续拿出“老和尚不懈化缘、无私建庙”的精神,多方开源,用好会员会费,争取政府帮助,取得企业支持,赢得社会援助,积极创收,同时团结带领儒林同仁发扬多年来民间儒林“花小钱办大事、不花钱也要干成事”的无私奉献、艰苦创业、顽强拼搏精神,发展壮大自我,做出成绩。

    (十)联盟建设

    兴礼教,振纲常,抑贪欲,敦伦理,提升全民道德境界,建设一个外彰礼仪,内满仁爱,君子风行的文明国度。不仅是当代儒者的崇高历史使命,亦当是全体国人、中华儿女崇高而伟大的共同奋斗目标。不仅是当代儒家社会组织一家之时代担当,亦是当代中国党政、社会、宗教、企业、事业等全体社会组织崇高而伟大的共同奋斗目标。没有中国执政党的领导、各种社会组织的通力合作,根本不可实现。

    在经济、文化日益多元化的现代社会,儒家社会组织绝不包打天下,努力做好自己最擅长最应做的事,拥护执政党的领导,接受政府的监管,与佛、道、基、伊等各种文化团体、宗教组织保持友好协作关系,结成高扬人文、提升道德、共抑功利、共克贪欲、美善人性的友好合作联盟,在治理文化沙荒、兴建人文绿洲,在新时期的民族伟大“修身”、“铸魂”工程中,在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携手并肩、相互辅补,为国家长治久安、民族文明永续勇于担当,积极有为。

结束语

    一个高尚的民族,一个有礼仪、有教养、君子之风风行的民族,将永远得到人类的敬重,将永葆青春和不竭的生命力;一个崇尚道德,一个大兴君子之风、彬彬有礼的国度,将永远得到世界的敬重,将永葆生机和强大的生命力。

    我们不可能让每个中国人都成为君子,但至少可以让君子风范成为榜样,成为社会的风尚和潮流;我们不可能让多数中国人成为君子,但只要有一部分人成为君子,社会就会日益美好都,国家就会不断可爱;我们不可能让所有中国人都成为君子,但只要人们敬重君子、仰慕君子、效仿君子,国家就会日益伟大,民族就会不断进步。

    开始时,也许没有多少人抱有希望。但不要紧,只要我们身体力行君子之行,并坚持不懈,自然就会有人跟进;开始时,我们可能是少数,只要我们做得好,自然会将星星之火燎原开来;只要我们不急功近利,把目标定到20年、30年、50年,乃至数代人之后,或者更远,目标便不再高不可攀。我们必会朝着目标步步迈进!

    参考文献:


《儒学概论》,干春松,2009年1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十三经》,李史峰,2006年3月,上海辞书出版社。

《群经要义》,陈克明,2009年11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儒学的当代使命及其现代复兴之路》,柳河东,2010年9月,第三届“世界儒学大会”学术论文集。

《中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报告》,胡锦涛,2007年10月,中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

《在庆祝建党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胡锦涛,2011年7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

《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2006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儒学的当代使命论文集》,滕文生,2010年4月,九州出版社。

《中国儒学年鉴》(2005年至2010年),山东《中国儒学年鉴》社。

    附:柳河东,字铁镜,中国当代儒学网管理委员会理事长、北京儒学书院院长、山西省当代儒学研究会社团法人兼常务副会长。地址:中国·北京·东城区国子监街65号北京儒学精舍(邮编:100007),网址:www.cccrx.com 邮箱: mail-ccc@163.com。

 

 

 

中国儒教网开办五周年学术座谈会在京举行

大陆儒教徒举办纪念孔子诞辰二五六二周年

暨中国儒教网成立五周年学术座谈会

    孔元二千五百六十二年秋八月二十八日下午,纪念孔子诞辰暨中国儒教网成立五周年学术座谈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友谊楼会议室召开。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政法大学、首都经贸大学、黑龙江大学、曲阜师范大学、西南科技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贵州财经学院的青年儒家学者和儒学社团负责人,北京地区知名青年儒者,以及北京三人行私塾、孔子2000网、儒家中国网、中国儒教网的代表等共计三十余人参加了座谈会。

