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网编者按:这一期文集有几篇文章值得注意,首先,是几个企业家开始表态了。年轻的风险投资家李世默在西方最著名的TED讲坛上公开赞扬中国一党制的模式,认为中国模式可以打破西方多党竞选制的神话。这一思路刚刚在年轻一代的中国人甚至外国人头脑中诞生,并且在实验中成长。为此,我们再发出欧阳君山 的《以普选为例西方民主政治陷入了什么困局》,进一步探讨中国政治模式的问题。

    马云因为说了一句肯定政府行为的话遭到一些反对者的抗议,柳传志说企业家最好不谈政治,致使一位叫王瑛的企业家愤而退出柳传志所在的一个企业家群----正和岛。在此情况下,冯仑先生出来讲话了,观点也很鲜明,那就是他不赞成有些比较激进的公共知识分子,一上来就提政党制度改革,认为在今天还没必要,条件不成熟的事最好少动。

    本期文集还发出几篇文章集中研讨中日关系问题。王建勋先生的《浅谈中日武装冲突的必然性及对策 》和刘应杰的《深刻认识中国与日本发展的差距----赴日考察报告》值得一看。

多元化与普世化的冲突

北京大军智库公司 编辑

2013年7月26日

目录

特稿

冯仑:再谈社会变革期的企业家选择

李世默:多元化正在取代普世化----中国崛起与元叙事的终结

王瑛:我的“退岛”声明

综述:关于中国智库业发展的一场大讨论----首届中国智库国际学术研讨会

兰志学:关于立即停止侵害农场农工合法权益的法律意见书

丁再献:《东夷骨刻文字研发与利用》已通过重点课题立项

全球和平指数中国排名第101位

美国监控“棱镜”项目曝光始末

梅雷迪思•惠特尼:底特律破产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梅新育:底特律破产与黑人民权运动的误区

经济

李伊琳:民间资本如愿以偿进入金融领域

保罗•克鲁格曼:中国模式遇上了大麻烦

克里斯•贾尔斯:中国经济放缓没那么可怕

刘纪鹏:对证监会的几句牢骚

郑联盛:利率市场化:进展、展望与政策建议

黄卫东:精英们正按佐力克安排步入泥潭——评放开银行利率管制

冼岩:中国经济的出路

晴朗:面对四万亿,谁是聪明的经济学家?

乔续:论投资与消费

刘植荣:建世界最长海底隧道靠谱吗?

政治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任务分工的通知

欧阳君山:以普选为例西方民主政治陷入了什么困局

郑州李爷:告胡德平胡德华兄弟书

国际关系

王建勋:浅谈中日武装冲突的必然性及对策

刘应杰:深刻认识中国与日本发展的差距----赴日考察报告

加藤嘉一:五种日本人的中国观

 汪涌豪:知日本历史文化,才能更知其当下

布热津斯基:民粹主义推动的区域战争可能大范围爆发

历史文化

黄章晋:新疆骑车旅游

保印:浙江大学全球校友会反对新任校长

邱会作之子程光:父亲生命最后的日子

姚文元回忆录爆出的历史内幕

袁劲梅:父亲到死一步三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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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企业家的不同观点和表现)


发件人:申申 <css@hugfun.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无)时 间:2013年07月25日 01:06 (星期四)向大家推荐一篇好文章。申申 日期: 2013年7月23日下午8:54 主题: 冯仑:再谈社会变革期的企业家选择

再谈社会变革期的企业家选择

万通控股董事长 冯仑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信任体制,还是保持距离?

    企业家在做选择时,总会面临一个问题:我们跟体制究竟是什么关系?比如说在资源获取方式上,中国现在就有三种方式:

    一种是所谓有背景的权贵,通常这些人都非常低调,人家闷声发大财。第二种是靠市场来配置资源,比如很多上市公司的老总,这类人跟制度是比较正常的关系。首先有专业性,其次必须透明,甚至连王石的私生活也被拿出来讲,再次还要讲诚信,这类企业家的行为特点是一致的,既不高调,也不低调,是适调。第三种配置资源的方式就是靠乡里乡亲,小范围私募,基本上也不怎么跟公众打交道。

    纵向看,不同历史阶段企业家面对的问题也不同。比如这些年有很多关于移不移民,资产转不转移的讨论,这又牵扯到我们跟体制的关系,是彻底信任这个体制,还是 适度保持距离?从资本、知识产权到产品、客户的纵向链条,哪一部分放在境外,哪一部分放在境内?这关系到对未来体制的考虑。万通也做了自己的安排,把公司 软资源部分、上游部分配置到海外,中下游部分配置到境内。

    中国民营企业没有创造出百年老店,不是不会做生意,而是在选择上的失败。当一家企业不能把精力集中在商业竞争上,而要去面对制度博弈,每一个动作都是成本。比如光我们要把一部分资源挪到海外这一件事,就得重新架构资本结构,然后中介费、服务费、信托、委托代理,一堆事,很辛苦。去年和前年,我平均每年飞180次,其中三分之二是因为政府换届,因为政府换届就可能导致说好的事又变了。 我们体制外的人是靠求人出身的,又不能居高临下打个电话就完了,所以我们得过去,每一件事都很费神。如果我们不考虑这些事,就认真做产品,肯定比现在的业 绩好。

“后半夜吃肉”的家训

    在历史大背景中,民营企业家大概只有四种角色可以扮演。

    第一种就是荣毅仁,他配合政府把自己的一切都捐了,然后又加入共产党,当了国家副主席,他跟制度就从根本上变成一伙了,这是一种选择。半推半就容易被人疑心,干脆投怀送抱、以身相许,彻底不算帐了。2005年荣毅仁追悼会举行那一天,恰好荣智健家族被宣布为当年首富,非常巧合。今天我们也看见荣毅仁式的身影,比如三一重工的梁稳根先生,以身相许都不行了,恨不得掏心窝子,肝脑涂地,要把自己的血肉之躯和财产无条件献给党,这是一种方式。

    近年一位民营企业家出事后,他家亲属跟我讲,都是因为没听老辈的一条家训:后半夜吃肉。什么意思呢?在胡同里,前半夜吃肉,肉味都飘出去了,别人路过心里就不舒服,就拿砖头砸你们家,所以要熬到后半夜等别人睡了再吃,就是要低调,别露富。

    第二种是张謇模式。张謇真有社会理想,最先使用股份制集资,办企业办到全国第一,然后办公益、办教育,然后又投身革命。钱没挣着,落了个好名声,这也是一种。

    第三种,实在弄不清哪个制度好,颠了再说。今天香港仍然有一批当年上海做纺织的老字号活了下来。

    第四种更有社会责任感,比如卢作孚,抛家舍业支持抗战,为抗战胜利立下汗马功劳,最后却被他收养的一个家伙出卖了。

    社会转型中,企业家到底该扮演什么角色?要么就变成张謇,比如万通参加了6个公益基金会组织;另外我们也和政府合作,但不是以身相许,还是市场化的合作;另外我们在海外也配置了一部分资源。

 能在会场解决问题,我们才会安心做生意

    赚钱这事其实很简单,百年历史上一批批民营企业家很快崛起,但又很快衰败,关键在于中国社会转型总也转不过来。重大历史关头的分歧从来都有,但每一次分歧用什么方法解决,中国缺少一种“会场的智慧”。

    历史上中国常用宫廷解决分歧。宫廷的方法就是没有增量只有故事,中国历史五千年不断在倒腾这点事。历代王朝通常靠太祖杀一大堆人形成巨大威信,然后二代、三 代老婆、孩子太多,一般到第三代开始折腾,勾结大臣、宦官、外戚,然后出现内乱,平乱以后出现一次中兴,中兴完再过三代,就变成汉献帝了,然后再出下一个 高祖。

    另一种方法是“广场解决”。广场解决不了就战场解决。战场、广场和宫廷都是零和博弈。西方人聪明,发现会场可以解决问题,只有会场可 以找到公约数,可以妥协。会场是什么?就是所谓民主、法治、宪政。会场的学问很大,大家都按规则来,可以把分歧、冲突变成一种可以观赏的游戏。

    我老觉得知识分子把民主这事说悬乎了。民主好比奥运会,每次奥运会上百人带着拳头来打架,而且说好了我就在这里打,谁也不许跑,但打完还是朋友,而且观众看 得有滋有味。其实民主就是这个原理,第一,指定场所,不能乱打;第二,所有人服从第三方制订的规则,裁判独立;第三,游戏是透明的;第四,胜负是相对的, 这次输了明年还可以再来。企业家把这几条学会了,就像开董事会也老吵架,但我们不结仇。

    在台湾,我曾问民进党前主席施明德几个问题:第一, 台湾100万人上街游行,为什么能收住?第二,你为什么没有财务丑闻?第三,怎么能不干扰到老百姓?他回答得很有原则:第一、所有当事人都知道自己是在宪 政框架内做一个表达,如果当时冲进政府,这叫暴乱;第二,钱很简单,全部汇到信托账号,然后都有审计,我也不碰;最后,游行队伍怎么能回去呢?非常简单, 台湾每次游行都是申请的。反过来看我们的游行,砸日本汽车,我有个新加坡朋友说,因为你们游行太少了,天天游行就会了。所以游行也是需要训练的。

    所以整体来看,我们可选择的空间很小,主要靠政治家,如果能够在会场上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就会安心在这里好好做生意。如果你不在会场上解决,那民营企业家就又得走了,这是最简单的一个姿态。

改革三步走:政党改革还早呢

    作为买卖人,我们不能总抱怨环境,而要在可能的空间里做到最好。我认为中国社会转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社会改革,第二阶段是政府改革,第三阶段才是政党制度改革。我们现在能做的是社会改革和政府改革两部分。

    社会改革是最基本的,企业家们这么多年做了很多耕耘,为社会改革做了很多事。社会改革非常简单,一个是NGO,国内现在1900家私募公益基金会,多数都是这几年冒出来的,全由民营企业家创办,占整个国内公益市场份额65%;另一个是社区自治,社会改革会推动政府改革,把政府的一部分职能融入社会,多余的公务员自然就被消化了。

    社会改革做完了之后是政府改革,政府改革就是政府的角色要由一个资源分配的裁判员,逐步转到服务型政府,要把看得见的这只手弱化。其中财政透明度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政府支出在预算中大概只涵概了一半,另外50%没有纳入预算,要透明,慢慢把政府关到笼子里。凡是穿衣服少的,身材都必须好,一透明了,政府身材就好了,腐败也就少了。

    政府改革也改完了,政党制度才容易改。我不大赞成有些比较激进的公共知识分子,一上来就提政党制度改革,没必要,这事还早呢。我们看台湾当年的经验,上世纪70、80年代,台湾经济进入快速成长期,劳工运动、环保运动、党外运动都兴起了,社会足够强大以后,政党制度改革才被提到日程上。而且国民党当时有两个前提是具备的,一是蒋经国当时决心坚定,说我要用专制的办法解决专制的问题;二是蒋经国说世界上没有永久的执政党。所以国民党改了,成立了“政党法”,国民党拿到了第一张社团登记证。

    作为企业家,我们很不赞成现在讨论这么多政党改革的事,因为没法改,这事怎么改?把社会改革的事继续做好,再过10年,剩下的事就自有办法处理。

企业家不能做公共知识分子

     企业家对法治、秩序、理性有天然的支持。只要有足够多企业家存在,对政府的权力就有约束,但更多时候,我们不应该跳出来说话。

     今天,企业家掌握的资源是过去一百年中最多的,因此企业家要慎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因为我们管理着很多社会受托资产,你的资源不是私人资源,所以你要守好第一责任,扮好第一角色。我们的第一角色是企业法人,第一责任是看护、管理好这些受托资产。

    我们私下里也经常讨论,社会给企业家这么大压力和期待,但企业家不是公共知识分子,我们对尺度很清楚,不会站到公共知识分子的角度去说话。作为买卖人,我们 知道怎么把事情办成。我们也有很多想法,究竟是选择说给所有老百姓听,还是去跟我们的智库说?我们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智库去说,这是企业家成熟的做法。

    我们一批企业家已经达成共识:第一要恪守企业家身份;第二企业家属于“中右”,不是极右,民主体制下,都是“中左”和“中右”交互起作用推动社会;第三,企业家说话、做事以达到的效果为目的,而不是以让人知道为目的。

    比如王石发起了一件事,在公共领域帮助那些失败的企业家,当他们受到不公正待遇、或者因自己失误受到惩罚,成了弱势群体后,我们会去监狱里探望,帮助一些人,时间长了以后,就使民营企业家的自我意识更加清晰。

    当 然,企业家要保持对一些认为需要建议的地方、需要批评的地方发声。企业家要坚守“三性”原则:第一叫批评性,我不讲批判,批判有点猛了,善意的叫批评;第 二是建设性,不破坏,动机和方法都是建设性的;第三叫专业性,每个企业家都有自己的专业领域,怎样来建设呢?用专业能力来建设。比如我是做不动产的企业 家,我就研究公共物业怎样更有效,我不能去研究军队怎么打仗。

    我刚从普吉岛休假回来,柳传志、马云我们每次都会议论这些事,大家的行为模式彼此有一个大体上的共性。价值观念上,很多东西我们都支持,行动上,我们是很积极的推动循序渐进的改进,然后从社会改革倒逼政府改革,最终创造条件推动国家完成政党现代化和制度现代化。

 

 

 



发件人:申申(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无)时 间:2013年07月29日 01:50 (星期一)Fwd: 两个故事

    大家好!送上一位年轻的上海人的讲话,非常雄辩。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没有照到哪里哪里亮的伟人和政党,没有普世价值观。只有多样化的世界。----申申,

多元化正在取代普世化

----中国崛起与元叙事的终结

China and the End of Meta-Narratives

上海风险投资家和政治学学者 李世默

2013年07月17日 新浪视频

    简介:这是李世默于2013年6月13日在TED多元化正在取代普世化全球论坛上 发表的题为《China and the End of Meta-Narratives》的演讲,李是上海的风险投资家和政治学学者、春秋研究院研究员及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校董。TED英文缩略词,是 Technology, Entertainment, Design(科技、娱乐、设计)三个单词的头字母简写。TED 大会(TED conference)是一个年度性的大会,1984年,Richard Saul Wurman 创办了第一届TED会议。现在的 TED 大会由 Chris Anderson 创立的种子基金会(Saplings Foundation)负责。

    早期的TED很像杂技团演出,演讲台被装饰得极为戏剧化,会场里还摆着各种恐龙骨架,活生生的蛇、猎豹和灰熊都会在会场里进行表演。参会的诺贝尔获奖者、类似比尔·盖茨之类的大腕,往往和魔术师、杂技演员混在一起。尽管每年有上万人申请参加TED,但只有1000人能得到邀请,他们要“有好奇心、创造力,思维开放,有改造世界的热情”,还要付得起7500美元一张的门票。2001年,媒体大亨克里斯·安德森买下了TED,他自称“TED的守护人”,并将TED演讲者的领域从原先的技术、娱乐、设计三个领域扩展到了各行各业,邀请了科学家、哲学家、艺术家、探险家、心理学家、语言学家、宗教领袖、慈善家等人加入,致力于使TED成为超越会议性质的世界品牌。

    在1984年的第一次TED大会上,有人带来了日后风靡全球的CD光盘,第一台苹果电脑也被带到了讲台上。今天,新版的MacbookAir让全世界无数的粉丝为之疯狂。在改变世界的同时,TED自身也在26年后(至2010)由与会成员不过千人的“晚宴”,成长为每天50万人观看其视频的社区。自1990年起,参会的精英们每年三月相聚于美国加州长滩,享受这一场“超级大脑SPA”。

  我出生在“文化大革命”高潮时的上海。外婆后来告诉我,她当时抱着襁褓之中啼哭不止的我,心惊胆战地听着“武斗”的枪声。在我少年时,我被灌输了一个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大故事,这个“元叙事”是这样说的:

  所有的人类社会都遵循一个线性的目标明确的发展规律,即从原始社会开始,经由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最终过渡到(猜猜这个终点?)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政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所有的人类社会,不管民族、文化、语言有何异同,或早或晚都将演进到这一阶段。人类社会自此大同,彼此相亲相爱,永远过着幸福的生活——人间天堂。但在实现这样目标之前,我们必须投身于正义与邪恶的斗争,即正义的社会主义与邪恶的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正义终将胜利!

  当然,这就是从马克思主义发展而来的社会发展阶段论,这一“元叙事”在中国影响甚广。我们从小就被反复灌输了这个宏大故事,几乎融化到了血液之中,笃信不疑。这个“元叙事”不仅征服了中国,也影响了全世界。世界上曾经有整整三分之一人在它笼罩之下。然而,忽然一夜之间,苏联崩溃,世界沧桑巨变。

  我赴美留学,改宗成为伯克利的嬉皮士,哈哈!就这样,开启了我另一段成年经历,我又被灌输了一个全新的宏大叙事,仿佛我这辈子只经历那一个还不够似的。这个宏大叙事的完美程度与早前的那一个不分伯仲。它同样宣称,人类社会遵循着一个线性的发展规律,指向一个终极目标。叙事故事是这样展开的:

  所有的人类社会,不论其文化有何异同,其民众是基督徒、穆斯林还是儒家信徒,都将从传统社会过渡到现代社会。在传统社会中,最基本的社会单位是家庭、氏族、部落等群体;而在现代社会中,最基本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社会单位是原子化的个人。所有的个人都被认定为是理性的,都有同一个诉求:选举权!

  因为每一个个人都是理性的,一旦有了权选举,必然会选出好政府,随后就可以在好政府的领导下,过上幸福的生活,相当于实现大同社会——又是一个人间天堂。选举民主制将成为所有国家和民族唯一的政治制度,再加上一个自由放任的市场让他们发财。当然,在实现这个目标之前,我们必须投身于正义与邪恶的斗争,即正义的民主与邪恶的不民主之间的斗争。前者肩负着在全世界推动民主的使命,必要时甚至可以动用武力,来打击那些不投票不选举的邪恶势力。

  上述宏大叙事同样传播甚广。根据“自由之家”的统计,全世界采用选举民主制的国家,从1970年的45个已增至2010年的115个。近20多年来,西方的精英人士孜孜不倦地在全世界奔走,推荐选举民主这一救世良方。他们声称,实行多党选举是拯救发展中国家于水火的唯一良药,只要吃下它,就一定会实现繁荣,否则,永无翻身之日。

  但这一次,中国敬谢不敏。

  历史是最好的裁判。仅仅30多年间,中国就从世界上最贫困的农业国,一跃而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实现6.5亿人脱贫。实际上,这期间全世界80%的减贫任务是由中国完成的。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中国的成绩,全世界的减贫成就不值一提。所有老的、新的民主国家的脱贫人口加起来,都不及中国一个零头。而取得这些成绩的中国,没有实行他们所谓的选举,也没有实行多党制。

  所以,我禁不住问自己,我眼前画面到底哪里不对劲儿?我的故乡上海,一切都已今非昔比,新生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中产阶级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和规模在增长。但根据西方的那个宏大叙事,这一切繁荣景象本不应该出现。面对这一切,我开始做我唯一可以做的事,即思考它!

  中国的确是个一党制的国家,由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不实行西方意义上的选举。按照当代主流的政治理论,人们据此可以生成三个判断,即这个体制一定是僵化的、封闭的、不具合法性的。但这些论断被证明是完全错误的。事实恰恰相反,中国的一党制具有与时俱进的能力、选贤任能的体制、深植于民心的政权合法性,这些是确保其成功的核心要素。

  大多数政治学家断言,一党制天生缺乏自我纠错能力,因此很难持久。但历史实践却证明这一断言过于自信。中共已经在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连续执政64年,其政策调整的幅度超过近代任何国家。从激进的土改到“大跃进”运动,再到土地“准私有化”;从“文化大革命”到邓小平的市场化改革。邓小平的继任者江泽民更进一步,主动吸纳包括民营企业家在内的新社会阶层人士入党,而这在毛的时代是不可想象的。事实证明,中共具有超凡的与时俱进和自我纠错能力。

  过去实行的一些不再有效的制度也不断得到纠正和更新。比如,政治领导人的任期制,毛时期,政治领导人实际上是终身任职的。这容易导致大权独揽、不受制约等问题。毛泽东作为现代中国的缔造者,在位晚年也未能避免犯下类似的严重错误。随后,中共逐步实施了领导人的任期制,并将任职的年龄上限确定为68到70岁。

  最近很多人声称,相比于经济改革,中国的政治改革严重滞后,因此当前亟需在政改中取得突破。这一论断实际上是隐藏着政治偏见的话语陷阱,这个话语陷阱预设了哪些变革才算所谓的政治改革,只有实行这些特定的变革才行。事实上,中国的政治改革从未停滞。与三十年、二十年,甚至十年前相比,中国从基层到高层,从社会各领域到国家治理方式上,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没有根本性的政治改革,这一切变化都是不可能的。

   我甚至想大胆地判断说,中共是世界第一流的政治改革专家。

    西方主流的观点认为,一党制意味着政治上封闭,一小撮人把持了权力,必然导致劣政和腐败。的确,腐败是一个大问题。不过,让我们先打开视野看一下全景。说起来可能令人难以置信,中共内部选贤任能竞争之激烈程度,可能超过世界上所有的政治组织。

  十八大前,中共的最高领导机构——中央政治局共有25名委员,其中只有5人出身背景优越,也就是所谓的“太子党”。其余20人,包括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政府总理温家宝,都是平民出身。再看300多人组成的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出身显赫者的比例更低。可以说,绝大多数中共高层领导人都是靠自身努力和激烈竞争获得晋升的。与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统治精英的出身相比,我们必须承认中共内部平民出身的干部享有广阔的晋升空间。

  中共如何在一党制的基础上保证选贤任能呢?关键之一是有一个强有力的组织机构,即组织部。对此西方鲜有人知。这套机制选贤任能的效力,恐怕最成功的商业公司都会自叹弗如。它像一个旋转的金字塔,有三个部位组合而成。

  中国的公务人员分为三类:即政府职能部门、国有企业,以及政府管辖的事业单位,如大学、社区组织等。公务人员既可以在某一类部门中长期工作,也可以在三类中交替任职。政府以及相关机构一年一度地从大学毕业生中招录人员,大部分新人会从最低一级的科员干起。组织部门会根据其表现,决定是否将其提升到更高的管理职位上,比如副科、科、副处、处。这可不是电影《龙威小子》中的动作名称,而是严肃的人事工作。

  这一区间的职位包罗万象,既可以负责贫困农村的卫生工作,也可能负责城区里的招商引资,也可能是一家公司的基层经理。各级干部每年都要接受组织部门的考察,其中包括征求上级、下级和同事的反馈意见,以及个人操守审查,此外还有民意调查,最终择优提职。

  在整个职业生涯中,中共的干部可以在政府职能部门、企业,以及社会事业单位等三大领域内轮转任职。在基层表现优秀的佼佼者可以晋升为副局和正局级干部,进入高级干部行列。这一级别的干部,有可能领导数百万人口的城区,也有可能管理年营业收入数亿美元的企业。从统计数据就可以看出选拔局级干部的竞争有多激烈,2012年,中国科级与副科级干部约为90万人,处级与副处级干部约为60万人,而局级与副局级干部仅为4万人。

  在局级干部中,只有最为出众的极少数人才有机会继续晋升,最终进入中共中央委员会。就职业生涯来看,一位干部要晋升到高层,期间一般要经过二三十年的工作历练。这过程中有任人唯亲的问题吗,当然有。但从根本上,干部是否德才兼备才是提拔的决定性因素。事实上,中华帝国的官僚体系有着千年历史,今天中共的组织部门创造性地继承了这一独特的历史遗产,并发展成现代化的制度以培养当代中国的政治精英。

  习近平的履历就是非常鲜明的例证。习的父亲确实是中共的一位前领导人,但他的仕途也历经了30年之久。习近平从村干部做起,一步一个脚印的走到今天这个岗位。在他进入中央政治局之前,他领导过的地区总人口累计已超过1.5亿,创造的GDP合计超过1.5万亿美元。

  千万不要误解,这不是针对具体的人,仅仅是事实的陈述。如果要论政府管理经验,小布什在任德州州长前和奥巴马第一次问鼎美国总统时,他们资历还比不上中国一个小县长。

  温斯顿·丘吉尔曾说:“民主是个坏制度,但其他制度更坏”。可惜,他没有见识过组织部。西方人总认为多党竞选和普选是合法性的唯一来源。曾有人问我:“中共不经选举执政,其合法性从何而来?”我的回答是:“舍我其谁的执政能力。”

  我们都知道历史,1949年中共执政时,由于战火肆虐,外敌横行,中国的国土四分五裂,满目疮痍;中国人的人均寿命仅为41岁。但在今天,中国已跻身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在全球有重要影响的大国,人民生活迅速改善,人均寿命排名奇迹般地列中等发达国家前茅。根据皮尤研究中心在中国的民意调查报告,其中一些数据反映了中国的主流民意,其中大部分数据在近几十年来十分稳定。

  高达85%的中国民众,对国家未来方向表示满意;70%的民众认为在过去的五年生活得到改善;82%的民众对未来五年颇感乐观。英国《金融时报》刚刚公布的全球青年人民调结果显示:93%的中国90后年轻人对国家的未来感到乐观。如果这不是合法性,那我就不知道到底什么才是合法性了。

  相比之下,全世界大部分选举民主制国家都处于惨淡经营的境况。关于美国和欧洲的政治困境,在座的听众都了然于胸,无需我再详述。除了极少数例外,大部分采用选举的发展中国家,迄今为止还在遭受贫困和战火的折磨。政府通过选举上台后,其支持率在几个月内就会跌到50%以下,从此一蹶不振甚至持续走低,直到下一次选举。可以说,民主已经陷入“一次选举,长期后悔”的周期性怪圈。这样下去,失去合法性的恐怕不是中国的一党制,而是选举民主制。

  当然,我不想造成一种误会,认为中国成为超级大国已经指日可待了。中国当前面临重大挑战,巨大变迁带来的经济、社会问题数不胜数,譬如环境污染, 食品安全、人口问题。在政治领域,最大的挑战是腐败。

  目前,腐败猖獗,危及中国的政治制度及其道德合法性。但是,很多分析人士误判了腐败的原因,他们声称腐败是一党制导致的,只有终结一党制才能根绝腐败。更严谨一点儿的分析将证明这种观点毫无根据。

  据透明国际发布的全球清廉指数排名,中国近年来的排名在第70到80名之间。印度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选举民主制国家,排名第95位,且逐年下滑;希腊排名第80位;印度尼西亚与阿根廷排名并列第100位;菲律宾排名第129位。排名在中国后的约100个国家中,超过一半是选举民主制国家。如果选举是根治腐败的万灵药,为何在这么多国家不灵呢?

  我是做风险投资的,长于预测。因此,不做几个预测就结束今天的讨论似乎不妥。以下是我的三个预测:

  未来十年:
  1. 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按人均收入计算也将在发展中国家里名列前茅。2. 腐败虽然无法根绝,但将得到有效控制。在透明国际的全球清廉指数排行榜上,中国有望继续提升10到20名,跨入全球最清廉的前60国之列。3. 经济改革会加速实施,政治改革也将继续推进,中共仍稳固执政。

  我们正在见证一个时代的落幕。共产主义和选举民主制,都是基于普世价值的“元叙事”。在20世纪,我们见证了前者因极端教条而失败;到21世纪,后者正重蹈同样的覆辙。“元叙事”就像癌症一样,正在从内部吞噬民主。我想澄清一下,我并不是要谴责民主。相反,我认为民主政治对西方的崛起和现代世界的诞生居功至伟。然而,很多西方精英把某一种民主形式模式化、普世化,这是西方当前各种病症的病灶所在。如果西方的精英不是将大把的时间花在向外国推销民主上,而是更多关心一下自身的政治改革,恐怕民主还不至于像今天这样无望。

  中国的政治模式不可能取代选举民主,因为中国从不将自己的政治制度包装成普世通用的模式,也不热衷于对外输出。进一步说,中国模式的重要意义,不在于为世界各国提供了一个可以替代选举民主的新模式,而在于从实践上证明了良政的模式不是单一而是多元的,各国都有可能找到适合本国的政治制度。

  让我们为“元叙事”的时代画个句号吧。共产主义和民主可能都是人类最美好的追求,但它们普世化的教条时代已经过去。我们的下一代,不需要被灌输说,世界上只有一种政治模式,所有社会都只有一种归宿。这是错误的,不负责任的,也是乏味的。多元化正在取代普世化。一个更精彩的时代正缓缓拉开帷幕,我们有没有勇气拥抱它呢?

 

 

 

发件人:HGS<cf100703@gmail.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无)时 间:2013年07月15日 10:56 (星期一)附 件:4个(王瑛:我的“退岛”声明.doc 等...) 查看全部附件

我的“退岛”声明

北京某信托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 王瑛

    昨天傍晚,我上岛偶尔发现了黄丽陆总裁的长文章,很是震惊。

    我之所以震惊,是在2013年6月16号这样一个实点上,柳传志作为在正和岛、在国内企业界影响如此之大的一位先生,竟然在薄、王“重庆模式”,施虐数年,一朝引爆,披露至此,企业主们,苟活难安,凄苦惨烈,世人心惊之后;竟然在2013五月逆流,悍然登场,逆天而行,万众愕然,宪政志士,奋力而博,举世瞩目之际,公然在一个拥有2000多名新生代企业家的群体里,做出了如此之提示,提出了如此之主张——正和岛总裁黄丽陆在长文中说:“柳总说从现在起我们要在商言商,以后的聚会我们只讲商业不谈政治,在当前的政经环境下做好商业是我们的本份。”

    我以为,面对当下这场有关宪政的讨论和博弈(网上有人称为“决斗”,不知是不是有夸张,可看看如此多的人已噤若寒蝉…),中国企业家在这种历史关头,大是大非面前,无论作为一个阶层,还是一个人,底线是不说话!而不是说柳传志先生这种活,以他的这种影响力说这种话,我尤其不能认同!我们希望国家好,正和岛好,每一个岛民安全、顺利、成功。绝不仅仅是独善其身,是畏忌自保,也要有一副肩膀,一份担当。

    我的这些话,包括素来的表现,岛上的朋友给了很多“词儿”,不计褒贬,我想问一句,这些思虑、抉择以致付诸行动,难道真和普通人的生活,普通人的诉求相距那么遥远吗?它不是我们年年月月,日里夜里都要面对的吗?它不是我们很多人都有可能遭遇的无妄之灾吗?它不是我们夜里醒来,苦从心里呕出的不堪境遇吗?——辛辛苦苦,亲人离散,苦斗数十年,还要不得已去培养子、孙两代,连我们的话都听不懂,引以为豪的文明都无力传承的、熟悉的、陌生人……

    我没有什么可犹疑的,几乎立即发出了这个退岛的帖子——“我不属于不谈政治的企业家,也不相信中国企业家跪下就可以活下去。我的态度在社会上是公开的。为了不牵连正和岛,我正式宣布退出正和岛。一年来和大家相聚、相处非常愉快,收获甚丰。向大家道谢了。向东华及团队道谢了!”

    从昨天,到今天,不到一天的时间,我遇到很多为什么退岛的询问。其实,我的想法非常简单——1、我要写几篇指名道姓的文章说些想法,这些事儿在正和岛做,会让东华为难;2、我判断大的环境有可能进一步恶化,我不想自己做人做事的选择会牵扯正和岛;3、我的一些观点和前一段对“福州宣言”,对东华的“正己和人”,对这次正和岛“开始一个在商言商的时代”的提法有非常大的异议,引发讨论我如果能变法子,变口径,变身份,也许可以把讨论控制在正和岛可承受,又可受益的范围内。

    朋友们,正和岛的岛亲们,我们生在了一个最坏的时代,我们也生在了一个最好的时代啊!我们不可“叶公好龙”,当福音、福祉敲门的时候,我们恐惧得连看也不敢看,想也不敢想,做也不敢做吗?连一个什么都还不是的“部落”,自己选个“酋长”,以解决实际问题(一个酋长做,做不赢;不做就散摊儿)都能吓着你们吗?如果真如此,正和岛请珍重了!

    明天起,我就不来了,连看也不看了。请正和岛关闭我的入口。

    岛亲们,本来昨天已经别过,不该再来啰嗦,可这一天的所见、所闻,还是令我来说了这些话。这一天,也让我感动莫名,移动互联让人们之间相识、相知,心和心那么近的贴在一起。朋友们,谢谢你们!有移动互联,我们不可能再远离!

    一年来得益于你们太多太多的一个人----王瑛,在此叩首。

附:正和岛百科名片

    正和岛是中国第一家专注企业家人群的网络社交与资讯服务平台,是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决策者俱乐部。为保证每个来的人都是对的,正和岛采取严格的实名制、会员制、收费制、邀请制。

    简介

    正和岛创始人 刘东华 正和岛创始人 刘东华

    正和岛是中国商界第一高端人脉与价值分享平台。它是企业家人群专属的集facebook、微信与微博一体,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为岛邻提供缔结信任、个人成长及商业机会的创新型服务平台。为保证每个来的人都是对的,正和岛采取严格的实名制、会员制、收费制、邀请制。

    “千金买宅,万金买邻”,最有价值的选择从择邻开始。正和岛首丁(首席园丁。“岛丁”是正和岛服务人员的正式称呼)刘东华先生辞去中国企业家杂志社社长后,以20年积累的核心优势创办了正和岛。正和岛是全球第一个通过互联网把现实世界的巨人们聚集在一起的社交平台,致力于打造一个自上而下、从虚拟到现实的诚信体系。柳传志、张瑞敏、鲁冠球、王石、宁高宁、马蔚华、马云、王健林、郭广昌、李书福、俞敏洪、曹国伟等企业领袖,都是正和岛的热情支持者与积极参与者。

    正和岛的三大价值点:

    a.缔结信任 通过正和岛理念与标准让“对的人”在一起,并让在一起的人彼此更加信任。
  b.解决问题 通过正和岛三大系列产品解决企业家的真问题,帮助企业家个人及其企业实现可持续成长。
  c.合作共赢 通过正和岛让基于信任与各自优势的企业家之间实现的多样化商业合作

    由来

    “正和”在博弈论里是相对“零和”与“负和”说的,意思是博弈各方通过合作可以创造更大的价值,共享“合作剩余”,各方所得都大于单打独斗的结果,其实就是通常所谓互利共赢的意思。正和岛所要倡导构建的,正是这样一种良性商业生态。

    定位

    中国商界第一高端人脉与价值分享平台。

    使命

    通过互联网建立并经营标准,构筑一个安全、健康、可持续的商业世界。

    愿景

    让全世界走正路、讲诚信的企业家都居住在正和岛上。

    核心价值观

    做人真善美,做事稳准狠
    做人真善美:真诚、谦逊、激情
    做事稳准狠:务实、专业、高效

 

 

 

加快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

关于中国智库业发展的一场大讨论

----首届中国智库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发布时间: 2013-07-23

    2013年6月30日,为促进中国智库与国际智库之间的交流合作,更好地为顶层设计提供研究和咨询服务,遵照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关于“建设高质量智库”、“推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等一系列重要指示,由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特聘专家委员会联合主办的“2013’智库筑基‘中国梦’:中国智库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昌智向会议发来贺信。第九、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联合国副秘书长彼德·朗斯基-蒂芬索、国务院参事室副主任方宁参加了学术研讨会,成思危作题为“中国智库的责任和素质”的主旨报告。国务院参事、《国家智库》、《中国智库》主编、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院长任玉岭、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高尚全代表会议组委会致辞。

    陈昌智在贺信中说,当前中国的改革开放再次进入关键时期。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已经成为每一个中国人的梦想。智库作为科学决策的重要元素,理应在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中央政府强调要按照“服务决策,适度超前”的原则,建设高质量智库。此次研讨会汇聚了海内外众多知名智库专家,共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智库的建构大计,适逢其时。期望“中国智库国际学术研讨会”坚持举办下去,通过研讨会这个窗口和平台,发展智库产业,让世界了解中国智库,让中国智库走向世界。

    成思危强调,智库的责任一是要支持决策,具体体现为探讨理论基础、评鉴国外经验、完善政策框架、分析实施难点;二是要对决策可行性进行评估。而智库需要具备的素质有四方面,分别是实事求是的态度、科学合理的方法、兼容并蓄的精神、人才合理的结构。另外,他提及,当前民间的第三方智库需要加强建设,希望能够通过基金的方式在资金上进行支持,希望社会各界加强对智库的认识和重视,促进智库发展壮大。

    彼德·朗斯基-蒂芬代表联合国热烈祝贺研讨会召开。他说,在现在改革和变化的时代,我们需要非常高质量的研究,而在政府部门和国际组织之外,智库实际上形成了一个智力、知识的骨干系统,聚集知识、专长以及经验,使政府和社会都能从中受益。希望这种高级别的智库研讨会能加强智库的力量,引导更多研究,尤其是指引“中国梦”和中国智库产业发展壮大。

    任玉岭指出,最近一个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和刘延东副总理都对建设新型智库给出了重要指示。中国的智库发展将迎来美好的春天。目前,必须认识到中国的智库仍存在独立性不强、研究水平和影响力不足等问题。各级政府必须强化智库意识,请智库机构参与到决策的依据、思路和框架中,确保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同时也要大力发展智库机构,对国有的智库机构松绑、放权,大力发展民间的智库机构。另外,智库要保持独立性,力排利益博弈的干扰,避免为既得利益者代言。

    高尚全提出对于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几点思考:一是要用改革的理念办好智库,用创新的精神做好研究;二是要探索有活力的智库建设组织形式;三是要在国际合作当中提高中国智库的学术水平;四是政府要引导支持智库建设,这是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重要保证。

    国内知名学者段应碧、卢中原、曲星、王绍光、胡鞍钢、仲大军、朱光磊、于今、金灿荣、王辉耀、朱旭峰、殷仲义等来自中央、国务院有关智库部门和部分高校、科研院所、非政府智库、港台智库等全国各地的百余名专家学者和理论工作者出席了会议,海外知名学者郑永年、詹姆斯·麦甘、克里·布朗、李成等来自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俄罗斯科学院、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悉尼大学以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欧盟等国家20多位著名国际智库机构的代表应邀参加本次会议并做主旨报告。会议期间,代表们以“推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为主题,围绕“中国智库的挑战与前景”、“思想市场与智库产业”两个议题,对“中国梦”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的内在逻辑、为什么要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智库面临的问题、怎样开展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如何发展思想市场及智库产业、如何发挥好智库的作用,中国智库的职责和道德、国际领先智库的发展经验、中国民间智库的发展、以及与智库发展相关的体制机制等若干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多视角、宽领域、广泛深入的探讨,对中国特色智库发展提出了建议和对策。

智库筑基“中国梦”

    专家学者探讨了实现“中国梦”与构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内在逻辑。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曲星教授认为,“中国梦”既是一个民族的梦,也是国家的梦,同时也是个人的梦。对于怎么实现中国梦,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提出从政治、经济、文化、环保等多方面去努力,其中每一个方面都应该发挥智库的作用。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研究主任李成认为,“中国梦”是个丰富的概念,不仅是经济的发展,中产阶级的壮大,还包括法治和政治方面的进步。从根本上讲,“中国梦”就是中产阶级的梦想,让普通老百姓有更多的机会进入中产阶级的行列,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和美国梦、欧洲梦等有共同的地方。美国纽约规划局前局长饶及人谈了自己对于“中国梦”的理解,他提出,房改、医改、教改应该作为“十二五”规划,“十三五”规划的三大目标;中国城市建设要成为中国软实力的展现,未来中国几十年的城市建设趋势就是后续发展。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卢中原指出,当前,中国正面临着巨大的变革: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正呈现趋势性放缓;中国的舆论环境在发生很大的变化;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互动更加活跃。在这种变革大局下,中国的智库要有担当。第一,要告诉公共权力和决策当局,经济的未来趋势是什么。第二,智库要有一种互相包容的精神,彼此竞争同时又互相包容,提出建设性的意见。第三,智库要研究怎么使中国的发展与全球化进一步衔接,更加积极利用全球化对中国的促进,防范可能带来的风险。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强调,智库建设不应追求数量,而要追求质量。智库需要在“知”(知识体系)和“行”(行动体,行动人物)之间搭一座桥。智库不仅要做短期回应战术上的东西,更要侧重于做中长期的分析。此外,他还介绍了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的做法,强调要保持智库的独立性和客观性,且研究人员没有终身制,不能以追求影响为目标。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亚洲项目主管、资深研究员克里·布朗认为,智库最主要的作用就是做桥梁和沟通的组织。当前任何领域内的政策制定,都需要了解中国的想法。但通常官员并没有这种知识,所以就特别需要依赖智库。他指出,在欧洲与美国,智库与政府之间的旋转门效应比较明显,可以相互转化,但是中国目前还不明显,智库发挥的作用还不明显。应该存在更多的智库,容许更多不同的思想,让人们接受更多的想法。

    香港中文大学王绍光教授指出,要把智库的定义、内涵和外延搞清楚,一般谈智库是跟公共政策相关的,而不把企业咨询看做智库。同时,应该纠正大家对国外智库的态度,将仰视改为平视,对中国智库应该多一些自信。当分析智库在政策决策中的作用时,就会发现有很多种不同种类的智库,各类智库研究机构实际上可以扮演一个功能互补的角色。台湾财团法人长城基金会董事长耿荣水认为,“中国梦”一定要把台湾这个因素包含进去,中国如果没有台湾的角色或台湾同胞的参与,这个梦也做得不是很完整。台湾也有梦,但很坦白地说,只有“中国梦”真正实现了,“台湾梦”才可能成真。未来智库之间大陆和台湾合作,要有几方面的内容,人才交流很重要,可以考虑两岸合资、合股来办一个智库。

当前中国智库的不足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指出,思维方法是中国智库现在面临最大的缺陷。无论是做建模,还是做定量、定性分析,这些都不难。这些是工具,最主要的,还是思维方式最重要。没有思维方式,各种工具也没用。现在大家把作为工具的东西变成目标了,用这些工具造出了很多东西来。这是本末倒置,做不出东西来。智库不是为了追求影响,智库就是说真话。如果为了追求影响,为了获得领导人的批示,肯定做不好智库。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分析了当前中国智库存在的诸多问题,并提出了调整思路:第一,要去意识形态化,在思想上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科学、独立、自由地进行研究;第二,去行政化、部门化;第三,在资金渠道上,要让社会资金进入;第四,政策研究一定要客观、独立、中立。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有限公司仲大军认为,如果影响不了领导层和具体政策或决策方面,就很难称为智库。中国智库,特别是民间智库要想上升到影响决策层,需要进一步在机制、体制上进行改革。民间智库的态度应该要把握两个原则:合作性、专业化。民间智库有其自身的优点,那就是没有官气,能接地气,还有一个优势是草根化。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指出,外交智库民间比较弱,主要还是政府的,这和外交性质有关系。他提出了六发展建议:官方要多投资、增加容忍度、智库本身要专业性、独立性、要有思想意识。《国家智库》首席专家徐光裕少将认为,中国民间智库不发达,原因就在于从决策层到经营层,到大众,承受力不够。因为一旦出现非常繁荣发达的民间智库,就会出现不同的声音,就会出现正面、反面的争论,于是乎在网络和媒体上就会出现完全打破人们原来思维模式的一种习惯。

    台湾财团法人两岸交流远景基金会副执行长孙扬明认为,智库几乎是没有边界的思想,在这种情形下,必须要求社会环境宽容,还要有自己资金支持。如果我们的容忍度不够或把边界设得太窄,智库的存在有时候和一言堂的差距就不大,所以要把边界放得非常非常宽,让各种不同的思想和声音彼此相互冲撞。

    克危克险总经理兼高级分析员袁铁成指出,当前智库发展面临的问题,第一,当前智库的建立是人治,而非法治和市场治;第二,刚开始目标远大,但后来无法实现;第三,很多智库研究都是大而无当的,很多在低层次的无序研究,缺乏市场检验;第四,很多智库本身缺乏造血功能,缺乏独立性和持续性。中国当前大环境中的认知观念问题和消费观念问题,也阻碍了智库的发展。对于未来发展,有以下建议:国家对智库观念要包容、开放,不要有敌意,要善意一些;取消限制政策;政策可以有取向,研究不能有禁区;智库应该全程引入市场机制;鼓励社会资源进入智库。

如何发挥好智库的作用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高尚全指出,我们已经建立了不少智库。过去智库不是没有发挥作用,但是不够。例如对于中央文件的起草,中央可以选择4—5个智库来交待这个任务,限期交卷。智库是比较公平、公正地来参与起草的,这就避免了把一些部门利益带到中央文件里,也克服了参与起草的部门精英的局限性。同时,智库之间也可以展开竞争,这样可以提高智库的学术水平。起草小组和智库两条腿走路,这样可以更好地丰富中央文件,提高中央文件的质量。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市民社会项目主任詹姆斯·麦甘认为,全球化、不断增长的NGO和IGO、民主化和权力下放、对独立信息和分析的需求、复杂政策问题的增加、社交网络等新技术的发展、日益开放的政策辩论、黑客活动、无政府主义和民粹主义运动、全球性结构调整、经济危机和政治瘫痪、政策海啸、个人能够通过互联网和社交网络挑战国家、大数据和超级计算机、增长的政治多极化、政客短期行为等十五个原因正驱动着智库在全球的增长。筹资模式转变、专业性提升、竞争加剧、影响力和独立性的平衡、产出和影响、智库独立性的幻影、混合组织、行动和思想、更注重对外关系和营销策略、走向世界、领导和管理的紧张以及互联网、新媒体、社交网络和云技术是智库面临的新问题和发展趋势。他指出,智库面临的持续挑战是如何在关键政策问题上及时有效地影响决策者、媒体和公众。而对智库的需求和依赖趋势将持续。

    国家行政学院丁元竹教授认为,要建立统一的市场才能有智库间公平的竞争,而现在智库的市场不是统一的。不要一般意义上把智库分为官方和民间两种,这样太肤浅了。目前智库可分为:按公务员法来管的智库,参照公务员法来管的智库,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智库,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智库。民间的有在工商部门注册的,还有在民政部门注册。在民政部门注册,有按NGO注册的,还有按社团注册的。这个事情怎么管,我们要从深入去研究。要在多元格局下实现不同的主体之间的沟通和对话。对于智库未来的发展的方向,第一,事业单位要改革;第二,要创新,按市场角度按市场标准不统一的情况,按事业和产业进一步区分,对于推动真正推动智库的发展,十分重要。

    清华大学朱旭峰教授也认为,中国智库不要用民间、官方的智库简单划分。不要在思想库身上贴标签:你是官方的,你就是为政府说话的;你是民间的,你就是推动民主化和推动公民社会建设的。其实并不尽然。智库要发挥作用,一是加强能力建设,提高学术能力和政策研究能力,提高决策研究能力以及提高舆论引导能力。二是提高国际化水平,既参与国际事务,引进人才资源的同时要加强国际流动,最好能吸引西方学者为中国思想库服务。充分利用互联网来提升中国智库影响力。三是对研究思想库影响力本身做一定尝试,研究中国思想库,研究公共议题问题,参加国际交流。中国思想库不仅是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机制,对海外来讲也是中国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重要窗口,是“中国模式”的一个组成部分。

中国智库的挑战与前景

    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与中国改革开放内在统一、相互推进。中国机构编制管理研究会执行副会长于宁指出,当前中国智库的发展存在着资金不足、发展滞后等问题。中国智库要步入良性发展道路,不但要最大限度地争取政府的资金支持,而且要与基金会、公司、大学等非官方机构保持密切联系,沟通研究信息,以便更多地获取各方资金支持。此外,中国智库需要密切关注社会热点,坚定立场,提高专业水平,开展建设性的研究。就目前而言,中国智库需要多关注大部制改革问题。

    中国侨联特聘专家委员会秘书长李曙光教授提到,中国的改革需要高端的智库,高端的智库当然要有高端的思想。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是,需要形成高端智库的政策法律和体制环境,这就需要我们做好四个方面的工作:第一,需要公平公正的政策法律环境;第二,要形成多元的政策利益集团;第三,形成高端智库公共政策决策环境,决策机制更加民主、公开和透明;第四,形成高端智库的社会环境,包括大的企业更愿意投入支持高端智库的出现,以及整个社会环境能够有更利于高端智库意见市场和产品的形成。

    南开大学副校长朱光磊教授认为,要促进智库的发展,很重要的一个条件是社会科学的发展。中国当前社会科学学科门类体系现在已经基本建立起来,社会科学社科化的转变基本完成,大量的新思想、新方法进入中国。但仍存在一些问题,中国社会科学的概念还太少,理论上过于依赖西方很多东西。所以,基于中国智库发展对社会科学发展的要求,我们要做好以下几个平衡:中国意识与国际意识的平衡、问题意识与学科意识的平衡、人文做精与社科做强的平衡。

    国防大学纪明葵少将分析比较了中国智库和国际智库的不同之处,他认为中国智库前端论证的东西比较少,后端论证的已经多,也就是说能给国家提供决策支持建议不够,返过来国家决策以后,论证国家决策的优点的支持东西很多。对于未来智库建设,他建议,智库建设要有全局性、操作性、特色性、超前性以及科学性,要尽可能利用现有的科技手段。

    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所长王德禄认为,前30年是中国制造的崛起,后30年是新经济和创新经济事业的再崛起。中国现在有3个弱项:没有充分思想自由,天使投资不发达,知识产权没有得到保护,这三个问题是中国改革的三个中心问题。只要这三个问题得到解决,中国就可以实现新经济在全球的水平。

    军事科学院单秀法教授强调了思想的力量和价值,认为中国社会的发展给智库提供了广阔的天地。他提出,要建立中国智库协会,其主要作用是代表政府对国内智库进行弹性管理,以适应互联网对社会意识形态建设和管理带来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升各智库的质量,疏通智库和政府之间的对接渠道。国防大学朱成虎少将认为,为了促进智库的发展,政府层面,不要把决策权当作自己的私人权力,要愿意听智库的建议。过去错误的东西要能够有胆识和魄力来改变。而智库自身方面,要培育智库文化,没有智库文化就不可能发挥智库的作用,没有智库的作用就不可能有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最根本的还是在培育我们的智库文化。

怎样开展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

    军事科学院黄星少将认为,中国的历史为中国的智库赋予了独特的理论内涵,包括以天下为己任的整体主义主流价值观、天下为公的世界大同思想、敬鬼神而远之的理性倾向、大法无定法,万法归宗的认识论、方法论。由此,他认为中国当代新型智库最主要的特色应该是跨域整合。建设智库要站在国家和人民整体利益、全局利益的高度进行总体设计,跨部门、跨系统地整合资源,这也正是当前智库的弱项,需要大力加强。

    陕西省公安厅副厅长陈里指出,要科学把握智库的本质以及智库的组成要素。在智库发展中,要注意几方面问题:建立开放的公共决策体制、引入决策咨询的优胜劣汰、建立智库成果的独立评估体系、推进民间智库的多元发展等。《领导者》杂志社社长周志兴提出了民间智库的农业八字宪法,即“土、肥、水、种、密、保、管、工”。他认为,中国已经具备了智库生长的土壤,种子也有了,还缺肥料。要让民间智库能在这个土壤上生长,国家要支持,不仅允许它注册,还要采购它的产品,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察哈尔学会秘书长柯银斌认为,中国民间智库的发展可以归类为两句话,一是开放,二是创新。各级政府,尤其中国政府在政策方面对民间智库有所开放,包括:注册、资金、人才、外事等。而创新方面则要学习西方发展经验和治理经验,战略定位必须聚焦、创新治理结构、组织机构等。

    中国(海南)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殷仲义结合自身发展经验,提出七点建议:第一,作为改革之库,一定要把服务改革决策、凝聚改革共识、营造改革氛围作为自己的使命、责任和自己的基本追求。第二,民间机构也要急国家之所急,急社会之所急。第三,改革研究机构必须把握改革的趋势性走向,前瞻性研究全局性、战略性、基础性、储备性改革政策。第四,必须努力建设改革研究品牌,提升改革研究成果,在服务改革决策当中的影响力。第五,要主动适应自身生存和发展环境的变化,用改革的办法办改革研究机构。第六,坚持小机构大网络。第七,要加强国际合作交流,提升改革研究成果的国际影响。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教授认为,从国际竞争看,不仅是经济竞争、市场竞争、科技竞争,还包括思想竞争、文化竞争和话语权竞争,中国不缺硬实力,但缺少软实力,尤其缺少国际舆论话语权,国际学术影响力。因此,中国要有提升中国话语权这份担当。他提出,要从学术影响力、政策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国际影响力四个方面建设一流高校智库。

    中国社会科学院继续教育学院院长董礼胜指出,现在我们智库的定位存在一定偏差,智库成果和评价机制存在诸多问题。当前智库评价机制还不够专业化、制度化。因此,完善智库的评价机制,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做:第一,在各个地区构建智库成果评价专家组,智库成果评价专家组归属于官方,应该包含不同学科,不同层次的专家;第二,把市场机制纳入到成果过程当中;第三,采用新的评审方式。新的评审方式应该致力于消除原有评审方式当中存在的弊端,具体可以考虑采用秘密评审机制。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王辉耀认为,中国急需要多元化的智库,包括民间智库加强政府决策的多元化和它的充分论证,这样充分的制度参与,可以帮助中国更好地弥补在民主不够的情况下犹豫不决的局面出现。此外,还应该探索多家智库的合作、寻求智库的资金支持等。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阿贝尔森教授提出,中国拥有与美国不同的政治和社会条件,美国智库的成功模式能否被中国复制是个问题,因此中国需要认真思考如何借鉴他国的成功经验。

以智库产业为依托构建中国思想市场

    与会的中外学者还从不同视角对如何发展思想市场及智库产业提出了诸多创见。英国智库研究专家恩里克·蒙迪扎巴尔认为,智库最重要的因素是人,智库要想发展好,就必须要有许多同僚机构。我们需要做好八个方面的工作:一、劳动市场和劳动政策必须灵活以支持智库所需要的人才;二、税收政策需要支持智库的资金来源;三、健康的政治辩论的环境;四、进行公共服务的改革;五、信息技术足够支撑;六、良好的沟通方式;七、城市必须要有创新能力;八、有很好的教育体系和系统来支撑。上海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聂永有认为,智库产业要能够持续地发展,需要具备四方面的条件和基础:第一、充分的市场需求;第二、竞争性的市场环境;第三,高质量、专业化的智慧产品;第四,产业资本的持续支持。最后,他提到,要从五方面来促进智库产业的发展:大力发展各类智库机构、制订智库产业发展的总体规划、引入智库产业发展的竞争机制、建立科学的智库产业发展评估体系、完善智库产业发展的社会配套环境。

    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院长助理王大伟提到,推出智库产业区的核心理念是,集中精力探索和实践创新能力建设和环境建设的改革、发展试验区,探讨智库产业区既是对现有的技术成果和人才的集聚,更是对创新活动必要的重要支撑条件的一种努力。智库产业最重要的作用是人才集聚与开发。智库产业园区评价指标体系,主要包括五部分内容:智库基础设施的投入与创新、智库人才与资源的吸引与整合、智库成果的产出与辐射、智库产业的服务与支撑、智库的配置与管理。

    中国新生经济研究院院长郭夏认为,党的十八大提出创新驱动战略,要靠智库建设引领创新驱动。理解智库创新的实质,智库建设实际应该从政治体制改革的高度来理解。智库建设应该上升到政体改革的顶层设计来理解。智库建设一定要走创新之路。今天智库产业也是新概念经济,在新生经济条件下含新量就是含金量。他认为今后的智库发展至少要有三个发展方向:全球化、网络化、多元化。

    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执行院长于今强调,对于未来智库的发展,一方面是智库自身的发展,另一方面是环境的问题:包括思想市场机制健全,竞争机制完善。他提到,中国智库建设应形成政府统筹、专业集成、多层合作、分工协作的系统性构架,逐渐从“分散式的随机性组织”向“以智库基地或产业区为平台、以目标为导向的有组织模式”转变,新时期的“百家争鸣”局面将以“智库群”和“智库产业”的形态出现,这些群体之间既具有区域性特征,也具有专业类组合特征,这就需要一定的载体,加强智力资源的整合,形成产学研一体化的智库产业集群。

    此外,推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要正确区分公益非营利性智库事业和经营性智库产业的不同性质和任务。发展智库产业必须把公益非营利性智库事业作为一项基本前提,智库产业也不是政府直接办产业,政府的职能是为智库产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土壤、环境、空气,搭建好服务平台,做好政策引导,搞好市场监管。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以及智库产业的发展一定要走科学发展之路,不能也没有必要完全照搬西方智库发展模式进行,要基于中国国情以及东中西部区域发展战略,更加注重内涵、质量、效益,坚决克服一哄而上、盲目发展的倾向。

    与会学者一致认为,当前,把民间智库统称为“非政府智库”更符合实际情况,更有利于推动中国现代智库发展进程。与会学者和专家还对智库体制机制、国际领先智库的发展经验、中国民间智库的发展等作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闭幕式上,会议组委会发布了《2013年中国智库国际学术研讨会北京宣言》,共同承诺从加强智库国际间的合作、提高影响力、完善捐款机制、成立智库行业协会、筹备智库发展基金等方面共同努力。

    本次会议是在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后、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举行的一次重要国际学术会议,为我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营造了良好的思想舆论环境,对进一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对推动学术界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深入理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据会议的总召集人、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执行院长、《国家智库》总编于今教授介绍,2013’智库筑基“中国梦”是一个系列主题研讨会,主要是集中政府与非政府智库研究机构专家的智慧,从学术、政策和战略角度深入探讨研究中国发展与改革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政策和实践问题,围绕国家战略中的重点、难点、突出矛盾和主要问题展开交流,旨在推进中国现代智库的发展,提供一个能够直接反映和充分体现智库内容的交流平台,为社会各界提供了一个了解中国智库建设和发展的窗口,从而为实现中国梦提供顶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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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立即停止侵害农场农工合法权益的法律意见书

——兼对黑龙江垦区农场农工相关权益被侵害案例的法律分析

兰志学

2013年7月

一、关于前进农场的历史沿革及生存现状简介:

    前进农场隶属于黑龙江省垦区建三江分局,其涉案农场农工多为开发性农场业主。

    前进农场是1968年转业官兵屯垦开发的,洪河农场是1980年中日合资开发的,1984年以后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根据当时的法律和农业产业政策,农场将农业机械等生产工具全部转让给个人及职工,国营农场的土地也全部承包给职工及个人。此后,国家对农场再无投资,农场没有农业机械,也没有能力开垦荒原。1986年—1996年之间,农场向个体、职工及包括外省市的各地方人员(下称“开发业主”)招商引资开荒,开垦剩下的大量荒原(比较次的荒原,好的荒地早已开垦完毕),采取头三年免税等优惠政策。

    经当地土地管理部门的批准(土地管理部门是黑龙江省土地管理局下设的办事处,农场是企业,自己没有土地管理行政机关),开发业主响应国家政策,独立投资、自负赢亏、依靠高利贷、历经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开发了大量的国有储备荒地。他们每年通过农场向国家交任务粮及农业税,当地土地管理部门也向开发业主颁发了土地证书等产权证照。

    经过开发性农场业主多年的艰苦努力和不懈的付出,前进农场经济发展局面得以迈上健康良性的发展轨道。但从1996年开始,当地土地管理部门违背国家土地管理法规和政策及农垦政策,以下发通知的方式,告知换发国有土地使用证(旧证换新证),从农场业主的手中套取土地使用证至今未还!当时,出于对当地土地管理部门的信任,大部分开发业主都上交了旧证,但新证一直不予换发。此后开发性业主之间转让土地亦不予办理转让等变更手续。

    2006年以后,国有农场税费改革(见国办发[2006]25号文件),国家为减轻农民的负担,提高农民农业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免去了相关不合理的农业税、乡村道路维修费和计划生育费等五项统筹。但前进农场违背国办发[2006]25号文件,仍然将个体开发性土地与其他国家投资开发的土地等同收费,并且收费标准大大高于国办法[2006]25号、黑垦局发[2007]7号、黑垦发[2005]18号文件的规定。[2007]7号文件明确规定,收费标准不能高于税费改革前(2005年)的标准,也就是120元/亩,但农场2006年以来的收费远高于此(见前进农场2009、2010、2011年的文件所规定的收费标准)。

    现在农场将承包合同改成一年一签的方式,不仅擅自违规制定收费标准,而且每年收费标准都借机大幅度提高。农场农工业主负担越来越重,不堪重负。但如果农工业主不交费,农场就采取威胁、恐吓、抓人等手段,甚至利用“企业自办”的公检法违法强制执行!开发性农场业主的生存环境每况愈下!

二、关于前进农场存在的损害农场农工业主合法权益的共性问题及法律对策及政策检讨:

    1,根据国土资源部第40号令及当地土地管理部门1996年的通知,黑龙江省政府及国土资源厅理应为开发性农场农工办理土地登记,换发或颁发国有土地使用证,对于土地转让的,办理转让登记手续,但是政府有关部门将业主开发的已经登记、取得了土地证的土地,划归到当地国有农场的土地使用证内,这种做法是违规违法的。业主反复找当地土地管理部门协商,都没有解决,这就为当地社会的和谐发展埋下了不安定的隐患!因此,我们认为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尊重历史、纠正错误、捍卫政府的公信力,主动为农场农工的开发性土地确权、颁发或换发土地使用证,转让土地的办理转让手续,从而保障土地经营和使用者的合法权益不受非法侵害。除此,别无它途!

    2,国有前进农场机构臃肿、农场农工负担日益加重。现在农场、生产队的领导干部、工作人员大大超过“生产建设兵团时期”。有的农场文件规定:“对全年各项工作目标提前和超额完成的管理区,农场将增发全员年薪40%的风险收入。”也就是说,凡是足额和超额完成本区收费任务的干部,都有提成。而这些提成的最终埋单者无疑是农场农工业主。针对此种现实问题,应该及早采取科学态度,认真遵守和执行国办发[2006]25号文件,减轻开发业主的负担,废除一年一签协议、费用连年上涨的违法伤农的苛政。

    3,农场经营和管理方式简单粗暴。在经营管理过程中,不但违背法律和上级政策,而且借口当地实际情况擅自制定收费标准,不顾农工的生产积极性及农业生产经营的长期性和稳定性这一客观规律,竟然采取一年一签合同,每年收费标准随之大幅度提高等手段强迫农场农工就范。如果开发性农场农工不交费,农场就采取威胁、恐吓、抓人等手段,利用“自办”公检法强制参与。一年一发包,就意味着开发业主的巨额投入白扔了,农田基本建设不能搞了,就意味着承包费可以年年涨,同时给某些基层干部带来许多黑箱操作的机会,从而大大压缩了开发性农场农工们通过投资致富、劳动致富的生存空间!针对此种违反科学经营理念的经营管理模式,必须及时采取措施加以制止并严格依法依规切实保护经营者的经营权益和生产投资积极性!同时,也应将黑龙江垦区内部自养的公检法机构通过改革交由地方司法系统管理,立即制止农场对于上访人员的打压、恐吓、拘禁等违法行为。

    长期以来,农场经营过程中坑农、害农等一系列违法行为不断发生。如肆意霸占农工自费开发的土地、截留中央的直补、强制农工指定购买高价种子、化肥、低价收购农产品等,有些地区还威逼利诱农场农工从事其他与经营无关的活动。农场这种违法行为,必然影响劳动者的积极性,进而导致农场生产经营的可持续性受到严重影响,也必然造成粮食生产存在不可预测性的安全隐患。这是关系到长治久安的大事,也与国家的农业生产经营的重大战略等重大利益戚戚相关,应该引起有关各方的高度重视!

    4,我们认为,改善农场职工的生活水平,减轻其生产经营负担,提高其生产经营的积极性,与农场的干部作风建设问题不无关系。某些农场干部工作作风粗俗低劣、脱离群众,无视职工利益,无视国家法律和政策,工作中随意性的伤农害农侵占职工群众权益等现象有增无减,成为名副其实的既得利益者。这既影响到垦区形象,同时也是垦区稳定的隐患。为此,必须采取切实措施,坚决纠正少数干部作风简单粗暴、作风不实和损害群众利益等方面的问题,认真解决群众关心的切身利益问题。进一步增强服务意识,为垦区职工群众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

三、对黑龙江省垦区农场农工相关权益被侵害案例的法律分析

    为了进一步说明前述问题的现实性、真实性及解决的紧迫性,现结合相关案例有针对性地加以分析并提出相关法律意见(注:相关案例由蒋巍提供)。

    案例一:国家巨额退耕还林补贴被垦区截留侵占

    北安分局龙镇农场农工于德清(61岁),刘玉云(女,60岁),王义峰(39岁)等6位上访户。

    1995年,全国粮食紧张,黑龙江省号召广大农民开荒种地,“再造第二个黑龙江”,于德清自费并借款,投入80多万元开荒664亩。刘玉云开荒595亩,王义峰的父亲就累死在开荒地里。他们与农场签署承包合同,“一包10年”。2002年9月,农场宣布按照国家要求要搞退耕还林,“你们的地不能种了,要栽树”。退耕还林的一切费用包括购买树苗,投工投肥,都由农工自行负责。于德清、刘玉云等人觉得,这样的“退耕还林”太坑害老百姓了,但听说这是“国家规定”,他们只能认了。2003年3月,于德清买了25万株落叶松,刘玉云买了21万株,然后全家老小齐上阵,又雇了许多临时工,开始在自家辛勤开出的耕地上种树。种完树,他们和场里签署的“承包合同”和《林权证》迟迟不见踪影。后经努力争取,合同终于讨了回来。于德清他们仔细一看,农场竟然搞了一把“狸猫换太子”,合同第一页给“调包”了:“退耕还林承包合同书”变成了“造林承包合同书”!场方还在合同序文中加上“国家给予的退耕还林政策由甲方(即农场)享受”! 农场还要求:“林木成材后,出售木材所获利润的30%要上缴农场。”

    农场就这样,一不依法向经营者颁发《林权证》,二不依法给经营农户补贴,三还要从经营户所得的生产经营利润里分割利益,最终逼迫经营农户走上了漫长而又艰辛的上访之路!

    上访中,北安农垦分局林业处的何某这样回答于德清等人:“你们是承包土地干活的人,农场就是国家,国家就是农场,农场是退耕还林的实施者,因此农场就该享受国家的优惠政策!”于德清他们表示了强烈抗议:“当初开荒是我们投入的,退耕还林以后,从购苗、雇工、浇水、护苗,也都是我们投入的。你们是买树苗了,还是下地干活了?什么都是我们农工用血汗换来的,你们‘合作’什么了?”

    一位场领导还对于德清等人讲:“说实话,要是知道退耕还林国家给那么多钱,还能轮到你们吗?我早整到手了!农场就是为了得点国家补偿费,才加上‘合作’这个词。要没这个好处,我把地包给你们了,把国家好处费也给你们了,我疯了?”北安分局的何某说得同样赤裸裸:“我们不写上‘合作’,拿什么享受退耕还林政策?”

    于德清愤怒地说:“你们拿着共产党的俸禄、老百姓的血汗,这样欺负老百姓,还有天地良心吗!” 他们一直告到黑龙江农垦总局,没有结果,只好到北京上访。

    反复在上访路上奔波8年,其间曾被总局非法拘留、关押。2010年3月15日,龙镇农场终于给于德清、刘玉云等6户农工办理了《林权证》。9月15日,我委托律师蒋媞、助手赵刚到龙镇农场查看有关文件,看到于德清等人拿出来的《林权证》,两人大吃一惊!证中,在“林地用途”一栏,赫然标明是“防护林”!国家退耕还林政策明文规定,农民自费植树造林,农民拥有所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而“防护林”顾名思义,任何人是不能采伐的!他们历经8年拼命抗争、终于拿到手里的这个《林权证》,竟然是个毫无价值的伪“林权证”!

    据于德清粗略统计,从2003年到2010年的8年间,拥有林地664亩的于德清和拥有林地595亩的刘玉云,两户理应拿到的国家补贴总计达上百万元,那么全场几十家“退耕还林”户理应享受的国家补贴显然就是一个惊人的数字!整个农垦总局截留的国家补贴应在上百亿之多!同样,在北安分局红色边疆农场,2003年,富万松、富万荣兄弟造林900亩,张广杰造林750亩,农场既不给补贴,也不发《林权证》。他们没有工资,自费造林,又无地可种,无粮可收,还不给补贴,这不是“杨白劳”又是什么!

    相关法律意见:

    1,农场领导以所谓国家规定的名义,以“不服从就收回土地”相要挟,肆意侵占农工权益,理应纠正并应该立即采取措施对所侵占补贴依法依规予以返还。国家《退耕还林条例》第三十五条明确规定:“国家按照核定的退耕还林实际面积,向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提供补助粮食、种苗造林费和生活补助费。”“实施退耕还林后,必须确保退耕农户享有在退耕土地和荒山荒地上种植的林木所有权。”“实行‘谁退耕,谁造林,谁经营,谁受益’的政策。”

    根据规定,相关退耕还林的相关补贴必须直补到户不得截流!

    2,农场采取欺诈手段,未征得合同一方当事人的同意擅自篡改合同相关合同条款,根据法律规定,相关单方所变更的条款自始无效!

    3,农场不给经营农户颁发符合实际情况保护农户权益的《林权证》同样违反《合同法》及国家《退耕还林条例》。农场必须纠正这一错误,以避免不利后果的继续扩大!

    4,农户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而采取合法上访等法律手段和措施是正当的,相关部门理应根据法律规定妥善解决不得打击压制,以避免造成当事人的二次伤害!

    案例二:建三江分局强行摊派的“神秘稻种”

    浓江农场农民刘景奎,农工张晓敏(女),青龙山农场张桂荣等多位农工都有这样的遭遇:农场管理者统一供种供肥全是说一不二的霸王价,价格普遍高于市场。农场强卖的甚至是陈年化肥,需要用锤子才能敲开。

    多年来,建三江各农场普遍强行推广“空育131”稻种。网上也是一片骂声。官方强调说,这个稻种“抗寒性强”,可农工反映它是使用多年已退化的种子,常得“掐脖瘟”,强行摊派的结果导致很多家庭农场倾家荡产。为实现摊派以谋取暴利,开始是你必须买回去,种不种不管,你可以自行外购。农工被迫把它当“高价大米”吃了!后来,农场又把它包上农药、催了芽,再卖给农工,价格自然大为提高,这样不能当大米吃了,又不敢种,只好成袋成袋地扔在地头上,自己再花钱去买别的种子!

    相关法律意见:

  1,一切未有取得合法种子经营许可证而经营种子经营活动的,均是违法行为。由上案例可以看出关于黑龙江假种子事件已经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相关农户可依法向有关部门举报,相关部门更应该依法依职权制止这种坑害农户事件的发生。《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种子经营实行许可制度。种子经营者必须先取得种子经营许可证后,方可凭种子经营许可证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办理或者变更营业执照。

  2,农工应该增强维权意识,敢于拒绝和抵制一切不合理的指定和摊派!敢于揭露假冒伪劣种子的真相。农工没有义务接受农场相关领导的不法指令!更不能屈服于他们的淫威和恐吓及“秋后算账”,也不应该惧怕他们的打击报复。从某种程度上讲,正是农场里面的某些领导抓住了农工们的惧怕心理,他们才更加胆大妄为!而最后的受害者仍然是农工自己。《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种子使用者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购买种子,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第四十一条:种子使用者因种子质量问题遭受损失的,出售种子的经营者应当予以赔偿,赔偿额包括购种价款、有关费用和可得利益损失;第六十九条:强迫种子使用者违背自己的意愿购买、使用种子给使用者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七十一条:种子行政管理人员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的,或者违反本法规定从事种子生产、经营活动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案例三:农场农工根据国家农垦政策在北大荒开荒种地却被强行非法剥夺而无任何补偿,而大批的农场农户的《土地证》被以旧证换新症的名义骗走至今没有任何说法!

    建三江前锋农场农工邹振龙,原海军航空兵,在知青返城、垦区缺人之际,他和34个复员兵应召到了北大荒。复员兵能有多少钱,他靠借贷开荒2000多亩,1990年全部种上大豆。但是,有一天场领导找他谈话:“场畜牧科要扩大,你种的2000亩地就划归畜牧科吧。你是复员兵,觉悟高,就算响应国家号召吧。”就这样,邹振龙自费开出的2000多亩地、数套农机具和价值14余万元的大豆,被前锋农场全部无偿剥夺而无任何形式的补偿!邹上访至今,没有结果!2009年春,由农垦总局出钱,把邹振龙等一批农工关在北京通州一处私人办的关押黑窝点共31天,春节就是在黑窝点里过的,后被北京公安局解救出来。

    另外,前锋农场农工张丽英(女),1993年开荒1300亩,并获得省土地局颁发的《土地证》。后来农场的土地承包费年年涨,遭到张丽英的多次抗议。有一次,张丽英交了15万元的“上打租”,还欠8万元。队长擅自作主,把她开发和承包的土地发包给15户外人。张丽英为了捍卫自己的权利,与农场发生激烈冲突。后张丽因上访被拘留过。现在她的土地被全部剥夺,今年无地可种,她的大棚被破坏。她被非法关押在总局创办的黑窝点“信访学校”几十天。

    还有,建三江分局的洪河农场、前进农场于1996年前后都发出通知,要求自费开荒并获得省土地局颁发的《土地证》的家庭农场把土地证照交到场部,理由是“用旧证换新证”,“拒绝上交的,将收回承包土地”。但是,迄今已经过去了十多年,农场依然没有下发“新土地证”。

    相关法律意见:

    1,那些曾经为北大荒的开发作出过巨大贡献、付出了辛勤汗水的农场农户理应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更应该得到农场的呵护而不是敲诈和对他们苦心经营的财产权利的肆意剥夺!根据国土资源部第40号令及当地土地管理部门1996年的通知,黑龙江省政府及国土资源厅理应为开发性农场农工办理土地登记,换发或颁发国有土地使用证,对于土地转让的,办理转让登记手续,但是政府有关部门将业主开发的已经登记、取得了土地证的土地,划归到当地国有农场的土地使用证内,这种做法是违规违法。

    2,在黑龙江省垦区农场中,肆意侵害农户权益的现象存在一个共性的问题,即当原始开发性农户把原来的荒地或是生地开发到一定程度并达到了一定的收益后,就要被增加税费和负担。一旦当事人有一点反对意见,其所开发的土地就会被当地农场强行夺走或转包。农场这样做,既不合情,也不合理,更不合法。1994年3月5日,财政部颁发《财政部关于农业综合开发的若干意见》第九条第一款规定:“在农业综合开发范围内,实行谁开发、谁利用、谁受益。在一定时期内使用权不变,可以继承,可以依法有偿转让。”2003年,国土资源部颁布《关于做好土地开发整理权属管理工作的意见》,第三条(十)款规定:“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开发、整理、复垦国有土地或集体土地,原土地所有权原则不变。开发未确定使用权的国有土地,土地使用权可确定给从事开发的投资者。”由此我们不难看出,黑龙江垦区相关农场的做法违背了相关政策和法律。他们真正做到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结果是伤害了农场广大农户的合法权益及农业生产经营的积极性!

