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军中心编者按:下面是我们收到的几篇文章和社会来信,集合到一起发出。]

学术官场化、物权法、教育体育及社会和谐问题

----社会文章汇编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编辑

2007年3月20日

目录

张鸣 :《学术机构官场化到了令人忍无可忍的地步》、

许志永:《理性看待不同的声音——物权法的意识形态之争与中国宪政进程》

高一飞:《让表达权成为首先“解冻的河流 ”》

艾青的诗:《窗外的争吵》

张新光:《打嘴仗的所谓“民主”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杨建:《中国社会不和谐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杨建:《中国如何构建和谐社会》、

红呼礼:思教育首先要反思我们的社会》、

无名:  《关于体育单招和 腐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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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机构官场化到了令人忍无可忍的地步

——专访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鸣

郭宇宽

2007年3月20日

一、学术机构的官场化在败坏学术市场

    郭:在我印象中,看你一贯的文章是比较平和有幽默感的人,最近为什么在评教授,或者学术腐败这样的问题上会变得这么严肃激烈呢?

   张:其实我一贯是一个比较有原则的人,最近的爆发只是长期积累问题让我实在忍不下去而以。

   郭:为什么忍不下去?

  张:因为看不到改进的希望,那评教授来说,我算是既得利益者,已经评上了,对于没评上的,现在拉帮结派,搞山头风气越来越不正,象官场一样,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就在我身边已经发生过好几个正派的老师遭到欺压的经历。

    郭:那总得有个标准呀?

    张:是呀,评教授就是得看学术,才能让大家心服口服,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基本上是长官意志,领导看上谁就是谁。我曾经问,为什么职称评定委员会要有院长办公会定,而不是学术委员会来确定?院长说,评职称不光是学术活动。其实现在连学术委员会都是院长圈定的。

    郭:这套机制在外面人看好像也挺井然有序,运行起来会出什么问题呢?

    张:彻底破坏了学术尊严,败坏了学术市场,外人想象不到现在大学里,学术没有尊严到什么程度。在外人眼里你也许是个大学教授,挺受尊敬的。但在学校里,你几乎什么都不是,你的学术方向,包括晋升和待遇都掌握在一些行政干部手里,而他们也一样有教授头衔,但他们这样的教授是硬通货,在外面他们似乎代表大学最高的学术成就,就像那个笑话说的,在上级领导面前,他们是学者,回到学校里在学者面前,他们是领导。

    他们的品味和水准成了别人不能超越的标准,领导提出只言片语,就跟在后面组织一帮人来诠释,发挥。年轻的教师特别可悲,没有条件进行独立的研究,没有选择,只有跟在这些领导后面当“学术梯队”,写了文章属这些领导的名挂在前头。靠这些领导的垂青恩赐来获得提拔,否则就被当做不合作的人,在圈子里孤立你,任何机会都不给你,不带你玩。要么你臣服,要么你滚蛋。

二、潜规则助长学术包工头

    郭:行政领导为什么会对学术拥有这么大的权力呢?

    张:我说的不仅是一个学校的问题,这成了全国学术界的一个行规。一旦你成了院长,各项好处都少不了你,你可以进入各种评审机制,一旦你有权评别人,你就可以跟别人交换,利益交换的潜规则在全国学术圈已经非常牢固了,同时,也就掌握了学术评审的生杀大权,谁要不听话,就可以封杀他。特别这几年,所谓重视教育科研,一个文科的课题也动辄几百万乃至上千万,乃至上亿,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在我看来绝大多数毫无必要,反而进一步惯坏了一些人,这是巨大的利益呀,大家心思不是用在怎么做学问,而是怎么瓜分利益,一些干部拿着胡萝卜加大棒就成了包工头儿,让别人给他打工,自己整天到处转悠,扒拉钱财,想方设法糊弄上面,现在申请国家科研经费都给回扣,而很多这些人反而成了中国学术界的代表人物。

    郭:这种高度的组织化是不是也有一些正面的价值呢?否则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张:如果说是管理苦力,这种皇帝式的人治也许会在一定时期起到一定效果,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讲则没有任何好的影响,学术是要讲自由的,是真理至上,不认权威的,没有平等的学术尊严和探讨的自由氛围,原创性的思想就很难出来。

    郭:一些人的权威可能会让你这样的人不舒服,可是不是也使管理的需要?毕竟学术单位也使需要管理的。

    张:我觉得没这个必要,我理解的管理就是服务,大学毕竟不是工厂,在国外也不是没有行政领导,人家也有院长,但和中国完全不一样,在国外大学里院长这种职务,谁都不愿意干,那是要为大家服务的,就跟当值日生一样,几个主要的教授推不掉才轮着干,咱们国家读书人为了争个院长,处长之类的官当,打破头,什么手段都使,斯文扫地。这些人到了行政岗位上,非得把权力用足不可,在他身边营造一种文化氛围,让他能爽,这就造成恶性循环,把学术单位的气氛越来越庸俗化。不要让“做人”成为学者费神的事情

    郭:你说这些比较冲的话,会不会被当做不会做人的典型呀?

    张:反正我的同事们大多和我处的挺好,我们政治系也搞得很好,这是大家公认的,我在学院人缘儿也很算不错的。但是我搞不清楚为什么要让学者整天把心思花在做人上呢?特别是中国语境下庸俗化意义上的做人。做一个教师,认真上课,让学生喜欢你,和同事相互启发砥砺,促进学术,这不就行了么。最低限的标准,不要抄袭,不要霸占别人学术成果,不就行了。为什么在一个学术机构见到个行政干部,非得点头哈腰,低眉顺眼,跟当家仆一样。这样的大学还叫大学么?丢人呀。

    郭:是不是你带着比较有色的眼镜看现实,你说的问题可能某种程度上存在,但是个别现象其实没有你说的严重?

     张:我不知道怎么样才算严重,领导来视察让学生排练,为了评院士把很多人的研究成果都堆在一个人身上,这不是作弊是什么?教育部来搞评估,居然把材料装在笔记本电脑里送给人家人手一份,这不是腐败这是什么?大学不说有大师,至少也要为人师表吧,大学发展成这样还有脸教学生要正直,不能作弊么?又一次自己学校的校长来学院考察工作,很简单的一件事居然学院要挂出热烈欢迎的横幅,我可以说上下五千年中国的大学都没有丢人到这个份儿上!

    郭:能否这么理解,这些现象可能不能光怪那些学院的干部,也是中国文化土壤的影响。

    张:中国人爱当官,官瘾大,见到当官的就想下跪,当上官就把别人都当奴才,这当然和历史积淀有关,但也不能都把话扯到历史上,过去也不像现在这样厉害呀,而且我们这里毕竟是大学呀,应该是全社会最先进思想和习惯传播的地方。

    郭:除了你和你的一些同事感到不爽以外,你能否总结一下你最大的担心是什么?