    慕朵生先生代表中国儒教网暨儒教复兴论坛管理委员会介绍了中国儒教网的相关情况。他说:2005年底,当代儒林首望蒋庆先生发布《关于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引发思想文化界热烈讨论,其中多数人予以激烈批评,表明人们对儒教的不解、误解甚至是曲解非常严重。儒教网即此而作,目的是搭建一个了解儒教问题的网络平台,系统介绍儒教的来龙去脉,展示儒教重建的基本动态,推动儒教的重建和复兴。但是,儒教网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平台或知识平台,而是一家基于儒教立场的网络道场,抱持儒家情怀,秉持儒学理念,努力做一番儒教的事业,实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儒家理想。

    他说:在广州儒商南山石先生支持和赞助下,2006年3月20日儒教网(http://chinarujiao.net)上线试运行,是年9月28日即孔圣诞辰2557周年之际正式开通。目前,儒教网共开设22个栏目、77学术个专题、97位学者文集,共收入文章1.3万篇,日均浏览量5000人次左右,2010年以来累计浏览量200多万人次,并开通了儒教复兴论坛。

    他说:儒教网成立五年来,先后发起《以孔子诞辰为中国教师节建议书》(54学者,2006年9月20日)、《慎重对待圣诞节,重建中华文化主体性——我们对圣诞节的看法》(10博士生,2006年12月20日)、《须尊重历史,宜敬畏圣人——致电影<孔子>剧组人员公开函》(52家儒家社团、网站,2009年4月9日)、《尊重中华文化圣地,停建曲阜耶教教堂——关于曲阜建造耶教大教堂的意见书》(儒家10学者,2010年12月12日)等倡议或呼吁活动,并几乎通过整理相关文献或邀写相关文章等方式,参与了近年来中国几乎所有重大思想论辩活动,在国内外学术界、思想界、文化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儒教网虽然不一定是全球最大、最权威的儒教网站,但从资讯的及时性、话题的前沿性、文献的丰富性,特别是从推动儒教重建的立场以及种种实践努力来看,却是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儒教网络道场。

    他说:儒教网是一家公益性网站,没有任何官方、商业以及外国因素掺杂其中。儒教网能走到今天,诸师长同仁大力支持功不可没。庞朴公挥笔书写“中国儒教网”标识,并将长篇访谈《儒教重建也是一个好事情》由儒教网首发,蒋庆、康晓光等儒家公望时常惠赐稿件,米湾、耿硎等同道悉心打理论坛,秋风、王生等同道资助网站建设——尽管钱不多,但对儒教网来说却是救命钱!

    他说:几年来,儒教网关关停停,困顿不堪,这是儒教现实命运的折射,也是中国人的一大悲哀——诸神狂欢,百舸竞胜,唯中国文脉不绝如线,儒教事业少有人问津,岂不哀哉!岂不痛哉!但是悲情不是儒家的真精神,相反,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我们正是要在困顿的境遇下,为儒教重建和复兴不懈陈辞,逐步扭转歧出的中国文化路向。

    他说:在历史上,儒教是天人合一、圣王合一、政教合一、知行合一的圣教和国教,是将神人、主客、圣凡、今世和来世一体打通、毫无间隔的最大中至正、圆融完满的宗教。晚清以降,儒教迭经进化论、无神论、科学论和革命化、西方化、市场化的冲击,全盘崩溃,游魂无归,乃至今天的整个社会都没有了神圣性和敬畏心。国人从怀疑鬼神到批判圣贤,从颠覆道德到罔顾法律,从挑战人伦到蔑视生命,名教覆亡,纲常沦陷,伦理失范,风俗坯变,人将不人,国将不国。括而言之,中国目前已经处于深刻的危机之中。这种危机的实质,就是人心的危机,是精神和信仰的危机,是儒教崩溃和缺位的危机。解决此危机之道,就是重建儒教,从精神和信仰层面安顿人的身心性命。

