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的缺失与以不信任为基础的结构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孙立平

2002年4月11日

有人讲了这样两个故事:

一个人觉得他现在自己的左手都不相信右手,“左手帮右手挠痒痒,右手想,挠得那么舒服,不知用心何在。右手帮左手擦肥皂,左手想,搓得那么起劲,然后要干甚么?两只手端一碗热汤,左手想,我得自己端住,别指望右手;右手也同样这么寻思。结果,害得他多花了一倍的劲。

一个人在儿子三四岁时,给他上了一堂启蒙课:儿子要喝水,他给了一杯。儿子喝了一大口,烫得哭了起来。他说,谁让你不试试烫不烫,甚么都得自己试,谁也别信,爸爸也不能信。

故事的本身显得有点荒谬。但如果我们将其中的角色换成我们市场中做生意的两个商人,恐怕这个故事就显得普通而又平常了。甚至在其他的社会场所,类似的逻辑也并非完全不存在,差别只是程度不同罢了。近些年来,我国社会生活中信任的缺失问题,已经引起人们的严重关注。事实上,信任是社会生活的最基本的基础。如果没有了最起码的信任,可能我们的生活就会寸步难行。

比如,我们到菜摊上买菜。你说我要两斤西红柿。往往是,卖菜的小贩给你称了两斤,就倒在了你手里拿着的口袋里。如果这时候你不承认口袋里的西红柿是小贩刚刚倒进来的,小贩几乎没有任何办法证明那西红柿是他刚刚倒进来的。但一般地说,这样的情况不会发生。小贩会不加思索地将西红柿倒进去,而你也不会赖帐。这是因为他对你有着基本的信任。然后小贩会说:两斤西红柿总共2元钱。你说没零钱,接着就把一张50元的钞票递给给了小贩,然后等着他给你找零钱。下面的情节是非常重要的:小贩随手就将50元的整钞仍到了钱匣子里,然后给你找零钱。如果这个时候小贩说,你还没给我钱呢。你有办法吗?你有什么办法能够证明钱匣子里那张50元的整钞,就是你刚才给卖菜的小贩的?如果有人让你说出那张钞票的编号,从而证明那张钞票是你的,你十有八九说不出来。但在日常生活中,这样的事情也绝少会发生。为什么?因为人们之间有着基本的信任。这样的故事说明,哪怕是在我们最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中,信任这个东西都是须臾不可离开的。如果离开了基本的信任,像在菜摊上买菜这样每天都要发生的日常生活活动,都是没有办法进行的。

现在要提出的一个问题是,在一个社会中如果出现了信任结构缺失的情况,这个社会的社会生活会变得怎样?许多的研究已经表明,在社会信任缺失的情况下,交易的成本会加大。比如,在我们举的买菜的例子中,如果没有基本的信任作为基础,交易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进行,比如在交易的每个环节上都订立书面的协议,或者都要有共同承认的证人在场。但这样一来,交易的成本就会大大增加。在我们的社会中,由于信任结构的缺失,从而使得社会交易成本加大,并进而影响到社会经济活动顺利进行的例子,可以说屡见不鲜。在商人和商人之间,首先要把对方假设为一个骗子,否则就可能上当受骗;在消费者和商人之间,凡是要购买一个大一点的东西,总要先绷紧一根弦:可别掉进陷阱里;在社会的公共生活中,官方的统计数字你不敢完全相信,报纸上的报道你不敢完全相信。这样,人们几乎在做每件事情的时候,都要向本文开始故事中那端汤的手一样,多用上一倍甚至不止一倍的力气。

问题还不仅仅如此。

在《信任论》一书中,著名社会学家郑也夫曾经分析过信任结构的缺失与秘密社会甚至黑手党的关系。郑也夫教授指出,在一些地方,秘密社会甚至黑手党的泛滥,是与社会中信任结构的缺失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由于人们不相信用常规的,法律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就会转而求助于秘密社会甚至黑社会。而这恰恰是秘密社会乃至黑手党能够滋生的基础。他举了一个例子:在黑手党闻名世界的意大利的西西里,在发生偷盗时,如向警方报告,75%的情况是无所作为,15%能找到罪犯,只有10%能追回赃物;如找黑手党调节,只有5%未获成功,当然被盗人要拿出被盗财物的1/41/3供调节人和盗贼分享。

对意大利西西里以及其他一些地方的黑手党,学者们已经进行了许多的研究,他们将黑手党称之为“不信任的代价”。他们发现,在这些地方,存在着一系列令人遗憾的现象:即使能够给双方带来利益,人们也不合作;人们用受害的手段竞争;在某些场合,即使人们能够从竞争中得到相当大的收益,他们也不这么做。现在的问题是:这是由于人们缺少理性吗?学者的答案是否定的。他们认为,黑手党是对信任普遍缺失的反应。而这种信任的缺失,是在复杂的历史上形成的。他们发现,这些地方在西班牙统治之前,就存在这样的一些特征:顺从而不是反抗统治、贵族贪图享乐、法庭对贵族卑躬曲膝、将个人利益置于公众利益之上、普遍的欺骗狡猾和偏袒、犯罪和谋杀等。而在西班牙统治时期,这种信任结构的缺失被进一步放大和严重化了。有学者指出,“西班牙人不仅为达到统治目的而利用不信任,他们也教被统治的人民这么做,并把它一代一代向下传”。在西班牙统治期间,一直实行“分而治之”和“使之贫穷”的政策,在不同地区和不同群体的人民之间制造不信任和仇恨,特别是在那不勒斯和西西里人之间制造仇恨。在这个期间,存在着一种对信任结构的故意的破坏。也就是说,它一方面掠夺着属国的财富,另一方面也掠夺着属国的“美德”。