    张:历史上稍微有些出息的学问都是自由的心灵创造出来的,在庸俗压抑的环境下几乎不可能有真正的学问。我们可以不尊重这个规律,最后的危机是,中国学术界被淘汰出世界学术圈。一帮人关着门,玩得自得其乐,拿老百姓纳税人的钱,投上所好,一级哄一级,哄领导高兴,最后整出一堆对社会毫无意义学术泡沫垃圾,在国际上根本拿不上台面。这种危机已经很明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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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文章:

理性看待不同的声音

——物权法的意识形态之争与中国宪政进程

许志永

2007年3月20日

一 预期中的“开门立法”

    2005年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开物权法草案,公开向全社会征集意见。媒体称“这是继1954年宪法、合同法、婚姻法等之后,我国第12部向社会公布征求意见的法律草案”,有人称之为“开门立法”。

    如果物权法立法过程没有出现后来的“意外”,根据过去的经验,可以预见物权法的开门立法之后是这样一个程序:征集的意见交给相关部门专业人士讨论,讨论结果报有关领导,根据领导意见作出修改,最后提交全国人大代表表决通过。

    这样“开门立法”的根本性质在于“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的主体不是立法代表,而是立法机关,更确切地说是立法机关的一些领导。无论征求了多少条意见,由于我国特殊的国情,常常是由领导决定是否“采纳”,而全国人大会议代表们在三千人的大会上基本上没有深入讨论的机会,他们也就很难有自己真实意见的表达,这样的立法通常实际上是领导立法。如果立法只是停留在“开门纳谏”的层次,立法代表表决的时候仍然听从于领导,这样的立法与真正的民主立法还有很大距离。

二 “意外”的发生与立法民主化

    在征集的逾万条意见中,大都是关于具体法律条款的,主要集中于与其切身利益和日常生活相关的领域,如有关住宅用地使用权期限、城市居民能否到农村买房、拾得遗失物是否应获报酬、防范国有与集体资产流失、不动产统一登记等问题。但也有一个意见直指物权法的根本合法性问题。

    2005年8月12日,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巩献田通过网络发表了一封公开信——《一部违背宪法和背离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物权法〉草案》,公开对《物权法(草案)》四审稿提出质疑。他认为,《物权法(草案)》是一部背离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开历史倒车的草案。草案废除了宪法和民法通则中调整财产关系的最核心条款“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实质上妄图用“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精神和原则取而代之,这是违宪的行为。

    巩献田教授的公开信引起了巨大反响。一位下岗人员对巩献田提出的“穷人打狗棍不能和富人宝马别墅一样保护”深表赞同,称其敢为穷人说话,不愧为“民族脊梁”;有人则指斥巩献田为出风头耽搁物权法立法进程,可谓“全民公敌”。这封信远不仅仅是学术争论,“从整封公开信的内容来看,主要是对我国改革开放一些政策的不同意见。”

    一位著名民法学教授这样分析,“改革进行到今天,有人对改革的方向开始发难。小平同志说改革开放不要陷于姓资姓社的争论,现在就有人出来问姓资还是姓社。巩教授就是法学界出来发难的代表。”公开信发表半个月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胡康生、副主任王胜明等4人约见巩献田,向他介绍了物权法起草的基本情况,答复将把他的意见上报有关人士。之后,物权法草案偏离了预定的立法轨道,没有在2005年12月底的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上如期接受“五审”,也未被列入2006年3月全国人大的审议议程。

    这一封公开信“引发立法进程停滞”的背后,是社会各力量的博弈。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在社会出现明显的贫富分化的同时,社会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在执政党内至少存在以巩献田为代表的原教旨主义“左派”和主导改革开放的主流派别。

    左派有着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看待社会问题,他们在中国特殊的国情背景下是一支强大的力量。首先,左派占据了意识形态的制高点。巩献田给物权法扣上了“反社会主义”的大帽子。虽然改革开放已多年,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仍强调都是“社会主义”特色,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社会主义的特点是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贡献田认为,平等保护各种所有制就是对公有制主导地位的否定,虽然这种逻辑推理值得商榷,但他的立场却符合了“共产党宣言”里的消灭私有的基本立场,从某种意义上讲算是国内宣扬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

    其次,公开信获得了一些离退休老干部的支持。他们固守着自己在战争年代的理想和信念,认为改革开放造就了腐败特权,贫富不均,道德沦落等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主张通过领袖发动社会运动的方式治理国家,消除各种社会问题。他们是“打江山”的一批人,在改革新生代面前,具有巨大的道德优越感。

    第三,公开信得到了一些底层民众的呼应。改革开放虽然带来了整体财富的增长,但贫富差距拉大,原来可能存在的隐蔽的特权腐败显性化,公众在为财富增长而高兴的同时,社会广泛弥漫着一种对特权腐败的不满情绪。公开信得到这种激进情绪的呼应,左派的信仰者和社会公众的不满情绪一旦结合,有可能成为一种强大的力量。

    本来是改革派绝对主导的物权法,现在面对反对声音,他们不得不慎重,只好暂缓付诸人大表决,同时开始考虑寻求更多的支持。

     首先,求助于舆论支持。2005年10月24日,新华网公布全国人大常委会新一轮审议物权法草案的消息,称物权法“要体现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又要体现对国家、集体和私有财产平等保护的原则。”这实际上是对左派的回应和对改革方向的辩解。

    针对2006年12月左派新一轮的签名抗议,12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就物权法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就“物权法草案是不是违宪”问题作出解释,认为“经过几次审议,委员们都认为物权法草案是符合宪法规定的。” 

   其次,争取人大代表的支持。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安排,近3000名全国人大代表将提前研读、讨论物权法草案和企业所得税法草案,提出进一步的修改完善意见,以便为大会审议修改完善这两部法律草案做好准备。人大代表以官员、企业家居多,他们绝大部分属于现实社会中既得利益者群体,大都比较务实,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受益者。提前把物权法草案交给他们,让他们有机会深入思考讨论,只会获得更深入的支持。相反,如果只是在大会上发给他们,反而因为受到并不明确的“违宪”思潮的影响可能减少对物权法的支持。所以,执政的改革派这时候需要真正的民主。第三,寻求民主党派的支持。虽然这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但也是是在某种程度上寻找“正当性”。

    物权法本来的立法过程可能是像原来诸多立法一样,人大代表表决很大程度上只是“举举手”,走个形式。但由于这次立法征集意见时巩献田们的阻拦,执政党高层不得不诉诸舆论、民主党派以及人大代表的支持。于是人大代表第一次在人大会开幕很长时间以前就拿到了法律草案,这样他们中至少部分代表有兴趣也有时间仔细思考物权法的问题,可能会主动吸收社会各种声音,主动完成信息搜集加工并形成自己意志的工作,这样一些代表就有了在真正思考基础上的自己的意见表达,立法也就朝着民主化迈进了一步。