    他说:中国目前缺的不是对儒学的知识,而是对儒学的信仰;缺的不是教导别人的学者,而是知行合一的儒者。作为一个真正的儒者,不仅要能坐而论道,更要能起而行之,以“我之所在即教之所在”、“我之所存即教之不亡”的精神,勇敢地承担起弘扬圣教、归化人心的历史责任和文化使命,为儒教的伟大复兴精进不止、奋斗不息。

    慕朵生最后说:今年是中国儒教网第一次组织全国青年儒学同道在北京孔庙纪念至圣先师诞辰,虽然颇为仓促,多有纰漏,但总体看比较成功。今后,中国儒教网争取每年至圣先师诞辰之际,都组织类似纪念活动。请各位儒者一如既往继续大力支持中国儒教网暨儒教复兴论坛的弘道工作。

    慕朵生先生发言后,参加座谈会的各高校儒学社团负责人介绍了所在社团的立场宗旨、发展历程、基本现状以及今后发展重点,讨论了各社团之间加强联系与合作的可能性,并表示今后将继续大力支持和积极参与中国儒教网组织的纪念至圣先师诞辰的祭典活动。

    座谈会始读《西铭》,终颂《大学》。座谈开始前,全体代表朝至圣先师像三拜首。座谈结束时,中国儒教网宣布资助竹士社建立自己的社团网站。

    座谈会由西安儒者刘明先生赞助召开。刘明先生特意发来贺信:“当此儒家正待复归之际,望各位同道勇担使命,广播火种,为迎接一场民族精神重建事业的到来做好准备。在此,谨与各位同道一起纪念至圣先师诞辰二五六二周年。”

    中国儒教网暨儒教复兴论坛管理委员会

    孔元二五六二周年八月二十九日

 

河北正定举行纪念孔子诞辰2562周年释奠礼

河北举行纪念孔子诞辰释奠礼 百余专家学者出席

长城网2011年09月28日

    长城网9月28日讯(王潇 崔飞) 9月28日,河北省纪念至圣先师孔子诞辰2562周年释奠礼在正定文庙隆重举行。这是自2005年河北省举办释奠礼活动以来的第八次大型祭孔典礼。来自北京、上海、山东甘肃、香港等地的100多位专家学者以及孔子后人等一同出席了此次典礼。

上午9时整,纪念活动正式开始。古老的大成殿前,鼓乐齐鸣,弦歌阵阵。整个仪式有礼、有乐、有舞,均采用明代“释奠礼”仪式进行。礼仪过程由迎神、初献、亚献、终献等十个部分组成,让人感到一种中华民族衣冠文明的堂堂正气,肃穆而庄严。

身着传统汉服的乐舞生格外引人注目,他们身穿红色圆领公服,头顶黑色金边三梁冠,举手投足尽显华夏衣冠风范。乐生们展示了正统的中华雅乐,柷、敔、琴、瑟、埙、箫、鼓、笙、钟、磬等多种乐器合奏;舞生则左手执龠,右手执翟,排列整齐地跳起了释奠礼专用的“六佾舞”。执士们身穿白色深衣,头顶“四方平定巾”,与献官们共同完成了读祝、三献等祭祀的主体部分。

    此次释奠礼活动的组织者、河北省人大常委高士涛告诉记者,河北释奠礼自2005年开始已经成功举办了七次,经历了从无到有的发展过程,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支持与帮助。而此次释奠礼的亮点就是很多国内高等学府的教授、学者莅临了此次仪式。“河北古为燕赵之地,豪杰辈出,多悲歌慷慨之气,然同时亦为儒贤辈出之地。河北所举行的祭孔盛典亦是表达了河北人民对先师的敬仰和对先贤的追思。”高士涛说。