    案例四:建三江分局党委公然伪造“文件”,总局追究了吗?

    建三江前锋农场农工白文革,因自己开发的土地被剥夺,上访17年,4次拘留,双腿曾被打断。蒋巍先生对白文革等人的遭遇进行过详实调查并报送中央。2010年12月16日,黑龙江农垦总局宣传部高部长带领十几位干部到北京与蒋巍“交换意见”。其中建三江分局局长交给蒋一份由“建三江分局”印制的厚达600页的《反馈材料》!后经蒋再次调查核实,这个所谓的《反馈材料》里面充斥着大量的伪造、谎言和欺骗材料!仅以白文革一例,其“协议书”是伪造的,白文革的签名是伪造的。更令人愤怒的是,其中有两份《承包合同》,第一份:发包方为“前锋农场”,承包人白文革的“家庭住址”竟然填写为毫不相干的“大兴农场”;第二份发包方为“前锋农场”,承包人白文革的“家庭住址”回归到“前锋农场”,而两份合同的签署日期同为2010年1月1日(放假日!)。这证明一切都是伪造的!据蒋巍推理:如果是前锋农场造假,其工作人员绝不会把白文革的家庭住址无意识地填写为“大兴农场”,这次造假一定是在更高层次上进行的!后白文革当面向“黑龙江省委调查组”反映过这一造假行为,调查组在工作过程中,态度也是认真和公正的。奇怪的是,在调查结束10个月之后,有关方面依然保持沉默!无任何处理意见反馈!

    相关法律意见:

    1,农场采取欺骗舆论和社会公众的手段,为了掩人耳目,未征得合同一方当事人的同意擅自篡改合同相关合同条款和重要内容,根据法律规定这种伪造出来的合同因为不真实而不具有任何法律约束力!

    2,以伪造文件等方式企图嫁祸受害农户以逃避法律责任,不仅无助于问矛盾的解决和纠纷的化解,相反必然导致更加严重结果的发生,为社会增加更多的不稳定因素!

    案例五:“信访学校”关的是什么人?

    建三江分局前哨农场王恩江,2002年借款开荒1820亩,以后继续连片开荒,承包面积达3000亩。其与农场签署的合同为:每亩上交10元农业税和45元承包费,以后每年每亩增交5元递增。

    2005年,前哨农场违反原合同约定,单方面要求每亩地承包费增加到120元。王恩江因为提出反对,后被拘留10天。2007年,农场未经王恩江同意擅自将王的3000亩土地发包给非农场人士,对方在争夺土地时把王恩江的老母亲打伤!此后这位人士又把土地二次发包给别人,坐收渔利。王恩江彻底破产,妻子患癌症,女儿考上大学后被迫弃学,出外打工!

    后来,王恩江就和张丽英、薄义等人一起,被关押在总局的“信访学校”里。

    相关法律意见:

    1,农场不讲公信不讲诚信,对农场开发性农户的合法财产权益任意处分。并利用手中的权利,制造农户之间的矛盾,造成开发性农户合法权益的伤害,是导致社会不和谐不稳定的始作甬者。农场应当对此承担法律责任和道义责任。

    2,“信访学校”的存在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这是少数官员剥夺人权的生动写照!以学习班之名行非法拘禁之实!这就是“黑监狱”、“集中营“,理应依法取缔并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同时每一个受害者都应该勇敢地反抗这种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罪恶行为!

结束语

    我们认为,黑龙江省垦区广大农工的艰苦创业是垦区经济效益明显提高、人均收入大幅度增加、农场民生明显改善的重要原因和决定性因素!可以说这些农户为农场经济发展做出了历史性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为农场走向企业化、规模化发展的道路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和坚实的经济基础。这些开发性农场农工是新时期的北大荒人,为新时期的北大荒精神注入了新的内涵。他们同样是北大荒的真正主人,理应得到尊重和保护!他们为国家加快转变农垦经济发展方式、加快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加快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加快推进科技进步和创新提供了人力物力财力方面的支持并作出了重大贡献!但目前他们当中的相当一部分群众的生活境遇却每况愈下,令人忧虑。作为农场的经营管理者理应结合国家的相关农业产业政策及法律法规把农场农工的民生问题放在第一位。垦区职工群众是垦区改革发展的主体,民生改善是检验农垦改革发展成败的根本标志。近年来,一些垦区和农场体制急剧变迁,发展遭受挫折,不稳定因素增加,无一不是由于民生问题而引起。因此一定要顺应职工群众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切实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确保垦区长治久安、事业兴旺发达。更要坚决维护职工生产经营权益,充分尊重职工的生产经营自主权,按照市场规律办事,防止通过简单粗暴的行政手段侵犯职工农产品经营销售权益。全面落实国家强农惠农政策,依法维护农工的生产经营权益和积极性,确保职工补贴性收入稳步增加;继续加大农工减负力度,促进职工减负增收。推进社会保障和救助政策的落实,解决职工、居民的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等问题,提高职工和居民的保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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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夷骨刻文字研发与利用》已通过重点课题立项

国家旅游局网站

2013年07月13日

    记者从山东省旅游局获悉,2013年度山东省艺术科学重点课题立项工作近日完成,其中《东夷骨刻文字研发与利用》(文化专项类)经山东省文化厅组织专家评委会评审并公示无异议已通过立项。此项重点课题负责人为山东省旅游行业协会专职副会长丁再献研究员,丁再献率课题组成员已于2012年2月完成了90多万字的《东夷文化与山东·骨刻文释读》(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2月出版)科研论证任务,这部专著的主要观点为:东夷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源头,东夷骨刻文是汉字的源头。被业内称为我国第一部全面论述东夷文化、深入挖掘齐鲁文化、追溯中华文明发展脉络的力作,特别是在东夷文化的重要遗存——骨刻文的系统破译和解读方面更是独具创新、史无前例,因而被专家称为“划时代的文化巨著”、“东夷文化和骨刻文研究不可缺少的引领者。

    东夷骨刻文是指在兽骨上刻画的符号——象形文字或图形文字,会意、指事皆有,在山东集中发现,是我国最早的以记人、记事为主目前可以系统识别的文字。据悉,东夷骨刻文的发现和命名者、山东大学刘凤君教授考证,骨刻文距今4600~3300年,比距今3300~3100年的甲骨文早1300年。丁再献首先破译出100多字之后,又与其兄丁再斌一起进行了系统的破译并解读,到目前为止已经破译出300多字,因此,丁再献被誉为骨刻文字破译第一人。

    为使骨刻文字通过破译研究,从而达到进一步开发和运用,丁再献成功临摹之后用骨刻文、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五种字体书写成文,为使读者更加直观,每字均附有骨刻原图。为让人们更容易辨认和欣赏这一古老的书法艺术,自2012年初开始,丁再献在对骨刻文字临摹的基础上进行了再次创作,其创立的骨刻文书法艺术独成一派,高古、典雅的艺术风格充分体现了东夷民族创造文字的智慧和文化领先地位。得到了业内专家的高度评价,认为:就临摹和运用骨刻文进行书法及艺术创作来说,丁再献是最早的成功实践者。为此,被誉为骨刻文书法艺术第一人。

    艺术科学是文化建设的基础工作,做好艺术科学研究、发挥艺术科学理论引导作用,对于加快文化强省建设,提升文化山东品牌具有重要意义。经过近几年的努力,全省艺术科学体系不断完善,创新能力不断增强,科研水平和质量不断提升,先后在艺术理论、文化产业、戏曲戏剧、音乐、舞蹈、影视与新媒体艺术、美术与艺术设计、文化遗产、文化管理等领域形成了规划科学、结构合理并在国内颇具影响的优势学科。艺术科学中文化专项类古文字艺术学科项目,由一位普通的旅游工作者来系统研究出重大成果在全国尚属首次。

    《东夷骨刻文字研发与利用》的成功立项,不仅说明山东文化部门对东夷文化和骨刻文字研究的高度重视,也是文化界对该项重大课题研究成果的认可。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世界文明交融发展,都体现了文化发展的丰富性、多样性和特色性,说明了人类发展的文化生态始终呈现出色彩斑斓、生机勃勃、交汇融合、共同进步的规律趋势。温故而知新,明鉴而知远。东夷文化虽然经过五千年的风雨历程和传承变迁,一方面遗留下了丰富宝贵、辉煌灿烂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又一直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源头与主脉共同撑起了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文化价值观。对于我们进一步了解东夷文化历史变迁的脉络,理解东夷文化对中华民族文化发展所做出的重大贡献,重点推进东夷文化与“好客山东”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领域,《东夷文化与山东·骨刻文释读》这样一部恢宏巨著,既是一项重大成果,也是我们东夷文化研究不可缺少的引领者和导航仪。

    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山东是龙文化的起源地、东夷文化的中心、中华文化的主要发源地、汉字的源头。骨刻文的系统破译,骨刻文书法艺术正式创立,汉字在这里起源,已经成为山东又一张崭新的名片,不仅是对山东文化事业的一大贡献,也必将成为一种崭新的、重要的文化旅游资源,必定会吸引众多的中外客人到中国汉文字发源地观光考察,以亲身体验历史悠久的山东文化。

    丁再献为东夷文化与旅游开发研究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使山东旅游文化内涵更加厚重,东夷文化旅游开发前景无限。山东要抓住机遇,进行有目的、有创意、有规划的开发和利用,东夷文化的核心地区---山东,会成为中国人寻根问祖的目的地,而且可以扩大在东亚、东南亚的吸引力。相信东夷人刨造的骨刻文字一定会在中外产生巨大影响,一定会为人类文化研究做出不可估量的贡献。
 

 

 

 

全球和平指数中国排名第101位

 

    总部设于澳洲悉尼的经济与和平研究所于今年六月十一日公布世界上一百六十二个国家和地区的二○一三年全球和平指数(Global Peace Index,简称GPI)排名榜。其中,冰岛、丹麦及新西兰占据三甲位置,日本是第六位,澳洲居十六位,不丹居二十位,台湾居二十六位,古巴居六十五位,中国居一百零一位,北朝鲜居一百五十四位,阿富汗居末位。

  全球和平指数是一套用作测量各个国家或地区的和平程度的指标,旨在衡量全球和平状况。它是澳大利亚企业家、慈善家史蒂夫?基莱利亚于二○○七年创立。它根据各国国内及国际冲突、社会安全保障、军事化等三大类别,通过二十二个独立指标,以世界各国的军费支出、军警人数和武器进出口、国家因组织性冲突死亡人数、联合国派遣人员数、入狱人数、国内外争端、犯罪和恐怖袭击的危险性、人权状况、政治稳定性、被迫离乡背井人数、与邻国关系等指标,衡量各国的和平程度。相关数据数据取自国际战略研究所、世界银行、联合国各机构等权威组织,并加以综合分析。总分为五分,愈低分代表这个国家愈和平。例如今年冰岛得一点一六分,台湾得一点五四分,中国得二点一四分,阿富汗得三点四四分。这样根据评分就能对各个国家及地区的和平程度及生活稳定程度进行横向比较,也可作跨时间的比较。例如去年全球和平程度骤降,较二○○八年减百分之五,显示目前全球的和平已比以往退步。二○一二年暴力冲突估计造成全球九万四千六百亿美元经济损失,相当于百分之十一全球生产总埴。统计公布全球和平指数,期望能引发及影响国际领袖,使他们能就和平问题作出反应。

  经济与和平研究所是一个国际智囊团,致力于让全球关注和平,并将和平作为促进人类福祉与进步的一个积极、切实可行的手段。它所公布的结果受到各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包括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联合国等认定与采用。二○一三年全球和平指数新增了四个国家(科索沃、南苏丹、东帝汶和多哥),使国家总数达到一百六十二个,覆盖了全球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口。全球和平指数揭示八种标志着一个社会和谐安宁的「支柱」。这八大相互依存的「和平支柱」是:运作良好的政府;完善的商业环境;资源的公平分配;承认他人的权利;良好的邻国关系;信息的自由传播;高的教育水平;低的腐败水平。

  全球和平指数的第一个排名榜于二○○七年五月三十日公布,那年中国排在第六十位。二○○八年排六十七位,二○○九年排七十四位,二○一○年和二○一一年均排名为八十位,二○一二年更降到一百零八位,由此可见中国和平状况每况愈下。近年来几个大国削减了国防开支。例如,美国将军费开支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大约百分之四点六削减到百分之四点一,而中国却大增军费开支。不仅如此,中国镇压人民的维稳开支竟年年超过国防开支;再加上无官不贪的严重腐败,防火墙的禁止信息自由传播,人权状况的恶化以及与邻国关系的紧张,其和平指数排名就直落到百名以外了。可以预见,中国沿着这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滑下去将愈滑愈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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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监控“棱镜”项目曝光始末

2013年6月16日

    2013年5月20日,当爱德华·斯诺登手上拖着一个黑色行李箱、肩上背着一个笔记本电脑包,走在香港国际机场时,没有人会注意到他。但斯诺登不是普通的游客或者商人。实际上,他随身带了四台电脑,里面装的是美国政府的最高机密。

    三个星期之后,他成了全世界名气最大的间谍、告密者和逃犯,他要对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起情报泄密事件负责。世界各地的新闻媒体都形容他为“美国头号通缉犯”。美国国会议员宣布他为“叛逃者”,声称他犯了叛国罪,并要求在法律允许的限度内对他进行最严厉的惩罚。但他的支持者认为,他的行动开启了一个新时代,人们急需讨论现代社会的安全与个人隐私之间的平衡问题。

    他是个告密者或者叛徒?争论仍在继续……

    主动出击 斯诺登联系《卫报》撰稿人

    斯诺登现年29岁,在从美国夏威夷飞到中国香港之前,他一直替美国国防承包商博思艾伦公司工作,他的职务是在夏威夷一处国家安全局的设施内担任系统管理员,而美国国家安全局堪称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秘密监视组织。

    今年1月,斯诺登联系上了一个纪录片导演和自由撰稿人劳拉·波特拉斯,他们开始通信。

    2月中旬,斯诺登给生活在巴西的《卫报》专栏作者格林瓦尔德发了一封电子邮件,暗示他设置一种接收和发送电子邮件的加密方法。斯诺登甚至制作了一段YouTube视频传给格林瓦尔德,教他如何加密。但是格林瓦尔德并不清楚斯诺登的身份,他无法判断斯诺登要向自己爆料事件的真实性,所以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3月,格林瓦尔德去了一趟纽约,在纽约他接到了劳拉·波特拉斯的电话,波特拉斯使他确信,他需要严肃认真地对待这件事。

    格林瓦尔德和斯诺登建立了一个安全的通信系统,第一份文件很快传到格林瓦尔德的电脑里,文件泄露了秘密的“棱镜”项目,这是一个从世界上顶尖的科技公司搜集情报的项目。

    秘密会面 斯诺登精心制订接头方案

    5月31日,格林瓦尔德再度飞到纽约,和《卫报》的编辑会谈,第二天,格林瓦尔德和波特拉斯飞往香港。

    不管是格林瓦尔德还是波特拉斯都不知道斯诺登长什么样。格林瓦尔德说:“斯诺登精心制订了一个接头方案。”斯诺登让格林瓦尔德去一家酒店4楼的特定位置,并大声询问餐厅的方向。格林瓦尔德确信斯诺登就躲在背地里,认真倾听。

    见面后,他们来到一个放着很多假鳄鱼的房间,斯诺登做了自我介绍。格林瓦尔德回忆道:“我知道肯定是他,因为他背着一个魔方。”

    格林瓦尔德和波特拉斯被斯诺登给惊呆了,因为斯诺登只有29岁。格林瓦尔德此前一直认为斯诺登该是一个白发苍苍的六旬老兵,并且身处情报部门高层。当发现斯诺登这么年轻时,格林瓦尔德认为自己此行纯粹是浪费时间。但在和斯诺登交谈了一个小时之后,格林瓦尔德改变了主意。他说:“我现在已经完全信任他了。”

    开始采访 斯诺登曝光“棱镜”

    采访就在斯诺登的房间进行,这个房间可以俯瞰九龙公园。斯诺登和记者都有摄像设备,这些设备将狭小的空间挤得满满当当。斯诺登在那里已经两个星期了,吃饭都是叫外卖,他随身带的东西不多,几件衣服、一本书、四台电脑、还有那魔方。他越来越担心自己的经济问题,尤其担心自己的信用卡会被冻结。

     对斯诺登的采访和他提供的文件让《卫报》记者确信,美国政府确实通过法院下令,让电信巨头威瑞森交出数百万美国用户的通话记录,而这一举动牵涉的是一个此前从未公开的庞大监视项目——“棱镜”。

    通过自由撰稿人波特拉斯的关系,“棱镜”项目在《华盛顿邮报》上被曝光,波特拉斯将掌握的材料给了此前调查过此事的《华盛顿邮报》调查记者巴顿·格尔曼,但是从落地香港之后开始,波特拉斯就和《卫报》记者组一起工作了。

    再掀高潮 斯诺登自曝身份

    6月9日,事情的发展再度掀起一个高潮,泄密者不仅泄露了美国政府的秘密,也泄露了自己的秘密,斯诺登高调曝光自己的身份,他从一开始就没打算搞什么“匿名曝光”的把戏,他要求将格林瓦尔德采访他的录像发布在《卫报》网站上,他向世人宣布:“我现身了!”

    斯诺登公开身份的决定让很多人感到迷惑,他为什么要曝光自己?斯诺登说,他不想让以前的同事受到自己的影响,如果他不公开自己的身份,那么他以前的同事就会受到无休无止的调查,他不想让以前的同事经受另一场考验。

    那么他现在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在采访中,斯诺登盛赞香港是一个有着深厚的言论自由传统的地方,香港的司法系统非常公正。斯诺登并不认为自己犯了罪,他称所有对于自己的指控都是出于政治动机。

    议论纷纷 斯诺登是英雄还是罪犯?

    有人认为斯诺登是个英雄,也有人认为他是个罪犯。《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专栏文章正在对他进行各种各样的评论。《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者理查德·科恩虽然从没见过斯诺登,却在文章中写道:他不是一个偏执狂,只是有些孤芳自赏。而《纽约时报》的专栏作者大卫·布鲁克斯则对他进行了心理分析。

    虽然在斯诺登的身上显现出勤于思考、勇担道义的一面,但他似乎更像这个不幸时代的产物。现在的社会已经进入到一个雾化社会的阶段,社会联系的纽带开始松动,20多岁的年轻人正处于从一个富于幻想的孩子向一个有强烈家庭责任感的成人过渡的阶段,而包裹着他们的是技术的飞速进步,他们的价值观正面临严重的混乱。

    采访最后 斯诺登吟诵富兰克林名句

    6月9日晚,《卫报》结束了对斯诺登一个多星期的采访。那是他住在那家酒店的最后一个晚上,也是他告别旧生活、走向新人生的一个晚上。他坐在床上,双臂交叉,电视上正放着有关他的新闻节目。

    奥巴马总统说:“你不可能在享有100%安全的同时享有100%的隐私权和便利。”斯诺登为奥巴马补充了一句:“你必须在安全和隐私之间做出选择。”

    斯诺登挑战了奥巴马的观点,他认为,美国政府的行为实际上剥夺了民众做出选择的权利。要安全还是要隐私,这的确有争议,但美国政府没有让公众展开充分的讨论就替他们做出了选择。斯诺登认为,在安全和隐私之间必须有一个权衡,而美国政府现在的做法无疑已经触动了美国宪法的根本。

    采访的最后,斯诺登引用了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一句话:“那些必须放弃自由才能获得的安全是根本不存在的;即使存在,也不值得拥有。”斯诺登缓慢地背诵出了这句话,对于他来说,这句话和他现在的处境能够产生特别的共鸣。

    转入地下 斯诺登面临何等结局?

    从6月10日开始,斯诺登转入地下,但“棱镜”的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各大新闻媒体在香港的记者都在找他,记者们甚至在“推特”上询问粉丝,是否有人曾经看到他出现过。粉丝很快有了回应:斯诺登曾经花330美元在位于香港九龙区繁华商业街弥敦道上的美丽华酒店住了一晚。

    美国已经处在指控他的边缘,这将导致引渡程序的启动,美国肯定希望把他带回去审判,最终把他投入监狱。布拉德利·曼宁曾在2010年向维基解密泄露了成千上万份备忘录,美国正准备判处他终身监禁。斯诺登泄露的内容比起曼宁泄露的内容,有过之而无不及,曼宁泄露的只是“保密文件”,而斯诺登泄露的不仅仅是“绝密文件”,而且这些文件的流通范围极为有限。那么等待他的,除了终身监禁,还可能有别的结果吗?

棱镜项目服务器可储存100年内全人类电子信息

    在硬扛了数天之后,美国情报机构负责人和白宫最终承认,他们早就知道“棱镜”项目,知道奥巴马政府正在对全球进行监视。

    规模 可储存100年内全人类电子信息

    犹他州南部,盐湖城,美国国家安全局新址就坐落在这里,美国最昂贵的秘密之一也隐藏在这里。在这个占地约10万平方米的建筑群里,安放着“棱镜”项目的主服务器。这里的电脑能够储存至少50亿千兆字节的数据,单是冷却服务器消耗的能源每年就要耗资4000万美元,整个“棱镜”项目耗资约20亿美元。

    今年3月,美国国家安全局前雇员托马斯·德雷克和比尔·宾尼告诉德国《明镜》周刊,美国国家安全局的设备将很快开始储存来自世界各地的个人资料并将把这些资料保存几十年。这些个人资料包括私人电子邮件、Skype通话记录、谷歌搜索记录、YouTube视频、Facebook公告、银行转账记录等所有电子数据。

    宾尼以前在美国国家安全局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数学分析师,他计算出犹他州那些服务器的容量大得足以储存未来100年整个人类的电子信息。

    美国《华盛顿邮报》和英国《卫报》上周公布的绝密文件显示,从2007年开始,美国情报机构就开始直接进入美国网络公司的服务器搜集情报。第一个服务器被监控的公司是微软,一年半后雅虎的服务器也被监控,随后,谷歌、“脸谱”、PalTalk、YouTube、Skype和美国在线纷纷加入被监控的行列,最新宣布与情报机构合作的公司是苹果,2012年10月的一份政府秘密文件自豪地宣布了这个结果。

    选址 盐湖城有最“爱国”的摩门教徒

    位于盐湖城的美国国家安全局新址四周是安全围栏,监控摄像头和安保人员遍布每个角落,任何有生物特征的“入侵者”都会被识别系统发现。犹他州是摩门教的大本营,这里有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多的摩门教徒,有很多具有相当强烈的爱国热情的宗教团体,这些宗教团体十分愿意把他们的年轻成员送到世界各地去充当传教士,许多这样的年轻人被犹他州的国民警卫队招募了,第300军事情报旅招募了1600名语言学家。美国国家安全局随时可以调用那些语言学家,一位内部人士相信,这些语言学家的任务是分析国际电子通讯信息。

    一份秘密文件专门为了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内部演示而写,演示过程中,不管数据是从欧洲流向亚洲、太平洋地区或者南美洲,都会经过美国,被美国的服务器监控到。因为不管是电话、电子邮件还是网络聊天,数据传输的路径不是最便捷的,而是最便宜的。

    布什政府让美国政府对民众的窥探合法化,但是奥巴马政府在2012年12月将这项法律推陈出新。举个例子,新法允许监控那些并不居住在美国的谷歌用户,只要他们和美国公民进行了网络通讯。

    法律 突破情报机构行动的法律依据

    该文件还显示,“棱镜”之类的计划已经使美国国家安全局突破了其行动的法律依据。比如说,数十年来,情报部门如果想监视用户的电子邮件,必须得到一个特别法庭的命令。但是现在,只要美国国家安全局觉得自己拥有充足的理由,连美国境外用户的电子邮件都可以随意监视。这扩大了搜寻犯罪嫌疑人的圈子,减少了官僚体制的阻碍,但也弱化了权力制衡。

    美国国家安全局搜集信息的范围已远远超过了美国的互联网服务器。该机构已经对全球展开了监视,甚至连卫星都用上了。他们在全球不同国家装上高性能天线,只要你拿起手机打电话,你就逃不过美国国家安全局的眼睛。

    当然,美国国家安全局的这种举动引起的也不全是争议,起码对于德国来说,它是一个有用的合作伙伴。美国国家安全局局长、四星上将凯斯·亚历山大将军定期接待德国代表团。德国对外情报局进行各种暗箱操作,以配合美国国家安全局,其中涉及大规模的数据收集活动。德国当局还帮助美国安全机构做了很多工作,尤其是在那些出现危机,而美国人又不愿意出面的地区。

    德国对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帮助当然不会没有收获。2007年,德国一个名为“绍尔兰”的伊斯兰恐怖组织就是美国国家安全局在监控电子邮件和电话时发现的,他们及时通知了德国同行,一举捣毁了这个恐怖组织。

    宾尼说,美国的这个项目在德国也被采用了,但是德国政府一个安全高官已经做出声明,德国没有参与“棱镜”项目。

    技术 从不相干信息中找到联系

    专家们多年的怀疑如今得到了证实。美国国家安全局确实在对世界各地的各种形式的电子通讯信息进行监控。这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使美国国家安全局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情报机构,旗下拥有4万名员工,但面对浩如烟海的电子信息,他们如何才能进行有效的监控?

    答案是“大数据”——一个为了大公司处理复杂的客户信息而设计的数据分析程序,美国国家安全局应该感谢数据库技术的发展,这个程序可以自动链接不同形式的数据,并对其进行分析。

    “大数据”还引起了高层要人的关注,去年年底,戴维·彼得雷乌斯曾经考察过情报机构采用“大数据”数据分析程序究竟能有什么效用,结果发现,这种新型数据分析程序能够发掘出数据之间非常不明显的联系。那位不久就因性丑闻辞职的时任中情局长在会议上对“大数据”的这一特点做了解释,他说:“举个例子,这里有人刚买了东西,那里有人刚打了一个电话,表面上两者可能没什么关系,但通过‘大数据’的分析,就可能发现这里涉及海关与移民问题,两者是有联系的。”

    彼得雷乌斯的目标是通过“大数据”自动发现问题,而不必像过去那样依靠分析师进行较长时间的分析后再得出结论。现在只要按照运算法则,程序就能自动地从浩如烟海的数据中寻找出有用的数据和隐藏的联系。彼得雷乌斯说:“中情局和情报界的同仁们必须学会在‘大数据’的汪洋大海中‘游泳’。事实上,我们必须是世界一流的‘游泳健将’。”

    目标 防患于未然 预判恐怖袭击

    从美国国家安全局和中情局的投入程度就可以看出“大数据”的价值,这不仅包括数以百万美元计的数据挖掘合同,中情局还直接投资成立了In-Q-Tel下属公司,专门负责启动几个较大的数据分析任务。

    这是关于分析和预测民众行为的计划。美国国家安全局的研究项目是,以电话数据和在“推特”、“脸谱”上发布的信息为基础,通过研究分析预测公众可能的行为,最终在游行示威、抗议暴动等事件可能发生时发出预警。该机构还在研究新的方法,希望能够在监控录像中观察出恐怖分子在做出袭击之前的异常举动。

    格斯·亨特是中情局的首席技术官,今年3月,他曾直言:“我们应该尽力收集一切并永远保存。”当被问及何为“一切”时,亨特给出了清晰的答案:“所谓‘一切’,就是我们应该掌握并能够计算出的人体所产生的一切信息。”

    亨特的说法显然与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保护个人隐私权的法案相冲突,这也许就是为什么亨特要带着歉意补充说:“技术的发展速度远非政府或者法律能够跟上。”

 

 

 

底特律破产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美国银行业分析师 梅雷迪思•惠特尼

2013年07月25日 英国《金融时报》

    底特律上周决定宣布破产一事,不应被视作美国市政债券市场上的一个孤立事件——无论债券兜售者对客户怎么说。这令人难以接受,但事实就是如此。这起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城市破产案将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而底特律市也将创下重要的先例。

    城市破产在历史上一直非常罕见,原因包括以下几点:各州有维护自己信用评级的决心,它们有获得廉价资金的渠道,以及破产会留下污名。但如今,在市政融资领域,情况已今昔非比。

    问题的根源在于民选官员过去面临的激励体制。数十年来,美国各州的地方领袖寅吃卯粮。他们许诺向享有完善法律保护的公职人员发放养老金和其他福利。民选官员一直以来获取支持的一大法宝就是:他们能够对忠实的支持者(国家及地方工作人员)许下各种未来的好处,却在很大程度上不负有兑现这些承诺的责任。

    如今,轮到我们承担这些豪爽承诺的后果了。在一些城市和城镇,昔日的承诺留下的账单如此高昂,导致政府没有钱提供哪怕最基本的公共服务。拿底特律来说,该市在破产前甚至已负担不起维持交通信号灯的费用。在美国的很多城市,基本社会服务削减幅度之大,已大大损害了社区居民的生活舒适度。

    这在一定程度上缘于一种奇怪的法律规定。过去10年来,美国各州出现财政赤字的年份比没有出现赤字的年份还多。但美国50个州中有49个州的法律规定,政府必须维持预算平衡。迅速削减社会服务是填补财政缺口的常用办法。这意味着,基础设施项目被推后,公路、桥梁以及学校的基本维护被延迟,学校以及高等教育经费遭削减。

    各州法律允许这种行为。但同样的法律又往往不允许政府削减养老金、福利及偿债开销。换句话说,教育和公共安全往往得不到法律的保护,但养老金与市政债券则受到法律保护。因此,过去数年来,基本社会服务持续稳定地缩水,并在大多数情况下导致房价下跌、犯罪率飙升以及教育质量下滑。

    糟糕的公共服务既不利于房产保值,也不利于商业投资。毕竟,一个社区之所以比另一个社区更贵,是因为人们认为前者的学校、安全保障、公园以及图书馆更有价值。甚至在税收上涨时,也会发生服务缩水的现象。这种种因素会赶走该地区的企业和其他纳税人。由此陷入无休止的恶性循环。

    因此,美国各地方领袖不能继续原来的做法。他们必须站队,因为根本没有足够的资金来维持政府运转。在纳税人、工会和市政债券持有者中,他们会站在哪一边?如果他们站在居民一边,那么资金将流入缺乏资金支持的公共服务,这牺牲的是退休金和债券持有者。如果他们站在工会一边,那么社会服务将继续缩水,债券持有者面临的风险也将显著上升。如果他们站在债券持有者一边,那么社会服务和养老金都将面临风险。

     迄今为止,解决方案要么是一位特别勇敢的民选官员代表纳税人挺身而出,要么是像底特律那样,由一名政府指派(意即“非民选”)的官员负责对城市进行“紧急管理”。作为世界第一富国的城市,底特律的情况在近几十年来几乎跟第三世界毫无二致,如今,这个城市终于站出来、表示“忍无可忍”了。官员们的确可以进一步提高税率和削减社会服务,但领袖们发现,这些一度的“最佳” 举措,效果适得其反。这些举措破坏的正是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自信贷危机以来,纳税人以这样一种方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们缴纳的税金往往维持不变或是有所提高,但享受的社会服务却缩水了。工会被要求在退休金和福利上做出让步的情况越来越普遍。而如今,债券持有者也被迫为政府的财政问题埋单(直到上周以前,他们还以为自己的投资几乎是万无一失的)。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头一次,民选官员与居民站到了一起。

    这创下了一个新的先例,凸显出城市在生存和可持续发展中面临的严峻现实。仅在密歇根州,就有另外5个像底特律这样的城市。而在美国其他各州,还有许许多多处于类似状况的城市。底特律上周的决定为其他民选或非民选官员做出拯救自己城市的决策铺平了道路。他们的决策可能涉及一些在政治上不受欢迎的举措,但这些举措可以确保城市的长期生命力。

    本文作者著有《合众国的命运》(Fate of the States)一书。
 

 


 

发件人:余治国余伟收件人:zdjun2011@163.com时 间:2013年07月19日 12:32 (星期五)底特律破产与黑人民权运动的误区

底特律破产与黑人民权运动的误区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员 中国国际期货公司独立董事 梅新育

2013年7月

一、底特律濒临破产非汽车工业没落之过

    底特律濒临破产——美国密歇根州州长里克·斯奈德2013年3月1日一纸底特律进入财政紧急状态的声明,让这座美国最著名“鬼城”的困境在世人面前再度暴露无遗:3.27亿美元预算赤字,140亿美元长期债务,持续的现金流压力,……令底特律市政府财政难乎为继,不仅超过1/4的公立学校已经关门,就连路灯这样的基础公共服务也已经无法保证。14日,斯奈德任命律师凯文·奥尔为底特律市财政紧急状态管理人,定于3月25日正式上任,总揽底特律市市政权力12至16个月,冀望在此期间能够扭转底特律濒临破产的命运。如果底特律到头来还是破产,将是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市政破产案。不仅如此,从1970年代起,底特律就因凶杀案频发而在美国社会赢得“凶杀之都”名号,犯罪率在美国城市中始终高居前列。美国《国会季刊》(Congressional Quarterly)下属的“国会季刊新闻”每年根据联邦调查局的各城市犯罪数据制定发布美国最危险城市排行榜,底特律在2012年度排行榜(2013年1月23日公布)上遥遥领先于圣路易斯、奥克兰而位居“犯罪之都”冠军,[1]而这已经不是底特律第一次获得类似排名冠军了。正是基于底特律的高犯罪率、高失业率、人口流失、财政危机等,《福布斯》杂志将底特律评为2012年度“美国最悲惨城市”。而昔日辉煌的底特律落到今天的破败地步,又与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误区脱不了干系。

    有些论者将底特律衰亡归咎于产业结构单一,过度依赖汽车产业,这一论点粗看貌似有理,实则经不起事实的验证,因为在次贷危机达到高峰、三大汽车公司全部走到破产重组边缘的2008年,底特律没有落到这一步;在美国经济复苏已经相当稳固、三大汽车公司生意蒸蒸日上的今天,底特律却离破产只差一步。

    2011年,通用汽车以903万辆的全球销量重新夺回全球销量第一的桂冠,当年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1%至1503亿美元(2010年营业收入1356亿美元),普通股股东净利润76亿美元,全面摊薄后每股收益4.58美元,比2010年度分别增长47亿美元和2.89美元,全年调整后的息税前利润为83亿美元,高于2010年的70亿美元。福特汽车税前营业利润为88亿美元,较上年增长4.63亿美元,全年实现净利202亿美元,较2010年增长137亿美元(净利中包括第四季度因净递延税项资产估值调整实现的124亿美元的一次性非现金特殊项目)。克莱斯勒集团也在这一年成功扭亏为盈,实现净盈利10.83亿美元,改变了上一年亏损6.52亿美元的局面,成为克莱斯勒2009年破产重组以来第一个盈利年度。

    2012年,经济复苏、信贷放宽和旧车置换需求增长推动美国汽车销量增长13%,达1450万辆,为次贷危机爆发前的2007年以来最高水平,通用、福特和克莱斯勒三大公司销量再度全线增长。通用汽车公司销量达260万辆,增长3.7%,其中12月单月销量245733万辆,增长4.9%;福特公司销量增长4.7%,其中福特品牌汽车销量达217万辆,成为全美唯一销量超过200万辆的品牌;克莱斯勒公司销量达165万辆,增幅高达21%,为5年来最高增幅,在美国市场占有率从2011年的10.5%上升至11.2%。外资企业也分享到了美国汽车市场强有力复苏的果实,美国大众汽车2012年在美销量438133万辆,同比增长35.1%,其中12月销量为44005万辆,同比增长35.4%。美国汽车市场的强有力复苏势头在2013年还在延续,汽车信息咨询商Polk公司预计美国2013年汽车销量将达1530万辆,同比增长近7%。在美国汽车业已经重现繁荣之际,将底特律破产归咎于产业结构单一,是不合理的。

    反观该城市人口构成,底特律原本是座白人城市,1967年7月23日黑人大暴乱之后,白人纷纷逃离,南方黑人涌入,种族构成由此发生了根本变化。现在底特律市人口中黑人已占82.7%,白人占10.6%(7.8%为非西班牙裔白人),亚裔占1.1%,印第安人占0.4%,太平洋岛国裔占0.02%,3%为其他种族,且白人与亚裔多数聚居于郊区,市区绝大多数居民是黑人。基于上述居民种族构成,自从科尔曼·扬(Coleman Young)于1973年成为底特律第一位黑人市长以来,底特律市政府主要职位基本上一直掌握在黑人手里。现任市长是退役后经商的前NBA巨星戴夫·宾(David Bing),2009年5月11日就任,犯有腐败、性丑闻、伪证等多项罪过而被迫辞职并入狱的前任基尔帕特里克(Kwame Kilpatrick)也是黑人;……根据这些事实,在美国的地方自治体制下,若要说底特律黑人居民及其掌握着地方政权的精英群体对该市没落无需任何自省,无论如何说不通。

二、黑人暴乱令底特律盛极而衰

    依托航运、造船和制造业,18世纪末借水路枢纽之便而兴的底特律有着繁荣辉煌的过去,伟大发明家爱迪生早年便是在底特律的火车上卖报纸起家,老亨利·福特在底特律生产了著名的T型车,……底特律的这些伟大儿子不仅改变了美国,而且深刻改变了全世界人们的经济和生活方式。爱迪生的发明和他创办的电力公司让底特律成为最早亮起电灯的城市;福特则开创了汽车时代,他和同时代的其他一批汽车工业先驱荟萃底特律,使得“底特律”一度成为汽车工业代名词,至今美国三大汽车巨头通用、福特和克莱斯勒的总部仍都位于底特律。也正是得益于汽车工业的发展,底特律在1901年成为第一个铺设水泥公路的城市,在1915 年首先安装了城市交通信号灯,并在1942年成为美国第一个拥有城市高速公路的城市。在那繁荣的过去,福特汽车公司率先给工人开出了日薪5美元的高薪,进而带动整个美国经济走上了高效率、高工资、高消费的发展路线。底特律经济的发展吸引了大批外地居民涌入,底特律常住居民人数在20世纪上半叶急剧膨胀,1950年便达到了185万的巅峰,市政府更雄心勃勃按照300万人口的规模设计规划城市。

    然而,1967年7月23日那场“南北战争以后最大规模的国内暴乱”(亨利·福特语)将底特律从繁荣巅峰推向了下坡路。那一年黑人暴乱席卷美国32州114座城市,底特律暴乱则是其顶峰,时任美国总统为此被迫出兵五千入城镇压,死亡43人,受伤数千人,7200人被捕,全市到处纵火,11天内火警多达1600起,第十二街的十八个街区和大河路的3英里内化为焦土,[2]三大汽车业巨头全部停工停产,白人中产阶级由此开始大规模逃离,市区人口锐减,并形成了“暴乱——居民外迁——税基萎缩/服务业受创——生活便利性降低——居民加速外迁”的恶性循环。1970年代以来,美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下降,美国三大汽车公司在与日本、欧洲厂商乃至新兴韩国厂商的较量中节节败退20余年,进一步加剧了底特律的衰败。

    2005年统计时,底特律人口已缩减到88万余,比2000年人口普查时减少了约6.8%,不足当年巅峰时期的一半;到美国人口普查局2010年统计时,底特律人口又进一步萎缩到了713777人,比鼎盛时期的185万人减少114万,降幅62%,是60余年来美国人口减少最多的城市之一。其经济前途更令人绝望,全市31%以上的居民挣扎在贫困线下,2008年失业率便高达18%,次贷危机全面升级后越发恶化。由于就业机会稀少,预计底特律市区已经持续了40余年的人口减少进程还会延续到2030年前后,最终有可能演变成大片废墟包围下的几处破败村落、小镇。

    人口外逃造就了底特律中心城区“素负盛名”的衰败景象:为了拿到保险金后逃离这座没落城市,许多业主在购买房屋保险后故意纵火烧毁自家房屋;废弃房屋成为无家可归者的容身之地,而他们在点火取暖时往往会不小心点着房子;……更有甚者,城市局部衰败所造成的社会问题还会如同癌症一样扩散到其它城区,导致衰败传染开来,因为黑社会、贩毒团伙在衰败城区中成长起来,为了给自己创造更多的乐园,他们往往会故意纵火,以便赶走整个社区的居民,就如同美国畜牧业大亨焚烧巴西亚马逊热带雨林以便为自己的肉牛开辟牧场一样。底特律在黑人大暴乱之后的1970年代成为美国民众眼里的“凶杀之都”,其来有自。

三、黑人民权运动深陷讳疾忌医和逆向歧视误区

    在更大背景上审视,我们可以看到,尽管黑人民权运动是一场伟大的人权运动,但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任何伟大运动都是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从美国国家的立场看,黑人民权运动从一开始就不乏极端势力参与,如号召建立“黑人民兵”;主张把美国划分为黑白两个国家并实施绝对的种族隔离;黑人伊斯兰教运动打着“回归祖先文化传统”旗号兴起,意在与基督教传统深厚的美国彻底划清界限,却丝毫不顾伊斯兰教本是阿拉伯人以征服者和奴隶主身份强加于黑人奴隶的,不顾地理大发现后欧洲人参与黑奴贸易之前阿拉伯人已经掌握黑奴贸易、残酷奴役黑奴数百年,贩卖的黑奴比欧洲人多很多,[3]而且在欧美废奴并派遣海军截击运奴船后,阿拉伯人仍然继续掠卖黑奴上百年;……等等,他们将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引向了对美国国家的刻骨仇恨。有些黑人民权领袖甚至不分青红皂白地向其他种族中的黑人民权运动支持者开火,如詹姆斯·福尔曼1965年发表《黑人宣言》,要求白人教堂和犹太教堂向黑人支付5亿美元“赔偿费”,而教堂恰恰是民权运动的热情支持力量。[4]

    在黑人民权运动兴起初期,暴动的压力客观上有助于迫使当时强大的白人种族歧视势力让步;但在极端思潮驱动下,黑人民权运动中的一些重大事变往往在其他种族中造就不少无辜的受害者,甚至黑人自己也不能幸免,底特律大暴乱及其逐步沦为“鬼城”就是一个典型案例。时至今日,这类事变从起因到后果更是基本上已经谈不上什么正面意义了。

    1992年洛杉矶种族骚乱起因是法院陪审团判决殴打黑人罗德尼·金(Rodney King)的白人警察无罪,但当事人罗德尼·金本来就劣迹斑斑,前科不止一端,当时又有相当严重的酒后驾车、超速行车、拒捕、调戏女警察、暴力袭警等情节,这在严禁酒驾的加州性质非常严重,因为加州法律将酒后驾车肇事伤人定为故意谋杀罪而非过失谋杀罪,酒后驾车拒捕者更是罪上加罪,更不用说公然调戏追捕他的女警察和暴力袭警了;殴打他的白人警察起初不仅是正当执法,更有正当防卫性质,因为在动用警棍之前已有4名刑警被异常强壮的罗德尼·金打倒。然而,在先入为主的“白人歧视欺压黑人”偏见和极端思潮影响下,在缺乏社会责任感而盲目追求耸人听闻独家新闻的媒体剪辑报道灌输下,这些事实都被选择性无视,事实、逻辑和法律被扭曲和牺牲。无辜的亚裔社区也沦为打砸抢烧的受害者,更给黑人们的行为涂上了不可消除的污点,也向我们发出了警告。

    须知,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的划分绝不是一成不变的,压迫者转为被压迫者,被压迫者转为压迫者,古往今来从来不乏其例。当为摆脱匈奴人追击而逃入罗马帝国境内的哥特人遭受罗马腐败官吏盘剥时,他们是被压迫者;但当哥特酋长们带领他们击败罗马帝国军队、在罗马境内横行劫掠淫辱屠杀时,他们已经从被压迫者转为压迫者和屠夫,毁灭了高度发达的罗马文明。波兰人侵占莫斯科扶植伪沙皇时,他们是无恶不作的暴虐侵略者压迫者;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全境都已经光复、俄罗斯人开始占据和瓜分波兰本土时,波兰人转为被压迫者;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波兰复国,立刻侵略掠夺四周所有邻国,在国内无所不用其极地歧视压迫犹太人,波兰人再度转为压迫者。

    公开主张暴力对抗美国社会的黑豹党已经衰亡,1995年10月16日由黑人伊斯兰教组织“伊斯兰国”(Nation of Islam)[5]及其领袖路易斯·法拉汗(Louis Farrakhan)在华盛顿组织的黑人“百万人大游行”(Million Man March)似乎也已成往事,但在众多黑人民权领袖们数十年如一日的带动下,太多的黑人群众及其精英之士已经习惯于指责他人的“不公”,习惯于向哪怕是善意指出自己族群缺点者扣“种族主义”大帽,习惯于不断索取“肯定性行动”(Affirmative Action,又译作“平权法案”)之类额外优惠待遇,却不肯正视自己的缺点,不肯正视他们所要求的“肯定性行动”优惠已经构成了对白人和其它少数族裔(特别是勤奋却缺乏政治能量的亚裔)的歧视、剥夺,不肯依靠自我奋斗改变自己的命运,不肯正视自己对自己占多数社区破败因承担的责任。

    让我们看看《莫伊尼汉报告》的命运吧!1965年11月,知名参议员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提出了《莫伊尼汉报告》,依靠翔实详尽的事实和严密的逻辑论证,这份报告指出,解决黑人社会内部问题的最现实做法是首先消灭奴隶制度的最坏遗产:黑人依赖福利救济过活,离婚率比白人高40%,私生子数量骇人听闻,占黑人婴儿比例高达1/4。这份报告谈到的事实无可争辩,但黑人社会不能正视现实,黑人领袖们不仅立刻条件反射般地给报告扣上“种族主义”宣传的帽子,而且指责报告作者为“法西斯分子”。[6]

    吾日三省乎吾身;批评与自我批评;……无论在什么年代、什么地方,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群体,正视问题都是解决问题的前提,自我反省、严格自我要求都是不断进步的条件,明智的父母都知道溺爱和纵容出逆子,这一客观规律不因擅长扣“种族歧视”大帽子的政客和文人而改变。今日美国黑人社会非婚生子女泛滥成灾,2008年私生子占比全国为40.6%,而黑人此项比例为72.3%,拉美裔为52.6%,白人为28.7%,亚裔和太平洋岛民为16.9%,其中华裔、日裔、韩裔比例更低,估计与日本国内此项比例2.1%大体相当;[7]且黑人吃救济比例在所有族裔中最高,暴力犯罪和毒品泛滥,……黑人“精英”们那种讳疾忌医的做法能辞其咎乎?

    习惯于指责他人“不公”和索取优惠的类似问题同样出现在一些欧洲国家的黑人民权运动中。在2012年12月15日的全法选美大赛决赛中,19岁的玛琳-罗尔弗兰加冕“2013年法国小姐”,法国黑人权益组织“黑人联盟代表委员会”主席路易斯-乔治斯·汀(Louis-Georges Tin)、法国黑人小姐选美比赛组织者等对此也要说三道四。

    黑人民权运动带来的上述病态意识形态已经发展到了逆向歧视的另一个极端,即只能抨击白人和白人文化,而不能抨击黑人和黑人文化;黑人排挤、侮辱、威胁白人和其它种族理直气壮明目张胆,白人对黑人的言行有点异议立刻遭遇全方位围攻。美国人如果拿政治人物开涮,倘若吊起的是麦凯恩等白人政客的玩偶,那就不会有什么事;如果吊的是奥巴马之辈黑人政客的玩偶,种族歧视、种族主义等大帽子立刻就会扣上头来。

    路透社不就报道过这样的案子吗?那是2008年万圣节前夕,西好莱坞住宅区内一幢独立屋的主人把麦凯恩形象的玩偶放在烟囱顶上,并在四周放了一圈假火焰,其竞选副手佩林形象的玩偶更被用绳子拴住脖子吊在外墙上,其“作者”莫里塞特公开声明这仅仅是万圣节的恶搞,之所以选择麦凯恩而不是奥巴马,是因为把一个黑人玩偶用绳子拴住脖子吊起来涉及“种族歧视”。[8]从报道来看,当事者纯属无聊之辈,但这样一个无赖敢于放肆地侮辱白人总统候选人的人格,完全无视共和党支持者整天的电话骚扰和市长普朗的公开谴责,却恐惧被加以子虚乌有的“种族歧视”罪名而对恶搞奥巴马敬而远之,美国社会逆向歧视问题之严重,由此可见一斑。

    奥巴马当选总统之后,这类对白人的逆向种族歧视至少在某些局部有愈演愈烈之势。弗吉尼亚州汉普顿大学学生绝大多数是黑人,2009年,在一年一度的全校选美大赛中,进入前十名的选手中只有尼科勒·丘吉尔一名白人,但她以较大优势征服评委和大多数观众而赢得冠军。结果,这位新科校花不但没有享受到众星捧月般的待遇,反而在众多黑人师生排挤冷遇下度日如年:主持人一宣布比赛结果,许多黑人观众就扬长而去;其他入围选手与冠军合影时不顾基本礼仪而满面冰霜;尼科勒·丘吉尔赛后第二天就被黑人学生围攻质问;上届冠军公然声称对评委会选择一个白人当冠军感到震惊,……遭受如此排挤围攻之后,尼科勒愤而上书美国总统奥巴马寻求帮助,一时引起了较大反响。

四、黑人民权运动可能滑向威胁美国国家认同的歧路

    对美国国家威胁更大的是几乎与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同步兴起的黑人分离主义运动,这一运动与伊斯兰运动长期纠缠在一起,一度颇有暴力色彩,而且美国黑人伊斯兰运动与底特律有着不解之缘。尽管最初的美国本土黑人伊斯兰教发起者德鲁·阿里(Drew Ali)及其“摩尔人科学圣殿”并非起家于底特律,但这个组织大发展和转向分离主义主张,是在瓦利·法尔德(Wali Fard Muhammad)继承领导权并到底特律市传教之后发生的。在瓦利·法尔德及其继承人伊莱贾·波尔(Elijia Pool)领导下,“摩尔人科学圣殿”改组为极端主义色彩浓郁的“伊斯兰国”(Nation of Islam),德鲁·阿里时代的“摩尔人科学圣殿”标志红底绿星旗通常与美国国旗一起出现,表明德鲁·阿里珍视、强调该组织成员的美国公民身份;伊莱贾则主张黑人分离主义,要求在美国建立独立的黑人国家,声称白人有义务割让土地供黑人独立建国,并连续赔款供养这个新的黑人国家数十年,直至该国家能够经济自立。虽然沃利斯1975年继承伊莱贾职位之后走上温和道路,不再强调建立“黑人国家”,也开始吸收白人入教,但这一转变很快就导致该组织分裂,沃利斯一派创建的“西方伊斯兰团”影响力远远不如法拉汗领导的坚持伊莱贾路线的“伊斯兰国”。

    在“伊斯兰国”之类组织数十年宣传下,该组织播下的分离主义火种已经深深扎根在一部分黑人群众心中。911事件之后,美国军队在海外与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血战十年,伊斯兰教却在此期间成为美国发展最迅速的宗教,黑人归信者尤其多,这一事实足以表明,美国穆斯林、特别是黑人穆斯林群体中存在着深刻、强烈的反美倾向,其中不乏准备和已经付诸行动者。2009年10月28日在底特律被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突袭击毙的阿卜杜拉就是当地逊尼派穆斯林激进组织头目,其手下多为土生土长的黑人,都是在犯罪监禁期间皈依伊斯兰教。根据美国联邦调查局调查,阿卜杜拉不断号召其追随者向美国发起暴力攻击,在美国成立独立的穆斯林国家。

    尽管黑豹党和黑人分离主义至今未成气候,但黑人民权运动至少在某些方面、某些局部已经形成了对美国国家认同根基的挑战,其溢出效应甚至蔓延到了某些其它族裔。前些年黑人把持的美国某地方当局通过决议,凡有蓄奴记录者一律不得被用作历史纪念人物,按此标准,包括国父华盛顿在内的大部分美国开国元勋全部遭禁。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1998年2月洛杉矶的墨西哥对美国金杯足球赛上,赛场成为墨西哥国旗的海洋,任何打出星条旗的人都会遭到嘘声和石块、水杯、啤酒杯、水果的袭击;[9]……

    在某些目前黑人居民居多的地方,黑人群体中似乎已经形成了一种心态,将当地视为黑人地盘,白人和其它族裔只准也理当出钱资助,但不能染指权力禁脔,而这种心态得到了希望攫取和保持权力的黑人精英们或明或暗的支持煽动。

    这次密歇根州州长里克·斯奈德宣布底特律进入财政紧急状态,其指定的财政紧急状态管理人有权无需经过审查或征求公众意见就解散整个政府部门、修改劳动合同、出售城市资产、修改某些相关法律,等等。这本来是避免地方政府财政破产的必由之路,在美国早已成为常规,1970年代纽约市财政濒临破产时联邦政府就对其采取过类似措施,但这回白人州长斯奈德要派员接管这座由黑人居民及其政客控制了几十年的城市,就招致充斥种族主义腔调的指控。从实践结果来看,不能不令人怀疑,这种黑人种族主义是否已经成为某些黑人政客掩饰其无能、腐败而攫取和保持权力的护身符?底特律黑人市长戴夫·宾和底特律市议会就任以来没有能力缓解与日俱增的预算赤字和债务负担问题,密歇根州政府意欲出手解决问题时却矫情作态,底特律市议会公开呼吁市民反对接管,声称密歇根州政府侵犯了底特律市民的选举权。最后密歇根州政府委派了凯文·奥尔这个黑人来担任底特律的财政紧急状态管理人,其中究竟有几分是选贤任能,又有几分是看中了他的黑人身份?

    美国不曾建立过苏联那种按民族聚居区划分的加盟共和国体制,但这类事件却显示出向奥匈帝国、苏联那种失败民族政策方向发展的危险苗头。1986年12月17—18日的阿拉木图骚乱揭开了戈尔巴乔夫时代苏联民族冲突频发、国家解体的序幕,骚乱起因是16 日哈萨克党中央全会决定解除74岁的哈萨克族丁·阿·库纳耶夫的哈萨克党中央第一书记职务,由俄罗斯联邦调来的59岁俄罗斯族根·瓦·科尔宾接替。按常理,库纳耶夫不仅高龄,而且政绩不佳,该共和国工农业部门连续多年不能完成生产计划,在共和国党代会和苏共大会遭到点名批评,解除其职务,代之以年富力强积极进取的新人,理所当然,也是当地人民的福音。但库纳耶夫虽然治理无方,却保位有术,在担任哈萨克共和国党政要职的30多年里任人唯亲,在各个领域任用安插了一大批不学无术、只关心个人福利、手脚不干净却擅长阿谀逢迎的狗苟蝇营之徒,结成了盘根错节的腐败无能帮派。在面临党纪国法制裁之际,聚集在他周围的利益集团企图保住自己的权力地位,避免因滥用职权、营私舞弊、贪污受贿、违法乱纪而受到惩处,地方民族主义就成为他们对抗中央的护身符,在这个俄罗斯族人口占多数、大多数哈萨克族讲俄语接受俄罗斯文化的加盟共和国操纵掀起了一场地方民族主义骚乱。在这场骚乱中,数百名青年学生和流氓无赖聚集市中心广场和街道,呼喊极端民族主义口号,打出“俄罗斯人滚出去”、“哈萨克斯坦属于哈萨克人”之类标语,殴打民警和纠察队员,纵火焚烧店铺和私人小汽车,一名警察和一名学生被打死,近200人受伤。

    审视美国某些黑人聚居城市的政治现实,是否也开始带上了这样的色彩呢?底特律现任市长戴夫·宾的前任基尔帕特里克(Kwame Kilpatrick)2008年因性丑闻、伪证等罪过而被迫辞职并入狱14个月,今年3月11日又被法庭裁定犯有敲诈、勒索、受贿、邮件和电信欺诈、逃税等20项腐败罪名,如果他从一开始就将对他的指控说成是“白人种族主义势力迫害黑人”呢?从洛杉矶骚乱的经过来看,以后美国完全有可能出现腐败黑人政客诉诸种族主义而自保。

五、美国黑人民权运动误区警示中国

    黑人民权运动讳疾忌医的毛病已经根深蒂固,不能批评黑人错误、犯罪在美国早已是不可触动的天条,甚至把这项“政治正确”的禁忌推向了其它国家,即使中国这个被美国视为最大竞争对手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不少人、不少机构也树立起了这项“政治正确”禁忌。2013年3月25日、27日,《环球时报》刊载两篇驻美国记者实地采写的报道《底特律楼市“抄底”值不值》、《走进美国“最悲惨城市”底特律》,其中后者还是整版的深度报道,对底特律各类问题面面俱到,惟独没有点破种族矛盾和黑人居民自身的缺点对底特律没落的关键作用,只敢蜻蜓点水地提及1967年黑人暴乱和种族问题,而且使用“种族骚乱”字眼以撇清黑人发动大暴乱的责任。这位驻美国记者驻点美国已颇有时日,他走访的那些专家们为什么不敢告诉他这位外国记者这些情况呢?

    有鉴于此,我们不宜对密歇根州政府挽救、振兴底特律的努力寄予多少期望,中国投资者更不宜在“抄底”之类蛊惑下自投陷阱。我们没有义务去矫正美国形形色色荒谬的“政治正确”禁忌,更没有义务也不应该盲目接受他们的“政治正确”禁忌,在这种外国“政治正确”禁忌下粉饰别国现实,刻意抹煞其种族和犯罪问题,本质上是主动误导本国国民,对他们未来的损失至少要承担道义责任。

    在更高层次上,底特律濒临破产只是美国这个泱泱大国的局部问题,但由此折射出来的美国黑人民权运动误区却足以威胁美国国家稳定、发展乃至政治统一的全局。山姆大叔倘若不能有效化解这些问题,未必不会最终酿成大祸。而且,这样的问题,难道仅仅存在于美国、欧洲和已经解体的苏联吗?其它国家方兴未艾的各色“维权”运动是否也该汲取这些教训呢?

    (初稿2013.3.6,修订2013.3.18,四稿2013.3.28,仅代表个人意见)

    注释:

    [1] 在这项排名中,0分代表全美城市平均犯罪水平,得分越高,犯罪情况越严重,底特律得分471分,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得分363分,加州奥克兰得分349分。

    [2] 【美】威廉·曼彻斯特著:《1932—1872美国实录(光荣与梦想)4》,第1517—1518页,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

    [3] 阿拉伯帝国兴起之初就大量掠夺、买卖黑奴,使用黑奴人数之多、压迫之残酷,以至于阿拔斯王朝时期在两河流域爆发了东非黑奴僧祗奴(Zanj)的大规模起义,在长达14年的僧祗奴起义(869—883年)中,阿拔斯王朝政府军屡遭惨败,奴隶军一度发展到30万人,占领了巴士拉等富庶大城市,威逼阿拔斯王朝首都巴格达,最终哈里发穆耳台米德之弟穆瓦法格亲自领军作战,方才将起义镇压下去。此外,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先驱威廉·杜波依斯(William Edward Burghardt Du Bois,1868-1963)对欧洲人贩卖的黑奴数量估计严重偏高,即使如此,他估计的贩卖到美洲的黑奴数量为1000万—1500万人,而同期贩卖到阿拉伯、波斯的黑奴数量则高达4000万人。

    [4] 【美】威廉·曼彻斯特著:《1932—1872美国实录(光荣与梦想)4》,第1484页,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

    [5] 又译作“伊斯兰民族”,考虑到从对该组织发展和改为此名发挥了关键作用的伊莱贾·波尔(Elijia Pool),到继承了他衣钵的法拉汗,都一直强调从美国分割领土建立独立的黑人伊斯兰国家,译作“伊斯兰国”更为准确。

    [6] 【美】威廉·曼彻斯特著:《1932—1872美国实录(光荣与梦想)4》,第1484页,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奥巴马:《无畏的希望》,第174页,法律出版社,2008年中文版。

    [7] 易富贤:《大国空巢》,中国发展出版社,2013年。

    [8] 路透社报道,转引自《美国万圣节恶搞未来总统》,《环球时报》,2008年10月30日,第9版。

    [9] 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第5页,新华出版社,2005年中文版。



 

 

 

 

 

 

外汇占款年内首降 6月净减412亿元

财新网

2013年07月22日

    美国退出量化宽松的预期使得资本流向发生改变,可能正在流出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预计未来数月外汇占款都将维持低位增长或者负增长水平

  7月22日,央行公布数据,6月外汇占款余额下降412亿元,为今年以来首次负增长。这也是市场感觉6月流动性仍不宽松的原因之一。

  今年以来月度新增外汇占款规模一路向下,1月曾达创纪录的6836.8亿元,2月至4月均在2300亿-3000亿元之间,5月猛降至700亿元以下。6月则彻底结束了增长局面,出现下降。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所研究员鄂永健对财新记者表示,外汇占款下降的基础原因是因为美国退出量化宽松的预期使得资本流向发生改变,可能正在流出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原因也包括顺差缩小等。预计未来数月的外汇占款都将会维持在低位增长或者负增长的水平。

  招商证券宏观研究主管谢亚轩认为,6月外汇占款下降受到内外因素叠加的影响,一方面美联储缩减QE 规模的预期不断强化,造成国际资本流出新兴经济体;另一方面,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关于加强外汇资金流入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银行在6月底之前补充自身头寸。

  他表示,虽然连续两个月回落,央行短期内下调存款准备金率的必要性仍不足。兴业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张忆东发布的研究报告称,6月外汇占款负增长412亿元,残差法估算的“热钱”流出约482亿美元。外汇占款下滑影响基础货币的增长,直接限制商业银行的放贷能力,同时又导致商业银行被迫调整资产配置结构。

  当前,资金面仍维持略偏紧局面。7月19日,上周最后一个交易日,1月期以内的短期利率保持上升态势,隔夜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再度冲破3%,至3.04%;7月22日,本周第一个交易日,除3月期品种外,其余7个shibor品种继续上升,隔夜shibor达到 3.1035%。

 

 

民间资本如愿以偿进入金融领域

----金融收编民资浙江路径 详解农合行变身吸资大法

21世纪经济报道 李伊琳

2013-07-20

    核心提示:凭借着对农村金融改革的各项新政,依托农村合作银行从股改到扩展、吸存等方式,浙江雄厚的民间资本,正从当地三条不同路径源源不断地进入金融领域。

    在浙江,民间资本终于如愿以偿进入金融领域。凭借着对农村金融改革的各项新政,依托农村合作银行从股改到扩展、吸存等方式,浙江雄厚的民间资本,正从当地三条不同路径源源不断地进入金融领域。据业内人士估算,金融改革吸纳的民间资本将超过千亿。

    股改吸资:联合银行“破局”

    7月8-9日,安徽省六安市又迎来了一拨浙系农合行及金融监管机构官员的实地调研,包括浙江银监局副局长袁亚敏、杭州联合银行董事长张晨等人士,目标是考察在当地批量开设村镇银行的可行性。

    杭州联合银行(简称“联合银行”)于2011年的1月5日由“杭州联合农村合作银行”整体改制为“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注册资本10.84亿元。实际上,在每场股改中,资本金额度扩张的同时,民资的占比份额基本会在每场改制中扩大,这是浙江农合行股改的普遍模式。

    联合银行也不例外。根据联合银行2012年度报告显示,股改后的联合银行,前十大法人股股东中,国有法人股合计仅占10%,民资占比高达90%。该行是全国第一家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和首家公开发行次级债券的农村金融机构,并发起设立浙江省第一家村镇银行。作为浙江省首家实施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股份制改革的试点银行,该行于2010年12月20日获批筹建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并于2011年3月12日正式挂牌营业。

     几乎与此同时,2011年1月6日,位于湖州市南浔区的浙江南浔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挂牌成立。

    变身农商行:温州式批量扩展

    经浙江银监局批准,今年温州龙湾农村商业银行、温州鹿城农村商业银行正式挂牌开业。自此,温州金融改革的首批两家农合行成功完成股改,转型为农商行,新吸收民资累计超过15亿元。

    改制后,鹿城农商行总股本为11.89亿元,新吸收民间资本7.11亿元。其中自然人股东1920户,企业股东有109家。此前,温州首家股改成功的龙湾农商行共吸纳了8亿多民间资本。据温州银监分局的统计,2012年,温州法人银行机构总股本已达到80.19亿元,比2011年增加31.25亿元,其中民营资本占比由2011年的75.6%上升至2012年的84.6%。

    今年,瓯海、乐清、瑞安等5家农村合作银行也将于年底前完成股改,将吸收更多民资入股。今年以来,温州两家农合行在改制过程中,共募集了当地民间资金 22.34亿元。温州地区是龙湾农合行启动较早,在去年11月17日,该行发布了《浙江温州龙湾农村合作银行企业法人股定向募股公告》,以每股2.04元的价格,选出入围的17家企业,作为本次定向募股的机构投资者,民资占主体。本次定向募股共募集42558万股,占股本总额的40%以上,其中有4家民资占比达5%以上,2家占比达3%以上,入股企业涉及制造业、农业、阀门、皮革和电子产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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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模式遇上了大麻烦

诺奖经济学得主 保罗•克鲁格曼

2013-07-21

    所有的经济数据都应被视为一类特别无聊的科幻小说,但中国的数据甚至比大多数国家的数据都显得更不真实。此外,由于中共政府行事隐秘,媒体受控制,国家规模庞大,与任何其他大型经济体相比,我们更难弄明白中国真实发生的事情。

    但现在信号非常明确:中国遇到了大麻烦。我们不是在说发展中的一些小挫折,而是更为根本的问题。中国的整个商业运营方式,以及推动中国经济30年来迅勐发展的经济体制,都已经达到了极限。你可以说中国模式即将碰壁,而且是像长城那样厚的墙壁,目前唯一的问题是这次碰撞会有多严重。

    尽管数据可能并不可靠,但我们还是得从数据说起。当你将中国与几乎任何其他经济体作比较时,除了它的快速增长,马上想到的便是消费与投资的一边倒。所有成功的经济体都将当前收益中的一部分用于投资,而不是消费,以增强未来的消费能力。但中国的投资似乎只是为了未来能投资更多。无可否认,美国将70%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用于消费,比例偏高,而中国用于消费的比例只有美国的一半,将近50%的GDP都用于投资。

    这怎么可能呢?是什么让消费持续这么低,中国人如何保持这么高的投资比例,而不会遇到收益骤减的情况(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遇到)呢?各种答案引来激烈争论。但对我来说,最有道理的观点源自经济学家W•阿瑟•刘易斯(W. Arthur Lewis)提出已久的一个见解。刘易斯认为,处于经济发展早期阶段的国家通常存在一个规模较小的现代化领域,以及一个规模较大的传统领域,而后者包括大量“剩余劳动力”——未能充分就业的农村劳动力,他们最多只能为经济总产出做出微不足道的贡献。

    这种剩余劳动力的存在进而会产生两个影响。第一,在一段时间里,这样的国家能够在新厂房、建设等项目上投入大量资金,而不出现收益递减的情况,因为它们能不断地从农村地区引进新劳动力。第二,这支剩余劳动后备军竞争激烈,导致工资维持在较低水平,即便中国越来越富。实际上,中国人消费持续低迷似乎主要是因为,中国家庭从未看到中国经济增长为他们带来太多收益。其中一部分收益流向了有政治背景的精英,但大部分收益还是控制在企业手里,其中很多都是国企。

    按照我们的标准,这一切都极不寻常,但这种模式已经推动发展几十年。但如今,中国已经达到了“刘易斯拐点”(Lewis point)——简单地说,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正出现短缺。

    这应该是件好事。工资上涨,普通中国人终于开始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但这也意味着,中国经济正突然面临急剧“再平衡”的需求,再平衡已成为当前的一句术语。投资目前正遇到收益骤减的情况,无论政府做什么,投资都将大幅下滑。消费支出必须大幅提升来取代投资的地位。问题是,消费增加是否够快,足以避免出现严重的经济滑坡。

    越来越明显,答案看来是否定的。这么多年来,再平衡的需求一直非常明显,但中国只是不断推迟进行必要的改革,转而通过促使货币贬值,并提供大量低息贷款来提振经济发展。(有人会提出这个问题,但是这与美联储[Federal Reserve]的政策几乎没有相似之处。)这些措施推迟我们正视问题的那一天,但同时也保证了,那一天终于到来的时候,情况会愈加艰难。现在,这一天终于到了。

   这跟其他国家有多大关系?市场价值对于全球经济前景来说至关重要,根据市场价值来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仅比日本的略大,大约是美国及欧盟经济规模的一半大。因此,中国是一个经济大国,但不算很大。在平常时期,对于中国遇到的麻烦,世界或许无须太过紧张。

    遗憾的是,现在不是平常时期:中国达到了刘易斯拐点,与此同时,西方经济体正经历它们的“明斯基时刻”(Minsky moment),也就是放债过多的私人借贷机构全都试图在同一时间追回贷款,此类行为会导致经济整体衰退。中国的新麻烦是其他国家最不愿意见到的。

    毫无疑问,很多读者感到在坐过山车。就在前几天,我们还在畏惧中国人。而现在,我们却替他们担心。但我们的情况也没有改善。

 

 


 

发件人:cui-zy<cui-zy@tsinghua.edu.cn>+(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无)时 间:2013年07月27日 15:25 (星期六)2013年07月26日 06:19 AM 英国《金融时报》:中国经济放缓没那么可怕

中国经济放缓没那么可怕

英国《金融时报》 克里斯•贾尔斯

    什么情况下人们会对7.5%的经济增长率感到失望?当这个经济体是中国、并且人们已经习惯于依赖其高达10%的经济增速时。这正是全球范围内某些经济体以及某些商业领域目前所面临的难题。

    对于可能受影响的领域,可以列出很长的清单。从澳大利亚的矿企到德国的制造类企业,很多公司都逐渐认识到,向中国销售产品,远非销售收入快速增长的保证。在一个全球化整合的供应链中,这些出口商所感受到的挫折正迅速传导至他们的供应商。

    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首席经济学家李昌镛(Changyong Rhee)表示:“贸易下滑以及投资收缩,属于中国走更为平衡的增长路径所产生的部分影响,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连锁效应无疑是区域内应当关注的一大问题。”

    这种担忧情绪已经蔓延到了最高级别的国际经济管理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在上周的一次演讲中表示,对于全球经济整体而言,“存在新兴市场经济增长放缓的持续时间长于我们预期的风险”。

    汇丰银行(HSBC)首席经济学家简世勋(Stephen King)表示,很多国家都将受到影响。“鉴于大宗商品价格近期下跌,受波及程度最深的包括国际上的某些主要大宗商品生产国。”但即便某些国家以及向中国出口产品的出口商发出了哀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也并非意外之举。多年来,中国的政治领导集体一直宣称要改变经济增长依赖投资、出口、房地产以及制造业的模式,转而依靠消费驱动。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正是这种转变的初步表现。

    长期以来,中国政治家们的上述表态并不受到重视,因为每当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时,他们就会制定一个新的经济刺激方案,并引发新一轮建设与投资热潮。但当前的形势似乎与以往有所不同。

    中国对新建公路、铁路以及住宅的需求正在减弱,而海外对于中国出口产品的需求也已得到了满足。中国现已认识到,放任投资占GDP比重从金融危机前略高于40%的水平,上升至如今接近50%的水平,加大了经济结构最终向消费倾斜的难度。

    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以及结构调整可能会对某些方面造成冲击,但其影响不应被夸大。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当中国经济增长率开始达到10%时,中国的增长对于全球经济的价值仅相当于美国经济增长1%。虽然有其益处,但却容易被忽略。而在经历了四分之一世纪的高速增长之后,如果当前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为 8%,则相当于美国经济增长4%。

    即使中国经济以每年7.5%的速度增长(正如其在今年第二季度的表现一样),它对扩大全球需求的贡献仍然超过任何其他国家。因此只有对于那些天真地以为10%的增长速度可以永远持续的人来说,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才会成为一个问题。

    另一方面,面对中国经济再平衡,有人欢喜有人愁。当前感到紧张的包括澳大利亚等大宗商品出口国,澳大利亚的铁矿石支撑了中国的建设热潮。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Kevin Rudd)表示,他的国家目前面临长达十年的资源热潮行将终结的现实,因此“经济结构多元化以及提高生产力对于澳大利亚而言已不再只是重要了,而是必须完成的任务”。但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也有受益者。只要中国成功做到了刺激消费并转而逐步壮大服务产业,生产供中国消费的其他产品和服务的企业将因此获益。

    裕信银行(UniCredit)的安德烈亚斯•雷斯(Andreas Rees)指出,虽然今年德国对中国的汽车出口已经有所下滑,但主要原因在于需求暂时受到抑制,因而很可能只代表了整体上行趋势中的一个停顿,而非趋势的逆转。他表示:“设想中的中国经济向消费倾斜的再平衡,应该会进一步扩大中国家庭对于汽车的需求。”

    在这条经济结构再平衡的道路上存在一定风险。在消费接过主要增长引擎的接力棒之前,中国的投资规模可能有所下降,进而导致增速放缓恶化为中国经济的硬着陆,在这种情况之下将只有输家,没有赢家。这种结果是可能出现的,正如IMF每年派往中国的监管代表团所建议的那样,中国需要大力改革以避免这种局面的出现。

    但是否可能出现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各方的共识是否定的。近年来传统经济智慧在预测经济走势方面一直存在巨大偏差,但几乎所有人仍然一致认为,目前几乎没有迹象显示全球经济危机将上演由中国担任主角的第三幕——在此之前第一和第二幕分别由美国和欧元区担纲主演。

    译者/马拉

 

 

发件人:cui-zy<cui-zy@tsinghua.edu.cn>+(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无)时 间:2013年07月27日 15:25 (星期六)2013年07月26日 06:19 AM英国《金融时报》:中国“微刺激”乃明智之举

中国“微刺激”乃明智之举

英国《金融时报》 社评

    自今年春季上任以来,中国新领导层明白,他们不得不着手提振不断放缓的经济,同时又必须推动经济再平衡,减轻对政府主导的投资的依赖。北京方面周三宣布的“微刺激”方案所包含的某些措施,达到了这一艰难的平衡。

     这个方案包括对小微企业暂免征税和解除针对出口企业的部分官僚规定,在规模上远远不如2008年出台的巨额货币刺激。这种克制看上去是正确的。7月份制造业调查显示,活动指数跌至近一年最低位,这个迹象表明放缓趋势仍在持续。但截至6月份的三个月,GDP同比增长仍达到稳定的7.5%,与领导层和分析师的预期相符。

    本周扩张政策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它绕开政府,让企业家直接获得利好。这表明中国正在从自己的错误中汲取教训。2008年的刺激基本上是以地方政府为实施渠道的,地方政府用刺激资金启动很多不具成效的项目。中国中央政府现在不得不确保地方政府解决各自的旧债,而不是让它们背上新债。