三 多元的声音与宪政进程

    为了推行改革,为了让物权法顺利通过,执政的改革派诉诸于人大代表,客观上促进了立法民主,也促进了中国宪政进程。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里,这种“意料之外”的变化正在不断发生。例如,邮政法受到民营邮政和外资邮政的阻击,以往很正常的部门立法受到挑战,邮政法迟迟不能出台,正朝着立法民主迈进。北京市政府在长安街限制小排量汽车的决定受到了消费者和汽车行业的共同挑战,后来不得不改变公共政策。北京限制养犬的法律受到养犬者的挑战,该法律正在进入利益平衡博弈过程。

    宪政进程通常是在意外的不同利益的博弈中开始的,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中国开始了这样的博弈,我们可以反对巩献田们的观点,但我们必须承认,他们的声音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宪政进程。

    对于中国的宪政进程而言,或许这些都是小小的插曲,但这至少让人看到了希望。把争端放在宪法平台上,并诉诸于人大代表表决,利益在宪法和法律的规则之上博弈,在博弈的过程中逐渐形成遵守法律的习惯,这是中国未来的希望。我们应当看到这种希望,看到多元的利益集团的现实,看到不同利益集团的不同角色和共同使命。

    人与人之间与生俱来的差别是客观存在的,这个社会正在越来越显现出不同的信仰,不同的利益团体,这些各种各样的利益团体过去曾经被掩盖了,现在他们正在显现出来。我们应当认识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团体与团体之间的关系有利益之争,但不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关系,不是生死存亡的问题,而是共同存在,共同分享现代文明。过去,利益博弈或者被压抑,或者在暗箱中进行,现在,利益博弈在阳光下进行,这是文明的进步。

    (《公盟评论》(第十九期),许志永 公盟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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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文章:

让表达权成为首先“解冻的河流 ”

湖南湘潭大学  教授 高一飞

2007年3月

 

gaoyifei1216@hotmail.com

 

   民主是对深深期望得到体面对待的人的回应。民主是人类出自天然本性的期望,期望人人对他们各自的命运都有发言权。”----摘自理查德·威廉姆逊《为什么要民主》。

    温家宝总理今日的答记者问中,在谈到民生问题的时候说,“解决民生问题还要让人民生活得快乐和幸福。这就要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在社会推进公平与正义。记者也许问,什么叫快乐?我可以借用艾青诗人的一句话:‘去问开化的大地,去问解冻的河流 ’”。

     总理用一句艾青的诗,深情地表达了他对人民快乐和幸福的牵挂,也用特有的方式解析了“民主是手段,也是目的”的深刻政治哲理:人们对民主、公平、正义的渴望,就如“开化的大地”、“解冻的河流”一样,是人的天然的本性。把民主与 “快乐和幸福”联系在一起,才真正揭示了民主的终极性意义。

    民主是手段,它有很多的功利的价值:它可以减少政府失误、防止腐败、提高效率,使社会更加富强、文明,可以带来真正持久的稳定、和平。但是它本身又是目的,因为民主本身就是人们幸福和快乐的一部分。“民主是对深深期望得到体面对待的人的回应。民主是人类出自天然本性的期望,期望人人对他们各自的命运都有发言权。”“民主不是一幅蓝图或者对特定结果的一种承诺”,正如美国政治学家穆拉维契克(Joshua Muravchik)所说的那样:“其他意识形态承诺给人们幸福,而民主仅仅承诺人们可以自由地追求幸福。”(《民主与民主化》,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4142页。)

    所以,我们可以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真正的稳定,但是,更应当说的是,没有民主就没有人的尊严,因为尽管社会制度不同,各国的民主模式会不同,但是他们都“相信民主是一种普世性的价值是因为确信人类不应该未经他们同意而被统治。”(《民主与民主化》,商务印书馆, 1999年版,第4142页。)

    国际社会公认, “表达自由(包括媒体自由)是每一个宣称是民主社会的必不可少的基础”要实现公民的民主权利,首先要实现公民的表达权。表达权表明的是人与动物的区别,文明时代与野蛮时代的根本区别是人不光是要生存,人类不能仅仅是“会说话的牲口”。

    早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所做出的《决定》中,我国就明确提出了“公民有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表达权。”在这一次的人大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温家宝总理重申了这一主张。我国宪法第35条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这六大自由或权利,统称为表达权(其中,结社权包含了表达权的内容,也是一项独立的权利)。这些权利可以是言论,也可以用行为的方式实现,如公民上访的权利,乞讨的权利,也是行使表达权的方式。这也是我国于1998年签署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确认的公民权利的基本内容。

    在近年来,我国政府在不断的“拓宽社情民意的表达渠道”。温家宝总理在回答记者的提问前,就浏览了“向总理提问”的网页、亲笔给一所小学的孩子们回信;两会期间,我们实行了《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 “外国记者在华采访,只需征得被采访单位和个人的同意”;两会期间,一些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开通博客,全国人大和新闻媒体也通过互联网收集民意,电子政务成为中国民主政治的新气象。这些都是我国表达权方面的重要进步。

    巴克( Earnest Barker)在《对政府的反思》中写到,“政治自由的实现信赖于现实制度的细节和要素。”但是,作为“经验还不足” 的中国,实现充分的民主,还需要上“100年”的漫长探索和艰难实践。就表达权的6大具体权利而言,我国公民的言论、出版权利还受到了过多的限制,彭水诗案之类的现代版“文字狱”在各地还有发生,新闻法的出台迫不及待;就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而言,因为批准游行、示威的制度不规范,经过合法批准的游行、示威很少,使得民众表达往往发展成“群体性事件”;有些地方对待群众上访,是“截”而不是“接”,背离中央精神、违反政策法律、损害群众利益,因此,上访权也还需落实。

    “开化的大地”,“解冻的河流”,既表明了渴望民主是人的本性,也表明了实现这种渴望的艰难。中国民主制度的建设,“由不成熟到成熟,由不完善到完善,由不发达到比较发达,还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温总理语)就如艾青诗歌中写到的大地的复苏一样,需要一个解冻的过程。中国的历史表明,每一次重大的进步,都是从言论自由、思想解放开始,都是从“春天”和“冬天”的一场“窗外的争吵”开始。所以,建设中国的民主,我们可以从作为民主社会基础的表达权开始解冻,一个能够容纳批评意见、可以自由表达的中国,一定会迎来“今年花儿红,明年花更好”的幸福春天。 

2007.3.16,湘潭大学。

附艾青的诗:

 

窗外的争吵

艾青

一九八0年春节)

 

      昨天晚上 

      我听见两个声音 ——

      春天: 

大家都在咒骂你 

整天为你在发愁 

谁也不会喜欢你 

你让大家吃苦头 

 

      冬天: 

      我还留恋这地方

      你来的不是时候

      我还想打扫打扫 

      什么也不给你留

 

      春天: 

      你真是冷酷无情

      闹得什么也没有

      难道糟蹋得还少

      难道摧毁得不够 

 

      冬天: 

      我也有我的尊严

      我讨厌嬉皮笑脸

      看你把我怎么办

      我就是不愿意走 

 

      春天: 

      别以为大家怕你

      到时候你就得走

      你不走大家轰你

      谁也没办法挽留 

 