    作为此次释奠礼亚献的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马恒君介绍说,释奠礼最早见于《礼记·文王世子》,作为祭祀先圣先师的大型礼仪,对国家意识形态与民众思想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其开创者孔子是民族文化的重要奠基人。这次声势浩大的祭奠孔子诞辰活动充分体现了现代学子对先师孔子的敬仰之情,有利于我国儒家思想的继承和发扬。”

 

【儒士社】儒士社章程总章

    第一条 宗旨:传习圣学、昌明圣教、承继圣道。

    第二条 社训:知行合一、道术兼备。

    第三条 竹士价值观:仁义、忠恕、孝悌。

    第四条 竹士人操守:笃信好学、守死善道。

    第五条 竹士文化:笃行弘道、崇礼重法、亲爱精诚。

    第六条 竹士性质:融思想性、实践性和公益性为一体的儒士组织。

    第七条 竹士精神:坚韧、挺拔、胸怀天下。

    第八条 竹士思想:儒学。

    第九条 竹士社章程总章的修改需参天堂、体仁阁联署提请,在得到大同殿、立极殿批准,并获得文渊阁过三分之二学士支持才能进行。

 

竹士社现阶段工作方向:

1、传习圣学;

2、推广儒门教化,普及儒学教育,复兴三纲五常,推进大众信儒、学儒、传儒的三儒运动;

3、发掘、培养富有儒士情怀的士民群体、儒士组织;

4、以圣学为精神皈依,为有志服务仁善事业的个人提供平台,促进社会仁善事业的发展;

5、布局商业创业,锤炼儒门人才、夯实弘道基础、弘扬儒商文化。

    竹士社入社誓词:

    我志愿加入儒士社,笃信圣学、尊崇先师,修德敬天、尊祖孝亲,维护儒士礼教、严守儒士纲纪、捍卫儒士尊严,以志士仁人作为生命之定位,坚决、坚定、坚持,为圣道之承继、为圣教之昌明、为圣学之复兴而奋斗终生!知行合一、道术兼备。

    志愿人--

来源:儒教复兴论坛
http://www.rjfx.net/dispbbs.asp?boardid=4&id=14224&star=1#69444


 

【儒士社】《儒门告拜辞》

    来复日,儒门信徒聚于大成至圣先师像前行告拜礼。告拜礼者,日常化之感恩祭也。其仪为:司礼主事于堂中“天地亲君师”神位前行盥礼、献礼、长揖上香礼、拜手稽首礼、裸礼,后唱:“奏乐迎神”,即奏乐迎“天地亲君师”神灵至也(奏江文也《孔庙大成交响乐·迎神章》或孔圣堂圣乐团奏乐)。静默少顷,主事唱:“神至”。复唱:“跪”。曰:“我等今日于儒家来复日会聚于孔圣堂,谨以清酌庶羞之奠,告祭于“天地亲君师”之灵,以感“天地亲君师”创生、养育、教化之大恩也。”辞曰:

“我信奉:昊天上帝,先祖神灵,尧舜孔圣,良知元神。

请赐我:人生意义,至善德行,永恒生命,和乐心灵。

请助我:改过迁善,去恶复性,仁及万物,重做新民。

请鉴我:终生归信,力践儒行,严守儒规,不辱儒门。

嗟呼!对越上帝,无贰尔心;戒慎恐惧,以事神明。

祈望人间和美安泰,期盼世界大同太平。

钦哉!上帝与我同在,圣贤与我同行。

伏惟尚飨,来格其神!”