    相反,帮助中小企业是符合经济逻辑的。中国的中小企业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推动因素,也是就业岗位的重要来源。然而,在过去20年里,它们得到的待遇不如国有企业。由于大企业现在发现很难投资于有成效的项目,因此针对中小企业是更有效、更可持续的提振经济方不过,要让中小企业欣欣向荣,中国信贷市场必须转变优待大企业的做法。截至6月份的三个月里,只有三分之一的银行贷款流向中小企业。

    上周,中国政府向金融自由化迈出新的一步,取消了实行数十年之久的贷款利率下限。然而此举基本上是象征性的,因为多数贷款的定价都高于下限。无论如何,如果有谁将获益于这项改革的话,那便是国有企业,因为它们能以较低利率借款。更有意义的步骤将是取消央行强制规定的贷款额度。让资金流向前景最光明的项目,而不管借款人的规模大小,这种做法将打击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但由于其它企业能够自由借款,资本将得到更高效率的配置。这将帮助中小企业乃至整个中国经济。

    译者/和风

 

 

 

发件人:cui-zy<cui-zy@tsinghua.edu.cn>+(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无)时 间:2013年07月27日 16:27 (星期六)研究报告 2013年 第 9 期 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        

对证监会的几句牢骚

刘 纪 鹏

2013年7月27日

    有记者请我评论《证监会:开展个股期权试点条件基本成熟,将来炒股可以小搏大》,一看这题目不禁怒火中生,股市搞成这个“熊样”,不求把股票现货市场搞好,还要争食“唐僧肉”,国债期货9月要开,黄金ETF下周就开,期权争取年底开,又有哪一个对“可怜的”股票现货市场是利好呢?证监会各会管机构竞相不是办公司,就是品种创新,所办的每一个交易所、公司、保护基金都吃垄断饭,都是暴利,投资者保护基金成立8年没保护一个股民却投资安信证券,融资融券公司去年成立几个月就盈利2.7亿,三板是公司,协会办公司,每个交易所的信息公司再投各地的“四板”市场,证监会、交易所、协会三位一体,人员、出资交叉自我循环,再与证券公司、基金公司人事上关联,哪里来的制衡和监管啊。

    证监会,交易所天天强调信息披露,我看你们这两个“非驴非马”(证监会:是政府部门还是事业单位?交易所会员制、公司制、事业单位还是证监会延伸机构?)的特色机构才最应该把所属机构特别是交易所的财务情况向社会披露,因为上述所有的钱都是来自于股市的直接和间接收费,股民才是养活你们的衣食父母,难道不是吗?上交所“股改时的权证创新”闹腾了5-6年,至今屁股没擦干净,给社会和证监会添了多少麻烦,不考虑时机拼命要开国际版幸被大家挡住,上交所前领导主管创业板发行搞地一塌糊涂,还听不进大家意见……我不能再说下去了,因为新到上交所不久的桂理事长不久前刚给我的书《资本金融学》作过序。

    上述言论虽是一时怒气之语,但却是压在内心已久的肺腑之言,要不是股市跌成这样,我凭什么要反对金融创新呢?沪、深股票现货市场基础这么糟,问题还都没找到并解决,这一个又一个从局部利益出发的股市衍生品接踵而至好一派“分田分地真忙”之气象,无助问题解决反而帮倒忙。谁又能站在肖主席的立场上想一想呢?有本事就先把股市搞上来让中央领导放心,让股民投资人满意,再“衍生”不迟。

    我知道记者发表我的上述言论也给其刊物添麻烦,所以我一不想公开发表,二不想“打小报告”,只是通过微博告表达我作为一个早期参与中国股市建设的“老人”看到她走到今天这步田地的一时悲愤和深感肖主席当家不易做一回“恶人”罢了。当然只要有领导或朋友批评,我愿随时把微博删掉。但这绝不意味我对上述说的每一句话怕承担责任。

 

 

 

 

发件人:CN CASS<rcif.cass@gmail.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无)时 间:2013年07月23日 18:35 (星期二)
附 件:1个(2013.0035 利率市场化:进展、展望与政策建议.pdf ) 查看附件

利率市场化:进展、展望与政策建议

郑联盛

Jul. 23 2013

zhengls2013@163.com

    央行宣布自 2013 年 7 月 20 日起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再迈出实质性一步。本次改革出台了由金融机构根据商业原则自主确定贷款利率水平、由金融机构自主确定票据贴现利率、对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不再设立上限以及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浮动区间暂不作调整等四项政策。

    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整体秉承“先外币、后本币;先贷款,后存款;先长期,后短期;先大额,后小额”的整体思路稳步推进。此次贷款利率管制的放开,延续了利率市场化的整体思路,进一步强化了我国利率市场化的预期,进一步利率明确了市场化改革的方向。

    由于存款利率市场化的深化是市场期待的改革内容,此次改革并未涉及存款利率市场化,市场意犹未尽。根据利率市场化的经济逻辑和国际经验,存款利率市场化是利率改革的最重要一环,一般也是最后核心环节,各经济基本都是稳步推进、控制节奏,以防范利率水平波动性过大,防范金融体系风险和宏观经济脆弱性。

    金融货币管理当局应该明确改革方向,逐步推进存款利率市场化,同时积极引导金融机构在利率市场化中实现风险可控的差异化转型道路,最后还应该积极推进利率市场化相关的金融配套改革。

    本次利率市场化改革强化了改革预期,进一步明确了改革方向 利率市场化是指金融机构在货币市场经营融资的利率水平完全由市场供求来决定,包括利率决定、利率传导、利率结构和利率管理的市场化。在利率市场化中,金融机构成为利率决定的唯一主体,即将利率的决策权交给金融机构,由金融机构自己根据资金配置和对金融市场走势的判断来自主调节利率水平,最终形成以中央银行基准利率为基础,以货币市场利率为中介,由市场供求决定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的市场利率体系和利率形成机制。

    利率市场化是一个目标更是一个过程。利率市场化实际上是从 1996 年开始的,当年 6 月 1 日货币当局放宽了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利率,实现由拆借双方更加市场资金供求的实际情况自主决定拆借利率。在漫长的改革历程中,我国已经实现了货币市场、债券市场以及外币存贷款市场上基本实现了利率的市场化。整体上,中国利率市场化是一个平稳的长期过程,但是,利率市场化的改革是逐步深化,方向是日渐明显。

    利率市场化呈现加速的趋势。在 2012 年 6 月之前,名义上只有利率市场化最后两个环节即贷款和存款的利率市场化尚未完成。中国利率市场化呈现加速的趋势,2012 年 6 月 7 日,人民银行将贷款利率浮动下限调整为基准利率的 0.8 倍,同时首次允许存款利率上浮至 1.1 倍的基准利率。一个月之后,人民银行再次调整贷款利率下限至 0.7 倍的基准利率。时隔一年,人民银行则完全放开了贷款利率下限管制。从近期人民银行的政策看,利率市场化的方向更加坚定,进程呈现加速的状态。《华尔街日报》评论称,“中国的金融自由化似乎终于甩开了膀子”。

    存款利率市场化需稳步有序进行,注重掌握节奏

    此次利率市场化改革,并未涉及存款利率的进一步市场化,市场“比较失望”。市场人士戏称,金融货币管理当局对银行是关闭了一扇门,又留下了一扇窗,银行的盈利不会受到明显冲击,转型的压力并未实质显现。此前,金融市场人士除了预期贷款利率下限全面放开之外,更是预期存款利率上限将进一步提高至基准利率的 1.2 倍甚至更高,存款利率市场化才是真正的利率市场化。作为利率市场化最关键的一环,存款利率何时能够放开管制成为市场下一个期待的焦点。

    市场的预期和评论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因为中国存款利率一直处在管制之中,居民的主要财富又集中在存款,长期的管制一定程度上是损失储户的利益并将其转给银行部门。但是,存款利率市场化是利率市场化最后和最关键的环节,从宏观审慎的角度出发稳步有序、控制节奏的改革方式是稳妥的。从居民的“情”出发,基于提高居民的收入,存款利率市场化是应该更快推进;但从金融体系的“理”出发,基于金融体系稳定性,存款利率市场化应稳步推进、掌握节奏。

    从经济学的逻辑看,存款利率市场化将导致银行为了吸收存款而相互竞争,特别是在存贷比的监管框架下,存款竞争将会更加厉害,这样将导致存款利率剧烈波动,这显然是不利于利率定价机制的形成和完善,同时可能引发金融体系的风险,特别是金融机构由于收益率错配和期限错配风险。

    从银行的资产负债表综合管理看,贷款利率下限放开是一个潜在的实质性冲击。

    虽然,目前银行由于资金仍然是供不应求而享有定价权不会轻易下调贷款利率,但是如果未来资金需求格局发生改变,那相当于银行的资产端面临巨大的盈利压力和信用风险。如果存款利率也一并市场化,就相当于银行在负债端也面临一个巨大的“成本”压力。目前,由于银行机构长期享有利差的制度红利,如果同时放开存贷款利率,那银行资产负债管理的风险将急剧扩大。实际上,近期银行机构在资产负债管理中的风险已经明显累积,特别是主动负债占比提高、更加依赖资金批发市场、期限错配更为严重,如果全面放开将可能引发系统性的金融风险。

    在国际经验上,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的改革更为成功,而“休克疗法”大多陷入严重的银行危机甚至经济危机。一是利率市场化是一个长期过程。美国利率市场化耗时 16 年于 1986 年实现利率市场化,日本经历近 20 年于 1998 年全面实现利率市场化,韩国和台湾地区也基本经历大致 20 年的时间。二是成功利率市场化的经济体都是将存款利率市场化作为最后一环,经历时间也较长。1985 年 10 月日本大额存款利率放开,至活期存款利率放开已是 1994 年 10 月,仅存款利率市场化经历了整整 9 年时间。

    相反的是,几内亚在 1982 年启动全面利率市场化,1984 年即陷入危机,银行体系崩溃,其 6 家国有银行全部破产,俄罗斯、马来西亚、阿根廷、智利、哥伦比亚等也有相似的改革与危机经历。三是存款利率市场化后,资金价格呈上升趋势。以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为例,存款利率市场化之后,其利率水平在 2 年内都是上升的,其中台湾地区 1 年期存款利率上升超过 200 个基点。

    从金融体系完备性出发,存款利率市场化尚未具有完备的金融制度和市场基础。一是存款定价机制缺失。目前国内贷款有同业拆借市场等较为市场化的相似利率定价机制,但是缺乏一种有效的存款利率定价机制,难以找到一种存款定价机制的比较基准,“均衡”的存款利率水平无从考究。二是存款保险制度缺失。存款利率市场化比贷款利率市场化涉及的人群更广,特别是普通居民。由于国内尚未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如果存贷款都全部市场化,如果银行发生违约或破产,那储户的存款将付之一炬。三是银行违约与破产机制缺失。对于银行而言,国内尚未出现银行破产的先例,金融机构违约及破产的处置机制是缺失的,美国不仅有健全的破产法、破产保护程序和处置机制,甚至在本次金融危机之后,还要求银行设立“破产遗嘱”(Living will)详尽规定其破产风险爆发之后的应急策略、储户保护、资产重组等在内的“身后事”。四是金融市场完备性有待改善。比如银行间市场的利率是包含了各个银行的信用利差的,但是由于各种原因,银行间市场利率是低廉且稳定的,为银行的借短放长提供期限套利。

    金融配套改革需先行,存款保险首当其冲,大额定期存单与小幅提高存款利率上限或是后续改革的切入点

    利率市场化是金融改革的核心内容,是经济体制和金融体制改革深化的基础。金融货币当局应该积极有效推进利率市场化,同时深化经济和金融体制的相关配套改革,以优化资金融通和资源配置,防范系统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并实现金融部门更多更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提高宏观经济整体运行效率,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首先,在贷款利率市场化中,应该更加注重利率市场化对资金流向的影响及其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以本次利率市场化改革为例,人民银行的本意是为了促进银行在贷款环节中的竞争,降低贷款利率,以使得更多的企业能够获得资金或获得更多的资金,但是,这个经济结果能否实现很大意义上取决于两个要素:一是流动性的宽松程度,即银行有没有足够的信贷额度;二是资金市场的供求关系,即借款人是否有足够的议价能力。政策出台之后,有市场人士就分析,尚且不论流动性的整体变化,改革之后的资金流向不一定会如政策所愿。一方面,从 2012 年放开贷款利率下限至 7 折以来,贷款利率下浮占比自 2012 年 3 季度开始基本稳定于 11%左右,且少有 7 折贷款,即原有政策尚未用足。另一方面,目前由于资金供需紧张,借款人几乎没有议价能力,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受益可能不明显,而大型企业有较强议价能力,对其或有一定的利好。

    人民银行在政策上提供了一种资金流向转变并服务实体经济的可能,同时还需要通过窗口指导等政策使得资金真正流向更需要的地方去。

    其次,在存款利率市场化上,应该坚持稳步有序、把握节奏的原则,加快完善存款利率市场化的参考平价,大额定期存单与小幅提高存款利率上限或是后续改革的切入点。一是“先贷款,后存款;先长期,后短期;先大额,后小额”仍是改革的基本政策框架,这有利于银行逐步建立利率市场化的应对机制,有利于缓解利率市场化对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的冲击,有利于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其他改革。二是由于国内存款利率定价机制实际上是缺失的,如果寻找或建立一种有效的市场化存款利率或比较基准是金融货币当局的首要任务。三是根据国际的经验,如果金融体系尚无市场化的存款利率参照标准,可以考虑通过大额定期存单作为切入点。美国存款利率市场化的起点是 1970 年 6 月放松对 10 万美元大额存单的利率管制,日本亦如此,1985 年 10 月放松对超过 10 亿日元的大额定期存单的利率管制。最后,继续小幅提高存款利率上限也是可以尝试的方法。比如市场对 1.2 倍基准利率是有强烈预期的,银行应该也是可以承受的,那可以适时推行。

    再次,经济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市场建设应加快推进,首当其冲的是存款保险制度。实际上,经济金融体制改革、金融市场完善与利率市场化特别是存款利率市场化相辅相成。最为急迫的是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利率市场化之后银行等金融机构破产可能是时间问题,存款保险制度是机构破产之后处置机制的基础要素。另外,金融产品违约机制、金融机构破产处置机制、金融市场完备性、统一的债券市场、多元化的融资机制以及稳定的宏观调控政策等都是政府需要解决的基础机制。

    还有,应该积极敦促银行等机构进行风险管理和有效转型。在利率市场化和金融脱媒的条件下,依靠利差已经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特别是存款利率市场化之后,银行发展将面临实质性冲击,有效转型是必由之路。银行应该深入分析利率市场化过程中的利差的变化、利率波动性与易变性的规律、各业务对利率的敏感性等,并做出应对方案。同时,积极实现业务转型,促进业务可持续发展。银行的转型需要考虑五个因素:一是银行转型是一个差异化策略;二是银行转型意味着非信贷融资的作用在提升,金融创新将蓬勃发展;三是信息化特别是互联网与金融的结合是一大趋势,抓住信息化是银行转型的关键;四是银行转型将伴随金融风险的衍生和积累,监管任务将更加艰巨;五是银行转型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一定是服务实体经济。为此,银行转型是一个业务充分差异化的过程,是一个多元化融资长足发展的过程,也是一个充分利用信息化的过程,还应该是一个服务实体经济的过程,最后也是一个监管升级的过程。

    最后,守住系统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是底线。金融货币当局在平衡利率市场化进程及其对金融体系、宏观经济的影响中,应该以防范金融风险和保障经济稳定作为第一要义,特别是存款利率市场化的完全放开需谨慎。金融管理部门则应该加强监管,适时适度进行压力测试,注重要求银行机构进行资产负债管理、久期管理和流动性管理等,特别防范银行机构在利率市场化中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等,以及防范在利率市场化中多元化融资可能潜在的系统性风险。

 

 

 


发件人:huangwd<huangwd1999@sina.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zdjun 时 间:2013年07月22日 21:36 (星期一)附 件:1个(评国务院批准央行新政.doc ) 查看附件

精英们正按佐力克安排步入泥潭

——评放开银行利率管制

中国科技大学教授 黄卫东

    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2013年7月20日起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对此我做一下评论。

    第一、取消金融机构贷款利率0.7倍的下限,由金融机构根据商业原则自主确定贷款利率水平。评论:降低地方政府贷款成本,方便地方政府筹款。地方政府还可以借低息贷款,还以前的高息贷款。此举可能的原因,是地方债务过重,中央政府采取措施减轻地方政府债务,实际是转移债务成本到银行。

    第二、取消票据贴现利率管制,改变贴现利率在再贴现利率基础上加点确定的方式,由金融机构自主确定。评论:让银行可以低价贱卖手中票据(实际是银行的债权,包括大型国企抵押到银行的资产)筹款,减少钱荒发生几率。大型银行倒闭将导致经济崩溃,不久前发生的钱荒,央行不得不救助。精英们让银行贱卖资产自救,名义上是减少央行干预经济。此举方便了外资低价收购中国资产。由于政府承诺美元可以自由兑换人民币,从而美国资本家可以在中国容易获得资金。根据国家央行公布的资产负债表数据,今年1-5月,央行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减少了基础货币近千亿元,但是,外资仍然拿美元进入中国,获得了14500亿元资金,而央行为了对消这些“资金”的流入,就从国内银行拿走2万多亿元资金,到6月份,继续从紧货币政策,导致银行钱荒(附录2)。此举是精英们相信市场神话,搞出来的卖国政策。但是,对美国资本家有利的承诺美元自由兑换人民币政策,就不去依据市场原则取消,而去强制实行;对美国资本家不利控制中国经济的利率管制,就依据市场原则取消,比蒋介石及其徒子徒孙都卖国。精英们一方面紧缩国内银行资金,逼迫银行低价贱卖资产给外国资本家,另一方面给美帝资本家拿美元就可以获得人民币资金,从而能够低价买走中国的资产。此举是学朱贱卖国企的办法来贱卖银行和所剩无几的大型国企资产,敞开大门给西方控制经济。

    第三、对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不再设立上限。评论:以前国家管制,强制贷款数量和利率给农民,现在取消利率上限,显然让农村老百姓获得资金成本加大。此举将对粮食和农业生产不利,破坏国本,其卖国程度,并不比上个措施少多少。于此相对比,美国每年在农业上补贴近千亿美元,生产大量粮食,低价向国际市场倾销,占领世界粮食市场一半份额,是美帝最有用的战略武器。而我们给农民借点钱,还要让农村信用社放开利率,实际是让它们放高利贷,逼死农业和农民,方便正在进行的土地私有化,方便美国控制。

    第四、为继续严格执行差别化的住房信贷政策,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浮动区间暂不作调整。全面放开贷款利率管制后,金融机构与客户协商定价的空间将进一步扩大,有利于促进金融机构采取差异化的定价策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有利于金融机构不断提高 自主定价能力,转变经营模式,提升服务水平,加大对企业、居民的金融支持力度;有利于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更好地发挥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作用,更有力地支持 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总评:我们不反对利率市场化尝试,我们反对的是政府承诺美元可自由兑换人民币前提下的市场化。只要美元可自由兑换人民币承诺不取消,美国资本家就可以印刷美元,自由地获得人民币资金,我国的货币主权和货币政策实施权就在美国人手里。由于市场经济就是通过货币政策来管理的,一切扩大市场化,减少行政控制,都是等于将相关经济主权交给美国人,都是祸国殃民的卖国行为。现在精英们正在按照佐力克的安排,一步步走入美国安排好的泥潭。

 附录:

1美元可自由兑换是神话 链接出处

2 “钱荒”与通货膨胀同时发生的根源

3 “世行报告”中关于金融改革的论述
http://img.wyzxsx.com/p/2013/07/8010d7f79e5b6127c40bbce948656131.jpg

 

 

 

发件人:Weidong Huang(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仲大军 所有收件人时 间:2013年07月20日 21:09 (星期六)附 件:2个(美元可自由兑换是神话.doc 等...) 查看全部附件

    各位专家好!附上文章两篇,欢迎各位专家指教。题目分别是:《破除美元可自由兑换神话,收回货币主权》、《中美投资协议纸面上的平等与实际不平等》。美国不事生产,拿印刷的美元欠条就买下中国工厂,拿走中国大部分产品,造成环境逐步恶化,资源走向枯竭,正在掏空中华民族生存的物质基础。

破除美元可自由兑换神话,收回货币主权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黄卫东

2013-07-20

huangwd@ustc.edu.cn

    在经济学界,有一个关于美元是可自由兑换货币的说法。最近,笔者与国内几位著名的金融专家讨论了这个问题,他们都以不容置疑的态度告诉我,这是经济学常识。

    一般看来,一种货币是可自由兑换货币的含义,是指在货币市场上,这种货币可以自由兑换为其他可自由兑换货币。目前国际货币市场上,美元,日元,英镑,欧元、瑞士法郎、丹麦克朗、瑞典克朗、挪威克朗、港元、加拿大元、澳大利亚元、新西兰元、新加坡元、韩元,泰铢等67个国家所使用的货币都是或曾经是可自由兑换的,而人民币是不可自由兑换的。其原因可以简述如下:

    在美国建立的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中,加入到这个体系,成为“可自由兑换的货币”,都要由发行货币的银行承诺,自由兑换该银行发行的货币与储存的美元,从而可以自由地兑换为其他“可自由兑换货币”了。目前我们已经承诺经常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与资本项目下的美元可自由兑换为人民币,但还没有承诺人民币自由兑换我国政府储备的美元,所以不能称之为“可自由兑换货币”。

     我们知道,现在各种货币都是法币,几乎可以无限制地制造出来,因而大家可以拿着美元自由地兑换这些由货币发行机构承诺的货币了,不会有什么限制。反过来,在这种安排下,我们拿着一种“可自由兑换货币”去换美元,恐怕就不能说是自由兑换了,因为一种货币兑换美元,不是发行美元的美联储银行所承诺的,仅仅是该货币的发行银行所承诺的,是由该种货币的发行银行所储备的美元数量所决定的。当发行银行储备的美元被换光以后,就无法兑现可自由兑换美元的承诺了,也就无法兑现为其他货币了。所以说,这种兑换机制,仅仅是美元可自由兑换为其他可自由兑换货币,而其他任意一种“可自由兑换货币”是不能真正自由地兑换为美元或其他可自由兑换货币的。从两个国家层面来看,美元是完全不可自由兑换的,因为另一个国家是通过出口商品或服务获得美元,而不是通过自由兑换得到的。对普通老百姓来说,能否兑换得到美元,也不是完全自由的,而是有条件的,是国家国际收支存在净收入,储备了足够多的美元。

     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后,泰铢等货币就无法自由兑换成美元,也就无法自由兑换为其他货币了。危机发生前,美国金融大鳄进入泰国,从泰国商业银行借入大量泰铢,转而在国际货币市场上兑换为美元,使泰国央行储备的美元急剧减少,最终耗竭,不得不停止兑换美元,从而使泰铢无法兑现为美元了。1992年英国的英镑也遭到索罗斯的类似攻击,耗去英国政府269亿美元的储备,英国不得不退出欧洲汇率体系,降低英镑兑换美元汇率,以阻止人们拿英镑兑换美元,带来英格兰银行的美元储备枯竭。

    各国为了满足货币可自由兑换承诺,不得不出口大量物资,换来美元,储备起来,以防止美元枯竭,从而让美国免费获得了大量物资。另一方面,当美国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美元利率很低,到处泛滥的时候,各国政府也就被美国绑架,不得不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市场上货币过多,容易诱发通货膨胀。当美国实行货币紧缩政策的时候,各国不得不提高利率,防止资本家兑换手里货币资产为美元,以获得更高利润,带来美元枯竭。因此,承认美元可自由兑换,从而承诺美元可自由兑换人民币,其货币政策和经济政策就被美国政府绑架,货币主权等于交给了美国。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美国因为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特别是侵越战争的支出直追二战,入不敷出,物价上涨速度常年达到10%,主要依靠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大印美元,从西方承诺可自由兑换美元的各国掠夺巨额财富,导致日本英国等国物价飞涨,年通货膨胀率最大的时候达到30%(附1),远超中国官方公布的现在中国物价上涨速度。相反,前苏联,东欧各国,中国等国不承诺与美元的自由兑换,从而不受美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影响,物价保持稳定。

    今年前5个月,我国央行通过减少基础货币供应量来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以控制物价上涨速度,然而,由于外资大量涌入和贸易顺差,带来基础货币增加了16500亿元,央行不得不从国内商业银行拿走现金25700亿元来实行货币紧缩政策,致使国内银行货币紧张,险些导致银行破产的金融危机。央行不得不紧急提供现金救助,取消紧缩的货币政策,回到先前宽松的货币政策(附2)。这是因为我们早就承诺美元可自由兑换为人民币,同时美国中央银行一直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美元泛滥,大量进入中国,增加市场上基础货币的必然结果。

    当前精英们制造了美元是可自由兑换的世界货币神话,承认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增发的人民币25万亿都用来换美元了,等于都交给了美国资本家,让美国资本家买下了中国的工厂,买走了中国的商品,而我们储备的美元,主要用来购买美国的国债,债券等,又大都交给美国精英。这也与国家准备承诺人民币自由兑换美元,必须储备大量美元有关。却使人民币成了美元代用券,市场上流通的每一元人民币背后都有央行储备的美元。在我们承诺美元可以自由兑换人民币情况下,美国人印美元,就可以获得增发的人民币,等于将我们的人民币增发主权交给了美国。

    最近几年,我国很多经济学家们极力鼓吹人民币自由化,其主要理由之一是美元等货币是可自由兑换货币,人民币不是可自由兑换货币,给我们的贸易带来的诸多不便,还有不可自由兑换带来的非市场汇率等等。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美国因战争支出十分庞大,大量印美元,从其西方盟友获得物资,导致美元和西方各国货币都贬值十分严重,以黄金价格计算,美元十年贬值只剩下25分之一的购买力。当时的西方国家,包括日本都抵制美元,日本专门出台政策补贴企业和消费者进口物资减少持有美元,西欧各国实行美元存款100%准备金,无利息和负利息等措施促进花出美元(附3),从而让美元在这些国家难以兑换成本国货币而使用。可以说,那时的美元,如果称之为可自由兑换的国际货币,就是美国的盟友都从内心不同意。美国不得不逼迫它的盟国通过政府间货币互换,从日本和德国等西方国家政府那里获得这些国家的货币,从这些国家进口物资(附4)。

    我们主张平等条件下的真正可自由兑换,即人民币发行银行中国人民银行承诺美元可自由兑换人民币,美国发行美元的美联储银行承诺,人民币可自由兑换美元。如果美国不承诺人民币可自由兑换美元,我们就不应承诺美元可自由兑换人民币。我们不应单方面承诺人民币与美元的自由兑换,以防货币政策和经济政策被美国绑架,以防货币主权被美国拿走。我们更主张,让其他国家承诺其货币与人民币之间的可自由兑换,从而让人民币成为美元那样的“国际货币”。

 

 

中美投资协议纸面上的平等与实际不平等

黄卫东

    本月12日结束的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双方于经济对话层面取得的最重要协议莫过于中方同意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为基础与美方进行双边投资协定实质性谈判。在准入阶段就给予美国投资者国民待遇,就是在设立投资项目或并购企业时,只要没有纳入负面清单的项目,东道国就必须给予外国投资者无歧视之国民待遇。而负面清单是审查投资的部门排除投资的清单采用负面列表模式。这实际上是最大限度减少对外资进入的监管。当然,在双方达成的书面协议里,美方必然给予中方相同的承诺。然而,纸面上的平等,并不代表实际的平等,更不代表实际执行的平等。

    第一,美国的州,实际是相对独立的邦,美国国名的本意就是亚美利加(独立)邦的联合体,在经济上,各州有很大独立性,经济政策不受中央政府管制。早在民国时代,民国政府与美国签订《中美》前,南京外交部曾向行政院提出:美国提出在开办实业上互给最惠国待遇及国民待遇,而美国各州皆有独立的公司法,中国在美公司至多享有“他州待遇”,而“他州待遇”与“本州待遇”不同,形式上即不完全平等,实际上亦有差别。我们应要求美国政府承诺其各州给予中国投资者本州待遇。

    另外一个较少受到关注的不平等,是货币不平等带来的。由于我们承诺美元可自由兑换为人民币,美国并不承诺人民币兑换美元。我们到美国的投资,必须出口商品换美元,才能实现。美国人的投资实际是拿着印刷的美元就实现了。08年以来,美国一直采用宽松的货币政策,美国银行和公司的资金充足,从而大量涌入中国,由于我国有大量外汇储备,并不使用这些进入中国的美元,等于中国免费提供人民币给外国资本家,在中国境内购买生产资料,建立工厂。我们应取消美元兑换人民币承诺,让美方资本家出口商品到中国获得人民币来投资,从而完成真正的对等。

    很多人认为,美元是国际货币,人民币不可能和美元平等。这种观点是错误的,第一,美国现在并不生产多少工业消费品,其美元购买力很大程度上是靠中国出口商品来支撑的;第二,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美国发生严重经济危机,美元贬值很快,按照黄金价格计算,十年贬值到1/25水平,各国都不愿使用和储存美元,美国不得不逼迫自己的盟国与美国进行货币互换,从官方获得外币进口物资。因此,历史事实说明,美国作为国际货币不是一成不变的,现在美元成为国际货币,是我们主动承认并无条件支持的结果。目前我国生产的商品,包括工业基础产品和工业消费品,都占世界一半左右,我们应理直气壮地要求美方平等地对待人民币,我们应主动降低美元地位,例如,取消美元兑换人民币承诺,不应让美元地位高于人民币。

    我们应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要以自身条件为依据,达成实际平等的协议。我国前30年经济比较落后,无经济实力到美国投资,我们也就不同意美国和西方到我国投资。

    长期以来,很多人认为我们有求于美国和西方,需要通过引进外来投资来引进技术,从而顾不上平等了,这种观点也是错误的。外国资本家的技术,不管其企业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是属于外国资本家的,不会因为到国内投资办厂,就变成中国的,证据之一,就是其通过垄断技术获得的垄断利润还是属于外国资本家。外国资本家不可能因为在中国投资办厂,就教给中国人技术。引进外资的结果,是挤垮了内资,使我们已经掌握的技术也随着自己的企业的倒闭而消失,不但没有获得技术,在某些情况下,还消灭了我们已经掌握的技术。我们必须独立自主发展自己的技术。

    我们应学习西方,不应大规模引进外资,适当引进少量生产我们急需而购买不到的设备的工厂,例如制造飞机喷气发动机的工厂。除此之外,应一律禁止,或引进少量作为点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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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出路

冼岩

    2009年,面对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中国政府祭出“4万亿”大招,一举止住了经济下滑趋势,在全球一片哀鸿中再现了“一枝独秀”奇迹。几年过去,今天的中国经济再次面临持续下行压力,这使得人们意识到,中国或许并未真正摆脱金融危机阴影,只是通过刺激手段暂时搁置了危机。现在,中国经济不但面临下行压力,而且似乎短期内看不到走出困境的希望——中国不但不再是“一枝独秀”,已经泯然众人;而且比之最近复苏势头颇好的美国,明显屈居下风,国际游资也闻风转向。

    中国经济面临危机、陷入困境,对此,一些自由派学者感到的不是沮丧,而是兴奋。在他们看来,这种实践的变化,“证明”了他们理论的正确:全球经济只能有一种成功模式,根本没有什么“中国模式”、“中国道路”;所谓“中国模式”,不过是通过一些短期见效的手段,达到一些暂时、表面的效果,却留下巨大后患和严重后果——他们或许忘记了,这种“短期”,代表的是持续30多年的持续高增长;所谓“严重后果”,包括中国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相信这样的“短期”与“后果”,是全球大多数国家梦寐以求不可得的。今天的“短期论”、“后果论”,与30多年前国内的“帝国主义回光返照论”如出一辙,都是理论或观念对实践经验的一种规避。之所以会有同样的反应,是因为二者都认为自己掌握了人世间唯一的绝对真理,任何对此质疑、反对的人,不是智力有问题,就是道德有问题。

    这些学者还忘记了,如果目前的困境足以否证“中国模式”的存在,那么他们自己所推崇的普世模式早就被否证了——要知道,整个金融危机就是由这种普世模式制造出来的。几年前还在手忙脚乱寻找解释、试图修补漏洞的自由派学者,仅仅因为大洋彼岸的一个复苏苗头,就仿佛重新“找到了组织”,扬眉吐气。按照他们的说法,美国之所以能较快走出困境,是因为坚决奉行了结构调整战略;这一过程是冷冰冰的,“要死人”的(许小年语)。美国敢于倒闭、敢于死人,所以调整成功了;欧洲害怕倒闭、害怕死人,所以不但走不出困境,而且越困越深;中国要想走出困境,同样只能真刀实枪“调结构”,同样要不怕倒闭,不怕死人。这些人没有想到或者是并不关心,中国与美国的基础条件不同,同样的操作下,美国死一个人,中国可能要死十个;再加上人口基数的不同,甚至可能死几十上百个。这样的结局,难道是中国可以承受的吗?还不谈由此可能对社会其他方面造成的冲击。这样一种普世模式,难道是值得信奉并遵循的吗?要知道,这并不是什么自然界天灾,而是人类本身社会活动所导致的结果。即使是自然灾害,人类也要想办法避免和改造;对于这样一种必须以周期性“死人”作为代价的经济运行方式,人类难道不应该想办法改造之、改变之,而只能奉若神明、恭行不悖吗?

    自由派学者奉若天条的什么“调结构”,其实政府自己早已喊了多年,为什么直到今天还要劳烦学者们当作自己专利和显示高明来接来喊?原因很简单,因为害怕“死人”,中国政府短期内调不了,推不动。学者们可以站在云端喊口号,政府却必须在泥水中趟出一条路来。这么多年趟不出,说明这条路不好走,说明它相对于当下中国的现实并非一条好路,这个药方并非对症之方。但是,明明在实践中此路不通,为什么从政府到民间却依然死抱着这个药方不放?道理很简单,一是这个药方符合主流经济学逻辑,代表了普世道路;二是中国的经济结构确实存在问题,确实需要调整,“调结构”一说抽象上并没有错——结构有问题,需要调整,但这并不是中国经济可以走出困局的突破口,也不是当前形势的对症之方,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要解决当前中国经济的难题,不能囿于书本,囿于成见,而是要从实践出发,从政府而非市场的角度来寻找出路。因为“中国模式”成功的关键及其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创造性地发挥了政府作用。

    从以往30多年的经验看,中国政府对经济的作用,一是通过制度压抵了要素价格,使企业具有竞争力;二是通过宏观政策克服了市场的周期波动,促成经济的持续高增长。之所以需要政府在宏观层面出手,是因为市场失灵。如果市场本身很有效率,可以自动解决问题,就不会有政府出手的机会。当然,政府出手挽救市场后,应该及时退出,让市场机制得以回复,这样才能保证政府和市场两个手段都能发挥作用。两个手段、两个积极性总比一个好,所以政府的强力干预不应成为常态。但因为这种干预方便、好用、可控,而市场复杂、不可控,所以中国政府习惯了多用行政手段,其结果是一方面压抑了市场功能的回复,另一方面导致边际效益递减。政府投资的边际效益递减现象确实存在,但这只是行政干预在一个方向上的失灵。中国的经济前途,不取决于回归市场,而取决于能否找到政府有效干预的新的方向,新的着力点。

    中国经济今天呈现的政府投资边际效益递减、政府失灵,是在市场失灵引致政府介入后发生的。所以,如果现在的政府不行的话,长期萎缩的市场更不行。中国的市场发育不完善,应该鼓励完善,但这是长期目标,而不是现在应对危机的正确方式。脚长得不好看应该做保健,这是对的;但鞋子不合脚首先应该做出改变的是鞋子而不是脚,只有在穿上一双合脚的鞋子后,脚的保健才能顺利进行。同理,市场发育应该是在危机解决,经济回归常道后,通过行政退出再来实现,这个顺序不能颠倒。以此来衡量新一届政府的经济作为,只能评价为“食洋不化”或“食书不化”;或者说,朱镕基懂经济是真的,李克强懂经济是假的。不能从实际出发,执着于观念或“原则”的人,在实践中行之不远。

    录像带的倒带问题,曾经是个复杂而繁琐的难题。但自从出现手动倒带器后,难题迎刃而解。所以手动和机器,优劣并不绝对,各有其不同的使用价值。同理,市场、政府各有其用、各有其长。对于市场复杂的问题,或许政府处理起来很简单;反之亦然。政府、市场不应相互排斥,更不应在观念上首先抽象排斥,而应该在实践中根据实际需要进行选择。不管白猫、黑猫,能够捉到老鼠才是好猫。而在现实中,往往并不是只有白猫或者黑猫才能捉到老鼠,而是有时白猫能够捉到,另一些时候黑猫才能捉到。

    综上所述,中国经济要走出当下困境,出路不在市场,也不是什么“调结构”,而在于政府能否找到新的支撑经济增长的方式。所谓宏观政策,财税与货币手段,并非古已有之,而是随着经济情况的变化逐渐出现并完善的。中国的国情、经济运行条件及社会基础都与西方国家差别很大,当然有可能发现或创造出新的政策工具。这既是“中国模式”逻辑发展之必然,也是“中国道路”圆满自信之必须。

 

 

 



发件人:LUYI<yilu@sse.com.cn>+(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LUYI <yilu@sse.com.cn>+时 间:2013年07月19日 10:15 (星期五)发件人: LUYI [mailto:yilu@sse.com.cn] 发送时间: 2013年7月19日 8:55 主题: 晴朗:面对四万亿,谁是聪明的经济学家?

面对四万亿,谁是聪明的经济学家?

晴朗

    最近,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批评温家宝五年前为救市启动的4万亿投资刺激政策“饮鸩止渴,是鬼城出现根源”。这是现在的主流观点。四万亿,历经五年的故事已经很清楚了,可以回过头来数落数落。

    金融界人士卢麒元先生两年前就说:“四万亿这件事,不用太久就会有结论。有些事情,经济史比经济学更有说服力。”让我们回到2008年11月政策出台的那个时点。当时冲在最前头的批评者是郎咸平,他说“4万亿救市是一锤子买卖”,“应该投向民营经济,藏富于民”。

    而时任国家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的樊纲认为:“四万亿将带来乘数效应,中国经济不会衰退”;“四万亿投资将保障明年经济增长率达到8%”。在2010年年初一次讲演后,有人问樊纲对郎咸平“政府投资4万亿的方向是个错误”的看法时,樊纲说:“他连最基本的事实都不知道!我不想评论这件事!”

    曾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林毅夫和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都是四万亿的支持者。直到2012年,林毅夫还坚持:“四万亿计划利大于弊, 目前仍需投资为主。”李稻葵也坚称:“四万亿的历史功绩必须肯定。当时的历史环境,4万亿极有必要,这一点国际上有公论,历史也会有公论。”

    无论支持的还是反对的,无论是对的还是错的,他们都说出并坚持了自己的观点,没有做事后诸葛亮。而有人发现在互联网上“输入吴敬琏,2008”,得到这样一些结果:

吴敬琏:4万亿让中国经济不崩盘_          证券频道_搜狐网
吴敬琏:4万亿属短期调节_会议讲座_         新浪财经_新浪网
吴敬琏:四万亿投资很必要_             财经频道_新华网
吴敬琏:4万亿投资救危亡约束美元国际储备货币地位  财经凤凰网

    近来,这个“输入吴敬琏”的帖子在微博、微信上传播,不由得引起人们热议,联想24年前,六四之后,吴敬琏在第一时间执笔写下系统批判赵紫阳在八十年代经济政策失误的长文,前后异曲同工。

    经济学家改变观点不足为奇,只是,中间没有过渡,没有反思,每一次改变的时机都踩到点儿上,且一直以正确面貌出现,既讨好中央和地方政府、国企,又讨好知识分子和民众,便不像经济学家的作为。

    如今,人们普遍将“4万亿”说成罪魁祸首。问题是,责任者是谁?难道仅仅是下了台的温家宝吗?以登堂入室为荣的经济学家对4万亿救市政策的代价和恶果可有责任?即使中国人不习惯,没有意识和能力问责,当年在中央电视台和报刊支持鼓吹救市的经济学家总不至于摇身一变成为“揭示真理”的批评者吧?!

    其实,直到几个月前,都还有机会表现作为经济学家的素养和立场。那是3月两会期间,针对温家宝的政府工作报告。这位即将下台的总理深知自已的心血之作——4万亿元投资,将是遭人诟病的历史,在报告中,著力说明:“面对国际经济形势复杂多变、持续低迷的严峻挑战,中央科学判断、果断决策,有效避免了我国现代化进程因巨大的外部冲击而出现大的波折,实践证明这些决策部署是完全正确的。”在随后的人大代表审议和政协委员讨论中,并没有听到来自体制内经济学家的尖锐批评。反倒是全国政协委员、原工信部部长李毅中表示很赞同温家宝的结论,说:“现在不能反过来对应对危机的措施过多指责,这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回头看,形势变了,原来的刺激政策需要退出,但不能说当时的决策是错误的。”至少,他表达了一码归一码的态度。而吴敬琏的“今是昨非”则反映出他一贯的“聪明”。

 

 


 

发件人:qiaoxu20011982 收件人:仲大军 时 间:2013年07月14日 17:21 (星期日)Re:关于学习的方法

论投资与消费

乔续

2013-7-14

    最近关于投资拉动中国经济发展还是需求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争论比较大,支持投资的认为中国经济还处于发展阶段,需要靠投资来增加驱动力,里面有中国学者也有外国学者,支持需求的认为中国人消费能力不够,中国还没有形成完善的市场机制,需要降低投资,依靠市场无形的手来驱动中国经济的发展。

    面对上述争论,让我想起刚建国时期毛主席与梁漱溟关于对农民仁义的争论,其本质还是现在需求拉动型还是投资拉动型的问题。毛泽东认为中国底子薄、人民文化水平低、科技落后,所以需要集中力量,勒紧裤腰带打上项目,发展重工业,进而通过重工业带动轻工业,带动农业,最后实现国家的跨越式发展,虽然之后出现过种种问题,但是总体来说,到毛泽东逝世,这种模式是成功的,具体成就大家耳熟能详,就不说了。梁漱溟的对农民仁义的模式没有机会得到实践,其结果不得而知,但是通过简单的逻辑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中国不可能迅速的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发展重工业,发展重要尖端科技,更不可能出现杂交水稻。即使按照当时一些主张发展轻工业人的主张,中国也不可能实现工业科技的跨越式发展。

    原因很简单,当时中国总体水平落后,如果放开民间自由竞争,把更多的社会财富被仁义的消耗掉,自然可以暂时过的好一些,但是,我们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有足够的价值剩余集中起来保证重大项目的顺利实施。如果当时我们搞了市场经济,搞了经济的对外开放,允许跨国资本进入,那么可以想见,在人与人竞争的自由社会结构下,不可能发挥集体的力量保证社会财富的层层上调,并最后集中起来发挥作用。其结果是更多的人力物力被大家消耗掉,而不是转化为社会资本,我们后来的改革开放也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现在的中国可能还不如印度。

    同样道理,现在中国面临的形势也类似,中国还处在发展阶段,是集中力量投资积蓄力量来提升层次,还是大家放任自流,吃好喝好。这就涉及到今日中国是积蓄投资拉动经济发展还是通过市场自发的机制实现增长。

    说到投资,需要有投资的主体,说到市场无形的手,是每一个理性经济人的利益驱动以及理性选择。在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已经形成了大的企业财团,这些财团成为投资的主体,成为经济发展的驱动力,美国的IBM、微软、苹果、通用电气等等充当了国家发展的科技驱动力,大的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则为企业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企业与银行之间形成合作财团,日本也有大的财团充当日本经济发展的驱动力来源。中国现在能够照搬国外的模式吗?中国有自己的在市场竞争中发展起来大企业财团吗?他们能够为国家提供经济社会发展的驱动力吗?不要说一些经济学家们看重的私营企业了,就算中国的大的垄断国企也仅仅是靠着垄断发财而已,是社会的食利组织而不是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更不要提中国的银行了。中国银行是很庞大,但是这些银行同样成为食利阶层,而没有成长为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最近的银行业危机就说明问题,银行的钱在空转套利,却没有进入实体经济,李克强拒绝放水是有道理的。所以在这样的形势下,让中国民间自己形成市场进而驱动中国经济的发展,显而易见,这是在给中国经济发展熄火。

    那么中国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在哪里?我个人认为在于政府的组织协调上,在中国的国企民企团结起来,减少内耗,集中力量办大事上,这也是投资,是投资于更高水平的科技上,是中国内部经济发展机制的创新,这是中国人团结起来,减少内耗,实现经济崛起。当然,这不是说继续现在的地方政府继续通过地方融资平台以及发债大搞扩城运动,不是继续投资建设大规模的铁路、机场、公路,以及大量的城市基础设施,这些是需要建设,但是这些仅仅是投资的一个环节而已,需要将这些投资融入到整个经济体系的投资层次提升上,这样这些基础设施投资才能够发挥经济效益,而不是成为一片片的鬼城,成为可以罗雀的公路。

    再看看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在能量。可以说,毛主席时代,主要还是以投资为主,这个投资包括生产投资、安全投资、科技投资、农业投资、人口投资、生态投资。生产投资方面就是发展发展重工业,提高生产工具的生产能力,进而提高生产能力。安全投资是发展军事力量,为整个中国支撑起了核保护伞,这个投资的巨大意义,知道1999年才被当时的中国领导高度重视,并奖励了两弹元勋。科技投资就是建立了门类齐全的大专院校以及科研院所。农业投资是动员全国人民修水库,发展农业水利设施,以及发展工业支持农业,发展农业科技。人口投资则是中国人口数量翻了一倍,为后来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充分的人口红利。生态投资是全国人民植树造林,防治水土流失。最后还有一个投资,这个想不出好的形容词来形容,这个是中国人吃苦耐劳的精神,这个精神也同样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提供了支撑。

    可以说,没有毛主席时代这些经济发展能量的积累,就没有后来改革开放的迅速发展,这就是投资对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持久推动力。同样,在西方发达国家,他们也一直在做类似的投资。就拿一个企业来说,没有一个行业领军企业将自己最先进的技术立刻投向市场,每一个领军企业都同样储备了很多还没有市场化的技术,这些技术就为未来企业的发展的动力之一。我以前进入一家五百强企业的时候是作为储备干部被招聘进去的,显然这个企业也是在为未来的发展提供足够的人才储备,一般为企业发展提供持久的动力。同样作为一个企业会储备很多平时看起来没用的部门,例如品牌推进部、危机管理部门、安全美化部门、战略推进部门等等,这些部门干的事情就是为未来的发展提供各个方面的支撑。这个也涉及到务实和务虚的问题,务实与务虚就像八卦一样相互作用才能推进经济社会以及企业的发展。光有务虚不成事,光有务实则容易误入歧途,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缺乏持久的推动力,这也类似于阴阳,务虚是阴,务实是阳,没有文艺复兴时期那些务虚的学者们的高谈阔论,也不会有后来西方社会务实的持久发展。如果没有当年毛主席务虚的搞了这么多看起来没有用的积累,也不会有后来改革开放后,经济的飞速发展,人民的迅速富裕。不同的是文艺复兴搞的文科思想领域的积累,而毛泽东时代搞的是公共设施和公有制度方面的积累。譬如土地公有制,没有这个制度,中国三十年的改革不会取得如此巨大的经济成就。

    如果说毛主席从总体层面为中国提供了崛起的物质和体制积累,那么后来的朱镕基时代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则为后来胡温时代经济的飞速发展提供了基础设施的支持,可谓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然而经过胡温时代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的确在经济上崛起了,家底厚实了,大多数人的生活的确有了明显的改善,在军事方面的发展也开始加速。从这一点来说,我们不能完全否定胡温时代,胡温时代虽然有问题,但是他们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是有功劳的,我们应该吸取以前的通过否定前人来发展后人的历史教训,治大国若烹小鲜,过多的折腾会造成经济社会甚至政治思想上的混乱,对国家发展是不利的。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到到江泽民到胡锦涛再到习近平,虽然存在着一些前后否定的问题,然而历史是不能割裂的,毛时代为邓时代提供能量,邓时代则为后来人的发展奠定格局,都是一脉相承的。胡温时代留下的问题,则需要习李时代来解决。

    与毛主席时代类似,习李时代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中国经济发展后劲不足的问题,中国不能延续以前仅仅追求毛时代积累经济能量的释放以及依靠国外技术水平的拉动提供发展动力了,可以说习近平有机会成为继毛泽东之后中国有一位杰出的领导人。毛时代积累的经济能量已经释放的差不多了,国外也不可能再继续扶持中国经济的发展了,因为中国如果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话,就要进入发达国家,就要直接冲击西方国家的利益,美国可以扶持日本,扶持韩国,但是美国绝对不可能扶持中国。然而现在李克强仍然在强调释放改革红利,意思就是说还是要继续释放毛主席时代留下的能量,即瓜分中国农村,赶农民进城,进而为资本提供最后的盛宴,为劳动密集型产业提供最后的剩余劳动力,我个人认为这是不折不扣的中等收入陷阱之路,如果这个策略是美国人制定的话,那么美国人可谓用心险恶。改革之后,释放红利已经释放的够多了,本来是用于一个国家积累发展后劲的教育也被列入释放红利的行业,我们不能只坐吃山空了,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把能量都释放完在积累新的能量,我们需要好好系统的规划一下为后人栽树了,把问题都留给后人,可能后人也只能无力回天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可能也只能是镜中花水中月了。

    最后,面临现在中国发展后劲不足的问题,习李时代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则是在毛时代积累能量释放以及胡温时代经济高速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积累经济社会发展的能量的同时,开始思想文化领域的积累,即为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中华民族的再次崛起提供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积累。从习近平最近提出中国要发展高水平的智库,要发展民间智库的观点看,习近平可能早已经认识到了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或者是本能的作为政治家的敏感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

 

 

 

发件人:HGS<cf100703@gmail.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无)时 间:2013年07月16日 09:58 (星期二)附 件:1个(7-16.rar ) 查看附件

建世界最长海底隧道靠谱吗?

刘植荣

  2013年7月11日《时代周报》报道,中国或将投资2600亿建连接辽宁大连和山东烟台的世界最长海底隧道,全长123公里,火车运行速度能达到每小时220公里,交中国铁路总公司管理运营。再过一个月,隧道最终方案将定稿,报告将以中国工程院的名义上报国务院。本文就分析中国建这个世界最长的海底隧道靠不靠谱。

  王梦恕院士忽悠称隧道12年收回成本

  负责该项目论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梦恕在2012年5月带着国家拨付的360万元,与其他8名院士共同进行了实地调研。王梦恕表示,隧道的整体投资大约在2600亿元左右。王梦恕还算了一笔账:“这样的项目铁路总公司应该还有一些出资,如果山东和辽宁两个省各出1000亿的话,按照每年返利8%来计算,12年就差不多会收回成本,12年之后就是纯收益了。”

  从目前的报道看,建设大连烟台海底隧道,体制内反对声音很微弱。北方交通大学教授赵坚认为,现在建设渤海海底隧道还不是时候,也没必要中国还有更多更迫切需要投资的交通项目。琼州海峡那么近都没有修海底隧道,大连烟台之间的海上隧道距离太长、耗资太大,且两地之间的客货流量并没大到支撑如此巨大的投资建设项目。

  大项目论证充满谎言

  任何工程上马都是钱的问题,这和居家过日子一样,要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来决定过什么样的生活。谁都知道住别墅舒服,可你一个月3000元的工资,花500万买别墅,这显然太超前,远远超出了你的财力。国家上项目也是如此,提出任何项目都要考虑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通盘考虑各个项目的轻重缓急,不能图虚荣,上一些过于超前的项目,让国民经济透支,大伤元气,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

  高铁就是一例。2013年5月30日,《时代周报》刊文称,中国铁路总公司求国务院免除2.6万亿债务,并称铁路总公司现在连利息都还不起。而过去,铁道部论证高铁时,很多专家们都信誓旦旦地说几年就可收回投资,误导政府批准一个又一个的高铁项目。例如,2012年12月27日的中国经济网报道称,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梦恕分析京广高铁成本,称京广高铁总费用将近4000亿,按目前的客流量计算,10~12年就能收回成本。

  关于高铁的一个个谎言被一个个事实所揭穿。2011年7月23日,北京至福州的D301次列车行驶至温州市双屿路段时,与杭州开往福州的D3115次列车追尾猛烈相撞,造成数百人伤亡。而就在这次动车相撞几天前,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铁路建设高级顾问王梦恕说:“中国高铁在控制系统、信号系统也很成功,能保证后面不追尾、前面不撞车。”事故前一天,铁道部总工程师、高铁总设计师何华武在一次国际会议上满怀豪情地对全世界宣布:“中国铁轨的质量比日本与欧洲所使用的更加优秀。中国高铁的安全保障是可靠的。”

  2013年6月2日中午,一列G38由杭州南开往北京的高铁,在镇江被一只鸟撞到了挡风玻璃,导致玻璃大面积开裂,最终列车开到南京南站后全体乘客换车,受伤列车则进行修理。而在2011年6月22日,中国北车长客的高速动车组总工程师、技术总负责人牛得田接受《齐鲁晚报》记者采访时说:“试验表明,1公斤铝弹以500公里速度撞击时只会让玻璃受损,但无法穿透,车内人员不会受到伤害;1公斤重飞鸟、20克铝弹,以400公里时速撞击时,则丝毫不能伤及玻璃。”

  可以肯定地说,和高铁一样,王梦恕院士提出的2600亿元的海底隧道预算,到时恐怕连一半也不够。从过去的大型项目看,论证阶段的预算都远远低于实际造价,这大概是故意把预算压低,把收益抬高,好让政府看到几年就能收回成本,看到项目的效益之所在,好让政府批准项目,让利益集团获利。王梦恕自己也直言不讳地对《投资者报》记者表示,高铁招标完全是利益招标。国家发改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党委书记董焰也对《投资者报》记者表示,现在的投标分为首长招标、熟人招标、官二代招标等等,有各种关系,各种走后门的,真的是习以为常了。中科院发布《2011中国区域发展报告》指出,中国交通建设中,高铁、高速公路、地铁等建设都存在大跃进。可见,对利益集团来说,项目一上马,钞票就用车往家拉。

  例如,京沪高铁在上报发改委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中提出的预算为1600多亿元,而实际造价为2200亿元。三峡工程也是如此,在论证报告中,考虑物价上涨和都分投资的利息后,所列动态投资为934.5亿元,可最后造价为2485亿元,超出了1.6倍。

  其实,不但是中国,其他国家也是如此。利益集团游说政府时,故意压低预算,抬高收益,隐瞒事实真相,欺骗政府批准项目。连接日本本州岛青森和北海道函馆的青函海底隧道全长53.9公里,其中海底部分23.3公里,工程预算为8.3亿美元,建设中几次追加费用,隧道竣工时整个工程投进了27亿美元,超出了2.3倍,平均每公里5000万美元,约合每公里3亿人民币元。贯穿英吉利海峡的欧洲隧道全长50.5公里,按1985年预算是46.5亿英镑,但实际造价是95亿英镑,超出了1倍,平均每公里1.88亿英镑,约合每公里17亿人民币元。

  欧洲隧道赔了个底朝天

  欧洲隧道由欧洲隧道公司筹资、建设和管理。欧洲隧道公司成立于1986年8月13日,1987年12月9日开始发行股票(每股3.5英镑)筹资,并向国际银行贷款80亿英镑。

  欧洲隧道1994年5月6日开始运营后,亏损惨重,1995年巨亏9.25亿英镑。客货流量远没有论证时想象的那么乐观,1998年客流到达1840万人后持续下降,再也没有突破该记录。货运也是如此,在1998年至2011年间每年的货运量一直在1100万吨到1900万吨之间徘徊,2012年到达2020万吨。

  由于货运亏损严重,英法政府不得不每年拿出5200万英镑补贴货运公司,每年货运列车4000列,大约每列补贴13000英镑。欧洲隧道公司曾几次考虑放弃货运业务。

  隧道开通后的第二年,欧洲隧道公司就开始债务违约。1998年不得不进行债务重组,免除了一部分债务,让债权人损失惨重。尽管赖掉一部分债务,欧洲隧道公司财务状况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善,很多年份亏损数亿欧元,2003年更是巨亏13.34亿欧元。2006年8月2日,欧洲隧道公司在法国一家法院申请了6个月的破产保护。

  2007年5月,欧洲隧道公司再次进行债务重组,并从德意志银行、高盛集团、花旗集团获得28亿英镑的长期贷款,同时还把债务余额转为股权,并逼迫股东放弃了无限期欧洲隧道免费通行权。经过这一轮债务重组后,欧洲隧道公司在2007年才首次盈利,盈利100万欧元,2008年盈利4000万欧元,2009年盈利100万欧元,2010年亏损5700万欧元,2011年盈利1100万欧元,2012年盈利3400万欧元。2012年的盈利,主要是伦敦奥运会期间客流增加贡献的份额。

  欧洲隧道公司2012年的财务报告显示,2012年各类业务运营收入为10.23亿欧元,运营成本为5.62亿欧元,折旧为1.61亿欧元,其他运营成本为400万欧元,运营利润为10.23亿-5.62亿-1.61亿-0.04亿=2.96亿欧元。另外,财务成本为2.69亿欧元,扣除税款后的财务收入为700万欧元。这样,全年净利润为2.96亿-2.69亿+0.07亿=3400万欧元。数据显示,运营利润大部分都支付了贷款利息。

  与欧洲隧道建设期间及开通初期的一片赞美声形成了反差,现在,对隧道的批评声越来越多,很多经济学家分析称,如果不建欧洲隧道,英国的经济会比现在好很多。投资者也对欧洲隧道的盈利能力失去信心,欧洲隧道集团的股票2007年7月2日的收盘价为18欧元,到2013年7月10日的收盘价为5.89欧元。

  2013年6月20日,欧盟委员会发表声明,要求欧洲隧道公司下调“过路费”。欧洲隧道的收费标准是:客运列车单程收费4320欧元,外加每位乘客16.6欧元;货运列车单程收费3645欧元。欧盟认为,由于收费太高导致很多人走轮渡或航空,使隧道的运力闲置了43%。

  欧洲隧道现在是骑虎难下,降价虽然可以增加一些客货流量,但如果客货流量增加不多,则不足以弥补因降价带来的收益下降,这就又要把欧洲隧道公司逼向破产的边缘。

  大连烟台隧道必定是个赔本的买卖

  欧洲隧道就是我们的前车之鉴。王梦恕院士所讲 “按照每年返利8%来计算,12年就差不多会收回成本按照每年返利8%来计算,12年就差不多会收回成本”,他显然没考虑融资成本。试想,2600亿元,哪家银行会提供十几年甚至是二十几年的无息贷款?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借钱必须支付利息。如果利率按6.55%计算,每年的返利还剩8%-6.55%=1.45%,也就2600亿×1.45%=37.7亿元,这样,2600亿的本金就需要2600亿÷37.7亿=69年。海底隧道的使用寿命一般就100年左右,按专家们最乐观的估算,还债也需要69年。如果造价超标,建成后车流量和货运量达不到预期目标,也许在隧道整个寿命期内都不能清偿债务。

  欧洲隧道受益的是整个英国和整个欧洲大陆,它都无法收回投资,违约赖账,欧洲隧道公司两次面临破产。大连烟台海底隧道受益的只是辽宁半岛和山东半岛,比照欧洲隧道的财务表现,大连烟台海底隧道收回投资的希望渺茫。如果隧道收费过高,人们就走轮渡或航空,可见,大连烟台海底隧道建成后,必然面临与轮渡和航空运输的激烈竞争,隧道根本无法垄断定价权。

  以上从经济效益上分析了大连烟台海底隧道必定是个赔本的买卖。还有,我国多数人的养老、医保、教育、住房等民生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加之前几年政府为刺激经济加大了货币投放量导致的通胀居高不下,还有目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30万亿元的债务,不少地方政府财政吃紧,拆东墙补西墙,债务包袱越背越大,我们绝不能再透支财力上这样几乎没有回报的大项目了,要把有限的资金优先用在解决民生问题上。

 

 

 


发件人:苏冀<gonghesan@gmail.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无)抄送人:css<css@hugfun.com>保存所有抄送人 时 间:2013年07月28日 22:00 (星期日)

部分中国城市债务高达千亿元 远超底特律

中国经营报

    曾经的“汽车之城”底特律,7月18日向法院申请地方政府破产保护。由于底特律的债务非常庞大,目前欠下180多亿美元的长期债务和数十亿美元的短期债务,是目前美国规模最大的城市破产案。如果以“底特律模式”来处理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允许财政“收不抵债”的地方政府宣布破产,那会是怎样的情形?

    然而,由于中国地方政府是典型的“无限责任政府”,中央和地方实行分税制,也使得即便地方政府出现大规模的债务,中央政府都会买单。这样的体制和架构,并不 意味着中国的城市发展可以高枕无忧,情况恰恰相反,中国特有的财政结构以及监管机制,被掩盖的问题和债务日益累计,可能面临更大的风险。

单一产业衰败引发的连锁反应

    底特律是典型的单一产业城市。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单一的汽车产业造就了底特律的辉煌,也促使底特律走向衰败。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底特律从曾经的辉煌逐步跌入绝望和荒芜的深渊,最终走向破产,原因有很多。例如美国汽车工业萎缩,沉重且不可持续的养老金负担,市政府过 度投资华丽而低效的项目……从城市研究的角度,底特律的致命缺陷在于失去了城市应有的多样性,缺乏多元的产业支撑,无力吸引多样的人口,当然也没有多样的 文化……这些缺陷使底特律失去了吸引力,难以聚集更多的产业和人口,企业、工厂、精英人士,不断地离开这所城市,城市的税收越来越少,负债越来越多,步入 恶性循环,最终走向了破产。

    底特律是典型的单一产业城市。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单一的汽车产业造就了底特律的辉煌,也促使底特律走向 衰败。产业单一的工业城市相对封闭独立,它们有大量的工厂,雇佣着成千上万名技能水平较低的工人,除了向世界各地提供廉价的商品之外,这些工厂自给自足, 独立于外面的世界。相对于制造业的一枝独秀来说,产业的多元化更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因为产业有兴衰周期。当日本的汽车产业崛起,美国的汽车产业逐渐低落, 底特律没有形成其他可替代的产业,城市也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败。

    汽车产业衰败,加剧了社会动荡,错误的政策又使精英和企业家相继离开这座 城市,雪上加霜。1967年7月底特律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黑人骚乱,继而使整个六七十年代骚乱不断,社会动荡以及不断上升的犯罪率,使许多可以离开底特律 的人,义无反顾地一去不回。1950~2008年期间,底特律的人口下降了100万以上,占人口总量的58%。1970年,底特律有一半白人,到了 2008年,白人只剩了10%。白人离开,在带走税基的同时,也将底特律变成一个贫穷的、单一的黑人“孤岛”。

    为了发展旅游业,底特律政 府先后建设一些高档宾馆和赌场,希望将黑人孤岛打造为“美国黑人文化中心”。不过这个中心并没有展现黑人的正面精神,反而充斥着帮派火拼、枪支、吸毒和犯 罪等负面特征。底特律陷入了恶性循环:经济低迷造成贫民窟蔓延,贫民窟刺激犯罪率上升,高犯罪率制约经济增长……实际上,这正是单一的人口结构造成的后 果:企业家和精英离开,使得这个城市缺乏企业家精神和创造力,贫困人口大量聚集,无法走出衰败的泥沼。

    高犯罪率和贫民窟现象使底特律“不 适合居住”。2007年,底特律在全美暴力犯罪城市榜上排名第三,2008年,密歇根州三分之二的谋杀案发生在底特律,2010年,该城市连续第四年成为 联邦调查局(FBI)眼中美国“最危险的城市”。这些触目惊心的犯罪数据和负面称号,加剧了人们离开底特律的步伐,底特律成为了一座被抛弃的城市。

    不 可否认,底特律政府也曾为走出萧条做过努力。比如规划大体量的建筑设施,改变城市形象,并试图以固定资产投资,拉动城市经济发展。然而,这个错误的决策, 不仅无助于改变现状,还加剧了城市债务。成功的城市通常会进行大规模的建设,因为经济繁荣促使人们愿意花钱购买房屋等固定资产。但是建设投资是城市繁荣的 结果,而非原因。当底特律的人口不断减少,房屋和设施已经供大于求,过度建设无异于饮鸩止渴。

    通过城市改造和大建设,塑造出的光彩照人的城市表象,不过是政客们的政绩工程,底特律需要的,不是大量的建筑和设施,它需要的,是多元产业和企业家精神。

    假如中国的城市也可以破产?

    底特律与中国许多城市,有太多的相似之处:以为城镇化就能拉动经济发展,不惜背负大规模的债务,用于固定资产投资和城市建设,城市建筑遍地都是,却空无一人……

    有意思的是,美国各级政府对底特律破产申请的处理方式,可能会让许多地方官员大跌眼镜:美国联邦政府对于底特律市的破产没有大包大揽。在底特律提出破产申请 之后,奥巴马政府实际拒绝了援助这个曾经辉煌的破产城市,底特律所在的密歇根州政府也拒绝了援助的要求,甚至认为底特律破产是“必经之路”。

    底特律与中国许多城市,有太多的相似之处:以为城镇化就能拉动经济发展,不惜背负大规模的债务,用于固定资产投资和城市建设,城市建筑遍地都是,却空无一 人……从债务规模上看,底特律市政府的债务总共只有180亿美元,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总量曾经高达10.7万亿元人民币(合1.65万亿美元),个别城市 的债务数量不一。据安邦研究团队掌握的情况,部分城市的债务可能高达数千亿元人民币,远远高于底特律市的债务规模。

    如果能够用底特律模式来思考处理中国城市的问题,对于同样遭受严重地方债务压力的中国城市,会有哪些参考价值? 