      用不到公民投票 

      用不到民意测验 

      用不到开会表决 

      用不到通过举手 

 

      去问开化的大地 

      去问解冻的河流 

      去问南来的燕子 

      去问轻柔的杨柳 

 

      地里种子要发芽 

      枝头骨朵要吐秀 

      万物都频频点头 

      异口同声劝你走 

 

      你要是赖着不走 

      用拖拉机拉你走 

      用推土机推你走 

      敲锣打鼓送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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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嘴仗的所谓“民主”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关于15年前一位村支书制订的“草根民主”方案

张新光

2007年3月20日

zhangxg482@163.com

    十六大以来,中央高层决策者头脑十分清醒,无论是大政方针的提出,还是新政策的出台,都显示出了胡温领导集体崭新的执政风格,全国上下形成了政通人和、欣欣向荣的新景象。然而,一些学者总是忍耐不住寂寞,时不时就会弄出一些新招数、新名堂,以吸引国人的视听。比如,前两年关于“改革成败得失”的争论尚未平息,今年开春又闹腾起了一场关于“民主是个好东西”(俞可平),抑或“民主是个不坏的东西”(李君如)的大论战。其实,这种打嘴仗的所谓“民主”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众所周知,世界上最早的“民主”概念,是由西方人提出来的。但是,被后人赞誉为“古代民主灯塔”的雅典只是一个小小城邦,其在最繁荣的时期,境内人口约为40万人左右,其中奴隶20万人,外邦侨民3.2万人,公民及家属16.8万人。真正有权参与议事和审判的公民4万人,只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可以说,雅典式民主制压根就不是一个“纯正的好货”。总之,任何一种民主的本质、内容和形式,都是历史的、具体的、相对的、发展的,而不是主观臆造的、抽象的、绝对的、静止的。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特定的社会发展阶段,究竟实行什么样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管理形式,须根据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文化背景来判断,而不能一概而论。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民主和自由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都是在历史上发生和发展的”。列宁也提出:“无论在自然界或社会中,‘纯粹的’现象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马克思的辩证法就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它向我们指出,‘纯粹’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人的认识的一种狭隘性、片面性,它表明了人的认识不能彻底把握事物的全部复杂性”。

    在这里,我向大家讲述15年前由一位村支书制订“草根民主”方案的故事。1992年6月,组织上派我到鄂豫皖三省交界的河南省新县沙窝镇担任党委书记兼人大主席。我上任没多久,一位50多岁的村支书拿着一叠厚厚的、已经变得发黄的稿子过来,他向我推荐说:“这是我30多年来治村的心得”。我仔细打开一看,上面密密麻麻地记录了多达90条的《村民议事会章程实施细则》。我问他,“你这个东西是怎么弄出来的”?这位村支书回答:“全部依靠经验积累一条一条抠出来的”。我说:“现在上面不是已经有《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吗”?这位村支书回答:“那玩意只是一个大原则,太笼统,具体到下面不便操作”。

    随后,我带着党委秘书到该村现场观察,走访群众,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该村实际执行中的效果很好,还是这种“土办法”比较管用。于是,镇党委“比葫芦画瓢”起草了《沙窝镇村民议事会制度章程(试行)》,经人大主席团会议讨论通过后,决定从1992年9月1日起,在全镇其他13个行政村全面推广这一典型经验。现在回想起来,我之所以能够在镇党委书记的位子上坚守10年而没有出大乱子,与借用这位村支书的“治村法宝”关系很大。

    目前我国13多亿人口中,仍有63%的农业人口,60%的劳动年龄人口,66%的老年人口,70%的少儿人口,长期居住、生活在广大农村地区。与普通民众关系最为密切、也最能解决民生实际问题的“小事”,似乎更能够彰显中国式民主的质量和水平。因此,真正有学问的人,更应关注处于国家政治制度“末梢神经”的基层民主的发育和发展,而不要空喊“民主口号”或独唱“阳春白雪”。正像毛泽东同志经常告诫我们的:“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最起码的知识”。总而言之,民主既是一个政治性的话题,更是一个社会性的问题,从“理想”到“现实”,从“官为民作主”到“民众自己当家作主”,我们仍然还有一段很长、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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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不和谐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杨建

 2007年3月20日于纽约

 Email:c1998168@hotmail.com

     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开幕,要着重研究如何构建和谐社会问题。造成中国社会不和谐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是金钱,物质吗?不完全是。发达国家,美国,日本,财富可谓多,贫富差别,社会不公正现象依然存在。和谐的社会需要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二者缺一不可。和谐社会的总要求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有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国社会的发展已经走上了市场经济的道路,改革开放已经让中国经济迅速撅起,成为世界第四贸易大国。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经开始。剩下任务的就是改革不适合市场经济发展的旧的体制,包括旧的政治体制;改革一切不利于社会和谐发展的旧的政策,法规。让社会变得更和谐,可以做的很多,但很难找到着力点。现在很多做法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治标不治本。什么是中国社会和谐的根本问题呢?我认为是人的户籍制度问题。

    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人性本身有其共性。人性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人性是自私的,软弱的,适者生存的。不承认人性的善恶,是对人性认识的无知,是自己骗自己。

    实现人人平等,公平正义是人类共同的理想,虽然人本身有不同的性别,肤色,等自然因素差别,以及后天努力,教育,家庭,生活环境等等不同,但在同一个国家里,给每个中国公民一个平等的户口待遇应该是可以做到的。

    户口户籍本身只起一个登记,记录功能,不应该把控制,限制等其他权力放入里面。否则,中国人的人人平等就无法开始。一个刚出生在中国的婴儿,他/她从社会得到第一分文件是医院的出生证,他/她从社会得到的第一法律文件是户口户籍。一个人的一生都和他/她的户籍这个法律文件有关。不幸的是,在中国,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政府要控制人口和家庭个人要自由生育的矛盾就产生了,婴儿能不能得到户籍,对超生户罚多少金钱是合理的,如何一视同仁?实际执行的过程中,很难公平。这是新生中国婴儿在其成长过程中遇见的第一个不和谐。

    公民在同一个国家里应该有自由迁徙权,这是1997年中国签署的<<联合国人权公约>>的基本要求。公民自由迁徙,不是任何地方政府对本国人民的恩赐,不应让地方政府的权力进入户籍管理这一个领域,人为在户口上赋予价值,买卖户口,否则,限制自由流动户口,就直接造成同一国人民不同待遇,同命不同价。这只能表明这个国家还没有实现完全意义上的统一,是一国多府。公民自由迁徙,户籍平等,这是统一国家实现社会和谐,族群融合的基本要求。是一个国家内部公平正义的根本问题。因为一个国家内的不同地方存在着经济发展,自然环境等等不同条件,如果没有迁徙自由就无法保证给每个公民有同等机会享受国家给公民的权力。这就叫机会均等,公平正义,是保证国家平等的象征。目前,世界上只有中国,北朝鲜和贝宁共和国不给人民自由迁徙。中国现在已经大国撅起了。不应在回避民自由迁徙这个基本人权。这是中国实现和谐社会的根本着力点,不然,中国社会将永远没有公平正义,只有特权!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将使中国分裂。