    来源:儒教复兴论坛http://www.rjfx.net/dispbbs.asp?boardID=4&ID=14227&page=1

 

【儒士社】《儒门归宗礼》

    司礼主事于堂中“天地亲君师”神位前行盥礼、献礼、长揖上香礼、拜手稽首礼、裸礼,后唱:“奏乐迎神”,即奏乐迎“天地亲君师”神灵至也(奏江文也《孔庙大成交响乐·迎神章》或孔圣堂圣乐团奏乐)。静默少顷,主事唱:“神至”。复唱:“跪”。曰:“尔等今日发愿归宗儒门,立志做儒家信徒,现谨向“天地亲君师”神灵,慎重宣读尔等誓言”:

    众归宗者跪曰:

    “我信奉:昊天上帝,先祖神灵,尧舜孔圣,良知元神。

    请赐我:人生意义,至善德行,永恒生命,和乐心灵。

    请助我:改过迁善,去恶复性,仁及万物,重做新民。

    请鉴我:终生归信,力践儒行,严守儒规,不辱儒门。

    嗟呼!对越上帝,战战兢兢;戒慎恐惧,以事神明。


    祈望人间和美安泰,期盼天下大同太平。


    钦哉!上帝与我同在,圣贤与我同行。

    皇天在上,谨誓不违!”

    念誓词毕,主事唱:“敬请‘天地亲君师’神灵授予归宗儒门者儒名”。主事念:“某某儒名某某,某某儒名某某”。毕,主事执礼,众归宗者向“天地亲君师”神位行三拜九稽首礼。礼毕,孔圣堂主事曰:“上帝临汝,无贰尔心,惟望尔等今日于“天地亲君师”灵前所立誓言,终生信守不渝。钦哉!钦哉!”复唱:“送神”。(奏乐送神)乐毕复唱:“平身。今日某某等之《儒门归宗礼》毕,退下。”礼成。

    儒门告拜礼来复日,儒门信徒聚于儒家道场行告拜礼。告拜礼者,日常化之感恩祭也。其仪为:主事者于堂中“天地亲君师”神位前行盥礼、献礼、长揖上香礼、拜手稽首礼、裸礼,后唱:“奏乐迎神”,即奏乐迎“天地亲君师”神灵至也(奏江文也《孔庙大成交响乐·迎神章》或其他祭祀乐章)。静默少顷,主事者唱:“神至”。复唱:“跪”。曰:“吾等今日于来复日会聚于儒家某道场,谨以清酌庶羞之奠,敬拜“天地亲君师”之灵,以感“天地亲君师”创生、养育、教化之大恩也。”众信徒跪曰:

    “我信奉:昊天上帝,先祖神灵,尧舜孔圣,良知元神。

请赐我:人生意义,至善德行,永恒生命,和乐心灵。

请助我:改过迁善,去恶复性,仁及万物,重做新民。

请鉴我:终生归信,力践儒行,严守儒规,不辱儒门。

嗟呼!对越上帝,无贰尔心;戒慎恐惧,以事神明。

祈望人间和美安泰,期盼天下大同太平。

钦哉!上帝与我同在,圣贤与我同行。

伏惟尚飨,来格其神!”

    毕,主事者唱:“平身”。复唱:“行再拜稽首礼”。众信徒行再拜稽首礼。毕,主事者唱:“唱《告拜颂》”,众信徒齐唱“告拜三颂”。(即《天地颂》、《先祖颂》、《宣圣颂》),毕,主事者唱:“送神”。奏乐送神。毕,静默少顷,主事者唱:“某儒家道场或书院告拜礼成,坐下”。众信徒肃静坐下,来复日讲学论道开始。(按:“告拜三颂”乐曲均用元代祭孔《宣圣颂》乐曲。)

  《天地颂》

大哉天地,万物化生。
皇矣上帝,主宰乾坤。
赏善罚恶,雨施云行。
生生天德,万古日新。

《先祖颂》

大哉先祖,惟类之本。
血脉聿续,民命以生。
赫赫在上,熙熙慈心。
于万斯年,护祐子孙。

来源:儒教复兴论坛http://www.rjfx.net/dispbbs.asp?boardID=4&ID=14227&pag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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