    首先,底特律的破产表明,产业的繁荣,才能带来城市的持续繁荣,大量的投资建设,并不能拉动城市走出困境。一个城市空间,如果没有产业的繁荣,无论多宏伟壮 丽都难以持续,最多变成漂亮的鬼城和空城。花费巨资修建的鄂尔多斯新城,昆明呈贡新城……这些赫赫有名的鬼城空城,它们都具有共同的特征:宽阔的马路、巨 大的广场、宏伟的建筑……巨额债务支撑起来的城市面貌,不可谓不漂亮,但是缺乏产业的支撑,仍然人车寥落,一片萧条。空城、鬼城的形成,实际上就是城市空 洞化,缺乏产业和社会支撑的结果。厘清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的关系,看懂了产业和空间之间的互动,有助于转换地方政府错误的发展思路。因为,城镇化是经济发 展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其次,地方债务是否应该由中央和全民买单?过去,中国城市处理债务问题的逻辑大致是:地方政府开发土地搞招商引 资,债务积累到一定程度,地方债务上交中央并且变成银行的不良资产,然后国家出面用全民资产来偿还债务,处理不良资产。此后再放开搞活,中央和地方政府推 出经济刺激方案,进入新一轮的扩张和债务循环,重复同样的结果,并且风险程度更为剧烈。如此庞大规模的地方债务,是否应该由中央买单,还是学美国政府任其 破产。实际上,对于发展策略的失误,做决策的官员需要承担责任,不能上届债务下届还,留下一堆烂账让继任者去处理。因此,地方政府破产只会让地方政府在发 展问题上更冷静,避免盲目投资。

    最后,允许地方政府破产,有助于推动城市化良性发展。发展策略失误会导致地方经济增长的停顿,这是很自然 的成本,即犯错误的成本。对于出错的地方,劳动人口、资本、人才就会流向更有前途的城市,流向那些没有犯错或少犯错的地方。从全局看,这是一种良性的调 整,可以使资源配置更加有效。一旦地方真破产,发展停顿了,市场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否则市场永远只能是一个政策错误的“买单者”。

    总之,底特律模式的价值点,实际上是一种政府决策责任的分级模式,如果承认“发展才是硬道理”,那么承担相应的发展责任也应该成为“硬道理”,无限制的兜底,只会促使地方政府无底限发展。

 

 

 

 

 

 

 


发件人:申申<chensssh@gmail.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无)时 间:2013年07月28日 22:09 (星期日)附 件:1个(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 20130328.doc ) 查看附件

大家好!
    宪政改革这才真正开始了。宪政改革找到了起点。宪政就是一套人人都要遵守的规则。大大小小的规则是有逻辑关系的。对于“个人”的定义,就是现代商业社会的所有规则的逻辑起点,也就是宪政的起点。“个人”定义不清,实行宪政就没有起点。

    实行完备的身份证制度,就是在建立这个起点。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任务分工的通知中,有几段话值得注意:(十)建立以公民身份号码为基础的公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 附上国务院文件的全文。

申申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实施《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任务分工的通知

国办发〔2013〕22号

2013-03/28

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党的十八届二中全会和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统一思想,精心组织,认真抓好改革实施。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事关重大,任务艰巨,需要统一部署、突出重点、分批实施、逐步推进,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用3至5年时间完成《方案》提出的各项任务,加快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经国务院同意,现就实施《方案》任务分工和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2013年完成的任务(共29项)

    (一)组建中国铁路总公司。 (2013年3月14日已完成企业注册登记)
    (二)制定印发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国家铁路局“三定”规定和地方改革完善食品药品监管体制的指导意见。 (中央编办、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分别负责,征求财政部等有关部门意见。2013年3月底前完成)
(三)制定印发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家海洋局、国家能源局“三定”规定。 (中央编办负责,征求财政部等有关部门意见。2013年4月底前完成)
    (四)整合房屋登记、林地登记、草原登记、土地登记的职责等。 (中央编办负责。2013年4月底前完成)
    (五)严格控制新设行政审批项目,防止边减边增,今后一般不新设许可,因特殊需要确需新设的,必须严格遵守行政许可法的规定,加强合法性、必要性和合理性审查论证。 (法制办会同中央编办负责。2013年4月底前提出并执行严格控制新设行政许可的具体措施)
    (六)制定印发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三定”规定。 (中央编办负责,征求财政部等有关部门意见。2013年5月底前完成)
    (七)制定印发机构改革中涉及发展改革委、公安部、民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农业部、商务部、海关总署、工商总局、质检总局等部门的职责调整通知。 (中央编办负责。2013年6月底前完成)
    (八)减少和下放一批投资审批事项。列明取消审批的投资项目(含按照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原则取消的国家规划内需要审批的项目)、下放地方审批的投资项目(含下放地方的国家规划内需要审批的项目),列明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保留审批的涉及其他地区、需要全国统筹安排或需要总量控制的项目以及需要实行国家安全审查的外资项目。加强对投资活动的土地使用、能源消耗、污染排放等管理,发挥法律法规和发展规划、产业政策的约束和引导作用。对确需审批、核准、备案的项目,要简化程序、限时办结。 (发展改革委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农业部、商务部以及国土资源部、环境保护部等有关部门负责。2013年6月底前发布新修订的政府核准投资项目目录,修改出台投资项目审批、核准、备案管理办法)
    (九)下放一批国家采用补助、贴息等方式扶持地方的项目。国务院部门确定投资方向、原则和标准,具体由地方政府安排,相应加强对地方政府使用扶持资金的监督检查。 (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有关部门负责。2013年6月底前完成)
    (十)按照行政许可法的规定,取消和下放一批生产经营活动和产品物品的许可事项,取消一批对各类机构及其活动的认定等非许可审批事项,取消一批资质资格许可事项,相应加强监督管理。 (中央编办会同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监察部、法制办等有关部门负责。2013年6月底前完成)
    (十一)除法律、行政法规或国务院有明确规定的外,取消达标、评比、评估和相关检查活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监察部、民政部、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等有关部门负责。2013年6月底前完成)
    (十二)减少、合并一批财政专项转移支付项目,下放一批适合地方管理的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相应加强财政、审计监督。 (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负责。2013年6月底前完成)
    (十三)整合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职责等。 (中央编办负责。2013年6月底前完成)
    (十四)提出将注册资本实缴登记制改为认缴登记制等放宽工商登记条件、实行“宽进严管”的方案,提出修改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的建议。 (工商总局会同有关部门负责。2013年6月底前完成)
    (十五)取消一批不合法不合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项目,降低收费标准。 (财政部、发展改革委分别会同有关部门负责。2013年9月底前完成)
    (十六)减少一批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部门职责交叉和分散。 (中央编办负责。2013年9月底前完成)
    (十七)清理工商登记前置审批项目,提出拟取消的前置审批项目和改为后置审批的项目以及加强监督管理的措施,提出修改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的建议。(中央编办、工商总局会同有关部门负责。2013年9月底前完成)
    (十八)逐步推进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强化行业自律,使行业协会商会真正成为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主体。 (发展改革委、民政部会同国资委等有关部门负责。2013年9月底前提出脱钩方案,确定一批行业协会商会进行试点,同时试点一业多会)
    (十九)提出一批实施《方案》涉及的有关法律和行政法规的修订建议。 (法制办负责。根据《方案》实施情况同步提出建议,2013年9月底前完成)
    (二十)国务院各部门加强自身改革,大力推进本系统改革。 (各部门分别负责。2013年9月底前按照《方案》精神和职能转变要求,提出加强自身改革和推进本系统改革的具体措施)
    (二十一)规范非许可审批项目的设定和实施。 (中央编办负责。2013年12月底前出台具体办法并组织实施)
    (二十二)整合一批业务相同或相近的检验、检测、认证机构。 (中央编办会同质检总局等有关部门负责。2013年12月底前完成)
    (二十三)对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实行民政部门直接登记制度,依法加强登记审查和监督管理。健全社会组织管理制度,推动社会组织完善内部治理结构。 (民政部会同法制办负责。2013年12月底前完成《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等相关行政法规修订工作,民政部门按新制度加强监督管理,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
    (二十四)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强化宏观调控措施的权威性和有效性,维护法制统一、政令畅通。 (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人民银行、监察部、商务部、银监会等有关部门负责。2013年12月底前提出完善宏观调控体系的意见)
    (二十五)消除地区封锁,打破行业垄断,维护全国市场的统一开放、公平诚信、竞争有序。 (商务部、税务总局会同发展改革委、工商总局、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有关部门负责。有关部门在职责范围内严格执行有关规定,完善政策措施。2013年12月底前商务部牵头解决一批突出问题)
    (二十六)加强社会管理能力建设,创新社会管理方式。 (发展改革委、民政部会同公安部、司法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等有关部门负责。2013年12月底前在职责范围内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具体措施)
    (二十七)公平对待社会力量提供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群众健身、社区服务等公共服务,加大政府购买服务力度。(财政部、发展改革委会同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教育部、文化部、民政部、农业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有关部门负责。2013年12月底前提出具体政策)
    (二十八)推进国务院组织机构、职能配置、运行方式法治化。 (中央编办会同法制办负责。2013年12月底前推进部门组织条例有关试点工作)
    (二十九)加强技术标准体系建设。 (质检总局会同有关部门负责。2013年12月底前提出改革完善强制性标准管理的方案,并组织修订一批急需的强制性标准)

二、2014年完成的任务(共28项)

    (一)下放一批国家采用补助、贴息等方式扶持地方的项目,相应加强监督检查。出台并实施扶持地方项目及资金使用管理制度。(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有关部门负责。2014年6月底前完成)
    (二)按照行政许可法的规定,取消和下放一批生产经营活动和产品物品的许可事项,取消一批非许可审批事项,取消一批资质资格许可事项。相应加强监督管理。 (中央编办会同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监察部、法制办等有关部门负责。2014年6月底前完成)
    (三)取消国务院部门对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人进行水平评价的事项,改由有关行业协会、学会具体认定。相应加强监督管理。(中央编办会同监察部、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法制办等有关部门负责。2014年6月底前完成)
(四)减少、合并一批财政专项转移支付项目,下放一批适合地方管理的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相应加强财政、审计监督。出台并实施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意见。 (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负责。2014年6月底前完成)
    (五)基本完成清理不合法不合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项目的工作,发布新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项目目录及收费标准并组织实施。(财政部、发展改革委分别会同有关部门负责。2014年6月底前完成)
    (六)减少一批部门职责交叉和分散。(中央编办负责。2014年6月底前完成)
    (七)整合建立统一规范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有关部门在职责范围内加强监督管理。(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国土资源部、环境保护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税务总局等有关部门负责。2014年6月底前提出方案,由中央编办对方案统筹协调、提出意见)
    (八)推动建立统一的信用信息平台,逐步纳入金融、工商登记、税收缴纳、社保缴费、交通违章等信用信息。(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行会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工商总局、税务总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安部、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民政部、商务部等有关部门负责。2014年6月底前提出方案,由中央编办对方案统筹协调、提出意见)
    (九)加强政务诚信制度建设。(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负责。2014年6月底前提出方案,由中央编办对方案统筹协调、提出意见)
    (十)建立以公民身份号码为基础的公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公安部会同有关部门负责。2014年6月底前提出方案,由中央编办对方案统筹协调、提出意见) (十一)建立以组织机构代码为基础的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发展改革委、质检总局、税务总局会同有关部门负责。2014年6月底前提出方案,由中央编办对方案统筹协调、提出意见)
    (十二)出台并实施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国土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会同法制办、税务总局等有关部门负责。2014年6月底前出台不动产登记条例)
    (十三)出台并实施信息网络实名登记制度。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公安部负责。2014年6月底前完成)
    (十四)出台并实施新的现金管理制度。 (人民银行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银监会等有关部门负责。2014年6月底前完成)
    (十五)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制度和体制。 (财政部会同国资委、中央编办等有关部门负责。2014年6月底前提出完善的意见)
    (十六)完善依法行政的制度,提高制度质量。 (法制办负责。2014年6月底前提出落实方案并组织实施)
    (十七)健全科学民主依法决策机制,建立决策后评估和纠错制度。 (法制办、国务院办公厅会同有关部门负责。2014年6月底前提出落实方案并组织实施)
    (十八)严格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履行职责,确保法律、行政法规有效执行。 (法制办、监察部分别负责。2014年6月底前提出落实方案并组织实施)
    (十九)深化政务公开,推进行政权力行使依据、过程、结果公开。建立健全各项监督制度,让人民监督权力。强化行政问责,严格责任追究。 (国务院办公厅、法制办、监察部分别负责。2014年6月底前提出落实方案并组织实施)
    (二十)提出一批实施《方案》涉及的有关法律和行政法规的修订建议。 (法制办负责。根据《方案》实施情况同步提出建议。2014年6月底前完成)
    (二十一)出台并实施政府非税收入管理制度。 (财政部负责。2014年12月底前完成)
    (二十二)整合一批业务相同或相近的检验、检测、认证机构。 (中央编办会同质检总局等有关部门负责。2014年12月底前完成)
    (二十三)逐步推进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探索一业多会,引入竞争机制。 (发展改革委、民政部会同国资委等有关部门负责。2014年12月底前总结脱钩工作、一业多会试点经验,研究提出逐步推开的意见)
    (二十四)通过修订或制定国务院部门“三定”规定,强化发展规划制订、经济发展趋势研判、制度机制设计、全局性事项统筹管理、体制改革统筹协调等职能。 (中央编办会同有关部门负责。2014年12月底前完成)
    (二十五)建立起维护全国市场统一开放、公平诚信、竞争有序的长效机制。 (商务部、税务总局会同发展改革委、工商总局负责。2014年12月底前完成)
    (二十六)修订《国务院行政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条例》,组织开展机构编制法制化的研究工作。 (中央编办会同财政部、法制办负责。2014年12月底前完成)
    (二十七)建立健全推荐性标准体系。 (质检总局会同有关部门负责。2014年12月底前完成)
    (二十八)完善金融账户实名登记制度。 (人民银行、税务总局会同财政部、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负责。2014年12月底前完成)

三、2015年完成的任务(共11项)

    (一)发布新修订的政府核准投资项目目录,并基本完成投资体制改革。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按照“谁投资、谁决策、谁收益、谁承担风险”的原则,最大限度地缩小审批、核准、备案范围,切实落实企业和个人投资自主权。 (发展改革委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农业部、商务部等有关部门负责)
    (二)基本完成取消和下放生产经营活动和产品物品的许可事项、取消非许可审批事项、取消资质资格许可事项工作,相应加强监督管理。 (中央编办会同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监察部、法制办等有关部门负责)
    (三)减少一批部门职责交叉和分散。 (中央编办负责)
    (四)基本完成整合业务相同或相近的检验、检测、认证机构的工作。 (中央编办会同质检总局等有关部门负责)
    (五)推进商务诚信建设。 (发展改革委、税务总局会同商务部、工商总局等有关部门负责提出具体办法,有关部门在职责范围内组织实施)
    (六)基本完成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出台实行一业多会的具体办法。(发展改革委、民政部会同国资委等有关部门负责)
    (七)出台并实施政务诚信制度。 (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负责)
    (八)出台并实施以公民身份号码为基础的公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 (公安部会同有关部门负责)
    (九)出台并实施以组织机构代码为基础的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 (发展改革委、质检总局、税务总局会同有关部门负责)
    (十)基本建成强制性与推荐性标准协调配套、符合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需要的技术标准体系。 (质检总局会同有关部门负责)
    (十一)基本完成实施《方案》涉及的有关法律和行政法规的修订工作。 (法制办负责)

四、2017年完成的任务(共4项)

    (一)基本建成集合金融、工商登记、税收缴纳、社保缴费、交通违章等信用信息的统一平台,实现资源共享。 (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行会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工商总局、税务总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安部、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民政部、商务部等有关部门负责)
    (二)基本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 (民政部、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负责)
    (三)基本形成统一登记、各司其职、协调配合、分级负责、依法监管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 (民政部、中央编办分别负责)
    (四)基本形成权界清晰、分工合理、权责一致、运转高效、法治保障的国务院机构职能体系。 (中央编办负责)

五、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切实加强领导。《方案》经全国人大通过,具有法律约束力,各部门都要高度重视《方案》落实工作,深刻认识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的重大意义,准确把握各项改革要求,将落实《方案》作为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工作,主要领导亲自负责,精心组织,周密安排,加强新闻宣传和舆论引导,以更大力度,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上加快推进职能转变,确保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
     (二)明确分工,形成工作合力。各部门要立即建立落实《方案》的工作机制,按照任务分工,制定工作方案,倒排时间表,分解任务,责任到人,确保按要求完成任务。涉及多个部门的,牵头部门要负总责,其他部门要密切配合、积极支持。落实任务分工需要增加参与部门的,请牵头部门提出并商有关部门确定。
    (三)突出重点,逐项抓好落实。要按时完成新组建部门的“三定”工作。“三定”规定要坚持精简统一效能原则,落实职能转变要求,综合设置内设机构,严格控制人员编制和领导职数。各部门都要把职能转变放在更加突出位置,做到该取消的必须取消,该下放的必须下放,该整合的必须整合,真正做到向市场、社会放权,减少对微观事务的干预,同时该加强的要切实加强,改善和加强宏观管理,严格依法监管,提高政府管理科学化水平。
    (四)加强督查,务求取得实效。国务院办公厅负责对《方案》落实工作的统筹协调、跟踪了解、督促检查、汇总情况,提出工作意见建议。国务院办公厅将对各部门落实分工情况组织专项督促检查,确保各项改革措施逐一落实到位,以实实在在的改革成效取信于民,树立新一届国务院良好形象。

    国务院办公厅
    2013年3月26日

 

 

 

 

发件人:欧阳君山 收件人:仲大军 时 间:2013年07月14日 16:00 (星期日)附 件:1个(欧阳君山:对西方主流政治学的致命一击——普选是民粹的游戏 ) 查看附件

    作者按:普选是当今的世界潮流,甚至还成了自由民主或所谓“普世价值”的标签:判断一个国家是不是自由民主,符合“普世价值”与否,只需要看一条,即是否实行了全民普选。这似乎也没错,但实质上,理性的普选能且只能在限定系统内进行,如超过一定的限定系统,普选就会沦为民粹的游戏。

    这看起来冒天下之大不韪,但道理其实再简单不过。只是人们在浩荡潮流下随波逐流,放弃了自己的思考——哪怕是稍微认真的独立思考!本文根据注目礼理论融合经济学和政治学乃至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的“我”逻辑,运用交易费用分析,极其简明地推导了:一窝蜂的选举几乎不可能理性,而极其可能沦为一场煞是热闹、充满做作甚至“劣币驱逐良币”的民粹游戏!

    普选在现代世界的风行,极大彰显西方主流学界的蜻蜓点水,也充分反映中国主流学界的鹦鹉学舌。中共操起枪杆子闹革命不久,作为一线的实干革命家,深邃的毛泽东就“实践出真知”,提出并批评了“极端民主化”,但极端民主化为什么不可行及存在什么弊病,中共一直也缺乏有效的理论论证。

    本文可算对中共中央机关刊《求是》2013年第11期文《走出民主政治研究的困局》的一个回应,主体论证来自于欧阳君山运用注目礼理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长篇论述《“党制”红旗迎风飘扬——返本归源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普世价值》,原题《西方民主政治陷入了什么困局——以普选为例》,被国际新闻评论网站The Glocal(香港)选用推荐。

西方民主政治陷入了什么困局

----以普选为例

欧阳君山

    选举实质上也是个优化配置资源的问题,普选之所以是民粹的游戏,症结在且只在于:自由竞争只能是限定系统内的自由竞争,如系统无限开放,没有具体的范畴与范围,连资讯对称都不可能,何有均衡?自由绝非毫无边际的为自由而自由,而是向着均衡的自由,向着在限定系统内最优化配置资源的自由。要超越西方话语体系,当务之急是理论研究在技术上必须返本归源,回归基础研究。——题记

西方话语体系的漏洞

    中共中央机关刊《求是》2013年第11期刊发题为《走出民主政治研究的困局》的文章,对西方民主政治的理论和实践提出质疑甚至否定。这是非常需要学术勇气的,因为西方民主在国际舆论场已形成话语霸权,不容置疑,充其量也只是所谓「最不坏」的「否定之肯定」。该文对西方民主政治提出了诸多有现实感的质疑及有启发性的批评,如「政客不负责任的承诺」、「不断降低的投票率」,「德性被排挤出政治生活」、「制造对立和分裂」。但西方民主政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种恶果,它陷入了什么困局,如何走出困局,似乎仍需要更深的分析。

    西方话语体系包含非常好的要素,典型如自由、民主和人权的概念,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另一点也毫无疑问,那就是:虽然也经西方学人一代接一代的完善,西方话语体系仍存在严重的矛盾甚至明显的漏洞,典型亦如自由、民主和人权的概念,平等、民主和自由的确是人的重要追求,但人并不追求抽象的平等、民主和自由,人性的指向首先在于人比人的优越感,《旧制度与大革命》作者托克维尔一句话点破:「人们似乎热爱自由,其实只是痛恨主子。」颇有影响的心理学家埃里希?弗洛姆曾提出「逃避自由」的论述,也可谓一针见血,绝大多数人确实在逃避自由。被奉为「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曾明确写道:「尽管这会产生一种约束力,使他随之失去自由,然而,人们认为,这使大人物变成众人羡慕的客观物件,并补偿了因追求这种地位而必定要经历的种种辛苦、焦虑和对各种欲望的克制;为了取得它,宁可永远失去一切闲暇、舒适和无忧无虑的保证。」如果肯定人性的指向在于人比人的优越感,整个西方话语体系可能都得推倒重来。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的伟大之处,列宁曾评论说:「凡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到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的地方(商品交换商品),马克思都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普选是民粹的游戏

    正因为概念与理念存在明显漏洞,西方民主在工具和操作上也陷入误区。这一点最集中而鲜明地表现在「普选」上,所谓普选,即公民普遍参加国家代表机关的选举,不仅是当前的世界潮流,而且还成了自由民主的标签:判断一个国家是不是自由民主,只需要看一条,即是否实行了全民普选。但实质上,普选不过是民粹的游戏!这看起来冒天下之大不韪,但道理再简单不过。

    可从一个司空见惯的生活现象谈起,时下几乎人手一台手机,随时联络每一位亲朋好友,但查阅通信记录能轻易发现:每个姓名及号码的往来次数大不一样,有的频繁互动,有的偶尔互动;有的稀落互动。决定因素首先是亲情与利益,但存在亲情与利益关系的人也不一定经常互动,原因可能更在于「我」本有限,时间极其有限,精力极其有限,「我」也只能进行极其有限的真诚互动,其次只能一般交往,再次只能应付甚至客套乃至「忽悠」。即便最纯粹的真诚待人者,也不可能做到一视同仁。真诚互动之所以有限,是因为真诚互动需要时间和精力的投入及消耗,用经济学的术语讲,存在交易费用。

     这正是普选不靠谱的原因!毫无疑问,选举活动属于交易,是投票人与候选人之间的交易,候选人要获得投票人的认同乃至选票,就需要展示自己的理念及能力,更需要让候选人理解自己的理念及能力,即克服候选人与自己之间存在的认识差距,这就是交易。既然是交易,由于「我」本有限,像别的任何理性交易一样,理性选举也必定有限,只能在一定范畴和范围内进行,绝对不能一窝蜂。如果一窝蜂,投票人或许想理性地投票,但由于时间和精力有限,难以对候选人作出认真研究,甚至对候选人的资讯也难辨真假,很容易作出非理性投票;候选人或许也理性地拉票,但更因为时间和精力有限,难以对投票人作出细致的解释,而且还必须考虑及应对竞争对手的作为,更容易作出非理性拉票。两相迭加和激荡,一窝蜂的选举几乎不可能理性,而极其可能沦为一场煞是热闹、充满做作甚至「劣币驱逐良币」的民粹游戏!这并非危言耸听,在以货币作为选票的纯经济市场选举中,屡见不鲜。

为什么「劣币」能够「自由」驱逐「良币」

    张三在杏花村开酒店,由于酒好味醇,生意热火朝天,远近闻名,牧童遥指。李四看在眼里,想在心里,也到杏花村开酒店,虽没有好酒,也根本不知道弄酒,纯粹是眼红张三大把赚钱。但李四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应该在哪些方面发挥,不仅选定一个交通更加便利的位置,而且把自己的酒店装修得十分排场。张三一开始没在意,认为自己的酒是真家伙,对方都没弄过酒,还想叫板不成?更何况自己在这里经营多年,有稳定的客户。但客流量不客气,马上就有了下降。这正常不过,李四的酒店新开张,多了一重资讯干扰。尽管不知道李四的酒怎么样,一部分本地客人肯定要去尝尝鲜,外地客人可能更要一睹为快,因为这里的装修更排场。甚至村口的牧童也受到资讯干扰,由于没喝过,不知道哪家的酒更好,不能随便指了。张三还算精明,立即作出调整,也大搞装修。但心里还是有些别扭,觉得这是做表面文章,甚至时不时一声叹息:这世道怎么啦?李四则另一种心态,虽也重视把酒弄得醇正些,但拿手好戏是做表面文章,看到张三也大搞装修,他更在包装上狠下功夫,在村口树起看板,标榜「杏花村正宗」,还贿赂牧童一些好处,以至牧童再也不指了,有客人问起,就眼神往看板上一飞。张三得知,晕倒……

    事情就这样越搅越复杂,一个仿冒做酒的搅得一个真做酒的没法子安心做酒了!原本一个酒的竞争,却导致包装、装修、广告乃至贿赂的竞争。谁是受益者呢?毫无疑问,仿冒做酒的李四!谁是受害者呢?张三当然深受其害,原本有真家伙,现在却不得不随李四起舞,大搞歪门邪道。但最大的受害者还不是张三,而就是广大消费者,包装、装修和广告是需要成本的,贿赂更是需要银子,资源已发生严重错配,这一切最后都摊给了消费者。甚至整个社会的风气受到毒化,一个个学习李四好榜样,都不务正业了。

政治普选为什么「横行」

    可谁能说李四的不是呢?尽管干的是仿冒做酒的勾当,但他并没有强买强卖,而是市场普选出来的王者。但毫无疑问,李四是个不折不扣的投机分子,如没有张三的祖传好酒在先,李四会开酒店吗?不仅不会开酒店,李四甚至都不会到杏花村来。说白了,李四就是张三的寄生虫!有人辩解:李四刺激张三搞装修和广告,带动了服务业,不也是贡献?有人声张:不要恐惧李四,经过一定的时间检验,市场会作出公正的判断,真酒就是真酒,仿冒就是仿冒。这都有一定的道理,如允许相应时长的博弈,真的一定战胜假的,正如有名言提到,最高明的骗子也不可能在所有时刻欺骗所有人。但在特定的时间区域,假的完全可能战胜真的。由于现实情势的复杂和残酷,所允许的时长往往极其有限,假的更有可能战胜真的——张三不就被李四「逐」得都睡不好觉了么?

    就像当前风靡全球的市场经济是一窝蜂的自由竞争一样,当前风行全球的全民普选也是一窝蜂的自由竞争,其实都是伪自由主义,区别是在于:全民普选大多关于政治,结果难以检验,公说公的好,婆说婆的好。但货币投票的市场选举中,不仅结果容易检验,更重要的是,再选举无时无刻都在进行,不像政治普选多年一遇。拿杏花村开酒店来说,李四大肆投机,一时间「驱逐」张三,但经过一段时间的「注目」,资讯逐步得到对称,顾客会重新发现真金,通过再选举把形势扳过来,张三重新为王。

    选举实质上也是个优化配置资源的问题,普选之所以是民粹的游戏,症结在且只在于:自由竞争只能是限定系统内的自由竞争,如系统无限开放,没有具体的范畴与范围,连资讯对称都不可能,何有均衡?自由绝非毫无边际的为自由而自由,而是向着均衡的自由,向着在限定系统内最优化配置资源的自由。

凭什么横蹈沧海

    「沧海横蹈,方显英雄本色。」问题是凭什么横蹈沧海,事实已经表明,一般意义上的物议不仅「蹈」不了海,更没法纵「横」,反倒招致更大的非议,甚至贻笑大方。要避免掉入西方的「话语陷阱」,甚至希望实现对西方话语体系的超越,当务之急是理论研究在技术上必须返本归源,回归基础研究,正如刘奇葆同志所呼吁的:「建设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关键是要加强基础研究,打牢学术根基。没有扎实深入的基础研究作支撑,学术的影响力和生命力就难以持久。

    纵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史,基础领域的重大发现和突破往往孕育着新的学术变革,不仅能催生新的研究领域、思想观点,而且会极大改变学术的概念范畴、话语系统。」如真的能够返本开新,超越西方话语体系也并非不可能,诚如毛泽东青年时谈到的:「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此如大纛一张,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阴曀皆开,则沛乎不可御矣!」

    (本文作者系外交和国际关系智库察哈尔学会研究员、注目礼理论体系创建人,主体论证来自作者运用注目礼理论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长篇论述《「党制」红旗迎风飘扬——返本归源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普世价值》,以上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团体)

 

 

 

 

发件人:liymbj3859<13051506082@163.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仲大军时 间:2013年07月15日 06:36 (星期一)附 件:2个(告胡德平胡德华兄弟书.doc 等...) 查看全部附件

告胡德平胡德华兄弟书

——同时告知各右派书

郑州李爷

    胡德平、德华,二位老弟也算名门之后,老李慈悲之心本不想按住揍。然观你们兄弟近期异常活跃,和一些不知所谓的东西眉来眼去,实不忍心二位老弟越走越远,故老李慈悲之心爆发忍不住出手拉你们一把。不用谢!

    今年两会结束后,大局稳定。继去年掷地有声的抛出了三个自信,不走邪路。全国各族人民都为1号提出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兴奋和奋斗。至此,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说掌控了局势,也基本占据了董事会过半的股权。有了控股权,说话多少硬气点了。可是,就硬气那么一点点,右派们就坐不住了。你们怕个啥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社会主义社会国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党的指导思想,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控股不是很正常的事吗?不是很合情、合理、合法的事吗?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以公有制为基础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公有制为基础必然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者控股。理所当然、名正言顺。你们就那么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毛泽东思想的宗旨就是“一切为了群众”,共产党人起家就是靠的群众,心里没鬼,怕个啥呢?

    4月13日,著名右派根据地《炎黄春秋》(炎黄春秋的所谓历史,都是当事人或其后人的日记、个人回忆录等所谓真实历史,而严谨的历史性研究,日记和个人回忆录多为孤证,仅作参考,不作为学术依据。除了季羡林老先生在日记里写出自己的心声:我这辈子没别的希望,就是想多日几个女人。还有何人在日记里和个人回忆录里如此坦蛋蛋呢?你比如《蒋介石日记》,那家伙,日记里蒋公就是千古完人还得空一格!)搞了个聚会,胡耀邦之子胡德华应邀参加并做了发言。洋洋洒洒一大篇,“忧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然被见惯了神功大师招数的@司马南一语道破天机(见下图,前一句是老李我加的,老李既然说了这话,后面就教德平德华如何读书。)。

    不得不说,司马南之所以能够屡战屡胜,令各路各派神功大师望风而遁,令#潘仁美#不敢接招,令贺教授十分蛋疼,全靠他那一双眼睛:一下就能看穿大师们偷梁换柱的伎俩。在很多人眼里神乎其技的,在司马南眼里实则是雕虫小技。司马南这短短的几句话总结,深刻的揭示了胡德华洋洋洒洒万千言老子天下第一的本质。对照原文,观者可一目了然、头清脑醒。

    胡德华老弟开篇即发自肺腑的说道:“非常高兴能参加这个会,每次我参加所有的会都没有参加炎黄春秋的会有激情”。这真是发自肺腑的啊!基情四射,挡不住!为什么?谁都知道德华老弟口中的“杜叔叔”就是杜导正同志,杜导正是炎黄春秋社长,胡耀邦同志的忠实粉丝,在杜导正眼里,胡耀邦同志是万古完人,得空两个格。所以德华老弟每次到杜导正控制的炎黄春秋参会都比别的会有激情。老子英雄儿好汉,谁不遗余力的吹捧你老子你不喜欢他呢?在一起,基情是难免的,火花是不用碰撞的,自燃。

    德华老弟拿出苏共垮台的例子,并举出毛主席当年的《九评》苏共修正主义反问。正如司马南所说,其用意实质就是——苏共该垮,中共也该垮。然德华老弟又犯了你老子那个众所周知的毛病“好读书,不求甚解。好发言,不得要领。”

    刚看到这一大段(见下图),对德华老弟的无知我是很鄙夷的。然而又看到德华老弟后文自言自语到“我只上到高中”顿时就觉得对德华老弟的认知表现出鄙夷有些不厚道了。心中难免替德华老弟自辩:这是读书少,基本功差。那么老李我就教教德华老弟怎么读书,免得人家说你青出于蓝而逊于蓝——好发言,不得要领,以致贻笑大方。

    德华老弟,抽出你有限的时间,多读书,学习一下辩证法,辩证一下看。你看看,你这段话是不是正好说明了毛泽东洞察一切的思想?是不是正好说明了毛泽东的远见?是不是正好验证了毛泽东的伟大?毛泽东在1964年就看出了苏共的危险所在:特权阶层、脱离群众。警告并与之斗争。正是基于这个洞察力,防患于未然,毛泽东才于1966年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目的就是防资反修,确保红色江山不变质,确保千万万革命先烈换来的人民政权不旁落,确保人民当家做主,不受二茬苦,不遭二茬罪。王震说:“毛主席至少比我们远看50年。”,今年是2013年,距离1964年毛泽东的《九评》恰恰50年!在毛主席逝世37年后的今天,**的问题——特权阶层、脱离群众,不是已经和1964年的苏共大同小异了吗?这再次验证了毛泽东的伟大预见性!而当时的苏共不服,一个山沟里的马列主义者指导我们的思想工作?指导我们的政治工作?别说苏共不服,早期很多喝过洋墨水的对只在北大做过图书馆管理员的毛泽东都不服,令毛泽东多次靠边站。中共早期喝过洋墨水的不服,后果是中国革命火种差点熄灭,后来都服了,星星之火遂成燎原之势。苏共的不服,后果就是特权阶层越来越猖獗,越来越脱离群众,社会主义革命的力量源泉来自群众,苏共脱离了群众,那他能不垮台吗?苏共的垮台,再次以无可争辩的事实验证了毛泽东的伟大!那是洞察一切的伟大,是基于《矛盾论》、《实践论》伟大辩证法的。德华老弟,你老子的一大功绩就是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得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今天中共仍然坚不可摧和苏共已经垮台的实践看——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初衷完全是正确的,过程是波折的,效果也是不错的。今后中共即使垮台,也和毛泽东没有关系了。毛泽东逝世37年了,啥事不要都往毛泽东身上推。真比毛泽东英明,中共何险之有?

    德华老弟,苏共不服毛泽东的洞察力,不听毛泽东的劝告,我行我素,以致最后严重脱离群众、集体腐化变质,苏联人民当然就不拥护了!毛泽东说过“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不拥护,那苏共垮台就是必然的了,苏共垮台也就是人民又一次创造了历史。想清了这个问题,德华老弟你就知道了后面你反问的“我就想不明白为啥不能否定?”,“苏联人民竟无一男儿”这两个问题了。毛泽东思想是一切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否定毛泽东思想,就会造成大批的特权阶层,否定毛泽东思想就会严重脱离群众,大批的特权阶层严重脱离群众就会导致有危险的时候“无一男儿”。所以,1号首长提出“两个不能否定”的论断是实事求是的,是及时的,是伟大的,是辩证的。

    再次告诫德华老弟:要学习辩证法。

    为了使德华老弟能够进一步想明白为什么不能否定,老李我继续教德华老弟读书,德平老弟也要旁听。各右派大腕都可以旁听,看在德平、德华二位老弟的面子上,李爷不收费。

    你看,德华老弟,你这还是和上面我指出过的你老子那一套一样,“好读书,不求甚解。好发言,不得要领”。

    1号首长的两个不能否定,明确论述为“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其本质上说的是,前后两个时期都是社会主义探索和建设的伟大实践。用你们今天改开教的话说“改革允许犯错误”,实质就是探索和实践允许犯错误。事实上纵观世界各国历史,探索和实践没有从来不犯错误的。欧美国家不犯错误的话,也就不会发生经济危机了,也不会跑天朝来借钱了。那么这里先不谈文革的正确与否,就谈下文革是不是一种探索和实践呢?当然是。那么为什么到了你们那里犯错误就可以允许?就可以“让改革失败者无后顾之忧”呢?而论到毛泽东的探索和实践中的失误和偏差就不能允许了,就要全盘否定了呢?文革中的经济建设成就、国防建设成就、外交建设成就你能全部否定吗?尼克松到毛泽东卧室握手你能否定吗?你会问我“国民经济都崩溃了,文革中有啥经济建设成就”。那我问你,“国民经济都崩溃了”,老百姓吃啥喝啥?西北风?都崩溃了为何人口增长了一倍?都崩溃了为何人口死亡率比前15年还下降了一半?那只能说明没有崩溃,都在正常运转。都崩溃了为何没有起义的?老蒋为何迟迟不反攻大陆?老蒋仁慈?蒋公千古告胡德平胡德华兄弟书鈥斺斖备嬷饔遗墒。民国政府“黄金十年”军阀混战、各地刀兵四起,文革“崩溃十年”为何没有一处起义的?你会说有那么一两年崩溃了,不是十年都崩溃了,那正好。既然这样,为何要全盘否定?

    德华老弟,我诚心诚意的告诫你,不要拿1号首长的老子吓唬1号。毛泽东五次夸奖1号首长老子的历史史实你扔哪去了?人家1号之所以能成为1号,是因为人家辩证、实事求是,因为人家的胸怀、人家的本领。不会因为毛泽东批评过他老子就记恨在心。而你们兄弟,就因为毛泽东说了你老子“好读书,不求甚解。好发言,不得要领”耿耿于怀至今,不惜蹦出来指手画脚,这很令人鄙夷的。是否可以换位思考一下,可以辩证一下:毛泽东批了你老子,邓小平拿下了你老子,是你老子永远正确呢,还是一代核心的毛泽东、二代核心的邓小平都看不清呢?邓小平同志是改开的总设计师,也是伟大的,但相比毛泽东在预见性上就缺少了洞察力。事实不是这样吗?小平同志起初是很器重耀邦同志的,但最后为何弃用了呢?毛泽东一直不重用,邓小平由“器重”到“弃用”,你们哥俩不应该好好反思下吗?这是为什么呢?两代伟人都错了,唯独你老子正确?不见得吧。当今思想界的混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状态吗?是谣言满天飞、恶意鬼打墙的状态。是高呼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轮流坐庄状态,当年的反右不正是基于这种#共产党下台我们来#的历史史实进行的吗?今天这种情况让人感觉仿佛又回到了当年。这不和你老子不分青红皂白的平反有直接关系吗?当今民族之间出现的裂痕不和你老子抛弃毛泽东的民族政策有很大关系吗?国家乱了、民族分裂了,老百姓要不要吃二遍苦,遭二茬罪?资本家们就是在日军侵华时期也是人上人,养尊处优,受苦遭罪的是谁呢?只能是老百姓。德华老弟,你看呢?

    德华老弟,三中全会是历史决议,不是圣旨。就是圣旨也不一定都是真理。历史决议都有局限性,你要说三中全会不能质疑一点,那我说“两个凡是”的决议是不是也不能质疑了呢?数次的历史决议都不能质疑了呢?那更好,我看有关毛泽东伟大、正确的历史决议更多,你怎么看?在这里我无意否定三中全会,那是一次光荣的大会,是一次高举旗帜的大会,从此举起了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但是正如毛泽东会犯错一样,小平同志是不是就不会犯错了呢?如果小平同志不会犯错,那他拿下你老子就是无比正确的了,你们哥俩加上满妹还有什么好叫屈的呢?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掌权、能够成功就在于他们的实事求是,毛泽东所说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样一辩证,你怎么看?

    德华老弟,你说不否定前30年,就是否定三中全会、就是否定改革开放。这是典型的扣帽子,是文革那一套。典型的改开完全正确,是唯心的。那么老李问你,世界上有完全正确的人和事吗?没有。那么前30年出现偏差和失误你们就要全盘否定的话,后30年出现的极端贫富差距、严重环境污染——喂人民服雾,各种强拆、各种自然死、黑煤窑、地沟油、毒奶粉、前腐后继,看不起病、住不起房、上不起学,是不是也要彻底否定了呢?辩证看,后30年会很难看。那么你们现在因为前30年的失误和偏差就要全盘否定,将来一定也会因为后30年的这些问题而对之进行全盘否定,以致达到最终目的——沉船、推墙。德平、德华二位老弟,你们看呢?辩证看。(同样,人类的希望美利坚一辩证看,比我天朝更难看。我天朝最起码很少玩阴的,斗到明处,美利坚则是做婊子立牌坊,棱镜们就是例子。)

    德华老弟,以老李的性格,看你们如此不争气必破口大骂了,但我没有。而是教你们如何看问题。老李我之所以如此苦口婆心,还是本着慈悲之心——治病救人。书,不能乱读。言,不能乱发。你看呢?

    德华老弟,1号比你年龄小,你上高中,他只读到初一。你最后讽刺的说领导还都是硕士、博士,心中满是看不起。其实大可不必这样。

    见识和学识其实是不成正比的,本领和学历高低也是不成正比的。毛泽东没有留过学,多少留过洋的被他征服了?蒋中正将军留过东洋、王明去过苏联,结果如何?秦始皇焚了书坑了儒,最后是不读书的刘项带着不知道啥是书的泥腿子给儒生们报了仇,儒生们除了唧唧歪歪能做什么?李爷我去过清华、进过北大,到过哈佛、访过剑桥,学历够了吧?但李爷本事却有限的很,与你只读到高中的胡德华都相差万里啊。你德华老弟高中毕业的学历就担任了“中科院软件中心负责人”,1994年组建北京泰利特科技公司,从事金融、银行和办公室等软件系统的开发。令老哥哥我很惭愧啊!你看呢?

    战国时候有个赵括,他老子那是名将赵奢。老子赵奢兵法读的不多,仗打的不错。儿子赵括兵法是烂熟于心,在当时来说可谓是西点军校教授级别的了,结果在赵括的指挥下,40万赵军被学历不如他的白起活捉坑杀,赵括自己也身首异处。同样学历不高和蔺相如闹过矛盾的廉颇在,白起的秦军则毫无办法。朝鲜战争,土八路彭大将军也令西点军校校长麦克阿瑟同志颜面尽失。何也?本领是磨练出来的,不是学历决定的。德华老弟,你看呢?

    另外,我要跟大家说一个事,这个事对我刺激一点都不大。因为他是我早知道的事。

    德华老弟,感谢你说出了事情的真相。今天的既得利益者和普世派就是当年参与打砸抢的红卫兵和西纠。当年的打砸抢派,利用否定前30年变身为既得利益者,再摇身一变在今天成了普世派,查尔斯薛、任大炮、上帝之子孙海英即是典型代表(今天,就在今天,孙海英同学还是荧屏上演共产党英雄,荧屏下普世救人,多分裂!来,海英同学,干了这碗恒河水!)。这事我是早就知道的,所以对我刺激一点都不大。但对于那些不知道的年轻人,看了这段话后不知道会不会和你一样——这个事对他们刺激非常大。刺激过后,他们就明白了:今天的极右原来就是当年的极左啊!他们明白后不知道还会不会再受你们的欺骗而跟着你们摇旗呐喊?

    德华老弟,我在这里说了很多。我也不知道你们兄弟以后会怎么办,我在这会儿呢,就想起了一个苏联人讲的一句话。

    他说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他因此被称为“苏联的良心”,并获得诺贝尔奖。1994年,他回到他的祖国俄罗斯,看到物是人非、满目疮痍、寡头穷奢极欲、人民极度贫困的现状,他说“我后悔,可能我是错的。”他拒绝了西方国家的奖项,他说我经历过斯大林时期、赫鲁晓夫时期、戈尔巴乔夫时期、叶利钦时期,对比看来,斯大林时期是伟大的。这个时候,他真成了“俄罗斯的良心”,普京给他颁了奖。

    事实上,这位苏联人的那句“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就是唯心的,不是唯物的。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那谁还敢说真话?说了真话世界不就被压垮了?真话不会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所以,说真话,世界不会垮。说谎话,世界才会跨。苏联跨了,一是因为苏共不听毛泽东的告诫说谎话,二是苏联带路党说谎话。所以后来这个苏联人说他很后悔,因为当年他也参与了说谎话,把苏联给压垮了。临终的前一年说出了“我后悔,可能我是错的”真话。世界没有跨,普京的强人政治使俄罗斯在前进。德华老弟,你明白了你讲话中所说的没有看过研究过唯心主义就可以说他们是不正确的了吗?今天被你们说的**快跨了也是因为过去几十年**不断说谎话,否定毛泽东,对于毛泽东的污蔑、抹黑、诋毁听之任之造成的。难道不是吗?记住:历史必须是唯物主义的,而不是唯心主义的。

    那么,苏联跨了,中共会不会跨呢?不会。因为1号带头不说谎话,说真话,用历史唯物主义辩证的提出了“两个不能否定”的伟大论断。因此,仅靠右派公知带路党说谎话,中共跨不了。否定毛泽东,就是否定中共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就是否定前30年社会主义探索和建设的历史,就是说谎话。那就会天下大乱。所以毛泽东也不容否定,不仅不能否定,还应该时刻牢记毛泽东的“两个务必”,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密切联系群众、一切为了群众,有了群众这个根基,那墙就比万里长城还硬实。那船就沉不了。

    德平、德华,二位老弟,长点心吧。老一辈不容易,其中也包括你们的老子。历史要唯物的看,不能唯心。唯心就是阴谋史观。历史事件的发生都有其必然性,偶然性屈指可数。所以,为了你们少给你们的老子招黑,听老李一句劝:多读书、读好书,多听话、少发言。

    老李慈悲,不谢。

 

 

借“郑州李爷”文章的气势对胡德华说几句话

黎阳

2013.6.20

  接二连三欣赏了“郑州李爷”的几篇杰作——“万岁毛泽东!——纪念毛主席诞辰120周年”、“读书——有感于章立凡毛粉从来不读书”、“告胡德平胡德华兄弟书”,一方面大有“汉书下酒,为之浮一大白”的冲动,一方面来了灵感,忍不住借“告胡德平胡德华兄弟书”文章的气势,就胡德华2013年4月13日在《炎黄春秋》聚会时的发言对他说几句话:

  1.你也太蛮横了点吧? 凭什么你爹上完初一后读的书都算数,习近平上完初一后读的书就不算数? 你爹能在战争年代天天不忙打仗忙捞书——“什么书都有,有中国的、外国的、现代的、历史的,在读书学习中汲取营养”(难怪从来没见你爹打过任何一场象样的仗,敢情别人出生入死流血拼命的时候他整天不务正业忙着读闲书“汲取营养”去了),习近平怎么就只能老老实实“我们一九六六年文革之后,任何书都没有了,想学也没有的学”? 你根据这套逻辑说你自己“几乎成了文盲”,又说“现在的领导人都比我还小,那会我们受的教育非常有限。我只上到高中,习总跟我妹妹一样大,只上到初一”,拐来拐去,不就是想绕着弯子损人家习近平“没文化”,读的书还不如你这个文盲吗? 不就是想借此对习近平摆摆老资格,告诉人家在你面前只配象你妹妹一样听你这个老大哥的训斥吗? 不就是想借题发挥,通过显示你对习近平的瞧不起,发泄一下自己的一肚皮鸟气、酸气、臭气和种种无名怨气吗?

  2.你怎么那么虚伪呢? 你这篇讲话摆明了向习近平正式宣战、要共产党下台,一口一个“我们普世派”,公开要求共产党“顺应民意,把真相都告诉大家,求得人民群众的谅解”、“选下后再选上来”、“像国民党那样,力精图治,锐意改革,再选上来”,甚至公然威胁习近平如果不彻底否定前三十年,就要干掉他老子:“习总的爸爸习仲勋:‘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大发明’是不是也不能否定”,还指着鼻子骂习近平撒谎:“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他们自己也知道自己在说谎,他们也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我们也知道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说谎”,甚至借四中“红二代”秦晓、孔丹公开闹翻的例子公开宣布:你跟习近平虽同属“红二代”,但如今也一样势同水火——“不能说,不能商量,否则就老拳相加”……人家习近平的老子、学历、年龄、文化等方方面面一样不漏,全成了你冷嘲热讽攻击挖苦的话题。已经如此咬牙切齿誓不两立,却偏要堆出一脸的客气加糊涂:“最多我说的也就是批评,连尖锐都说不上,算逆耳的真话吧”、“目前我也没有任何消息来源,我所知道的新闻基本上都是从网上得来的,但网上的东西据说有真有假,但愿这是假的”、“所以我也闹不清了,我但愿它不是真的”……你讲话中处处透露出的深入骨髓的敌意,傻子都能感觉到,你居然以为来几句假腥腥“算逆耳的真话吧”之类就能糊弄人? 就可以不负责任? 你的讲话不是大讲“什么样的人是男儿”吗? 你自己呢? 就凭你的这种虚伪劲,敢做敢当吗? 有男儿气吗?

  3.别再吹你爹读书了。如今天下几人不知他老人家搬进中南海后劈头就问毛泽东是不是经常读“金瓶梅”? 就凭这下意识的本能一问,思想境界、意识修养、人品道德、居心企图、兴趣爱好、追求向往等等等等一下子暴露无遗,多少事尽在不言中。你爹读书多少大家不知道,怎么吹都由得你;但你爹净读些什么书、读成个啥水平、满脑子想些什么、“以小人之心、度伟人之腹”等等从此就由不得你吹了。有如此丢人现眼的先例你还拿“读书”当资本替你爹洋洋得意吹个没完,实际是赶着你死去的爹“光着屁股推磨——转着圈地丢人”。

  4.既然你在讲话中提到文革中“中学革命小将为了彻底否定17年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打死了卞仲耘校长、沙坪校长等,但她们是38年打鬼子的英雄”,那你为什么不详细说道说道你爹当年在其中的作用?我现在这里给你提个头:

  “文革初期反动血统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发源于北京市中学。文革初期北京市中学的工作组是团中央派的,总负责人是胡耀邦。工作组进校后就在各中学统一实行按照学生家庭出身划分左中右的“贯彻阶级路线”政策。从1966年6月初到1966年7月底这两个月左右的贯彻已经足以在十几岁的中学娃娃中培养出足够强烈的血统论思潮了。等工作组一撤离,中学生中血统论思潮立刻大泛滥,随之而来的就是疯狂的抄家、打人、“破四旧”……为所有这一切奠定了组织基础和思想基础的正是工作组,真正的总负责人是胡耀邦和当时负责共青团工作的“总书记”——清华附中红卫兵头目卜大华回忆说:“我们问胡克实,处理我们学校的问题,都是谁的意见。他说,不是我个人的意见,都是中央的意见。每天晚上我们都向中央汇报。”(卜大华:“我的红卫兵经历”http://bwh2006.bokee.com/diaryIndex.b)

    这一切证明,“文革初期反动血统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真正发源地是团中央派的工作组,是工作组贯彻的“按家庭出身划分左中右”——想想也是:没人组织灌输教唆,当年才十来岁、分散在全北京上百所中学、平素毫无联系的中学生娃娃们自己怎么可能突然一下子象约好了一样全按家庭出身组织起“红卫兵”、突然整齐划一地兴起“血统论”思潮?真正有能力把这些小年青大规模地统一按家庭出身组织起来、灌输了一脑袋“按出身划分左中右”思潮的只能是文革初期的工作组。真正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人是你胡德华的爹——他当时主持团中央、每天晚上都向总书记汇报。中学生的一切动向都是他在掌握。中学生闹“文革初期反动血统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他不负责谁负责? 而你父亲每天直接汇报的总书记的女儿当时在北京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就在这一期间被殴打致死。许多人指证她与这件事有直接关联,迄今没有彻查。这一切可跟毛泽东毫无关系:向北京市中学派工作组的不是他,决策按出身划分左中右的更不是他。既然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既然要追究“文革初期反动血统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打砸抢的罪责,那就详详细细把这段历史清出来,看到底谁是真正的罪魁祸首,看你爹当年究竟扮演的什么角色——你不是很想“彻底否定文革”吗? 你哥哥胡德平不是一再强调坚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底线”、推翻“宜粗不宜细”的框框吗?那我就给你来个彻底的,详细的,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的。你不是开口闭口要当“男儿”吗? 不是整天闹着要“真相”吗? 那你敢不敢把卞仲耘之死和你爹的关系说清楚查明白?

  5.既然“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那就请问:你爹“乱了西藏乱新疆、举世闻名胡乱邦”是真还是假?如果是假,那请你说说看,当年你爹到西藏新疆都干了些什么? 为什么在他去之前藏独疆独不成气候,他一去立刻死灰复燃日益嚣张? 你敢不敢面对这个事实? 什么“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你的“整个世界”不过是个猪尿泡,一口气就能吹走。

  6.看你没完没了吹你爹,忍不住想起你爹当年那副小人得志的庸俗相——1981年6月29日他当上了中央主席,第三天(198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第一次以最高领导人身份亮相。当时从电视里给我的印象是又叫又跳,狂吼乱叫。那副声嘶力竭歇斯底里的姿态以前我只在希特勒、墨索里尼的记录片里见到过。记得当时外电评论用的词句是:“几次跳起来,用近乎吼叫的声音对听众演讲”。难怪许多中国人纷纷摇头,私下说:“作为国家领导,不够稳重”,“经常从椅子上跳起来,猴子屁股坐不住”。当时我简直目瞪口呆:这就是我们的新领导人?——这段录像如今显然成了“特别机密”,整天闹着“公开档案”的“普世公知”们从来不要求公布,惟恐现在的年轻人知道。我倒希望有人能寻找出原版录象来公布于众,让大家自己看看胡大公子胡三公子拼命吹捧的“古今完人”是不是好得没屁眼。

  7.最后奉劝一句:长点自知之明。中国能否避免新的“亡秦者,胡也”、“五胡乱中华”的血光之灾现在还难说。如果中国今后侥幸不乱,你爹的历史定位还可以算仅仅一小丑,“沐猴而冠”的小丑; 你们胡家哥俩的上窜下跳还仅仅算是“跳加冠”,给“沐猴而冠”的猢狲戏再加点料而已。如果中国由此大乱,那你爹的定性就不仅仅是小丑了,而是名符其实始乱天下的总根子“胡乱邦”,历史定位注定比秦桧汪精卫还臭,你们今天上窜下跳的胡大胡三就决不会仅仅算小丑,而是算帮凶,算元凶。被强迫处于战乱中的老百姓不把一切苦难算到你们胡老子胡儿子胡孙子一家子头上才怪。兵荒马乱之际如果有人要对你们这窝猢狲斩尽杀绝诛灭九族可怎么办? 如果你以为今天跟你亲亲热热鼓掌喝彩好得穿一条裤子都嫌肥的“我们普世派”那时会挺身而出为你们承担责任,那你就白活了六十多——人家现在拼命吹捧你们,不就是怂恿你们出来打头阵、将来替他们掉脑袋吗?

  你不是要听真话吗?不是“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吗? 如此逆耳忠言,你听不听?

 

 

 

 

浅谈中日武装冲突的必然性及对策

北京大军智库咨询公司研究员 王建勋

2013年7月

    中日在不久的将来发生武装冲突是必然的,没有偶然性。这个判断是基于对现在的日本与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从历史角度进行纵向分析比较和对与之相关的国家当前所处的环境和形势进行 横向观察权衡得出的结论。

 一、日本的侵略思想没得到彻底清算 对战争的罪恶没有深刻认识

    历史总是惊人得相似。重温第一次世界大战史我们会看到,战后的《凡尔赛和约》虽然条款极其苛刻,向德国强加了令其损失巨大的赔款与割地赔款及限制军备条款,但德国发动侵略战争的伪人文思想基础没有被清算,德皇威廉二世、兴登堡元帅、鲁登道夫将军等战犯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为德国在20年后挑起规模更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埋下了祸根,幸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胜国牢记昔日的教训,帮助德国进行了彻底反省,不仅赔偿受害国的战争损失,还 让德国从道德层面和国家传统思维上彻底反思悔过,对受害国家和人民真诚道歉。

    再观今日的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战胜国要求其放弃侵占的钓鱼岛及附属岛屿和琉球群岛不仅没有落实,更没有被强加割地赔款和对战争进行认真反省,日本如今还对二战后的国际秩序提出了挑战,向中国、俄罗斯和韩国提出了非分的领土要求,这与一战后的德国高度相似,且与二战后德国形成了鲜明对比。

    与一战后的德国相似之处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错误思想没有得到丝毫清算,日本头号战犯裕仁天皇逃脱了惩罚,甲级战犯岸信介还在1957年、1958年两度组阁,担任了三年多的内阁总理大臣,除此之外,供奉战犯的靖国神社更是年年为曾祸及亚洲的军国主义公然招魂。 这导致了今天的日本对当年的侵略战争没有丝毫的认罪感!

    与二战后的德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对曾遭其祸害的亚洲邻国不但没有道歉和赔偿,还屡屡制造出伤害邻国人民的教科书问题、慰安妇问题、战时劳工问题和南京大屠杀问题,形成了今天日本右翼复活军国主义的理想温床 。从这个角度上说,今天代表右翼势力的安倍上台执政是必然的,安倍继承其外祖父的战犯衣钵疯狂反华也是必然的,而安倍领导下的日本内心积聚挑起中日争端和武装冲突的躁动更是必然的。

    我们翻开历史还可以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于1933年通过合法选举把希特勒送上了执政的历史舞台,必须承认,希特勒是当年德国人民的选择,就像今天安倍晋三是日本人民的选择一样,而当年在民意支持下,希特勒领导德国无视《凡尔赛和约》的种种限制,大肆扩充军队,恢复空军建制和总参谋部,随即无视《洛迦诺公约》进驻莱茵兰。

    再看今天的日本,安倍晋三因为露出了右翼嘴脸而成为日本人民的选择,在参议院选举之前,日本政府公布了《防卫白皮书》,其中公然提到撇开美国,自己独立扩军,而且安倍还大肆鼓吹修改宪法第九条的决心,这实际上就是让日本人民来选择,如果安倍所在的自民党在参议院选举中获胜,说明日本人民接受了他修改宪法第九条的决心,显然,日本试图让其曾经宣布接受的《波茨坦公告》彻底成为一堆废纸,其领土主权范围不仅要突破《波茨坦公告》中规定的“本洲、北海道、九州、四国及战胜国规定的小岛之内”,还要将霸占中国钓鱼岛的行为合法化,并将西部海疆扩至中日海上中间线,以图谋中国东海大陆架的丰富油气资源,扩张野心已经肆无忌惮地暴露出来。

    今天的日本与一战后的德国是何其相似!之所以日本呈现这幅状态,与二战后一些客观因素有关。一是中国国内发生内战,国共两党无暇顾及对日本的清算。二是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利用日本进行朝鲜战争,日本成了韩战的美军基地。三是冷战出现,日本成为美国对抗中苏的桥头堡,从而得到美国的大力扶持,从原来的敌对国变成合作伙伴。这一切都使日本还没来得及对罪恶的战争进行反省,即被重新武装起来,加上历经二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变成亚洲经济大国,以致今天变得有恃无恐。

    当一颗毒瘤没有被彻底清除,它仍然会继续生长,繁殖,毒害肌体。

    今天中日之间的矛盾很多是因为二战后日本没受到应有的惩罚,中国作为战胜国的利益没有得到体现,该收回的国土没有收回,而日本作为战败国的利益没有受损,该归还的他国领土没有归还,更没有像德国那样割地赔款。 这导致日本的侵略思想没得到彻底清算 ,日本国民对战争的罪恶没有深刻认识,日本从来没有真心实意地向东亚被侵略的国家谢罪。这一切使本该不发生的领土问题如钓鱼岛问题仍在今天发生争端,并且甚至有可能像当年的希特勒德国一样,再次引发战争。

    今天的中日问题,很多是二战后没处理好的遗留问题。解决的方法,只有再次较量。这次较量包括经济的和军事的,最终可能是战争。所以中日之间很可能还需要一战。历史证明,若不将一个不认错的国家彻底打垮,这个国家会一而再地犯错误。日本在战后对东亚国家显示出的种种表现,就是证明日本是一个没有被彻底纠正错误的国家。

    当然从发展的眼光看,日本无法接受中国变得日益强大的综合国力,日本不愿意放弃其与中国争夺东海大陆架上的海洋资源。历史的原因与发展的原因相结合,这就使今天的中国和日本仍然有可能发生战争。就像一战后的形势一样,时间尽管已经过去了八十年,但历史仍然像一面镜子,并且有着惊人地相似。但今天不是历史简单地重复,中日武装冲突会有新的形式。

    下面让我们来分析现实和具体的因素。

二、日本右翼挟持民意不接受两国政治经济发展现状,咄咄逼人挑起令中国毫无退路的争端

    当前中日发展的现状是,中国经过改革开放后国力大大增强,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发展使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能力大幅提高,日本则再也不想做政治侏儒,不想在政治和军事上永远 充当美国的小伙计,因而正蠢蠢欲动妄图以经济实力为后盾谋求发展政治和军事实力,这必然将导致改变战后秩序。

    日本现政府的目标与日本右翼的目标是一致的,就是恢复昔日帝国的辉煌,一旦参议院选举获胜,说明日本政府的目标也符合主流民意,这样,安倍就可以大张旗鼓地实现其目标。

    要实现目标,就要找到下手的契机,才能成全其实现目标的野心,与中国的两个争议热点正好为其提供了机会,用通过霸占本该归还的中国领土和挑战中国东海大陆架资源权益的方式来制造冲突最符合日本利益,因为这样既不涉及到其他国家,又能破坏二战(及朝鲜战争)后东亚搁置争议的均势格局,迫使本地区的现有利益格局重新洗牌分配,使日本彻底摆脱其战败国身份 以及受制于美国的地位。

    很多专家认为日本不敢真的挑起与中国之间的武装冲突,依据是日本只想倚仗《美日安保条约》绑架美国,表面看似要挑战战后秩序,其实只是为了霸占钓鱼岛和从中国东海大陆架资源中分一杯羹,目的还是为了经济利益,此说有一定道理。但我认为日本的目的绝不仅限于此,其终极目标是为了摆脱美国的控制,摆脱《美日安保条约》。

    挑起让中国毫无退路、美国又不愿意靠边站的争端,才好撇开美国单干,才有理由实现扩军并最终与美国分道扬镳,这从日本政府最新发布的《防卫白皮书》和安倍关于修改宪法的言论中可以看出端倪。

    从日本国内政治角度讲,右翼势力经过几十年来的蛰伏,现在已如冬眠苏醒后的毒虫,大张旗鼓地跳出来登上政治舞台,相比以前关于侵略历史遮遮掩掩的认识问题、慰安妇躲躲闪闪的赔偿问题、教科书似是而非的修改问题和南京大屠杀含含糊糊的否认问题而言,如今的日本政府已经彻底撕下了伪装,不仅否认侵略历史,对于以前与邻国搁置的争议和东海争端,也露出一幅泼皮无赖的嘴脸,正在重新回归二战之前的霸道外交路线。在这一点上,中国可谓教训深刻,从前根据二战结束时的国际文件本无争议的问题,因为顾及双边关系而称之为争议并提议搁置,反倒成为对日本无赖行径的纵容,导致了今天的被动局面。

    由于日本国内的右翼势力具有煽动民族情绪的巨大能量,就像希特勒的纳粹党鼓动起德国人民的狂热一样,所以安倍政府只要对中国强硬,不惜对中国开战,才会迎合国内的右翼势力,从而鼓动起日本国民久违的狂热,提高民众支持度。

    从经济发展现状来说,扼住日本经济命脉的资源和市场都与中国有着极大的关系,以前的中国不够强大,仅仅是日本的市场和资源提供者,但现在不同了,中国可以用民族情绪关闭市场,更能轻而易举地掐断日本的稀土和煤炭资源供应,还能依靠日益壮大的海空军与美国同在太平洋掌握日本的资源命运,这是日本绝对无法接受的,所以,日本做梦都想跟中国在海上较量一次,梦想借此机会战胜中国海军,像甲午海战一样让中国海军在数年内无法恢复元气,从而保证其在东海非法获取的利益不受中国挑战,在太平洋的资源生命线不受中国威胁。

    我判断中日武装冲突是必然的,也认为日本敢于挑起武装冲突,还基于以下几点考虑,即日本短视的思维模式。

    一点是日本具有自恃海空军强大到足以在东海战胜中国的自负,仅从这点可以看出日本人自古以来的短视,就像他们只是比较局部力量去袭击珍珠港挑起太平洋战争的短视一样,他们臆想与中国交战会限定在东海某个地区的海空范围,却忘了战火具有自然扩大蔓延的先天属性,更无视中国是一个拥有国土纵深和战略导弹的核大国,幻想中国会眼看着在东海战败而让战略武器躺在仓库里睡大觉。

    另一点是,日本看到近年来中国军方的鹰派和政界的强硬派受到打压,判断中国领导人碍于社会矛盾的激化程度和对《美日安保条约》的恐惧,不敢对日强硬,更不敢对日开战,被迫开战也不敢攻击日本本土,认为中国政府因为担心国内出现政治动乱会主动避战求和,这一点可见日本人尤其短视,他们没想到,即便中国政界秦桧式的人物横行,这些人敢亲美,敢亲欧,敢亲任何夷人,唯独不敢亲日,更不敢在对日开战的问题上违背民意暴露自己的汉奸嘴脸。

    再一点就是,日本判断中国惧怕引来美国的攻击,所以不敢攻击日本本土,因此猜想中国比日本更想把武装冲突局限在有限的海空范围内,这就为日本利用自以为有优势的海空军重创中国海空军创造了条件。这一点他们并没有完全猜错,很多中国秦桧式的人物确实惧怕中日武装冲突引来美国攻击中国本土。但美国会以盟国遭到攻击为前提向一个核大国发起攻击么?

    翻开美国历史就会发现,美国用兵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对美国是否有利,只要符合美国的利益,从没有是非道德标准,关押待审的甲级战犯岸信介都可以放出来重入政界被美国利用,美国何以会拿着美国人民的家园和生命作赌注,冒着遭报复的风险为了日本攻击同为核大国的 中国呢?

    此外还有一点是,日本幻想中日武装冲突的结果无非是两种情况,一种是如果在东海有限的海空范围内中国战败,钓鱼岛和东海大陆架的油气资源自然会被日本非法攫取囊中 。如果日本战败,美国会出面调停甚至接管冲突地区,把钓鱼岛和东海大陆架交由联合国托管或者仲裁,中国不会得到任何好处,而日本除了海空军损失之外,其他战略损失会小于中国。这是典型的日本军国式思维,短视、片面、恶毒而简单。

三、中日武装冲突利益攸关方的利己与损人

    目前中日双方各自的盟友或准盟友美国、俄罗斯、韩国、朝鲜正在经历着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此消彼长的变化,彼此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爱恨交织,最终大家会发现,各国之间的矛盾出口基本都集中到中日两国身上,而且只有集中到中日两国身上,才符合各方的利益。按理说这种矛盾出口不该集中在中日一个大国一个中型国家之间,可国际政治的行为准则是,盟友间追求利己,非盟友一定要追求损人利己,甚至损人不利己,只要与对方的损失比较划算就行,所以,有宿怨的中日两国,不恰当地却又必然地被推倒了平衡各方利益、释放各方矛盾压力的角斗场上。

    按照这个准则推理,就算日本有挑起中日武装冲突的能力,可冲突的结果令其利益受损大于中国,其肯定不干,如果美国的利益因此受损,美国更不会答应,就算美日都能获利,可损害了俄罗斯、韩国和朝鲜的利益,日本也未必敢干,按照这个逻辑分析,日本一旦挑起与中国的武装冲突,只要对美国、俄罗斯、韩国、朝鲜以及日本自己都有利,那中日武装冲突就在所难免了。那么对这些国家是否有利呢?我们简单分析一下。

    以上曾分析到日本自认为冲突对己有利,不再赘述,下面谈一下美国。美国对于安倍叫嚣修改宪法第九条的态度是暧昧的,因为能否修改宪法,最终要看民意,用民主的方式决定国家未来的走向,是美国一贯倡导和推行的价值观,所以美国犯不着现在跳出来表态反对。

    美日两国从二战时的对手变成了今天的盟友,就像中国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开宗明义指明的哲理那样,“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而美日当前虽为盟友,但早已到了貌合神离同床异梦的阶段,这可以从日本政府最新发布的《防卫白皮书》中宣示的内容看出来,日本在白皮书中居然载明想撇开美国朝着自己单干的方向走,这是美国绝不愿意看到的,可这是日本人民的选择,就像眼看着日本右翼上台并否认侵略历史一样,碍于价值观,美国不能做有悖于盟国民主价值的事情,私下里施压无果后,美国只能观望,但是,美国能眼看着日本日益坐大威胁自己在太平洋的利益么?

    美国在太平洋的核心利益是,不能有人挑战他的地位,更不能有人取代他的地位。

    俄罗斯的主要利益在欧洲,所以他不会试图在太平洋对美国发难,而能挑战并有利益冲动驱使去挑战的国家,只有正在崛起的中国和逐渐脱离《美日安保条约》管控意欲单干并修改了宪法第九条的日本。

    美国清楚,朝鲜战争停战后,金日成几次想赶走中国驻军的一幕,早晚会在修改了宪法第九条的日本出现,那时驻日美军的处境与当年中国在朝鲜的驻军处境一样。因而,符合美国利益的最佳结果是,中日两国通过武装冲突互相消耗国力,中国元气大伤减缓了崛起速度,短期内不再对美国在太平洋的地位构成威胁,而日本则右翼下台得到彻底清算并沦为三流国家,成为像韩国和菲律宾那样不再对外扩张、不再叫嚷单干、不再谋求政治大国地位的依附美国的小兄弟。

    至于中国东海大陆架的油气资源如何划分和钓鱼岛及附属岛屿最终归属,美国并不关心。这有点儿像代理人战争,不过只有单方代理人,日本代理美国去消耗中国,而中国则要亲自登场。

    美国之所以选择日本来消耗中国,是没有其它选择的选择,陆地上与中国接壤并有领土争议的国家中,任何国家都忌惮中国庞大的人口和可以迅速动员的地面武装力量,加之现在有强大的经济作后盾,军队现代化建设日新月异,与中国有领土争议的陆上周边国家谁也不会、也不敢与中国开战,而不接壤又肯抱美国大腿的菲律宾实在太小了,根本扮演不了这个角色,所以这个战争代理人非日本莫属。

    美国深知,中国和日本都没有登陆入侵对方本土的能力,即便中国攻击日本本土,日本攻击中国沿海地区,也不至于地面部队交火,所以无论双方海空军掐的多么热闹,只要不被击沉击落,最终都要回家加油装弹吃饭睡觉,美国不干预,日本也不至于战败被占领,基于此,美国不直接参战只对日本提供后勤和情报支援以示盟友身份,就不会给中国提供攻击美国驻日基地的借口,这样美国就可以置身战场的同时,又置身战事之外。

    只要研究美国历史就会发现,在美国的眼里,从来没有道义和真正的朋友可言,只有利益是美国时刻记挂在心的。所以判断美国在中日武装冲突中的态度和对策,不必去复杂分析穷思苦想,只要用利益衡量即可,只不过在美国人的利益选项中,各种利益有着优先排列顺序,小利益让位给大利益的原则与一般大国无异,唯一与中俄和欧洲大国不同的是,美国常会把长远利益排在眼前利益的后面,就像当初他们支持拉登等伊斯兰恐怖组织以袭击手段对抗入侵阿富汗的苏军一样,最终祸及自己,所以毛泽东常戏谑美国喜欢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下面分析俄罗斯。

    俄罗斯与中国有着漫长的陆地边界,双方没有结盟,可现在基本上是一对好邻居,虽然两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但在太平洋的利益却是基本相同,都与日本有着领土争议。俄罗斯与日本之间的南千岛群岛(日称北方四岛)之争,根据1945年的《雅尔塔协定》,按照《波茨坦公告》的规定,作为战胜国的苏联拥有南千岛群岛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果实的体现,归属本无争议。

    与德国相比,当时法西斯日本战败后没有被肢解已经是战胜国对他的恩惠了,但后来苏联政府与中国政府犯了同样的错误,竟然拿南千岛群岛的主权来跟日本谈判,最后还来了个搁置争议,搁置而不解决,争议不会消失,所以在这一点上,俄罗斯与中国对日本有着最大的共同利益,俄罗斯乐见中国与日本就钓鱼岛争端爆发武装冲突,一旦中国获胜,《雅尔塔协定》和《波茨坦公告》的法理基础就得到了维护,俄罗斯在南千岛群岛的利益也就得到了维护,即便中国不胜,仅这次武装冲突本身,也足以让日本忌惮今后再与邻国纠缠领土争议问题。

    同时,俄罗斯对中国这个正在崛起的人口大国存有戒心,周边有着强大的邻居,并不见得是件好事,如果能与强大的邻居结盟并融为一体形成欧盟模式或者美加模式还行,否则就难说了,所以其对中国崛起的戒心并不亚于对打算修改宪法第九条的日本进行的防范,因此无论从主观上还是客观上,俄罗斯都希望看到中国和日本互相消耗国力,这与美国的期望是一致的。

    另外,俄罗斯和美国还有一个一致的地方,就是中日爆发武装冲突之后,俄罗斯和美国的军火工业都能发一笔战争财,既消耗了中日的国力,又能发一笔财,何乐而不为,只不过这与全局利益相比,有些微不足道。

    再说韩国和朝鲜。韩国与日本有独岛之争,其实历史上独岛一直属于韩国,早在公元六世纪(512年)就有相关记载,日本政府也曾在1667年明确承认独岛属于韩国,虽然在1692年因为日韩渔民争执引发了岛屿归属的外交纠纷,但后来日本外务省在1896年编辑的《朝鲜国交始末内深书》中明确标明独岛是朝鲜所属领土,只是到了1905年,日本入侵朝鲜半岛才宣告对独岛(竹岛)拥有主权,随后又于1906年4月通报当时的朝鲜政府,对外确定独岛是日本领土,彻底完成侵占。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次年1月29日,联合国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发表了有关从政治上和行政上分离日本若干周边区域的决定书,该决定书明确规定把独岛移送给驻韩美军管辖。这份决定书实质上只是把日本百年来通过战争掠夺的他国领土分离出来,并没有将日本传统的固有领土割出。

    根据《波茨坦公告》,日本把侵占的韩国领土归还原主无可厚非,也毫无波澜,但2005年2月23日,日本岛根县议会在日本右翼势力和政府要员的支持下,强行制定“竹岛之日”法例,宣示对独岛的主权,让韩国朝野震惊,随即韩国政府24日接连出招反制,从而导致韩日独岛之争愈演愈烈。连这种本不该存有争议的岛屿,都被日本声索主权,可见日本右翼势力恢复昔日帝国版图的野心有多大,欲望有多么强烈。

    除了领土争议,韩日之间还有慰安妇问题、对朝鲜民族的殖民统治问题和对侵略历史的认识问题,在这些问题上,韩国与中国的政治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尽管韩日既有新争,也有旧怨,但他们同为美国盟友,所以,就算争破了天,也不可能大动干戈,可是韩国对日本实在是恨得牙根痒痒,如果能有国家出面教训日本,甚至大举进攻日本,肯定是韩国举国上下喜闻乐见的,这不是幸灾乐祸,纯粹是民族精神出了一口恶气。

    与其他国家相比,朝鲜的利益其实简单得多,别看其现在对外强硬,但口袋里没钱还饿着肚子与外强中干无异,朝鲜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索取援助,无法解决温饱问题,强军政治能维持的日子不多了。

    朝鲜曾经试图寻求外交突破,可在与日本和美国私下示好后,却没捞到任何好处,想以此刺激中国恢复无私援助的希望落空不说,还与中国渐行渐远,反倒危害了自己的国家利益,不过,金正恩比他老子强,很快就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要想生存,不能与虎谋皮,不能指望与敌人媾和获得好处,要想生存发展,要想维护尊严,只能依靠朋友,依靠近邻中的朋友,所以如何向中国示好,如何修复与中国的关系,已经成为朝鲜金正恩政府优先考虑的问题,如果中日爆发武装冲突,朝鲜就能有为中国两肋插刀的机会,这对朝鲜来说,是再理想不过的局面了,声援中国,甚至用导弹攻击日本本土,绝对能换来中国的援助,而美国是否能帮助日本还击朝鲜,就是个极大的未知数了。

    朝鲜没什么值钱的家当,不怕受到攻击,正所谓光脚不怕穿鞋的,再者,日本在东亚的处境有点类似以色列在阿拉伯地区,当年美国领导阿拉伯联军攻击萨达姆的伊拉克,伊拉克为了瓦解阿拉伯联军,频频向以色列发射飞毛腿导弹,当时如果以色列还击,阿拉伯联军就有可能解体,所以在美国的压力下,以色列为了顾全大局,硬是紧握双拳圆睁双眼强压怒火被伊拉克扇了几个耳光打了几拳还踹了几脚,以色列却只能忍痛不能有任何反应,同理,如果美国为了日本攻击朝鲜,那韩国怎么办?韩国决不会接受美国帮助日本攻击自己的同胞,在韩国人眼中,纵使朝鲜万般罪恶,你美国帮谁收拾朝鲜都可以,唯独不能帮日本!

    这不是耸人听闻故意渲染,只要访问韩国就会发现,反日激情在韩国随处可见,甚至可以说,反日就是朝鲜民族的利益。

    另外,一旦美国随着朝鲜卷入中日武装冲突,韩国处境尴尬不说,作为邻居的俄罗斯会袖手旁观吗?一旦中国体力不支,唇亡齿寒,俄罗斯也有可能卷入,而多国卷入的局面,美国和日本是惧怕的,但中国和朝鲜不怕,朝鲜尤其不怕。

四、中国的对策

    战争必然导致生灵涂炭,爱好和平希望发展建设的国家都不想要战争,但一旦箭在弦上,便会不得不发。所有国家的统帅无不希望 在与敌人对抗时,能“不战而屈人之兵”,但“上兵伐谋”之路,早在中国放弃日本战争赔偿和提出搁置争议时就被堵死了,用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等手段的综合运作,在中日双方矛盾激化之前解决争端的机会早已丧失,致使今天出现双方都无退路的局面。

    那么“伐交”呢?既然双方都无退路,依靠动员本国和有关国家的力量显示决心,造成压倒优势或力量制衡,再辅之晓以利害折冲妥协,能达到不诉诸武力而达成战略目的么?难!中俄联合军演与每日联合军演同时登场就足以证明这一点。

    日本是一个只能打服无法说服见高就拜的国家,对其示好行善不可能令其回心转意放弃非分之想,只有像美国那样在太平洋战争中将其打服,像俄罗斯那样“你踢我一脚我打你十拳”,对日本毫不客气地展示肌肉,才会让日本乖乖地回到谈判桌上,才会让日本放弃幻想,丢弃非分之想,在这一点上,历史早已给出了答案,第二次大战结束时,对战俘讲文明人道、并不强调牺牲个人的德国竟然坚持到首都柏林被盟军攻克,可谁能想到,同为轴心国的日本,崇尚武士道精神的日本,拥有野蛮军队的日本,世界都以为会实行焦土政策的日本,竟突然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了!

    所以,中国最好的对策就是对日“伐兵”和“攻城”。仅仅“伐兵”是不够的,动用部分军事力量在日本政治、经济重心之外的东海解决问题,试图把战争损害减少到最低限度的想法是绝不可能实现的,当然,美国和日本最希望看到这种局面。

    中国必须做好“伐兵”和“攻城”的准备,必须让日本和美国看到,中国是认真的,不怕争端升级,不怕与日本甚至美国全面开战,不怕由此卷入更多的国家,不怕坛坛罐罐被打碎,不怕与美国爆发核冲突,只有这样,才可能对日本有所震慑,才能让日本和美国清醒地认识到,与中国开战的后果与同俄罗斯开战无异,与打开世界大战的潘多拉盒子无异。所以,从现在开始,中国绝不可再对日本作出任何妥协,在东海大陆架的油气田,在钓鱼岛地区,中国必须与日本针锋相对,同时不要拘泥于谁打第一枪,只要日本的军事力量开进钓鱼岛地区,或者再骚扰我东海油气田生产,就根据中国的法律立即予以军事打击。

    对内,中国政府只要做好两件事,就可以保证对日开战后方无忧,第一个是清洗军中的所谓鸽派。

    军队是以杀人为职业的合法武装集团,只有鹰隼等掠食者的称号才配得上军人的身份,猎人养鹰隼是用来狩猎的,谁见过猎人养鸽子去打猎?一群鹰隼可以去战斗,可以去抢别人的肉,而一群鸽子除了送信,只能自己给别人当肉。所以说,军中的所谓鸽派,其实是可以与投降派划等号的,军人不想打仗,还算什么军人?军队不想打仗,还算什么军队?国家养兵千日,却一时也不想用兵,还算什么国家?

    没有了军中的鸽派掣肘,军队的军事斗争思想就会高度统一,战胜野心勃勃的日军就有了更大的把握。

    第二个是利用战时体制,采用非常规手段依靠临时军管制度大力肃贪。当今的中国,贪官是万恶之源,是贪官乱政导致民众上访对稳定构成了威胁,是贪官道德水准低下贪财贪色才令社会风气江河日下,是贪官巧取豪夺才使社会不公民怨沸腾,所以,只要大力肃贪就可以正本清源,大幅压缩社会运行成本和经济生产成本,这些成本的降低,比GDP增长获取的利益更实惠,更能提高执政效率让民心稳定,更能促使官员道德水准和社会风气触底回升,更能减少社会不公疏解民怨。

    对外,中国政府也需要做好两件事,第一件是公布中国核心利益的捍卫准则并严格执行。

    以我为主,不随美日起舞,中国不搞侵略扩张,但也不接受别国的侵略扩张,要让美日和全世界都清楚中国的利益底线中没有黄线绿线,只有红线,要像俄罗斯那样,昭告红线的位置和碰触红线的后果,用毫不犹豫的军事打击让日本、菲律宾和越南都明白,今后碰触中国利益的红线,后果中再也没有外交抗议的选项,中国捍卫核心利益只会诉诸武力,用军舰、轰炸机和导弹代替外交抗议,甚至用核武器代替强烈抗议。

    谁听到过美国的抗议?谁又听到过俄罗斯的抗议?