    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不是任何人的主观意愿可以改变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个社会制度的优劣,不是人吹出来的,实践才有真正的发言权。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程度不高及人口负担的矛盾,原因是过去30年(1949年-1979年) 中国搞社会主义,经济长期没活力以及人民没有自由迁徙权的苦果造成的。中国从50年代中后期实行的强制户口制度,农村人口被隔离出城市文明,农民无法享受城市文明社会的成果。无法接收先进知识教育,只能生活在贫瘠的土地,长期无发展的机会,农村生活节奏慢,缺乏娱乐,加上没有必要的避孕知识,使农村人人口爆炸。中国城市经济没有活力,市场萎缩,农村更是穷困,全国人民都忙着搞运动,国民经济1979年面临崩溃。看看现在的北朝鲜,就知1979年改革前中国是个什么样子。现在该是反思,改变的时候了。

    实行自由迁徙政策,城市化率必定提高,人口出生率自然就会下降,用不着计划生育。许多国家,包括上海的城市的人口出生率低就证明了这一点。

自由迁徙可以逼政府平衡发展国家

    政府的作用就是平衡各方利益,如果一个地区过渡发展,必然造成人口集中,这就逼中央政府平衡发展国家。例如美国发展就比较均衡,而中国的发展就不均衡,北京,上海比其他地区发展更加不平衡,那么,既使有户口控制,人还是会流动到这些超大型城市。自由迁徙可以逼政府平衡发展国家,如果不平衡发展,几十亿人都愿去好地方居住,这就是人性。会把大城市挤爆。看看北京,上海,就知中国城市政府有多自私,它的后果就是人口爆满,有没有户口限制都一样。北京,上海是世界城市中的超级大胖子,它吸食皇粮,中国人的血汗太多了。环境的承受力是有限的。这就是自然规律,人无法改变,老天会调节,惩罚不良发展。北京由于人口太多自然环境急剧恶化,城市污染严重。德国为防止农村人口流入城市政府在农村作不少工作,一个村子一个景色,与中国政府在山东有一个试点。优先发展大城市,虽然对外宣传,看起来好看,这是一个错误的发展模式,因为,北京上海不可能设立边境,来限制人流入。

    中国不能回避人性和社会自然发展规律,任意无止境只发展大城市会给中国未来带来巨大浪费和灾难!

    地方政府对自由迁徙一定会有阻力,因为地方往往是自私的。但是国家是人民共同的国家,不是只属于少数个人的。不能让城市人成为特区,特权阶层。给公民自由迁徙的权力,户籍平等才能使中国走上正常统一国家的轨道。中国人民的大同社会才能开始,社会和谐才可能逐步达成。

    许多社会的弊端,往往和社会制度有关。彼此制衡的制度就是要约束人性恶的一面。人的问题非一一朝一夕所能解决,但制度只要当权者要改,还是可以办到的。有了好制度,就可以逐步实现人人平等,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构建和谐的社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中国的发展也不例外。

    一切按照自然规律办事,按照常识办事,抛弃社会主义制度优越的自欺欺人,只有中国有些人才会这样想。虚心学习国外好的制度,政策和国际接轨,中国就自然走上和谐社会的光明之路。

 

中国如何构建和谐社会

杨健

2007年3月20日于纽约

Email:c1998168@hotmail.com

    如何构建和谐社会当今中国的焦点话题,和谐社会的主要内容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有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造成社会不和谐的原因是什么?是金钱,物质吗?不完全是。发达国家,美国,日本,财富可谓多,贫富差别,城乡地区差别,社会不公现象依然存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国社会的发展已经走上了市场经济的道路,改革开放已经让中国经济迅速撅起,成为世界第四贸易大国。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经开始。剩下任务的就是改革不适合市场经济发展的旧的体制,包括旧的政治体制;改革一切不利于社会和谐发展的旧的政策,法规。

    围绕着以人为本这个核心,我觉得当前解决人的户口自由迁徙的时机已经成熟,越早改越好。人所占有的财富可能永远达不到平等,但在同一个国家里,给每个公民平等的户口待遇,是可以做到的。这是也是宪法上人人平等的的基本要求。

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

    人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人既是社会发展的积极创造者,又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受益者,既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动力,也是社会发展的结果和目的。以人为本的思维方式要求我们在认识和解决一切(经济的或社会的)问题时,都要同与人(人的本质、需要、使命、尊严、权利)的利害关系联系起来,把是否对人有利作为一切活动的根本出发点、最高评价尺度和最终归宿。人有性别,肤色,身高等自然因素差别,以及后天努力,教育,家庭,生活环境等等不同,但 人性本身有其共性。人性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人性是自私的,软弱的,适者生存的。不承认人性的善恶,是对人性认识的无知,是自己骗自己。

   一个人的一生都要和他/她的户籍这个法律文件打交道

    一个刚出生在中国的婴儿,他/她从社会得到第一份文件是医院的出生证,他/她从社会得到的第一份法律文件是户籍户口。户口户籍本身只起一个登记,记录功能,不应该把控制,限制等其他权力放入户口户籍里面。不幸的是,中国实行二元户籍制,农业户口和城镇户口分离,限制农转非,同时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政府要控制人口和家庭个人要自由生育的矛盾就产生了,婴儿能不能得到户籍,对超生户罚多少金钱是合理的,如何一视同仁?实际执行的过程中,很难公平。这是新生中国婴儿在其成长过程中遇见的第一个不和谐。在中国,户口户籍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多少人为转户口而头痛。中国人自己在控制自己的户口问题上浪费了太多的精力!户口问题给中国的发展以及中国人民的生活造成的伤害不是用金钱可以计算的。多少家庭因两地分居而破裂,多少人因户口造成的不平等而导致地区歧视,人性极度扭曲。社会隔离引发很多犯罪。

只有不同国家之间不可自由迁徙

    公民在同一个国家里享有自由迁徙权,天经地义,这是1997年中国签署的<<联合国人权公约>>的基本要求。中国公民自古到新中国成立前一直享有自由迁徙权,自由迁徙权不是任何地方政府对本国人民的恩赐,人为地给户口赋上价值,甚至让地方政府公开买卖户口,否则,就会造成同一国人民不同待遇,同命不同价。以上现象只能表明我们国家还没有实现完全意义上的统一,是一国多府。发生买卖户口现象是统一国家内部的一种耻辱。政府应把公民的生育权,自由迁徙权还给人民!温总理说得好:“政府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一切属于人民,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一切归功于人民” 。