然而,这种对社会信任的破坏是一个相当精致而复杂的过程。因为对于一个外来的统治者来说,他既要“瓦解一个社会的信任”(这有利于他的统治),但同时又要“保证它成其为社会所需的宏观条件和微观条件”(这是统治的基础)。按照多利亚的分析,其具体的做法包括,在政治与社会结构上,“封授了大批的新贵族,新贵族的信任不再是社会之间的,而是直接面向国王”。同时,这“也非常有助于在旧贵族政府中产生敌意和动乱”。在文化上以西班牙的行为规范来取代公众信任所依赖的旧规范,“‘习俗的变异’成功地产生了那些保证共和国自身继续瓦解的法律条令”。正如帕格顿所指出的,“实际上,这种文化价值观的变迁所带来的,是一个建立在所有成员相互信任基础上的道德社会的消亡,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建立在怀疑和利己、傲慢和自大基础上的贵族专制的社会”。

而帕格顿更对西班牙统治者摧毁信任的具体技术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在信任建立和维持的过程中,信息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因此西班牙人为了破坏那不勒斯的信任社会,便有计划地减少公民可得到的信息量”。于是,将政府的活动对公众保密,在大学中教授非怀疑性的课程,倡导宗教的盲从等。于是,神秘化和信息的缺乏一起,导致了信任的毁灭,使得人们无法正确地理解他们的公民责任。在这样的情况下,结果,在西班牙的统治下,那不勒斯成了这样的一个社会:贵族阶层以其地位本来应该对共同体承担责任,但这地位却只给他们带来无知和傲慢;法律文本本应使执法人主持公正,却变成了对无休止的高价诉讼的特许;公众节日本应像罗马竞技一样鼓励平民对勇敢和对祖国的热爱,也变得只是消遣和放纵的场合。因此,“上层愤怒地对待下层,因为上层认为尊敬是他应得之物,下层却认为上层骗取了他们的尊敬;而下层也同样对待上层,因为他们认为上层人物都自视甚高,这样在各阶层之间就既无团结也无友爱。”每个人都不再关心其同胞的幸福,而只关心自己的和近亲的私人目的。在经济活动领域中,则充满着交易的不可测性、协议的不确定性,从而使得非个人的广泛合作不可能进行,对超过群体外的人普遍不信任。经济活动领域信任的广泛缺失,必然造成商业的凋零和经济的落后。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黑手党就是对这种信任普遍缺失状况的反应。人是理性的。在这种自私和缺乏信任的社会中,人们唯一要做的就是,如何使自己处于有利的位置。而且,由于最基本的规则和信任的不存在,人们无法用正常“市场竞争”的手段来达到上述目标。在这样的争夺中,他们的最现实的目标不是要战胜对手,而是要伤害对手。“人们唯一的目标,就是从比自己地位高的人那里寻找特权,向跟自己地位相同的人强行要求特权,并把最小的一部分分给地位低的群体”。而黑手党的组织和行动方式,无疑是最适应这种环境的。“任何时候,黑手党都可以被看成是一个成功的群体,或者是几个群体的成功的联合。它的成功不仅在于它能够防御性地应对信任的缺乏,而且也能使用残忍的、必要的暴力手段,通过不断地排外,把不信任变成有利的行动。它最重要的行为就是在尽可能大的领域内垄断尽可能多的资源。”而且就整个社会来说,由黑手党来控制经济秩序和社会生活,尽管“交易成本要比一个信任社会中要高,但回报又比一点交易也没有要高一些”。

黑手党不同于一般的犯罪团伙,黑手党的真正意义是在于,它不仅仅是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更重要的是,是它造就了一种新的社会秩序,或者说造就了一种以强化不信任为机制、以暴力为基础的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正如甘姆贝塔所指出的,在一个深度不信任社会中,不管价值和文化规范是什么,强制和经济利益能在那些最接近黑手党的人中产生理性的适应行为。在这里,暴力成了合作的最主要的机制,同时大量存在的黑帮规范又减少了暴力的使用。但仅仅有暴力的威胁还是不够的,合作必须依赖于经济利益这个更强有力的武器。在群体内部,在面临被捕或生命的威胁时,团结一致能够减少违法活动的风险。在群体外部,可以形成更广泛的经济联系:如通过腐蚀公务员、向参选者提供支持等方式交换利益。而这就是黑手党参与社会生活的最基本的原则。

因此,在面对社会信任严重缺失的状况时,我们面临的一个挑战就是:如何防止社会生活“西西里化”或“那不勒斯化”。近些年来我国社会生活中黑社会势力的猖獗,使我们感到,这种担心决不是多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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