    第二件事是合纵连横,与俄罗斯、韩国和朝鲜求同存异,建立广泛的东亚反日联盟。一旦中日开战,中国应该立即与反日联盟树立共同的战略目标,即最终依靠战争肢解日本,清算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的对外扩张侵略的伪人文思想基础,捣毁靖国神社,惩治极右势力,追索战争赔偿,重建日本社会价值体系,让日本脱胎换骨,成为像今日德国那样的正常优秀负责任的国家之后,再允许日本重新获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虽然这个远大目标没有美国的配合难以实现,但不能因为遥不可及就放弃这个抱负,世事难料,一旦战争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不可能的事情变为可能,是有可能的。

结束语:关于利益与战争的关系

    很多人喜欢用经济利益、用经济版图、用市场、用资源来分析战争,诚然,这些都与战争有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比如鸦片战争,列强用炮舰打开中国市场,再比如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列强用枪炮迫使很多国家和地区形成了帝国主义殖民体系,虽然这种强盗逻辑导致的战争已经成为历史,但经济利益与战争之间必然的联系是无可否认的。

    战争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利益,但不仅仅是经济利益,还有政治利益、军事利益、外交利益,所有这些利益都是建立在民族利益的基础之上,民族利益是最重要的最基本的利益,没有民族利益,就没有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利益。

    民族利益包括精神利益和物质利益,精神利益体现在民族之魂的自信和发扬,物质利益体现在民族群体的生存和发展。我们在分析战争时权衡民族利益,绝不可只谈物质利益,而忽视了精神利益。忽视精神利益的人类战争与自然界动物争夺生存领地的撕杀无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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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认识中国与日本发展的差距

----赴日考察报告

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司长 研究员 刘应杰

2012-10-24

    摘要:通过在日本的访问、考察、接触和了解,我们深深地感受到,对日本发展的看法和评价不能简单地被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表象所掩盖。总体上,日本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进入高度发达文明的程度。与此相对照,中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与日本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中国发展的定位,抓住机遇加快发展自己,高度重视日本泡沫经济破裂的深刻教训,更加重视生态环保和社会发展,全面提高我国的国民素质。

    关键词:中国 日本 差距 启示

    近期,我们组团到日本进行21天的考察调研,围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题,到有关政府部门、企业、大学、研究机构访问交流,听取专家学者的意见,到东京、大阪、福冈等地参观考察。总的感受是,虽然日本经历了20多年的经济低迷,被称为“失去的20年”,但日本经济社会发展已进入到高度发达文明的阶段,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与日本还有巨大的差距。我们必须时刻自省自警自励,学习借鉴日本的长处,抓住机遇加快发展自己。

正视中国与日本发展的巨大差距

    日本三菱综合研究所和野村综合研究所是两家知名的民间智库。我们访问交流时,学者们都对日本的经济发展有一种强烈的危机意识。横井正配是野村综合研究所的中国区域担当部长,他一半时间在中国,一半时间在日本,他说感觉两边落差非常大,中国的发展是朝气蓬勃,日本则是死气沉沉。中原丰是三菱综合研究所的副社长,他比喻说,日本是一个“日出的国家”,但现在却是太阳下山的国家,而中国则是太阳当空的国家。我们深刻地感受到,日本许多有识之士都对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抱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他们在研究日本面临的问题症结,并寻找着重振日本雄风的未来。

    访日之前,我们研究了中日经济发展的对比,可以说中日经济发展经历了一个彼消此长的过程。1991年日本泡沫经济破裂,此后进入了长期的经济低迷时期,被称为“失去的20年”,深陷经济的泥潭中不能自拔。过去20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达到10.5%,而日本只有1.1%。1987年,日本GDP超过苏联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经济占全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从1994年最高峰时的17.67%,逐步下降到2010年的8.7%;中国经济占全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从1991年的1.83%,逐步上升到2010年的9.3%。1994年日本经济总量相当于中国的8.55倍,达到战后以来的历史顶峰,随后中日经济差距迅速缩小,1997年日本GDP降为中国的4倍多,2002年降为中国的2倍多,2006年降为中国的1倍多,2008年之后两国GDP已比较接近。1990年中国居世界经济第10位,1995年超过巴西、西班牙、加拿大上升到第7位,2000年超过意大利居世界第6位,2005年超过法国和英国居世界第4位。2007年超过德国居世界第3位,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按照目前的发展速度,今后五年,中日之间的经济差距将进一步拉大,到2015年中国GDP可能达到日本的1.5倍以上。世界各国公认,中国的崛起不可阻挡,中国长达30多年的高速增长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

    正是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辉煌成就和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不振,使得国内外许多人看好中国,而看衰日本,甚至有不少中国人也认为,中国即将全面超越日本。

    到底应该如何看待中国和日本的发展?这是访日前后始终萦绕在我们心头的问题。通过在日本的访问、考察、接触和了解,我们深深地感受到,对日本发展的看法和评价不能简单地被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表象所掩盖,日本的经济社会发展不像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深陷泥潭”,相反日本经济运行总体还比较平稳,经济社会发展都进入到有序运行的轨道,经济和社会管理的各个方面都达到了精细化的程度。日本的就业相对比较充分,人民生活比较富足,国民心态比较平和,社会秩序安定和谐,城乡地区之间发展比较均衡。总体上,日本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进入高度发达文明的程度。与此相对照,中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与日本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第一,经济实力方面存在巨大差距。虽然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日本,但中国的国土面积是日本的25倍,人口是日本的10倍多,反过来日本的人均GDP是中国的10倍。2010年,日本人均GDP是42150美元,而中国只有4260美元。日本在世界上的高收入国家中名列前茅,而中国仅排在第120位左右。日本经济方面的巨大优势突出体现在三个方面:工业制造、金融实力、技术优势。这是日本维持世界经济霸权的三大支柱。
一是强大的高端工业制造能力。日本三菱综合研究所的中村裕彦先生说,日本为什么能够成为世界上的高端制造大国?因为日本没有多少资源,能源自给率不到20%,粮食自给率只有28%,要维持日本人的生存,满足能源和粮食的进口需要,就必须发展具有强大竞争力的制造业,这是日本的生存之道和生命线所在。日本正是以这种深刻认识和进取精神,牢牢占据世界制造业的高位。工业实力和强大的制造能力成为日本最重要的王牌。工业制造业的高度自动化,使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机械设备和工业机器人制造大国。世界500强企业中,日本共有68家跨国企业上榜,仅次于美国而居世界第二位。日本产生了一大批世界知名公司和品牌,如丰田、三菱、日产、索尼、东芝、松下等,其产品技术含量和质量精益求精,享誉全球。在日本工作的中国教授告诉我们,日本产品很少有质量问题,更不可能有假冒伪劣,同样的产品各地价格也相差不多,顾客尽管放心购物。日本制造成为品牌、技术、质量的代名词。

    二是强大的金融实力。日本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确立了世界金融帝国的地位,后来虽然受到泡沫经济破裂和金融危机的冲击,但金融实力依然强大。日本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2010年,日本的海外净资产总计为3.07万亿美元,相当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55.8%。

    三是强大的技术优势。永远保持技术领先优势,这是日本手中的核心王牌。日本提出“技术立国”战略,在研发领域始终保持世界至尊地位。日本的研发投入占全球研发投入总量的20%,而其人口只占全球的2%。日本的科研投入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3.4%,其中77%来自企业,而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平均水平只有2.3%。全球十大发明型企业中,有八家在日本。其专利发明集中在电子、机械、精细化工、纳米新材料、能源与环保等高科技行业。在可见的将来,日本的技术领先地位难以动摇。

    第二,日本处在现代化的领先地位。访问日本期间,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日本完善的基础设施,特别是发达的综合性立体交通体系。日本全国近1.28亿人,居住在面积只有37.78万平方公里的列岛上,而且还主要集中在本州岛上,但到处的交通都很通畅,包括东京这个国际化大都市,几乎看不到长时间堵车的现象。主要是因为,虽然日本汽车工业发达,居民家庭汽车拥有率很高,但大城市地下铁路、地上高架轻轨构成了一个立体交通网,到任何一个地方都很方便,人们出行首选的是轻轨和地铁(日本人都叫电车),很少有人会开车上班,甚至一些大公司的经理、政府的高官也都乘坐地铁。我们在东京的几天活动,充分体验到了地铁和轻轨的方便之处。日本人很为他们完善便捷、节能环保的基础设施自豪,并认为日本在基础设施的规划、建设、运营和管理方面具有向其他国家出口的优势。

    日本在城乡、区域发展方面已达到了比较均衡的状态。从南到北,沿途所见,各地区发展都很现代化。日本的农村一样能够享受现代化发展的成果,交通便利,服务设施比较完善,生活水平与城市差别不大。与此相对照,中国的城乡、区域之间还存在着很大差距。特别是中国还处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大规模流动的阶段,仅消化吸收这庞大的农村人口,最终达到城乡之间的相对均衡,恐怕就需要两三代人、几十年的时间,这就充分体现了中国与日本现代化的差距。

    第三,日本在生态环保方面的突出成就。日本虽然是一个地域狭小、自然灾害频发和多山的国家,但生态环保做得非常好。人们具有非常强烈的环保意识,每个人都自觉地保护环境。穿行在日本的城市之间,高速公路许多时候是在山洞和桥梁之间通过,所见山峦到处都是森林覆盖,一片郁郁葱葱。日本的森林覆盖率达到64%,是世界上森林覆盖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日本非常重视绿化,即使在繁华的东京,高大的树木、整齐的草坪、大片大片的绿色也尽收眼底,似乎有土地的地方就被绿色的植物所覆盖。

    访问日本真正地感受到什么是整洁干净。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干净,这大概是我们中国人到日本的强烈感受。据介绍,日本是世界上垃圾分类管理最严格的国家,家家户户自觉对垃圾进行分类,按时定点收集,甚至街道上的垃圾筒也不多,人们出门都自觉地带着塑料袋,把准备扔的垃圾保存起来,放在有收垃圾的地方。在任何地方,都看不到乱扔垃圾和随地吐痰的现象,也没有如美国纽约地铁乱写乱画的问题。
日本更是十分强调节约的国家,全民具有强烈的节约意识。日本的饭菜都份量较少,刚好够一个人吃即可,即使是大家一起聚餐,所点食物也是够吃就好,不会出现吃不完浪费的现象。日本人认为,他们的资源和食物有限,虽然现在已经非常富裕,但视浪费为犯罪,良心上感到不安。对比中国人餐桌上的巨大浪费,真使我们感慨万千。这次东日本地震海啸和核辐射,造成电力普遍紧张,日本人更是感到了能源的紧缺,提倡和推行各行各业和全社会节能,办公室、家庭和许多公共场合都只开一半的灯,虽然没有强制,但人们都非常自觉地实行。日本一些企业都配备有能源管理师,负责落实节能标准。交通节能也是日本节能的一大领域,政府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国民自觉不开汽车,现在骑自行车在日本又流行起来,既节能,又减少污染,还可以锻炼身体,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日本是世界上节能减排做得最好的国家,其能源使用效率相当于中国的15倍之多。

    第四,日本是世界上最和谐有序的国家之一。日本社会给人的第一感觉是有序。交通人流都在无形中听从一个指挥,就是都遵守规则。在大城市的街道上很少能看到警察,各个路口只有红绿灯在指挥交通,绿灯亮时发出一种“啼嘟啼嘟”的声音,提醒盲人可以过马路。汽车和行人都严格遵守交通规则,无论是市内还是市外的车流,看不到如中国常见的不断强行并线、超车、夹塞、甚至进入逆行道往前超车等违反交通规则的情况。据说日本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很低,在世界上也是交通事故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从表面上就可以看到,日本是一个很守规则的社会。

    在日本访问旅行,中国人经常会问,这里安全吗?东西会丢吗?在日本人的心目中这都是不成问题的问题。日本是世界上犯罪率最低的国家,安全根本不是问题。陪同我们的人说,他在日本生活二三十年,基本上没有碰到过丢东西的现象。中国人总是说,你帮我看着东西。可日本人不明白,东西你看它干嘛。在日本的机场、饭店、宾馆等各个地方,经常可以看到放着没人看的行李,旁边人来人往,并没有人觉得东西不安全。陪同的人告诉我们,在日本没有人家装防盗门,窗户上也没有防盗网,因为他们不担心会被盗。我们专门看了街上停放的自行车、摩托车,有些是上锁的,也有不少是不上锁的。这也印证了日本社会的安全。我们感到,在日本真使人有一种“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感觉。

    日本还是世界上最公平的国家之一。日本朋友甚至开玩笑说,我们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人们不管是从事哪行哪业,工资收入差别不大,而且非常透明,没有工资外的灰色收入。要知道日本人的收入很容易,只要知道他大学毕业时间和年龄就可以了。一般来说,大学刚毕业每月收入20多万日元,相当于人民币1.6万多元;30多岁的人一般收入30万~40万日元,相当于人民币2.5万~3.3万元。据日本的教授讲,一般资历比较高的教授的收入与日本首相相当,都是一年1200万日元左右。日本实行严格的个人所得税和遗产税,遗产税率从10%到70%,这些都成为调节收入分配的有效手段。因此,日本的基尼系数比较低,大约是0.285,属于世界上收入差距最小的国家之一。

    日本还是世界上最廉洁的国家之一,一直处于最清廉的前30个国家之列。日本还是世界上人均寿命最高的国家,女性的平均寿命为85.33岁,男性为78.33岁,均创下全球最高纪录。

    第五,日本具有很高的国民素质。人们普遍承认,日本的国民素质很高。这首先与日本的教育水平高有很大关系。高中毕业的学生大多数都可以上大学,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数占总人口的一半左右。日本人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有几点特别突出:一是讲礼节。对人非常有礼貌,赴约非常守时。日本人的鞠躬世界闻名,商场、宾馆、饭店总可以看到服务人员对客人鞠躬致谢。在日本几乎看不到无礼的举动或粗鲁的行为举止。二是重信用。日本人诚实守信,在商业买卖中几乎不会发生欺诈行为,坑蒙拐骗的事情绝少发生。日本的企业也以讲究信用、产品质量精良著称于世。三是严格自律。日本人的口头禅是“不给他人添麻烦”,每个人都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并尽力做到尽善尽美。在日本看到街上的小汽车,都是擦得干干净净,每家每户每个商店门前也都是收拾得干干净净,这也是“不给别人添麻烦”的具体表现。在日本的大街上、地铁里,看到的上班族都是西装革履,日本人喜欢穿西装是一种自律的文化要求。令我们惊奇的是,出租车司机也都是西装领带,和公司白领没有差别。日本人工作负责,讲究效率,勤勉敬业,精益求精,工作中加班加点成为常态,而且都是人们的自觉行为。四是团结精神。在日本,给人的感觉,这是一个高度一致的社会,根本没有如其他国家那样的不同民族、种族、语言、文化上的差别,更没有这些方面的社会冲突。日本人具有一种团队精神,大家都融入到集体行为之中,为了集体的和社会的利益,甘愿放弃自己的个人利益。日本民族始终有一种强烈的危机意识,有非凡的适应能力,有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这些都是日本取得卓越成就的重要因素。

日本经济发展中存在的深层问题

    日本之所以经济长期低迷,有它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这也是我们这次访问日本时另一方面的重要感受。

    一是日本泡沫经济破裂,产生了长期的严重后遗症。谈到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就要追溯到日本泡沫经济破裂的影响,而之前的“广场协议”则是一个重要转折点。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经历了战后高速增长期后又出现了“辉煌的10年”。日本产品大量出口到世界各地,尤其对美国形成了巨额贸易顺差。美国迫使日本达成出口“自愿限制协定”,但效果不佳。1984年底,美国对日贸易逆差突破1000亿美元。1985年9月,美国加上英、法、德与日本签订“广场协议”,迫使日元大幅升值。到1988年日元兑美元几乎翻了一番,从238∶1骤升至128∶1。一方面,日元升值造成日本企业大肆进行海外投资,购买美国资产;另一方面,出口减少造成经济增速下降,日本大幅调低利率,实施极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加上大量国外热钱流入,导致金融资产和房地产价格飞涨。日本股市价格5年间增加了3倍,房地产价格上涨了2.4倍,国家资产几乎翻了一番,日本经济呈现“眩目的辉煌”。1990年,日本的地价市值相当于整个美国地价的4倍,仅东京都的地价就相当于美国全国的总地价。1991年,日本泡沫经济破裂,股价和房地产价格一路狂跌,银行资产大量缩水,不良贷款增加,经济急剧下滑,跌入衰退的深渊难以自拔。有人把这次泡沫经济破裂称为“二战后日本的又一次战败”。之后的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更使日本经济雪上加霜。银行不良债权久拖不决,国家财政不堪重负。日本成为世界上政府负债最高的国家,2010年政府债务总额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27%,所幸国债96%是由日本国民购买的。日本经济经历了长达20多年的低迷,至今还看不到景气和恢复的迹象。

    二是有限的国内需求,制约了日本经济发展的空间和余地。日本经济长期依赖外需,出口商品具有强大的国际竞争力,一直保持贸易顺差国的地位。日本强大的制造能力和有限的国内需求形成了一大矛盾。经过长期的现代化发展,日本的国内发展已经达到饱和的状态。我们在日本很少看到有新建的楼房和新修的基础设施,许多地方多少年都保持原样,强烈地感受到日本的发展已达到完善成熟的程度,没有多少发展的空间和余地。

    三是日本政权频繁更叠,缺乏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日本政府这些年来如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除了小泉纯一郎首相从2001年到2006年任职5年多之外,其他的首相任职长的一年左右,短的几个月时间。自民党一直长期执政,近年来民主党上台。我们接触到的日本各界人士都普遍反映,日本政治的发展落后于经济的发展,缺乏强有力的政治领导,政权不断更换,任职太短,由此造成长期发展规划的缺失,政策朝令夕改,这成为影响日本发展的突出问题。

    四是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现象,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人口数量不断减少和老龄化加剧,成为日本所面临的最为严峻的问题。一方面,日本的生育率呈下降趋势,许多青年结婚都到30岁之后,平均每个妇女仅生育1.37名孩子;另一方面,日本又是世界上最长寿的国家,这就使得老龄化趋势加剧。目前65岁以上的老人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24%,差不多每4个人中就有1位老人。在日本访问,可以看到一个常见的现象,出租车司机大部分是老年人,公路收费站的收费员是老年人,宾馆服务员也大多是老年人。老龄化必然使日本经济发展后继乏力。

    五是日本经济依赖“中国特需”,但又与中国处在复杂的关系之中。现在,中国成为日本的第一大贸易国,与中国的贸易占日本贸易总量的近20%,日本是中国的第四大贸易国,对日本贸易占中国贸易总量的10%,中国还是日本最大的贸易顺差国。对于出口导向的日本经济来说,越来越依赖于中国,中国的经济快速增长和进口扩大,被日本称为“中国特需”。但是另一方面,日本在军事战略上又依赖美国,构筑起日美同盟。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各种原因,中日两国关系错综复杂,两国国民感情不和,媒体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些都在影响和制约着中日关系的发展。

日本经济发展对中国的镜鉴和启示

    通过中日发展的对比,更加深了我们对我国发展的认识,提出以下几点思考:

    第一,清醒地认识中国发展的定位。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发展,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空前提升。中国的发展引起全世界的惊叹,也令我们感到自豪。现在到国外去的中国人越来越多,到处都可以看到中国人,到处都可以看到中国制造的商品。中国人的消费能力也引起世界各国的重视,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在想方设法吸引中国游客。特别是随着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位,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中国拥有的外汇储备世界第一,等等。世界对中国的看法正在改变,中国人也在改变对自身的看法。国外有不少媒体报道,中国在许多方面已经具备了发达国家的特征,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在有人宣扬“捧杀论”的同时,也有人在鼓吹“崩溃论”,认为中国经济即将崩溃。作为中国人,应该冷静清醒地看待中国自身的发展定位。总体上看,中国仍然并将长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国家大、人口多、底子薄、发展很不平衡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我们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几代人的差距,我们的目标是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要赶上发达国家的水平,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目前还处在艰难的爬坡过坎阶段。我国人均收入刚刚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较低水平,要迈过“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还必须付出长期不懈的艰辛努力。

    第二,抓住机遇加快发展自己。“知耻而后勇。”看到与日本发展的巨大差距,我们更应该自省自警自励,奋起直追,埋头苦干,紧紧抓住中国发展难得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加快发展自己。虚心地学习借鉴别人的长处和经验,创造性地为我所用,走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要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痛下决心提升中国产品的科技含量和品牌质量,加快中国制造由低中端不断向中高端攀升。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端制造中占有重要位置,成为世界制造强国。这里要特别提到日本的企业家精神,他们骨子里追求自己制造产品的完美品质,为达到在同行和客户眼里的称誉,而不惜把99.99%的精力用在0.01%的产品提升上,真正做到精益求精。日本公司老板一般不会整天待在办公室里,而是经常身穿工作服在生产第一线解决问题。中国企业家和中国制造业还缺乏这种精神,而又特别需要具有这种精神。同时,我们要加快建设现代化的基础设施体系,特别是综合性的公共立体交通体系。由于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中国不可能也不允许大量发展私人汽车,否则将出现一场“汽车灾难”,一些国家的前车之鉴值得我们高度警惕。

    第三,高度重视日本泡沫经济破裂的深刻教训。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保持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至关重要,而最大的危险在于泡沫经济。导致日本泡沫经济破裂有几个关键因素:一是日元短期内急剧大幅升值,造成国家财富迅速膨胀和放大;二是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造成金融泡沫扩张;三是房价急剧大幅上涨,造成严重的房地产泡沫。结合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教训,更使我们深刻认识到,对国家宏观调控来说,管理好通货膨胀十分重要,而管理好资产泡沫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我们要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要积极稳妥地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按照主动性、渐进性、可控性的原则,逐步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基础上的基本稳定,防止人民币短期内大幅升值引起热钱过度炒作;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切实加强金融审慎监管,始终注意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进一步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坚持住房“民生+消费”的基本属性和发展定位,限制住房的资本属性和投资需求,防止和消除房地产市场泡沫,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

    第四,更加重视生态环保和社会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多的国家,能源资源消耗多,环境污染严重,节能减排面临着严峻的形势。我们要学习日本的经验,高度重视节能环保,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中国应该成为一个十分注重节约而不再是一个浪费的国家,使节约成为深入人心的观念和国民的自觉行动。对比日本的节约,中国的浪费令人痛心。尤其是中国人大吃大喝的浪费,讲摆场比阔气的浪费,贪大求洋不计成本的浪费,需要痛下决心加以治理。中国要在植树造林和绿化方面下一番大功夫,并将其作为各地官员政绩考核的重要标准。我们要建设和谐社会,首先要有良好的社会秩序,要把社会安全放在突出位置,增强人们的安全感与社会的和谐度。收入分配已成为关系中国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大问题。借鉴日本的经验,必须下决心解决中国收入差距急剧扩大的问题,特别是部分社会成员不当过高收入的问题,加强国家对收入分配的宏观调控,真正建立起促进社会收入分配公平的机制。

    第五,全面提高我国的国民素质。随着中国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入境游和出境游快速发展,中国国民的素质越来越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其不文明的行为也为许多人所诟病。全面提高我国的国民素质,已经成为我国道德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大任务。我们要从最基础的抓起,首先是讲诚信,其次是守规矩。诚信是道德的基础,守规矩是法治的基础。一个人没有诚信,一切道德无从谈起。一个人不守规矩,法律也就成了一纸空文。人们常常感叹,中国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道德滑坡,坑蒙拐骗、制售假冒伪劣产品等行为严重污染和败坏了社会风气。因此,我们要在加强法治建设、依法严厉打击各种违法行为的同时,进一步加强道德建设。建议制定《国民道德建设基本纲要》,重新进行一些最基本的道德普及性工作,比如,如何走路开车、如何礼貌地与人相处交往、如何讲实话不讲假话、如何工作学习,等等。中国的许多交通事故都与不守规则有关,要从遵守交通规则抓起,培养中国人的规则意识。要下大力量抓中国的国民素质教育,加快与国际接轨步伐,提高中华民族的文明水平。

    第六,中日经济合作具有巨大的空间。中国与日本经济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具有很大的互补性。日本拥有先进的技术、管理和人才优势,中国拥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不断发展的国内市场,这些都提供了中日经济合作的巨大空间。节能减排、生态环保、技术创新这些方面,都是重要的合作领域。应该将中国的市场优势与日本先进的节能环保技术和管理更好地结合起来,推动两国的经济合作不断拓展。日本近年来出现了新的产业转移趋势,一个基本的考虑是产品设计研发必须靠近市场需求,这样才能更好地设计出满足市场需要的产品。因此,日本企业的研发中心出现了向中国等国家转移的趋势。我们应该抓住这一国外产业转移的新机遇,加快提升中国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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钓鱼岛争端对中日经贸关系的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倪月菊

July 23rd, 2013

niyj@cass.org.cn

    作为全球第二大和第三大经济实体,中日两国经贸往来频繁,经济关系不断加深。中国已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日本也是中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中日两国的贸易纽带很坚韧,即便在中日关系降到冰点的 2005 年,中日贸易总额和日本对华投资额仍分别同比上涨了 12.7%和 19.8%。但是,此次钓鱼岛主权争端与 2005 年的情况不同,它直接造成了中日贸易额大幅下降,使中日关系一改“政冷经热”常态,开始向“政冷经冷”的方向发展。中日两国相互依存、相互平衡的经贸关系发生了重大转折,无论是在贸易领域还是在投资领域,都较以往发生了很大变化。

    从贸易上看,双边贸易出现负增长且有持续恶化的趋势。据日本财务省统计,2012 年的中日贸易总额较上年减少 3.3%。其中,日本对华出口下降 10.4%,进口虽保持了正增长,但增长率仅为 3%,告别了以往二位数的增长速度。日本对华贸易逆差额接近 168 亿美元,占其对世界出口逆差总额的 86%,成为日本出口减少的主要原因。对华贸易占日本贸易总额的比重因此下降了 0.9%,其中出口占比下降 1.6 个百分点,进口占比下降 0.2 个百分点。进入 2013 年,中日双边贸易不仅没有好转,反而继续恶化。从 2013年 1-5 月的情况看,日本对华出口下降 13.3%,进口也由正增长转向负增长 3.3%。

    日本经济主要靠出口拉动,中国市场是日本企业盈利的重要来源。日本经过对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市场出口然后再出口到中国大陆的份额也相当可观。出口下降对日本经济的影响之大可想而知。中国对日出口的下滑对中国的影响也不容小觑。在中国出口的制成品中,日本占据着关键中间投入品和生产设备主要供应者的地位,为中国的电子、汽车等行业生产提供关键的核心元器件和零部件。日本对华出口的减少,无疑将对中国汽车、电子等行业出口造成较大的不利影响。

    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上看,虽然受到一定影响,但影响小于预期。2012 年日本的对华投资增长 16.3%,大大低于上年 49.6%的增长率。但由于受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影响,世界各国的对华投资均有不同程度的减少,因此,日本对华投资依然排在香港地区之后,在对华投资国(地区)中位居第二位。一般认为,日本对华投资没有出现明显下滑,与影响的滞后期有一定的关系。但从 2013 年 1-4 月的情况看,日本对华投资依然稳居第二位,也没有出现预期的日本大幅度转移投资和撤资的现象。这是由于中国市场对日本越来越重要,日本的投资者难以放弃中国市场。从日本 2012 年对企业的问卷调查结果看,近一两年准备扩大在中国投资的企业比例仍然高于 50%(略低于 2011 年 68%的比例),特别是选择维持现状的比例由 2011年的 28.9%增加到 42%,说明日本对中国市场的长期预期收益是很高的。

    应当看到,已经在华投资的日资企业很多是和中国合资的, 按照最早合资的方式, 中方无论是以土地还是其他方式入股, 大多数情况是占 51%以上的股权。以汽车产业为例,目前,汽车制造业中有的品牌国有化率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程度, 很多都超过 80%。尽管日本对华投资所受影响不大,但日资在华投资企业生产和销量的减少,在某种程度上会对日本后续投资的信心产生一定影响,同时对中国的就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从对旅游服务的影响看,钓鱼岛争端导致两国交往减少, 往返中日两国的飞机空座率很高, 双方航空业损失较大。从 2013 年 5 月公布的 2012 年签证签发的统计看,2012 年,全年对华签发签证数为 111 万,其中 9-12 月仅签发 14.4 万,较上年同期签发的 25.9 万,减少了 45%。如果仅从旅游签证上看,下降的幅度可能更大。目前,中国游客已经成为日本旅游业发展的主要支撑。中国获得日本的签证数已经连续 11年位居第一位,占日本签证总数的 56%,而排在第二位的泰国仅占 11.5%。从消费看,中国赴日游客人均消费 16 万日元,是其他国家在日本人均消费 8 万日元的两倍。由此看来,钓鱼岛争端对日本旅游业的发展带来了重大影响。

    从对制造业的影响看,中国是日本汽车产业最重要的海外市场,日本受到损失最大的是汽车行业, 很多日资汽车企业减产 50%, 有的工厂甚至临时停产。仅 2012 年 10 月份,日本对华汽车出口就减少了82.4%,9-12 月较上年同 期减少 63%。中日经济互补性强,在汽车、电子等重要产业,中国处于生产的下游,日本则处于生产的上游。在日本对华出口中,贱金属及其制品、机电产品、化工产品和运输设备等,这些产品多数位于产业链上游,为中国的电子、汽车等行业生产提供关键的核心元器件和零部件。日本出口的下降,中国势必出现供应短缺,这无疑将会对中国汽车、电子等行业的生产造成较大的不利影响。

    基于以上分析, 中日此次钓鱼岛之争导致中日贸易额下降, 投资相对下降。从整体上看,日本所遭受的负面影响会大于中国,对长期低迷的日本经济造成重创。同时,日本对华关键产品出口、投资的减少也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如果钓鱼岛问题长期化,将对两国的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产生更加深刻影响。钓鱼岛问题如能逐渐缓和,则对中日两国经贸关系的影响会趋于缓和。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中日岛争引发的经贸关系紧张也恰恰给中国提供了一个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契机。 我国应积极加快技术研发的步伐,尽量消除或减少对于国外高科技的依赖,着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3 / 3掌握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完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发件人:LUYI<yilu@sse.com.cn>+(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LUYI <yilu@sse.com.cn>+时 间:2013年07月17日 10:51 (星期三)发件人: LUYI [mailto:yilu@sse.com.cn] 发送时间: 2013年7月17日 10:27主题: 加藤嘉一:五种日本人的中国观

五种日本人的中国观

加藤嘉一

    上个月在东京出差,有一天我发现自己从早到晚都在和中国发生联系。

    起床后到便利店买咖啡,服务员是中国留学生;上午到一家企业做报告,话题是中国市场的机遇与风险;下午在议会会馆,与日本政界人士讨论的是尖阁诸岛(中方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与学界与媒体的知识分子聊的是,中国经济下滑会不会硬着陆,会不会像日本一样泡沫崩溃;傍晚接受日本大学生集体访问,他们关心“日中关系如此恶化,中国学生的对日交流会不会受到政治限制?”;晚上跟几个投资界的前辈吃饭,探讨了日中企业互相并购的可能。

    当今的日本社会,无论生活中的衣食住行,还是经贸、文教、政治、国防等领域,中国两个字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从事与中国相关事业的日本人不计其数。诚然,中国崛起引发的讨论已是全球性议题,并非日本独有。不过,无论从历史传统、民族文化、地理位置、利益关系和价值体系等角度看,中国崛起带给日本现实和心理上的冲击力都是独一无二的。

    日本人为什么对中国的一举一动如此敏感,如此警惕,如此担忧,甚至产生“反华”的情绪?

    几乎每一个日本人从小接受教育时,便接触到中国古代的思想、人物,比如《论语》和三国故事。中华民族的古代文明令日本人心生敬仰,因此日本人对中华二字的期望值从来是很高的。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今天日本电视画面上,不时播出“反日游行”——中国人对日本使馆、餐厅、企业“打砸抢”的镜头。虽然知道那些使用暴力的人只是中国人中的少部分,大多数日本人在心理上还是无法接受“礼仪之邦暴徒化”。

    在我看来,这种“想象中的中华”与“现实中的中国”的反差,是日本人情绪化看待中国的一个重要原因。这背后始终存在一个对历史认识的问题。也就是说,很多日本人没有明白,也没有努力理解中国人为什么对日本如此愤怒。我想,一是因为日本人对当代中国理解不深,另一方面是因为日本人对近现代史了解不足。

    不过,我有一个强烈的切身体会。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日本人绝不是铁板一块”,日本社会的不同阶层对中国的认知与立场,存在很大差异。日本人的中国观有整体性的特征,但整体又由不同个体组成,对于个体的分析不可或缺。

    日本人如何看待中国,对中国存有怎样的疑虑甚至恐惧?我在这里尝试按照政治家、企业家、知识分子、年轻人、普通百姓五大群体,“分类讨论”这个问题。

    这些年,日本人或多或少体会中国崛起,并感到担忧。这种担忧既是害怕被中国赶超,也是联想到历史上的“万邦来朝”,怕成为中国的势力范围。 在我看来,这是贯通五个群体的共同意识。至于具体担忧什么,怎么担忧,五者之间存在差异。忽视这些差异,就很难真正理解当代日本人的中国观。

    政治家毕竟是国民的代表,必须照顾全体社会的利益,他们对中国的态度与政策必然是多元的。但整体而言,他们一方面强调中国快速的发展与庞大的市场对日本经济是一种催化剂,应该加强经济上的相互依存,鼓励日本企业到中国市场赚钱;一方面也强调,无论从历史上曾成为过超级大国的先例看,还是从中国至今贯彻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看,中国的崛起将是扩张性的,日本国民必须对此保持清醒和警惕,提前为未来的风险做准备。

    与中国崛起正相关生长的日本民族主义和通过修宪成为“普通国家”的言论日益渗入日本政治家的中国观。去年9月,日本民主党内阁对尖阁诸岛“国有化”便是一个具有象征性的行动,反映出日本国内舆论对于中国的海上扩张,日益忧惧。去年12月,重新上台的自民党继承并且强化了“面对崛起中的中国,日本必须巩固自身的防御能力”的观念。据我观察,从2009年9月自民党到民主党的政权交替到2012年12月民主党到自民党的政权交替,大约三年多的时间里,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两党领导人或多或少都觉得对华强硬对巩固权力、迎合选民有利,在这个意义上,当前不少主流政客是“欢迎”中国崛起的。

    企业家看重现实利益,他们对看待中国偏向理性,较少情绪化。2005年北京、上海、沈阳、成都等地发生大规模反日游行,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始终把中国视为重要市场的日本企业家,纷纷向时任首相小泉纯一郎和其他政界要人施压。企业界的口号是“请政治不要打扰经济,你们什么也别做了!”

    目前,日本企业家仍高度重视中国市场,但从去年至今年,在与日本企业家们的交流中,我深深地感到,他们对中国市场正渐渐失去信心与耐心。小泉时代的日中关系可以用“政冷经热”形容,当下的日中关系越来越有“政冷经也冷”的味道。去年,日中关系因“尖阁诸岛国有化”更加恶化,日本企业家日益担忧日本在中国的经济存在将成为政治关系的牺牲品。除了“反日”这一政治因素之外,人口红利消失、知识产权保护缺失、市场化改革滞后等中国的自身问题也加剧了日本企业对中国经济前景的悲观。尤其自“雷曼危机”以来,中国人力成本不断攀升,越来越多的企业将生产基地转移到越南、泰国、印尼等东南亚国家。近来在缅甸出现的民主化趋势也正在加强日本企业家对“东盟”地区的信心。最近,在商社、制造业、广告公司等不同行业从事亚洲业务的几名年轻企业家纷纷对我表示,“日本企业家有个传统,他们只能在对自己友好的亲日国家做生意。在这个意义上,东南亚各国是绝佳的选择,中国则是相对落后的。”

    知识分子群体主要由学者与媒体人构成,他们对中国的担忧与政治家有重叠之处,但往往更情绪化,用中国官方批评日本的说法,就是“不负责任”。2005年下半年,我给日本某媒体撰文谈中国问题,编辑告诉我说,“写的过于理性和中立,这样没人愿意读你文章,请你写得煽动一些。”

    近两年,一些日本经济学家建议日本谋求在经济上独立于中国,以规避中国在政治与经济两个方面的战略风险。大和综合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熊谷亮丸(Mitsumaru Kumagai)出了一本书《Passing China》,主旨是日本不需指责中国,而可以“越过”(passing)中国。他认为中国经济2015年前后可能陷入崩溃,日本应该推进“China plus One(中国+1)”,即加强与泰国、印尼、印度、越南、缅甸等东南亚国家的经济联系。熊谷写道,“作为最坏的可能性,根据我的估算,日中关系恶化顶多把日本的GDP降低0.2%左右,影响极小。”

    熊谷亮丸的中国观在日本有不小市场,越来越多的日本学者认识到中国对日本构成了多重的风险: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军备升级、经济竞争、环境食品安全等。过去,日本知识分子讨论“中国威胁论”,前提是“我们需要面对它,关键是怎么面对”,但自从去年9月以来,不少关心日本经济未来的有识之士开始从“如何规避风险”的角度讨论中国,而得出的结论往往是“规避论”,即撤离中国。他们自认为这样主张是出于“责任感”,是认真考虑日本未来的市场战略,并权衡利益的结果。这类主张对企业家们围绕如何应对中国风险(China risk)的思考之影响也很大。

    我个人认为,作为中国的邻居,又是面对与欧美国家等不同风险和问题的经济体,日本国内“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中国另类论”、“中国规避论”等各种言论并存,说明这个社会是健康的。不过,在中国经济已经彻底融入世界经济,世界各国都在认真谈论中国经济的未来、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与可能爆发的风险的形势下,部分知识分子如此淡定地提出“中国会崩溃,应该从中撤离”难免令人感到不负责任,不够耐心,有些情绪化。但这一情绪也实实在在地表明日本社会面对中国崛起的普遍恐惧与担忧,反过来看,70年代曾经被傅高义(Ezra Vogel)称为“日本第一”(Japan as No.1)的日本如今越来越不自信,“规避论”正是这种心态的重要体现。

    年轻人主要是指大学生与刚走向社会的毕业生(大约30岁以下),这个群体将决定日中关系的未来。如今,在日本大学最有人气的第二外语早已从德语变成汉语,越来越多的学生随着中国影响力与中文重要性的提升,把留学与关注的对象从欧美转移到中国,依我观察,这一趋势还将持续。

    日本年轻人接触中国同龄人后,真切地感到中国崛起的压力。我在上学期间参与创办过北京大学与东京大学之间的互访交流项目“京论坛(Jing Forum)”上,一名东大学生在北大未名湖畔对我说:“没想到北大学生的英语表达能力与信息消化能力如此厉害。”这一感受绝不是个案,日本年轻人在与充满竞争力的中国学生交流后,很多人都对自己和日本的未来感到担忧。

    我认为这种担忧是积极的,因为,中国年轻人的竞争力可以形成良性的压力,“刺激”日本年轻人,促使他们更加努力面对自己的生活与工作。虽然年轻人中也存在对中国感到恐惧与担忧,从而产生狭隘民族主义情绪的情况,但与政治家、知识分子、老百姓等相比,他们基本能够把“中国年轻人的崛起”视为“必要的外压”,从而鼓舞自己,甚至追求与中国青年共同进步。

     近年来,不管是从日本大学毕业的还是从中国大学毕业后来到日本的,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在日本企业就职,我的日本朋友们普遍反馈“他们很优秀,日本员工不如他们”。当然,在至今维持“终身雇佣,年功序列”的日本大企业里,光靠“优秀”是远远不够的,中国年轻人也需要学会日本特色的处世方式。

    最后是在人口中占大多数的普通百姓。日本老百姓的中国观,可以用三个字形容——毒饺子。2007年底至2008年初,食用过原产于中国河北省石家庄天洋食品厂的同一品牌的冷冻饺子的日本居民出现食物中毒症状,其中3人情况危重,1名儿童一度昏迷。2010年3月中国警方抓捕并公布犯人,承认这是一起投毒案件。约两年多时间里,日本老百姓,尤其是强大的家庭主妇们对中国的好感度急剧下降,2008年5月胡锦涛访日,8月北京奥运会都没有改善这种情绪。

    民意如此,迫使日本政治家不断向中方施加压力。2008年5月初,中国一位领导人在北京私下问我,“加藤,你们日本人到底多重视毒饺子这个事件?” 从对方的口气,我的确感觉到,中方在与日方交往的过程中深感毒饺子事件给日方政客所带来的舆论压力,并影响两国外交谈判,包括胡锦涛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期间(2008年5月6日至10日)的议事日程。我对这位领导明确回答说,“巨大,就是巨大。对于绝大多数日本百姓来说,毒饺子事件比国家领导人的国事访问重要很多。他们对中国的认知就是这么简单。”

    据我这些年的观察,日本普通百姓的中国观,影响最大的就如前所述的民生因素,包括像毒饺子事件、三鹿奶粉、“纸肉馅”事件等食品安全问题,这些事件使得日本老百姓觉得“中国社会在食品安全这样影响生命的问题上没有道德底线。政府不保护,百姓不重视,媒体不报道,学者不思考。这个社会,究竟怎么回事?”基于这样的感受,日本百姓不断对中国社会产生质疑,甚至恐惧。毕竟,日本百姓也每天食用来自中国的食品;日本与中国的天空是连在一起的,中国的环境污染也必然影响日本的空气。

    在我看来,从影响日本百姓中国观的角度说,仅次于民生因素的是发生在中国的反日游行,毕竟那些出现暴力行为的电视画面在日本百姓对中国社会产生恐惧的心态变迁过程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第三大影响是领土领海争端。这个问题归根到底容易吸引百姓眼球:政治家高度重视,媒体天天报道,不少百姓难免产生“我们会不会被中国吞并”的恐惧,毕竟,熟悉古代史的日本人知道日本向中国朝贡的历史。

    日本政治家、企业家、知识分子、年轻人、老百姓这五个群体的中国观有共性也有差异,群体之前互相影响。日中关系今天陷入的困境与此息息相关。

    去年9月的“国有化”就是典型例子。民主党野田佳彦内阁出于中国海上扩张战略的压力,进行“国有化”;“国有化”后的“反日游行”加剧了日本老百姓对中国的恐惧与担忧;企业家被迫重新评估在华经营的风险,甚至考虑撤离中国。在此过程中,包括现任首相安倍晋三在内的政治家一面强调重视对华关系,保持与中方多渠道沟通,谋求早日实现日中首脑会谈,一面也不忘记对中国表示警惕、抗议。

    知识分子则是最为“麻烦”的群体。日中政治关系的恶化被舆论渲染,让普通百姓基本不经独立思考地接受反华立场;政治家不得不迎合选民的大众舆论;中国海监船又进入尖阁诸岛海域”的报道,正在加深日本百姓对中国的恐惧,甚至导致“不要把孩子送到中国了”,“不要买中国制造了”;不少年轻人甚至因“舆论压力”放弃学习中文、留学中国、或从事与中国有关的工作。更让我感到担忧的是,原来最清醒的企业家群体,现在也日益受到来自政治家、普通百姓、知识分子群体的“舆论压力”,考虑如何减少而不是加强同中国的联系。

     加藤嘉一(Kato Yoshikazu)是“80后”日本作家,曾在中国学习、生活近十年,著有《中国的逻辑》、《爱国贼》、《日本镜子》等,现在美国哈佛大学访学。“三国+1”是加藤嘉一在纽约时报中文网的专栏,记录他对日本、中国、美国三个国家及其互动的观察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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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日本历史文化,才能更知其当下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汪涌豪

2013-07-13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汪涌豪所著的《知日的风景》,是他多年来利用赴日讲学、担任客座教授的机会观察日本社会文化,陆续写就的系列文章,以当代日本的世相、人物与书情为切入点,辅之以相关历史文化背景的考述,对一系列人事物象作了详切生动的解读。与坊间诸多谈日本文化的作品不同的是,汪涌豪在论述中对日本纷杂世相背后的传统根由作了深入剖析,冷静地究问日本文化的根源。

  这里我们刊发沪上书评人顾文豪应本报特约与汪涌豪对谈今天我们该如何看日本。在汪涌豪看来,我们不能就日本当下的政经谈政经,就日本新出的小说论小说,也应该更有力度地深入到日本的历史文化中去,了解其中的东西。

礼仪起于饮食,食事背后有文化根源

  顾文豪:您的《知日的风景》出版后,未经宣传即告售罄。读者反映书中很多东西他们都不知道,一些分析也颠覆了他们的认知。我很想就如何理解日本,再听听您的看法。

  汪涌豪:这不是因为我多闻见,只是多留意而已。我初识日本是在1998年,在那里待了两年。那段时间,日本人称为“价值观改造期”,可见社会变化之剧烈。几年后再去,这种改造的负面悉数浮现。所以纸上留痕,也就易见声色。

  其实,因受限于篇幅,每一题下还有许多内容未及展开。譬如说到“食鱼民族”,那里的千门万户如何高张鱼旗为男孩庆贺,武士又如何因鱼不惧受刀而获得切腹的勇气,乃或以鱼为题材的俳句、落语、绘画如何丰富有趣。许多西方人甚至认为,日本人的聪敏全赖食鱼,日本文化的精髓也与此有关。你乍听之下,觉得有些言过,但再想想,从布列塔尼贝隆生蚝,到里海鱼子酱、挪威熏三文鱼,西方经典美食无不保持着原初精细到笨拙的生产方式,他们对日本鱼生料理有高度认同,原本可以理解,即如伊森伯格等人将其与动漫一起,标举为日本软实力的象征,也并非全无来由。

  再如日本人的礼貌,许多细微处也未一一例举,因为一旦例举,就需追加说明。譬如他们视鞋脏为失礼,你不一定猜得中,那是因为鞠躬首先看到鞋的缘故。其他如谚语之所以多嘲笑石榴和青蛙,是因为其好开口,可用以暗讽多言者失礼。

  顾文豪:我明白您的意思,礼仪起于饮食,食事背后有文化。和许多读者一样,我感觉您非常关注所写事象背后的历史文化。

  汪涌豪:其实,自弥生时代吸收从朝鲜传入的汉魏文化,到“大化改新”吸收隋唐文化,明治维新吸收欧洲近代文化,虽说日本从未离开过向外获取。即就礼貌而言,由中川忠英所辑《清俗纪闻》分礼乐射御书数6卷,实录江浙闽一带的礼俗可知,其人之知书好礼,也与对中国礼制的汲取大有关系。但诚如著名史学家、日本古代史研究第一人津田左右吉所说,日本文化基于日本民族的生活和独特历史展开。自十七世纪“水户学派”兴起后,日本人又刻意凸显这种不同。这种努力的结果是,一种基于岛国根性、稻作文明与神道信仰的独特文化最终于成型。今天,源自中国的禅宗被按日语发音读作“Zen”,同样发端于上古中国的漆器被写作“Japaneselacquer”,都是这种文化广有影响的表征。而一般人的感觉,日本处处可见中国痕迹,但仔细辨认又天差地远。所以我常说,这种文化与我们固然不能称为异体,但也绝非同体,甚至不是互体。

三岛由纪夫说过:“所有的日本人都是反常的”,因为他们的文化中,原就包含有这种反常的因子

  顾文豪:不过,许多日本文化研究只流于表面,如谈日本人的国民性,只知道照搬《菊与刀》而不能赞一辞、辩一辞,这是否也是一种遗憾?
  汪涌豪:本尼迪克特确实了不起,既非专门家,也从未到过日本,仅领受中情局的指派,就能写出高水准的名著。但也因为这个缘故,许多论说不免过于简单,不够深入。有些重要判断则非她的发明,日本人自己早有论定。如关于日本人性格的矛盾分裂,和辻哲郎就有准确的揭橥,他称日本人性格中,“静穆的激情”与“好斗的恬淡”常常纠缠在一起,是所谓“在忍从中隐藏爆发”。关于这方面,还可参看荒木博之的《日本人的行动样式》等著作。个人的感觉,他们谈得都比《菊与刀》要好。由此切入,确实有助于人理解日本人及其背后的文化。

  举个例子,日本人普遍重视家庭,常把“家族”一词放在嘴上,但另一方面,亲属间的匿杀虐待又很普遍,特别是对老人的虐待与冷漠,直接导致了这些年老年犯罪激增,是为作家藤原智美《失控的老年人》一书所说的“老龄化社会的噩梦”。筒井康隆的《银龄的末日》更写到为争取一个“天寿”名额,那里的老人竟同意采行相互处死的残酷制度。今天,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将不得不面临“孤独死”,可前首相、财务大臣麻生太郎是怎么说的?他称这些老人是无法养活自己的“不合格的人”,为减轻国家负担,应允许其早点死掉。你听了一定震惊,这也太冷血了。但如果看过今村昌平据深泽七郎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楢山节考》,说的是信州山中从来有一种“参拜楢山神”的习俗,规定年过70的老者都要由家人送入楢山等死,谁到年龄不死,并还牙口好、身体壮,会被认为可耻,也就是说,那个地方原本就有弃老的传统,你就释然了,原来这背后仍然是特定的历史文化在起作用。三岛由纪夫说过:“所有的日本人都是反常的”,因为在它的文化中,原就包含有这种反常的因子。

日本人不愿正视侵略历史,与他们文化中缺乏这种认识能力有关

  顾文豪:由此想到,近代以来,日本与亚洲各国的相处始终不睦,有些时候还迭生龃龉甚至冲突,这是不是也与他们特殊的历史文化有关?
  汪涌豪:当然有关。日本人是谦逊与狂傲的杂合体,政治上神道天下观与大陆经略野心的融合,学术上近代汉学与东洋史学的导向,都让“日本人特殊论”与“优秀论”深入人心。并且,与后来体认到不能全盘“欧化”不同,他们较早就确立了“唐化”不行的想法,后见宋亡于元,明亡于清,对中国就更为轻视,明言“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在他们看来,自南宋陆秀夫负少帝投海,明崇祯吊死煤山,足以表明中华正宗已不复存在。至于对原本归服于以中国为核心的册封——朝贡体系的亚洲其他国家就更轻视了。加上整个社会缺少对普遍性原则的体认与尊重,力即正义的实用主义盛行,导致其未能形成明确而统一的是非观念,一如其神话中,天照大神既非永远正面,素盏呜尊也非永远邪恶。而信徒甚众的净土宗,甚至还有恶人更易往生极乐的说法。由此,不承认世界存在有普遍真理,未学会用普遍的道德原则改化没有严格教规的神道的影响,终使一种集团心理和盲从力量得以无限张大,内省与反思的文化严重缺乏。最后,一种极为荒谬的认识出现了:他们自认为日本是亚洲第一个战胜白人殖民者的国家,通过战争极大提升了黄种人的地位。显然,这种荒谬的认识是与他们长久积下的历史文化意识相关联的。也所以,西方研究者认为,日本人之所以不愿正视侵略历史,是与文化中本就缺乏这种认识能力有关的。

  今天,中日两国乃至日本与亚洲各国的情势已自不同,但一部分日本人仍不忘强权。日本人论及二战,所谓“战争”特指对美开战,对中国只称“事变”;论及战争结局,又多用“终战”,而非“败战”或“投降”,意识深处仍认为其发动战争的初心是基于容让的“凹型文化”,如此漠视普遍真理,缺乏内省反思,其底里还与日本文化中那种不执着是非的“流转意识”有关。正是基于此种意识,他们常回避是非,并对罪恶抱持“随波流去”的态度。

研究今日之日本,需更有力度地深入到日本的历史文化中去

  顾文豪:您对今天如何更好地了解日本,还有什么具体的建议?

  汪涌豪:本来,比之西方战后不久即成立专门的研究机构,我们不仅起步晚,水平明显落后,即与日本对中国的研究相比,差距也不小。当然,眼下的日本正向内收缩,成为比任何时候都要内向的国家,学生不肯出国、智库难聘外人的情况在在多有,大学里的中国研究就更遭冷落。年初有家刊物,居然登载《现代媚中派人名辞典》,将从演歌家谷村新司与优衣库首席执行官柳井正等人一网打尽,充分反映了其国民的情绪对立与心胸狭隘已到了何种程度。

  但尽管如此,那里终究还有有识之士。如已故沟口雄三就曾在《中国的冲击》一书中,对日本停留在过时的“近代化史观”,回避中国的政经发展表示忧虑,他明确提出应“深入到中国的历史中去”。

  我想,我们也不能就日本当下的政经谈政经,就日本新出的小说论小说,也应该更有力度地深入到日本的历史文化中去。今天,虽说在日留学、就职和从事研究的外国人中,中国人为最多,但倘若我们的学生仅仅出于哈日而了解那里的流行文化,我们的学者仅仅为了维持生计而只以中国学甚至中国语为自己的专攻,那么即使身在其中,知见仍将昧于行外。须知,天蓝水清、爱猫喜狗的浅表介绍,代替不了对日本历史文化的认真释读与深入研究。关键是要真正的进入和深入。

  所以,我愿再度重提上世纪20年代留日学生汪公纪的话,吁请所有关心中日关系的读者,能做到知日最是重要。如此既知其当下,又知其历史文化,并因后者而对前者有更真切的认识,更智慧的应对,我们一定能把握历史先机,拥有光明的未来。

 

 

 

中国与世界其它文明国家的差距在哪里?

辽宁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政治学系博士生导师 木然

2013-07-09

    王冲所著《差距》这个书名就告诉读者,这本书是要找差距的,是要让人们知道中国与 世界文明国家的差距哪里?其核心差距是什么?作者并没有通过宏观叙事的方式找差距,而是通过生动有趣的细节谈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诸方面的差距,通 过细节比较世界文明国家与中国的差距。在细节的比较中人们自然会发现,中国与世界文明国家的差距不是硬实力之间的差距,而是软实力之间的差距,是现代文明 与传统文明的差距,是公民与臣民的差距,是宪政民主政治与传统专制政治的差距。

    《差距》一书分为六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从中国与日本相比较中找差距;第二部分是从中国和美国比较中找差距;第三部分是从中国与欧洲比较中找差距;第四部 分是从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国际关系比较中找差距;第五部分强调比较差距不是矮化中国,而是强化中国;第六部分是作者给中国支招,指出中国走出困境、缩小差距 的若干细节性思考。

    《差距》一书不是理论著作,而是作者以他特有的记者身份优势并通过走万里路的细节观察来找出中国与文明国家的差距。作者书中很少用理论辩是非,而是通过事实验理论,通过细节断真相,通过细节看中国,通过细节看差距。

    都说细节决定一切,对于《差距》一书来说,细节决定着国家政权的合法性,细节决定着公民的尊严,细节决定着国家的未来。没有细节,就没有一切。没有细节, 大国就会架空。没有细节,政治就会变形走样。没有细节,公民就没有尊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文化在细节中定存亡,决生死。

    文明进程是小文明决定大文明的过程。中国之所以不行,就在于中国人爱谈大事,对小事却总也谈不好,做不了,也做不好。国人爱谈大政治,爱谈宏观政治,而对 于身边的政治,或是不谈、或是不能谈、或是不敢谈、或是不会谈、或是不想谈、或是不懂如何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自己兴亡,自我免责。正所谓,吃地沟油 的命,操中南海的心。这其中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制度上的原因更具有根本性的意义。中国的政治制度对公民权利保障严重缺失,对国家保障严重过头。过度国家化 导致个人空间、公民权利空间过小化。利维坦怪兽与臣民形影不离,伴随左右。
文明进程是制度与文明互相推进的过程。美国的宪政民主政治保障私有财产、知识分子有独立担当、言论自由和司法独立,这四个方面使得美国的民主和其它文明国 家和地区的民主能够稳定发展。美国民主制度的发展,取决于美国的民情,美国的文化。正是美国的民情、美国的文化使得美国的民主在美国人的心中扎下了根。美 国人的思维方式、美国人的多元文化、美国人的性格、美国人的生活方式都在影响着、推动着美国的宪政民主制度发展与进步。美国人把监督政府、问责政府看成是 天经地义的。他们把言论自由看成是人的核心尊严。美国人觉得美国的宪政民主并非完美无缺,他们知道美国的民主还过得去。他们对美国建国者们建立起来的民主 制度尽管持有异议,但他们在捍卫美国的民主制度问题上绝不言弃,他们“尊重制度胜过个人主义”。

    文明进程是教育平等化的过程。就中国与日本相比较而言,经济差距是差距,但经济差距背后的差距才是最根本的差距,这个差距就是教育。中国与日本的差距在幼 儿园就开始了,"教育在幼儿园阶段显现的微小差别,会在未来无限放大,像手电筒的光一样,照得越远,散射越大,影响面越广。"日本幼儿园在教育方面更加注 重社会公平,更加注重对弱势人群子女的保护。幼儿园对小孩的教育是平等的,不因为种族和肤色有所差别。日本幼儿园小孩子是不能给老师送礼的。日本让最穷的 孩子有尊严。日本教育从小就开始让学生讲诚信。日本如此,世界其它文明国家也如是,美国、欧洲有哪一个国家不重视教育呢?他们对教育的重视并不是给学生洗 脑,而是让学生长大之后给政府洗脑,要让政府知道,每一个公民的权利是不可侵犯的,政府存在的目的就是要为公民老老实实地服务。与日本和其它文明国家相 比,中国幼儿园是不平等的,有贵族式的幼儿园,有平民式的幼儿园,有农民工式的幼儿园,中国的孩子一上幼儿园就知道人是不平等的。中国的孩子从小就看到别 人送礼,看到自己父母给老师送礼,从小就懂得和学会了"送礼学",学会了腐败。

    文明进程是生命尊严提升的过程。以色列无敌就是因为尊重生命,"在他们眼里,一个人就是一个世界,每一个生命都无比珍惜,他们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以色列人, 无论何时何地。"在这个世界上,生命是脆弱的,生命又是神圣的,生命不是任何组织和政权的工具,生命不是稻草,生命的神圣不仅来自上帝的恩赐,而是来自于 人是人而不是动物的自我承诺和担当,来自于人生本身造就的意义。任何一个不尊重生命的政府都可以废弃,任何一个不尊重生命的组织都是反人类的组织,都是在 与人类为敌。人是目的不是手段,任何把人当成手段的思想、观点、价值都是违背人权的,都是与人类文明相悖的。

    文明进程是公平正义彰显的过程。为了体现和贯彻公平正义原则,西方国家大都建立了很好的社会福利制度,使这些国家的每一个人基本生活都有保障,他们不会因 为失业也滑向没有尊严的社会底层,也不会因为有了工作而高高在上,就有了嘲笑社会底层的资本。西方社会的公平正义已经成为政府和社会共同遵守的底线。福利 制度搞得最好的是瑞典,作者介绍道:"新生婴儿的父亲有权9个月不上班,婴儿的母亲也同样领全薪在家看孩子。孩子16周岁以前,父母均可获得生活津贴,年 满16周岁以后,完成9年制义务教育的青年,如继续深造可获得学习津贴;病人所享受的病假补助,其数额视病假长短而定,相当于工资的75%~100%;医 疗费用和经医生之手的药品开支,大部分由国家负担。"一个国家把人的生老病死都包下来,和谐社会自然不期而至。当然,福利搞得越好,也会带来弊端,如社会 没有生气,个人缺少奋斗目标,懒汉成为社会公害等,但这并不是成为破坏社会公平正义的理由。

    文明的进程也是让中国认识到差距的过程。与世界文明相比,中国宪政民主制度没有建立起来,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市场经济并不完善。由此而带来的问题是社 会道德低下、人们信仰危机、教育工具化、大学失去学术自由的灵魂、普世价值本土化严重受挫等。这些弊端已经成为社会公害,成为中国走向世界文明的巨大障 碍。

    一个自视天朝自大而无视与他国有差距的国家和民族是可悲的,看到差距而妄自菲薄的国家和民族是可耻的,看到差距而拒绝弥补不足的国家和民族是没有希望的。 对于中国来说,认识差距、重视差距、消除差距应成为国人共同努力的目标。一个国家、政府、社会都应在看到差距的过程中加快融入文明的步伐,让公平正义照耀 在中国的大地上,让普世价值成为人们的神圣信仰。

    作者简介:木然 : 1962年生,辽宁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政治学系博士生导师,网络政治研究中心主任。生于文革年代,成长于改革开放年代,在浪漫时期注入理想,在享受改革成果中变老。民主自由是本人不懈的追求。
 

 

中国教育落后西方上百年

宋怀常

    我们都知道,中国教育问题很大。实际上,中国教育是中国最为落后的一个领域,一些指标比西方要落后上百年。

    义务教育方面,1763年,普鲁士(德国)颁布强迫教育法令,这是义务教育的正式开端。19世纪下半期,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颁布了普及义务教育的法令,确立和推行义务教育制度。而我们是在1986年开始实施义务教育法,但义务教育在全国真正普及不过是近几年的事情。我们比西方要落后100-200年。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方面,1960年,美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31.5%,而我们经过最近十余年的大规模扩招,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刚刚达到26.5%。比美国要落后50年以上。

    最重要的是教育观念、教育方法的落后。虽然中国教师学习了很多先进的理论,但实际使用的却是最落后的以教材、教师、教室为中心的方法,这是德国教育家赫尔巴特在200年前提出的理论(或译为“课堂中心、书本中心、教师中心”),早已被各国教育界抛弃。并且,赫尔巴特在200年前就批评死记硬背的学习方法,但我们现在仍然是这种方法。

    法国社会学家勒庞在出版于1895年的《乌合之众》一书中,对当时的法国教育进行了批判,他引用了当时的法国教育家泰纳的话:“从小学直到离开大学,一个年轻人只能死记硬背书本,他的判断力和个人主动性从来派不上用场。受教育对于他来说就是背书和服从。”

    “这种教育制度使服从它的人强烈地厌恶自己的生活状态,极想逃之夭夭。工人不想再做工人,农民不想再当农民,而大多数地位卑贱的中产阶级,除了吃国家职员这碗饭以外,不想让他们的儿子从事任何别的职业。”

    “他们中间有一半甚至三分之二的人,是为了考试而活着。”

    “我们的学校寄宿制度,人为的训练和填鸭式教学,功课过重,不考虑以后的时代,不考虑成人的年龄和人们的职业,不考虑年轻人很快就要投身其中的现实世界,不考虑我们活动于其中、他必须加以适应或提前学会适应的社会,不考虑人类为保护自己而必须从事的斗争,不考虑为了站住脚跟他得提前得到装备、武器和训练并且意志坚强。这种不可缺少的装备,这种最重要的学习,这种丰富的常识和意志力,我们的学校全都没有教给法国的年轻人。它不但远远没有让他们获得应付明确生存状态的素质,反而破坏了他这种素质。因此从他走进这个世界,踏入他的活动领域之日起,他经常只会遇到一系列痛苦的挫折,由此给他造成的创痛久久不能痊愈,有时甚至失去生活能力。”

    这简直是中国当代教育的活生生的写照。这说明,中国现在的教育方法与观念大约相当于19世纪末的法国,而这时的法国教育落后于英国和德国。我们在这方面至少落后欧洲一百多年。

    美国在20世纪初杜威之前,教育上同样存在形式主义、强调教师中心、填鸭式等弊病,但美国人很幸运,产生了杜威这样伟大的教育家,横扫美国教育的弊病,使美国教育直到今天仍领先全球。我们今天的教育大致相当于美国20世纪初的水平,比美国也要落后一百年。
 

 

 

 

 

 

 

 

发件人:cui-zy<cui-zy@tsinghua.edu.cn>+(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无)时 间:2013年07月22日 17:55 (星期一)布热津斯基:民粹主义推动的区域战争可能大范围爆发2013年06月28日 20:32

民粹主义推动的区域战争可能大范围爆发

美国卡特政府国家安全顾问 前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布热津斯基

编译 李灏

    美国智库学者布热津斯基,6月28日,在清华大学举办的第二届世界和平论坛上发表演讲。布热津斯基指出,当前全球正面临秩序丧失的威胁,这种威胁产生的基础有可能是民族主义、宗教冲突,以及历史积怨等。布热津斯基称,在这种框架内,全球潜在冲突区域的范围不断扩大,从北非、西非、中东、波斯湾一直到南亚、西亚甚至是中亚;尤其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后,民粹主义推动的区域战争,在大范围内爆发,变得非常有可能。

    布热津斯基提出,在当今世界,中美两国建立良好的关系对全球稳定极为重要。美中关系和冷战期间美苏之间的竞争关系完全不同,中美之间并没有意识形态的冲突,在可预见的十到三十年也不存在军事上的威胁。布热津斯基还就斯诺登等热点话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布热津斯基,美国智囊、国际关系学家、地缘战略家。曾任美国卡特政府国家安全顾问,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1977~1981年)。著有《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大抉择——全球统治或全球领导》等,提出亚欧大陆是最重要的地缘政治中心,认为美国要继续保持世界领导地位,必须控制亚欧大陆。以下为布热津斯基演讲全文:

主席先生、女士们、先生们,

    首先我非常高兴能够参加世界和平论坛这样重要的论坛。感谢清华大学和外交学会。清华大学和外交学会在世界上享有盛名。此次论坛上,与会嘉宾分量很重,去年,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现在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先生参加了这一论坛,今年则是李源潮副主席参会。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清华大学培养出过许多中国的国家领导人。我相信,未来从在座的各位中,也会走出国家主席,这种猜测并非完全没有可能。

    回到论坛主题,我想分享两个论点,第一,当今世界正面临着全球秩序丧失的问题,这一问题越来越严重;第二,正是因为全球秩序丧失,中美之间建立以共同利益而非相互敌视为基础的务实关系,对全球稳定至关重要。

    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大国冲突成为世界事务的主要特征。大国冲突就有可能导致,一个国家或者一种意识形态统治全球的局面,比如18世纪的拿破仑在欧洲进行的战争,在当时统治欧洲就意味着统治了全球。还有之后的一战、二战,以及冷战,都有这种一方独霸天下的潜在可能。

全球面临失序威胁 来自于民族主义、宗教冲突、历史积怨

    而在21世纪,世界事务所受到的威胁是完全不同的。这种威胁不再来自超级大国,或者是霸权主义,而是源自全球秩序的丧失,这种威胁产生的基础有可能是民族主义、宗教冲突以及历史上的积怨仇恨等等。正是因为这样,一个国家将自己的利益置于全球之上,或者以自己的意识形态来统治全球,已经不可能了。之所以我们面临这样的现实,主要有几个基本的原因。

    第一,在过去,超级大国可以开发毁灭全人类的终极武器,从而形成全球霸权。当我还在白宫工作的时候,我还记得,美苏之间差点就爆发这种毁灭性的战争。如果这种毁灭性的战争真的发生,那么我想,在战争开始的最初几个小时,全球至少要有8500万人丧生。尽管美苏在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方面处在敌对状态,但当时两国都意识到战争所带来的不可承受的灾难,所以也都谨慎处理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避免走向战争。

    第二,21世纪出现了全球力量重新分配以及力量分散化的趋势。力量中心正向亚洲转移,美国再加上欧洲也不可能再统治世界,但在亚洲内部,这种力量分散化的问题更为严重,在亚洲内部也不可能出现可以统治全亚洲乃至全世界的力量。

    第三个,我认为和公众觉醒有关。这又和大众传媒的崛起以及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垮台有关系。这使得政治活跃分子以及军事活跃分子,可以将因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而起的民族仇恨和政治现实、民众情绪相结合,发动所谓的“民族战争”等。

    而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历史记忆,也使得这些人对外国统治或者外国干预的存在十分反感。这也使得一个国家、一种意识形态想要统治全球,变得不可能。包括前苏联、俄罗斯以及美国的一些历史经验都证实了这一点。

    在这样一种框架内,全球潜在冲突区域的范围不断扩大,北非、西非、中东、波斯湾一直到南亚、西亚甚至是中亚。尤其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后,民粹主义推动的区域战争,在大范围内爆发,变得非常有可能,这种战争往往建立在民族意识或者极端宗教主义的基础上。

亚洲国家之间更有可能产生核冲突

     在这一区域里,亚洲是非常脆弱的。这一点有点类似于20世纪的欧洲,当时的欧洲也面临冲突,而且民族主义情绪也不断加强。国与国之间的领土争端和资源争夺也变得愈演愈烈,当然也包括海洋权益问题。

    这就需要我们特别注意那些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与势力。这些国家因为拥有核武器,所以也具有特别的破坏力。这些国家,包括美国和俄罗斯在内,都在以谨慎的方式追求一种稳定和平衡,尽量做到不再相互威胁,并谨慎的控制各自的军火库规模。

    在这方面,中国所追求的是一种最低程度的震慑,这是值得赞赏的。美国和俄罗斯目前拥有的核武器规模是和冷战有关系的,现在也在不断削减核武器的规模,当然他们也希望其他国家做出同样的努力。英国和法国也是核武器国家,但某种程度上,英法的核力量是美国核力量的延伸,他们也都不准备单独使用核武器。

    但亚洲的情况就有些复杂,比如南亚大陆的两个主要国家——印度和巴基斯坦,都是核国家。而在朝鲜半岛,韩国以及日本担心美国会随时撤出对他们的核保护伞,这种潜在的担忧也可能使这两个国家成为核国家。而朝鲜,就在几周前,还在利用开发核武器,使半岛局势紧张化。

    坦率地说,正是由于中国的介入,也是由于中国有技巧的、巧妙的、明确的,但有又是静悄悄的外交手段,使得紧张的局势再次缓和。此外,还有以色列以及拥有潜在核能力的伊朗,二者之间也有矛盾。这些都是亚洲范围内拥有潜在战争威胁的地区。

    这些地区冲突是旧时代向新时代过渡时留下的产物。这些国家,尤其是一些亚洲国家都认为出于安全考虑有必要拥核,而这一点恰恰会带来威胁,国家之间就有可能产生核冲突。

美国是远东地区和解与和平相处的真正推动者

    所有这些都使得美国在远东的存在具有建设性,也有可能减少区域争端升级的可能性。美国在本区域的存在可能减少远东军火库的规模,因为只要美国存在就意味着战争没有胜利方,没有一家可以赢,这也有利于中国的长期利益。

    另外美国也可以鼓励远东地区主要亚洲国家间的和解,实际上美国也是这么做的,而且获得了一些成功。美国在过去几十年里都在积极介入区域事务,比如在欧洲,美国曾经推动法德和解,美国对两国都给予了经济援助和政治支持,美国也鼓励德国和波兰之间的和解,降低了两国冲突的可能性,如果这两个国家有冲突的话,将对欧洲的心脏造成毁灭性的打击。美国现在也在推动波兰和俄罗斯之间的和解。

    在这样的过程中,美国也积累了一些经验,但要在亚洲应用,不一定完全可行。因为在欧洲,和解是建立在各方自愿的基础上,而且美国也使各方以体面的方式达成了和解。这些国家过去曾介入过战争,在战争结束后,战争国曾一度想要主宰并想羞辱战败国。而对战败国来说,他们也不想跪下来向战胜国请求帮助。

     在这个过程中,美国一直在鼓励各国严肃认真地进行沟通,尤其是使得这些国家的年轻人能够重新审视并认真看待自己的历史。而在亚洲不一定能够完全适应,因为亚洲历史上战乱冲突不断,仇恨已经根深蒂固。

中美建立良好关系对全球稳定极为重要

    在当今世界,中美两国建立良好的关系对全球稳定是极为重要的。美中关系和冷战期间美苏之间的竞争关系完全不同,美苏竞争关系是建立在地缘政治层面上的焦虑感和野心基础上的,也是建立在意识形态敌对基础之上的。而这一点在美中之间不存在,美中之间的相互依存是一个事实,两国都强调这一点,中美之间并没有意识形态的冲突,也没有可能——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10年、20年、30年——也不可能在军事上对对方产生威胁。

    正如中国外长昨天所说到的,我们两国是当今世界稳定的压舱石和和平推动者。我想作为外长,他是代表中国政府说话的,我也完全同意他所说的这一点。中美都认为两国之间的敌视对谁都没好处的,他们也不会这么做的。但尽管如此,我想一些冲突仍然可能在两国发生,不过这些冲突不会导致战争。还有一些利益团体有可能出于一己之私在两国间制造敌视。

    如果两国能够就一些国际问题进行定期沟通的话,就像最近举行的两国首脑会谈一样,将有助于推动两国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层面上的可持续的合作关系。在最高领导人会晤中,我们不但要讨论现存的分歧,同时也要讨论未来的潜在冲突,通过沟通,可以看到两国在一些问题上有哪些相似点,有哪些不同点,如何来求同存异。

    我想对于美中来说,两国应该仔细地考虑一下,如何共同谋划建立一种全面的经济合作关系模式,尤其是在亚太地区。现在中美有两种不同的建议,中方有RCEP,美国是被排除在外的;美国也有TPP,中国是被排除在外的。我们之间如果能够建立一种合作模式,相互能够包容的话,结果会更好。

    今天,中美是唯一的两个全球性力量,世界大国的意义不仅仅是经济政治大国,还包含社会发展,社会财富等理念。同时这两个全球性大国也必须同世界上的其他主要力量互动,包括欧洲。虽然欧洲并不是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但欧洲仍然是一个重要的经济体。还有要同面临严重社会和经济问题的俄罗斯合作,当然也有日本、印度。如果同印度的话,也还必须和巴基斯坦打交道,因为印度和巴基斯坦是经济大国,同时也是潜在的军事大国。此外,也必须同印尼沟通,因为很明显印尼在本区域也是逐渐崛起的大国。

    我们不仅仅是为了美中自己的利益,同时也必须要意识到,通过两国努力可以实现我们在全球范围内的责任,有效应对区域冲突,避免核扩散。大家知道美国最近已经决定减少核武器,通过这种方式进一步推动国际合作。

    中东叙利亚就是一个试金石,但我认为仅仅美、俄参与的话这个问题不可能解决,即使再加上欧洲名义上的参与,也不可能。实际上欧洲的参与并不是建立在能力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他们某种历史的需求基础之上的,而这种需求在外界看来,并不受欢迎。

    我们也必须要有中国、印度、日本等国的参与。所有这些国家都是利益相关者,如果仅仅是叙利亚问题的话,那容易解决,但它不仅仅是叙利亚的问题,已经成为本地区的导火索,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伊朗问题也是这样,波斯湾如果发生危机的话会影响到所有我所提到的国家,尤其是那些依赖波斯湾石油供应的亚洲国家。所有这些问题都呼吁美国和中国进行战略合作,也鼓励其他国家能够积极参与。

    最后一点,实际上大国之间的合作,在解决全球问题时,非常重要。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两国领导人都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们也愿意为此做出努力,谢谢大家!

    互动环节:

和解一定是建立在双方自愿基础上

    前驻日大使陈健:美国推动法德关系和解是符合美国的利益,而中日关系,日韩关系上和解,是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的,美国是否愿意发挥类似作用?

    布热津斯基:首先大家应该认识到,和解是建立在各方自愿的基础之上,无论是法国和德国,还是德国和波兰,双方都有和解的意愿。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提供了帮助并鼓励欧洲的和解。我并不认为美国可以单边启动欧洲的和解程序。我想相关国家要认识到和解是符合自己利益的,通过单边的方法是不可能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美国可以协助各方进行沟通,可以建立一些讨论环境,维持和解进程的持续发展。

    我想再提到一点,和解不应该是侮辱,侮辱感只会起反作用。和解要互相尊重,但是如果敌意根深蒂固的话,这点就很难做到。美国已经开始认识到这一问题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存在。1990年后唯一的超级大国,可以一直维持到本世纪前十年,这种情况在未来已经不复存在了。现在的世界更加复杂,有更多的力量出现,包括中国,中国将在世界上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尽管其内部也面临着众多危机。而美国尽管强大,但也不再是唯一的超级大国。而这种认识已经慢慢为美国政界精英所接受。作为一个国家,整体来说并不愿意维持伊拉克战争,整个国家希望结束阿富汗战争,整个国家并不愿意美国在叙利亚进行主要的干预。他们希望温和的,限定在一定程度上的干预。那么现在就有一个问题,一定程度的干预能有效吗?我之所以批评干预,就是因为我并不认为所谓的一定程度的干预会成功。所以要么就是实际干预,要么就不参与。在我看来,实质上的干预可能会造成在地区事态爆炸性的发展。

    另一个就是互相谅解,我们和俄罗斯、亚洲国家,以及英法一起来制定对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的一个妥协方案:给他选择,让他完成到明年的任期,然后做一些安排,在叙利亚进行新的大选,而他可以选择不参加竞选。这有可能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法,这种方法也可以保全阿萨德的面子,让他选择以体面方式下台。所以我们可以共同探索一种比较持久的叙利亚问题的解决方式。

斯诺登破坏了美国针对恐怖主义的防卫系统

    清华学生:斯诺登事件,美国对中国指责,中国是躺着中枪。现在中美俄都牵扯进去,各国反应也不一样,您如何看待?另外从您个人角度,作为美国人您怎么看斯诺登这个人?