社会大同

    允许公民自由迁徙,取得同等身份生活在一起,能减少人与人的差别。农民,外地人,通过在城市里受教育,自身素质逐步体高,最终变成和城里人一样。这就叫社会大同。美国纽约集中了全国60%的穷人,他们在城市有廉租政府楼,受到平等教育。一般下一代就完全融入主流社会。城乡经济建设差别永远都是存在的。在美国,很多有钱人喜欢住在农村,人少,空气新鲜。他们有车,一样可以方便购物。穷人大都集中在大城市,政府楼给他们廉价房住。穷人出行乘地铁,省去不少生活开支。那种企图用城乡隔离的方法,禁止外来人入城市入户口,只会造成社会隔离,根本就是在阻挠社会进步,人类大同的历史进程,是完全错误的歪理。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1949年到1958年,中国一穷二白,有自由迁徙制度,并没有造成人口过渡集中。现在都大国撅起了,取消户口的时机已经成熟。况且市场经济,中国人已经自由流动了,即使不取消户口,改变不了人口流往大城市的趋势。实践证明堵的办法是行不通的,不人道的,不符合人类社会文明进程的,不符合和谐社会根本要求的。

户籍平等, 和谐之本

    公民自由迁徙,户籍平等,关系到十三亿人的权力平等,是当前我们国家构建和谐社会诸多问题当中急待解决的的首要问题,是统一国家里实现社会和谐,族群融合的基本条件,是一个国家内部公平正义的根本所在。由于一个国家内的不同地区存在着经济发展,自然环境等等不同条件,如果没有迁徙自由,国家就无法保证给每个公民有同等机会享受国家给公民的权力。这就叫机会均等,公平正义,是保证一个国家平等的象征。目前,世界上只有中国,北朝鲜和贝宁共和国不给人民自由迁徙。中国现在已经大国撅起了。不应再回避民自由迁徙这个基本人权。这是中国实现和谐社会的根本着力点,不然,中国社会将永远没有公平正义,只有特权!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将使中国分裂。

一个中国内部分治分立的现状

    用一个中国的概念来理解一个中国的现状十分贴切。即中国各个省,市,县,区,村, 乡的政府都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同属一个中国。各个地市县的户口是准国籍,身份证就是通行中国国内的准护照,各市,县,区,村, 乡的人民去中国内部任何地区市免签证入境,可以在当地工作,但本地人优先。去深圳要向公安机关申办有效期为半年的边防证。如果要在外地生活居住,要向所在地政府申办暂住证(居住证),相当于国外效期为一年的非移民签证。若加入居住地地户口,就是入居住地的国籍,入籍后才有选举权。办理了暂住证的人是合法移民,没办理暂住证的是非法移民,如果被城管抓到,就会科以罚款,有时还遣返原籍。非法移民问题在美国也有,但是,纽约州的法律规定,非法移民的子女也可以享有免费在纽约公立学校都中小学。在中小学生注册时,校方不能问学生家长的身份。另外,美国非法移民在美国打工,同样受到不同待遇,很多老板使用非法劳工,把他们当奴工。农民在中国城市的劳工待遇,和美国非法移民得到的待遇一模一样,更证明了我的观点,即中国的现状是国家实质半分列,农民被奴役做劳工的社会。例如最近北京政府计划实行居民绿卡制度。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家拿绿卡。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要暂住。

    中国各地政府是根据你的户口来决定你是那里人的。例如一个车祸死亡赔偿费用和你的户口所在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关。所谓“同命不同价”。这是有中国特色的“不同国与国”待遇。这种户口制度十分有利于城市发展,因为城市政府可以支取农村地区,贫困地区无限的人力资源,而无须负责外地人的社会负担。因此,有人说,中国城市的发展,是牺牲农民工的利益为代价的。地方政府的GDP往往不包括外地人在内。

    在中国,很多人回避或从来不正视自由迁徙权这个问题及其带来的危害,好像在中国,人口多,人民自由迁徙就是要控制,存在即合理。当中国社会出现不平等问题的时候,人们只是震惊,气愤地方政府或某个人在处理具体事件时如何没有人性。例如孙志刚事件。孙志刚事件不是偶发性事件。成千上万外地人在广东被当成三无人员给遣返原籍。很多地方的政府从来没有把外地人当自己人看待,这是因为没有自由迁徙权造成的。

    外地人也是中国人,享有同等的公民权力。

    目前中国很多城市的高速发展,有很强的掠夺性。深圳特区在中国国内设有边防线,城市户籍人口约一百万,可是外来人口有好几百万。外来工是城市的建设者,却无法得到城市户口。特区政府榨干了外来工的血汗以后,把他们毫不留情地一脚踢开,这就是好多中国城市掠夺式发展的模式。外来工只是黑心企业主要宰的羊,地方警察要敲诈赞助证费,各种乱受费的财源罢了。2003年发生在广州的孙志刚事件,原因是城市管理者打着文明城市,清理三无人员,打击犯罪的旗号,公开在大街上对外地人实施有组织的抢劫,强制拉人进收容所,以收取罚款导致的。真正的盗贼们早就办好了各种证件,所以遣送法实际上变成了地方政府向外来工,尤其农民敛财的法宝。

自由迁徙,逼政府城乡一体化平衡发展国家

    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不是任何人的主观意愿可以改变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个社会制度的优劣,不是人吹出来的,实践才有真正的发言权。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程度不高及人口过多的矛盾,是过去(1949年-1979年)违反社会发展规律,错误决策积压的矛盾造成的。中国搞社会主义,经济长期没活力,生产效率很低。中国从50年代中后期实行的强制户口制度,人民自由迁徙权被剥夺,农村人口被隔离出城市文明,农民无法享受城市社会文明的成果。无法接收先进知识教育,只能生活在贫瘠的土地上,农村生活节奏慢,缺乏娱乐设施,加上没有必要的避孕知识,使农村人口爆炸。全国人民忙着搞阶级斗争,运动,国民经济1979年面临崩溃。看看现在的北朝鲜,就知1979年改革开放前中国是个什么样子。现在该是反思,改变的时候了。

    实行自由迁徙政策,城市化率必定提高,人口出生率自然就会下降,用不着计划生育。许多国家,包括上海的城市的人口出生率低就证明了这一点。

    中央政府的作用就是平衡各方地方利益,如果一个地区过渡发展,必定造成人口集中,而自然环境的承受力是有限的,这就逼中央政府城乡一体化平衡发展国家。例如美国允许自由迁徙,城乡一体化发展就比较均衡;中国不允许自由迁徙,城乡各自为政,各自只管各自户籍内的人民,发展就不均衡,尤其北京,上海地区发展更加不均衡,就算有户口控制,人还是会流动到这些超大型城市。北京,上海不可能设立边境,来限制人流入。人都愿去好地方居住,这就是人性,会把大城市挤爆。看看北京,上海,就知地方政府有多自私,优先大城市发展,高楼林立,满足了地方政府的虚荣心,但并一定环保,有些高楼还会成为未来环境的隐忧,后果就是人口爆满。

    北京,上海是世界城市中的超级大胖子,这是一个错误的发展模式,但人性如此无法改变,老天会惩罚不良发展的。任意无止境只发展大城市会给中国未来带来巨大浪费和灾难!北京由于人口太多,水自然溃乏,自然环境急剧恶化,城市污染严重;重庆去年连续高温,人畜缺水两个月就是超大规模城市的和自然不和和谐的表现。例如上海,地下沉降加剧。很多发达国家很注重城市环保,不再建高楼,而是城乡一体化发展,德国为防止农村人口流入城市政府在农村作不少工作,地铁,轻轨交通,高速路发达,一个村子一个景色。 

    地方政府对自由迁徙一定会有阻力,因为地方往往是自私的。但是国家是人民共同的,不是只属于少数人的。不能让城市人成为城市特区的特权阶层。给公民自由迁徙的权,户籍平等权才能使中国走上正常统一国家,社会大同的轨道。中国的社会和谐才可能逐步达成。

总而言之

    构建和谐的社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许多社会的不和谐,往往和社会制度有关。让社会变得更和谐,要从改革过去不合理的制度入手,不要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治标不治本。彼此制衡的制度就是要约束人性恶的一面。人的问题非一一朝一夕所能解决,但制度只要当权者要改,还是可以办到的。有了好制度,就可以逐步实现人人平等,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长期遭受外国,尤其西方列强的压迫,对外来制度有一种悲情,排斥,好像民主,人权,平等,自由都是资产阶级的,不适合中国。中国人以为自己的社会制度优越于其他国家,好像中国可以做违反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事,比如大跃进。这其实是自己在骗子自己,头脑发热的一种错误观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过去几十年的实践经验,教训充分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忽略人性的错误。在世界上是行不通的。中国改革开放姓社姓资,我看大家比我心里都清楚。没有改革开放,中国不会有今天的飞速变化,仍会像今日的朝鲜一样没有活力。难道我们愿意回到从前吗?历史的车轮是不会倒转的。不要再继续做违反人类发展基本常识的事了。虚心学习国外好的制度,政策和国际接轨,中国就自然走上和谐社会的光明之路。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中国的发展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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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meidichanghong@126.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qg@peopledaily.com.cn> 抄送:发送时间:2007-03-19 11:59:21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反思教育首先要反思我们的社会 

反思教育首先要反思我们的社会

红呼礼

2007年3月20日

    学生的世界观、生活态度、素质教育、就业观念等等诸多方面的问题,表面上看是教育体制问题,其实已经涉及到近二十年以来的国家各项改革、甚至人们思想变迁等等深层次问题,这个课题对我国今后的社会稳定、文明进步都会产生重要影响,目前学生的状况使人们对社会的未来产生深深的忧虑,我想从下面几方面发表自己的观点:

    一、 学生就业问题很大程度是分配不公造成的,就业问题其实是全世界都面临的问题。劳动岗位也是稀缺资源,劳动岗位就是财富,就业问题涉及到整个社会的分配制度问题,道理非常简单,即资源是有限的!资源就那么多,蛋糕就那么大,张三多了,李四就必然少了。我国近十年的改革过程中,太过于强调市场经济,商品琳琅满目、令人眼花缭乱,激起人们消费以及占有的欲望,反过来弘扬社会责任少了,互相攀比,争创高薪,无序竞争,学生如果没有一定的社会关系,根本就不要指望找到能达到社会平均水平的岗位!

   首先,各个地区、单位、企业、团体都努力守住自己的势力范围,守住自己控制的资源,即使在自己能力根本顾及不到的情况下,压缩人力成本,尽量减少单位在编人员,尤其以改革为名精简异见人员或者不称职人员,以利于留下来人员的分配利益最大化,人少好分配,或者腾出岗位安排自己的关系、又或者拼命延长在位的任职时间,即使某单位的领导愿意承担社会责任,吸纳多一些大学生;即使单位新吸收的博士生创造了社会效益,都可能会引起单位内部怨恨,生怕被抢饭碗或分薄了利益。

    其次,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甚至同一单位的不同部门都不可能自动降低自己的收入,即使各级党政机关、国家的企事业单位人满为患,人浮于事,即使他们提供的公共产品(甚至可能不作为)满足不了社会的要求而受到公民的批评,他们都会利用权力努力增加自己的利益,垄断着公共资源,肥水不流别人田,所以,在我们这个号称以“三个代表”为指导,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举世瞩目的持续几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情况下,却以减轻财政负担为由,把公费医疗、免费教育、福利住房等基本福利制度作为社会弊端给改革掉了,社会主义优越性仅体现在党政机关公务员身上,造成新的贫富悬殊。

   鉴于公务员与企事业单位的福利过分悬殊,各级党政部门自然成为大学生就业抢夺的独木桥,一方面人满为患,另一方面无法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如:医疗、卫生、教育、交通、工商、城监管理等等等等。

   再次,在整个社会都以经济指标衡量业绩的情况下,不可能寄希望社会以及外资、合资机构吸纳大学生就业。在物欲横流的社会氛围中,谁愿意到贫困地区工作?即使有人愿意,谁对他们家属负责?

    最后,这几年国有企业的改制,已经将原来的国有骨干企业卖得差不多了,已经没有机构愿意接受大学生就业了。

    在这种情况下希望扩大就业、和谐稳定、让利于民、共同富裕就等于天方夜谈!学生就业的问题涉及到政府如何调节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行业的分配制度问题,坚决遏制贫富悬殊。另外:就是如何弘扬社会责任的问题,每个单位、每个行业如何为社会的和谐稳定、共同进步作出自己贡献?

二、观念问题

    记得小时候我们看电影《向阳院的故事》,里面有一首歌“今天是红领巾、明天是工农兵”,在那个年代,城里的孩子们的理想普遍都是长大当工人,最高境界就是当一名人民警察、解放军战士,农村的孩子的理想就是当一名拖拉机手。在那些年代,能够当上一名邮递员骑上自行车给人送报纸就已经非常令人羡慕了,而今天,这些行业中除了警察外,其它早已成为弱势群体。农民成了失去土地、没有组织、没有保障的无业游民,工人成了下岗的代名词,解放军同样面临复员、转业安置问题,而民营企业或者外资企业,很多是国家政策顾及不到角落,如此贫富悬殊的巨大反差,谁愿意将自己置身于低收入的、没有话语权的弱势群体呢?教育部门如何培养孩子们尊重劳动者,树立劳动光荣的思想意识,端正就业观念?