    布热津斯基:首先,对待斯诺登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真正透露的是什么。他透露了大量的信息,涉及到美国的先进技术。这些信息经过系统性的专业处理,以便确定是否与恐怖主义活动有关联,所以这些信息并不是针对个人的监督,也不是侵犯公民权。实际上,通过这种系统,美国至少发现并制止了50起恐怖主义的袭击,但斯诺登的行为破坏了这个防卫系统。我想,抵制这种信息泄露的方式,不仅符合美国利益,也符合中国、俄罗斯的利益。

    如果斯诺登所泄露的信息更加敏感的话,如果这些信息涉及到我们针对他国的情报活动的话,我想其他国家并不会同情我们,虽然每个国家都想了解其他国家有什么样的计划、有怎样的武器系统。如果斯诺登暴露了大量美国针对中国、俄罗斯的情报活动,那我可以完全理解中俄不会对我们提供帮助。但目前斯诺登事件还没有达到这个地步,斯诺登泄露的信息有限。

    目前,我想中俄也不是很确定斯诺登泄露的信息有多重要,这就是为什么大家现在也非常谨慎,并没有把斯诺登交给我们,也没有帮我们抓住斯诺登,因为他们也在等待,观察他是否有更多信息,是否会分享这些信息。我想,国家之间当然要倡导合作,但出于现实主义政治需求的考虑,各国也被迫要进行系统性的大规模情报收集工作。

    凤凰网资讯:斯诺登事件后,中国用“照照镜子管好自己”回应美国指责,认为美国对中国的指责是双重标准,您怎么看?

     布热津斯基:到目前为止,我们显示并没有对美国公民进行监听,监听只是针对外国公民的。美国公开的表态立场是,可能有多达50起在美国境内或国外策划的恐怖主义袭击阴谋被及时制止;而支持斯诺登就等于支持恐怖主义,这将有损这些国家与美国的关系。

    到目前为止,我还不了解斯诺登到底掌握多少情报,但斯诺登威胁要公开的或者准备公开的一些信息中,有可能包含一些内容威胁到美国在其他国家已经展开一些情报活动的安全。实际上,美国确实在其他国家展开情报活动,我曾经在白宫工作过,我清楚我们有这么做,我也清楚其他国家也在这么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没有太多要抱怨的。

    但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斯诺登的行为已经给美国的反恐努力造成了负面影响。我们同各国展开反恐合作,这也包括苏……包括俄罗斯。(布热津斯基原音:including sovie,随后立即改口称including Russia。编者注:苏联与美国是冷战时期在全球并立的两个超级大国;苏联的英文拼写为Soviet Union。)我也怀疑,美国可能也和中国展开反恐合作,因为中国也向美国解释过边疆的暴力恐怖主义袭击。所以打击恐怖主义不仅仅是复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也符合参与反恐合作的各国利益。

    我想强调的是,斯诺登事件的影响远没有结束。斯诺登可能还持有一些信息,他可能把这些信息透露或者卖给其他一些人,美国一定会查清楚。

    谈到中美之间情报合作的话,斯诺登事件确实导致了两国关系的倒退。网络安全,涉及到一国政府或私人机构针对另一国的情报渗透。这不是国家交往的正常方面。如果针对美国的网络攻击如果持续进行的话,我们一定会做出报复性打击,而且我们十分有信心可以进行非常有效的反击。

    中国和美国能够就网络安全的行为准则达成一致的话,将符合双方的利益。

美国尊重中国历史文化和取得的成就

    环球时报:您对构建新型中美大国关系是否有信心?

    布热津斯基:我想中美两国领导人进行了非常好的接触,我们在很多问题上是有共识和谅解的,中国人手里掌握着大量美国的基金,你们买这些债券或者基金符合你们的利益,也符合我们的利益。

    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对全球经济金融稳定有贡献。我们也非常现实,今天早上我所说的,我们已经脱离了那个一国能主宰世界的时代了。在未来的二三十年间,我们还是能够在整体实力上领先于中国,但中国会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一大强国,因此中美之间将会有一个特殊的协作关系,而且这有利于两国利益。

    这是历史上大国关系一种新的尝试,一个新的崛起国家与现在的大国,不一定会发生冲突,只要我们不冲突,两国关系都会变得更好。

    我还可以告诉你的是,美国人是非常有理智的,我们尊重中国的历史文化和取得的成就,我们对中国的关系不是建立在仇恨或者恐惧基础上的,很多中国人也对美国怀有很好的感情,而且很多中国人移民到美国去,现在也有一些美国人移民到中国来。我想我们都知道这些意味着什么。

    中国新闻社:关于中美竞争的问题,很多中国人觉得竞争越来越多,中国的领导人现在认识到需要管理这种竞争,防止冲突,您认为管理竞争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否要制定全球规则使美国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

    布热津斯基:我认为两国领导都做出了表率。这也就证明世界上两个大国如何以负责任的方式进行认真的探讨问题。但我认为这本身还不够,他们交流的越多,就越需要有定期的磋商。两国的官员已经在进行磋商,我们的贸易代表,军方人员都在进行越来越多的磋商,我们还要进行联合行动,比如中国的战舰要参与到美国战舰的联合行动中,我想这是巩固关系的一种办法。

    当然存在着竞争,这是无法阻止的。但竞争如果是要证明谁在社会经济方面表现得更好,这并不是坏的竞争。它不同于能够发展成为战争的那种竞争,我们并没有对中国恶意的计划;我想中国也很聪明,也没有对美国进攻的计划。因此,我认为双方的关系发展得很好。

    在两国都有这样的人,他们对彼此怀有敌意,我们也常常听到他们的言论,在美国有时候是出于商业上的利益或者是保守政治家;中国往往是军方人士有这种看法,但中国的军方也很现实,他们知道要将现在的关系变成敌意关系对双方都不好,这是一种常识。我们也都知道,如果两国关系变成敌意关系都会受到严重影响,在经济与其他方面都会如此,我们无法预测这样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

    我们可以想一下现在有很多中国人在美国学习,很多人选择回国,还有很多人留在美国,他们仍然很热爱中国。现在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也来到中国,我们彼此更加了解。15、20年前到中国来,似乎就是走进一个谜团,很多人去美国可能也有同样感受。今天互相交流已经成了家常便饭,我们的航班经常是坐满的,这是非常好的。

美国在亚洲的存在并不是遏制中国

    美国NBC:关于中国担心美国再平衡对中国的遏制,您怎么看?

    布热津斯基:我想在我们宣布的政策中,没有人提到过要遏制中国,有些人可能只是自己想象。政策应该是这样的,美国1905年就已经在远东地区存在,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在1945年之后我们就加大了存在,我们的存在也促进了该地区的稳定。因为如果没有美国,会有更多中国附近的国家担心中国,因为中国的块头太大了,我都不用提是哪些国家。

     中国有13亿人口,周边有很多小的国家。我们也可以对某些国家进行积极影响,我们不希望看到中日在岛屿问题上进行冲突,我们也可以对日本人说你们应该克制、有耐心、不要挑衅,我们可以鼓励中国保持克制,这是我们对该地区的贡献。

    中国处于一个非常困难的地缘位置,可以看一下中国的地图。我认为至少有14个不同的国家与中国是邻国,这些邻国中的大多数不一定非常喜欢中国。此外,中国的8个海上邻国里,也有一些对中国并不友好。我想我们在该地区的存在使得大家更容易放松下来,来接受现在世界的现实,也就是避免冲突。人员流动,贸易加大,以及全球化的扩展都是常规现象,我们的存在帮助了这一点。

    如果大家了解历史就可以看到,像19世纪英国与欧洲大陆的情况,当时英国并没有与欧洲大陆国家结成联盟,而进行有进有退的方式来保持一种平衡,从这种意义上讲,保证了稳定。如果没有这个效果的话,欧洲大陆可能早就进入冲突了。

    最后一点,今天的亚洲有可能在领土、资源、民族、国家方面有更多的冲突,这些冲突可能比上世纪还多,就像欧洲在上世纪经历的那样。真正发生战争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现在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有时候表现出想在冲突中使用核武,这些国家就在亚洲,而中国并不是这样一个国家,中国一直有着非常审慎的核政策,进行最低限度的威慑,中国知道有核弹就可以遏制其他各方的进攻。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总是制造更多的核武器,我们与俄罗斯的核武数量比其他国家大得多,因此奥巴马总统提出与俄罗斯共同实行30%的削减目标,俄罗斯表示了同意。但其他国家也应该削减吗?我想这是不公平的。因为美俄各自有1500个核弹头,可以几个小时内杀死8500万人,另外还有8000个左右库存的核弹头。相反中国只有300个左右,法国等国大概只有500个,他们没有对其他国家构成威胁,也不感觉自己受到了威胁。巴基斯坦和印度也有大概200个左右核弹头,这也是一个问题。

    我们有效应对了朝鲜问题,还有伊核问题和以色列问题。如果我们撤出的话,中国可能很快看到日本拥核。因此我们的角色总体来说是一个稳定器、平衡器,而不是要疏离与中国的关系。我想中国的领导人也明白这一点。

中国向朝鲜传递的信息非常有效

    CCTV9:您如何评价60年前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角色,以及现在中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角色?

    布热津斯基:就朝鲜战争来说,毫无疑问发生的背景是这样的,二战的结果在世界某些地区存在不确定性非常明显,比如德国的分割,法国殖民者撤出越南,朝鲜半岛也存在这种不确定性。朝鲜半岛上是一个国家还是两个国家,最初朝鲜进攻很成功,我们的反击将他们推到了鸭绿江,中国的反击又将我们推到三八线。当时大家并不清楚朝鲜半岛应该如何分割,现在现状仍然存在。

    目前的事态看,我想赞扬中国的民众,以及一些公开和非公开的工作,使得朝鲜政府更加清醒,少冒险,不要再幼稚或采取危险的行为。我想中国向朝鲜传递的信息一定是非常清楚有效的,大家知道来自于朝鲜的威胁、故作姿态和一些愚蠢行为,在几周前很常见,而几周前彻底结束了这种行为。我非常赞赏中国采取工作来稳定这个危险的局面,习近平主席和朴槿惠总统也正在会面,现在朝鲜半岛局势也在发生重大变化。

 

 

 

发件人:LUYI<yilu@sse.com.cn>+(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LUYI <yilu@sse.com.cn>+时 间:2013年07月15日 16:26 (星期一)发件人: LUYI [mailto:yilu@sse.com.cn] 发送时间: 2013年7月15日 16:26 主题: 黄章晋:十字路口的新疆

新疆骑车旅游

黄章晋

    鄯善、和田发生暴力事件时,我正在新疆骑车旅行,6月28日和田事发时,我正在去和田的路上,当晚抵达时,未见到外间担心的紧张局势,路遇围观的当地人皆态度友善,甚至有路人用不流利的汉语提醒我"今天和田的稳定不好",劝我早点住进宾馆,不要在街上逗留。从我个人所见,民族关系未受暴力事件影响。

  但是,从事件发生后的社会舆论看,要求新疆重回强力维稳状态的声音似乎颇为明显,隔日当地都市报数版评论和《环球时报》的文章都给人深刻印象。

  从官方披露的信息看,鄯善、和田乃至此前巴楚发生的暴力事件,其实是互无影响的孤立事件,集中爆发有很大的偶然因素,它并非新疆社会秩序正在恶化的证明,关于境外势力影响的报道也过于牵强附会。过分的联想不利于新疆的长期发展。另一方面,虽然官方对近期的暴力事件未能披露足够多的细节,但仍能清晰从中看到宗教思潮的影响。若不以历史和社会学角度剖析宗教思潮复兴的内外部因素,呼唤用单纯强力维稳来对抗这种思潮的声音才是真正令人担忧的。

蔓延全疆的宗教保守主义

  2008年以来,我几乎每年都会到新疆,几年间可从维吾尔族女性身上看到服饰时日趋伊斯兰保守化的明显变化。在我的记忆中,1990年代以前,新疆维吾尔族城镇居民在装扮上看明显比汉族更时尚、洋气。1988年新疆本土民谣歌手艾斯卡尔主演的电影《西部舞狂》可窥见当时都市维吾尔社会的风貌。像伊宁这样的边境城市,历史上受俄罗斯、苏联影响,改革开放之初领风气之先,在着装上比东南沿海城市要更西化。但今天的伊宁,在不少新疆人的感观中已经是一座南疆城市了。

  南疆社会素来观念风气较保守,近年宗教保守主义思潮兴起,几十年来世俗化影响的痕迹正迅速褪去。女性着装上的变化,在不少维吾尔人看来,新疆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阿拉伯化"。风气所及,南疆的学校也无法幸免。虽然官方禁止女生戴头巾,但离开校园后,大家都会戴上头巾,负有上街纠正学生着装之责的老师对此已无可奈何。这次我经过的民丰、和田,不知是否还有不戴头巾的维吾尔族女性,我在街上一个也没看到。

  这种保守着装甚至传到了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伊力哈木副教授伊力哈木惊讶地发现,他的课堂上都出现了浑身包裹严实的女生,对此,他只能以这是阿拉伯人而非我们维吾尔的民族服装委婉提示,并希望下次不要这样着装进入课堂。

  保守着装虽由虔诚信徒家庭开始,但很快变成一种被大众肯定的时尚,当它的追随者达到一定比例,是否跟随这种潮流,就变成一种你是不是穆斯林、你是不是维吾尔人巨大的社会压力。它并不仅是一种无形的社会压力,在南疆有些地方,穿牛仔裤、短袖连衣裙的年轻女性,上街可能会遭人训斥,甚至遭掌掴或被人用小刀划伤。

  曾有在内地高校求学的维吾尔族女生抱怨,放假回家与父母回到乡村老家探亲时,为防传说中有人因穿着时髦而被人殴打的事情发生,父母严令其出门时必须着保守的"民族服饰"出门。

  素以攻击大陆官方著称的"自由亚洲"曾报道"乌鲁木齐一追求传统道德的青年被官方击毙"的新闻,在简介事件经过时,无意中提到该"热爱传统道德"的男子当时在"劝告"两位女性注意着装时,打伤了两位试图制止其"说服"的过路人。这种"劝告"在十年前是无法想象的。

  除了多年来官方始终打压不掉的地下传教,75事件后,清真寺里的人急剧增加,做礼拜时人满为患。尤其是年轻人的比例大幅增加。75事件刚结束一段时间,常有人忍不住在里面痛哭失声,绝大部分是年轻人。

  虽然男性服饰上没有变化,但受宗教观念影响不喝酒、不抽烟的人比例大幅增加,不但餐厅、商店禁止顾客抽烟喝酒,有些售卖烟酒的小商店会在晚上被人破坏。

  宗教保守主义思潮的复兴,并非只在维吾尔社会发生,回族、哈萨克族也在受这种观念的影响,只是尚未像维吾尔社会一样,已变成一种不得不从的社会压力。今天的维吾尔社会,集中了维吾尔族精英和受高等教育年轻人的乌鲁木齐和北疆几个汉族居多的城市,是宗教保守主义浪潮中的孤岛。

  官方显然注意到了这种变化,但基层的应对措施显然带有新疆基层政权特有的专政惯性。譬如南疆不少地方挂牌禁止戴面纱的人上公交车、进医院、银行,甚至行政事业单位和国营企业的大院也挂牌禁止戴面纱者进入。从宗教保守主义思潮传播的社会心理基础看,这种打压,毋宁说它是对某些真心愿意戴面纱者的另一种精神褒扬。

  今天,新疆维吾尔社会中的世俗主义群体,正处于宗教保守主义兴起与政府强力之间难以选择的痛苦夹缝中,而新疆社会的发展,亦在宗教保守主义思潮这个全新问题面前,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

伊斯兰复兴主义溯源

  虽然宗教问题是新疆尤其是南疆基层政府日常工作的重点,但宗教保守主义兴起这一现象,只是在反"三股势力"(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时,作为一个背景被官方提及。有些版本的官方叙事中,清晰地谈到了其外部源头:苏联解体后,临近的中亚诸国出现意识形态真空,导致宗教保守主义兴起,然后随着边贸和人员往来传入新疆(由于这个原因,近年来维吾尔族25-40岁的居民很难获得护照)。

  这种溯源,很容易变成一旦出现暴力事件,背后都有海外势力指挥的例行循词,而非真正从历史角度和社会学分析角度的结论。1990年代末以来,为遏制宗教保守主义思潮的扩展,新疆各级政府动员了一切行政手段和社会资源,不但完全未收预想成效,甚至助长了它的影响,其原因或许与这种简单归结于境外势力的认知有关。

  在很多人看来,伊斯兰保守主义思潮的那套主张,是一批从未睁眼看世界、知识和信息最封闭落后的宗教人士的发明,它是一种古世纪思想的简单重现。然而,从观念史来看,伊斯兰世界的保守主义思潮,其实是一种现代性现象。是伊斯兰社会被动进入西方主导的全球化时时,应对这种外部挑战的诸多思潮之一。

  近代伊斯兰复兴运动,最早出现在距欧洲最近的北非。伊斯兰世界遭遇现代西方的第一次强烈刺激,是1789年拿破仑占领埃及。虽然为了安抚穆斯林,拿破仑曾宣称无比尊崇穆罕默德和《古兰经》,并象征性地头裹头巾宣布皈依伊斯兰。拿破仑后不到一个世纪,从北非到东南亚,广阔的伊斯兰世界纷纷成为西方殖民地。穆斯林世界在反抗西方殖民者时,宗教成为唤起反抗者团结一致的最便利工具,借助反抗运动,伊斯兰复兴运动诞生,其标志性的事件是马赫迪的反英起义,它是第一次把宗教做为全盘解决民族存亡手段的肇始。

  马赫迪之后,受过更好教育的知识分子和宗教人士接过了这面大旗,在伊斯兰世界面临全面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时,他们回归宗教正道的主张与世俗主义(主张者主要是青年军官团体)的主张,成为最重要的两类解决方案。前者,在今天被统称为"原教旨主义"。

    "原教旨主义"最重要的思想家有阿富汗尼(Jamal al-Dinal-Afghani,1839-1898)、毛杜迪(Abu al-iala al-Mududy,1903-1979)、库特布(Sayyid Qutb,1906-1966)和霍梅尼(1902-1989)等人,今天,无论是普通保守主义民众还是新闻中常被提及的恐怖分子,其理论的源头,几乎都来自他们。

  "原教旨主义"这个词会让人产生这些人是远离现代知识的印象,事实并非如此。现代"泛伊斯兰主义"的开山鼻祖阿富汗尼,曾游历过英、法、俄,通晓阿拉伯语、波斯语、英语、法语和俄语,涉足过现代数学、工程学、医学、解剖学等领域。他对西方近现代思想毫不陌生,他批判伏尔泰和卢梭的启蒙主义导致了法国大革命后的内乱,批判达尔文的进化论是西方弱肉强食的理论工具,其哲学与科学修养远远超过同时代的中国思想家。

  如果把阿富汗尼、毛杜迪、库特布等人的主张换成中国人更熟悉的词,从毛泽东时代过来的中国人不但毫不陌生,甚至会有强烈的亲切感,没错,他们非常喜欢用"社会主义"这个词,甚至库特布曾说过,他们与共产党人的分歧只有唯物主义――唯物主义被他们认为是导致西方堕落的根源之一。

  他们对西方的描述、对理想社会的描述,对实现公平公正理想社会所用手段的描述,与中国人曾经听到和还能听到的那套话语非常相近。而今天中国人在开放时代面临的各种精神困扰,他们的批判力度也远较"新左派"或杂文家更深刻有力,你甚至不用怀疑,如果他们的著作被翻译成汉语,"乌有之乡"完全可能一夜变绿。

  用更宽广的视角看,你不难发现,除了自身的宗教传统,他们应对西方世界挑战时开出的社会改造药方,与多数有着深厚文明的非西方国家中在面临相同困境时出现的理论有高度相似性,比如日本1930年代法西斯主义的理论鼻祖北一辉的理论。

  或许是这些思想家们自身的学养,或许是伊斯兰世界始终未能摆脱被动现代化的困境,在传统社会日渐瓦解,如何规范道德、如何重塑价值、如何建立社会认同等一系列社会焦虑问题上,他们的观念和理论长时间都在社会中下层和年轻人当中具有强大说服力。

新疆宗教保守主义的内因

  现代伊斯兰复兴运动直指两大命题:民族问题和社会问题。对新疆维吾尔社会来说,最大的问题恰好是这两个。

  而苏联解体、新疆民族关系渐趋恶化、维吾尔社会开始出现一系列社会转型问题,宗教保守主义思潮蔓延,几乎同步出现。但从时代的大环境来说,或许可以这么认为,即便没有外来宗教思潮的传入影响,宗教保守主义理论也会在本土被发明出来并大面积传播。

  曾对新疆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宗教人士阿布里柯木,事实上扮演的正是库特布、霍梅尼等人的角色。由于官方对阿布里柯木的相关信息披露甚少,除了被巴基斯坦击毙的塔利班高级军官马合苏木是其弟子外,我只能知道1990年代的许多暴力事件也是他播撒的火种。

  1997年初由地下宗教引爆的伊宁事件,是75事件前新疆最大的社会震荡。其发酵酝酿过程以及继后的社会影响具有典型的样板性。阿布里柯木的弟子到伊宁地区传教时,当地维吾尔社会正是一块宜于传教的土壤。当时因边贸等因素,伊宁崛起了一个富裕阶层,吸毒、酗酒、赌博、包二奶等现象泛滥,它是新疆艾滋病最严重的地区。阿布里柯木倡导的高尚的、有道德的生活方式的主张符合人们的期待,他们以郊外传统"麦西莱普"聚会的方式吸引了大批人,人们在戒毒、戒酒、戒赌的同时,亦被其极端主义观念俘获。

  伊宁事件后,官方以强力方式清除了各种可能的暴力隐患,但地下宗教活动却并未因此销声匿迹。"塔里浦"(即"塔利班"在维吾尔语中的拼读)被人们认为是品行可靠值得尊敬者的称呼。如果一个人宣称因为宗教问题受打压,私下里会获得社会的尊敬。在追逐时尚和国际化上曾经领潮的伊宁人,很快变成北疆最保守的城市。

  宗教是强化民族认同和向心力的最便捷方式,而民族问题导致少数民族不断强化宗教信仰以增进民族认同的例子不胜枚举。在苏联,有宗教意识原本并不强烈的犹太人在民族歧视政策下宗教意识不断强化的例子,在英国,则有爱尔兰的天主教徒观念变得格外保守的例子。75事件后,维吾尔社会宗教热情加速,正是民族关系恶化的表现。

  新疆宗教保守主义热潮的另外一个土壤,是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社会困境和焦虑。

  改革开放,逐渐打碎了束缚人们身心的旧体制,但从旧体制的熟人社会进入陌生人社会时,又带来了普遍的社会归属感问题,心灵寄托等社会焦虑。尤其是建立在熟人社会中互相评议、监督、制约基础上的道德体系、信用体系随着熟人社会的瓦解一并崩塌,而基于新的社会组织方式上的道德体系尚未建立起来,必然会出现道德沦丧、信用滑坡之类现象。除了可渴望自由的年轻人,人们会普遍怀念温情脉脉的旧时代,集体无意识地倾向于回归传统。

  在新疆,这种社会焦虑和渴求更为迫切。因为内地汉族社会从清末就开始遭遇强烈的外来冲击,五四运动后,不断接受各种外来现代化思潮的洗礼,它在由传统社会步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痛苦和困惑经历了一个更长的释放过程。而维吾尔社会几乎是瞬间、被动地迎来了这一社会巨变。此外,维吾尔社会在发展长期滞后,突然受内地现代化大潮冲击时,竞争中处于不断被边缘化的独特困境,而相对边缘化的集体处境,更容易转而投身宗教寻求心灵慰藉,以此来消解现代化的冲击。

  某种程度上,新疆的宗教保守主义思潮,与内地汉族社会的宗教热、儒家热、汉服热、毛泽东热乃至地下非法宗教的盛行,是同一社会现象在不同环境中的表现。差别仅仅在于,穆斯林社会从未中断过自身的宗教传统,而中断了传统的汉族社会,只能从境外和各种坟堆里寻找精神资源。

  顺带说一句,在新疆民间学者塔伊尔先生看来,五四运动以来的各种思潮冲击,使汉族与维吾尔族在遇到外来刺激时,产生了完全不同的价值判断体系,汉族形成了一种不假思索的价值选择偏好,即在"西方的"和"中国的"、"现代的"和"传统的"、"国际的"和"民族的"这类对立标签中,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西方的"、"现代的"、"国际的",而维吾尔族在面临新的外来事物时,很容易陷入接受它后,"我们是否还是我们"的纠结当中。

  民族问题和转型中的社会问题(后者可参见我的《新疆维吾尔社会正陷入深重危机》一文),在今天的时代大背景下,很难看到根本好转的可能,民族关系的缓和尚有政策施展空间,而社会转型困境问题,汉族社会都未将自身问题真正纳入学术视野,更不要提以社会建设方式来解决它。

  按这个趋势发展,或许有一天你将会看到,甚至在乌鲁木齐,你也难以看到不戴头巾的维吾尔女性。

十字路口的选择

  张春贤主政新疆后,提出"现代文化"的概念(其完整的表述是"现代文化的内涵是现代知识、现代观念、现代制度、包括现代科学技术、现代生产方式、现代生活方式、现代艺术方式等等"),在我看来,这是今天中国地方大员提出的各种概念中最有新意也最有价值的。

  然而,新疆官场差不多也是中国社会离"现代文化"最远的一群人。长期的边疆治理定位,让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严重落后于这个时代。几年前,曾有地方政法要员在系统大会中宣称,现在虽然不提无产阶级专政了,但不等于没有阶级矛盾,专政的武器绝不能丢。他的讲话刊之于书籍,可想他不认为此观点有何不妥。

  张春贤履新后,曾在会议上希望各级官员为了社会发展,要有奉献精神和敬业精神时,用到"豁出去"三个字,不久,某地开发区便立起一块上书"豁出命去造福各族人民"巨大的标语牌,此句之上略小的口号是"以创造新的人间奇迹为目标"。

  简单、粗暴的语言折射的是其行为方式。面对原因复杂的宗教保守思潮,他们理解和推行"现代文化"的方式,便是前述种种禁止着"罩袍"的穆斯林女性有限接触现代社会、现代文化的机会。在南疆有的县城,晚上十点(新疆夏季十点半日落),临街小巷的大门就统一落锁。

  虽然不宜苛求今日新疆如履薄冰的为政者,但新疆长期以不出事为第一要务的严厉管制,导致新疆比内地对发展的理解更重物质而轻文化。尤其对维吾尔社会的文化发展来说,近十年来,可用荒漠化来形容。

  不要说民族文化出版影视事业乏善可陈,甚至农村居民缺少足够的娱乐生活。即使有电视机的家庭也不愿看电视――译成维吾尔语的内地电视片,不但与维吾尔人的生活相去甚远无法理解,而且其较开放的生活方式也与保守的民风相?牾。精神资源的极度匮乏,使人们只有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要么是放纵欲望和感官的"堕落生活",要么是沉浸在宗教体验中的"高尚生活"。

  当现代文化缺少有效方式和传播力抵达广大农村社会,不但现代文化无从谈起,甚至在外部刺激下,它会逐渐趋于以保守的姿态来消解这种外来冲击。――电脑、VCD在新疆成为宗教思潮最强大的传播工具,无论如何是一种对现代化的反讽。

  据当地消息说,最近新疆文化机构正与土耳其洽谈,试图翻译引进一批影视文化作品,如果此消息可靠,这对在新疆传播世俗化"正能量"来说,无疑是项值得大为称道的转变。不过,现代文化的建设终归要立足本土化,予新疆民族精英以更宽松的创作环境,重建世俗化的少数民族精英与大众之间文化、精神产品的桥梁,才是缓解新疆农村地区精神文化生活饥渴的根本之道。

  可忧的是,在席卷新疆的宗教保守主义浪潮面前,维吾尔世俗精英显然是最焦虑痛心和急迫的,但他们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甚至也找不到合适的话语来评论分析它。

  放眼世界,现代化过程中如何应对宗教保守主义思潮,也是一个缺乏可靠成功样本的世界性难题。而前有伊朗,现有北非,或许都在为我们提供这样的失败案例:一个仅有物质成就而未完成社会和制度的现代化重建的社会,它的发展便是脆弱和容易出现反复的。

  七五事件次年的5月17日,北京首次召开新疆工作座谈会,提出以经济、社会发展促新疆长治久安,这是从1997年将反三股势力作为新疆当地政府工作重心后的一次重大转折。但它清楚体现了这样一种自信,物质进步可以解决社会问题。

  迄今为止,新疆出现的所有带有宗教色彩的暴力事件,尚未发现参与者当中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而环顾世界,极端主义思潮最激进狂热的参与者,往往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911事件的参与者便是典型,他们在实施暴力袭击时,组织上和技术上都远非知识有限的农民可比。

  将来有一天,失意的大学生毕业生人群中是否会出现这样的人?

 

 

 

 

浙江大学全球校友会反对新任校长

保印

    继浙江大学校友会的联合声明,又有一个公开信在网上被发表,公开信的作者就是浙江大学的教授们,这封公开信干脆直截了当表明重庆大学校长林建华没有资格担任浙江大学校长。一个是浙江大学校友会的联合声明,一个是浙江大学教授们的公开信,指向都是同样一个人,重庆大学校长林建华,因为他被教育部任命为浙江大学校长。这种情况可以说在中国的高校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至少在1949年以后几乎没有听说过,基本上是上级任命什么人来担任大学校长大学就接受什么样的人,从来没有一个人说不。由此整个大学可以说早就没有了尊严,也早就没有了品格。

    我们经常说大学之大非大楼之大乃大师之大,可是我们今天的大学又有多少大师呢?今天的大学还能够产生大师吗?如果我们的大学面对上级的一些不合适的不妥当的甚至一些非法的指令而逆来顺受的话,这种大学它所产生的影响将会波及到每一个师生。学校都不敢抗命,学生又怎么敢呢?而学校又会将这样一种体制和观念推向学生,也就是说他的上级面前是奴隶,他又要在自己的学生面前当主子让学生当奴隶。所以有人说大学培养的反而是什么呢,精致的投机分子,这是钱理群先生说的。我要说的更狠一点,培养的绝大多数甚至是奴才。这样的大学怎么可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呢?

    真正的大学应该是什么样的?真正的大学应该是独立的,有思想的,有尊严的,自由的这样一个平台,以追求学术尊严为第一尊严,以创造学术成果为第一成果,以培养最优秀的学生为自己最大的骄傲。无论你是谁,作为大学我绝不在你面前低头,而大学校长也因此成为整个社会上最受尊重的人。

    天地均其师,师地位可见是多么重要,但很可惜这么多年之后我们还能说大学校长是这个社会中最尊贵的人和最受尊重的人吗?显然很多大学校长,这次浙江大学教授终于对上级的任命提出了自己的质疑,表达了强烈的不满。这说明教授们开始觉醒了,学生们开始觉醒了,大家终于意识到大学不是你们的大学,是我们的大学。你们可以用大学校长这样一个位置来让自己的帽子更高,但我们更需要考虑的是大学作为我自己的母校我该怎么样让它更具尊严。

    所以在联合声明中和公开信中我们都看到,这些温和的抗议者们他们所表达的理由就是,我们的前三任校长路甬祥、潘云鹤和杨卫都是在学术界有着崇高地位的人,无论是学术水平还是道德人格都是首屈一指的,所以他们才配做浙江大学校长,并且真的把浙江大学一步步给引领到了比较高的位置。至少在前些年浙江大学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是没有办法同日而语的,但是我也注意到就在最近这几年浙江大学可以说是一天一个台阶,你可以看到它的迅速成长,因此浙江大学这些年来在中国高校中虽然不能说鹤立鸡群,但也是一匹优秀的黑马。

     正是由于对于自己学校如此突飞猛进的珍惜,校友们和教授们才会终于站起来,对于林建华说不。那么为什么要对林建华说不呢?教授们也提出了自己的理由,说虽然林建华曾经担任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但是他在重庆大学担任校长期间所采取的那些管理的措施和办法,他在担任大学校长期间无论是作为一个人他的人格还是作为一个校长的校格都有那么一些不光彩。

    在他担任重庆大学校长之后不久,在重庆大学就发生了很多令人愤怒的事情,以至于很多重庆大学的师生对这个校长提出抗议。所以浙江大学的校友会的这些校友们和教授们说,我们不欢迎一个和政治走得那么近的大学校长,我们更不欢迎一个并没有真正的管理水平也没有真正的学术水平,既没有崇高的道德地位也没有崇高的学术地位这样的人来到浙江大学当校长。

    同时他们又提出了一个年龄问题,说我们前几任校长路甬祥、潘云鹤杨卫在担任浙江大学校长的时候都是年富力强,所以他们能够有精力有能力把浙江大学带上一步一个台阶,而现在的这位即将要调来的林建华已经58岁,58岁的人能干出什么呢?其实58岁的人担任浙江大学校长按照大家都可以想象到的轨迹,那就是临退休之前再给一个高位,其实是为了自己的退休享受更高的待遇来到这里。所以用校友们的话来说那只是一个过渡性的,而浙江大学不需要过渡,更不需要通过这样一个人的过渡让浙江大学的发展速度降下来,让浙江大学的校格降下来。因此大家提出了这种抗议,发表了这种联合声明和公开信。

    这样的一种虽然是非暴力的温和的甚至是温情的说不,其勇气已经足够令人敬佩。浙江大学这些年之所以能够一步一个台阶,让浙江大学这四个字闪闪发光,显然和这样一种勇气有着密切的关系。一个有担当的大学才是真正的大学,一个有勇气的大学才是一个真正的大学。

    一个敢于向那些不公不正不妥甚至不法说不的大学,那是真真正正令人敬佩的大学。所以浙江大学的这个温情的非暴力的抗力已经为其它大学树立了一个很好很好的榜样,而浙江大学的这种做法其实又并不是逆历史潮流,而恰恰是顺利实潮流,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看现代大学的秩序,往往是教授治校、学生治校,大学里的事情学术上由教授们说了算,重大事情也由教授们说了算,而学生在这里面同样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所有的行政人员都只是为这些教授和学生服务的。

    可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很多大学真正的现状是,行政人员那是爷,教授和学生伺候他们,无论你是多大的教授,在他们面前都必须要俯首称臣甚至低三下四,以至于出现了这样的怪现状。

    某一个大学要竞聘一个处长的岗位,于是乎无数的大学教授们蜂拥而上,那简直是争得个你死我活,各种手段各种规则统统用上。这些大学教授们为什么不顾自己的尊严而去争这样一个处长岗位呢?因为一旦在学校里面当了处长,几乎你可以说是听风就是风听雨就是雨,呼风唤雨。一旦当了处长有了行政职位,你的学术成果那可以说会突飞猛进,你的课级研究资金也会突飞猛进,你的各项课题的审批也会突飞猛进,进而个人的前途那更是一片光明。所以说为了争一个处长,这些大学教授们才打得如此不可开交。但试想一想,如果我们的大学都变成了官场,大学又怎么可能是真正的大学,它又怎么可能培养出真正优秀的对这样一个国家有用的为人民负责的大学生呢?

    一个社会的堕落首先是从高校的堕落开始的,而一个社会的高尚也同样是首先从大学开始的。如果高校中是一片黑暗,我们要想让社会大放光明那绝对不可能,而假如说整个高校是一片光明那么就算是社会想变得无限黑暗也同样很难,因为有很多有品格的人有道德感的人有正义感的人有良知的人他会去抵抗这种黑暗。现在浙江大学校友会和浙江大学校长发出的联合声明和公开信本身这种打响了第一枪本身就证明了浙江大学是真正的大学。那么既然现在发生了这种事情,教育部和相关部门又该做何处理呢?

    其实这个事情已经成了他们手中烫手的山芋,假如说撤回成命不让林建华担任浙江大学校长,就意味着他们向校友会和教授们妥协了低头了,在今天的官本位依然非常浓厚的国家有没有这种可能呢?可能很多人很悲观,认为可能性不大。其实我也有一些悲观,但是我们今天的社会毕竟已经改革开放30多年,不仅是老百姓的认识,官员们的认识其实也提高了一些高度,这个社会应当允许不同的声音,应该有不同的利益诉求,这样才能够让这个社会在不停的博弈之中走向一条正道。

    假如我们的教育部和其它的部门能够胸怀若谷,本着对高校发展有利的原则来重新任命的话,那么浙江大学打响的这一枪真正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而教育部和相关部门收回的成命重新做出的这种任命也同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当然这里面也曝露出来一个问题,就是当上级部门任命高校校长的时候要不要听取学校师生的意见。其实在我们国家的中长期教育规划纲要中就有明确的表述,我们的高校要朝着现代大学制度迈进,要成立理事会,要真正达到让教授治校的目标。既然如此,那么何不以浙江大学为一个试点呢,可能很多政府部门觉得如果这个试点一开,我们将来再任命其它大学的时候其它大学的老师校友们也会仿效浙江大学。在我看来仿效又有什么错呢?

    假如通过这种公开的博弈通过真正对大学长远发展有利的选拔校长制度来选拔的话,其实当高校发展的越来越好的时候,教育部和我们的政府部门不也同样脸上有面子吗?而那种脸上有面子那种脸上有光才是真正的有面子真正的有光。假如在这次事情上仅仅是为了自己的面子而绝不向浙江大学的校友和浙江大学的教授低头的话,表面上看是争得了面子,而实际上失去了所有的面子。你想想如果你所任命的这个大学校长不能够得到全球校友的支持,不能够得到全校师生的理解,他又怎么可能办好大学甚至说他又怎么可能让这个大学平平静静地办下去呢?势必会爆发越来越多的矛盾和冲突。由此而埋下的不和谐不稳定甚至是秩序的混乱我想也应该不是教育部和其它部门愿意看到的。中国的公民很多人都习惯于政府说什么我听什么,这当然没错,但关键在于当公权力部门说什么的时候我们在做什么之前要不要动一动脑筋想一想,而不是简简单单的逆来顺受。

    在西方有一种传统叫做公民不合作,就是说公民对于政府的很多东西你可以采取不合作的态度,至于如下一步怎么办,那就是如果你政府公权力部门做好了我会和你合作,如果你做得不好对不起我们分道扬镳。分道扬镳的结果是什么?通过自己手中的选票来达到一些目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其实网友们心里非常清楚。所以在浙江大学打响的非暴力抗命的第一枪,虽然可能不一定能命中目标,但是开枪本身已经表明了一种态度和一种价值观。有了第一枪就会有第二枪第三枪第四枪,当枪声密集如窗外的雷声,当子弹密集如倾盆大雨,当大家的呼声如闪电,那么这个世界会不会因此而变得更加热闹更加干净呢,会不会因为它而创造一个美丽的新世界呢?

    所以在节目的最后我还是怀着一种美好的希望,希望浙江大学校友会的联合声明和浙江大学教授们的公开信能够得到相关部门的理性的回应,并且能够达到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最终的校长人选。如果真能做到这一点,我为咱们的这些上级部门们鼓掌。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我想不仅仅是我,可能很多的网友们也会做出这样一个姿势,倒。今天倒掉的是你的面子,明天倒掉的又可能是什么呢?

 

 

 

 

 

 


发件人:HGS<cf100703@gmail.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无)时 间:2013年07月21日 10:32 (星期日)附 件:3个(邱会作之子程光:父亲生命最后的日子.doc 等...) 查看全部附件

写在前面的话

邱会作之子 程光

    这本书中收集了短文27篇。它们是我近几年来写的回忆、杂文和随笔,内容都是我所见、所知、所闻、所想。我年轻时曾和一些重要历史人物有过接触,事情都很平淡,可谓不足挂齿。这些很不起眼的历史往事知之者很少,也少有什么大的价值。我把它们回忆记写了下来,只能说是几个小小的历史碎片。但是,如果把它们拾起来看一看、回味一下,也许对了解那段历史有点帮助。

    还有一些是我记写的读书心得。近二十多年来,我为了帮助父亲整理回忆材料,读了一些文史书籍,看了一些历史文献,特别留心中国近代史方面的资料。我对那时发生的事件和历史人物,常常有些感悟,萦绕在心,有时久久不能平息,便用笔记下思绪。我对其中一些感触较深的写成了小文章,在朋友之中传看,都说尚可,于是选出其中一些,奉献给读者。

    时光飞逝,转眼间我已年过花甲,回眸过去,我的生涯可谓非常曲折,有过顺利进步,也受过株连折磨;有过大喜,也曾大悲,看到过于我面前经过的形形色色的人物,一些往事令我至今难以忘怀,就记下了一些经历中值得留念的故事。这些文字不仅记录了我个人的经历和视野,更记录了那个时代的一个侧影。因为那时我接触的人,上可到中央政治局,有国家的重要领导人和开国将帅;下则到了最下层的普通干部、工人、农民、士兵,甚至是生活在困难环境中的下乡知识青年。我把所看到听到他们在彼时的活动在心中回忆一遍,真好像是看到了那个时代社会的“横向剖开的断面”,有些实在是太鲜活了,不忍抛弃,写下来权当“立此存照”,就把它们当作老相片看看吧。

    也许人读书多了点就成了愤青,对有些社会时政常有直言评论,或褒或贬,不愿长久压在心中。于是我找出几个随笔小品,作为“旧闻杂谈”放在了书中,如果有说错了的地方,请不要见笑。这本书中还收录了我的历史学术论文《1970年庐山会议背景的研究》,初稿写于2005年。我曾经先后写了四五个文革史的专题研究,但是能拿得出手的,只是这篇。文章写成之后曾给几个研究史学的专家学者看过,均给我一些鼓励,并提出了修改建议。2006年时逢美国纽约大学召开“文革四十周年国际研究会”,在友人推荐之下,我把此文发了过去,没有想到立即受到邀请前往与会。后因种种原因没有成行,论文由友人在会上代读,受到好评。之后被收入了《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回忆》一书中,也曾被一些学术杂志刊载。因为都是境外发行发表,国内读到它的人不多,这次就把它收在本书中,以飨读者。

    我是一个工程师,为协助父亲整理回忆资料才开始作些文革史的学习和研究,是一个业余的门外汉。我写点文字,并不是作什么正式的历史考证,所提一些观点和史实辨析,有的尚在学术争议,还有待于深入研究。但这本集子中的短文都是我个人思考多时的问题,也是我用心学习之后的感悟。其实,我和大家一样,仅仅是一个爱看书的人,只不过于阅读之后写了点心得和笔记,想把所知道的一些历史碎片让大家和我一起品味而已。

    我本想写个前言,却不知如何下笔。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过株连迫害,我能在文革结束后很快转入正常的工作和生活,是胡耀邦总书记直接帮助的结果。我曾写过一篇《胡耀邦,我要永远感激他》,以纪念敬爱的总书记逝世二十周年。原想用这篇文章当作此书的“代前言”,但是它略为长了点,于是就把它放在这本集子的最前面第一篇,当作一个曾受过他恩泽的人的感激吧!

    ——2011年9月


父亲生命最后的日子

程光

1

  2002年5月初,我突然接到西安家中的电话,说父亲病了。
  4月29日父亲开始发烧,到干休所医务室,医生建议最好住院治疗。父亲说:“要放五一长假了,如果我住院,搅得所里工作人员不能好好休息。我吃点药在家里捱一下吧,说不定自己会好。”
  放假的七天里,父亲体温越来越高,家里劝他住院,他还是不愿意麻烦人。5月8日上班时,他发烧39度多了,被送到陕西医学院附属医院,那里马上安排住院,抱怨说为什么不早送来,88岁高龄老人发烧,太危险了。
  陕西省人民医院是当地最好的医院,本来要送父亲到那儿。但他不愿意,说过去看病对他冷漠,而医学院附属医院对他很尊重,医疗上热情周到。
  我们理解父亲,有时候人的尊严比生命更重要。
  医院初步诊断父亲为肺部感染,经过治疗没有好转,体温时高时低。医院用尽了办法,但效果不佳。父亲有点着急,他想到了去北京诊断。陕西省委同意,责成管理父亲的省老干局安排。老干局如以往一样请示北京,却没有任何回答,再请示,仍无回音。对于父亲这样的人,陕西方面多几分谨慎可以理解,但医生说,这样拖延下去会错过最佳治疗时机。眼看着父亲的病越来越重。老干局决定“自作主张”,人先到北京,他们派人陪同去,就地进行请示。

    陕西敢这样作,因为心中有底。1981年父亲被安置在西安,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作过批示,给予关照。赵紫阳接任总书记后,父亲的生活条件得到了很好的改善,住进了省委第一干休所,“人事关系”从公安局监管改变为老干局管理照顾。后来中央发生了人事变动,但对父亲关心和善待没有改变。父亲去湖北武汉省亲因居住不便曾向上写信,总书记江泽民作批示安排了住所。前几年父亲曾想搬到离北京近一点的河北定居,中央办公厅主任曾庆红为此帮过忙,拟安排在原河北省长曾经住过的房子里,行文口气完全是为一个老同志办事。在军委副主席张震等老同志的帮助下,我母亲的人事关系从西安转回到北京,在总后干休所里分配了住房……近些年来越来越宽松的气氛让陕西认为没有什么问题。

2

  人生了病,希望到好的医院治疗是人之常情,但对父亲来说,意想不到的麻烦来了。
  陕西的老干部遇到重病常到北京看,去的是协和医院、中日友好医院等大医院。那里也愿意接收这样的病人,干部病房可以提高利用率,保健医药费亦是一笔收入。这次父亲想住北京协和医院,陕西省和那联系,但并不顺利,其中的原因不言而喻。
  父亲看病要紧,不管用什么方法先住进医院再说。我哥哥情急之中想了办法,叫朋友通过私人关系给父亲联系好了协和医院的干部病房,却要按“社会人士”住进去。近些年来有些人先富了起来,他们想得到好的医疗,医院开辟了“创收”门路,只要交付高于正常收费几倍的价格就可以享受“高干待遇”。医院声称可按此接收病人,可以说是委婉的拒绝,因为父亲每月微簿的生活费,一天也住不起这种病房,何况床位费和医疗费要预交数万元才行。于是陕西老干局请示省委,答复是用多少钱,省财政厅先想办法,然后请示相关上级部门,把父亲的医疗待遇落实。
  陕西省老干局派专人和医生把父亲护送到北京,让他先住进了协和医院的“议价”病房,然后再和医院商议,争取按照干部的待遇正常收费。
  然而,事情并非那么简单。医院问邱某是什么级别?在哪儿任职?他们的“明知故问”让陕西难以回答。老干局的人说,邱老到陕西是中央的决定,享受高级干部的医疗,他们有一个省里关于父亲生活待遇看病可以享受的标准。医院说陕西的文件在他们哪儿没用,他们听卫生部的,中央对省部以上的干部有名单,此人不在其中。在“待遇”上有争议,如果听任下去,事也办不成,陕西老干局把所带的现金全部交出,好在可以应付几天。
陕西老干局对父亲的医疗请示了卫生部,那里推诿问题特殊,要请示中纪委。老干局的人即去那里汇报,说这是生活问题中的一个具体事,由他们按以住的精神办理即可。陕西老干局这样作,是希望最好不作答复,只要他们请示了,就可以按当初胡耀邦、赵紫阳等中央领导的指示精神办。他们的经验是,只要不涉及“政治”,“生活”问题好解决,因为以前随物价上升提高父亲的生活费,改善居住条件,都是上面不予具体的答复,陕西根据当初中央领导同志指示精神执行,而且办成了。我们家属与陕西老干局有同感,这二十年来有许多具体生活困难涉及到“级别待遇”,请示上面多无回音,可是偏偏这次有了明确答复,是以“两案办”名义的指示,说要按“规定”办,是什么“规定”,又不向家属具体说明。
按说,那里是最了解中央“内情”的机构,在答复的潜意识中让人感到,当初胡耀邦、赵紫阳等的指示,好像并不是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指示,更不是什么要执行的“精神”,而是下了台的某些人的个人意见,这把已相约成俗实行多年的事情复杂化了。
  陕西老干局并不灰心,找熟人通融,得到了暗示:你们送到北京的病人情况“特殊”,别去碰那个敏感的问题。毕竟还有好心的人暗中帮忙透了“底”,说有很多“不符合规定”的人到协和医院看病住院,是找人通融关系就在那儿办成了事。我们去卫生部门找了那样的“关系”,答复说,本来可以帮忙,但事情落在了“这样的人”头上,就不敢了。
    这时,我想起了父亲的话:“中国的事情很奇怪,要整一个人的时候,上上下下都雷厉风行、争先恐后,墙倒众人推,把人往死里整。而要宽待一个人的时候,各部门都扭扭捏捏、拖拖拉拉,互相推诿,让你继续受苦,苦不堪言。”

    面对审判从容应答,掰着手指头细数。可惜法庭不理会被告的辩解,说什么都没用。

3

  父亲住进协和医院,同样的病床费,老干部每天一百多元,父亲却要八百多元,那是面积十几平方米较小的一种病房,屋里放了一张病床、一桌一椅和必要的医疗器械之后,空余之地无几。略为宽敞一点的套间病房要一千五百元,议价病床价格不仅翻了几倍,医疗费也要增加很多。请一个专家会诊,“规定内”的病人的诊费每次是三百至五百元,而“议价”病人要二千元或更多,如果院方安排三四个专家同时来会诊,就得近万元。别的重病人的护理是护士日夜看管,而我们则是请护工,费用自理……
  我们不敢让重病中的父亲知道这些,但他从护理工那儿问了出来。他在这里不仅住房费高,吃饭也贵,每天80元(每餐是一个盒饭,市场上十几元),一个护工每月两千元……只有有钱人才愿到这儿来“消费”。
  父亲心理负担很重,这些年来发给他的生活费很少,最近才提高到每月一千五百元,相当于北京一个普通工人每月工资福利收入。父亲这点钱连医院里每月的饭费都不够,床位费还不够住两天,更不用说治疗了。这种病房收费,一般人住不起,这样看病,一般人也看不起!这那里是在“议价”,是在“议政治”。这令重病中的父亲心里非常焦虑不安。病人患了疾病,自己有信心、精神愉快很重要,对此,医院比谁都清楚。上面有些人坚持如此“议价”,其实就是当成了“政治包袱”。
  十几天过去了,父亲诊治少有进展,但每天几千、上万元的费用要签单,实在令人揪心。为凑钱急用,即便我们家人可以倾家荡产,可也不可能无穷无尽。就在这时,陕西打来了电话,说请示了省委书记李建国,他指示,用多少钱实报实销,还说,这件事不要再在钱的问题上考虑,为病人治病要紧。
  急忙赶到的老干局干部带来了陕西省财政厅开具的空白支票,医院收费处想在上面填多少钱数都可以。父亲得知此事,得到了极大的安慰。
  父亲的医疗费全额预交了,医院请来了一些的专家为父亲会诊,对此,我们心存感谢。专家一组一组地来了,事先他们没有看病历问情况,到了病房才知道是谁。父亲担任过中央医疗领导小组负责人,医疗界认识他的人多。专家们非常认真热情,说是把父亲当作老首长和前辈看待,他们不肯拿专家费,说是尽心意,有的还向医院建议,会诊中凡是能不算钱的就不要算了,至少,涉及到给他们的报酬不能要。但医院还是要足额收费,据说医院有提成,比例相当大。我们得知这个,是护工说的。患者使用一个护工一月要付给医院约两千元,护工本人收入最多七八百元,只拿“小头”。
  我们对此略有微词,一位医院副院长说:即便是一个囚犯被送来看病,也一视同仁。他的话中流露出了一个意思,父亲至今还是“囚犯”,他们能这样,已是“破格”,宽大为怀了。

4

  父亲来北京看病,我们没有对外说,因为病人需要安静治疗。但是没有几天,消息不胫而走。
  来医院看望父亲的人很多,有他过去的战友、朋友,有他的老部下,而最多的是老同志的子女。时值夏天,一些老同志到北戴河休息去了不能来,或是本人来不太方便,于是就派子女来看。人们送来的鲜花在父亲住的小病房里摆放不下,只好堆放在门口外边。花香在走廊里飘荡,离开那里远远就能闻到。来探望的人不用讯问,见花闻香便直奔而至。护士们说,很久没有看到有这么多人来看望一位病人了。
  父亲和探望的人见面,最激动的是看到了原军政大学政委张秀川,他们曾在文化大革命最乱的时候奉命参加了刚成立的中央军委办事组,处理了许多事宜,为了稳定因受造反冲击而混乱的军委机关日夜操劳。他们说起那段往事,谈了很久都不愿分别。

    最牵挂父亲的是那些曾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管理员老刘,1939年入伍后就当炊事员,为父亲作了几十年的饭。从挺进东北到进关南下,解放华中华南,再随父亲从广州调到北京,他从来没有和我们一家人分开过,早成了我们的“家庭成员”。多年来,刘叔帮着因工作忙而不能过分操持家务的父母把我最小的弟弟妹妹带大,并在文化大革命的抄家打砸抢风潮时保护了这个家里的小孩子,他精心地管着这个家,直到1971年“九一三”。这次,他听说父亲胃口不好,就做了几道他最爱吃的菜,用保温桶放好,老远地从永定路的总后五号院赶来。刘叔看父亲已经吃不下什么了,就一脸笑容地劝他吃,用勺子喂,说那怕是再多吃一口也好。刘叔看到父亲因病重已难以下咽,一个人躲在门外远处偷偷地哭。他已经八十岁了,直到父亲生命的最后,还在为父亲尽自己的心意。

5

    协和医院干部病房的医生多是海外学成归来的中青年人,从父亲入院安排到医药收费标准上的争议,他们都看在眼里,知道了这个病人的治疗中还有医学以外的因素。父亲的病房不可能再是一方患者康复的净土,这个“包袱”和责任要让这些医生来背。从那些医生的年纪上看,文化大革命时他们还是孩子,对那场中国社会动乱的来龙去脉,未必知其真实。他们会如何作为?多少令人有些忧虑。但我们发现,父亲入院困难所形成的阴霾,被来看望父亲的人流化解了。来慰问者或是派子女作代表来的人,多是这个共和国的开国元勋或老将军,那些花篮卡片上送花者的名字早为人们熟知。而且陕西老干局的人再三向医生护士强调,父亲是他们的服务对像,是他们心目中非常尊敬的老人,希望能支持他们的工作。

    医生们或许看出了我们的疑惑,说:“我们是把老人家当成首长和长辈看待的。”他们叫我们放心,一定会为父亲的治疗尽心尽力。
  可是,毕竟父亲的入院受到干扰,伤害了他年老虚弱的身心,病情已经有所延误。医生们很着急,陕西的同志也着急,我们更急。父亲的病情牵动着很多人的心,关心父亲治疗的还有一些老医务工作者。原解放军总医院的副院长来了,他建议用中医中药,这样对父亲虚弱的身体好一些。还有一些曾给领袖人物作过保键的医生们来看望时也如是说,他们对高龄老人医治富有经验。

    我们向主管医生提出,想看看中医,病房立即上报。一位医院的副院长得知后说:“孙中山先生当年在协和住院,他想看中医,这里也不安排,这儿只有西医。”
    我们不知道历史事实是否真的如此,还是上面又下来了一个“逐客”的借口,总是感到有个阴影在我们身边徘徊。好心的医生想出了办法,搞一个“中西医结合”吧,这是卫生部规定各医院都要开展的业务。我们请来了中医老专家为父亲看了病,开了药方,请人煎好给父亲服用。尽管中药效果来的缓慢,但我们还是充满了希望。
  父亲到北京已经半个多月了,病没有见起色,低烧一直不退。医生们发现父亲的肺部有炎症,决定从胸腔中吸出因炎症形成的积液。当他们用移动X光机在病床前为父亲透视时,发现了他的背上肩上有被打伤的痕迹,清晰可见肋骨有多处骨折、脊椎三处有压缩性骨折。医生看那里不像是战争年代的旧残,当得知这是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造反派打伤所致,沉默无语。这些伤残一直疼痛,折磨着晚年的父亲,但他很少对人说。如果不是医生们亲眼所见,恐怕是也会相信是父亲搞武斗而不是挨斗者这个被广泛宣传的“伪命题”。
  父亲的病越来越重,发烧从间断到持续,从低烧到高烧。为防止涌痰堵住气管窒息呼吸,给父亲作了喉管切开吸痰手术,作得很成功。父亲被送到ICU重症监护病房,起初还好,手术麻醉解除后恢复清醒很快。他用眼睛看我们,因为不能再用喉咙说话,就用眼神叫我们放心。
  但是几天之后,父亲病情突然加重失去了意识,只有偶尔的间断性苏醒。紧急抢救开始了,父亲的身上插满了各种针头管子,那些先进的医疗器械的屏幕上显示着父亲的生命活动,他的呼吸、他的心跳、他的体温、他的血压、他的生命体征在屏幕上显示变化着,逐渐微弱……科学技术的发展让我能直观地看到父亲的生命离我们渐行渐远,一直到完全熄灭。
父亲走了,于2002年7月18日早上永远离开了我们。

6

  父亲去世的消息由陕西省向中央报告了。我们从对父亲这次住院和抢救中看到了陕西在尽力,相信会有一个合情合理的丧事。但很快我们发现气氛不对,在北京的陕西老干部局的人脸色变得阴沉了,总是沉默,偶有只言片语,也是说要作好最坏的打算。几天之后,陕西专程来了一位老干局副局长,代表省里作家属的工作。在和我们宣布“上面”的精神之前,他们内部先进行了磋商,看样子有他们没有预料到的情况发生了,而且很难向我们开口。
  终于,他们找我们谈了,说是“上面”精神到了,无论如何,要我们一定要正确对待。那是一份由“两案办”承办,以最高纪检机关名义发出的“中纪[2002]12号”文件,题目是“关于邱会作丧事活动的批复”。原文不肯给我们看,说是上边那么要求的。我们感到非常奇怪,既然是向我们家属宣布和要求如何办丧事,为什么不叫我们知道详细,难道是“说不出口”、“见不得人”?文件的内容是:
  1、不准开追悼会和遗体告别;
  2、不准发生平简介,发讣告;
  3、不准搞任何形式的悼念活动;
  4、媒体不发消息,不邀请新闻单位参加活动;
  5、费用要按照有关的规定办理;
  6、不要造成负面影响;
  7、应家属的要求,骨灰自行处理。
  传达文件后,要求我们一定要“自愿地”同意,要与“上面”的精神保持一致。如果一时想不通,也要先冷静下来,不要有不恰当的举止。我们坚决不同意那样。父亲是一个公民,去世了可以发丧,亲朋好友可以悼念,这是公民和家人的权力。那个文件的前六条表现了某些人的意志,但第七条是谎言,“应家属的要求,骨灰自行处理”。我们从来没有那样说过,也不可能那样说,因为我们之前根本不知道“两案办”还存在,也从来没去过那里,此刻父亲尸骨未寒,我们哪能想到将来安葬。为了父亲看病,他们有很多无须管的具体的小事都插手了,但是这件事却完全推给了家人,因为这对他们很棘手。
  面对“上面”的精神,我们很无奈,只好与陕西老干部局沟通,他们被尴尬地推到了第一线,当某些始作俑者的挡箭牌。
  老干部局说,没想到会这么严厉,因为这和近年来对父亲的宽松是相反的。他们劝我们,无论有什么想法,都不要闹。如果出了问题,他们会受到牵连。服从“上面”的规定,就算是帮助他们个人的忙了。我们深知,如果不同意,那么老干局的人会有什么政治后果,这些年来他们对父亲不错,不能难为好人。
  但我们不能同意那六个“不许”,它们是何等残酷。对一个已经去世作古的老人,对他还怕什么?即便有人还把父亲看成是政治对手,也要有人格上的尊重,就是对战场上败北的战将也要人道待之,死者要以礼安葬。
  事情就那么僵持着。
  父亲病逝的消息传了出去,是有些以为他还在住院的人去看他、扑了个空之后说出去的。知道父亲去世的人越来越多,都以各种方式表示悼念和慰问,已经造了相当的传播,如果再不办丧事,影响会越来越大。有些人可以打压我们家属,但不敢冲撞那些想要悼念父亲慰问家属的人,就责成陕西老干局快速办理后事。
  陕西老干局说,“上面”的意见他们不能违反,那就打“擦边球”吧。虽然规定了不许有遗体告别,哪总得把人送走吧。陕西老干局说,到底怎么搞,大家可以动脑筋,只要有先例,就可以参照。
  我们拿出一本公开发行的书《陈伯达遗稿》,里面有一些插图照片,是陈伯达去世后在八宝山举行告别仪式,生前好友和亲属来送行,其中也有“要人”。陕西老干局几经讨论,说在八宝山那儿火化只是“手续”,并不是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他们明知“手续”与“仪式”难以区别,他们如此上报,得到了同意,因为再拖下去,引起的问题会更多,一旦发生了重大的政治影响,责任是躲不掉的。他们“理直气壮”地说出那“六不许”,但此时反倒有点“气短理亏”的味道。
  我们到了八宝山联系事宜。那里问父亲是那一级的干部,若是使用一号告别大厅,须“部级”以上、要有介绍信。我们说没有,但能提供证明,拿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录》,原以为无法当作“文件”的书,居然被八宝山默认了。告别大厅里挂的横幅上写什么?上面要求不准挂横幅,不准散发生平简历,不准当众念祭文,不准称“同志”,不准称“红军”,不准……我们提出,按《将帅录》叫“将军”吧,他们不允许,说那样显示了父亲的经历。他们说叫“先生”吧,但很快自己便否定了,那样就把父亲说成是“民主人士”了。他们建议称作“老人”,我们说,这样独出心裁一定引人注目,惹得人们要问为什么如此?他们一听就怕了。双方几经商议,找不到一致认可的词来。中华文化丰富,汉语文字悠久,没想到父亲走的时候,居然找不到一个合适于他的称谓,我们百般无奈,只好不用任何称乎,横幅就写“会作千古”四个大字!(后面应留“奇冤”两个字的空白)
  陕西老干部局上报了他们做工作的结果,说没有追悼会,只是遗体火化前有亲朋好友送行简单手续,人数控制在几十人之内。父亲去世了快半个月了,丧事再不办,社会影响越来越广,情况难以预料。看来上面也不想把事情闹大,形成新的社会新闻和关注。这次他们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批准了。
    我们决定在2002年8月5日那天送父亲走。

7

  我们忙着做准备工作。
  中国有传统,人之已去,寄托哀思,讣告多是追忆功德。我们考虑到“六不准”,草拟讣告上说的父亲生平,只有他那年生人,那里人氏,作过何事,只是表述,短短几百个字,比文献部门出版的资料中父亲的简历字数还要少:
  邱会作同志1914年出生于江西省兴国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1928年在家乡参加苏维埃革命,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员。历任团青年委员、少共区委书记、红军总供给部党支部书记兼统计员、军委军事工业局党总支书记、军委四局三科科长、供给部粮秣处处长。参加了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斗争和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后任中央军委供给部部长、豫皖苏财经委员会主任兼新四军四师组织部长及供给部政委;热辽军区政治部主任、东北野战军第八纵队政治委员、解放军第四十五军政治委员。他率部参加了决定中国命运大决战三大战役中的辽沈战役、平津战役,以及衡宝战役等许多重大战役。新中国成立后,任第十五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华南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1954年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兼副政委、1959年任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国防工办副主任,1968年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中央军委国防工业领导小组组长。
  邱会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七大、八大、九大代表,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邱会作同志从少年时代就投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民族的伟大解放事业,在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和建立新中国的艰苦卓绝的战斗中,他英勇奋斗、有勇有谋、战功卓著;在把祖国建设成为强大的国家的繁重复杂的工作中,尤其在人民解放军后勤建设中,他呕心沥血、积极工作、屡有建树、作出了不可磨灭的成绩和贡献。作为人民解放军杰出的指挥员,现代化后勤建设和国防工业的卓越领导人,被毛泽东、周恩来评价为“历来最好的后勤部长”。
  “历来最好的后勤部长”这一句话引起了某些人的不满,责问有此评价吗?我们找出了原文,是周恩来于1967年3月30日在总后干部大会上的讲话,他强调这代表了党中央毛主席的看法。毛泽东被当作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核心”,周恩来被誉为“人民的好总理”,公开否定领袖公开的言论很难。他们要求不要发送这个简历,说这是组织上对我们家属的“关心”。
  讣告的封面要印逝者一幅相片,一般用最代表他生涯的留影,无疑应当是军装像。但他们不许那样,无论是战争年代红军、八路军、新四军的,还是和平年代有军衔的、没有军衔的,所用照片不能显示他曾在人民军队工作过。我们决定采用一张父亲晚年微笑的相片,他在经历了苦难之后,还是那么乐观地面对人生。那是陕西省一位著名摄影家的作品,像中的人物栩栩如生。当他听到了父亲的噩耗,立即表示慰问。他听说要用他的作品作遗像,非常欣慰,连夜买来最大号的相纸全幅洗印数张,请西安奔丧的亲友及时地带到北京。
  父亲是军人,讣告里总得有张像吧,我们用了《将帅录》里的一幅,放在了讣告内第二页,没有违反“封面不许用穿军装的像”的严格规定。
  我们准备好了讣告底稿,到印刷厂洽谈。业务接待的人叫我们稍等,难道是政治上敏感了不给印?工厂领导来了,说这活他们接了,但是有个条件,不能收费,算是他们对老将军的敬意。我们执意不肯,他们只好同意代收从外面购进的纸张费,厂里现有的纸质量不够好,他们立即出去采购。我们要印一千份,虽然那天到现场告别的人规定只许几十人,但我们要把这份讣告于事后送达给亲朋好友。到我们取货的那天,清点后发现有二千份,工厂说,多的是他们赠送的。
  为了留住父亲离开我们的最后场景,我们想摄影。然而那“六不准”中严厉规定“媒体不发消息,不邀请新闻单位参加活动”,这是要堵死了我们的路。但是没有想到,很多摄影高手要来,他们不是以什么“新闻单位”的身份,而只是“志愿者”,完全是个人行为、免费前来服务。
  为父亲送别的8月5日一天天地近了,陕西老干部局的人每天都在叮嘱,人数不能超过几十人,只能是亲属。我们小心低调地等着那天的到来,可是不断的电话、问讯、来访让我们心里明白,不可能只是几十个人参加。
  一位大军区司令员、曾是四野解放海南岛时的师长,他托人打电话来说,丧事一定要办好。还有很多在职的、离休的、去世的党、国家和军队的重要人物和家属打电话来说,一定要办好告别。父亲的战友多已不在世了,他们家人的问候多由遗孀作代表,刘亚楼的夫人两次打电话,说“邱部长是大好人呀,人都走了,还这样对他,事情一定不能这样不声不响地就过去。”
  很多人得知父亲的去世,都表示了要最后送他一程。父亲家乡的人要来,江西兴国县主要领导表示了慰问,并提前备好了花圈。一些老同志和家属要来,他们是延安供给部的,新四军四师的,四野的,还有中南军区的,总后的,国防工办的,那些地方留着父亲的工作足迹。从这些致意和问候中,我们得到了安慰,但也如实说明情况劝他们不要来。
要来的人在增多,现场要有人维持秩序。北京十一学校的“校友会”闻讯,会长王鲁光不顾身体严重残疾,亲自布置,要求“校友会”全力以赴作好这件事。

8

  为父亲送行的日子到了。
  从医院到八宝山的灵车是我们请用的红旗牌轿车,司机五十多岁,和我们素昧平生。灵车开到了天安门,司机突然停车在路边的金水桥傍,自言自语说:“老爷子过去和毛主席、周总理一起在天安门上,今天让他再看看这儿吧!”天安门前不能停车,交通民警过来示意是违章,要作处罚。司机想作些解释,但不知如何开口,灵机一动拿起了放在车子里的讣告展示了一下。民警敬了个礼,说了声“别影响交通”,转身离去。
  灵车路过万寿路总后大院门口,司机又停了车,说“这是老爷子长期工作的地方,让他再看看吧。”灵车到了八宝山,我们按白喜事的规矩给了师傅一点意思,他表示了拒绝,说能送这样的老人走好最后一程是他的荣幸。一个普通司机令人非常感动。我们一直记得他——李师傅。
  我们预定了一个休息厅,来的人很快就挤满了,工作人员很快为我们开了第二个、第三个休息厅。但是还有很多人因为人多拥挤不能进到里面休息。来的有些是白发苍苍的老者,年纪略轻一点的就自觉地聚集在大厅外,形成了一片人群。我的一个中学同学匆忙赶来,说在八宝山大门外的马路上车子被堵住了。他乘坐的出租车司机问,是哪位领导人的丧事,为什么没有交警维持交通?同学回答,是一个普通老人。司机说,那他一定是个好人,自发来这么多人送别,那可是积了德的大好人呀!。
  聚集在大厅外面的人很多互相认识,他们互致问候,谈论着,问着为什么以“会作千古”写横幅,为什么不发逝者生平简历?
  人们很快发现,有两个人不去签到,在人群中走来串去,不时地看停车场上的汽车牌号和下来的人。对他们的举止,人们纷纷投过鄙视的目光。他们察觉后离开,很快又回来,在签到处翻阅一下签到册,然后到一边在小本上记着。每当新到了一批人,他们再重复着刚才的动作。人群中有人在低声骂着,有人干脆向他们发出一声“呸!”那两个人万万没有想到,死去后仍被他们羞辱的老人会受到如此崇敬,而他们的“使命”却被视作如此作贱!
  签到册一页一页地被写满,粗算已有一千多人,但实际不止这个数。因为有了“不速之客”在签到处附近徘徊,有些人有所忌讳,不便前去签到。
  有的人带来了鲜花和花圈,或是当场买来花圈和挽带,请人写上敬献者的名字。那些以老同志名义送的花圈被放在了告别厅的室内,很快就挤满放不进去了,晚辈的花圈只好放在告别厅门外,上面清楚地写着敬献者的名字,就摆在那两个“不速之客”的眼前。
  但是,“不速之客”毕竟奉命而来,消息传开,给等候在休息厅的人们心中加上了阴影。走在最前面向父亲送别的人,一定是重点的监视对像。几位老同志遗孀说,她们先走,他们的丈夫都是中国老百姓耳详能熟的功臣名将,又能怎么奈何了她们。父亲的老战友、解放战争中的四野兵团政委、原总政副主任黄志勇说,他走在最前面,记名字就记吧,到了这个年纪这个份上,还怕啥!?
  礼仪开始了,人们四个一排,在哀乐中向父亲的遗体三鞠躬,然后向站在侧面的亲属慰问,这样一排人紧接着一排人地连续不断走了两个小时。
告别仪式结束了,我们撕裂心肺的哭声也留不住父亲。我们送他到了火化室的门外,那里的工人师傅叫我们稍候。原来,平日只开启一般设备,那个专门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用的设备事先没有上级通知做好准备。当他们得知了要送的人是父亲,他们自己商议了一下,决定把它开启,以最高规格表示对逝者的敬重。

9

  不知道这个自发的送别得罪了谁,我们又受到了新的刁难。此时下手让人难过之处,莫过于丧葬费了。父亲生前没有“职业”,没有普通城市居民的“劳保”,也没有“工作单位”,按规定只能由民政部门按社会无业人员那样发放最低的丧葬费用,金额还是几十年前的规定,随着物价的上涨,现今连个体面点的骨灰盒都买不起。封建王朝时有句话,对人最刻薄的是让他“死无葬身之地”,此时此刻,莫过于此。
陕西老干局实在看不过去,但无法违抗那个“政治格局”,也不便违反上面“规定”。他们反复商议,对我们家属说,赶紧找出一些医药和看病的发票,与此相关的或多少能沾上点边的发票也行,不是说老人家看病吃药可以全额报销吗,那就用这种方法解决问题。尽管抚恤金一时没有着落,他们还是比照干休所里其他去世的老干部的标淮,费用一律从宽从优开支报销,并及时地发放了。在这上,陕西省领导表现出了从容大度,老干局不愿再请示北京了,因为每请示一次,得到的回答都比他们想的差得多,不仅有时不近人之常理,有的甚至难于向公众启口。

10

  令人心痛的一幕终于过去。
  我仔细地回忆着父亲最后的日子,想他还有什么交代的事让我们办。我的脑海中出现了一幕,当父亲在喉管切开手术后,就没有了说话的机会,他被送回病房麻药失效后,病情很快就恶化了,一时清醒,一时昏迷。有一天我们去看他时,护士对我们说,早上接班时发现父亲自己咬烂了自己的舌头。护士的表情极为惊讶,她从来没有遇过这样的事。
  一个人咬破了布满神经的舌头,是多么大的痛苦,父亲一定是要以此表示什么。他在弥留之际有话要说,他不愿意让人堵住他的口舌,他有多大的冤屈要说,有多少历史真相不愿意让它们湮灭。
  父亲初到北京住院时仍然很乐观,他自认还有几年阳寿,说病好后要把他的回忆资料继续修改,他说他不怕死,但不想现在死,他还有事要作。喉管切开手术后父亲病情的急剧恶化,令他意识到,他的心愿怕是难以自己完成了。父亲已经不能说话了,就咬烂舌头示意我们,一定要完成他的未竞事业……
  我把存在我这里父亲的东西清理出来,有他的手稿,有录音记录,有他的书信,还有我记下他谈话的笔记。最多的是一些我记写的小卡片,有他和我长谈的实记,有他闲坐或散步时即兴议论,有他和来看望他的人聊天谈事,有他和我对一些问题的探讨,每次之后我都立即整理记写下来,久而久之,居然记下了五百多张卡片,七个本子,后来有了电脑,就及时输入,已累积成了几十万字的电子文档。我看着它们,细心作着整理、核对、取舍、归纳。此时,父亲一生的经历,特别是他遭难重新有点自由后走过的二十年艰辛的路,又浮现在我的眼前。
  当我整理父亲留下的谈话记录,重新阅读这些年来父亲写给我的几十封信时,我把他的遗像摆放在我书桌上,他面对着我在笑,像是在鼓励着我,可是我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了。他在那些稿子上写的修改和批注,已经成了他最后的遗笔。
  父亲晚年受了那么沉重的政治打击,他没有消沉,他把最后二十年精力全投入到他认定的崇高事业中去了,他要还原一些历史真相,把它们留给后世。父亲耗尽心血和精力作这些事,他的一句话令我悟出了其中原由,他说:对那段历史,毛泽东不是最后的裁定者,邓小平也不是最后的裁定者,历史才是最后的裁定者!
  父亲生命最后岁月里所作的,只是为了给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留下一笔珍贵资料,让历史更好地进行裁定而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父亲一生中有过辉煌,也遇到过挫折,功过是非,要让后人去评说。但是,父亲承受着个人屈辱,尽晚年之生命心血,把他所知的国家那段历史秉直写下、说出,就会受到后世的敬重,那怕是另眼对待过他的人,也不敢小视!