三、教育方针问题

    教育方针问题,既有上述社会因素影响,同样有学校因素、家长因素的影响,由于观念的变迁,现在的学校追求的分数第一,追求升学率,孩子们很少有思想品德教育,缺少了英雄主义、集体主义、自力更生的教育。过去,学校经常组织孩子们看电影,荧幕上的英雄就是孩子们的偶像,学校还经常组织孩子讨论电影、小说里头的情节,启发孩子们明辨是非、懂得什么是真善美,使孩子们知道感恩,学会回报,敢于承担责任。学校每学期都组织孩子们学工、学农等等,使教育与生产实践相结合,让孩子们接触社会,培养孩子们劳动、生活技能,尊重劳动人民,爱护劳动成果,珍惜自己的学生生活,但今天我们的教育部门早已经将这些优良传统抛弃。学校追求升学率,孩子们和家长追求分数第一,还有哪一家学校敢组织孩子们学工、学农?看电影(其实现在已经没有适合孩子们的电影)?一旦降低升学率,学校及其老师就要被教育局以及学生家长追究责任。

    可能不相信,我儿子就读于广州一所著名的省级重点小学,该学校曾经培养出羽毛球世界冠军,国家足球队的核心等等,学校自己就有学生室内游泳池、标准羽毛球场、正规的篮球场、橡胶跑道等等各种正规完备的体育设施,还有一个天台植物园(经过了考评后就几乎荒废)。但是,我儿子在该校六年期间,学校竟然没有组织过一次游泳课,这些场馆仅限于学校的特长生、运动员使用,作为学校的形象工程,为校长争添脸面。还有更过分的,课间十分钟孩子们不能到球场,只能在课室自由活动,放学后这些体育设施只开放给学校特长生、运动员,要不就关闭,普通学生是难以享受这些设施的。

    还有,学校的美术课、音乐课、体育课等等经常被主课排挤,如果孩子们要在这方面深造学习就得另外交钱。现在的学校已经听不到孩子们天使般的美妙歌声了。

    这些现象可能可以解释:为什么社会发展了,学校硬件上去了,物质条件满足了,但孩子们却失去欢乐。我认为,现在那么多的孩子们患上统合失调症,除了家长的过分溺爱之外,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悬在学校、老师、学生、家长头上的“分数第一,追求升学率”的观念作怪,导致我们的学校背叛了办学方针!

四、 培养孩子们的健康人格

    教育为什么人服务?政府在教育问题上一方面对教育设施闲置浪费,多少麻雀大学搬迁到大学城,造成原校舍空置;另一方面对各地区、各学校的配置严重不公平,导致教学质量差异太悬殊(尤其哪些有权力背景的学校享受着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平均每一名老师要负责45名学生,加上各学校硬件上的严重差异,众多家长都千方百计将孩子送往名校,导致流行择校费,也就是说我们的教育从开始就产生差异,既然存在差异,就很难达到人格平等。

    我们在前面提到,孩子们在学校、家庭、社会所受到的教育决定了孩子们的

    素质,影响着孩子们的学习、生活观念,正如潘祎老师在“80年代后”一文所反映的:学生们无所事事,没有精神寄托,大学扩招,花费数万元读大学,毕业后却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新的读书无用论开始蔓延,现在社会上花几万元、几千元就可以买到政府有关部门、或者学校颁发的真的“假文凭、假职称”。就业观念高不成低不就,很多孩子们毕业后成了“啃老一族”(吃家族老本),发展下去必然演变为对社会的不满情绪。

    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问题:

    政府如何调节各地区、各行业、各部门的分配制度,如何确保公平优先,褒扬效率?(过去我们强调效率优先,但问题是:怎样考核效率?以什么标准考核?谁来考核?效率成本怎样?是否需要全体公民认可?)

    如何保障弱势群体?如何使我们的社会确立尊重知识、劳动光荣的风气?政府应该如何守卫正义,让邪恶受到惩罚?如何把孩子们培养成为明辨是非、品行端正、敢于承担责任、学会感恩、懂得回报、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现在很多学者都在探讨,为什么我们的国民缺乏信仰?反思我国近代史,从五四运动开始提倡抛弃孔孟之道、抛弃儒家学说、加上本能地排挤西方的宗教,也就是说,我国的国民没有完整的信仰体系。建国后我们好不容易建立了一套共产主义道德体系,它教育了我们几代人,尽管经历了文革的荒诞岁月,很多人对自己的理想还是忠贞不渝、一往情深!他们现在已经构成各条战线的骨干(当然也有个别贪官污吏)。可惜,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一代人很快就要退出历史舞台,更加可悲的是:这几年我们过分追求市场经济的价值观,把过去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都丢掉了。

    很多人都认为信仰问题是学校教育失误所致,我认为更深层次原因是政治体制滞后导致社会畸形发展,人们没有信仰的真实原因就是缺乏追求真理的勇气,不敢讲真话!我们经常说:“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但我们恰好在这方面出问题!在单位内部发表不同于管理层的意见,你可能会被以工作需要为名、以改革为名调整到边缘化的部门,甚至要失去工作岗位、失去财富,连累你的家庭,讲真话要吃亏。相反,对领导唯唯诺诺、巴结领导可能会升职,惠及自己的家庭。这种风气已经根深蒂固在我们的社会蔓延,影响着我们的学校、影响着我们的每一个家庭、影响着我们的孩子,你还能指望学校教育出来的孩子有信仰吗?如果孩子们没有信仰,我们的民族也就没有希望了!

    所以,重建道德体系,培养独立人格,追求真理的基本前提就是:社会必须要有公平、正义、和谐、宽容的气氛,树立讲真话的制度氛围。

    学校存在的问题,学生的意识问题,其实是社会的缩影。既然我花费数万元读完大学一样找不到(所谓体面的)工作,我读书干什么?既然社会上数千元就能买到学校颁发的“真文凭”、以及社会机构颁发的各种“资格证”,我读书干什么?既然有关系就能找到好工作,我何必如此含辛茹苦做学问?我为何不利用自己的资源去找关系,苦心经营关系网?既然社会上流行“金钱拜物教”,我为什么逆社会潮流去追求什么真理、培养什么独立人格?既然社会已经变得尔虞我诈,我为什么还要冒着风险讲真话?俗语说:好汉不吃眼前亏,今朝有酒今朝醉。我为什么还坚持实事求是,弄得自己身败名裂、甚至可能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归根结底,教育的问题实质上反映了我们的社会问题,反思教育首先要反思我们的社会体制问题,如何抛弃浮躁、正确面对现实,重建诚信,以人为本,实事求是去解决问题,努力使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兼容、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中探索出第三条道路,按照党中央提出的:创造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环境,成为摆在各级党委和政府面前的迫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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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体育单招和腐败问题

    我弟弟是一名学体育的高中生,去年本可以考首都体院着,但听说要考上他们学校要交1万元的额外费;但我们家是普通的农村家庭,这些钱拿出来谈何容易啊??于是他出去打工干了半年 挣了近五千元。但今年报名据说要交2万元呢!!

    唉,无奈!这社会!!虽然国家在表面上三令五申的反腐败,但越反越腐!!

    腐败,像一个不正常的癌细胞,真腐蚀着这个社会。让健康的社会有机体变得越来越羸弱。不知道还有那些领域没有腐败的身影。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历史一再重演。普通的老百姓,在利益权衡考量中,正默认着这个社会的暗流。日子还要过,生活还要继续,孩子还要教育,工作还要发展。凡是在自主权较大的领域,一般都隐藏着腐败的鬼影。通过腐败的路子走过来的人,只好忍辱偷生,无奈的延续着自己的梦。 招生腐败,这本应是最具公平的领域,也正遭受着侵袭----一个富裕的家庭,尚且能够纵容这种腐败的毒瘤,但对于那些贫穷的老百姓。如何去承担这样的代价??真的让人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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