 

 

所见我到的叶群

  我知道叶群的样子,是看了一张相片,那是六十年代初林彪在公园休息散步时拍摄的。林彪身着灰色中山装,戴着帽子,有个衣着简朴的妇女在身边。他们和其他的游人一样休闲地走着,看不出来傍边有特殊的警卫。那时中国领袖人物的肖像在公共场合张挂,正中是毛主席像,两边的是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和总书记邓小平的像。他们多数人形象为人们所熟悉,因为常常可以在报纸画报上看到他们的身影,只是陈云、林彪深居简出,而他们夫人更鲜为人知。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学校停课闹革命,我所在的清华大学的学生们四处奔走,哪里有首长接见讲话就到那里去看去听。因为我父亲邱会作在军队工作,我特别关注全军文革领导小组接见军队院校师生,只要知道就会赶去。我在人群中远远地看到了叶群,她是全军文革成员。
  1967年1月,我的父亲遭受造反派的连续武斗被打成重伤,在他将被造反派置于死地之际,被叶群持林彪的手令接了出去,安排到西山治疗休养,那里是中央军委战时指挥所军事禁地。我们全家从心眼里感谢做出这一决定的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也感谢促成这件事的叶剑英和深夜到总后大院接出人来的叶群。
  1967年3月底,周恩来、叶剑英等人在总后礼堂召开干部大会,宣布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我父亲恢复工作的决定。那年晚春的一天晚上天黑之后,我正在总后大院的家门口,突然有辆小轿车停了下来,有人下车问这里是不是邱部长的家。我说是,但他现在不在家。来人又问,你母亲在吗?我说在。
  他回去开了车门,一个中年妇女下了车,我一看是叶群。她问:“你是老几?”她猜出了我是谁。我说:“是老二。”我一边朝屋里喊,“有客人来了!”一边把叶群领进家里。叶群见到迎出来的我母亲说,来看看你和孩子,也来看看你们的家。
  叶群在我母亲的引领下看了看,说:“没想到你们的家这么简朴。”她坐下来和我母亲说起了话,谈的都是日常起居和家常之事,没有一点“政治”,她操北京普通话口音,和蔼善谈。
  叶群没有彼时“中央领导”的威严,看上去亲切随意,就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位来串门的阿姨。叶群坐了大约不到一小时要走,在她即将起身时,我拿出了我的《毛主席语录》,请她题词。我作此举,自己都觉得有点唐突。叶群并不介意,接过了语录本,在扉页上写了“读毛主席的书”,下面签了“叶宜敬”。我很惊讶,她似乎看出来了,说这是她参加革命前的本名。
  事后我才知道,叶群1920年生,祖籍福建闽侯,为书香门第望族,童年时被父亲带到北京读小学,成绩一直优异,青少年时接受革命思想,1935年在北京师范大学附中读书时投身“一二九”学生运动,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初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转为中共党员,1938年到延安,曾任中国女子大学组教科科长。她的资历比一般人猜想的要早得多,是抗战之前红军时期的“老革命”。

  1967年八一建军节前,我的母亲带我们出门,说是到毛家湾,那里是林彪的住处。我很早就知道那里,因为我就读的北京四中和那相距很近,我放学回家,总要路过那里。我们高考之前的体检在平安里医院,它是与毛家湾林彪住处只隔着一道墙的小医院。体检时同学们议论说,隔壁住的是中国最年轻最能打仗的元帅林彪。
  此时我再到毛家湾,平安里医院已迁走,改成了中央警卫团的驻地。我们进了门,叶群迎上来,领着我们到了一处简朴的客厅。叶群对我母亲说,她和邱部长经常见面,和家里人见的少,接你们来坐一坐玩一玩。后来我才知道,中央为了加强军队的领导,成立了军委“四人小组”(军委办事组的前身),其成员有吴法宪、邱会作、张秀川和叶群,父亲和她成了同事。
  那天在场的还有林立衡,又叫林豆豆。我曾在报纸上看过她回忆原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的散文,文革初期又读过她写的《爸爸教我写文章》,知道她在空军报社工作。我们刚到时,林立果朝我母亲问了个好,不久就离开了。他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也曾就读北京四中,高我一级。我原来就认识他,只是没有当面说过话。这次他问了一句,“你在清华呀?我们在四中时见过。”林立果穿着空军衣服。之前我在北京大学看大字报时,听那里的同学说,他已离开学校到空军参军了。
  叶群和母亲聊天时,让我九岁的妹妹坐在身边,问她在家里作些什么?大学中学小学都已停课,妹妹没法上课了,有时和小朋友们在一起唱歌跳舞,当宣传歌颂毛泽东思想的“红小兵”。叶群听到这儿,对一边的林豆豆说,找一些书给小妹妹看,要找一些好书,人要从小好好读书学习才行,别荒废了时光。
  叶群说的“好书”是什么?我很想知道,那时盛行赠送各种印刷精美的毛泽东选集或“歌颂红太阳”的书,它们既是一种“忠字品”,也是生活工作必用之物。人们每天早上起来的“早请示”要挥动《毛主席语录》本,而“天天读”则必须读上几段毛主席著作,有时还要背颂。
  过了些天果然送来了几本书,它们已经有点陈旧,是文革以前出版的适合儿童的读物。我记得有《西流水村的孩子们》、《白洋淀》,还有不能凑成整套书的几本《十万个为什么》。我随手拿起来看了看,书脊上贴着公共藏书的专用编号标签,有的封面上有“空政图书馆”或“空军报”的印记。
  我还记得《西流水村的孩子们》的内容。我上小学三年级时,它是学校要求的暑假课外读物,内容是描写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北方农村里一群少年的生活。书中有一个情节让我印象很深:孩子们脱下自己的布鞋,一只连一只地把通过村子附近铁路的转弯处内侧铁轨垫高,使急速行驶而过的日本鬼子军用列车颠覆了。他们成了“抗日小英雄”。
  以后,叶群又送来了一些学习写毛笔字的字帖,还有她亲笔写的一些条幅,其中有几个是写给我妹妹的,具体的字我记不准确了,都是一些要奋发学习的座右铭或古训。叶群的字工整漂亮有力,看似柳体,字距行间整齐、排布有序,初看上去有如书法精品,但我贴近了端详,发现上面事先用铅笔轻轻划上格子,写好毛笔字后再擦去,一些地方留有线格的痕迹。虽说书法佳品要有功力,并非一天两天就可以成就,但叶群如此专心用功,还是令我惊讶。这么久了我还记得这件事,因为当时无论墙上挂的还是书上印的,凡是鼓励人们学习的警句,都是马列和毛泽东的语录,突然看到叶群书写的那些当时被斥为“四旧”和“封资修”的内容,令我感到很新奇。从那以后,我有意找了很多中外历史和哲学理论书籍阅读,使我在那个年代里没有浪费更多的光阴。

  那个时期,每隔三四个月,叶群就会请我们到她家中去,主要是看电影,多是一些国产片,还有香港片。在少有文化生活的文革当中,这是我非常向往的。休息中叶群和我母亲说一说话,大多是生活和健康,我母亲是经验丰富的医生,她们谈得投机。
  我见到的叶群只穿军装,有一次我母亲说她的衬衣颜色不错,叶群解开军衣上面的扣子让她看,是一件没有衣袖的“假领子”。叶群笑着说,这样节省也好洗,但穿上了要小心,不能露馅。
  1968年春节,母亲带着我们去给叶群拜年。我们在客厅里坐了一会,一个工作人员进来对叶群耳语了几句。叶群对我说,“首长叫你去一下,问问学校的情况。”
  我进了一个长形的约有三十平方米大小的会客厅,里面显得空荡,只有面对面地摆着两套陈旧沙发,没有任何其他摆设。林彪坐在那儿,我感到非常拘束。他示意我坐在他傍边,用祥和的眼看着我,让我放松了紧张的心情。林彪问我清华大学里的情况,学生们都在作什么。我大概介绍了一下,提到了校内受到中央文革支持的造反派的情况。我在说,林只是听,当我说到造反派批斗老师,打击不同派别的同学,还派出了人到全国各地参加对当地的党政机关夺权、参加打砸抢时,林彪说了一句“那样不好。”脸上流出了一丝不满的表情。
  我们说了大约二十分钟,内勤进来了,说叫我出去吃饭。他托着一个大盘子,上面有一个普通保温杯和擦手的毛巾、餐具。当他把保温杯放在茶几上把盖子打开时,里面用白开水泡了一个白面馒头。
  我被领着到了餐厅,叶群已经陪着我母亲和弟妹在那儿了。饭桌上摆了四盘菜,一个青椒炒肉丝、一个西红柿炒鸡蛋、一个炒白菜,一个红烧对虾。叶群说:“自己人,就简单点。”豆豆说:“平时没有这么好,今天特别加了菜。”她用手指着那盘红烧对虾。
  晚上看了电影,我们临走时,叶群送客到门口,说了句,“老二很懂事,聪明机灵”。我想她是指刚才林彪找我问话的事吧。

  1968年4月6日凌晨4点多,我从睡梦中被父亲叫起来,他问我在学校里散布过中央文革什么坏话没有。我说,春节去林彪家时我说过造反派的情况,我最近因为肝脏检验指标高,一直在家里休息,没有去过学校。父亲训了我一句“你别给我惹麻烦,给我走远一点!”早上7点钟,我被匆忙送到西郊机场,搭乘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返回长沙的飞机离开了北京,然后到了驻广东的解放军四十二军,用“程光”的谐音以名代姓当兵锻炼。
  我由此开始了军旅生涯,这个改变我生活轨迹的事中有叶群。这是我后来我才知道的。
  那是在1968年4月5日晚上的中央碰头会上,江青突然拿出一叠材料说:“邱会作的儿子是清华大学反中央文革的头目,应当逮捕归案。”之前,江青用这种方法整了“联动”红卫兵组织,抓了董必武等许多高级干部的子女关进监狱进行残害。
  面对江青的追查,叶群急中生智说:“老邱的那个儿子早当兵去了,不在北京。”江青哑口无言。事后我还听说,叶群向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北京市革委会第一副主任温玉成打了个招呼,要他对清华大学管事的人说说,别揪住老邱的儿子不放。但我仍然小心谨慎,在部队里,除了师团主要领导知道我是谁,其他人不知道我一个大学生为什么突然到连队来当兵。这样不但让我很安全,也没有什么特殊照顾,使我得到了锻炼,虽然部队生活非常艰苦,但比那些被江青点名抓起来关进监狱的干部子弟处境好多了。
  1969年以后,在校大学生开始了分配。因为有人关照,我的档案和分到广州军区的大学生档案一起从学校送到了部队干部部门。江青揪人的风波终于躲过去了。

   当兵锻炼半年后我被调到团政治处当见习的宣传干事,从此我有了休假,每年回到北京的假期里,总会遇到一两次到毛家湾那儿的机会,是叶群叫我母亲带着子女去,常常是玩一玩和看电影。叶群对其他一些高级干部也这样,包括一些外地来京的军队领导和他们的家属。每次我见了叶群,她都和我说几句话,问问我当兵和部队里的情况。
  1970年7月下旬我休假并为部队办点事,回到北京之后,见我母亲向北戴河打电话,知道叶群他们在那。我母亲在电话上和叶群说到我哥哥的婚事。
  我未来的嫂子叫张克非,是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的女儿。张部长于1967年“一月风暴”中被矿业学院的造反派活活打死,遗体脖子上有勒痕,脑后有一个血洞,前额被打破塌陷,全身到处是伤,大大小小、形状各异的伤口三十多处,特别是他背上的伤是用刀一刀一刀割的,这叫“千刀万剐”……中共中央下达文件,说张霖之是“刘少奇在煤炭战线的代理人”。造反派说他是“自杀”,自绝于人民。
  这位文革殉难者惨烈牺牲后,我听到了另外的声音。我的朋友、王秉璋的儿子说,林彪有次对王秉璋说:“你不要怕造反派!张霖之不怕造反派,才被打死的。”解放战争时王任二野11纵队司令员,张霖之为政委。张从来没有当过林彪的部下,林彪能这么说,可见他对受造反派迫害者的同情。
  尽管如此,在那种情况下我哥哥的婚事看来是不可能了,因为涉嫌为一个被毛泽东“点过名”的部长喊冤。但是到了1970年夏天,事情有了转机。我父亲在为此而努力,叶群也在帮忙,他们找到了周恩来,建议用一个“内部结论”把事情办了。
  1970年7月29日晚上12点多,通常要在次日凌晨才回家的父亲提前回来了。他对我说,早上天亮了你到克非家去一下,说“她们家的事,总理批了。”周恩来的批示意思父亲对我说了,核心的话现在可以在《周恩来文选》中查到:“张霖之在武斗和逼供的混乱中死去……张霖之同志的死亡应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张霖之同志的家属和他的子女不受任何牵连,应按照革命干部家属看待……”
  我早上六点多钟就赶到了在西单附近的小酱房胡同29号院子张宅。清晨胡同里还没有什么人,我敲院子的大门很久没有人开,就翻墙跳进去。小保姆惊慌地给我开了房门,已躲藏起来的张部长夫人李蕴华出来说,以为是造反派来找她麻烦。我把周恩来的批示大意说了,李姨非常激动,等她略为平静一点后突然问,为什么不明确说是“平反”,不说“张霖之同志是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人”?我按着父亲交代的说,这等于是平反了,现在只能办到这样。
  我回去以后,把李姨说的“不过硬”对父亲讲了。
  第三天正好是“八一”建军节前一天,军委办事组在首都体育馆请周恩来看表演让他休息,周一见到我父母亲就问:“路光和克非的婚事办了没有?”刚从北戴河赶回来参加八一庆祝活动的叶群说:“孩子们还在外地呢,老邱担心总理这种批法不过硬。”我父亲说:“还请总理写个批示吧。”周恩来说“不能耽误了孩子们”。说罢写了一张便函。
  家里决定立即举行婚礼,但哥哥嫂嫂正从外地的部队向回赶,母亲叫我和一个秘书先到管民政的地方去办登记结婚手续。管事的人指着我问,“新郎是他,女的呢?”秘书答:“男女明天才能赶回来。”“人没来登什么记?不行!”那人有点生气。秘书展示了周恩来的便函,“同意邱路光和张克菲结婚。愿你们沿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革命路线奋勇前进。周恩来 一九七○年七月三十一日。”那个管事的人不敢相信是真的,看了秘书的工作证后说,“可以,可以,总理批的还能不办!”
  九月里,我休假后为部队办事结束了,要回去了。一天下午,母亲对我说,毛家湾那叫我们去。因为哥哥已休完婚假回部队了,只有我和新嫂子随着母亲一起去那儿致谢。我们见到了叶群,她说:“刚从北戴河回来下飞机,耳朵里还嗡嗡叫呢。首长累了就不打扰他,我就代表了。”一会儿,内勤出来说:“首长听说了,立刻就要见。”我们进入客厅,林彪已站在中间等候。他很长的白胡子没有刮,身穿灰色中山装,布鞋。叶群立即上去,拿起放在茶几上的帽子向林彪的头上一扣,然后介绍了克非。林彪说:“张霖之是好同志,死得很可惜,现在好了。”克非说了感激林彪的话,叶群说:“别谢他,要谢伟大领袖毛主席!”
  叶群送给我哥哥嫂嫂一首她填的新词,是叫他们要一生紧跟毛泽东干革命的,内容我记不住了,记得最后一句是“终生学先导”。
  为了表示感谢,我母亲请人给林彪打了件毛衣。之前,叶群和我母亲聊家常时说,“他(林彪)在穿上从不讲究,有什么穿什么,除了军装以外,没有多少衣服。”母亲得知林彪一件毛衣穿了多年已陈旧,就托人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买来些他们生产的好毛线打成毛衣送了过去。因为不想让林彪事先晓得,又不知道他喜欢什么颜色,就打了黑色和米色的两件可以挑选。那次,叶群对我母亲表示谢意,还说,“他喜欢米色的,说穿上黑色的毛衣就成了一个‘黑狗熊’了。”听到这儿我乐了,都以为林彪总是不苟言笑非常严肃,没想到他也有诙谐幽默的时候。

  1971年7月底,我又回了家。我们团里要提一个干部,东北辽宁人,有些家庭问题需要外调核实,一般是有人出差或探亲时顺便去,部队挑选了我。这样,我在办完事后休假,来回路过北京多了几天在家。我见母亲常和北戴河的叶群常打电话,谈的多是林豆豆婚事。8月4日,母亲突然说,叶群从北戴河回来看病,她和父亲要看她,叫我也随同一起去。在汽车上,父亲和母亲约定,说他有事忙,要先走,叫我母亲多坐一会儿,免得失礼。果然,父亲到了那儿和叶群说了几句寒暄话就告辞了。
  叶群对母亲说,豆豆有男朋友了,是广州军区四十二军一个医生,叫母亲看看,再问一问他的业务水平。我说我就是四十二军的,叶群说,是吗?说不定你们还认识。
  林豆豆和一个男青年来了,叶群作了介绍,说这是小张医生。母亲一问,我发现这么巧,他居然是我所在的一二四师师医院医务所长。我在下面的团里,但毕竟在同一个师。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非常敦厚。
  大家说了一会儿话,叶群使了个眼色,我母亲开始和小张聊起了医学上的事,他从容不迫地回答着。我母亲非常重视临床经验,问他,你有没有遇到过少见的疑难杂症并及时处置的?小张说,在为地方群众巡回医疗时,曾遇到抬来的一个肚子极度鼓胀处于生命危险的老年妇女,化验检查指标都正常,问诊时病人表情忿恨不肯说话,家属只是哭。细问之后知道,是几天前病人和儿子媳妇吵嘴后才发的病,曾几处求医都说不出什么,吃药也不见好。小张医生决定针炎,几针扎下去,再请儿子媳妇好言劝慰,婆婆腹内一阵呜响,出了虚恭……听到了这,叶群问,“虚恭?”小张欲说但没开口,我母亲说,“就是放屁,出恭就是拉屎,虚恭是中医说放屁的文雅词。”小张红了脸,说病人肚子瘪了下去,自己走回了家。母亲点评说,老太太和儿子媳妇吵架精神受刺激,抑制肠子正常蠕动,消化道内滞气鼓胀,服药一时难奏效,此时攻心是主,针炎为辅,患者肚子里的气放光了,病自然就好了。母亲夸奖小张,看病在于找准病因,对症治疗,你处理得好。
  母亲对叶群说:“小张西医有基础,中医也懂,更主要是有悟性,成一个好医生,这是最重要的。”叶群听罢一脸笑容。

  1971年9月,突发的“九一三事件”改变了我一生命运。我从部队被押送到广州“办学习班”,其实就是审问,同去的还有我们团里一个二十多岁姓孙的三营炮连副连长。我知道他,1968年入伍的战士、班长。一次上级检查实弹射击,他用82无后坐力炮打出优秀成绩后,一位首长指着三四百米远的一棵独立树说,打掉敌人的“火力点”。他一炮射出,随着爆炸火光,树干拦腰断掉。他即被提升为排长、副连长。我实在想不出他会和“九一三”有什么牵连。我们在受批斗时,在一片“划清界限,彻底交待”的吼声中,他只能苦笑。“学习班”办了十几天后,因为陪外宾到广州的周恩来总理对军区首长说了,“不许动他们,对孩子要一视同仁”,我们才回到部队,恢复了原来的工作。
  从那以后,我和那个副连长成了无话不说的朋友,我问他为何受此“待遇”,他说他和叶群沾亲。
  “九一三”后林彪、叶群的亲属几乎都被审查,这种按血统进行的搜捕非常细致。他到“学习班”才得知了自己涉嫌的“罪状”在于身世。叶群的弟弟1936年参加革命,1949年担任解放军师级指挥员,在战斗中牺牲了。其妻已经怀有身孕,遗腹子出生后,随母亲改嫁给一个姓孙的干部。母亲从来没对孩子提起过这事,外面也没有什么人知这个“隐秘”,孩子一直认为继父就是自己的生父。“九一三”后中央专案组迅速查出了鲜为人知的叶家这支血脉,将他归案。
  我问他是何时见到叶群?他说1966冬天他上中学时串连到了北京,因为人生地不熟,没有饭吃,将要流落在街头,就在一个收容的地方给家里母亲打了个电话,等着被遣返。第二天,有个军人找到他,带他到一个军队招待所住下,安排他吃饭洗漱,几天后送他回去之前,那人在一处大厅里不厌其烦地问他一些问题。他发现一个妇女路过,在一边看他良久。他的眼光转过去,她就走了。不久她又路过这儿看着他,神情有点留恋。因为是一晃而过,以前他也说不准是谁,这次被告知那次是“和叶群秘密会面”。
  我听到这感触很深,叶群在没有得到他养父同意的情况下,想认未曾谋面的亲骨肉却忍了下来,不愿意让他母亲和养父一家人平静安详的生活被打破。办案人员明知早年的遗腹子不可能与二十多年后发生的“九一三”案有关,却硬把他挖出来向上邀功,以示清查工作的彻底。叶群比那些随意抓破别人已经愈合的不幸伤疤的人好多了,至少是尊重他人的意愿又通情达理。
  因为找不到那个副连长什么把柄,他被扣上“政治历史”问题被处理复员,在离开部队之前和我偷偷聚了一下。他说现在很苦闷尴尬,养父是个军级干部,却帮不上儿子什么忙,想找个好点的单位,别人都婉拒,最后托老战友帮助安排他到西北地区一个城市当了名工人。我说他已是万幸了,至少比我强,还有个家,还有爱他的父亲母亲,而我,父母生死都不知道。

  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了,我在分别十年后看到了自己的父母和一些劫后余生的人,林豆豆也在其中。1988年父亲从“保外就医”的西安到北京省亲时,林豆豆来看父亲。他们说起话来都提到了叶群。在那场史无前例的大批判中,人们都把叶群当成了最坏的女人,是敌人派进来的潜伏特务、早就知其恶迹。可林豆豆讲,叶群是毛泽东、朱德一手为林彪撮合的,叶群并不愿意,是毛泽东等做了工作。我知道,彼时的所谓做工作,就是“组织分配”和“强迫”的代名词。
  豆豆和父亲聊天中说出了一个意思,叶群不好,连累了她爸爸。
  父亲避开这个话题,说别的了。林豆豆临走前,看样子父亲想和她单独说什么,我走开了一会儿。待豆豆告别之后,我问父亲有什么事要说。父亲说,有些话单独说对豆豆方便,他不同意豆豆说,是她母亲不好,害了她爸爸。
  我问父亲怎么说的,他说他讲了三条:其一,叶群有缺点,但同样是冤案中人,到现在对“九一三”没说清楚,都是些没有根据的扣帽子,怎么好全怪到叶群头上?其二,对豆豆抱怨叶群有时和江青交往多了,父亲作了解释,说很多是周恩来叫她去的,打听江青那的底细,以便应对。叶群在这上帮周恩来办了不少事。
  我说,叶群有时和江青一起乱说,引起了麻烦。
  父亲说,叶群和江青有一个共同的毛病,就是心里放不下事。她们如果有事就一定会向外说,但也有不同:江青是不分时间场合、无所顾忌地胡说八道,只要高兴就瞎吹乱讲。叶群理智多了,她只对自己相信的人说,而且说得也有分寸。
  父亲又说,叶群为人热情,很聪明,记忆力特别好,人缘不错,做事比较得体,绝不是江青那样耍泼欺人的恶妇。叶群的问题是没有多年的党内斗争经验,更没有在长期艰苦的领导岗位中磨练出来的品性,总是唠唠叨叨……父亲的话是那么平淡,好像是在说可能还会遇到的一个熟人。
  我说,现在有个流行之说是叶群导演了“九一三”。父亲一口否定,说叶群最多只能说是对身体不好的林彪有某种干扰,要害是堵塞了一些言路,造成他脱离实际。叶群遇事不能浑厚深远,影响了林彪,也影响了他们,但这种影响不是导演了“九一三”。
  听到这儿,我问父亲,那你对豆豆说的第三条是什么?
  他说他向豆豆提了一下,“叶群是你生母,不要过于怨恨她。”
父亲这句普通家常话令我非常感慨。“九一三”是个历史之谜,为了要解开它,了解彼时的当事人有重要意义。那些人也是有七情六欲的平常人,不能一味只当成“政治小丑”去任意胡说。好在那一段是现代史,离开当前不算久远,还有人认识见过那些当事人。研究历史,对他们不能脸谱式人为丑化,包括叶群,按照本来的面目了解真实的他们,会更好。

    ——作于2002年

 

与华国锋交往两三事

    初次见到华国锋,完全是偶然。1968年4月6日凌晨,我从睡梦中被父亲叫起来“审讯”,问我是不是参加了清华大学“四一四”派,那是中央文革支持的造反派的对立面,有人检举,说我散布林彪是反对造反派的。在父亲的追问下,我说春节去林彪家时,他问过我清华大学造反派的情况,后来我在很少几个朋友中提过这事。最近,我因病在家治疗没有去学校,是“逍遥派”,不参加任何派别活动。我从父亲的脸色上看,似乎发生了很严重的问题。他说,你别再惹麻烦,给我走远一点躲一躲。我问什么时候走,到哪儿,准备些什么?父亲说,简单带点换洗的衣服就行了,马上走。

    早上7点,我被匆忙送到西郊机场。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在北京汇报后正要乘飞机返回长沙,明天即要召开成立大会,我搭乘这个飞机离开北京。这时,一个穿着灰布中山装的高个子的人走过来,招呼我说:“你随我们到湖南去,黄总长、叶主任已交待了。我叫华国锋。”他握着我的手,我看着他,年纪五十左右,长方脸,板寸短发,体格健壮。以前我串连时到过湖南,知道原来的省委中有这么一个书记,没有想到他这么朴实,没有一点架子,听他一口山西口音,看上去憨厚得像农村基层干部。

    搭乘飞机的还有丁盛的夫人孟文虹一家,他们从新疆来到北京,转道再去南方。之前,丁盛已从新疆军区调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先去到职了。我与丁盛一家很熟悉,跟他们一起同行。

    到了湖南后,我们被安排在招待所,第二天参加了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我和丁盛的家人坐在主席台下面的观礼台,席位在离主席台最近的地方,坐在那儿的是各地区来观摩盛典的来宾。大会即将开始,在“东方红”乐曲声中,华国锋等人登上了主席台,我回过头向他挥了几下手,他看到了,点头一笑。

    主席台正中就坐的是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黎原,两边是革委会的副主任和驻军领导,在一排穿着绿军装的人当中,身着灰布中山装的华国锋有点显眼。省里原来的领导多被打倒,革委会的主要领导已经由军人担任,而华国锋作为拥护文化大革命的地方干部的代表人物,被结合进了革委会,担任副主任。

    革委会成立仪式接近尾声,群众游行开始了,和别的地方游行时总是伴着“大海航行靠舵手”曲调不同,此时常插进欢快歌曲“浏阳河”,一首人们熟悉的歌颂毛泽东的湖南民歌。当歌中唱到“出了个毛泽东天下把名扬”时,全场都跟着唱了起来。毛泽东是湖南人。“浏阳河”是湖南人独有的“东方红”,凡有集会必唱,每当唱到此处,激情的人们会站起来高呼“毛主席万岁!” “文化大革命万岁!”

    庆典之后,黎原和华国锋到招待所看望丁盛的夫人。黎原是广州军区驻湖南的陆军第四十七军军长,因部队全面进入“支左”,他主持了湖南的局面,进而成为革委会筹备组长、革委会主任。他们来看望军区首长的夫人自在情理之中。华国锋看我也在这儿,亲切地让我坐在他身边。华国锋对丁盛的夫人说,既然到了长沙,一定要走一走,看一看。华的话让人感到,他是老湖南、老长沙,是这里的主人。丁盛在大西北边陲工作好几年,家人很难到内地,现在有这么个机会,乐得于此。

    我们参观了长沙和附近几个地方,主要是瞻仰毛泽东活动过的纪念地。

    我们先看了长沙第一师范学校,那里是毛泽东青年时代读书的地方。我们乘车在长沙市内行驶,街道两侧都是近年来新建的五六层高的建筑,显出了南方省会的都市风貌。走着走着,前面突然出现了几座二层楼的旧式建筑,比周围低了一截,非常显眼。陪同的人说,长沙第一师范到了。这些只在老相片和电影场景里才能看到的旧式灰砖建筑,和现代楼群相比显得低矮狭窄。在学校的教学楼里,木质的楼梯在人走上时咚咚作响,我踏着教室里稍微颤抖的木板地,看着旧式的课桌、黑板,在老式的木格窗里透过的阳光下显得古朴,我为这一片繁华市中心还能对历史建筑保护的如此完好而惊叹。讲解员似乎看出来了,说这是新修的。抗日战争时国民党军队采用“焦土抗战”,大火烧了长沙城,原来许多建筑已毁损。解放后政府重视教育,重新修了长沙第一师范。她边说边用手指着校园里不远处的高大新式建筑说,就是那样的楼房。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为了表示对毛主席的热爱,拆掉了几座大楼,复旧造了这些老式房子,为了赶在革委会成立之前修好,拆掉那些高大的新楼房时,请了部队工兵来爆破。

    我们又去参观清水塘,那里是早年中共长沙支部所在地。车子开到那儿,城市中间突然出现了如农村一样的景象,一问才知道,也是刚“建成”的。这里四十多年前是郊外,为了恢复乡村旧景,拆掉周围的民房,尽管那里已经成了老百姓居住密集的市区。为了这一百余平方米毛泽东曾住过的“革命圣地”,搬迁了几千户人家拆了数万平方米的住房。纪念馆工作人员自豪地说,附过的民房还要拆,不远之处要修一座纪念馆。他说这样的工程还很多,将来铁路要修到韶山,让全世界的人去看“红太阳升起的地方”……

    那时人们到了长沙,一定要去湘潭的韶山。我们的车子在路上走时,司机说,华国锋书记到省里之前是湘潭地委书记,他极力主张修建毛主席老人家的纪念地。华书记是对毛主席最“忠”的人,为此还和那些不愿意这么作的“走资派”坚决斗争,过去还不能实现,现在文化大革命,就可以放手大干了。

    我在湖南接到我母亲打来的电话,清华大学的造反派学生在长沙看到了我。要我跟着丁盛家人去广州,到部队里当兵锻炼,注意不要再暴露了,她说父亲为我把名字改成了“程光”。

    我到了四十二军一二四师三七零团的连队里,基层干部湖南籍的较多。我有点奇怪,后来才发现是有原因的。我们部队兵源以粤湘桂三省为主,湖南是人口大省,参军入伍的多,湖南兵文化水平高于广西人,体格强壮高于广东人,在提拔干部时往往占了先机。我所在的团里,湖南干部占了将近一半。听他们说起,华国锋在原来湖南地方领导干部中是最拥军的,也理所当然地受到解放军的支持。我在部队当兵,以为不会遇到这位“拥军书记”了,没想到两年后又与华国锋见了面。

    1970年3月,我随部队在广州支左,因急性肠胃炎住进了医院。出院时我母亲打来电话,说她这几天在湖南出差。广州军区政治部主任卜占亚调到湖南工作,明天赴任,让我搭乘送他的飞机去长沙。

    我到长沙的第二天,招待所服务员说,华书记来了。我们急忙迎出去,华国锋已进门了。我迎上前去敬了军礼喊了声“华书记好”,他爽朗地笑了,说:“你还是成立革委会那会儿跟我来湖南的吧。”我没有想到,他还记得我这个一面之交的“小朋友”。华国锋身着灰青布中山装,脚穿黑色圆口布鞋,提着彼时办事人员常用的人造革长形提包。在革委会工作的地方干部,多少也穿件军便装,或是戴顶军帽,即使是地方干部装束,也要提个公文皮包穿双皮鞋,显得一些“时尚”,像华国锋这样土气装束的并不多。

    我母亲对华国锋来看望感到有些意外,说,“上次程光是跟你们离开北京的,太感谢了。”华说,“不客气,是我们应当作的。”华国锋或许不晓得我是中央文革江青要“缉拿”的人,但会想到我一定是遇到了什么难处才匆忙离开北京。我从他和我母亲说话的口气中听出来了。

    华国锋和我母亲聊了一会儿,临走前说,请代问老首长好,代问军委办事组其他首长好。我原来以为他是说客气话,因为我父亲和华国锋没有严格的上下级关系,虽然父亲解放初在中南军区政治部工作,华国锋是军区所辖湖南湘阴县委书记兼县大队政委,以这种关系称“老首长”有点勉强。后来我才知道,原湖南省委书记、革委会主作黎原,作为四十七军军长随部队调防到陕西去了。中央要安排接替人选,军委办事组认为,军队不应再过多地管地方的事务,主张华国锋为湖南第一把手,而军区政治部主任卜占亚作为第二把手配合华的工作,这一方案得到中央的批准。华国锋说几句感谢的话本在情理之中。

    当时黑龙江、山东、贵州、山西的核心干部也进行了变动,都是军队干部接替了地方主要干部,唯有湖南由没有军职的华国锋担任第一把手,主持党政军工作。

    华国锋和我母亲谈的时候说了一句,军委办事组在湖南办的事,他们一定办好。我问随我母亲来的秘书,是什么意思?他说。湖南听说北京在“选人”,这里有人政治条件和各方面都不错,有个是歌舞团跳芭蕾舞剧“白毛女”的,这里下面有人推荐,估计不行,但他们的心意领了。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我被审查了,那次搭乘送卜占亚的飞机到湖南一事是叫我揭发的问题之一。在写交代时,我想少一个人的麻烦就少一个,没有提及华国锋来看望我母亲的事。

    我再次听到华国锋是1972年10月,湖南的卜占亚被审查了。他的儿子在我们团七连当兵,同样命运让我们两人常常在一起。他说他父亲倒霉,是华国锋查办的,有一条原因是得罪了毛泽东的亲戚。毛泽东的表兄王季范1971年冬天到长沙过九十寿辰,卜占亚为他作了最好的安排,住在最好的蓉园一号,饭菜随便点,没有标准限制,晚上放专场电影,想看哪一部看哪部,真是当作“太上皇”,不敢有一丝怠慢。但是事后,宾馆里三个想穿上军装的服务员因没有实现要求,通过王老的家人向毛泽东那儿告了状。

    华国锋对毛家的亲友招待得最好、办的事最多,我在湖南时就听说了。但是对毛的亲属小有冒犯,就会有如此倒霉,我这才知道。一些史料说,毛泽东对家人要求很严格,我以前就不太信,也许他在建国前后如此,到了晚年,已经不是那样了。且不要说毛泽东的远房亲属王家人那样,他的侄子毛远新、女儿李讷更是为官一方的风云人物。
    1976年“四人帮”倒台,华国锋成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被赞誉为“英明领袖”,他的像与“伟大领袖毛主席”像并排悬挂。一时间,宣传华国锋的歌曲“交城的山交城的水”成了新的“东方红”,他领导的县大队被当成了中国抗日战争的中坚力量。社会上传说他是毛泽东失散多年的儿子,虽然无从考起,但我们部队那些湘籍干部谈起来津津乐道,说只有湖南才可以是“红太阳升起的地方”。

    我本来以为,我上半辈子生活在毛泽东时代,下半辈子生活在华国锋时代了,连邓小平都说,“华主席可以领导我们党到本世纪末”。但是没有想到,华国锋下台了,被别人拉下了马。而把他拉下马的人,刚刚还是高唱他赞歌的人,政治就是这么诡异。
    全国批判华国锋的运动开始了,新的“圣者”被还原成普通人,甚至都不如。在各式各样的指责中,华国锋被歌颂的那些功绩都没有了,好像成了一个占据不该得到的最高权力的人……
    之后,人们很难听到华国锋的消息了,他没有再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只是在党的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里排在最后一名,那曾是王明过去在那样“不计名投票选举”中的位置。
    1988年我父亲从安置地西安到北京省亲,住在双榆树,我去看他并在那儿小住。恰逢中央在开什么会,部分代表住在附近的西颐宾馆。有位老熟人来看我父亲,无意中说到他在那里看到过华国锋,早上在院子里晨练。

    不知为何我很想去那儿看看,第二早上去宾馆大院内守候,看到一些宾馆住客和在那儿长期包办公房的人在那儿散步,没见到华国锋。我问巡视过来的保安,是否这几天有个老人早起在这儿活动?保安说,好像有个白头发高个子老人单独散步锻炼,远远不少人看着他。我急忙问,是华国锋吗?保安说,谁?哪个公司的?常看到张总、李总,没听说过这个人。我说,他可能就是华主席呀!

    保安一脸茫然。我不死心,进到宾馆里想碰碰运气。当初这里叫做友谊宾馆,原是苏联援华专家的住处,后来是西哈努克亲王政府在北京的办事机构所在地。那时我曾找一个朋友来过,工作人员热情地领着我找到了她。如今这里变了样,大厅的正前方,原来挂着毛泽东像,现在是英文书写的大字“欢迎”,大厅侧面曾是毛泽东语录,现在变成了服务台,后面是一排电子钟,指示着纽约、巴黎、莫斯科、东京时间,傍边挂着外汇兑换价格表,有当日美元、日元、英镑、马克对人民币兑换率。

    我想问一问服务台的人,华主席是否来过这儿,但立即打消了念头。他们和院子里作保安的民工不同,受过高级酒店的专业培训,绝不会把住客的信息透露。想到这儿,我心中突然一亮。这些年来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毛泽东文革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走向了世界。

    华国锋的离职,是共和国健在领导人第一次完成了还算符合程序、没有发生“一举粉碎”的权力交接,而且事后对他有了礼遇,虽然太少,本可以作得更好。华国锋的默默无语和少为人知,就是他的“离职致辞”,这让那些接替他职位担任主席、总书记、总理的政治家们能施展本领,把中国的改革开放搞得有声有色……

    想到这,我更加敬重华国锋这位曾为人民“除四害”、宣布结束历时十年文化大革命的“英明领袖”了。
    ——作于1998年

 

林彪军事素养的细节

    近些年来中国当代史研究风行“宜粗不宜细”,只要某一问题已“定了性”,有人便照着修一段史,然后搜集、引伸、移植出一些“资料”加以说明。这种注重在政治上“保持一致”的方式于历史科学的治学和研究是否有益?我一直心存疑惑。钻入史学海洋,我对当代革命军事史情有独钟,敬重创造那段历史的人们——人民解放军的将帅。《聂荣臻回忆录》于1983年发行,是元帅回忆录中最早出版的,尽管它与后来的《彭德怀自述》在史实上、价值上相差远矣,但还是引起了我极大的注意。我相信用人的生命搏杀为代价换来的军事历史一定珍贵。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原红军一军团二师政委、新中国首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牵头编写了“红一军团战史(稿)”,参与者多为红军老人,是当事人回忆当年事。而《聂荣臻回忆录》为二十多年后部队政工干部组成“写作组”集体之作,说它是“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也许更为恰如其分,红一军团于中央苏区反围剿、长征路上当先锋的光辉战绩,还有歌颂毛泽东用兵如神的大量篇幅自然成了重头戏。

    一支英雄部队的战史融进了其领导人的个人的回忆录,就不得不提及红一军团创始人——军团长林彪。彼时林彪已经人去事非,回忆录无论写史还是叙事,内涵中都是对他“彻底否定”。关键的地方自不必说,就是一些无关大局的细节,也是挖苦口吻。比如其中说到:林彪从红军带兵时起,身上有个小本子,上面记载着每次战斗的缴获、歼敌数量,并为此沾沾自喜……它令人感到,此人素养如此糟糕,想得都是沽名钓誉。

    过于政治化是上个世纪中国的思想禁锢阴霾还非常浓厚时该类作品均有的特色,这段描述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质疑,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瑕疵尽显。一篇气势宏大的中国元帅回忆录里出现这样的“细节”实在不和谐,因为彼时刚23岁的年轻军团长决不会因为这个“猥琐”小事就被年长他8岁的政委聂荣臻察觉出他四十年后会有“九一三”那样的结局,一看便知道那是“写作组”的捉刀之技。

    类似情况还有多处,如写红一军团第一支骑兵连的首任连长梁兴初和副连长傅崇碧,对傅某之后加了“同志”,对梁某则是直呼其名(与书中那些后来成为“坏人”者待遇相同),只因出版此书时梁兴初还在株连的阴影中。这样强烈的政治化取舍,不像是如实记录过去的回忆,倒像“专案组”在下政治结论,一时间让人难以区分这些内容到底是“专案组”在审,还是“写作组”在写。

    我对聂荣臻的敬爱发自由衷,红一军团的将领在人们眼里也许是传奇人物,可到了我这儿都是长辈至亲。我曾有机会走近聂荣臻。“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至1967年“一月风暴”时,我的父亲邱会作被造反派武斗打成重伤致残,在中央军委驻地西山养伤的几个月里,倍受住在那儿的聂荣臻、叶剑英关怀。老帅们对造反派的愤恨,对老干部的爱护,常常露于言表。每天清晨和晚饭后,住在西山的人有时和喜爱散步的聂荣臻、叶剑英不期而遇,说上几句话。在我眼里,聂帅双目慈祥,叶帅满脸福贵,他们待人随和亲切。

    那情景虽已过去三十多年,至今于我仍犹如在眼前。但是当读到聂荣臻的回忆录时,我已不再仅仅是他的少年崇拜者,多的是“情”,心中是“敬”,而是一个历史钻研者,讲的是“理”,信的是“实”。我阅读许多相关聂帅的史料后发现,元帅也是常人,他为人忠厚,对毛泽东忠心,但有时过分有些“愚忠”。他和那一辈将帅们一样,受到了历史的局限,而这个局限又被“写作组”充分发挥,一心要塑造出一代“忠君”的名将。然而,历史不是政治,更不追求身后的“政治评价”(古称“谥”),而要留下真正的史实。《聂荣臻回忆录》过头地褒此,必将过分地贬彼。在“写作组”笔下,对林彪是按“三十年代悲观革命,四十年逃避革命,五十年代不愿革命,六十年代伪装革命,七十年代背叛革命”的“政治套路”作为潜台词在“回忆”叙述。

    “九一三”以后那样说情有可原,那时谁敢讲真话?听一位老同志说,1972年中央召开“批林整风”会议,全国各地的大员参加,都说与林彪没有什么关系。但会议的组织者出了个阴鸷的“绝招”,让与会人参观林彪住处毛家湾。那一份份来客记录、一张张合影照片在那儿,让各位大员看了发怵,回来后争先恐后检讨,愤怒声讨批判,誓言彻底划清界限。那一幕人为导演的政治剧并非第一次,在1966年八届十一中会会、1968年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曾对刘少奇、邓小平使用过。现在重读那些记载“共同声讨”的全会一致通过的决议、记载每人发言的会议简报,还让人有如亲临其境。虽然那一次组织领导干部对林彪住处的“参观”少有人知,但它所体现伟人早年提倡的农民造反“痞子”作风,令人咋舌称奇。彼时政治气氛如此,老同志们作任何“揭发”都可以理解。然而,对封疆大员采用如此手段,实为古代帝王治吏之术在重演。但是,如果没有了合影相片之类的“细节”,怕是谁也无法唱出那出“好戏”。

     《聂荣臻回忆录》有不可替代的珍贵价值,但也留下了遗憾。元帅和他战友们的功绩,我从老同志的嘴里,从一些部队的军史中知道不少,它们不仅详实,而且生动,甚至精彩,但是只要“沾了那个人的边”,就没有人敢采用。谁叫《聂荣臻回忆录》出的早呢?军事上的后发制人有时比先发制人要强大,撰写回忆录恐怕也是如此。离开思想禁锢的年代久远一些,会写得更加真实。评价回忆录,不在于回忆者的政治地位曾有多高(那怕是用他的名份),也不在于上面对它的宣传力度有多大,而要看它是否忠于史实。且不论你的观点如何,即便是对素材的选取和舍弃,也要接受这个法则的检验。

    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为民请命,毛泽东欲置彭于政治绝地。聂荣臻和叶剑英上门劝说彭德怀服软认罪,吞下那颗苦果。这段重要的史实在许多参加会议的老同志回忆中被有意避去,但最终还是再现于世人面前。它来自于李锐写的《庐山会议纪实》,那是共产党高级干部以科学的态度回忆历史的佳作。正是李锐所忆述的那些细节,才把尘封多年的历史真相说明。坚持真理有时要付出惨重的代价,彭德怀的悲剧不仅是毛泽东所为,还有几乎全体与会者的推波助澜。1989年庐山风云三十年过后,按法律规定,其档案应当解密,但许多老同志恳求中央不要那样做。因为在已经发表的众多回忆和言论里,他们称当初就抵制毛泽东,至少也是同情彭德怀。若是一旦公布了会议原始记录,那些凶狠咒骂彭老总的恶语将令他们无地自容。还是“宜粗不宜细”多讲政治,把责任加在林彪、康生,甚至是柯庆施等人的头上为好。

    每当我和某些专家学者谈及新披露的重要史实时,他们总是先问“上面”的意见如何?现在它允许如实采用吗?就是很少有人问它来自何处,当事人是谁,可信与否?我看到那些鲜活的史实变成了死板的说教,珍贵的史料被人为地遗弃,发现“科学无禁区”的真理在某些文字审查面前显得如此苍白无力。但是又一想,任何人都不可能改变和抛弃历史,因为它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为基础形成的科学,如同一条奔腾的大河长流不息,而你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滴水,沧海桑田中的一粒粟,切不可和历史“较劲”。

    过度政治化的史学著作往往会失去它应有的作用,阅读彼时“写作组”为元帅和名将们打造的众多回忆和传记,居然很难从中看出一个令人信服的道理——为什么他们率领的这支弱小军队能打败强大得多的对手?难道仅仅靠的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军事思想”?如果我没有十多年的野战军生涯,或许相信那就是正确答案的全部。

    我所在的恰好是一支以红一军团为源头的部队。现在流行的战争回忆堆积如山,多讲粗犷无比的革命气概,少了真实细腻的战斗经历,这和承载那段历史的部队实际情况相差远矣。某些“写作组”没有深入到将帅们曾领导过的部队体验生活,认真追寻战斗者成长的足迹,而更多地是在研究吃透上级文件,把握好正确的政治方向,力争向领导“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并没想到如何给后人留下一段真实的历史。

    我们部队里保持着战争年代传下的作风,每当首长布置工作,干部们会从口袋里“刷”地一下掏出身上的小本子,就像战士拿起了自己的枪,记下任务的每一处细节要求,而向上级汇报时,又会拿出小本子,上面详细记着工作收获。

    正因为如此,当我读到“林彪身上的小本子”那段话时,才有了不同的想法。用小本子“记载着每次战斗的缴获、歼敌数量”没有错,因为它对指挥员总结提高指挥艺术至关重要,何况没有正常武器补给的弱小红军的战斗力提高,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战斗的缴获。我曾想,随着历史的久远,再版《聂荣臻回忆录》时,一定会有人善意地建议去掉那段明显是“写作组”特意选出来的“多余的话”。可是我想错了!

    不久之后我对一位在东北野战军司令部工作过的老同志寻访时发现,那段“多余的话”背后反倒是隐藏着闪亮耀眼的精华之笔!我听他说起了1948年秋冬之际发生在东北大地上的辽沈战役。

    战役开始之后,在东北野战军前线指挥所里,每天深夜都要进行例行的每日军情汇报,由值班参谋读出各个纵队、师、团用电台报上来的当日战况和缴获情况,那几乎是重复着千篇一律的枯燥无味数据:每支部队歼敌多少、俘虏多少;缴获的火炮、车辆多少;枪枝、物资多少……司令员林彪要求很细,俘虏要分清军官和士兵,缴获的枪支要统计出机枪,长枪,短枪,击毁和尚能使用的汽车要分出大小和类别。经过一天的工作,人们非常疲劳,作战室那一屋子的人里恐怕只有定下这个规矩的林彪本人和那个读电报的参谋在用心留意。

    1948年10月14日,东北野战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仅用了三十小时就攻克了敌人原以为可以长期坚守的锦州并全歼守敌十余万之后,出人意料地没有按毛泽东设想的方案顺势打掉南边便于歼灭之敌,而是不顾疲劳,挥师北上与从沈阳出援的蓄势多时的敌精锐廖耀湘集团二十余万在辽西相遇,一时间形成了混战。战局瞬息万变,谁胜谁负实在难料,在大战紧急之中林彪无论多忙,仍然坚持每晚必作的“功课”。一天深夜,值班参谋正读着一份并不起眼的某师上报的其下属部队的战斗缴获报告,那是他们偶然碰上的一个不大的遭遇战,歼敌部分,余部逃走,它与之前所读的其他报告看来并无明显异样。值班参谋就这么读着读着,林彪突然叫了一声“停!”他的眼中闪出了光芒,问:“刚才念的在胡家窝棚那个战斗的缴获你们听到了吗?”大家带着睡意的脸上现出茫然,因为如此战斗每天都有几十起,不都是几乎差不多一模一样的枯燥数字吗?林彪扫视一周见无人回答,便接连问了三句,“为什么那儿缴获的短枪与长枪的比例比其他战斗略高?为什么那儿缴获和击毁的小车与大车的比例比其他的战场略高?为什么那儿俘获和击毙的军官与士兵的比例比一般歼敌的略高?”人们还没来得及思索,等不及的林彪大步走向铺满军用地图的墙壁,用长杆的尖头指在地图的那个点上说,“我猜想,不,我断定!敌人的野战指挥所就在这儿!”随后,林彪口授命令,追击从胡家窝棚逃走那股敌人把它打掉,各部队要采取分割包围的办法,把失去指挥中枢后会变得混乱的几十万敌军切成小块,逐一歼灭。东北野战军统帅的命令随着无线电波发向了我参战的各纵队各部队……

    而此时的廖耀湘,正庆幸自己从偶然意外的遭遇战中安全脱身并和自己的另一支部队汇合。他来不及休息就急于指令各部队尽快集结,欲回师沈阳大本营或经营口港从海上突围撤回关内。可是好景不长,追击而来的解放军把他的指挥部围住。廖耀湘眼看大势已去,只好脱下了将军服饰,穿上了伙夫衣服,由亲信保护,在乱中择机逃走。但是他们钻来钻去几天都无法脱逃,因为满山遍野都是解放军战士,不断有人喊着“矮胖子,白净脸,金丝眼镜湖南腔,不要放走廖耀湘!”把对方指挥官“细节”特征琢磨多时而编成的一句“顺口溜”居然有无比巨大的威力!穿着满身油渍伙夫服装的廖耀湘只好从俘虏群中站出来,无奈地说,“我是廖耀湘”,沮丧地举手投降。

    廖耀湘对自己精心隐蔽的精悍野战司令部那么快就被发现、打掉,觉得实在不可思议。当他得知林彪如何做出判断后,这位出身黄埔军校、曾留学法国著名军校的国军“五大主力”之首部队的高傲长官说,“我服了,败在他手下不丢人。”

    辽沈战役胜利的重要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毋容置疑,四十七万多国民党精锐军队弹指间灰飞烟灭,辽阔富饶的东北大平原和各工业基地尽收手中,人民解放军从此在数量上武器装备上第一次超过了自己的对手。有了关外这一大块完整富庶的战略后方根据地,有了东北野战军这支数以百万计、凭缴获配以先进美械装备的战略总预备队,中国共产党人夺取全国政权指日可待。但是人们可曾想过,取得这场战役巨大胜利的一个关键因素,居然出于胜方前线统帅对战斗缴获的留心,来源于他“从红军带兵时起,身上有个小本子,上面记载着每次战斗的缴获、歼敌数量”的优良军事素养。

    到了这里,难道你还推崇“宜粗不宜细”吗,还能说“细节”和那些看起来仅是历史的“碎片”不重要吗?有时它能解析和折射出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甚至改变一场大战役乃至一场重大战争的胜负!

    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的军事历史如此,研究经过亿万人民奋斗牺牲饱尝艰辛换来的中国当代史,何尝不应当这样?!

    ——作于1999年1月

 

高岗的一点轶闻

    高岗曾是中国家喻户晓的人物,但现在年轻人很少知道他。高岗生平介绍在各类工具书中已销声匿迹多年,最近才又出现。他作为陕北红军和根据地的创始人,中共“七大”政治局委员、解放战争后期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就足以叫人惊叹,因为“七大”政治局委员十三人,其余均以“革命家”载入中共史册,那时的六大军区司令员,其他都是解放军元帅。1949年10月1日,高岗与刘少奇、朱德、宋庆龄、张澜、李济深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正中的毛泽东身旁。这一历史瞬间,由画家董希文创作成“开国大典”油画,发表于画报之上,展出于博物馆中。

    我帮父亲整理回忆资料时遇到了高岗的名字,他对于我来说太陌生,多问了几句。父亲说,他和高岗等陕北干部认识,是红军1936年2月跨过黄河向山西方向东征,他在瓦窑堡中央军委留守处任粮秣处长,留守处主任是周恩来,高岗是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给他的任务是筹措军粮,迎接东征的红军返回陕北。筹粮任务对于贫瘠的陕北来说,十分艰巨。周交待任务时,嘱咐父亲一定要依靠陕北的同志。果然,有陕北当地干部的支持下,完成了三百担军粮的筹措,迎回了从山西渡黄河而归的红军。

    父亲说,他此后调到中央粮食部担任供应局长,再任军委供给部副部长,部长。党中央搬到延安后,常见到高岗,高是延安保安司令员,但他和高岗当面打交道,是因为一个偶然的事。

    1936年底西安事变后第二次国共合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国民政府按二万五千人的编制补充装备,其中有二十辆大卡车,成立了供给部汽车队,主要跑延安到西安,把国民政府的给养运回。一天父亲正在办公,有人很远处就骂起来了,是高岗来了。他说他的儿子丢了,有人见到是在供给部的汽车队玩,然后不见的。当时延安有国民党特务,高岗担心儿子遇害。

    父亲问清了原因,连说高司令不要急,如果孩子是在供给部丢掉的,他负责找回来。第二天一早,汽车运输队把高岗的儿子送回来了。原来孩子爬到了车厢上玩,累了就在车上睡着了。正巧车队有任务出发,司机把车子开到延安城南的十七里铺后才发现孩子,因天色已晚,第二天赶紧给送回。

    高岗来领儿子时,不断向父亲赔礼道歉,说他心一急,就发了态度。事后,高岗专门请父亲去家中吃饭表示谢意。

2

    从那次“不打不相识”以后,父亲和高岗熟悉了,常有来往。父亲管军队的供应,很大程度要靠边区政府和本地人,在高岗等陕北干部支持下,解决了不少难题。红军最大的困难就是缺粮。陕北是贫穷的地区,人口少到不足150万,产粮不多,再养一批外来人,负担很重。1940年,国民党不断掀起反共高潮,国共合作进入低潮,国民政府的供应少了,没了。为了生存,部队要种地,却不能与人争地,与民争粮。外来人要生存下去,要看当地人民接不接纳你,老百姓懂个啥?主要看他们的头人。

     我听到这些,翻阅了父亲回忆稿,说到陕北根据地,父亲的一句“高岗是陕北的领袖”令我很在意。父亲的回忆中少见泛论,他说某个观点,必有原由。
    父亲说,第二次国共合作共产党没吃大亏,重要的是有了地盘,陕北根据地在革命历史上的价值无论怎样说都不为过分,它是中央红军的救命地,是共产党抗战的总后方。党中央刚到陕北,增加了那么多人与民争食,有人喊出了“天公打死毛泽东”。可是后来,陕北人民接纳了我们,养活了我们。这得益于党中央处理好了中央和陕北地方党的关系。陕北共产党在王明错误路线下造成了分裂。中央一到,果断地释放了受打击的人,把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人树立起来,陕人治陕,稳定了人心。
    我说谢子长、刘志丹牺牲后,党中央决定陕北安定改叫“子长县”,保安改名为“志丹县”。父亲说这么作,是为了团结陕北干部。刘、谢牺牲了,陕北红军的主要代表人物剩下了高岗,他“跟”谁就重要了,高岗坚决地支持了毛泽东。
    父亲说,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是逐步形成的,始于遵义会议,完成于“七大”,依靠的是支持毛泽东的力量,其中“陕北帮”很重要,而高岗就是这支力量的代表和领头人。在延安,毛泽东在大会小会上一直赞扬高岗。
    我查阅了文献,毛泽东曾说自己“对于陕北的情况的了解,对于和陕北人民的联系,和高岗同志比较起来就差得多”。这些话被收到《改造我们的学习》作为整风学习材料,并成为以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的重要文章。在党的“七大”上,高岗当选政治局委员,成为中央领导集体的一员。毛泽东对陕北干部的依仗和重用,显示了娴熟的驾驭之道,彼此相得益彰。

3

    历史有时会急转弯,人的命运也如此。高岗如日中天时突然去世。中央有决议,说他和饶漱石结盟反党,自绝于人民。研读这段历史,能了解的太少,让人如坠入云雾之中。于是我多问了父亲几句。

    他说,自从东北野战军南下作战后,就没有见过高岗。他得知高岗问题,是在中南军区听传达,而高的死,是陶铸对他说的,说毛主席叫邓小平主持高岗案,没有想到一整就整死了。陶铸曾是东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而另一位在陕北和东北与高岗共过事的李富春也说过,高岗气的是毛泽东对他说了话又变,愤然难平。

    我寻找资料,此事近年偶然在一些史学杂志或领导的回忆中略有披露,从“与中央保持一致”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点蹊跷。其中有的说:新中国建立伊始,毛泽东对副主席刘少奇、总理周恩来在建国方略方面有些不满意,讲给了他十分器重的高岗听,甚至对刘曾被捕后出狱留有疑问。如此这般,多有借此人之口驾驭彼人之意。高岗传播出去,不料有要人向毛泽东告发。毛泽东权衡利弊,称高岗“分裂党”、“阴谋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高岗深感冤屈,可顾及领袖声誉,有口难辩,遂两次自杀,以死表白。以后,人们看到的都是为高岗定性为“反党”的指责,但我从那些官话之后还发觉有另一面。

    毛泽东得知高岗自杀后,沉默良久,说:“遗憾,终于留不住他。他这个人,斗争性太强,性格过于刚烈。”当他身边工作的人说高岗是自绝于党时,毛说:“话是那样讲,但党内斗争死了人,总是不好的。”曾作过毛泽东的秘书李锐回忆,毛泽东曾说,“高岗的事,我有责任,约了谈话,高岗想去陕北,拟保留中央委员,回延安,本人也愿意。后来竟这样结局,我也觉得遗憾。”在1955年3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谈了“高饶问题”,特别强调骄傲情绪是危险的,说“不要逞英雄。事业是多数人做的,少数人的作用是有限的”。这个话与当年他在陕北极力赞扬高岗完全相反。

    常言道,此一时非彼一时。曾让中央红军在陕北立住脚的“陕北帮”干部在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中受难,时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1962年被指责“为高岗翻案”,被贬到洛阳一家工厂里去了。

    我研读党史发现,以前毛泽东打倒的,都是党内“对立阵营”中的人物,但是自高岗开始,依次打倒的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都是毛泽东树立领袖地位过程中为他出过力的、是毛泽东打击对手时的“自己人”,可后来却被毛泽东打倒。

    历代帝王成大业者,对敌手必要斩草除根,但是对和自己一同起家的人则有不同,即便是株杀功臣之后,还有一个对待遗属的问题。凡对之积余恨难泄者,要灭其九族;而事后悔于在心者,则以种种方式厚恤遗属。

    高岗死后,毛泽东指示,子女要由组织抚养,关照得非常细致。有一说,毛泽东知道了高岗夫人李力群被安排在图书馆上班,说不行,一定回到原工作单位教育部,并指示对她和孩子要一视同仁。周恩来对高岗家属非常关照,安排李力群出任教育部副部长,即便在动乱的文化大革命中的1975年,她仍然当选为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对高岗的家属如此,但对他本人则严厉有加。

    高岗的名字从许多资料文献中消失了,那怕是陕北红军的历史也没有了他。以后再版的《毛泽东选集》中删掉了赞扬高岗的那些话。放在革命博物馆中开国大典的著名油画被收了起来,当它再次展出时,站在毛泽东身边的副主席中少了高岗,他的位置上被巧妙地“安排”了一盆花。

    高岗去世后没进革命陵园,葬在了北京玉泉山下的万安公墓。一些社会名流安息于此,但高岗的处境远不如那些人,墓碑上只写了高岗的原名“高崇德”,没有生卒年月、没有碑文,看来是不想让人知道此地所葬之人。不过,它比起后来被毛泽东打倒的人要好一些,毕竟高岗墓碑上有他的原名,家人可以去凭吊。而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瞿秋白被掘了坟,骸骨被迁出了八宝山革命公墓。刘少奇1969年去世时被叫作“刘卫皇”,彭德怀1974年去世时被叫作“王川”,他们的骨灰在何处不让人知晓。而林彪1971年去世时,在中国连个葬身之地都没有了。

4

    我的父亲1981年被安置到了西安,他隔几年就要到北京住住,新世纪到来,他又来了。高岗的小儿子来看望父亲,他是我弟弟的好朋友。他问,“我爸爸是什么样的人?我都没有见过他。”他是高的遗腹子,从一本《血红雪白》的书中看到了高岗,那是第一次不以贬损的口气描写他,而之前有的出版物,甚至很多文学作品都把高岗描绘成霸道、粗暴,满嘴说脏话,有如土匪。

    父亲说,陕北出土匪不假,李自成就是那里的人,共产党不是被叫成“匪”吗?不过你父亲身材魁梧,浓眉大眼,相貌堂堂,很有气度。

    高岗儿子问,他是不是如一些书上说的暴躁鲁莽。我父亲答,不是,他对我们说话操一口平声细语的陕北腔,待人和蔼真诚,要不,他怎么能成为陕北的领袖呢?当然,他有强硬的一面,干起事来风风火火,对敌斗争非常果敢。他为人豪爽仗义,当战友和部下有了困难,他会全力帮助,对人非常宽厚,偶遇有人对他不敬,也不计较……父亲说起高岗的形象与坊间传说大相径庭,不得不举出例子,说他曾到东野总部开会,见到了高岗,在他那儿打几圈麻将,同玩的有个人摸着了一张牌,高兴地叫了一声“好牌,高司令来了!和了!”高岗沉下了脸。那个老伙计才知道说漏了嘴,他摸得是“九饼”,一张满是圈的牌,有如满面麻子。但高岗并没有发火,说了句“要严肃一点嘛”!让大家开心地继续玩牌。

    父亲说到这儿,觉得有点失口,对高岗的儿子说,“你爸爸脸上是有麻子,但不是大麻子,是细麻子,是挺好看的麻子呢!”听到这儿,大家都笑了。

    我们问起了《血红雪白》中写到的高岗爱兵。有一次,一纵的篮球队到司令部比赛,因不服输,双方打了架,无意中打了路过这里劝架的军区副政委高岗,警卫们抓了几个动手打首长的战士要关起来,高岗不肯,说“连我都敢打,打仗肯定是一把好手。”

    父亲说,他就是那个脾气,办事大胆决断,有魄力。说他说话粗暴?他对我亲切客气,从来没有感到他蛮横乱发脾气。《血红雪白》对高岗在东北所起的重要作用提得不够。还有,一些人回忆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多提了彭德怀在前线指挥,没有提高岗在后方支援的功劳。说着说着,父亲突然问了一句,“你爸爸的那个人还在吗?”我有点莫明其妙。可高岗的儿子说:“大妈呀,在。”

    我这才知道,父亲问的是高岗的结发妻子杨芝芳,儿童保育会陕甘宁边区分会会长兼延安儿童保育院院长,在延安与高岗离异。

    “她和你们有来往吗?”父亲得知杨芝芳居住在西安后又问。

    “原来没有,这些年就多了,我母亲(李力群)和她一直互相有问候。大妈去年病重,我母亲要去,因为身体不好,不能成行,委托刘志丹的夫人同桂荣大妈去看望,送了不少东西。”

    “这样好,这样好!”父亲对她们的大度赞许,对这两位高岗的配偶都坚持高岗是好人感到高兴。父亲问起了那个在延安时走丢失的高岗的儿子。“是大哥呀?他可不太好。”高岗的小儿子说起了他哥哥高毅。

    高毅少年时和李鹏,邹家华、叶选平等人一起留苏,然后回国工作。因父亲出了事,就被放到西北一个工厂里,历次政治运动都倒霉,生活上也拮据。后来年纪大,退休了,应当是离休,很多事却不能落实,生活很清苦。在留苏的同学帮助下,最近才好了一点。

    说到一个无辜的人受到株连,触到了父亲的痛处,他不语了。

5

    时代在变,许多巨大变化让你惊讶不已。但也有不变的,如高岗案的政治结论。然而,不变之中也有某些细微的变化,不关注此事的人也许难以体会。

    文革结束后,“两个凡是”终被打破,很多历史冤假错案得以纠正。李力群向中央提出要复审高岗案没受到反驳,但也没回复。1981年中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高岗案删除了路线斗争的提法,仍维持其反党性质,尽管原“高岗集团五虎上将”张秀山、张明远、马洪等人被中央重新委以要职。在那前后,邓小平两次谈到高饶问题,说“反对高岗的斗争还要肯定”。建国以来的许多案子都重新评价了,当政者们未必不知道高岗案的真相,但拨乱反正之时,更需要有个代表真理的人物出现在全党面前,而且他的权威不允许任何人挑衅,不管他是历史的还是现实的。

    时光在流趟,看似不动的历史,在默默地恢复本来的面目。藏于革命博物馆的那幅开国大典油画,又被收了起来,当它再次展出时,毛泽东身边重新站立着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高岗,而涉及高岗历史功绩的文章、回忆也有出现。

    2004年,中央组织部一名副部长看望李力群,回应她多次上书中央。李力群被告知,该部门派人用3年时间研究了中共档案中逾500份文件后,“高岗同志对党对国家的很多很多贡献”已获得承认。

    2006年,高岗家人将在文革期间被红卫兵摧毁的无名墓碑进行了更换。现在的墓碑前后各镶有两块大小相同的白色汉白玉石,墓碑正面的汉白玉石上只刻有“高岗 1905——1954”字样,背后的汉白玉石则是一块“无字碑”。

    2009年8月29日,时值高岗诞辰104周年,高岗的半身铜像落成典礼在他的故乡陕西横山县武镇乡举行。参加者有百姓数千人,有从全国各地赶来者,有附近十里八村的老乡们。在群情激昂的欢呼声中,高岗长子撩起覆盖其父铜像,高岗幼子发表了讲话。铜像的座基正面镌刻着,“高岗 1905——1954”,背面的生平简介以“1954年接受批斗,于8月含冤离世”结束。

    近几年清明节,高岗墓地前的鲜花是万安公墓里多的,前来为高岗祭扫的人愈来愈多。虽然那个碑的后面仍是空白,但这些已经发生的细微变化和看起来不易为人察觉的事,不正是在写着碑文吗?只是它还没有铭刻到墓碑上去。不过在我看来,要刻上去的那一天已经不远了。

    ——作于2009年10月

 

我的一九七一年

1

    1971年元旦刚过,部队里干部请假探亲的就多了,想回家过春节,但得到批准者很少,因为我们一二四师是甲种战备值班师,休假干部不得超过百分之三。我没想这事,我到部队时父亲要求,一定要把春节和其他节日休假的机会让给别人。那时我是三七零团三营八连指导员,连长离职在外学习,我不好离开岗位。我在部队那么多年,没有回去过一次春节。

    我们师从去年就在“支左”中增加了项任务,国防施工。我们团参加的“七零五工程”在广州白云山脚下,那里是军区战时指挥所,已建了多年有些陈旧,现在要扩建。工程属于绝密,虽然任务很急很重,但只许部队参加施工,干起活来非常累,星期天也不能休息。军区首长常来督促检查,工作上一点也不得马虎。

    春节刚过,我的连队接到命令,到距离“七零五工程”不远的一处名叫“老虎洞”的地方执行任务,是为一处刚建好的独立房子的外围架设铁丝网。那是座平房,约有六、七百平方米建筑面积,房子背靠白云山,房后几米远就是七八十度的山体陡坡,房前有个小院,大门外的路与附近一条公路相连。房子的墙体是青色的,如果不是走近它,很难发现。
    架设铁丝网是工兵作的事,由我们步兵承担,不仅专业工具少,而且没有经验和技能。好在总长度不太长,只有四百多米,大家边干边学。

    架设任务完成了,团首长把我叫去,让连队在这里继续作防空隐蔽工程,并担任警卫。“防空隐蔽”是军事术语,就是在那座房子附近和院子里种树种草,把因施工而造成的裸露植被弥补,形成与原来基本一样的地貌,使之从远处或是后面的山上看,那里与周边丛林草木环境近似,不易被发现。

    我组织施工,还要警卫,就围着房子用心察看,觉得有点眼熟。房子只有一层,但比一般住房要高许多,它宽大的双层玻璃窗,长长的走廊,厚重又密封的门,和广东当地注重通风开敞的房子不一样。我想来想去,像北京西山军队领导住的房子,再细细地看,和北京毛家湾林彪的住所相似。

    全团都为“七零五工程”紧张施工,而我们连在这儿搞绿化作警卫太轻闲,我有点不愿意。团政委似乎看出来了,找我谈了话,说这是军委主要领导到广州时居住的房子,要忠诚可靠的人来完成任务,团里考虑再三,才决定是你。

    三月初,在室外绿化的同时,室内也开始了布置。军区一个管理科长带着一批人进驻到院子里的偏房,有炊事员、服务员、内勤和花匠。那几个女服务员,一看着装就知道是军区接待部门为首长服务的。他们凡是要搬重点的东西,一律叫我派战士去,帮帮忙不算难,可是战士回来常诉苦,说他们摆放东西时经常变来变去,指手划脚吆喝。战士们累了不算,常常被训斥。

    那批人到来不久就和我们发生了矛盾。战士每天和泥土打交道,一天下来混身上下都是烂泥,可是院子里有自来水的地方只有那所房子厨房外的一个棚子,人一多就把周围的地上搞得都是水。他们就骂战士,时常发生口角。战士怕那个科长,我却不然,不许他训斥战士。他很恼怒,说你一个小小连指导员竟敢影响我们的工作?我不客气地说,你把我的战士不当人,我就不再让他们为你帮忙。他连声说反了反了,要反映到你们师,处分你这个指导员。

    和那个科长吵架后的一天中午,我接到师部一个电话,说军区办公室通知,指名叫我下午六点前准时到某地去有要事,要绝对保密。我感到好笑,因为通知的地点就是我们连警卫的地方。下午,我按时到了门口,正要进去,看到科长坐在传达室,还带着两个内勤。他挡住了我,傲慢地说,军区领导要在这接待北京来的首长,不许闲杂人员靠近。我说我也接到这个通知,才加派了双岗和几组游动哨。我想径直进去,因为站岗的是我的战士,但我怕引起麻烦,毕竟今天不同往常。他看我留在门口不敢进,得意地说,这就不用你操心了,早点走吧,别妨碍我们工作!这时,一串长长的车队开了进去,是军区首长们的车子。

    过了一会儿,里面出来一个干部到传达室看了看,问首长叫的一位客人来了没有?科长说没有。那个人反复出来几次看看,急了,说就等这个人了。正在这时,吴法宪的女儿吴仲秋出来了,她是广州空军医院的医生,见到我说,“就是他”。

    我被领进了餐厅,里面摆了两桌酒席。吴法宪坐在主桌上,丁盛司令员、刘兴元政委和军区首长们围坐在傍边,吴司令向我打了个招呼,我和吴仲秋赶紧坐在了次桌上空着的位子上。

    席间,听他们说着,这是为林副主席修的一座房子,原来他住过的房子太破旧,不好用了。从吴法宪的口气中听得出,林彪、叶群并不知道此事,军委办事组之前也不晓得,因为军区领导要吴向上报告一下,请林总天凉时来冬休。吴答,他说一下可以,但来不来不知道。林总不许专门为他修房子,在外地都是住原来的老地方。

    军区领导不以为然,说他们在修建另外一个新的工程,是更好更大的房子。吴法宪看上去毫不知情,因为军区首长强调,那是中央办公厅汪主任布置的,说“那个人”今年冬天前可能要来住,汪主任近期要亲自来查看。吴法宪说,“那个人”的事全听汪主任的,他叫你们怎么办就怎么办。

    那天以后,科长对我不仅客气,还特地打开了房子后面工作人员用的一处卫生间,劳动一天下来的战士可以在那儿洗洗。可惜这样的日子没多久,上级就通知我带着连队离开了。

2

    我们连去参加全团刚进驻的白云山麓磨刀湖畔一项“国防”施工。那里已经全面开工了,工程规模大,占地数千亩,离开那儿很远之外就辟成“军事禁区”。从已开工的建筑看,面积超过一万平方米,有多栋自成一体而又互相连接的别墅。

    这里施工的人密集,有一个工兵团和我们一个步兵团,还有汽车运输部队和一些从外地来的特殊军事专业施工队伍,它们中间有很多技术人员。

    磨刀湖是早年修建的一个水库,岸边树木繁茂风景宜人,在白云山的衬托之下美丽幽静,只是开阔的湖面略显单调。舟桥营架起一道浮桥伸向湖中,由汽车运来大石块向湖中倾倒,要堆出一个看似“天然的”岛来点缀景色。浮桥狭窄,只能一辆车子到了桥的端头倾倒之后退出来,第二辆车才能开上,因此很费时间。为了加快进度,这里晚上挑灯施工,领导常站在浮桥口上指挥督战。

    我们连的任务是架铁丝网,这里的地形要比老虎洞那复杂,线路也长了几十倍。每支一百多斤重的水泥桩、两百斤一捆的铁丝蒺藜要由战士们扛着担着爬上没有路的山林里。架设路径要精心选好,铁丝网要紧贴着时起时伏的地面在繁密的树林中穿行,既不能在铁丝网下面留下二十公分的空隙(人不能钻过),也不许离树木两公尺近(防止人攀树跳过),这样一来,柱桩的密度比常规增加了一倍。固定柱桩的基坑为30公分直径一公尺多深的洞,有的是在表面是浮土下面是砂石的山坡上一点点抠出来的。为了按时完成任务,连队一清早就要上山,天黑才回来,我和战士经常全身是泥,膝盖跌的青肿,手上身上总有几处被铁蒺藜扎出的伤。

    好不容易架好了铁丝网,又叫我们连负责砌曲折绕行于那几组房子周围的“天然小路”,为了让散步者少走回头路和有行走的乐趣,小路有时弯曲沿着山边,有时逶迤傍着湖岸,路边不断要出现小景致。小路沿山时,山坡一边要有挡土墙,傍水时要有防波堤,均为大石块砌成。石块大的重七八十斤,小的也有四五十斤,边缘是锋利的刃口。为了让它们少有人工痕迹地垒起来,要精心选择形状,往往要反复挑选、搬上搬下地试着对缝拼凑才行。战士们的手多被划破,手套上渗出了血。有一次,一段挡土墙砌好后发现少插了一只渗水的竹筒,只要在附近略多一两个出水口即可。可是指导我们施工质量检查人员要求立即拆掉返工,但是战士认为不影响质量,因为这比常规工程标准已高了很多。那个人立即向上汇报,一个领导在团首长陪同下来了,他训斥说,“这里不许一点马虎,如果少了一个渗水眼,挡土墙万一倒了,是对毛主席最大的不忠,会造成天大的罪行。”

    当时正值文革“三忠于、四无限”的年代,如果工作中出了差错,人们常会说那是“对毛主席不忠”,差不多都是口头禅了。但是我感到他说的是具体所指。等领导走后,我问留下来监工的技术员,为何动此大驾,让我和战士受这么严厉的训斥。技术员之前就认识我,好像知道我有“背景”。他听我这么一问,有点惊讶,以为我不知道房子用途,便用手向天上指了一下太阳。他见我作一脸疑惑状,又指了指我胸前的毛泽东像章,小心地向四周看看有没有人,急忙收回了手。之前我就知道,汪东兴亲自来看过这里,我心里明白,不敢流露。

    工程日以继夜地进行,我们一天要干十几小时活,天朦胧亮起床,天黑看不到了才回来,被汗水湿透的衣服来不及洗,只好挂在外面让风吹干,第二天再穿时衣服上已凝结出一层灰白色的盐霜。大家谁也不敢埋怨,拼命在干,因为领导强调,一定在国庆节前竣工,时间紧迫。

    建筑群很快就展现了面貌,它的高大宽阔,它的坚实厚度,它的特殊外环走廊,它那背山面水的宏大气势,远非老虎洞那可比。老虎洞那的房子还不如这里工作人员的偏房,显得简陋了。有人猜出了这群新房子的用途,只是不敢说。它就是后来被命名南湖宾馆的地方,为毛泽东专门修建的住所。

3

    五月初,团里值班室通知我到广州大沙头某地去一下,有人找。我按地址找到那,是国宾馆。我父亲的刘秘书到门口接我,说他们陪越共中央总书记黎笋来访问几天。我向团里打电话请一天假,团长说,你就陪陪父亲,等他走了之后再回来。

    我在宾馆里遇见了正在散步的黎笋,之前中联部陪同来的一个处长对我交代,黎笋总书记喜欢问话,如问他多大了,你只能说小一些,他六十多了。黎笋中等偏高的个子,脸色黝黑。果然,黎笋没说几句话就问我了,是身边的一位越共宣传部门领导译的,他流利的中文让我误以为是中方翻译。事后那位中联部的处长说,越南和朝鲜过去都使用汉字,越共建政后强制取消,推行拼音,他们把这当成了脱离中国影响、培养独立意识,并且在“亲苏”“亲华”之间摇摆。

    我见到中联部长耿飚,行军礼后说“耿伯你好”。我和他儿子耿志远是清华大学同学。他楞了一下,说我穿了军装差点没认出来。我说,上次见面还是几个清华同学到你家里下围棋,我们赖了棋被你抓个正着。

    这次外宾主要是参观和娱乐,对于如此精心安排休闲而没有外事活动,我有点疑问。我听刘秘书说,黎笋是“亲苏派”,中央特意安排得好些,是作加深友谊的工作。在广州参观第三十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时,贵宾对展出的许多小玩意儿爱不释手。离开那里之前,父亲把在场的外贸部和广东省负责人叫来说,“凡是外宾喜欢的,可以拿,然后再依样送一批到国宾馆。”

    第二天中午送别宴会后外宾立刻要启程回国,宴席将结束时父亲对黎笋说:“你们马上要回到抗美战争第一线,一些小礼物不成敬意,已送到白云机场你们的专机上了……”翻译有意把父亲的话大声说出来,坐在各宴席桌上越南外宾听了,无不欢呼雀跃,有的还热烈鼓掌。

    后来父亲垮了台,中越也交恶了。有人揭发他的“罪行”,说足足向飞机上装了一辆卡车的东西。父亲说:事后呈给他审阅的清单上是手电筒、橡胶雨鞋、旅行热水瓶、尼龙蚊帐、毛巾被、清凉油等生活日用品,还有孩子们学习用的铅笔、圆珠笔、写字本、文具盒及少量的香烟、糖果。人家在前方打仗流血牺牲,难得回到后方“家”里一趟,像小媳妇一样拿“娘家”点东西,人家很“本分”,很“识相”呀。那么多飞机、坦克、大炮都经过我的手送去了,这点又算得了什么?

    有一天早饭时,秘书说,“在从化温泉休息的滕代远打电话来,说要到广州看看首长。”父亲打住了他,说,“不能让滕老来看我,那成什么话了!应当是我去看他,还有一些老同志,我都得亲自上门去看,待我忙完了这边的事就安排。”

    1969年10月,为了防止苏联对我国可能进行突然袭击,在毛主席指示下,周总理具体安排下,北京的一些老同志被疏散到了外地。朱德委员长、董必武代主席、还有李富春、滕代远、张云逸等人到了广州市远郊的丛花温泉。

    父亲原来要到丛化去看看一些老领导,特别是滕代远和陈奇涵、陈伯钧等老同志,因为工作太忙的抽不开身来,他叫军区后勤代他准备几份水果,送给那些老同志表示慰问,并嘱咐广州军区领导,要把老首长们照顾好。

4

    送走了黎笋一行,父亲客气地问耿飚,中联部的同志是不是先回去?他还要在广州忙几天国防工业上的事。耿飚说,大家也想在这儿参观一下。

    父亲要到黄埔的造船厂,看正在建造的新型潜水艇和导弹护卫舰。行前,军区首长来宾馆陪同前往,父亲说,“耿部长对国防工业很关心,他是军队的老领导,是行家呀!”军区首长向耿飚行军礼表示欢迎,耿飚和他们一一握手打招呼。我发现他们有的还认识,说自己原来在那个部队,是作什么的。耿飚曾是红军一军团主力团长,军区首长当时多是连排长。上车时父亲发现了一个问题,耿飚没有人跟随,就对我说,你到耿部长那去当“警卫员”。我赶紧坐在他的车子驾驶员边上,说明了来意。耿飚一听,说好好好。

    一行人一路参观听汇报,我跟着耿飚,上下车为他开门,过沟坎台阶提醒他注意,他热了脱下来中山装由我搭在手臂上拿着。

    父亲对潜水艇问的很细,还不顾劝说下到船坞里看在建的船体,他下“死命令”要限期完成。我才知道,中国北方军工厂造的潜水艇和军舰因美国第七舰队封锁无法通过台湾海峡。这些新式潜水艇要弥补我南海舰队的空白,捍卫我国南海主权和利益。那里并不太平,除了美国,其他国家也在窥视,包括昨天刚欢送走的那个元首的国家。

    父亲还看了一条名叫“向阳红五号”的船。它的外表与普通商船无异,但很神秘,只许少数几个首长上去。船舷边有严密的警卫,对随行人员盘查,有的被劝阻了。我拿着耿飚的衣服紧跟着他,对我没问。

    上船要走悬吊在船侧的向上陡峭狭窄的舷梯,人在上面走时有些晃抖,很吃力。一见此状,军区首长劝父亲在船下看看,然后听汇报。父亲坚持要上,他和耿飚这两个六十岁上下的人在舷梯上一步一步向上爬。我搀着耿飚,感到他在喘气。我们在船上餐厅辟成的临时接待室里听介绍,说它是刚从波兰购来的性能最优航速最快的一万五千吨远洋货船,被改装为我们第一艘情报船,可以到世界各大洋完成试射的远程洲际导弹的数据测量及其他情报任务。父亲在船上走了一遍就与国防科委和国家海洋局的人谈话,而耿飚对这只船有极大的兴趣,每到一处都对设备问了许多。当他得知可以收到美国太空中的军事和民用卫星情报时就问,有什么可以展示的吗?他们说,全球风云气象由美国一组人造卫星采集全球数据、整理计算后再传出,我们可以收集到很多情报,还可以地理精确定位,说罢在仪器的屏幕上作了演示。我对耿飚说:“耿伯,听说你对科技上的东西很在心,常修小放映机和照相机什么的,在国外当大使时还自己开车、为大家修手表。”他大笑了起来。

    我突然有了一个奇怪的想法:波兰追随苏联积极反华,却卖了最好的船给中国;我们天天喊自力更生、蔑视美国是纸老虎,却暗中采集他的情报;中越口口声声称同志加兄弟,却在南海利益上作防范的准备……政治真是充满了诡谲。

    离开广州前,丁盛看过父亲一次,单独来的,而不是通常那样和军区几个领导一起。他们关上门说了很久,当父亲送走丁盛后,嘴里自言自语,“这个司令官呀司令官……”我奇怪他把“司令员”说成了“司令官”,问有什么事?父亲不语。

    他们谈的是父亲晚年才对我说的,他提醒丁盛:“江青前不久到海南岛去路过广州。从她的嘴里听得出,她对广州军区很感兴趣,对你这个司令官也很感兴趣。你要同她保持一定的距离,否则你要吃亏、上当。江青这个人品质恶劣得很,是靠不住的。她想利用你的时候,把你捧到天上九霄之上还嫌低。她要是不想用你了,会把你打到地下十八层地狱之下去还嫌不够。到时候她整你,你死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丁盛问如何“防江青”,父亲说:“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接近她,更不要单独接近。当然,面子上的事、场面上的‘戏’还是要做。江青喜欢奉承,必要时你就吹她几句,她就不知所以然了,也就不知道你在防范。”

    父亲要回北京了,来接他的是三叉戟型专机,是空军特地安排的。中国早就想从英国进口,但人家禁售,没有办成,于是就请巴基斯坦先进口,然后转手卖给我们。那时中国领导人专机用的苏式伊尔十八,巡航速度每小时五百多公里,到北京要三个多小时,而三叉戟飞机巡航速度将近每小时一千公里,两小时就可以到。

    要起飞前,值班空军干部来报告,说是晚一会儿起飞行不行,在从化休息的张云逸突然生病,要回北京检查。我父亲说,“你不早说,一定要把张老安排在最舒适的舱位。”等了一会儿,父亲听说张云逸已由担架担上飞机了,急忙赶去,送行的刘兴元叫大家不要打扰在舷梯下等,他随着父亲一起上了飞机。片刻之后,刘兴元下来,飞机立即起飞了,我居然没有和父亲说一声再见。

5

    七月底到了,团里有件公事叫我到东北去办,完成后就休了今年的假。这有点照顾,也很实际,减少了派专人去和一些花费。

    我回到北京,听母亲说,林彪一家人在北戴河,正巧那几天叶群回来看病,父亲和母亲要去看她一下,我就随同一起到毛家湾去。父亲刚和叶群说了几句寒暄话后,说他工作忙就告辞了。

    母亲和叶群贴近了说着话,我听得出,是豆豆的婚事,她的男友是部队一个医生,叶群想叫母亲问一问他的学问。一会儿,林豆豆和一个男青年来了,叶群作了介绍。真巧,他是我所在的四十二军一二四师师部医院医务所所长。后来外边传说“招驸马”“选美”如何、如何,那是在瞎说,因为他没有“美男子”的风度,完全是一个给人以信赖感的敦厚和内秀。作为医生,母亲非常重视实际经验,问他一些医学上的事,他的回答让叶群和我母亲很满意。

    豆豆他们走了之后,母亲说已经托人从湖南买了两床湘乡被面,还想为两位新人作几套衣服。当叶群得知被面每床要三十多元,比一般的缎子被面要贵,说一定要照市价付钱,还说结婚时豆豆他们就穿军装吧,最多作两件衬衣,婚事一定要节检。临行前,叶群像往常一样问问我部队里的事。我说,我们那刚分配来的大学生工资定级是二十三级,而过去是二十二级,大家有想法。叶群“嗯”了一声,说应当按大学生定级,知识分子政策还是要执行。

    我8月初到东北办事,然后回北京休假到9月7日,返回部队路过广州时住了两天,9月10日归队。在广州那几天我听说军区有个重要的传达,很神秘。我到军区的珠江宾馆看望来这里检查工作的总参装备部一位首长,他说他们都不知道军区在传达什么。

    临回部队前,我把母亲托我带给军区首长的一些北方的水果分别送去。在军区政委任思忠那里,他和我谈了一会儿,说部队反映你锻炼的不错,想让你向政治工作干部上发展,你自己有什么想法?我说最好不离开连队,如果调到机关,最好作干部工作。任政委笑了,说干部工作是有很多人羡慕。但你父亲要求你学真本事,你们师决定你调到三七二团政治处当宣传股副股长。你当连队指导员前当过宣传干事,写的文章有的在《战士报》、《解放军报》上发表了,有些基础。三七二团是四十二军里政治工作很优秀的,他们编写的连队思想工作《六十个

 

军事家的命运

    读中国现代史,有时两个看似毫不相干的人物却有些因缘。若是不信,这里不妨说上一对,林彪和李宗仁。在中国庆祝反法西斯胜利半个世纪的1995年,那些当年抵御日本侵略的战役为人们关注,如台儿庄大战,过去很少有人了解,而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不再提及的平型关大捷,这次都高调赞颂,而且拍成影视节目,战斗的指挥官林彪、李宗仁出现在银屏之上。即便如此,人们看李宗仁和林彪仍可谓“风马牛不相及”,但是细细一想,两人却有着难以察觉的某些共同之处:他们都是以军事成就走上了国家最高权力舞台,又都是中国最高领袖的法定“接班人”,一个是国大代表推出的唯一副总统,一个是党代表大会选举的唯一副主席。然而不久,他们又被各自的最高领袖打成“反叛”,只不过影响他们各自生涯的那两个事件发生的时间相隔了二十年。如果考证这两位人物就会发现,他们的军事成长都和上个世纪初发生在中国的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相联系。

    1891年生于广西的李宗仁1910年加入同盟会,两年后考入广西陆军速成学堂,毕业后任滇军排长,再转入桂系军队,升为连长、营长。1921年他争取十多个连队一起改称 “广西自治军第二军”,自任司令,不久便与广州孙中山大元帅府建立联系,联合白崇禧等成立“定桂讨贼联军”,于1925年统一广西,成为桂系军政首脑。其部队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他任军长,可为风云人物。

     而在彼时,17岁的林彪正在黄埔军校学习,1926年毕业后成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团的“学生军官”——见习排长,随即参加北伐战争,虽然作战英勇,初立战功,但他和曾参加过护国战争、护法战争,时为北伐军军长的革命元勋李宗仁不能相比,仅是众多下级军官中的一个而已。

    李宗仁一路发展,形成了于蒋介石集团之外的政治力量并持有相对独立的桂系军队,实力渐增。但他的部队在一次战斗中遇到一次意想不到的挫折,它来自于林彪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

    1927年8月1日共产党发动南昌起义,次年1月,朱德率领起义部队残部千余人在湖南郴州蛰伏数月后突然发动“湘南暴动”,震动全国。彼时的林彪为这支部队的连长。

    国民政府为稳定政局,让李宗仁入主湖南,派桂军第十七军李宜煊师进剿驻扎在莱阳的起义军。因桂军来势迅猛,朱德匆忙率主力撤走,没来得及通知远在几十里外敖山庙一带打土豪分田地的林彪,以为他会自行撤离追上主力。

    面对从莱阳城“进剿”的敌人一个团,林彪决定率本连和几百名农民赤卫军打一次伏击,使出“打尾不打头”的奇招,放过前面两个营,集中兵力消灭后卫营。这有极大的风险,因为毫无埋伏经验的农民赤卫军一旦慌张暴露了目标,反会被优势的敌人消灭。

    战斗一打响,林彪指挥第一阵排枪就打死了敌营长。本是最安全的后卫营做梦也没想到会遭到袭击,顿时乱作一团,在顺山势发起了冲锋的林彪连队和手持梭镖农民军面前未来得及作像样的抵抗就被消灭。林彪带着用敌人的武器改善了装备的战士和农军勇猛追杀前面的两个营。突然遭到身后攻击的敌人乱了阵脚在仓促撤退中被歼,只有跑的快的少数人逃进了莱阳县城。

    林彪认为敌人远道跋涉到此疲惫不堪,地形生疏,为刚吃败仗的惊弓之鸟。他令少部分人混入莱阳城中放火里应外合,率部队和赤卫军从城东,南,西三面围攻,大造声势,敌人误判被大部队包围,仓促弃城。林彪率军追击混乱逃窜之敌,消灭颇多。

    莱阳一仗,林彪以李宗仁的广西子弟兵为猎物,被传说成是创造了歼灭一个营、击溃一个团、打退一个师的传奇。之后,起义军走上井冈山和毛泽东部汇合,日益壮大,林彪逐步升任营长、团长、师长。两年后,22岁的林彪接替比他年纪大一倍、号称“红军之父”的朱德成为了红四军军长。即便在国民党军中的林彪黄埔同届同学也没有任何人担任如此高的军职,毛泽东、朱德可谓慧眼识英才。

    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此后李宗仁没有和红军正面作战,即便蒋介石发动五次“围剿”也没有直接参加。桂系和“中央”保持着相对独立,成为地方政权中唯一没有被蒋介石夺走军队的实力派,他们和被抢去实权和地盘后俯首贴耳听命于“中央”的其他地方派系大不一样。然而,历史让桂军和红军又一次相遇了,那是莱阳之战六年之后的1934年。

    反“第五次围剿”失利的红军离开赣闽中央苏区向西面的湖南、广东、广西交界处突围,林彪率领红一军团为开路先锋。彼时的红军统帅已不是毛泽东、朱德,而是“洋人”李德和“书生”秦邦宪。王明错误路线葬送了有三十余县地域的根据地,红军仓促突围以求生存。

    李宗仁、白崇禧奉命在广西堵截,而突破多道重围西奔的红军已是伤亡惨重疲惫不堪,只想摆脱后面的追击到湘西根据地去,不愿和桂军纠缠作战。李宗仁等知道,被说成是“穷途末路、狼狈逃窜”的红军仍有战斗力,尤以其前锋林彪部最为强悍。他们向蒋介石表示完全有决心有力量堵击红军,中央军不必进入广西。桂军大张旗鼓的阻击部署令蒋某放了心,可就在大战即将开始之际发生了“意外”。桂军在红军不入广西的前提下放开了桂东北一条路,对行进中的红军只占领其侧面阵地监视,呜响空枪“打尾不打头”,促使其快走“送客”。红军心领神会,迅速通过,直奔贵州。
这一次双方只是“神交”,而没有“过招”。处于敌对阵营的桂军和红军发挥了各自的政治智慧,避免了“两斗俱伤,蒋公得利”,演出了一出“红军借道、桂军放水”的好戏。

    切莫小看了这次让路,它使红军西经湖南入贵州后得以喘息,召开了遵义会议,毛泽东重新指挥了军事,红军北上长征到达陕北,得以休养生息,恢复实力。

    历史的发展常常使人们以为不可能的事成为现实,日本侵略者全面发起对华战争促成了国共两党再次合作。红军摘下了红五星帽子戴上了“青天白日”帽徽,和厮杀多年的国军成了友军。谁曾想到,林彪等红军指挥员会和李宗仁等国军将领成为战友杀寇,战斗在各自战区的最前线。中国抗日战争涌现出无数英雄。然而,在日军凶猛进犯节节取胜之际,能树立国人信心、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神话者,林彪、李宗二两人功不可没。

    1937年8月,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长林彪率部设伏山西平型关,一举歼灭日军精锐第5师团21旅团千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马车200余辆,缴获各种枪1000余支,取得中国军队主动出击作战的首次大捷。三个月后,他又在山西广阳设伏,再歼灭日军千人,缴获大批军需物资。林彪成为名噪一时的抗战名将。

    1938年 3月至4月,李宗仁指挥国军四个军和日军进行徐海会战,其中在台儿庄激战4天,重创日军濑谷、坂本两个精锐师团的主力,歼灭日军一万一千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辎重,获得了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上的首次战役胜利。李宗仁成了对日寇进行重大战役取胜的功臣。在这场维护民族生存的战争中,历经八年苦战,中国人民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李宗仁和林彪的功绩载入了史册。

    可是好景不长,外敌才驱,内战又起,国共两党兵戎相见。李宗仁担任北平“剿总”总司令,继而当选中华民国副总统,站在了“剿共”的前线。而林彪奉命率部进入东北,组建东北民主联军,与强大敌人进行生死的博斗。内战烽火燃起不过两年,军事上占绝对优势且有美国相助的国军连吃败仗。而共产党已不是当年希望桂军让路的退败者,其军队也不是谋求整编抗日并得以生存的弱旅了。就林彪而言,不再是国共合作时编入国民革命军的一个师长了,而是统帅百万雄师的解放军最大的野战军司令员。

    在共产党的节节军事胜利之中蒋介石被迫下野,李宗仁任代总统再次谋求和谈,他除了要顺应民心取代蒋某之外,也有自己的筹码。广西部队装备精良,这得益于李宗仁和参谋总长白崇禧多年苦心经营。国共内战“三大战役”之后、蒋家嫡系军队被重创,首都南京丢掉,但白崇禧有武汉“剿总”和保存着实力的桂军,其中有李宗仁赖以起家的号称“钢军”的勇猛第七军。

    或许不想让更多生灵涂碳,或许还记得当年的“让路”之情,毛泽东放出话来,和谈成功之后桂系可以比北平和平解放的傅作义将军有更好的待遇,可以完整保留桂军,仍由李、白统率。此心不可谓不诚。然而,在李宗仁、白崇禧眼里,林彪的四野是刚打完辽沈、平津战役,千里跋涉的疲惫之师。部署于湖南的桂军以逸待劳,既可退守衡阳,也可撤回广西,如政治上借美国人之力能彻底取代蒋介石,还可主政偏安在广州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李宗仁等与当年让路“避战”相反,“避和”了。

    国共两支军队相逢在湖南南部衡阳宝庆一线,双方将领在战场上早就相识,这一次是要决一雌雄。林彪率军从东北进关,南下连续征战,疲惫不堪、水土不服,要略为休整后开战。而白崇禧想阻挡一下共军,然后顺势退回广西,持地利而周旋,战场上出现了“平静”。就在林彪调整部署之际,一个师没有接到暂停命令,孤军挺进误入了桂军重兵之中。而白崇禧认为大战连捷之下,林彪已经忘乎所以,想歼灭这个师消消对方的锐气。
千变万化的战争中,往往一个差错就会使战局全变,在战场瞬息突变之中能化险为夷才是军事家的本事。林彪将错就错使出奇招,指挥那个误入敌人腹中的师不顾一切插向桂军向广西后撤的路上,沿路炸掉铁路桥梁,扼住敌手必经的咽喉之地,然后从正面发起了包围之战。始料不及的桂军仓促后退却被截在了广西的家门口,遭到全歼。

    “一将功成万骨枯”,凭借这数万李宗仁赖以起家的广西弟子项上人头,林彪成就了他指挥辽沈,平津两大战役之后,完成了又一次重大战役胜利。共产党夺取政权的“三大战役”,林彪有二,加此锦上添花,居功至伟而李宗仁衡宝之战后没有了军事实力,在美国人眼里没了地位,成为了下野的蒋介石复出的借口,桂系军阀溃散了。李宗仁半生辉煌,此刻树倒猢狲散,其状悲怆。

    不过英雄豪杰毕竟不同于凡夫俗子。李宗仁不为失败所惊,既不去台湾,也不留香港,而是到美国作了十几年寓公,最终落叶归根,于1965年7月回到大陆。李宗仁不避前嫌,敢于回到曾经的生死对手那边,是何等的胸怀。如果不是李宗仁的回归,曾与桂军在战场多次交手的林彪或许永远也见不到他了。

    1966年10月1日国庆节之夜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向李宗仁介绍着刚成为他“接班人”的林彪,李宗仁连声说,“久仰!久仰!”伸出右臂要握手,但林彪没有迎上李宗仁伸来的手,而是把自己的手高高抬起到军帽下,郑重地行了一个军礼。彼时林彪如日中天,除了毛泽东,谁人敢接受他如此大礼?李宗仁露出一脸惊鄂,林彪说了一句“李先生是黄埔的校董”,破开了其中的道理。这是学生向师长的回敬,也是军人向曾在战场上自己出色对手的尊重。

    往事悠悠,风云人物已经作古,只留得轶事让后人评说。李宗仁,青年即成功业,44岁被国民政府授予民国陆军一级上将。林彪少年从军,多有战功,47岁被授予人民解放军元帅。他们无疑是两个阵营中杰出的军事骄子。然而现今在中国,海峡那边,主流史家说李宗仁的不是,海峡这边,官方史家说林彪的不是,却少有人说他们上司的不是。那两个最高领袖,一个发动了“内战”,一个发动了“文革”,其过大焉。对于“内战”或是“文革”,李宗仁、林彪都从紧跟、追随,最终成了动摇者。然而,就在他们动摇的一刹那,就决定了他们其后的悲剧命运,为其最高领袖所抛弃。
林彪虽有人民功臣的厚名,却很早就开始了养伤治病的颐养生活,不料被毛泽东在打下彭德怀后叫出来掌管军队,文革中权威达到高峰,终为毛泽东不容,离走他乡,死于国外。

    李宗仁身负北伐名将之声望,和蒋介石若即若离周旋,拥兵自立,最终上了内战的战车,被蒋某操纵玩弄,不但丧尽了自己的桂系子弟兵,还被迫流亡海外,寄人篱下,屡被追杀。

    这些名将何以如此下场?曾拥兵率将者在政治风浪中如何安然无恙?有智者曾说,“手中没有一兵一卒的军事统帅是最安全的”。这不由得令人想起了中国汉朝军事家韩信被扣上“谋反罪”绞杀前的长叹,“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功臣亡。”

 

文革史研究的几点浅见

    我青年时在大学读物理,却爱好历史。我以工程师为职业,只是一个文革史研究的爱好者。然而,有些心得和拙见,很想一吐为快。

    文革史研究的重要性远没被认知

    二十世纪中期,毛泽东影响、甚至左右了中国的政治走向。发生在1966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现代史的重要性,毛泽东在他晚年已经作了回答,“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1]

    现在,对毛泽东干的第一件事研究多得无法数计,而另一件则被当成“禁区”。同样是中国现代史,一重一轻,不但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也和中华民族注重自己历史的优良传统相悖。

    在中国,历史除了是一门人文科学之外,还有着特殊作用。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里,对至高无上的皇权及高官是少于监督的,而历史则起到了对这种体制缺陷的某种弥补。古往今来的中国统治者推崇“以史为镜”知兴衰。“二十四史”是历朝历代为君、为臣、为吏、为士、为学者的所必读。然而,对于文化大革命史,则出现了罕见的“轻视”。也许它是现代史,“照镜者”尚在世上或刚刚离去,因此讳莫如深。对中国文革史的研究,在连绵不断的中华传承历史文化中可以说是“缺位”的。

    中国领袖深知历史之镜的分量。1962年,毛泽东就“三年自然灾害”质问刘少奇为什么不顶住一些人的非议?刘答:“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2] 刘少奇敬畏历史,后来受冤屈时又寄希望于历史,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文革中叶剑英的所做所为

程光

2013-05-09

来源: 《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心灵的对话》

    军队直接卷入政治斗争是文革的一大特色。而这正是毛泽东的刻意安排。军中高层人士在文革中或被重用、或被迫靠边站,还有的被打倒,如走马灯般在这个大舞台上扮演着各自的角色,非常值得认真研究。由于众所周知的政治方面的原因,军中一些高层人士在文革中的活动被大大地打了折扣,正面人物个个都是“高大全”,他们在文革中的错误也被掩盖、淡化,甚至根本就从正史上消失了,似乎他们从来都是文革中正确路线的代表,是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英勇斗争的典范。这显然不是真实的。笔者读罢邱会作的口述回忆,觉得有必要将这些人的文革言行作一番梳理,将那些被官方刻意掩盖的史实展示出来,这对研究那段历史不无助益。

    (一)叶剑英

    叶剑英是文革期间军队里的重要人物,是‘二月逆流“中反对张春桥等文革极左派的先锋,还是粉碎“四人帮”的功臣。因此叶剑英其人成为官方宣传中的正面人物。然而,叶剑英还有其他不为人知的另一方面,从事文革史研究史的海外学者丁抒曾撰有《毛泽东的文革部署与叶剑英的崛起》(载《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上册,田园书屋2007年3月),对叶剑英文革初期的作用给予分析,值得一读。针对官方所掩盖的叶剑英文革作用,笔者在此作如下一些梳理。

    第一,叶剑英是打倒罗瑞卿的“重量级人物”。

    有关倒罗的准备阶段:据邱会作回忆,1965年6月间,邱会作在京西宾馆正遇叶剑英和聂荣臻谈论罗瑞卿,邱说:“叶帅说:‘那个人(罗瑞卿)身长、脚长、手也长,到处抓权……’聂帅说:‘那个人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他对下面的人,凡不进他小‘圈子’的,马上就给他们穿‘小鞋’……’”(页9)8月间叶剑英把邱会作叫到家里说:“罗瑞卿很会往自己腰包里装东西,我在南京发现和总结了郭兴福的军事训练方法,罗瑞卿并不在意。后来毛泽东做了很好的批示,罗就打主意了,还在南京召开全军军长会议,兴师动众地抢功,后来又发展成‘大比武’。”邱说:“叶帅说那番话很激动,说了不少罗瑞卿的问题,什么罗瑞卿同贺龙搞到一块啦,大比武冲击政治啦,希望林彪身体不好快死了等等。”(页10)1965年秋,叶剑英按照毛的指示开始向下面打招呼。邱回忆说:“主要是叶剑英找些人谈,有聂荣臻、陈毅、刘伯承几位元帅和军委办公会成员杨成武、肖华和我。后来又有李天佑、吴法宪、李作鹏、许世友、黄永胜、杨得志、陈锡联、韩先楚等。打招呼是叶剑英进行的,他说罗瑞卿把‘宝’押在林总身体上,想早上台;搞自己的‘圈子’,胡子(贺龙)历来喜欢搞山头,罗就帮助他挖林总的老部下。主席叫林总管军队,林总的身体不好,让他们代管一下,就出现这么大的问题!叶帅特别强调‘打招呼’是毛泽东的意思和交待这么办的。”(页11)

     倒罗的实施阶段:叶剑英是12月上海会议批罗的主要人物。邱会作回忆说:“最高兴的是叶剑英,说:‘他(罗)是看不起我这个‘光杆元帅’的(叶没带过部队),你们受他压制,我也难受,毕竟你们还有工作做嘛,他对你们还客气点。可是我呢?打个电话都不方便。现在搬开尊神,解放元帅啦!’叶帅说的激昂慷慨呀。”(页13)1966年5月军委扩大会议上叶剑英是领导小组的总负责,叶有意把会议分成两阶段,前期揭批罗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后期揭发罗的“小圈子”。罗跳楼后,叶兴奋地改明末辛弃疾词“将军一跳身名裂”(关于叶剑英倒罗问题,可参阅余汝信先生《既非愉悦,更无惋惜--叶剑英“将军一跳身名裂”词意辨》 载华夏文摘增刊 第662期2008年7月23日)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该报告由叶剑英、肖华、杨成武、刘志坚共同署名。该报告罗列了罗瑞卿的主要错误:第一、敌视和反对毛泽东思想,诽谤和攻击毛泽东同志。第二、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毛泽东军事路线,擅自决定三军大比武,反对突出政治。第三、目无组织纪律,个人专断,搞独立王国,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第四、品质恶劣,投机取巧,坚持剥削阶级立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登峰造极。第五、公开向党伸手,逼迫林彪同志“让贤”让权,进行篡军反党的阴谋活动。该报告向中央建议:会议根据罗瑞卿的错误及其自绝于党的事业,向党中央提出如下建议:(一)撤销罗瑞卿在军事系统的各项职务;(二)撤销罗瑞卿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三)撤销罗瑞卿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四)对罗瑞卿的错误作出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结论;(五)把中央工作小组的这一报告和小组会议上的几个重要发言传达到适当范围,彻底肃清他在各方面的恶劣影响。

    罗瑞卿倒台后,贺龙靠边站了,叶剑英取代罗瑞卿出任掌握实权的军委秘书长。这也是叶剑英积极倒罗而得到的一大回报。

    第二,毛泽东文革倒刘部署的积极追随者

    叶剑英配合毛泽东的倒刘部署在军队中打招呼。邱会作回忆说:大约是在1966年初夏,“叶剑英在他家中和我和李天佑、陈锡联三个人闲聊,说毛泽东最近讲了古书记载有两头蛇的故事,说有一种蛇有两个头,有的长在一边、有的长在两边。这种蛇一定很苦,两个头长在一边的还好办些,可以协调活动,而长在两边的就无法协调了,一个要往东,一个要往西,总是扯皮。叶剑英讲:‘主席说这种两头蛇总有一天会变成一头蛇的。他这个时候说这个故事,用意很清楚。’我知道这是在影射刘少奇。6月份,中央军委开会学习《五一六通知》,叶剑英说:毛泽东决心发动文化革命是被逼出来的,是一场被动的反击战。苏联变修,因为有赫鲁晓夫,中国也有“晓夫”,现在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别人磨刀要动手杀人了。”(页26)

    “五月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是军队一方的重要代表,在会上叶狠批“彭罗陆杨”,邱会作因军务方面的急事电话找叶都不可得。邱回忆说:“散会时,叶帅知道我在等他,就叫工作人员来通知我跟他一起走,我上了他的车,我的车跟在后面。叶帅在车里还很激动,有些言犹未尽的样子。他对严慰冰写匿名信和陆定一说他不知道严的事特别气愤;对彭真,叶帅是极其鄙视的态度,一路上说个不停。”(《邱会作回忆录》 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版页439)此外,叶剑英对毛泽东要打倒刘少奇心领神会。叶剑英也参加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还直接与军委一线工作的干部们谈党内问题,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

    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后,刘少奇下台成了定论,6月份叶剑英向军委常委扩大会传达中央精神。叶说:“毛泽东决心发动文化革命是被逼出来的,是一场被动的反击战。苏联变修,因为有赫鲁晓夫,中国也有‘晓夫’,现在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别人磨刀要动手杀人了。”(页26)不仅如此,叶剑英还向军队干部介绍了党内的政治状况。邱会作回忆说:“叶剑英就党内的政治状况介绍了一些情况,说最近有人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人民来信,是中央组织部做实际工作的人写的。信一开头就提出一个问题,我们的党是一派还是两派?我们都是‘共产党派’,是一派。但事实上两个主席各管一摊。那封信还用了几个数字和例子来说明,不仅政治路线是,组织路线也是。党的八次代表大会军队干部在中央委员会里是少数,而且大部分是候补委员。中央和国务院的部长,很多都是白区党的,有些人自称是‘建国牌’。各省市委第一书记,很大一部分是参加过白区工作的。”(页26)由此可以看出,叶剑英主持的军队系统的传达是有针对性的,是真正能够把握精神实质的。

   与此同时,叶剑英还身体力行地参与毛泽东的针对刘少奇“中央”的战略部署。1966年春在毛泽东的授意下,中央成立了“首都工作组”。这个工作组由叶剑英为组长,下有杨成武、谢富治、刘志坚、汪东兴等人,邱会作也参与了其中的工作。这个工作组实际上只对毛泽东一个人负责,相关的活动并不向刘少奇的“党中央”汇报。这个工作组一项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调兵遣将。经过调动,北京地区的机动部队多达十万人。邱会作说:“我们多在京西宾馆八楼叶剑英住处旁边的几间房子里办公,由叶剑英或杨成武口头召集我们到一起,商办有关事宜,当场拍板,分头办理。参加者心照不宣、很默契,所办的事情,该让谁知道,不让谁知道,该怎么办,心里都明白。”(页25)显而易见,叶剑英确实是毛泽东发动文革运动时军内的重要力量。

    第三,林彪的大力支持者

    历史上叶剑英和林彪并没有很深的关系。彭德怀主军时期,叶剑英基本在家赋闲。1959年庐山会议,叶剑英也是批判彭德怀的积极分子之一,又是林彪上台的拥护者。林彪上台后注重军队正规化建设,把制定全军新条例的任务给了叶剑英,叶搞出的解放军团级《合成兵战斗条例》,得到林彪的高度赞扬。但是贺龙、罗瑞卿主军时,叶剑英依然受到冷落,叶剑英心存怨愤,因此叶在倒罗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新一任的军委秘书长,更成为林彪的最重要支持者之一。军内传达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时,叶剑英卖力地赞扬林彪。邱会作回忆说:“他从军委常委扩大会学习十一中全会精神时开始,到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动员,讲了不少赞扬林彪的话,他是从战功、能力、忠诚来说为什么林彪要当接班人的,调子非常高呀!”

    叶剑英公开发表的讲话也是如此。在1966年9月25日接见艺术院校师生时,叶剑英说:“最近时期,我们党内还有一个很值得庆贺的大喜事,就是毛泽东选定了他自己的第一个接班人。主席选了几十年了,究竟谁来接班?选来选去,验来验去,经过近四十年革命斗争的考验,证明了林彪同志具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是伟大的政治家和战略家,还有高度的领导艺术,是毛泽东最好的接班人。主席选定林彪同志这样一个最亲密的战友为接班人,肯定地说,不但我们文化革命运动取得彻底胜利,而且对整个中国,整个世界的革命取得胜利也完全是乐观的。林彪同志的身体比我们中的任何人都好。我们确信,林彪同志跟着毛泽东领导个二、三十年是毫无问题的。有了主席,有了林彪同志这样英明伟大的领袖,有了他们两个人,刚刚好,马克思、恩格斯也是两个人,毛泽东、林彪同志也是两个人,我们的革命就无往而不胜,就可以信心百倍地完成我们伟大的革命事业。”(见宋永毅《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2003年)

    10月5日的全军院校文化大革命动员会上,叶剑英说:“最后决定让林彪同志作为我们的副统帅,这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最可庆幸的大事。还应该指出的是毛泽东从一九二八年起经过三十八年的观察,林彪同志从一九二七年参加南昌起义,一九二八年上井冈山,以后一直在毛泽东身边,向毛泽东学习军事指挥,理论等方面是最好的。在党的领导干部中,特别在军队领导干部中,最全面掌握毛泽东思想,而且年纪最轻,身体也最健康,今年才五十九岁,是领导中最年轻的。而且身体经医生多年检查,从头脑到内脏没有什么毛病。林彪同志只有局部神经受伤,不会影响思考和健康。因此,他是最优秀、最健康、最年轻,是最有能力领导我们的。我们不仅要宣传毛泽东思想,而且要向全国、全世界宣传毛泽东和林彪同志的健康,这有极大的政治意义。”(见宋永毅《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2003年)

    叶剑英在同年11月的空军干部会议上进一步发挥说:“拥护伟大的毛泽东必须以林副主席为榜样。林副主席是毛泽东最好的学生,他对毛泽东思想钻得最深,学得最活,用得最狠,贯彻执行得最好最彻底。他几十年革命的实践就是拥护毛泽东的几十年,林付主席用毛泽东的人民战争的理论武装了我军,才能成为世界的榜样。林总提出了那么多的问题仍非常虚心,说自己不行。林副主席就是我们老干部学习的榜样。要突出政治,突出毛泽东思想,活学活用,突出群众路线,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提高群众的觉悟,发挥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违背了这一点就违背了毛泽东思想。如果讲特殊,就是特殊需要毛泽东思想。毛泽东的接班人就是林彪同志。林副主席对毛泽东思想体会最深。”(见宋永毅《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2003年)

    事实上,叶剑英是党内高层首先对外界宣称林彪是毛泽东的继承人的,叶剑英的表态远远早于中共“九大”公布的新党章。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叶剑英对林彪的大力支持。

    第四,向中央文革小组作必要的让步。

    中央文革小组成立后开始呼风唤雨,指导全国的文革运动。军队院校的学生们也跃跃欲试,逐渐成为一只造反势力,颇有势不可当之势。邱会作回忆说:“1966年9月底,在军队一线领导的叶剑英觉得支撑不下去了,认为与其‘硬’顶下去,还不如放宽点对军队院校的约束,把领导文化大革命的主动权放在自己手中。迫于毛泽东的态度和全国的实际情况,林彪点了头。起草关于军队院校可以像地方院校那样开展“四大”的军委《紧急指示》文件时,中央文革通过全军文革提出了军队院校在撤出工作组后,由党委领导文化大革命的状态要结束,要像地方一样由真正的左派领导运动。该文件毛泽东很满意,一见即批。”(页58)为什么叶剑英开始转向?邱会作认为“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我察觉叶剑英思想有了微妙的变化。他看到中央文革已不是原来的‘咨询’机构了,可以‘通天’了!对刘少奇、邓小平都敢下手整,中央文革已经成了‘老虎衙门’。叶剑英深知党内政治有‘黑暗面’,也很了解毛泽东。毛泽东要搞的事,谁也挡不住,如果叶剑英和林彪一起抵制,毛泽东说不定会牺牲叶而促进林的转变。叶帅呀,他老成嘛,不管他是真心还是谋略,是为了使自己主动。他还为林彪出了些点子,例如,用《紧急指示》的形式批准院校‘四大’,中央军委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接见军队院校师生,形式上要热热闹闹。虽然这有做给毛泽东看的意思,但不许‘四大’这条防线在军委决策层里松动了。“(页59)由此一来,军队院校的造反派有恃无恐,群集北京,将军队各大机关、总部搞得乌烟瘴气,军队干部人人自危,不少人被揪斗、批判。

    第五,协助林彪保护军队的老干部

    叶剑英在文革中保护了一批老干部,这一点官方并不否认,且作为叶剑英反对江青等人的功绩反复宣扬。但官方却掩盖了一个事实,即叶剑英实际上是协助林彪做的这些工作。比如,林彪和叶剑英采取了让军内高干“躲反”(躲避造反派)的方针,将一些军队干部安排住进西山军委战时指挥所,1966年11月17日,邱会作被造反派揪斗后心脏病发作,昏倒在批斗会场上,叶剑英立即通知邱住到西山军委指挥所。邱回忆说:“叶剑英对我说:‘无论造反派怎么揪人,你就是不出去,先好好把身体治疗一下。实在放不下的工作,就在西山办公。没有我的命令,你不许迈出西山大门一步!’他强调,‘这也是林总、总理的意见。他们说,对中央文革揪人又不能公开反对,那咱们就躲吧!’林总、周总理、叶帅想出的这个办法叫‘躲反’。”(页66)当徐向前给邱会作下命令回总后参加运动时,叶剑英及时电告林彪。叶传达林的指示“林总说,人家(除向前)既然已经下了死命令,就要按军规办事了。你那里和我这里都要交代专人,密切注意邱回去后的动态,如果发生什么严重情况,我们当采取紧急措施。”接着叶剑英叫人把邱会作的秘书、警卫员、司机找来做了工作,要大家站稳立场,保护好自己的首长。叶特别向他们交底说:“邱部长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毛泽东、林副主席、周总理对他是信任的,你们要保护好首长!”当邱会作遭受造反派毒打几乎致死时,林彪及时下达手令救邱,而叶剑英派去暗中保护邱会作的卫戍区战士及时将邱从造反派手中抢回。(页88、99-100)由于叶剑英在文革初期时队军队干部尽量予以保护,成为日后叶剑英能够东山再起的组织基础。

    第六,陈伯达的倒台与叶剑英的复出

    “二月逆流”后叶剑英在政治上被毛泽东冷遇,被迫长期在家赋闲,军委秘书长一职虽然并未明令撤销,但是却已失去原有的权力。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又被点名批判,九大上仅仅挂了无实际权力的政治局委员虚名。1969年对苏紧急战备时期被疏散到湖南长沙。而1970年8月的庐山会议给了叶剑英复出的机会。庐山会议后期,毛密召叶剑英上山,嘱其主持搞陈伯达专案材料。庐山会议后叶剑英南下福建陈伯达的老家和广东两地,搞来三个材料:陈伯达与他地主家庭的关系;陈伯达早期在旧军阀部队里的情况;1930年陈伯达从莫斯科回国前后和“托派”的关系。邱会作回忆说:“我过去没有参与过中央的专案,不清楚一些“大人物”是如何被定案的。这一次陈伯达专案在政治局讨论,是我唯一涉及的“大案”。我发现,中央专案组的工作是如此轻率,如此不严肃不负责。涉案人的一丁点小事都可以挂到大问题上,定下天大的罪名。文化大革命以来,中央专案严重“扩大化”,不是某个人的问题,是党的政策问题,是党的陋习。多年来陈伯达都是为毛泽东搞些文字上的事、主持办党的刊物,实际工作做得很少。他那个‘天才论’就是批透了,批臭了,也没什么好说的了,于是就抓他的‘历史问题’。毛泽东要牺牲陈伯达以解决庐山问题,提出那个‘怀疑’,政治局就抓紧落实,对陈的结论未经仔细推敲就定了案。对陈伯达的声讨,不是什么实事求是,而是对毛泽东的态度问题了。凡是毛泽东要整某个人,中央里其他人只能附合,否则你就自身难保。”(页570-571)这些材料实际上成为日后毛泽东给陈伯达定性的关键“证据”。从此,叶剑英重回政治局工作。

    第七,“九一三事件”后对黄吴李邱等人落井下石

    “九一三事件”的前后过程以及对黄吴李邱等人的专案审查,叶剑英自始至终都是参与者、知情者。黄吴李邱是否涉及“两谋”,叶剑英应该心知肚明。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亦曾是叶剑英的老部下(都是来自四野的广州军区),文革初期都遭受过造反派的打击,叶剑英也曾对他们加以保护。但是“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叶剑英却积极要求处理黄吴李邱,王洪文作为当事人曾对邱会作说“毛泽东对你们几个,总认为缺乏证据。专案组搞上来那么多材料,他都认为不足为据,不能令人信服。他基本上采取‘拖下去’的方针,想拖上一段时间再看看。毛泽东告诫政治局的同志,‘要冷静观察,犯点官僚主义有好处。’他的意思是,对你们几个不要急于处理,就在那‘挂着’放一放、冷一冷再说。但是政治局里多数人不愿意毛泽东那么作。我们(四人帮)认为你们垮了没用了,积极要处理你们的是叶剑英、汪东兴、李德生。”(页717-718)粉碎“四人帮”后,叶剑英本有机会出来为黄吴李邱说几句公道话,可惜的是,叶剑英却没有任何表示,反而代表中共中央首次宣布林彪是个“反革命集团”(原先毛泽东时代只说黄吴李邱是林彪死党,最多也就是“林彪反党集团”),这样一来,黄吴李邱统统被装进这个“反革命集团”,成为毛泽东文革罪孽的替罪羊。

    叶剑英在文革期间还有很多不光彩的事例。举例来说,1973年4月叶剑英配合毛泽东、周恩来、张春桥,硬是把广州军区副政委兼湖南省军区第一政委卜占亚打上“林彪贼船”,逼迫卜占亚承认参与了林彪南逃广州的阴谋。原湖南省军区政委卜占亚被中央认定上了林彪的“贼船”,与林彪“南逃广州”有牵连。卜占亚在湖南坚决不承认这些无中生有的罪名,最后被押到北京。1973年2月初在周恩来主持的会议上,叶剑英表情严肃地说:“卜占亚同志的问题本来在湖南就可以定案了,不需要到北京来。为什么又来了呢?就是要给卜占亚最后一个机会。毛泽东、党中央要树立一个坦白从宽的典型,挽救那些在路线斗争中犯错误的人,对全党进行教育。希望你能彻底坦白交代,争取宽大处理。这是决定你政治命运的最后机会。希望你好好考虑,认真对待。”(迟泽厚《卜占亚上下“贼船”记》 丁凯文主编《百年林彪》 明镜出版社2007年版 页575)另据知情人透露,叶剑英强命卜占亚作伪证,要求卜占亚承认在1971年9月12日接到林彪来电,准备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卜占亚被逼无奈最后只好一一承认这些“罪行”。“四人帮”被粉碎后,中纪委重查文革期间的大案要案,1982年12月中央书记处终于同意撤销了卜占亚的罪名和原中发(1973)12号文件。虽然卜占亚的罪名被撤销,但是所谓的林彪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罪名依然存在。不能不说,在这些冤案中,叶剑英也起了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此外,粉碎“四人帮”后,叶剑英与华国锋将南京军区司令丁盛打成“四人帮”同伙,丁盛由此受到长期迫害。所有这些事件,都是官方史书竭力回避、掩盖的。(可参见《落难英雄--丁盛将军回忆录》 星克尔出版社2003年版)

    叶剑英在文革当中的活动可圈可点,既有积极紧跟毛泽东搞文革运动的一面,也有保护军队干部,遏制江青文革极左派的一面。现在官史不遗余力地宣传叶剑英光彩的一面,却将那些不甚光彩的一面彻底隐去。笔者认为,叶剑英的确是毛泽东信得过的人,否则文革初起时也不会将军队的大权交到叶的手中,但是毛也十分注意叶剑英的活动,一旦发现叶剑英对文革心存不满,立即让他“靠边站”。但是随着毛泽东对林彪的防范,以及林彪在1971年9月的倒台,毛军中无人,不得不再次起用军中这位自己信得过的人掌控军权。只是在毛临终前却再次命令叶剑英“休息”,夺了叶的军权。好在毛一死,叶剑英得以迅速翻身,一举粉碎“四人帮”。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叶剑英的政治水平是其他军队将帅无可比拟的。叶剑英所表现出来的更多的是“政治”,而非“军事”,叶剑英一生当中政治手段运用的十分娴熟,大概是仅次于周恩来的人物。与其说叶剑英是军事家,还不如说叶剑英是个政客更加准确。

 

 

 

姚文元回忆录爆出的历史内幕

 

    姚文元四十二万字的回忆录被当局封杀之后,又写了一部五万多字的《回顾与反思》,爆出了中共毛泽东王朝在最后日子里的一些历史真相。

姚文元出狱后的两个愿望

    姚文元是中共六、七十年代红得发紫的笔杆子,「无产阶级理论家」。在文革浩劫高潮时期,毛泽东更封姚文元为「南姚(文元)北戚(本禹)」。文革期间,他一直主管中共的「宣传口」。

    一九九六年,姚文元获释后,先后在上海市的川沙、青浦隐居,研究中国历史、中共党史,还画画写生。一九九八年六月,姚文元提出,在有生之年有两个愿望:能出回忆录,能重新入党。二○○一年九月,中央有关部门曾准许姚文元出版回忆录,但要送中宣部审核,不准由海外出版。

    姚文元撰写回忆录,经过四稿,已搁笔,共四十二万字,从一九五六年写到一九七六年他被捕的一刻为止。 五百万买断姚文元回忆录版权。

    姚文元撰写回忆录的消息传出去后,国内有二十多家出版社盯着,香港也有几家左派出版社开出高价。最后,内地有三家半官方出版社要以五百万元买断版权。

    他的回忆录完稿后,交有关方面审核,但一直拖着无下文。据知,江泽民对此有过指示:不宜出版。生活有困难,可提高补助。从此,姚文元每月有四千元人民币的养老费,还配备了一名警卫兼职工「照顾」他。

    当局对姚文元回忆录的「五不准」

    到了二○○二年初,有关部门就姚文元回忆录的出版提出了「五不准」:不准公开没有解密的党、政、国家机密;不准公开党和国家已故领导人的私人问题;不准公开会引起社会争议,被国际反华势力利用,危害国家声誉的资料;不准公开无法核实真伪的敏感政治问题;不准公开发行。

    姚文元新撰《回顾与反思》爆历史真相

    姚文元在回忆录被禁后,去年冬天又向有关部门提出要求,就本人亲身经历,所参与、所见的历史事实,能以回顾、叙事的形式写下来。他的这一要求获准,还为他配备了一名资料助理员。

    姚文元用了近八个月的时间,写了五万多字的《回顾与反思》,并澄清了若干重要历史事件的真伪。其中爆出了若干历史真相,实际上这是他回忆录的简本。 以下是该《回顾与反思》的部分内容。

    毛泽东对林彪外逃事件的反应

    毛泽东在获知林彪乘飞机外逃苏联时,还不全信,他叫总理(周恩来)再了解进一步情况。等到林彪乘飞机外逃已四个多小时,警卫部队找不到林彪后,总理作第三次报告时,毛泽东还半信半疑,对在场的政治局委员说:「他(林彪)会害怕我不能容留他,要走人。」毛仰望着天花板长叹一口气,说:「高,高超!我被他骗了,骗了二十二年。你们都被骗了!不要做事后诸葛亮!」毛泽东还指着周恩来、江青责骂道:「一个总理,一个我老婆,都把副主席抬得天一样高,我也受你们的骗了。」

    姚文元写道:林彪事件后,毛泽东一度精神恍惚,摔东西,骂人,驱赶身边的工作人员。有时,唯有周恩来安排李敏、李讷由张玉凤陪着,去安慰父亲(毛泽东),才能使毛泽东的情绪平静些。

    毛泽东对周恩来追悼会的意见

    姚文元写道:一九七六年一月,周恩来逝世,要开追悼会。毛泽东批示,由政治局拟一个意见。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朱德等表态,请毛泽东出席;华国锋、陈锡联、吴德、纪登奎、王洪文、我(姚文元)表态:请主席酌情;江青、张春桥、江东兴表态:反对主席出席。

    毛泽东在政治局讨论的意见上,圈了华国锋、陈锡联等人表态的意见,批上「好」字。在决定谁主持追悼会时,又争持不下,请示毛泽东,毛泽东说:「争什么?还是由总理的亲密战友加同志主持好。」亲密战友加同志,指的是邓小平。

    毛泽东对「四五」天安门事件的反应

    七六年清明的天安门事件,毛泽东看了简报,派了秘书到天安门了解情况后,说:「悼念总理,歌颂永不翻案的人,剩下的我就是现代秦始皇了」;「不要瞒我,矛头是对着我的,在清算我二十七年的债!谁说没有政治后台?这个政治后台,你们都怕他嘛!他有社会基础,有军方保护。」

    姚文元证实,对七六年清明天安门事件的定性、镇压,都是由毛泽东决定的。

    关于对邓小平的处理决定

    中央政治局在讨论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时,叶剑英不表态,朱德离开了会场。在讨论开除邓小平党籍时,叶剑英起身说:开除?把我也一起开除吧!说罢就离开了会场。李先念不表态。华国锋、陈锡联、吴德、纪登奎提出:要请示毛主席。

    毛泽东在政治局讨论纪要上,圈了叶剑英,批上:是在指责我。圈了李先念,批上:还是给我面子。圈了华、陈、吴、纪,批上:意见相同,我还活着,留在党内。

    关于总理人选

    姚文元写道:中央政治局在讨论总理人选时,提出了三个人:华国锋、李先念、张春桥,还提出增补江青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是汪东兴提名,报送主席的。毛泽东圈了华国锋为总理,并加上「第一副主席」,圈掉李、张、江青,同时打「□」。毛泽东还召见汪东兴、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和我,说:「谁提江青为党的副主席?我看不是真诚,是汪还是张提的?谁提是谁在害她,逼我早死,你们要拥江,也得等我死后。」

    关于对黄、吴、邱、李的处理

    姚文元还爆出史实内幕:林彪「九.一三」事件后,中央政治局曾讨论如何处理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四人及其他随从的问题,都无主意,请示主席。毛泽东说:走资派、叛徒、内奸、工贼、现行反革命,都能处理、解决,对军事政变集团、投向北面敌人的一伙,还处理、解决不了?军事法庭被砸了,为什么不送军事法庭审判?毛又指示:判黄、吴、邱、李死刑,也不过份。毛泽东还问了多名老帅,老帅对林彪无好感,但也不赞同判他们死刑。后来,四十多名将军的意见也基本一致,认为这四个人「罪不致死」,要求「养起来」,甚至也有的将军提出:指控他们政变、谋害,都缺乏证据,要求调查、核实。

    毛给华国锋写「你办事我放心」子虚乌有

    姚文元还爆出:「九·一三」林彪事件,在中央公布的资料中,掺了很多假,有的是根据当时政治形势需要而编汇的。因为当时有过决议:一切要从维护毛主席形象、绝对权威,维护毛泽东思想、维护文化大革命、维护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几大原则出发。

    姚文元爆出:关于毛泽东给华国锋写的「你办事,我放心」,事实上并不存在,是虚构出来的。

    毛为身后事忧虑

    姚文元爆出:毛自从林彪事件后至临终,常忧虑他死后老帅们会造反,出现中国军中的赫鲁晓夫,怎么办?

    姚文元又写道:毛泽东曾多次提及身后班子的名单:党主席,江青;总理,华国锋;人大委员长,王洪文或毛远新;军委主席,陈锡联。毛还将这一名单,询问了政治局委员们的意见。

 

 

 

发件人: LUYI [mailto:yilu@sse.com.cn] 发送时间: 2013年7月25日 16:48 主题: 袁劲梅:父亲到死一步三回头

父亲到死一步三回头

袁劲梅

    【袁传宓,已故生物学家、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研究领域:水产和渔业;生物学;环境科学与资源利用。1977年4月开始,袁传宓教授带领南京大学四位同事开始奔走于长江沿岸,追随长江刀鱼洄游的路线。这是中国学者拯救长江刀鱼的首次努力。1981年开始着手作长江刀鱼的人工繁殖。】

    我小的时候不知道鱼会生病,鸟会中毒,小孩子会死。但是我的父亲知道。他是一个生物学家。后来我父亲死了。我父亲的学生告诉我,长江的鱼不能吃了;在江边白茅上飞著的鸟儿,飞著飞著就摔下来死了,是铅中毒;在长江边出生的孩子,小小的年纪就得了肝癌。
在人们还没有反映过来为什么的时候,那条从天际流进诗里和画里的长江,突然丧失了衬托落霞孤骛的闲情逸志;突然关闭了博揽千帆万木的宽阔胸怀。长江,突然变成了我们的“敌人”。
    在我最近一次回到江南的时候,我看见长江浑黄的水闷声不响地流著,象一个固执的老人,拖著一根扭曲的桃木拐棍,怨恨地从他的不肖子孙门前走过,再也不回头了。 这时候,我感到,我必须告诉长江和长江边的不肖子孙我父亲的故事。我父亲到死对长江都是一步三回头。我希望等到人们总算懂得该向自然谢罪的那一天,会想起我的这些故事。

    1、鱼的故事

    我父亲死在美国的亚里桑那州。他去世之前,我和我弟弟带著他旅行了一次。这是他一生最后一次旅行。他拍了很多他感兴趣的照片。回来后,他把这些照片一 一贴在他的影集上,每张照片下还写上一两句话。象是笔记。每次,我翻开他这本最后旅行的影集,看著他拍的这些照片,他写在这些照片下的那些句子,就变成了 一张张退了色的老照片插了进来,讲著一些关于父亲的故事。
    譬如说,影集的第一页,贴著两张父亲在夏威夷阿拉乌玛海湾,用防水照相机在水下拍的鱼儿。那些红黄相间的热带鱼,身体扁扁的,象蒲扇,在海里煽动起一圈圈碧蓝的波纹,那波纹象一习习快活的小风,鼓动著旁边两根褐色的海草。热带鱼在水草间平静地游逸,逍遥自在。
    父亲在这两张照片下写著:“鱼,鱼,长江葛州坝的鱼是要到上游产卵的。”
    父亲象很多老人一样到美国来看望他的儿女。没来之前想我和弟弟想得很热切。才到一天,就说:“我最多只能呆一个月,我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回去做呢。” 我和我弟弟说:
    “您都退休了,那些重要的事情让您的研究生做去吧。”父亲说,“研究生威信不够,没人听他们的。”我和弟弟就笑,“您威信高,谁听您的?” 父亲唉声叹气。但过了一分钟,又坚决地说:“长江鱼儿回游的时候,我一定要走。” 长江鱼儿回游的时候,我父亲从来都是要走的。这个规矩从 70年代长江上建了葛州坝开始。 我记得我父亲的朋友老谷穿著一双肥大的黑棉鞋,坐在我写字时坐的小凳子上狼吞虎咽地吃一碗蛋炒饭,父亲穿一件灰色的破棉袄唉声叹气地在小客厅转来转去。

“坝上的过鱼道没有用?”父亲问。
“没用。”老谷说。
“鱼不从过鱼道走?” 父问。
“不走。”老谷说。
“下游的鱼上不去了?”父亲又问。
“我刚从葛洲坝来。鱼都停在那里呢。”老谷说。
“造坝前,我早就跟他们说了,鱼不听人的命令的,鱼有鱼的规矩。”父亲说。
“葛洲坝的人还以为他们今年渔业大丰收呢。正抓鱼苗上坛腌呢。”老谷说。
“你快吃,吃了我们就走。”父亲说。

    我当时不知道他们要到哪里去,只觉得他们惶惶不安。象两个赶著救火的救火员。后来我知道了他们带著三个研究生去了葛州坝,在那“过鱼道”前想尽了办 法,长江的鱼儿终於没能懂得人的语言,也看不明白指向“过鱼道”的路标,一条条傻呼呼地停在坝的下游,等著大坝开恩为它们让条生路。
    最后,父亲和老谷这两个鱼类生物学教授只好带著研究生用最原始的水桶把那些只认本能的鱼儿一桶一桶运过坝去。并且,从此之后,年年到了鱼儿回游的时 候,他们都要带著研究生去拉鱼兄弟一把,把鱼儿们运过坝去。这叫做“科研”工作。鱼儿每年都得回游,於是我父亲就得了这么一份永不能退休的“科研”工作。
    我父亲死在长江三峡大坝蓄水之前。要不然,他又会再多一个永不能退休的“科研”工作。我父亲说,“我们这些教授,做的只能是亡羊补牢的工作。“羊”没亡的时候,你再喊再叫也没人听。”
    我们是一个非常功利的民族,而且是只要眼前功利的民族。我们可以把属於我们子孙的资源提前拿来快快地挥霍掉或糟蹋掉。我们喜欢子孙满堂,可是我们的关 爱最多沿及到孙子辈就嘎然而止。至於我们的曾孙,重孙有没有太阳和月亮,清风和蓝天,我们脚一蹬,眼睛一闭,眼不见心不烦。我们还大大咧咧地嘲笑杞人忧 天。天怎么会塌下来呢?真是庸人自扰之。我们的这种好感觉来得无根无据,却理直气壮。
    偏巧,我父亲就是这么一个忧天的杞人。只是比杞人还多了一个愚公移山的本领--带领徒孙一年一年移鱼不止。

    2、鸭子的故事

    父亲影集的第二页,贴的是一群鸭子的照片。那时候,我们在地图上看见有一个叫“天鹅湖”的地方。我们就带著父亲去了。我们在一片无边无际的玉米地里开了三个小时的车,然后,就钻进了这片树林。没有风,一根根老藤静静地从树枝上挂下来,象还静止在远古的时间多年不刮的胡须,非常祥和地垂到满地的腐叶上。 我们找到了这个“天鹅湖”。湖里其实并没有天鹅,却停了满满的一湖鸭子。一个挨一个,远看密密麻麻,象一个个灰色的小跳蚤。我们的狗想到湖边去喝水,一湖 的鸭子突然吼叫起来,象士兵一样朝我们的狗列队游过来,保卫它们的领域。父亲哈哈大笑,拍了这张鸭子的照片。
    在这张照片底下,他写了:“鸭子,上海浦东的鸭子是长江污染的证明。”
    从七十年代末起,人们发现上海浦东,崇明岛一带肝癌的发病率非常高。父亲有个很好的研究生,叫黄成,是孤儿。父母都得肝癌死了。父亲时常给他一些零花 钱。他们家有兄妹五个,相亲相爱,住在上海浦东地区。这个研究生读书期间,大哥也死了,还是肝癌。人们不知道原因。父亲就带著几个研究生开始了调查,研究为什么上海浦东地区肝癌发病率高。
    父亲选择研究在长江下游生活的鸭子。那一段时间,不停地有一些鸭子被送到我们家来。家里小小的厨房,全是鸭屎味。我和弟弟踮著脚,捏著鼻子到厨房去找 零食吃,什么油球,麻糕上都带著鸭屎臭。我妈跟我父亲吵,叫他把这些鸭子弄走。我父亲说:“弄到哪里去,总不能弄到大学办公室里养吧。”
    后来研究鸭子的结果出来的,上海浦东,崇明岛一带的鸭子活到两年以上的多半都得了肝癌。结论很明显:长江下游水质严重污染。
    1989年我父亲带著一个黑皮箱,去美国参加“国际水资源环保大会”。我和他的研究生黄成送他上飞机。他的黑皮箱里装著详细的长江下游流域水资源污染 状况的证据和研究报告。父亲身穿著崭新的西装。那西装的裤腿高高卷到膝盖,脚下还蹬著一双解放鞋。我和黄成要求再三,要他把西装的裤腿放下来,换上皮鞋。 他说:“我整天在长江水里泡著,就习惯这样。”他就这样上了飞机。哪里象个教授。地道一个长江上的渔民。父亲半辈子都在长江上闯荡,象武打小说里的一条江湖好汉,替那些不能保护自己的长江水资源打抱不平。
父亲从美国开会回来,并不高兴。他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报告,谈完污染就谈拯治措施。我报告完了污染,别人就问:你们国家的拯治措施是什么?我没法 回答。我们没有。”那会是在十几年前开的。那时候环境保护还没有被中国人当作一回重要的事情。重要的事情在八,九十年代是挣钱。人们热衷于把自己的小家装璜得漂漂亮亮。一出小家门,门庭过道再脏也可以看不见。谁还会去管如何清理那些流到长江里,让鸭子得肝癌的东西。
    去年,我在一个偶尔的机会碰见了父亲的研究生黄成。他到美国来短期访问。我问他:你好吗?他说:我来之前刚到上海去了一趟。我的最小的妹妹得肝癌去世 了。於是,我们俩都同时怀念起我的父亲。 黄成回忆起我父亲写过的许多论文,做过的许多报告。那些论文和报告早早地就把长江水生资源的污染与危机呼吁出来了。不幸的是,在父亲有生之年,中国的社会 先是只重视与天奋斗,与地奋斗,把人对自然的无知夸张成统治自然的权威;后来,社会又变成了是只重视向天要钱,向地要钱,把人的对自然的讹诈当做是从自然 得来的财富。父亲象唐佶柯德,带著他的“桑丘”——几个衷心耿耿的研究生,向社会——这个转起来就不容易停的大风车宣战,到死都一直在孤军奋战。

    3、船的故事

    父亲影集的第三页,是我们在卡罗拉多河划船的照片。我和弟弟怕父亲在美国寂寞,怀念他在长江上的浪漫漂泊,决定带他到卡罗拉多河上去划船。卡罗拉多河 水是浅绿色的,我们的小机动船是象牙色的,父亲高高兴兴地戴著渔民的草帽,把西装裤腿高高地卷过膝盖,笑眯眯地架著方向盘,象是回到了老家。象牙色的小机动船在水面上滑过,溅起高高低低的水珠,象一只灵巧的溜冰鞋在晶滢的水面上划过一道白色的印子。我记得当时,有一只麻雀一样的小鸟飞来停在船头,我弟弟就 喂它面包吃。小鸟并不怕人,居然大大方方地走到我们放食物的椅子上自己招待起自己来。父亲感叹不已,说:“这种人和动物之间的信任不知要花多少代才能在中国建立。我们江南的麻雀见了人就象见了魔鬼一样。”我当然是很能理解父亲的意思。单靠几个科学家是拯救不了中国的动物危机和环境污染的。父亲在开船,他让 我把他和小鸟还有船都照下来。

    父亲在这张照片下写道:“要教育长江流域的老百姓。”

     上海浦东的鸭子证明了长江被污染了后,我父亲就长年在长江的水域奔忙。他和他的研究生半年半年地住在渔民的船上收集资料。我和弟弟当时还小,就想混上 渔船,到长江太湖溜达一圈。放暑假的时候,父亲带我去过一次。我记得我去的那条渔船很小,睡在后仓里,连我的腿都伸不直。一泡臭尿得憋到天黑,才能把屁股 撅得高高地站在船沿上尿。那时候正是渔讯,船白天黑夜在水上颠簸。我父亲他们天不亮就起来在渔民打到的鱼堆里乱翻。他们把一些鱼作成切片,放在显微镜下面 看。说是有些鱼脊椎弯了,有些鱼身上带血点,还有些鱼数量大减。 我在船上,百无聊奈,吃了一个星期没盐没油的鱼煮饭。下了地,连走路都象只青蛙,只会一颠一跳。后来,我再没有兴趣混上渔船玩了。我弟弟还混上去过一次。 那次他们去的是太湖,船也大一点。我弟弟回来连说:“差点淹死,差点淹死。”以后也再不要去了。但是我父亲他们却从来没有间断过,一年又一年,到鱼汛的时 候必走。紧密关注著长江流域的各种水生资源变化。后来他们干脆租了渔民的船,跟著鱼儿到处跑。从长江下游,一直到四川重庆,从太湖,一直到陂阳湖。他们跑 遍了长江流域,年年如此,不管刮风下雨。他们也收集长江流域变了形的鸟,有一只麻雀类的鸟长了三个翅膀,第三个翅膀很小,象小孩子衣服上被扯破的小口袋。 我和弟弟看著好玩,父亲说,这种变异可能也跟污染有关。
    后来,父亲在 N大学的办公室里堆满了大大小小污染变形鱼和其它长江流域常见动物的标本。我有时候到父亲的办公室去,看见这么多被污染鱼和动物的标本,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父亲和他的同事,研究生讨论起这些被污染鱼和动物,一个个的表情如兵临城下一般凝重。可长江沿岸的造纸厂和印刷厂依然往长江里排含铅的污水;肺结核病院和精神病院依然往长江里扔废弃的药品。父亲他们这些无权无势的知识分子到底能干什么呢。我甚至嘲笑父亲:“您的污染鱼和动物不到威胁国家政权稳定的时候,您那些对策都不会有人用的。”
    父亲依然故我地在长江上忙碌。后来我发现父亲这样做其实是为了一种精神,这种精神是父亲生命的意义。这种精神不可以用"献身"或"热爱"等形容词来描 述。这种精神是一种冷静的理性,是一种负责任。是一种不仅仅对自己负责,而且对子孙后代负责,不仅仅对今天的发展负责,而且对人类所生存的地球的未来负责 的精神。这是一种科学和人文的精神。为了这样一种科学和人文的精神,父亲和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忍辱负重,在最没有科学和人文精神的年代,做了许多直到今 天,才被人们看出其重要意义的事情。

    4、父亲追悼会的故事

    父亲影集里的最后一张照片,是父亲追悼会的照片。那不是父亲贴上去的,是母亲贴上去的。母亲在照片下写了一行字:“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取的 是庄子<大宗师> 里两条鱼的典故。小水塘里的水干涸了,最后的两条鱼往对方身上互相吐著水沫,以求一点湿润。人们感叹这是多伟大的爱情呀!可 是对鱼来讲,还不如让它们快活地游在大江大湖里,而互相根本不用惦记著好。生死一别,父亲回归自然。
    象其他许多中国贫穷而执著的中年知识分子一样,父亲突然英年早逝了。那时候,他从那次最后的旅行回来不久。因为长江鱼儿回游的季节就快到了,他回中国 的飞机票都卖好了。却终未能成行。父亲去世前几天全身的皮肤躁痒,后来突然胃出血,吐血不止。等救护车开到我们家的时候,父亲已经过去了。除了这本影集和 每张照片下写的几行对长江恋恋不忘的句子,他没有遗言。
    医生告诉我们他的死因可能是铅中毒。母亲什么话也没有说,在长江鱼儿回游的季节快到来之前带著父亲的骨灰按时回中国去了。父亲就这样回到了长江边。
    父亲在美国对长江是一步三回头地依念,他的追悼会当然是应该在江南故里开。可母亲带著父亲的骨灰回到南京后,父亲系里的系主任非常愧疚地对母亲说:因 为他们的书记倒期货,暗自动用了系里的钱。结果钱全砸进去赔了。连教授讲师当年的奖金都发不出,实在拿不出钱来给父亲开追悼会。结果,父亲的研究生黄成来 了,当时就捐了三百块钱为父亲开追悼会,接著老谷也捐了,其他父亲的同事和学生都捐了钱。母亲哭了。
    父亲的追悼会是在长江边开的,除了他的同事和学生,还有很多渔民。在追悼会上父亲的生平被连续起来: 父亲叫袁传宓,出身在江南的一个极富裕地主家庭,毕业于金陵大学。以后在 N大学生物系工作了一辈子。他年轻的时候非常洋派,打领带,说英文,绝不是后来连西装都不会穿的"渔民"。他还会瞒著母亲把我和弟弟带到鸡鸣酒家楼上的西餐店去吃一份牛排。

    后来,文化大革命了,他下了农村,在农村养了几年猪。他跟所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一样,非常努力地把自己脑袋里祖宗八代的非无产阶级意识当作残渣剩汁统统抖落出来清洗干净,然后紧密地和工农打成一片。七十年代,一有正常工作的机会,他就全力为长江的环境保护奔走,呼喊,直到死亡。这就是父亲的一生。很简单。父亲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似乎没有内心世界,他们的内心世界都得公开于众的。唯一还属于他们私人的就是一种根植于中国优秀知识分子良心中的科学和人文精神。这是父亲生命的支点。
    父亲的故事讲完了。长江的故事还没有完,也许永远也不会完。最近老谷寄给我一份当地的报纸,上面报导了一个渔民捕到了一只长江珍稀动物白鲟。报道里谈到,从渔民到科学家,大家都为抢救这只白鲟尽力。老谷看完之后,一定要他的儿子把这篇报道拿到我父亲的坟上去烧,以告慰父亲在天之灵。又因为长江里第一只白鲟是我父亲发现并命名的。那家报纸要我谈谈如果我父亲看见人们对珍稀动物如此关爱的事迹后会怎么想。这时候,父亲已经去世九年了。终於,那种父亲一代 知识分子所坚持的科学和人文的精神开始成为民众意识了。我父亲会怎么想呢? 我想,父亲大概会说:“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

    父亲的科学家职业,让他能够比许多人看得远一点。与其到动物频临危机了,才来赞美人类对动物的关爱,不如不要干扰动物,让它们和我们人类一样,也在地球上有一个位置,过它们和平的生活。地球不是我们人类独霸的,长江里的鱼儿有权力拒绝人类对它们的指挥或关爱。让动物按照它们各自物种的本能自由地生活, 我想这可能是父亲会替鱼儿,鸟儿,鸭子,白鲟发表的独立宣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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